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2012年大選中的左翼政黨：一種理論闡釋

筆者在幾年前曾提出了一個分析選舉政治的綜合性框架，^[1]即通過考察執政黨的政績表現、選舉戰略和政治機會環境來判斷其在即將到來大選中的最可能結果，並將其應用於對英國工黨、法國社會黨和德國社民黨等在2002年前后大選中表現的分析。一方面，這一分析框架仍是非常粗線條的，大概隻能較好地說明上述三個變量影響力的相對變化——尤其是選舉戰略相對於政績表現重要性的上升，另一方面，進入新世紀十年之后的歐洲選舉政治正由於不斷蔓延著的經濟/主權債務危機而發生著深刻變化。就此而言，2012年舉行的法國總統和國民議會選舉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值得關注的分析個例，那就是，究竟應如何從理論上闡釋社會黨開局不利卻大獲全勝的大選結果，而這一選舉結果又給予我們哪些理論上的啟思。在研究方法上，筆者將首先考察三個不同選舉階段(境況)下的競選情勢走向，然后在此基礎上嘗試得出一個更為綜合精確的理論闡釋。

一、總統選舉第一輪投票前：一場旗鼓相當的競爭

盡管總統選舉第一輪投票前就已出現的對兩大主要政黨候選人的民意支持率差別，^[2]但更為理性的一種判斷恐怕是，法國選民在2012年4月22日將會迎來一場十分艱難的政治選擇：^[3]讓尼克拉斯·薩科齊(Nicolas Sarkozy)連任新一屆總統還是由社會黨人弗朗索瓦·奧朗德(Francois Hollande)取而代之，或者說，薩科齊會不會成為第一個未能連任的第五共和國保守黨總統，而奧朗德會不會成為一個臨危受命而又逆轉乾坤的社會黨英雄？而從國際視角來說，這將是2012年數個世界大國政治權力更迭中的重要一站，盡管它也許遠不及俄羅斯、美國以及中國所發生的更重要。

這是因為，從影響大選結果的四個最重要變量來說，政績表現上過去5年恐怕很難讓法國選民感到滿意，而且短期內也難以發生重大的利好變化，因而總體上有利於已長期處於在野地位的反對黨社會黨人奧朗德，但后者的缺乏執政管理經驗對於迷信總統個人能力的法國選民來說有一個明顯缺陷﹔^[4]在候選人素質形象上，薩科齊和奧朗德也是優缺點明顯，前者很高調張揚，尤其是喜歡以歐盟和世界性政治家的形象自居——大選前不久發生的利比亞戰爭對於他來說大概更多是贏分而不是失分，后者謙遜平和，容易與普通選民溝通，但卻未必就適合當代法國選民的政治口味﹔在執政周期上，社會黨已經自2002年起連續在野，甚至在地方政府層面上也已缺乏充分的掌權體驗，可以說已是名副其實的反對黨和在野黨，因而總體上處在有利地位，但正因為如此，社會黨能否組織一次讓人感覺煥然一新的競選就變得十分重要——無論如何，最終結果扑朔迷離的“卡恩事件”(國際貨幣組織前總干事、2012年法國總統選舉社會黨頭號潛在候選人多米尼克·施特勞斯—卡恩在紐約突遭美國警方的性騷擾指控並被扣押，后又無罪獲釋)對於社會黨的大選競選組織應該會產生一定影響﹔在國際特別是歐盟層面上盡管關於薩科齊和默克爾之間特殊友好關系的無數故事版本——比如著名的“默克齊”(Merkozy)的戲稱，但那畢竟都是政治故事，況且不同性質政黨領導人攜手合作歐洲事務的實例很多，很難說默克爾或德國偏好因素對誰更有利。

因而，總統選舉第一輪投票前法國媒體的普遍性預測是，薩科齊和奧朗德兩人將會攜手進入第二輪競爭——這意味著，他們都不會獲得取勝所必需的半數以上選票，但也不太會出現2002年那樣一方被排擠出最后決賽的極端與尷尬場面﹔而對於誰將取得最后的勝利：薩科齊僥幸連任還是奧朗德成功翻盤？民調結果大都顯示，后者會在第二輪中順利勝出，從而引導歐盟政治的“左轉”風潮，^[5]但筆者的看法是，如果上述對四變量的分析能夠成立，那麼第二輪投票大概還將是一場非常艱難的政治對決，奧朗德並沒有輕鬆勝出的任何資本與把握——更何況，從總體上說，法國政治和整個歐盟政治一樣並沒有因為2008年以來的經濟危機而出現“左轉”的清晰政治信號，而且不斷年輕化的新一代選民的政治偏好和政治文化就像當今主流政黨與政治家一樣輕鬆地穿越於“左右”之間。^[6]因此，對於什麼是正確的“政治”和誰是好的“總統”，不僅我們這些“旁觀者”正變得迷惑不解，而且廣大法國選民這些“當局者”大概也不怎麼明確清楚——依此，如果必須做一種“二選一”式的理性抉擇的話，筆者甚至覺得薩科齊的勝率更大些。

二、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后：薩科齊何以會倒下

到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前一天的5月5日，法國媒體已幾乎普遍預測，^[7]奧朗德將會以53％－54％的得票優勢戰勝現任總統薩科齊，成為17年之后的又一位社會黨人總統，而薩科齊將不得不接受敗選失利的結果。而在此之前，筆者確實還堅持認為，薩科齊也許仍有政治翻盤的機會，其基本依據則是，圍繞著上述四個基本變量的理論分析並不支持一種“一邊倒”的選舉勝利，而且我們也確實看不出歐洲主流社會包括法國政治文化自2008年經濟危機以來向左轉向的明確跡象。但至此已十分清楚的是，這種基本面與法國選民的當下政治意願並不吻合，那麼筆者的初期選情研判“錯”在何處，或者說，我們需要做哪些進一步的理論分析呢？

單純從4月22日第一輪投票的結果來看，奧朗德和薩科齊的得票率分別為28.63％和27.18％，其實是難分高下，而極右翼候選人瑪麗娜·勒龐(Marine Le Pen)、左翼激進派候選人讓-盧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和中間派候選人弗朗索瓦·貝魯(Francois Bayrou)分別獲得了17.9％、11.10％和9.13％的選票。也就是說，雖然奧朗德的得票高於薩科齊1.5個百分點，但就大左右陣營得票的總比例來說，還是中右陣營更高一些，共計接近55％——即法國選民總體上仍是呈現為一種“中右取向”。當然，問題似乎也正是出在這樣一種“親右構型”上。薩科齊也許正是“讀懂”了這種民意支持構型的選舉政治意蘊，即如果沒有勒龐支持者的極右翼選民的投票，他就不太可能贏得選舉，所以，薩科齊此后或明或暗地向勒龐及其極右翼政策拋出了橄欖枝。但是，勒龐顯然認為薩科齊邁出的步伐太小，而中間派候選人貝魯卻認為薩科齊是在“政治玩火”。結果，在第二輪投票之前，前者宣布她並不認為薩科齊是國民陣線政策的合法代理人，而后者則明確呼吁其支持者將轉向支持奧朗德，理由是不想看到法國選民的政治分裂，相應的，選舉政治的天平就完全傾向於社會黨一邊。因而，筆者猜想，如果薩科齊明確承諾立足於一種總體“中間化”的政治政策(尤其是在財政政策與移民政策上)，結果也許會更好一些(但鑒於上述結果所展現的選民基礎差異，薩科齊肯定不情願這樣做)。因此，嚴格說來，薩科齊的結盟對象策略並沒有“錯”(取大舍小)，而是“錯”在無論是中間派還是極右翼政治家(其最可能的政治伙伴)都沒有做出積極的回應。依此而言，正是極右翼國民陣線和中間派的否定性政治選擇最終決定了薩科齊的去留和輸贏。

就其他方面來說，在總統選舉競選的第二階段，薩科齊糟糕的政績和夸張的主政風格當然不怎麼受人歡迎，但奧朗德缺乏政治經驗的事實和矜持個性也沒有實質性改變，但當前者不再能通過巧言令色來掩飾自己並不出色的政績、而后者的寡言少語卻被描繪為一種政治與道德誠實的表現時(多少有些像2005年德國大選中默克爾領導中右翼政黨戰勝施羅德領導的社民黨時的情形)，^[8]這些當代選舉政治中的重要變量及其“合力”就逐漸變得有利於奧朗德一方。依此而言，決定法國2012年總統選舉結果的並不是兩大政黨的競選綱領或總體性的選民政治文化，而是第一輪投票結果所彰顯的政黨格局中左右政治支持的構型特征以及大右翼陣營內政黨的政治選擇。

總統選舉之后接下來的問題便是，法國選民是否會將國民議會的主導權也交給社會黨領導的中左翼陣營。果真如此的話，我們很可能將會再次看到一個“紅綠黃(中間派)”大左翼聯合政府，而那將是中左翼政治在歐洲大陸重新回到舞台核心的開始(再考慮到將於2013年舉行的德國聯邦議會選舉)。

三、總統選舉中的默克爾或德國因素

按常理說，德國或默克爾因素不應該成為影響法國選舉政治的一個突出變量，但這在2012年的法國總統選舉中卻成為了一個確定的事實。^[9]從表面上看，這是由於法國總統薩科齊和德國聯邦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有著大致相同的政治理念和(歐洲)經濟危機應對思路，尤其是通過壓縮財政支出、降低企業征稅來實現經濟復蘇和增長，因而被媒體戲稱為“默克齊”。而相比之下，作為社會黨候選人的奧朗德卻有著一些大膽而具有“破壞性的”想法——國內通過向富人征稅來盤活法國財政，以及通過雇用更多的政府雇員來降低失業率，不僅如此，他還聲稱將領導一個“新歐洲”，因為“歐洲並不是由德國說了算”，其中一個標志性口號就是自己當選后的第一站就要去柏林“重新談判”傾注了“默克齊”大量時間的歐盟財政契約。就此而言，默克爾或德國政府明確表明自己的立場偏好是一件頗為自然的事情。但從更深層次來看，真正導致德國或默克爾因素浮出水面的卻是長期作為歐洲一體化主動力的“法德軸心”在本次經濟危機促動下的力量對比日益失衡，尤其是在德國方面——而且絕不僅僅是在經濟實力意義上。

對此現象的一個生動闡釋是卡內基全球政策中心的歐洲主任延·泰朝(Jan Techau)5月14日在清華大學所做的關於法國總統大選的時政演講——非常重要的是，他是一位德國人士。結果，筆者的本意是想進一步檢驗自己關於法國總統大選的理論假設及其缺陷，但卻得到了意外的收獲：這位“歐盟”專家(該中心位於比利時的布魯塞爾)身上透射出的竟是一種咄咄逼人的德國式“政治傲慢”——而且是法國大使館人員在場的情景下。他的許多理論分析都是“正確的”或很有道理，但卻是以一種多少有些頤指氣使或洋洋得意的腔調，與筆者長期以來印象中的德國人的政治理性和含蓄(與其復雜的歷史背景密切相聯)大相徑庭。

泰朝所闡述的基本觀點是：法國社會黨人的總統競選獲勝其實是得到了一塊“燙手的山芋”——如果真的依照競選中的政治承諾一意孤行，奧朗德不僅會毀掉法國的前途，也會毀掉社會黨自身。理由很簡單，財政支出緊縮和實行結構性改革才是法國和歐洲走出經濟困境的唯一正確道路，而德國目前的良好局面正是得益於社民黨總理蓋哈·施羅德幾年前大刀闊斧的改革，並且為此付出了大選失利的代價。但令人遺憾的是，法國社會黨人目前的政策主張與這種正確方向正好背道而馳。同樣重要的是，今日的德國民眾已經與過去大不相同，德國並非主張見死不救，而是要求所付出的努力必須有所回報。這意味著，就像德國不會在援助希臘問題上無原則妥協一樣，也不會向新上任的法國總統做重大妥協。因此，法國方面既不要抱太大的政治天真，也不會有真正的機會得到德國方面的退讓——改變緊縮財政應對危機的總體思路，盡管會給予一些臉面上的考慮和照顧。可以說，這位准官員學者所清晰表達的實際上是一種變化著的“德國歐洲觀”：對於法國和希臘都是如此。更為重要的是，它體現了時下德國政治精英和普通民眾中的一種普遍心態：我們已經可以不必像過去那樣充當所有歐洲人的“出納室”，已可以理直氣壯地表達自己的利益和想法。緣於這種心態，德國目前的經濟一枝獨秀就更加被解讀為自己的辛勤勞動與艱苦努力。言外之意，所有的問題同伴都歸根結底是由於自己的不努力和懈怠。由此才可以理解，德國大小官員一再表示的對希臘經濟與政治危機的漠視態度，以及默克爾總理對奧朗德競選主張的公開反對態度。

從狹隘的經濟立場來看，上述德國觀點自有其道理，但若從歐洲一體化的角度來看卻存在著很大問題：通過歐洲一體化來復興歐洲是德國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其歷史責任所在(並非只是出於戰爭原罪救贖)，這多少有點像歷史上的神聖日耳曼帝國“無反顧地”致力於維護羅馬天主教的權威與神聖，因為其他同伴無一能夠擔當這一使命。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希臘絕非僅是無足輕重、可有可無的經濟累贅，法國也絕不是分量不斷下降的不對等伙伴，而是必須要逐漸納入一個統一的歐洲版圖之中的組成部分。當然，這其中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德國如何擔當好這種“領頭羊”的角色。應該說，過去半個多世紀中，德國非常出色地做到了這一點——也可以理解為今日德國經濟繁榮的重要原因，畢竟它是統一歐洲市場的最大受益者。

圍繞著2012年法國大選和南歐經濟危機，德國給人的印象似乎是，它已認定可以放棄自己的某些傳統伙伴，或者料定這些伙伴除了被動追隨外已經無路可走。但就像歐洲一體化的歷史所表明的那樣，它隻能是一個異常復雜的互動過程，並且，德國的經濟政治實力也顯然不足以改變目前的歐洲多極格局(更何況是整個世界)。逐漸強大起來的德國如何扮演一個並不怎麼驕橫的歐洲強權角色，挑戰只是剛剛開始，認識到這一點對於德國新一代政治家來說尤其重要。^[10]回到2012年法國大選，從一種德國立場來說，默克爾及其同僚的“偏頗言辭”在某種程度上是幫助了奧朗德而不是薩科齊，而且如果不是在總統選舉后的適時立場調整的話，德國有可能繼續“幫助”社會黨(利用民眾此時敏感的厭德情緒)取得國民議會選舉中的勝利——無論如何，它作為外部機會環境的一個側面的確成為了影響法國大選的一個因素，尤其是在總統選舉過程中。

四、一種綜合性理論闡釋

6月10日和17日舉行的國民議會選舉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了法國選民對奧朗德總統領導的社會黨及其聯盟政黨的政治支持的印証，盡管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也極為罕見地取得了2個議席。其具體結果是：社會黨及其外圍政黨314席、綠黨17席、左翼陣線10席、區域主義左翼2席，而人民運動聯盟及其結盟政黨229席、中間派民主運動黨2席、國民陣線2席、極右翼南方聯盟1席。這樣，社會黨及其聯盟自1981年以來首次獲得了國民議會577個議席中的絕對多數，可謂是大獲全勝。^[11]再加上總統選舉中的勝利(兩輪結果分別為28.63％：27.18％和51.64％：48.36％)，2012年法國大選最終成為了社會黨喜出望外的一次“完勝”。作為一種回溯性理論分析，筆者所關心的可以概括為如下兩個問題：一是奧朗德領導的社會黨何以能夠從不利開局中崛起並完美贏得本次大選(或者說為什麼薩科齊及其政黨最終輸掉了本次大選)？二是這一選舉結果的政治意蘊又是什麼呢？

先談第一個問題。從選舉政治的一般理論來說，我們可以把影響一次大選結果的變量要素概括為如下三個：執政表現、選舉戰略和政治機會環境，其中選舉戰略還可細化為競選綱領、議題創制、候選人政治形象和競選策略，政治機會環境還可細化為執政周期、政黨格局及結盟構型、國際環境等方面。總體而言，上述三維變量組成的綜合性分析框架仍可以(有助於)解釋法國2012年大選的結果：相對糟糕的執政政績尤其是經濟危機背景下的宏觀經濟表現，再加上並不成功的選舉戰略和不怎麼有利的政治機會環境，共同決定了薩科齊及其領導的中右政黨的敗選或奧朗德及其領導的社會黨的成功。^[12]對這次大選而言稍顯特殊的是，伴隨著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的崛起而日趨明顯的左右平衡政治的“右翼化”並不能保証溫和右翼政黨的競選連任，而經濟危機/困境的總體背景使得主流政黨的競選綱領及其政策主張更難以動員起獲勝所必需的充足選民數量，結果是極端性小政黨生存空間和政治平衡能力的空前增加——尤其是在像法國這樣的兩輪投票選舉體制下，而主流政黨因勢利導地調整競選戰略和利用變化著的政治機會環境變得更為重要。

筆者認為，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如下五個次級指標因素：政黨競選綱領、競選策略、候選人政治形象、執政周期(政治時鐘)和默克爾或德國因素。就第一個因素來說，奧朗德的反緊縮競選政治口號的確吸引了相當數量的中下層選民，但一方面，適當的財政緊縮是包括法國在內的歐盟國家克服經濟危機/困境的必由之路，這恐怕是法國中產階層主體都心知肚明的政治道理，另一方面，大約30％的工人階層並未參加投票，而參加投票的選民也大量將自己的選票投給了國民陣線(30％左右)和左翼陣線(共產黨)，而不是社會黨。至於第二個因素，雖然很難說奧朗德有著更為出色的競選策略，比如在競選過程中的刻意平民化形象取向和在電視辯論中的溫儒表現，但可以肯定的是，薩科齊的媚從極右翼政治議題與選民的策略產生了毀滅性的效果——極右翼政黨領袖勒龐並不買賬，而中間黨候選人貝魯則公開批評，使其爭奪極右翼選民和保持傳統中間選民票倉的意圖落空。在第三個因素方面，盡管兩個主要候選人的得票結果上的確有些群體性差異，比如奧朗德獲得了更多年輕人和公務員階層的支持，而在性別方面，他雖然的確獲得了更多男性選票，但女性的支持率並沒有變化，而一般來說，女性選民更多受到候選人個性魅力的影響。也就是說，政治個性形象作為奧朗德區別於薩科齊的一種競選策略也許是非常成功的，但卻很難說是影響選民決定的重要因素。對於第四個因素，法國已經在中右翼總統的統治下達17年之久，尤其是本屆政府最初還同時擁有議會兩院的多數地位，但法國在歐盟和世界中的大國地位與法國選民的生活感受卻是每況愈下，這種狀況有著某種程度上的客觀必然性，但對於任何執政黨來說卻是十分不利的。正因為如此，一種傾向變革的氛圍實際上早已開始醞釀，而經濟危機進一步使之強化和發酵，換句話說，法國政治時鐘的“左擺”之勢已然形成，這方面有著三組支持性的數據：一是64％的投票人感覺生活水平在下降，而2007年大選時隻有55％﹔二是媒體一直預言奧朗德會在總統選舉中的第二輪中獲勝，但在各方面綜合評價上卻是薩科齊得分更高些﹔三是依據得票實際結果分析，奧朗德更多受益於選民的“不希望對方獲勝”(44％：32％)和“政治傾向”(43％：29％)而不是“競選政策”(55％：57％)和“個人魅力”(22％：28％)。^[13]此外，盡管奧朗德的反緊縮、反德國(主宰歐盟)立場的確為其增加了不少媒體關注度，我們卻很難說默克爾或其他德國高官的言論實質性影響了法國大選的總體結果(尤其是國民議會選舉)。因此，也許可以大膽一些說，如果要從上述五個因素中確定兩個最為重要的變量的話，那麼，它們應該是競選策略和執政周期，而不是政黨競選綱領、候選人個性政治形象和默克爾或德國偏好因素。也就是說，對於一個長期執政的政黨來說，競選連任的最重要條件是能夠根據所處的國內外環境(尤其是並不怎麼有利的環境)適時制定/調整契合選民意向的競選策略，否則的話，那些相對客觀性的變量比如執政表現和執政周期壓力就會成為決定性的因素。^[14]

再談第二點。筆者認為，法國2012年大選的政治意蘊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來理解：一是總統選舉與國民議會選舉的良性互動效應。從純理論上說，2007年兩大選舉的積極結果(中右翼政黨同時掌控總統府和總理府)並不能保証今年選舉中的必然重復，尤其是考慮到目前歐洲的動蕩局勢和法國選舉政治文化的易變特點，但事實証明，奧朗德的勝利大大增添了社會黨的獲勝機會——這至少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法國選民對政黨政府的政治信任，希望通過政治授權帶來他們所希望的經濟社會政策改變，從而暫時終結了20世紀80、90年代曾幾度困擾法國政壇的“左右共治”(總統府和總理府分別為不同的左右主要政黨所控制)難題。二是對於法國政黨體制的影響。一方面，本次總統和國民議會選舉結果進一步表明，法國長期以來的“左(共產黨11.1％/6.91％)—中左(社會黨28.63％/29.35％)—中間(民主運動9.13％/1.76％)—中右(人民運動聯盟27.18％/27.12％)”的“兩大兩小”相對平衡格局已不復存在，左翼陣線和法國民主運動在總統選舉中相對突出的表現很難解讀為這一構型的恢復，而極右翼的國民陣線已穩定取代了傳統中間派的政治位置，盡管這更多意味著一種選舉政治的不確定性。另一方面，這的確是法國大左翼的又一次政治振興機會，盡管綠黨的選舉表現非常一般(得票分別為2.31％和5.46％)，而社會黨的“一黨獨大”也許會產生一些相反意義上的影響(鑒於綠黨和左翼陣線在議會多數中的非必需地位)。但是，社會黨在失去總統職位17年和失去議會領導權10年后又重新走上了政治舞台的核心(同時掌控總統府、總理府和議會兩院)，這對於一個選舉性政黨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三是對於法德關系和歐盟/歐元的影響。奧朗德當選對於傳統的法德軸心關系及其革新提出了巨大的挑戰與機會，這將是1981年大選后法德關系發展軌跡的重復呢還是一種頗為不同的新走向，值得我們密切關注，但避免出現“德國的歐洲”顯然並不完全取決於法國自己，今天恐怕更是如此，而所有這一切都與歐盟和歐元的未來密切相關。四是對中法關系的影響。盡管社會黨和綠黨對外政策上的特點對於中法關系的確會產生一定的影響，但至多是在“磨合期”長短的意義上，從總體上說，法國的世界地位和內部危機重重注定了中法關系不會有太大的波瀾，除非我們對此過於敏感或寄予太大的期望。因此，在筆者看來，法國2012年總統選舉和國民議會選舉的影響更多是在第二個和第三個層面上，盡管我們絕不能說這只是一次普普通通的大選。

注釋：

[1][12]郇慶治：《當代歐洲政黨政治：選舉向度下的西歐社會民主黨研究》，山東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7、83－157頁。

[2]央視網："Hollande may win 1st voting round of French presidential elections", http://english.cntv.cn/program/newsupdate/20120422/109974.shtml, accessed on 16 August 2012.

[3]李其慶：《2012年法國總統選舉》，《國外理論動態》2012年第5期。

[4]應強：“‘三無人員’奧朗德：無經驗無特點未結婚”，參見新華網：http://news.qq.com/a/20120507/000306.htm，2012年8月21日。

[5][7][11]Wikipedia, "French presidential elections 2012", http://en.wikipedia.org/wiki/French_presidential_election,_2012, accessed on 16 August 2012.

[6]《法國希臘政壇大風吹歐洲政治方向左轉》，《聯合早報》2012年5月8日，參見http://www.zaobao.com/special/us/pages13/fincrisis120508a.shtml﹔沈孝泉：“奧朗德當選總統法國一片‘玫瑰紅’”，參見http://news.qq.com/a/20120507/000592.htm，2012年8月21日。需要強調的是，即使單純從選舉政治的角度看，希臘極左翼政黨力量的崛起也未能改變其主導性的政黨格局與政府構型，相反，結果是主張歐洲一體化和施行財政緊縮政策的新民主黨及其聯盟在第二次大選后上台執政，也就是說，作為社會構成主體的中產階層的政治意向與選擇並未發生根本性改變，國內傳媒多少誤讀了歐洲左翼尤其是極左翼政黨近年來復蘇的選舉政治意蘊。

[8]郇慶治：《選舉政治視角下的歐洲社會民主主義》，載劉玉安、蔣銳等著：《從民主社會主義到社會民主主義：當代歐洲社會民主黨的理論與實踐》，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24－440頁。

[9]董銘、青木、紀雙城：《德國總理默克爾被媒體批評干擾法國大選》，《環球時報》2012年4月28日，參見http://news.sina.com.cn/w/2012－04－28/010024342056.shtml，2012年8月21日。

[10]Carnegie Europe, "Germany: Making or Breaking Europe?" http://carnegieeurope.eu/events/? fa=3586%26lang=en, 27 March 2012, accessed on 16 August 2012.

[13]這些數據都來自理查德·巴爾默(Richard Balme)教授2012年5月24日在清華卡內基中心的學術演講：“法國大選及其對華關系影響”。

[14]趙懷普：“薩科齊執政5年對內經濟發展乏善可陳”，參見http://news.qq.com/a/20120507/000551.htm，2012年8月21日。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