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布托時代巴基斯坦人民黨執政實踐評價

在阿裡·布托於1979年遇難后，巴基斯坦人民黨(以下簡稱人民黨)進入了貝娜齊亞·布托(以下簡稱貝·布托)時代。起初，人民黨指定阿裡·布托的夫人努斯拉特·布托為黨的終身主席，並且決定，如果巴軍人政府取消她參加政治活動的資格，那麼這一職位則由其長女貝·布托繼承。后來，貝·布托成為人民黨的聯合主席、代理主席、主席，是這一時期人民黨的最主要領導人。在貝·布托領導下，人民黨先后兩次通過選舉贏得執政，取得了不小成績，但也遭受了許多挫折。

一、貝·布托領導人民黨的首次執政實踐

在阿裡·布托遇難后，巴基斯坦人民黨與穆斯林聯盟、民族民主黨、民族解放陣線、民主黨等反對黨結盟，組成“恢復民主運動”，要求齊亞·哈克總統辭職，舉行新的大選。人民黨在該聯盟中發揮著領導與核心作用。但由於“恢復民主運動”內部在思想和政策上存在分歧，所以齊亞得以充分利用這些分歧，使該聯盟處於分裂之中^[1]。盡管如此，“恢復民主運動”仍在地下繼續堅持反抗活動達兩年之久。1984年1月，齊亞允許貝·布托前往倫敦治病。在此期間，貝·布托在倫敦積極從事反對軍人政府的活動，並極力動員國際輿論反對齊亞政府。在她的努力下，美國政府開始對齊亞施壓，要求巴基斯坦重新舉行大選。

1986年4月，在貝·布托返回巴基斯坦不久，她和她母親被選為人民黨的聯合主席。為了恢復民主，貝·布托組織群眾集會，抗議軍人統治。通過幾個月的抗議活動，“貝娜齊亞旋風”終於迫使齊亞宣布舉行以非政黨為基礎的大選。在齊亞於1988年8月死於空難后，貝·布托遂以在非政黨基礎上進行的選舉不符合憲法為由，向巴最高法院提出上訴，要求以政黨為基礎進行大選。這一憲訴得到最高法院的支持，決定於當年11月舉行巴基斯坦聯邦國民議會和各省議會的選舉。

大選前夕，人民黨對原來的競選方式進行了修改，採取了溫和立場，避免使用“社會主義”等字眼，竭力樹立人民黨尋求社會改革的形象，努力爭取廣泛的政治共識，以便讓更多的團體和個人參加進來。在貝·布托領導下，這時的人民黨已從一個群眾性政黨轉變成為全方位的政黨。結果，人民黨在這次選舉中成為國民議會中的最大政黨，獲得了204席中的93席，佔全部議席的45.5％，得票率為38.5％，而伊斯蘭民主聯盟^[2]則大大落后於人民黨，隻獲得55個議席^[3]。在地方議會選舉中，人民黨在信德省議會獲得67席，為第一大黨﹔在旁遮普省獲得94席，不敵伊斯蘭民主聯盟的108席﹔在西北邊境省和俾路支省，人民黨也一改過去議席為零的狀況，分別獲得20個和3個議席^[4]。

人民黨獲得國民議會多數席位，依法應由該黨領導人負責組閣。但是，伊沙克·汗總統拖了十天之久，才要求貝·布托組閣。為了組閣，貝·布托充分展示了其現實主義的妥協風格。為安撫軍隊，她同意貝格將軍繼續擔任軍隊總參謀長，表示不干涉軍隊的內部事務，並維持軍隊預算。她也同意支持伊沙克·汗繼續為總統候選人。貝·布托最后組成的政府，實際上是人民黨與齊亞時期的既得利益派妥協與分權的結果，而不是原當權派向人民黨移交權力，而且這種分權是不平衡的，因為總統仍擁有解散政府與議會的權力。

1988年12月1日貝·布托正式宣誓就職，成為巴基斯坦歷史上首位女總理﹔在其43名內閣成員中，有3名女部長^[5]。同時，人民黨也在信德省組建了包括穆哈吉爾民族運動在內的聯合政府﹔在西北邊境省，人民黨則加入了人民民族黨領導的聯合政府。

貝·布托領導的人民黨在這次選舉中獲勝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人民黨仍有深厚的群眾基礎。阿裡·布托領導時期，人民黨得到農民、學生、工人、小企業主、商人、小資產階級和城市專業人員等階層的支持。特別是阿裡·布托政府的土地改革，使部分中小農民和無地農民受益，因此人民黨在農村有較強大的號召力。在巴基斯坦，中下層選民佔選民的大多數，而人民黨則得到這個大多數的支持。

第二，貝·布托的形象吸引著中下層選民尤其是女性選民。政黨領導人的形象，對於黨在選舉中吸引選票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在1988年選舉中，政策主張等並不是決定性因素，而家世、口號和個人形象則起了決定作用。民意調查發現，24％的選民選擇支持伊斯蘭民主聯盟，只是因為認為它是強有力的領導者﹔18％的選民選擇支持人民黨，只是因為他們懷念阿裡·布托﹔22％的選民選擇支持貝·布托，只是因為她是阿裡·布托的女兒。總體而言，41％的選民受到政黨領導人個人特點的影響，21％的選民則受到其家世的影響^[6]。此外，貝·布托號召解放女性，提高婦女地位，反對伊斯蘭教長期不准女性拋頭露面的俗規，這在女性選民中產生了巨大反響，吸引了大量選票。

第三，人民黨從群眾黨向全方位黨轉變吸引了各階層的選票。群眾黨是指擁有龐大的黨員規模，黨內實行集權，主要依靠發動群眾、教育群眾等方式進行政治活動的政黨^[7]。在阿裡·布托時期，人民黨是一個典型的群眾黨，主要靠教育群眾、發動群眾而獲得執政權。全方位黨是指追求選票最大化，為爭取更多選民而調整自己的政策方向和選舉策略，放棄意識形態的黨。這類政黨出現於人們日益忽視意識形態，民眾更多關注消費和享受生活的20世紀60年代末，以社會各階級、階層界線模糊為基礎，放棄了原有的群眾基礎，逐漸向中間選民靠攏。貝·布托是一個非意識形態的實用主義者，她認識到在巴基斯坦現有社會結構框架內，人民黨必須是一個多階級的黨，從而放棄了她父親的左翼激進主義，使人民黨成為一個全方位黨。全方位黨的最大特點是擺脫了過去單一階級的成員，擁有更廣泛的選民基礎，能夠平衡因社會經濟發展導致某一階級成員銳減帶來的損失，保持其得票率份額。

新成立的人民黨政府面臨著許多問題，如經濟下滑、種族沖突、腐敗和軍火走私等。其中經濟問題尤為突出，尤其是1988年洪災帶來的損失達500億盧比，佔國民生產總值的0.6％﹔進口的不斷攀升和國外匯款的不斷減少，惡化了巴基斯坦的國際收支^[8]。面對這種經濟形勢，人民黨放棄了社會主義目標，決心實行私有化。不過，這一政策在實施之初卻沒有一個清晰的目標。為此，貝·布托政府成立了以法魯克·萊加裡為主席的委員會，其任務就是促進地方分權和加快私有化。

人民黨政府實行鼓勵私營部門發展的措施，如放寬投資建廠的限制，凡投資在10億盧比以下的中小企業不須政府批准，投資在10億盧比以上的企業由以總理為首的投資委員會批准。在貝·布托執政的前半年，就批准八家投資10億盧比以上的企業。人民黨政府加強了私有銀行在貨幣金融領域內的地位和作用，為經濟發展籌集更多的國內資金。為此，政府允許六家私營公司成立投資金融公司，不僅緩解了私營部門資金不足的困難，而且還可以促進貨幣金融業的發展。人民黨政府對農業和農村的發展相當重視，向小農無償分配了30.759萬英畝土地，並繼續增加農業投入，實行農業價格補貼。此外，貝·布托政府還以其民主的形象吸引了許多外資，例如美國嘉吉公司在薩戈達附近投資640萬美元建了一個冷凍濃縮果汁廠，先鋒良種公司投資1500萬美元在拉哈爾附近建了一家雜交種子公司。

在推動政治民主化方面，人民黨政府廢除了歧視婦女的法律條款，恢復工會和學生會的活動，廢除新聞檢查制度^[9]﹔赫免政治犯，使1.7萬名犯人獲得釋放，其中2029名死刑犯改為有期徒刑，並釋放了89名婦女犯人^[10]。貝·布托總理還嘗試讓軍隊離開政治，使軍隊與政府的關系正常化。1989年2月，她下令讓40名高級陸軍軍官退役並限制情報局的活動，任命了一個委員會來重新評估情報機構的作用，決定使這一機構處在文人政府的控制之下。

貝·布托更擅長外交工作，開展了廣泛的外交活動。她改善了與印度的關系，推動巴、印簽署了《雙方互不攻擊對方核設施》、《取消兩國雙重稅制》和《增進兩國文化交流》三項協議，化解了兩國緊張關系。1989年2月，貝·布托正式出訪中國，繼續發展並加深了中巴兩國的傳統友誼。同年6月她訪問美國，加強了巴基斯坦與美國的聯系。美國總統喬治·布什答應，將在六年內給巴基斯坦42億美元的財政援助，並答應給巴基斯坦60架F－16戰斗機，價格是14億美元^[11]，以及額外給巴基斯坦60億美元的經濟和軍事援助。貝·布托還與其他國家的領導人進行了廣泛接觸，贏得了良好的國際聲譽。

由於反對黨在旁遮普省執政，所以人民黨在聯邦政府的執政並不輕鬆。在信德省，穆哈吉爾民族運動在大選后成為一支重要力量，加入了人民黨領導的該省聯合政府，並支持貝·布托領導的中央政府。但在信德省發生種族間流血沖突時，貝·布托政府採取了不干預的政策，導致那些在騷亂中作為主要受害者的穆哈吉爾人成了人民黨的批評者，穆哈吉爾民族運動也退出了該省聯合政府。貝·布托最終未能阻止穆哈吉爾民族運動的勢力在信德省的膨脹，該省不斷惡化的秩序表明，人民黨政府的權威在日益減弱﹔同時，貝·布托與軍隊的關系也出現了裂痕。當初，以總參謀長貝格將軍為首的軍方只是勉強同意她上台，但以旁遮普人為主導的軍方領導人不願意看到人民黨在信德省扎根，所以當信德省的種族沖突愈演愈烈時，貝格將軍也改變了態度。

尤其重要的是，貝·布托與總統伊沙克·汗的關系也出現了危機。在巴基斯坦，總統與總理的合作關系是通過談判來確立的，因此這種關系不會維持太久。當人民黨試圖修改憲法，廢除齊亞時期關於1973年憲法第八條的修正案時，伊沙克·汗表示反對。1990年8月6日，伊沙克·汗總統宣布解散聯邦政府、國民議會及四省議會，指責人民黨政府控制腐敗失敗，未能控制信德省的秩序，使種族沖突不斷惡化。貝·布托任期未到，就被總統提前解除了總理職務。隨后，伊沙克·汗任命古拉姆·穆斯塔法·賈托伊為看守政府總理。

人民黨此次下台的主要原因是：

首先，組織薄弱，黨內思想不統一。人民黨在意識形態上傾向於民主社會主義，在政治上定位為中左，但在實踐中尤其是在經濟政策上則屬於中右，從過去主張混合經濟轉而崇尚自由市場經濟，從而失去了那些仍堅持由國家控制生產工具的老黨員的支持。人民黨在競選宣言中聲稱要為窮人服務，但上台后沒有採取任何實際行動，相反卻忙於蓋五星級賓館^[12]，沉迷於論功行賞，給自己的支持者分配報償優厚的職位。貝·布托很少關心人民黨的組織狀況，甚至把黨內一些老中堅分子排擠出了人民黨，嚴重傷害了廣大黨員的感情，使黨的組織更加弱化。

其次，反對黨控制的省政府與聯邦政府相對抗，使人民黨難有建樹。貝·布托為了消除旁遮普省這個釘子，使用了賄賂、恐嚇等手段。旁遮普省的大多數政治家被她這種霸道行為所激怒，寧願團結在以納瓦茲·謝裡夫為首的穆斯林聯盟周圍，也不向人民黨政府屈服，使貝·布托的政策遭到重大挫折。

再次，穆哈吉爾民族運動倒戈。穆哈吉爾民族運動是穆哈吉爾人的政黨。1988年12月，人民黨曾與穆哈吉爾民族運動簽訂《卡拉奇協議》，答應執政期間改善穆哈吉爾人的狀況^[13]，以換取該黨13名議員在國民議會中的支持，維持人民黨在國民議會中的多數地位。但在該協議簽署后的幾個月內，雙方之間的分歧就浮出了水面。人民黨力求把穆哈吉爾民族運動和信德省其他民族主義者保持在可控范圍內，而穆哈吉爾民族運動領導人則認為，人民黨實行的是支持信德人反對穆哈吉爾人的政策。1989年5月，穆哈吉爾民族運動在信德省政府中的部長宣布辭職，抗議人民黨沒有兌現當初的承諾，於是人民黨不得不與該黨簽訂一個新協議，稱為《諒解備忘錄》^[14]。但隨著穆哈吉爾民族運動與信德省其他民族主義政黨的沖突不斷升級，信德省陷入暴力沖突之中。10月，穆哈吉爾民族運動結束了與人民黨的合作關系，宣布加入伊斯蘭民主聯盟陣營，在議會中成為反對黨，使人民黨在國民議會中處於微弱多數。

第四，貝·布托政府的執政績效差強人意。人民黨在競選宣言中提出了一系列承諾，如實行土地改革，成倍增加教育和住房建設開支，在世紀末使發電量增加六倍等。但這些承諾都沒有實現。貝·布托政府承繼了前任政府的財政危機，不得不靠借外債維持運轉，根本沒有錢用於發展，甚至還取消了對一些基本必需品如食品、燃料等的補貼。這無疑是對人民黨的主要支持者——窮人——的沉重打擊，導致其失去了這部分選民的支持。

最后，人民黨政府不僅沒有控制住腐敗，甚至連貝·布托本人及其丈夫也涉嫌腐敗。在1988年至1990年期間，人民黨許多領導人和官員都被指控有腐敗行為。1989年，貝·布托的丈夫阿西夫·阿裡·扎爾達裡也卷入了數起腐敗和勒索指控。貝·布托還讓自己的母親出任部長，讓自己的公公擔任國家會計委員會主席，這種任人唯親的做法嚴重損害了人民黨的形象。

二、貝·布托領導人民黨的第二次執政實踐

貝·布托第一次執政期間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使人民黨在1990年大選中失去了議會多數地位，成為在野黨。1993年4月18日，伊沙克·汗總統又解除了納瓦茲·謝裡夫的總理職務並解散國民議會，宣布於同年7月14日舉行新的大選。大選前，人民黨精心准備，與伊斯蘭民主陣線、穆斯林聯盟(查塔派)協商建立省議會選舉聯盟，並積極與其他反對納瓦茲·謝裡夫的小黨如全國民主陣線、帕坦人民族黨等協商談判，貝·布托也開始與伊沙克·汗總統合作。

1993年大選結果顯示，人民黨獲得國民議會207個議席中的86席，得票率為37.9％，成為議會第一大黨，再次贏得執政機會﹔穆斯林聯盟(謝裡夫派)獲得72席^[15]。在各省議會選舉中，人民黨與其友黨穆斯林聯盟(查塔派)在旁遮普省獲得多數，分別為94席和18席，穆斯林聯盟(謝裡夫派)獲106席﹔在信德省，人民黨獲得多數(56席)，穆斯林聯盟(謝裡夫派)獲8席﹔在西北邊境省，人民黨首次獲得多數(22席)^[16]。人民黨在這次選舉中大獲全勝。

人民黨在此次大選中獲勝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貝·布托在大選期間顯示出很強的現實主義意識，能夠妥善處理與既得利益集團及軍方的關系。特別是伊沙克·汗總統與納瓦茲·謝裡夫總理之間的矛盾，為貝·布托提供了獲勝機會，在罷免謝裡夫總理職務的問題上她與總統配合默契。軍方也由於謝裡夫的外交政策不當，尤其是與美國關系惡化，逐漸疏遠了他。軍方希望未來的政府能為美國所接受，以爭取恢復美國於1990年10月中斷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因此他們歡迎貝·布托重返政壇。

第二，人民黨在農村地區仍有較強的號召力。無論在阿裡·布托還是貝·布托執政期間，都主張給無地農民分配土地，加大對農村的投入。巴基斯坦農業人口佔總人口的70％，隻要得到這部分選民的支持，就穩定住了大局。特別是信德省，是個農業大省，人民黨在該省議會選舉中獲得了56.3％的選票，超過了半數^[17]。

第三，伊斯蘭民主聯盟的解體和穆斯林聯盟的分裂，形成了對人民黨有利的政治格局。在1990大選中，由九個政黨組成的伊斯蘭民主聯盟與人民黨競爭，使人民黨處於不利地位。在這次選舉中，伊斯蘭民主聯盟解體，其主導政黨——穆斯林聯盟內部也因政見不同、爭權奪利而四分五裂。其中，穆斯林聯盟(查塔派)在選舉前就與人民黨結成了聯盟﹔從伊斯蘭民主聯盟脫離出來的其他幾個宗教政黨，也分散了穆斯林聯盟(謝裡夫派)的選票。

1993年10月，人民黨聯合穆斯林聯盟(查塔派)以及一些獨立議員，共獲得121位議員的支持，組建了聯合政府。在信德省，人民黨組建了自己的一黨政府﹔在旁遮普省，人民黨在穆斯林聯盟(查塔派)和一些獨立議員的支持下建立了聯合政府，消除了貝·布托首次執政期間該省對聯邦政府的牽制﹔在西北邊境省，人民黨也於1994年4月組建了以阿夫塔卜·謝爾帕奧為首的一黨政府。在新一屆聯邦政府中，內閣成員隻有13名，這與貝·布托上次組成的龐大內閣形成鮮明對比。她認為，國家需要一個高效的政府，政治領導人應把管理國家看成自己的職責，而不只是為了壓制反對派^[18]。貝·布托這屆政府的另一個好兆頭，是首次出現了總統與總理同屬於人民黨的局面，新當選的總統法魯克·艾哈邁德·萊加裡也是人民黨成員。

為了保証政府的穩定，貝·布托首先確保聯合政府中的伙伴黨支持人民黨的政策，同時努力與穆斯林聯盟(謝裡夫派)以及納瓦茲·謝裡夫本人和解，建立與反對派的合作關系。當穆斯林聯盟(謝裡夫派)反對人民黨的政策時，貝·布托政府盡量不對其領導人和支持者發動大規模逮捕，而只是向法庭起訴。就這樣，貝·布托成功地限制了反對黨的社會動員能力，維持了聯合政府的穩定。

盡管如此，貝·布托領導的這屆政府仍面臨著許多挑戰：首先，人民黨政府在國民議會和旁遮普省議會都處於微弱多數，政府是否穩定主要取決於和其他政黨的聯盟，尤其需要與穆哈吉爾民族運動取得和解﹔其次，巴基斯坦文人政府與軍方的關系一直不很穩定，自1988年以來兩屆政府垮台的主要是因為軍方與官僚精英的權力斗爭，軍方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關鍵作用，這是任何民選政府都不得不面對的痛苦現實﹔再次，貝·布托與謝裡夫並未能達成和解，兩人的沖突更多屬個人恩怨，而不是意識形態或政策沖突，這使未來的政治穩定希望渺茫。1994年初，當人民黨通過強制和誘惑兩種手段把反對黨領導的西北邊境省政府搞垮台時，反對派立即舉行街頭抗議活動。同年9月，謝裡夫發起了推翻人民黨政權的運動。這一事實再次表明，巴基斯坦政治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個人仇恨而不是為了國家利益而行事的^[19]。

貝·布托就任總理后採取措施恢復經濟，解決失業和通貨膨脹問題，使私有化進程合理並具有透明度。當時巴財政赤字高達1000億盧比，外貿赤字高達30億美元，通貨膨脹率官方估計為10％，而民間估計高達18％，經濟增長率不到3％^[20]。為振興經濟，政府採取刺激出口政策，實行市場化改革，放鬆經濟管制，對國有企業私有化，並繼續了前政府的許多改革措施，如放鬆對外資和進口的限制、減少對國有企業的補貼等。隨著巴基斯坦投資環境的改善，外資開始大量涌入。

貝·布托推行經濟自由化政策以吸引更多外資，並控制軍費開支，使巴基斯坦盧比成為可兌換貨幣，增加稅收，降低通貨膨脹率。1994年2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同意巴基斯坦在加強結構調整的前提下，向其提供約合13億美元的貸款以支持其改革。貝·布托根據這一建議，要求將財政赤字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降到5.4％以下。通過一系列經濟刺激措施，1993—1994年度巴基斯坦的GDP增長了4％。但貝·布托政府的緊縮政策進一步加劇了巴基斯坦的財政赤字，貨幣貶值也沒有促進出口的增加，因為巴基斯坦的出口主要依靠棉花，而棉花生產正由於棉紗價格低和國際市場不佳而處於危機之中。相反，盧比貶值所帶來的唯一后果是使國內進口付出了更高代價，加劇了通貨膨脹。

政治上，貝·布托十分謹慎地處理與軍方的關系，避免干涉軍隊事務。1994年11月，當軍方決定結束在信德省的“清剿行動”時，貝·布托立刻表示同意，因為這恰好符合她的目的。1996年1月12日，杰汗吉爾·卡拉馬特接任巴基斯坦軍隊總參謀長，這一任命得到左、中、右各政黨的歡迎。同時，自她1993年再度執政以來，巴基斯坦境內侵犯人權的事件逐漸下降，巴政府還與國際勞工組織簽訂了禁止童工的諒解備忘錄。為提高婦女地位，貝·布托於1994年初在拉瓦爾品第和伊沙蘭堡建立了全部由女性組成的派出所，這在巴基斯坦歷史上尚屬首次^[21]。

然而，貝·布托領導的人民黨和納瓦茲·謝裡夫領導的穆斯林聯盟(謝裡夫派)都無法寬容對方。當穆斯林聯盟發動大規模反政府鼓動時，貝·布托政府採取了報復性的鎮壓措施。穆哈吉爾民族運動也在卡拉奇發動了城市游擊戰，反對人民黨政府。1993至1995年，在這場內亂中有6000人死亡，其中包括200名國家保安人員^[22]。針對這種局勢，反對黨公開邀請軍隊進行干預，但是軍隊出於自身利益考慮，選擇了站在政府一邊。1994年4月，人民黨在西北邊境省的領導人成功地策動兩名穆斯林聯盟(謝裡夫派)議員反戈，這大大激怒了反對黨，他們為此發起了“拯救西北邊境省運動”^[23]，與人民黨政府進行全面對抗。作為報復，人民黨政府對納瓦茲·謝裡夫的家人提出了偷稅漏稅、拖欠貸款的起訴，后來又逮捕了謝裡夫生病的父親以及其他著名反對黨人。貝·布托的丈夫阿西夫·扎爾達裡曾公開向媒體表示，他希望反對黨領導人也在監獄裡呆上兩年半^[24]。無休止的暴力給國家帶來災難，也波及貝·布托本人：她的弟弟穆爾塔扎·布托就被警察射殺在街頭。在另一個問題上，貝·布托也深陷於矛盾之中：一方面，她希望扼制原教旨主義者﹔另一方面，她又不得不向阿富汗塔利班和克什米爾地區反印度的伊斯蘭武裝分子提供物質支持。

更糟糕的是，自貝·布托再度執政以來，巴基斯坦的經濟並沒有持續好轉，五分之二的紡織企業相繼倒閉。棉紡織生產是巴基斯坦最大的工業部門，佔其全部出口的50％。政府雖然對經濟增長指標一再進行下調，但1994—1995年的所有經濟指標都沒有完成。由於財政收入與財政開支的差距巨大，最后政府隻得靠借款度日，借款額達270億盧比(合7940萬美元)^[25]。政府還將巴基斯坦盧比貶值7％以促進出口，但是效果不佳，導致外匯儲備從1995年6月的27億美元下降到同年11月的13億美元^[26]，卡拉奇的股市開始大幅度下跌。與第一次執政相比，貝·布托在外交上取得的成績也小得多。她經常到國外訪問，但卻沒有處理好巴基斯坦面臨的一系列外交問題，如克什米爾問題、阿富汗問題、核項目問題等，甚至還導致國內出現了針對外交問題的恐怖活動^[27]。

1996年7月21日，九個反對黨在信德省聯合號召罷工，導致該省工業和商業癱瘓。三天后，又有13個反對黨在伊斯蘭堡宣布成立旨在推翻貝·布托政府的聯盟。這些反對黨走上街頭發起群眾抗議活動，並在議會內聯合起來，試圖通過合法手段推翻人民黨政府。在這種情況下，法魯克·萊加裡總統警告貝·布托，如果國家利益需要，他會毫不猶豫地解散她的政府^[28]。萊加裡還要求國民議會成立一個獨立的司法調查委員會，調查貝·布托的丈夫、投資部長阿西夫·扎爾達裡的腐敗行為^[29]。1996年11月4日，萊加裡總統以管理不善和腐敗為由，宣布解散貝·布托政府。

應該說，貝·布托這次執政還是作出了一定成績，三年間巴基斯坦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從2.4％上升到6.1％，財政赤字佔GDP的比重從9.5％下降到6％^[31]。那麼，作為人民黨成員的萊加裡總統為什麼仍要解散貝·布托政府呢？究其原因，我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點：

首先，與貝·布托自身的缺點有關。貝·布托性情傲慢，難以與國內一些較有聲望的人士建立合作關系，例如與板球明星伊姆蘭·汗·尼亞齊。貝·布托本人對外交較感興趣，經常忙於出國訪問，甚至在國內局勢不穩的情況下也是如此，但她對經濟工作就不如對外交內行，在經濟政策上缺乏靈活性。她雖然在國外受過西方教育，但並沒有擺脫傳統封建宗族文化的影響，大搞任人唯親。

其次，與總統萊加裡的矛盾逐漸激化。貝·布托認為，總統也是人民黨成員，所以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就不與他商量，而總統則認為這是總理在限制他的權力。萊加裡曾多次暗示貝·布托，他將運用憲法第八修正案賦予的權力，但貝·布托過於自信，對此根本不予理會。最終，萊加裡總統在軍方支持下解散了貝·布托政府。

再次，以納瓦茲·謝裡夫為首的反對黨與之對抗。巴基斯坦的議會民主制尚處於不成熟階段，一直就缺乏建設性反對派。謝裡夫曾宣稱願做建設性反對派，但不久他又宣布，反對黨唯一的目標就是推翻貝·布托。而作為反對黨的種族主義政黨——穆哈吉爾民族運動，則更像一個復仇的恐怖組織。因此，在崇尚武力與對抗、缺乏寬容與合作精神的巴基斯坦社會，很難實行那種西方式的議會民主制。

最后，貝·布托執政時期的經濟危機嚴重惡化了民眾的生活，導致民心思變。貝·布托政府用於發展社會福利和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嚴重不足，無法改善民眾的生活，在其執政期間通貨膨脹率達到了20％，30％—40％的民眾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至少60％的人口缺乏安全的飲用水^[31]，這導致貝·布托政府逐漸失去了基層群眾的支持。

貝·布托領導人民黨的兩次執政實踐，在促進民主與人權、保護和提高婦女權利、改善民生、引進外資、促進經濟增長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在外交上改善了與世界各國的關系，尤其是維系了與美國的良好關系。但由於軍人集團和總統勢力的強力干擾，再加上反對黨控制的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相對抗，使貝·布托政府的政策績效難免大打折扣。此外，貝·布托對人民黨各級官員疏於管理，致使社會上腐敗成風，她本人及其家族也不例外。不過，由於貝·布托堅決捍衛巴基斯坦的民主制度，因而成為一位公認的民主斗士，她對巴基斯坦的貢獻整體而言功大於過。2007年12月27日，貝·布托在前往拉瓦爾品第群眾集會上發表演講時，遭到兩名恐怖分子襲擊身亡。至此，巴基斯坦人民黨的貝·布托時代宣告結束。

注釋：

[1]Marvin G. Weinbaum and Stephen P. Cohen, Pakistan in 1982: Holding on, Asian Survey, Vol. 23, No. 2(Feb., 1983), pp. 123-132.

[2]大選前，巴情報機構撮合中右政黨和伊斯蘭教黨於1988年10月6日成立了伊斯蘭民主聯盟。

[3]M. D. Dharamdasani(ed.), Pakistan Under Democratic Regime, Varanasi: Shalimar Publishing House, 1994, p. 167.

[4]Verinder Grover and Ranjana Arora(ed.), Political System in Pakistan 3: Political Parties, Elections and Regionalism in Pakistan, New Delhi: Deep %26 Deep Publications, 1995, p. 66.

[5]Saeed Shafqat, Pakistan Under Benazir Bhutto, Asian Survey, Vol. 36, No. 7(Jul., 1996), pp. 655-672.

[6]Frances Harrison, Benazir Bhutto: The First Year, Contemporary Review, Vol.256, No. 1489(Feb., 1990), pp. 62-67.

[7]See Maurice Duverger,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London: Methuen %26 Co. Ltd, 1954, p. 63.

[8]Verinder Grover and Ranjana Arora(ed.), Political System in Pakistan 3: Political Parties, Elections and Regionalism in Pakistan, New Delhi: Deep %26 Deep Publications, 1995, pp. 68-69.

[9]Anita M. Weiss, Benazir Bhutto and the Future of Women in Pakistan, Asian Survey, Vol. 30, No. 5(May, 1990), pp. 433-445.

[10]李德昌：《貝·布托獲勝的原因及面臨的困難》，載《世界經濟與政治》1989年第8期。

[11]Paula R. Newberg, Pakistan at the Edge of Democracy,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 6, No. 3(Summer, 1989), pp. 563-587.

[12]Anees Jillani, Advance toward Democracy: The Pakistan Experience, Lahore: Progressive Publishers, 1991, p. 239.

[13]Seyyed Vali Reza Nasr, Democracy and the Crisis of Governability in Pakistan, Asian Survey, Vol. 32, No. 6(Jun., 1992), pp. 521-537.

[14]Arif Azad, MQM and Growth of Ethnic Movements in Pakista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31, No. 18(May 4, 1996), pp. 1061-1062.

[15]Charles H. Kennedy and Rasul Bakhsh Rais(ed.), Pakistan: 1995,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5, p. 213.

[16]Tahir Amin, Pakistan in 1993: Some Dramatic Changes, Asian Survey, Vol. 34, No. 2(Feb., 1994), pp. 191-199.

[17]Mohammad Waseem, The 1993 Elections in Pakistan, Lahore: Vanguard Books, 1994, pp. 169.

[18]Lawrence Ziring, The Second Stage in Pakistan Politics: The 1993 Elections, Asian Survey, Vol. 33, No. 12(Dec., 1993), pp. 1175-1185.

[19]Iftikhar H. Malik, The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in Pakistan: From Crisis to Crisis, Asian Survey, Vol. 36, No. 7(Jul., 1996), pp. 673-690.

[20]S. Akbar Zaidi, Pakistan's Economy in Deep Crisi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29, No. 28(Jul. 9, 1994), pp. 1719-1720.

[21]V. T. Joshi, Pakistan: Zia to Benazir, New Delhi: Konark Publishers Pvt Ltd, 1995, p. 14.

[22]Saeed Shafqat, Pakistan Under Benazir Bhutto, Asian Survey, Vol. 36, No.7(Jul., 1996), pp. 655-672.

[23]Tahir Amin, Pakistan in 1994: The Politics of Confrontation, Asian Survey, Vol. 35, No. 2(Feb., 1995), pp. 140-146.

[24]這個時間正是納瓦茲·謝裡夫在任期間阿西夫·扎爾達裡在監獄裡呆過的時間。

[25]Jr. Robert LaPorte, Pakistan in 1995: The Continuing Crisis, Asian Survey, Vol. 36, No. 2 (Feb., 1996), pp. 179-189.

[26]"Devalued", Economist, 11/4/95, Vol. 337, No. 7939, pp. 38-39.

[27]1995年11月，巴駐埃及大使館在炸彈爆炸中遭到部分破壞。1996年3月，兩名美國駐卡拉奇領事館的工作人員被殺害。

[28]Trouble for Benazir Bhutto, Economist, Vol. 341, No. 7988, 10/19/1996.

[29]扎爾達裡在任投資部長期間，對他經手的投資項目一律收10％的回扣，綽號“10％先生”。See V. T. Joshi, Pakistan: Zia to Benazir, New Delhi: Konark Publishers Pvt Ltd, 1995, p. 12.

[30]Sean Stewart Price, Benazir Bhutto, London: Raintree, 2010, p. 74.

[31]Zahid Hussain, Pakistan: No Tears for Benazir: The Dismissal of Her Government By the President, India Today, Nov., 30, 1996, p. 72.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