列寧時期書刊檢查措施及其評價

俄文цензура意為“書刊檢查”。英文翻譯為censorship，是從拉丁語censere發展而來，意即古羅馬專司戶口調查、社會風紀檢查和道德行為監督的地方行政官^[1]。書刊檢查源於古羅馬，從產生之日起，書刊檢查就與政府的管理密切相關，它首先代表一種自上而下的強制性的權力，公民按照檢查官的要求去做，或者不允許有悖於執政者規定的言行^[2]。依照實施方法，可以將書刊檢查分為出版前檢查(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ая цензура)和出版后檢查(последующая цензура)。其中，出版前檢查是指必須獲得允許才能出版書籍或者演出劇目等﹔出版后檢查(也稱懲罰性檢查)是指對已經出版的書籍進行評估和針對違反書刊檢查的出版物採取限制性措施。書刊檢查在俄國歷史上一直都存在，十月革命的勝利宣布了沙皇和資本主義在蘇維埃俄國的終結，也宣布了資本主義書刊檢查在蘇維埃俄國的末日。

一、列寧時期實施書刊檢查的背景

(一)俄國書刊檢查歷史久遠

俄國素有書刊檢查傳統，15世紀∼16世紀俄國同西方國家一樣開始書刊檢查，但當時，書刊檢查並沒有作為一種制度而存在。到1720年彼得一世時期，俄國官方始發布第一個有關出版檢查方面的法令。雖然俄國的書刊檢查開始時間與西歐相差不多，但到19世紀中葉，尚處於落后的農奴制度和沙皇專制制度統治下的俄國，書刊檢查制度達到鼎盛，而同一時期歐洲各國開始紛紛採取措施，取消書刊檢查。在十月革命前幾百年的俄國歷史上，無論是15世紀∼16世紀的教會，還是其后的歷代沙皇都執行嚴格的書刊檢查，以此項制度不斷地扼殺著俄國的進步思想與言論。

十月革命前，沙皇政府第三廳作為管理書刊檢查制度的最高機構，對俄國解放運動中涌現的許多進步報刊和革命者進行過不同程度的迫害。此間，列寧不止一次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沙皇俄國的書刊檢查：“監獄中擁擠不堪，流放地也有人滿為患，幾乎每個月都可以聽到俄國各地社會黨人被‘抓獲’、交通聯絡站被偵破、鼓動員被逮捕、書報被沒收、印刷所被封閉的消息。”^[3]他曾經表示，俄國的報刊是“戴上籠嘴”^[4]的，對沙皇俄國的書刊檢查深惡痛絕。在自己的許多著作或者通信中，列寧都對沙皇政府的書刊檢查進行了批判與控訴，表達了與沙皇書刊檢查進行斗爭的決心。列寧在這方面採取的辦法很多，其中包括：“文章都用筆名”^[5]，“來信可通過原轉送站”^[6]，“國外寄給《火星報》小組的郵件，可按‘社會民主黨人’小組的地址投遞。如國外有《火星報》小組的組員，則所有通訊稿都應寄給他。如果在國外沒有任何《火星報》小組組員，則由‘社會民主黨人’小組和《火星報》特派員負責這一事務。”列寧等在十月革命前深受沙皇書刊檢查之害，同時在革命的實踐中，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深刻認識到報刊在革命中的重要性，也認識到封建社會以及資本主義社會的書刊檢查在人類發展史上的阻礙作用。他們希望，“在新秩序鞏固”后，將“在擔負法律責任的范圍內恢復出版業的完全自由”^[7]。盡管列寧時期實施書刊檢查制度是為當時的環境所迫，但從俄國歷史發展的脈絡來看，仍與俄國書刊檢查的慣性分不開。

(二)內憂外患促使蘇俄實施書刊檢查

書刊檢查制度在十月革命勝利后立即被提上日程與時局密不可分。十月革命后，新生蘇維埃國家外有強敵環伺，內有叛軍突起。日、英、法、美等帝國主義國家企圖將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扼殺在搖籃之中，於是全力支持俄國國內鄧尼金、阿列克謝耶夫等人的復辟活動並實施武裝干涉。這期間，蘇俄國內外敵人佔領該國近3/4的土地，對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實施層層包圍。外國武裝干涉分子和俄國國內反革命勢力，如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無政府主義者等在從事破壞活動的同時，還對新生的蘇維埃政權進行輿論干涉，這些反革命勢力所擁有的大多數報刊都站在新生蘇維埃政權的對立面，大量發布反對新生蘇維埃政權的言論，對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的革命路線進行謾罵與攻擊，故意歪曲事實擾亂人民的視聽^[8]，政治斗爭異常激烈。“實際上，當時相當一段時間(1917年10月至1918年6月)革命與反革命兩個營壘之間與其說進行的主要是一場軍事斗爭，毋寧說主要是一場政治斗爭。報刊在政治斗爭中實際上就是槍炮和子彈，因此對待報刊問題就成了當時斗爭的焦點之一。”緊張的局勢要求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採取措施取締反革命報刊，可以說建國之初蘇俄政府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限制反革命的言論自由。

(三)統一布爾什維克黨內思想

十月革命后，在新生蘇維埃國家面臨重重困難、國內戰爭如火如荼地開展、國內和平受到威脅的嚴重情況下，布爾什維克黨內部仍就一系列問題爭論不休，無法達成統一。在對待《關於出版的法令》方面，布爾什維克黨內多數派對該法令持贊同態度，而以拉林為代表的反對派提出撤銷上述法令。列寧等將黨內反對《關於出版的法令》的少數派看作是背叛十月革命的人。在是否簽訂布列斯特和約問題方面，黨內形成了三派意見，以列寧為首主張立即簽訂和約﹔托洛茨基提出“不戰不和”方案，即“宣布結束戰爭狀態，讓士兵復員回家，但拒絕簽訂和約”﹔以布哈林為首的“左派共產主義者”則強烈主張中斷和約談判，向德國宣布革命戰爭^[9]。國內戰爭期間，俄共(布)黨內部出現了“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對派”兩個反對派集團，前者主張將一般環境下的民主集中制原則運用於戰時環境﹔后者則具有無政府主義傾向。從列寧時期實行的書刊檢查以及出版方面的政策來看，列寧在這方面的舉措與當時黨內的爭論也是分不開的，是列寧有關蘇維埃國內總體政策的一個具體體現。

國內戰爭結束后，雖然蘇維埃政權戰勝了國內外敵人，但其本身亦遭遇重創，國民經濟近乎崩潰，政治極不穩定，國民的意識形態異常混亂。為使國家經濟走上正常的發展道路，1920年底，列寧開始醞釀在蘇俄實行新經濟政策。實施新經濟政策期間，蘇聯國內出現了許多獨立的私人出版社、報紙與雜志出版機構，形形色色的思想和社會理論充斥其中，國民意識進一步混亂，布爾什維克黨與蘇維埃報刊受到嚴重的沖擊^[10]。蘇俄政府認為，在這種情況下，為加強意識形態管理、防止資產階級思想復辟、對抗敵人的反動宣傳，必須實行嚴格的書刊檢查^[11]。

二、列寧時期關於書刊檢查的實踐

列寧時期的書刊檢查主要針對以下一些方面：大眾傳媒，出版社，公共圖書館藏書，劇院、電影院、馬戲團、工人與農民俱樂部上演的劇目或節目等。原則上可將這一時期的書刊檢查分成以下幾種類別：政治檢查、軍事檢查、電影戲劇檢查等。

(一)政治檢查

十月革命勝利第二天，即1917年11月8日(俄歷10月26日)，以列寧為首的革命軍事委員會便發布命令查禁資產階級報刊，當時被列入查禁的報刊有8種。

1917年11月9日(俄歷10月27日)，蘇維埃第一屆工農政府第一次會議發布了《關於出版的法令》，這是蘇維埃政府頒布的第一個有關政治檢查的法令，是對出版管制極其嚴格的法令。蘇維埃政府機關報《真理報》於11月10日刊出法令全文。根據《關於出版的法令》，相關部門、機構對通過報刊從事反革命宣傳的資產階級報刊進行懲罰，並關閉所有資產階級報刊，大規模肅清國家、社會及私人圖書館中陳列的有害出版物^[12]。1917年11月17日，在《關於出版自由的決議草案》中列舉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在處理出版自由方面的不同點，並規定了必須對資產階級所謂的出版自由採取嚴厲的措施：“資產階級認為，出版自由就是富人有出版報紙的自由，就是由資本家霸佔報刊。這種霸佔的實際結果是使包括最自由的國家在內的世界各國到處都有賣身投靠的報刊。工農政府認為，出版自由就是使報刊擺脫資本的壓迫，把造紙廠和印刷廠變成國家的財產，讓每一個達到一定人數(如1萬人)的公民團體都享有使用相應數量的紙張和相應數量的印刷勞動的同等權利。這一目的同勞動者擺脫資本壓迫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工農臨時政府為達到這一目的而採取的第一個步驟就是設立調查委員會，調查定期刊物同資本的聯系，調查它們的經費和收入的來源，捐助者是哪些人，它們彌補赤字的方法直至報館的整個經濟情況。凡對調查委員會隱瞞賬簿或其他文據者，凡顯系謊報情況者，均將受到革命法庭的制裁。所有報館的業主、股東和職員必須立即向設在彼得格勒斯莫爾尼學校的調查報刊同資本的聯系、報刊對資本的依賴關系的調查委員會提出有關上述問題的書面報告和材料。”^[13]1917年11月8日，人民委員會頒布了《關於實行廣告刊登國家壟斷的法令》^[14]，對全國的廣告業務進行統一管理，以阻斷資產階級等反革命報刊同銀行的聯系。為削弱反革命報刊的經濟實力，夯實蘇維埃報刊的經濟基礎，法令規定，一切形式的付費廣告或者有關廣告發行的業務均由國家壟斷，並交由彼得格勒工農政府以及地方蘇維埃管理，違反者將予以查封，此舉在實踐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17年12月26日，根據工兵代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決議，列寧指令稱：請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征用《交易所新聞》印刷所以及該所的全部房舍、機器、印刷材料、紙張和其他財產^[15]。一些無產階級報刊依照該命令，將征用的資產階級財產用作出版自己報刊的資金，《真理報》、《貧農報》等刊物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此間，由於革命形勢的發展以及階級斗爭等的需要，反革命報刊不斷被關閉，蘇維埃政府“從1917年10月到1918年6月間共關閉或查禁470份反革命報刊”^[16]，其中包括：《語言報》、《新時代》、《交易所公報》、《歷史公報》、《聖彼得堡公報》、《俄羅斯公報》、《人民意志報》、《我們的心聲》、《晨報》、《新俄羅斯》、《前進報》、《黎明》等。到1918年初，全國共有154家孟什維克黨、左派和右派社會革命黨人以及無政府主義者報刊，到了當年9月剩下50家，到1919年僅存3家，反對布爾什維克黨的報刊消失殆盡^[17]。一些報社的財產被收歸國有，情節惡劣的出版者被移交法庭。

《關於出版的法令》在《真理報》上刊出后，立刻引起孟什維克黨、社會革命黨以及無政府主義者的惡意攻擊，他們利用一些沒有被關閉的報刊公開批評甚至指責蘇維埃政府的法令是錯誤的，同時還煽動印刷工人罷工，雖然最終罷工因為多數印刷工人不同意而沒能舉行，但也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響。為此列寧稱：“我們早些時候就聲明過，我們一旦取得政權，就要查封資產階級報紙。容許這些報紙存在，就不成其為社會主義者了。誰主張‘開放資產階級報紙’，誰就是不了解我們正在大踏步地向社會主義前進。沙皇制度被推翻后，維護沙皇制度的報紙就被封閉了。現在我們粉碎了資產階級的桎梏。”^[18]

在政治局勢尖銳化以及蘇維埃政權面臨的形勢不斷嚴峻的情況下，蘇維埃俄國書刊政治檢查變得越來越嚴厲。1918年1月28日，蘇俄人民委員會發布了由列寧簽署的《關於成立報刊革命法庭的法令》，並於2月22日在《工農政府報》上刊出^[19]。法令規定，報刊革命法庭負責審理的犯罪活動主要指：通過報刊從事反對人民的犯罪行為﹔通過報刊發布虛假或歪曲性地反映社會生活現象的各種報道，以達到侵犯革命人民的權利與利益的犯罪行為。同時，報刊革命法庭還對具有反革命傾向的資產階級等報刊實施公開譴責、查封、臨時性或永久性停刊、沒收財產、罰款、剝奪人身自由或政治權利、追究刑事責任、流放等懲罰^[20]。蘇俄報刊革命法庭一直存在到1918年5月，期間，具有包括終審權在內的較大的權力。1918年6月，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暴亂后，莫斯科蘇維埃發布命令，規定所有的報刊進行重新登記，該命令實際上使得所有非布爾什維克報刊均無法出版發行。

新經濟政策實施時期，伴隨著國家對經濟政策的調整，意識形態領域也出現了變化，一些人對蘇維埃政權採取不合作的態度，還有一些人趁機對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報刊進行攻擊。蘇維埃政府發布命令，在必要的情況下可以將那些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敵人驅逐出境，即使這些人是文藝工作者、哲學家、學者、文學活動家等，也不能縱容。1922年8月，列寧下令將一大批反蘇知識分子以及社會革命黨反對派驅逐出境，其中包括莫斯科大學、彼得格勒大學的一些著名教授，並強調“把這類教員和學術團體的成員客客氣氣地送到資產階級‘民主’國家裡去了”^[21]，列寧稱之為“剔除異己的一次外科手術”^[22]。

針對具有反蘇傾向言論的出版物的審查也越來越激烈，這一點與蘇俄政府對意識形態進行整頓有極大的關系。1922年夏天查封了彼得格勒的《思想》和《經濟學家》雜志，並且取締了“自由哲學協會”、“勞動知識分子代表聯合會”、“全俄教師協會”、“科研機構和高等學校聯合會”和“莫斯科科學家聯盟”^[23]。此間，列寧針對資產階級反革命報刊的攻擊稱：在被來自全世界的敵人包圍的俄羅斯聯邦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談出版自由，這個自由，隻能是資產階級及其忠實走狗——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政治組織自由。資產階級(在全世界)還遠比我們強大得多，如果再把政治組織的自由(也就是出版自由，因為出版是政治組織的中心和基礎)這個武器交給他們，就等於幫助我們的階級敵人，給他們鬆綁。我們不想給自己掘墓，所以，我們不會這樣做^[24]。

十月革命后，蘇聯猶太人出版物獲得了蓬勃發展的機會，一時間，用俄語、意地緒語、伊夫裡特語出版的猶太出版物如雨后春筍般涌現^[25]。1917∼1918年成為蘇聯猶太書報出版的黃金時期，這期間共出版了133份俄猶語言定期出版物^[26]。但隨著猶太復國主義者對新生的國家和政權的攻擊，公開出版物上刊登謾罵或者有損於布爾什維克黨的言論不斷增加，這引發了黨內對猶太出版物的強烈不滿^[27]。對猶太出版物進行指責的文章時有出現，相關的書刊檢查政策也開始波及猶太出版物。

為了保障蘇俄書刊政治檢查的一貫性與集中性，依照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人民委員會命令，1922年6月成立了蘇維埃俄國最早的書刊檢查機構——書刊保密局。該機構建立的主要目的是統一管理所有書刊等印刷作品^[28]。書刊保密局有權“禁止印刷出版含有國家機密的、帶有明顯反黨反蘇維埃政權傾向的，在社會、宗教、經濟、民族、文化上含有敵對意識的或色情淫穢的文稿”，有權剔除文章中“詆毀蘇維埃政權和共產黨”的部分，有權責令暫停出版刊物和書籍，有權減少發行量，當有明顯犯罪行為存在時，“有權關閉出版社並將責任領導送交法院或將案件移送政治局”^[29]。列寧責成政治局委員們每周3次∼4次審理出版物的內容，同時要將檢查的內容上報^[30]。蘇俄書刊保密局在包括中央機關在內的所有機關以及企事業單位設立了專門書刊檢查部門，這樣，蘇俄布下了一張密不透風的政治檢查大網。

(二)軍事檢查

軍事檢查是特定條件下產生的，初期，彼得格勒出版事務委員會、革命軍事委員會作戰部的戰時書報檢查局和郵電人民委員部為管理軍事檢查的機關。彼得格勒革命軍事委員會下設出版與信息部，並在各地設立了出版與信息部的分支機構。但也有特例，比如雅羅斯拉夫省就沒有設立出版事務委員會，而是由該省的革命軍事委員會對軍事檢查進行管理，后來由於實際需要，該省工農兵蘇維埃執行委員會擔負起來管理軍事檢查的責任。軍事檢查的任務具體由軍事檢查員執行，全國各地，從中央到地方的出版社、編輯部等機構均有從中央委任的軍事檢查員。1921年蘇俄所有軍事檢查的功能轉給全俄肅反委員會(契卡)。

1918年5月8日蘇維埃軍事委員會作戰部第886號令以及其他一些相關命令規定，部隊的人數、狀況、武器、防護、換防等相關信息均不許在報刊上刊登。為此，相關機構設立專門的軍事檢查員對國內各大報刊進行審讀，以避免其刊登上述信息。1918年10月軍事檢查部發布命令，對當年10月份軍事檢查部門的工作分配如下：一處由阿爾馬佐夫負責，其職責為對莫斯科市出版的報紙進行審讀，其中阿爾馬佐夫負責《真理報》、《人民委員會軍事部消息報》、《勞動人民之聲》、《解放的言論》等﹔馬利科夫斯基負責《貧民報》、《勞動公社旗幟》、《和平》報等謝爾蓋耶維奇負責《鐵路職工與杜馬》、《食品委員會通報》、《周刊、月刊檢查以及書刊檢查》^[31]。此外，其他處室也被安排了相應的審查工作。

1918年夏天，蘇維埃俄國建立了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軍事作戰部的戰時書報檢查局^[32]，並通過了相關的文件，確定了軍事檢查的主要任務及其行動的特點。這一機構不僅從事軍事檢查，還從事政治檢查。其檢查范圍為報紙、雜志等定期出版物，也包括電影、電話、電報等。1918年6月21日蘇維埃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Л.特羅茨基簽署了蘇聯歷史上第一份有關預先檢查方面的法令：《報紙、雜志及所有定期報刊軍事檢查條例》以及《列入預先檢查的報道清單》，對有可能刊登含有軍事秘密消息的報刊進行預先檢查，並且確定了軍事檢查的期限以及對不遵守規則的報刊採取的懲罰措施。依照上述命令，各編輯部可以有選擇地提供報審的資料，但實際上，即使非涉密資料也要提交相關部門接受審查。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於1918年12月23日研究制定了《軍事檢查員守則》，依照該守則，在官方沒有正式發布通知之前，在報刊上不能刊登有關作戰行動的信息。守則還確定了可以向民眾通報的前線狀況的信息數量﹔保留了對報刊信息源進行檢查的條款﹔軍事檢查員應該對戰地記者提交給編輯部的信息特別留意^[33]。

1918年末到1919年春天，隨著國內戰爭局勢的緊張，蘇維埃俄國的軍事檢查被重新細化並確定下來，對於各種報刊的軍事檢查條件自此也發生了一定的變化，並規定了報刊向相應軍事檢查機關送交報樣的時間，即晨報應該在前一天晚上8點到凌晨2點送交報樣，晚報應在中午12點到下午4點間送交報樣^[34]。其依據是1918年12月蘇維埃俄國軍事革命委員會頒布的《對蘇維埃俄國有害以及不應通過國際郵政電報及其他通訊手段傳播的行為與信息清單》、《不應在定期出版物上刊登的信息清單》^[35]以及針對各級與各類軍事檢查員的守則。到1919年，軍事檢查機關在蘇維埃中央和地方全面展開工作，向中央與地方的各個部門都派駐了檢查員，共和國軍事檢查委員會有107名檢查員，莫斯科郵政與電報軍事檢查局有253人，彼得格勒軍事檢查局有291人^[36]。

1920年夏天，由於波蘭軍隊的進攻以及國內戰爭的尖銳化，蘇維埃俄國的軍事檢查進一步嚴厲起來。革命軍事委員會針對當時的形勢，採取進一步的措施對前一段時間頒布的各種有關軍事檢查的命令進行補充，以便更好地保護國家的軍事秘密。全俄肅反委員會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並成為一個專門管理軍事檢查的機構，取代此前管理軍事檢查的機關，打破了軍事檢查由彼得格勒出版事務委員會、革命軍事委員會作戰部的戰時書報檢查局和郵電人民委員部共同管理的局面，其中，革命軍事委員會僅保留了對出版物進行檢查的職能，蘇維埃俄國的軍事檢查進入集中化階段。國內戰爭結束，在蘇維埃俄國新經濟政策實施階段，軍事檢查雖然讓位於意識形態領域的檢查，但其依然存在，主要職能后轉交給契卡。

(三)電影戲劇檢查

從嚴格意義上講，電影、戲劇等檢查在政治檢查與軍事檢查中均有所體現，但在蘇俄建國初期，其電影、戲劇檢查又表現出了自己的特點，在此將電影、戲劇檢查單獨進行說明。

十月革命勝利初期，對新生的蘇維埃政權來說，電影、戲劇是極其重要的藝術形式，在革命以及蘇維埃俄國建設過程中，布爾什維克黨和國家領導人越來越認識到，加大對電影、戲劇等藝術形式的檢查力度是國家強化意識形態領導的重要手段。1917年11月蘇俄所有劇院開始歸國家教育委員會管理，1918年1月，又成立了附屬於該委員會的劇院部。自1919年8月起，人民教育委員會中央劇院委員會擔負起了管理舞台藝術的職責，而在蘇俄各地，由當地的蘇維埃負責上述問題的管理。1920年，對劇院的管理權移交給政治教育總委員會^[37]。

1917年之后，蘇俄政權對於劇院的管理相對來說簡單一些，因為大多數劇院都能夠上演政府指定的劇目。新經濟政策實施后，蘇俄政府對於戲劇的檢查更加嚴格起來，從選材到演出都要經過有關部門的嚴格篩選。這一時期，專門對電影、戲劇等進行檢查的機構將戲劇分成三類，即：允許在所有劇院演出的劇目，任何人都可以觀看﹔可以公開演出的劇目，但隻允許工人與農民觀看﹔完全被禁止公開演出的劇目。

蘇維埃俄國對於電影業的管理比較復雜，因為蘇維埃政權剛成立時播放的電影幾乎都是十月革命前拍攝的，無論從美學角度，還是從意識形態角度來說，一些電影都不太適合在新生的蘇維埃國家放映。與此同時，從國外進口的電影產品使國家對於電影領域的管理更加復雜。在對從外國輸入的電影進行檢查的過程中，有時由於預先檢查的力度不夠，中央劇目和演出檢查委員會的書刊檢查員不得不對已經購買的電影進行大量的剪輯。

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本應大力加強社會主義電影業的發展，但由於革命剛剛勝利，百廢待興，電影領域同其他許多領域一樣都缺少專業人才，同時該領域還缺乏必要的素材，因此，不得不仍然放映革命前拍攝的電影以及進口電影，這樣，甄別的環節就顯得尤為重要。

1918年3月4日，蘇維埃政權頒布了第一部《關於電影企業檢查的法令》，該法令將電影業劃歸地方蘇維埃管理，1919年8月所有的攝影業及相關貿易都實現了國有化。1919年9月18日，依照蘇維埃俄國人民委員會的命令，在教育人民委員會系統內成立了全俄攝影與電影局，旨在加強對民眾的宣傳、鼓動與教育，同時對全國的電影業的生產與分配進行集中管理。1919年9月19日，在蘇維埃俄國教育人民委員會下設中央劇院部，其主要任務是對全國的劇院事務進行領導，並依照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的需要建立新的劇院。1920年8月26日，中央劇院部更名為中央劇院委員會。1920年11月，中央劇院委員會被取消，其主要職能被分配給國家模范劇院管理局與俄羅斯聯邦教育人民委員部中央政治教育委員會藝術部^[38]。1921年，新經濟政策實施后，蘇維埃政權頒布命令，允許將電影企業及劇院租賃給私人經營。國家壟斷電影發行的局面被打破了，社會組織以及個人也可以從事電影發行。

1922年11月23日，蘇維埃俄國書刊保密局成立后，對電影、戲劇、舞台藝術、演出劇目、音樂會、演講等的檢查都被劃歸到書刊保密局。為了更好地完成對各種藝術形式的檢查，書刊保密局還專門成立了中央劇目和演出檢查委員會^[39]。該委員會的主要任務在於：批准上映戲劇、音樂以及電影作品，並且定期編輯出版允許或者禁止公開上映的作品清單﹔對輸入到蘇維埃俄國的電影進行審查。依照有關規定，沒有經過中央劇目和演出檢查委員會或者其地方機關的准許，任何電影、戲劇等藝術形式不得公開上映或演出。同時，即使已經得到允許可以公映的電影等，相關企業在公映或公演時也要為中央劇目和演出檢查委員會及相關部門預留座位，以方便接受檢查^[40]。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蘇俄政府在電影、戲劇檢查方面除了設置專門的機構外，還制定並頒布了專門的法令對其進行審查與監管，對電影、戲劇等的內容、表現形式等進行了界定。通過對電影、戲劇等的監管，蘇俄政府規范電影、戲劇等視聽產品產業，進一步統一了全國人民的思想。

三、對列寧時期書刊檢查的評價

十月革命勝利初期，整個國家面臨著反革命勢力及帝國主義勢力的包圍，在局勢極端惡化的情況下，為了吸引更多民眾加入到革命隊伍中來，有必要加強革命宣傳以及向人民闡述反革命勢力對國家的危害。書刊檢查對於保護蘇俄的軍事與國家秘密、防止不利於革命政權的信息在全國散播、穩定民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和新經濟政策實施過程中，向廣大人民群眾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引導人民參與社會主義建設同樣重要，為了完成上述任務，書刊的作用日益凸現。而面對新經濟政策實施階段報刊林立、各種思想與社會理論滿天飛、國民意識混亂的局面，書刊檢查承擔了加強意識形態管理、防止資產階級思想復辟、對抗敵人的反動宣傳的重要任務。

十月革命勝利后，對於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新生的蘇維埃俄國來說，一切都是初創，都無先例可循，無論他們制度和政策是好還是壞，對於該國的發展來說都具有開創性，同時也頗具實驗性質。既然是實驗性的操作，就免不了出現錯誤。這其中就包括在其建國之初就開始在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實施的書刊檢查制度。

在惡劣與殘酷的環境下實施書刊檢查制度，對於新生蘇維埃國家來說實是不得已的行為，在蘇聯國內戰爭時期是十分必要的。但“蘇聯黨和國家領導人對於書報檢查制度對黨和國家近期安全和穩定的重要性，給予了太多的關注”^[41]，於是在一定程度上將書刊檢查制度擴大化。列寧時期書刊檢查制度擴大化的表現在於：對“資產階級報刊”，“虛假或歪曲性地反映社會生活現象的各種報道”以及“宗教的、神秘主義的、反科學的”出版物均視為具有反革命傾向，不加辨別，混淆了公開出版物中“革命”與“反革命”的界限。前兩者在1918年1月發布的《關於成立報刊革命法庭的法令》中有所體現﹔后者顯見於1921年11月18日蘇俄中央政治局會議給國家出版社政治部下達的指令中：“無論如何不能讓具有明顯反動傾向的出版物，如宗教的、神秘主義的、反科學的和在政治上敵對的書籍等出版發行。”^[42]

誠如國內外一些學者所論証的那樣，列寧以后的蘇聯領導人把這一“臨時性措施”長期化、嚴格化，遏制了蘇聯社會的發展，甚至為蘇聯解體和蘇共喪失執政黨地位埋下了伏筆。但從列寧時期有關書刊檢查的實踐可以看出，這一檢查對於鞏固蘇維埃政權的重要作用是不能抹殺的。實踐証明，正是由於在一定情況下實施了書刊檢查，才禁止了反動言論的蔓延，使廣大人民群眾能夠在布爾什維克黨的帶領下，取得國內革命戰爭的勝利，並且保証社會主義建設的順利開展。

注釋：

[1]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 2nd ed. Clarendon Press, 1989.V.11029轉引自沈固朝：《歐洲書報檢查制度的興衰》，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頁。

[2]Sue Curry Jansen. Censorship：The Knot that Binds Power and Knowled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41.轉引自沈固朝：《歐洲書報檢查制度的興衰》，第1頁。

[3]《列寧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2頁。

[4]《列寧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40頁。

[5]《列寧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7頁。

[6]同上，第159頁。

[7]Овсепян P. История новейше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 M. MГУ, 1999.C.39-40.轉引自：李淑華、劉陽：《蘇俄書刊檢查對早期哈爾濱猶太出版物的影響》，載《遠東經貿導報》2010年1月19日。

[8]李淑華：《列寧時期報紙及其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載《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2011年第5期。

[9]周尚文、葉書宗、王斯德：《蘇聯興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頁。

[10]Жирков Г. В Цензура и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е идеалы//Историяцензур ы в России XIX-XX вв.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 Москва,Аспектпресс.2001.C.358.

[11]李淑華：《列寧時期報紙及其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

[12]Горяева Т. 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цензура в CCCP(1917-1991)Москва,POCCПЭH,2002.C.163

[13]《列寧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頁。

[14]Декрет CHК PCФCP от 08.11.1917 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монополии на печатание обьявлений. http://www.lawmix.ru/docs_cccp.php?id=8324

[15]鄭超然、程曼麗、王泰玄：《外國新聞傳播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34頁。

[16]Жирков Г. В. Цензура и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е идеалы//Историяцензуры в России XIX-XX вв C.225

[17]吳非、胡逢瑛：《俄羅斯傳媒體制創新》，南方日報出版社2006年版，第228頁。

[18]《列寧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頁。

[19]Декрет CHК о Революоционном трибунале печати. http://www.zakiru/pagesnew.php?id=2079

[20]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цензуры, Документы и комментарии. Москва, POCCПЭH. C.28.

[21]《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54∼655頁。

[22]李瑋：《漫談俄羅斯的新聞查禁》，載《俄羅斯文藝》2004年第3期。

[23]張建華：《激蕩百年的俄羅斯——20世紀俄國史讀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頁。

[24]Жирнов Г. В. Цензура и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е идеал ы//История цензуры в России XIX-XX вв. C.248

[25]李淑華、劉陽：《蘇俄書刊檢查對早期哈爾濱猶太出版物的影響》。

[26]Блом А. В.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под советской цезурой: 1917-1991. СПб. 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еврей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1996г. C.5.

[27]Aвраам Гринбаум. Еврейская наука и научные учреждения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1918-1953.Евреи в России.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М.-Иерусалим, 1994. C. 11.

[28]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по делам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 http://ru.wikipedia.org/wiki

[29]李瑋：《轉型時期的俄羅斯大眾傳媒》，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頁。

[30]Жирнов Г. В. История цензуры в России XIX-XX вв. C.249.

[31]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цензуры, Документы и комментарии. C.248-249.

[32]Молчанов Л. A. Глава 3. Цензура rазет//Газетнаяпресса Россиив годы революции и Гражднской войны(окт 1917-1920гг.), Монография, Издaтполиграфпресс, 2002.C.272.

[33]Ирина Давидан. Военная цензура в России в годы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1918-1920гг. http://www.persee.fr/web/revues/home/prescript/article/cmr_1252-6576_1997_num_38_1_2485

[34]Ирина Давидан. Военная цензура в России в годы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1918-1920гг.

[35]О военной цензуре(Полжение, приказ революоционного военного совета)//Собрание узаконений и распоряжений рабочего и крестьян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Гл.1.1918.C.987.

[36]Горяева Т. 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CCCP(1917-1991)M.: POCCПЭH. C.167.

[37]Суров A. Краткийо бзор цензур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http://www.bulletin.memo.ru/b20/19.htm

[38]Горяева Т. M.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CCCP(1917-1991).C.179.

[39]Тамже. C.184-185.

[40]Тамже. C.179.

[41]馬龍閃：《蘇聯的書報檢查制度及其對黨和國家發展的影響》，載《俄羅斯研究》2004年第2期。

[42]ЖирковГ. В. История цензуры в Pосси XIX-XX вв. C.252.

（作者單位：黑龍江大學俄羅斯研究院《俄羅斯學刊》主任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