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生態社會主義的理論創新

當代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大發展，是實現了理論的生態學轉向──誕生了“生態社會主義”(又稱“生態學馬克思主義”)這一主流理論形態。肯定這一轉向的標志是馬克思主義實現了它的定義域和問題域的變換。有學者指出：“一個確定的理論預設就是在他之前曾存一種與之不同的另一種新型的哲學體系或路線，這些不同有的體現在研究對象上，有的體現在研究思路上，有的體現在思維方式上，更多地體現在立場觀點和解釋模式上。”^[1]由此可見，判定理論是否轉向應至少涵括以下方面的內容：轉向前后的研究主題是否發生了重大沿革﹔轉向后的理論是否賦有自身特質，並對原理論體系的演進和實踐產生較大影響﹔學界是否形成了對轉向的關注和共識。

我們依據以上視角來觀察，生態社會主義之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繼承了馬克思主要立足於人與社會關系批判資本主義的傳統，把視野放在上層建筑中的文化和藝術上。它強調人對社會的主體地位，重視意識形態和文化傳統的批判，提出了“革命必先革其心”的政治策略。例如，盧卡奇批判資本主義的“物化”現實﹔霍克海默和阿爾多諾重估“啟蒙理性”﹔列斐伏爾把目光鎖定在日常生活批判並期盼“總體的人”之出現，馬爾庫塞則主要考究“異化消費”造成的“單向度的人”。生態社會主義從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這種理論主題中走了出來，通過重新思考比人與社會關系更基礎的人與自然關系，探討人類整體生存而不是個體的權利與自由發展，將生態文明設置為人類的終極關懷。這樣，它雖然延續了傳統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制度、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批判路徑，卻根據時代新變化考察了生態危機的根源，追思馬克思主義的生態智慧，設計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社會主義社會，乃至重新思考了人類文明的進步方向。在這個意義上，生態社會主義乃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當代創新。

一、馬克思的理論成就與缺陷

生態社會主義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當代主流類型之一，產生於20世紀70年代，一直持續至今。它植基的社會存在現實是：由於生態問題的突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普遍陷入發展困境。因此，人類面臨既要擺脫資本主義造成的歷史苦難，又要擺脫其形成的現實生態苦難問題。而如何從資本主義造成的“整體苦難”中解放出來，如何在后繼的社會主義社會中避免因生態問題而形成的發展困境，如何把人的制度解放和生態解放有機統一起來，遂構成生態社會主義的重大課題。生態社會主義一方面結合了19世紀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造成的生態問題的批判，發掘馬克思主義在當今依然具有的主導價值﹔另一方面又根據馬克思時代尚不存在的生態難題，創新馬克思主義以回應時代的挑戰。客觀而言，各個不同的生態社會主義理論家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創新千姿百態，本文不可能盡述其詳﹔由於奧康納的“重構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在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典型意義，本文特以其為范本詮釋生態社會主義的理論創新境界，並據此衍觀生態社會主義的理論創新概況。依據奧康納的視角，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在生態文明方面具有如下的歷史功績與缺陷。

其一，在作為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基石的“勞動觀”方面。馬克思認為，現實勞動的本質是“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關系”﹔其質底表現為“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雙向過程。即在勞動過程中，一方面，人的“勞動力首先是已轉化為人的肌體的自然物質”對外界的自然物質發生作用。“這就是用自然來變換自然”﹔也即人自身的自然作用於他身外的自然，使“天然存在的物質財富要素”、“特殊的自然物質”變成適合人的需要的各種勞動產品。在這個過程中，人的勞動和自然物質相交換、相結合，使勞動活動“在自然物中實現自己的目的”。據此，勞動就是“不以一切社會形式為轉移的人類生存條件，是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即人類生活得以實現的永恆的自然必然性”。但另一方面，勞動過程還是人的自然化過程，人在改變自然的同時也會改變自身。這誠如馬克思所言：“人自身作為一種自然力與自然物質相對立。為了在對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佔有自然物質，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頭和手運動起來。當他通過這種運動作用於他之外的自然並改變自然時，也就同時改變它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著的潛力發揮出來，並且使這種力的活動受他自己控制。”^[2]

奧康納認為，馬克思的這種“勞動觀”必然使他成為“自然資源保護論者”，因為既然現實勞動的本質是“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關系”，因此，勞動過程是否合理地處理了這一關系，乃是決定自然是否有利於人的發展之底奧。這樣，“事實上，馬克思關於社會的觀點中包含有人類不再異化於自然界，人類對自然界的利用不再建立在資本積累邏輯的基礎上，而是一方面以個人和社會的需要，另一方面，以我們今天所謂的生態學的理性生產為直接基礎的思想。”^[3]然而，馬克思尚未達到“生物種類的保護主義者和生態學家”的層次，因為其“勞動觀”局限於政治經濟學視閾，因此，由“勞動”建構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范疇堅持主體決定論的立場。這具體表現為：在馬克思的“勞動觀”中，自然界(與勞動一起)只是作為使用價值的財富來源，而沒有作為交換價值的財富來源﹔這樣，在工業文明的主流生存方式──市場經濟格局中，自然界被置於純被動和無價值的地位，而人類勞動被設定為決定性和唯一價值的地位﹔這種理論突顯自然界的人化問題，卻沒有強調“自然界之本真的自主運作性”及其反向控制人的生存問題。這當然不能達到從全局解決生態問題的水平。

其二，在作為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基礎的“生產方式觀”方面。馬克思強調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社會基本矛盾運動，揭示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自然生態發生沖突的必然性。例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林業進行了准確定位：“漫長的周轉期間，使造林不適合私人經營，因而也不適合資本主義經營。資本主義經營本質上就是私人經營，即使由聯合的資本家代替單個資本家，也是如此。文明和產業的整個發展，對森林的破壞從來就起很大的作用，對比之下，它所起的相反的作用，即對森林的護養和生產所起的作用則微乎其微。”^[4]不僅林業如此，“理性的農業”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是不相容的。資本主義農業無論從人學角度還是從生物學角度都是有害的。從人學角度看，人在現代農業中，就像在城市工業中一樣，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和勞動量的增大是以勞動力本身的破壞和衰退為代價的﹔都市化和農業的商業化聯合成了一種力量，逐漸破壞著財富的原始資源，即土地和勞動者。從生物學角度看，資本主義農業毀壞了土壤的質量，破壞了人與土地之間的物質變換，使得人以衣食形式消費掉的土地的組成部分不能回歸土地，從而破壞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恆的自然條件﹔此外，資本還降低了自然的價值，導致了農產品的貶值，這必然會以經濟危機的形式表現出來。

奧康納認為，馬克思的理論實質上論証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反生態本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不擇手段地追求利潤增殖為目的，因此必然無限制地進行“自然剝削”：它將自然看成是資源的“水龍頭”和廢棄物的“污水池”，同時，資本主義的生產技術和消費技術對生態來說也是一種災難，因為它使科學技術的使用方式遵從“資本的邏輯”──“追求利潤、讓自身增殖的資本的本性。”據此，奧康納指出，資本主義敵視自然的必然性“存在於資本主義與自然之間，或者說，存在於資本的自我擴張和自然界的自身有限性之間的總體性矛盾。”^[5]但另一方面，奧康納又認為，傳統歷史唯物主義的“生產方式觀”僅強調人的因素：在生產力概念中，勞動者被設定為生產力的唯一能動因素，人所使用的生產工具(科技)成為生產力的標志﹔在生產關系概念中，所有的決定性因素都被歸結為人的因素。這樣，由於自然的“生產條件”(馬克思所謂的“生產的自然條件”)在其中被置於無關輕重的位置，所以，它不能在質底上揭示出，由於自然界對人類生產活動具有終極的制約性而導致“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具有一種自我毀滅的趨勢。”^[6]

其三，在作為歷史唯物主義價值取向的“社會主義觀”方面。馬克思目睹了資本主義的非正義性：一方面，資產階級作為統治階級，憑借私有的生產資料而享有絕大多數社會資源(包括統治社會的權力和生產發展的成果)，他們的奢侈性消費與有限的生態資源質底難容，因此需要堅決反對﹔而另一方面，廣大勞動群眾與無產階級由於僅靠出賣勞力為生卻陷於生產不足與社會分配不合理的困境，這導致其基本生活需要難以滿足﹔據此，馬克思主張取代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社會應大力發展生產力，並在消滅私有制的公有制基礎上進行社會資源與社會負擔的合理分配，做到不使有人因統治者身份而獨自享受發展成果，也不使廣大群眾因被統治地位而承擔全部的社會負擔與發展代價，從而在實現“分配性正義”的基礎上避免生態危機。

奧康納首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分配不合理現象的批判，卻不認同他的“分配性正義”主張﹔認為這種主張隻關涉到生產與積累的正面因素和負面因素的平等分配，即社會交換關系﹔卻未能就生產無限發展而導致的生態問題拿出有效對策。奧康納指出，所謂“分配性正義”，就是在分配領域的公平正義，指社會依據一定的標准，公平地分配對象物，而人們合理地取得被分配物，實現“得其所應得”。分配性正義的實質是對人們之間物質利益的調解。資產階級社會所追求的“分配性正義”主要有三種類型：經濟的正義、生態和環境的正義、社區和公共的正義。經濟的正義由財富和收入的平等分配及財富和收入的生產負擔的平等分配兩個方面構成﹔生態和環境的正義由環境利益的平等分配及環境危害風險與成本的平等分配兩方面組成﹔社區和公共的正義，指稱資本主義生產、積累給某些特定社區所帶來的某些利益和損害的平等分配。但無論何種“分配性正義”，都意味著某些團體對其他團體欠下的需要償還的社會性債務，這是有償的，要用金錢來衡量的。這也就是說，“分配性正義”是在市場的維度上對由資本擴張、增值活動所導致的生態危機給予經濟上的平衡，即通過“補償基金”來對其進行補償，或通過稅收來進行調節，所以要充分考慮成本和利益的效能。但在現代經濟日新月異的演化中，生產的社會化程度越來越高，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程度也日趨復雜，很難找到一個可靠的標准來計算成本和利益﹔換言之，日益社會化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體制的發展，意味著分配性正義越來越不可能合理地測定和實施，即越來越缺乏現實的可能性。在這個意義上，依靠“分配性正義”來解決生態問題是不可能的，因此，作為資本主義取代物的社會主義社會就不應繼續追求“分配性正義”，而應追求能在本根上解決人與自然矛盾的“生產性正義”。

二、奧康納的“重構歷史唯物主義”

奧康納認為，馬克思理論中的生態學缺陷是可以理解的。究其質底，馬克思生活的那個時代還沒有爆發當代特有的生態危機，因此也不可能出現現代人類為維護環境而掀起的“綠色運動”。這樣，根據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馬克思的資本、階級斗爭以及革命理論對於生態運動沒有充分重視，乃順理成章之事。質言之，因為當時還沒有現實的自然環境文化成為馬克思理論對象的熱點，所以那種以政治和經濟的歷史為基礎的馬克思理論，是不可能建立在環境文化的歷史基礎上的，它當然不可能包含系統性的生態學理論。然而，在今天，當生態危機已成為人類面臨的最致命、最迫切的生存危機時，歷史唯物主義就不應仍限於馬克思時代的形態，而應演進至生態社會主義理論。據此，奧康納的“重構歷史唯物主義”學說提出：

首先，鑒於傳統歷史唯物主義的“勞動觀”局限於政治經濟學的缺陷，新歷史唯物主義的“勞動觀”應引入文化與自然的因素，建構文化、勞動和自然的“三位一體”理論。奧康納指出，事實上，由“勞動”建構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還賦有文化和自然的雙重特性，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同時都是文化的和自然的”。^[7]所謂生產力既是文化的又是自然的，指生產力既有“客觀性維度”——通過勞動從自然界獲得生產資料、生產工具和生產對象，同時也具有“主觀性維度”——受技術水平和文化實際影響的勞動力的不同組合和協作方式﹔所謂生產關系既是文化的又是自然的，指生產關系不僅具有“客觀性維度”——就它的發展以價值規律、競爭規律、資本的集中與壟斷規律以及其他一些發展規律為基礎，同時還具有“主觀性維度”——就它所包含的財富范疇、就其特定的剝削方式受制於具體的文化實踐而言。因此，社會勞動不僅應建立在階級權力和價值規律的基礎上，同時還應建立在文化實踐和自然系統的基礎上。據此，馬克思主義的“勞動觀”必須實現與當代文化和自然主題的融合，系統性地闡明人類社會勞動的文化特征與自然特征﹔即“勞動”仍然保持著它在歷史唯物主義中的中心范疇地位，但它同時還作為日常生活之規范和意義的現代人類學維度上的文化范疇，以及作為一種現代生態學維度上的自然范疇而存在﹔即勞動、文化、自然有機地構成一個整體。這樣，奧康納就把傳統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中的勞動觀“文化化”了。他據此推衍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不僅會因其經濟運演邏輯而誘發經濟危機，更會因其破壞勞動與文化、自然的“三位一體”關系而爆發生態危機。

其次，鑒於傳統歷史唯物主義的“生產方式觀”僅關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之缺失，新歷史唯物主義創制了生產方式與生產條件的“第二重矛盾”理論。依據奧康納的視角，馬克思賦與“生產條件”(馬克思本人的用語為“生產的自然條件”)概念以依附生產主體與生產關系的地位，從而導致“生產條件”這個概念喪失了自身價值。事實上，“生產條件”是一個有限的存在，其能量是可以耗竭的，因此，它不是一個可以被人無限開發和利用的對象﹔生產條件的這種有限性恰恰是其自身價值所在，即自然界不是一個任人擺布而沒有抵抗的客體，它並不全然服從人類的意志﹔它有自己非人的、自然的需要，也就是說，如果人類的要求超過自然界可以容忍的界限，自然界就要進行報復。據此，人類要實現自身生活的可持續發展，就必須學會尊重自然規律，在生產條件許可的限度內進行勞動。如果更進一步，“生產條件”乃不是根據價值規律而作為商品被生產出來的，但卻被資本當成商品來對待的所有東西(奧康納的定義)，例如，一塊處於市中心而未開發的房地產地皮，會因周圍房子的漲價而自然升值(增加交換價值)。這種情境說明了：在商品經濟中，那些本來隻具有使用價值而沒有交換價值的生產條件，在實際上卻被價值規律所支配。由此可見，在發達的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條件都被虛擬為商品。然而，正因為生產條件被納入了資本運轉邏輯，所以，它必然要因利潤增殖的需要而被濫用，而這又遲早會造成生產能力的破壞(因生產條件被破壞而使勞動無法進行)而引發生產不足的危機。這種危機是由生產條件與生產方式之間的“第二種矛盾”引起的，它不同於傳統歷史唯物主義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第一種矛盾”所引發的生產過剩危機。而且，生產不足的危機不可避免會引發嚴重的生態危機，因為“生產條件”被破壞的實質即生態被破壞。

奧康納進而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能否克服生態危機的問題。在這一點上，他特別注重國家的職能問題。他認為，破壞生產條件的再生產能力的直接原因不是資本而是國家，國家是資本和自然之間的中介，生產條件由此被政治化。國家本身能制造某種獨立的或“相對自主性”的東西，借以控制生產條件的生產和再生產及其參與和退出商品市場的時間和地點。而資本主義國家就是以資本的運作為前提的，因此，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第二重矛盾”激發的危機不僅僅是生產不足危機和生態危機，而且還造成資本主義國家在立法和行政職權方面的政治危機。這意味著如何轉變國家的職能成為解決“第二重矛盾”的關鍵。奧康納提出：“隻有生態社會主義才能真正解決資本主義世界所蘊含的經濟危機、政治危機和生態危機。因為生態社會主義是替代傳統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理想的社會形態，它是這樣一些理論和實踐，它們希求使交換價值從屬於使用價值，使抽象勞動從屬於具體勞動……按照需要……而不是利潤來組織生產。”^[8]從這個意義上說，走向生態社會主義就是改革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國家職能的政治革命。

最后，鑒於傳統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主義觀”僅重視“分配性正義”的缺點，新歷史唯物主義提出了“生產性正義”的慧識。奧康納提出，取代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不但要解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還要解決生產方式和生產條件之間的矛盾。這就需要改變傳統上把社會主義理解為“分配性正義”的社會，而代之以“生產性正義”的生態社會主義模式。所謂“生產性正義”，是生產領域的公平正義，指生產主體有平等的權利從事生產活動，是正義在生產領域的體現。奧康納指出，在歷史邏輯上，從“分配性正義”到“生產性正義”的轉向具有必然性。因為“分配性正義”是指事物的平等分配而不是事務的平等生產，關涉的是個體的權利/要求而不是社會的權利/要求，因此，它只是關注個體層面的正義，未能處理好個體與社會的關系。分配性正義的前提是任何東西包括健康、壽命、安寧都可以用金錢來進行衡量，都能夠根據市場的標准進行公平的分配和補償。但隨著生產的社會化，這一切越來越不可能獲得合理的測定和實施，因而越來越失去其存在的合法性，“在今天，正如各種土地使用活動、勞動過程以及使用價值已極為廣泛地遭受到了各種類型的社會政治批判一樣，所謂正義社會這個概念也已將關注視線從定量方面轉向定性方面了，從社會產品的分配過程轉向這種產品的生產過程了。”^[9]據此，社會主義社會要從定量性的改革實踐和分配性正義中擺脫出來，代之以定性的改革實踐和生產性正義。生產性正義關注生產條件的生產/再生產，包括土地、能源、原材料、技術、機器、勞動技能、勞動組織以及其他生產資料和和勞動對象，以及住房、交通和其他再生產或消費的資料和對象，其原則為：“生產性正義強調能夠使消極外化物(不利於生態文明的外化物——引者注)最少化、使積極外化物(有利於生態文明的外化物——引者注)最大化的勞動過程和勞動產品(具體勞動和使用價值)，例如，如果某個公司致力於社區建設、工作中自我發展的可能性、對有毒廢棄物的拒斥等，那麼生產性正義就對其持贊成態度。”^[10]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生產性正義”與“分配性正義”在追求社會公平、公正的目標上是相同的。二者的最大不同點在於：“分配性正義”偏重的是分配領域的公平正義，表現為各種資源在社會成員之間進行合理分配，強調社會交換關系的公平正義，是定量關系，目的是所得平等﹔“生產性正義”則看重生產領域的公平正義，表現為生產活動的正當合理性，強調的是社會生產關系的公平正義，側重定性關系，目的是生態和諧。在這個意義上，奧康納的生態社會主義把注意力從社會產品的分配過程轉向社會產品的生產過程，從分配性正義的定量分析轉向生產性正義的定性分析，從追求社會交換關系的公平正義轉向訴求社會生產關系的公平正義。體現出一種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超越與歷史發展。

三、生態社會主義的理論創新分析

如果我們通過奧康納的“重構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結合生態社會主義的其他理論成果，可以合邏輯地透視到生態社會主義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如下創新。

首先，通過對奧康納的文化、勞動和自然“三位一體”理論的引申，我們可以看到，在人與社會的關系領域，生態社會主義使物質性的生產生活獲得了文化的意義。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勞動觀”未能將自然與文化相結合——它把自然歸結於經濟基礎領域，而將文化隸屬於上層建筑范疇﹔這樣，自然與文化的關系，就表現為客觀物質性的生產生活與主觀性的意識形態之間的對立以及兩者之間的作用與反作用關系。顯然，這種觀點是否定文化具有客觀性的內容的。而既然文化只是主觀的東西，那麼，馬克思主義要堅持物質生產生活客觀性的原理，就不能設想其中含納文化因素。生態社會主義反對這種觀點。他們認為，文化既有主觀的意義，同時也有客觀內容。比如，一定的社會文化傳統、價值規范、語言等等，都具有客觀的歷史性﹔這些東西不可避免地會影響人們的物質生產和生活，決定不同時代人們的物質生產生活的連續性，從而形成人類的自然文化歷史。據此，文化與自然之間絕不是單純的主觀與客觀的對立關系，而是兼容雙重性質的統一關系。由於有了文化的因素，人類的物質生產生活就顯得紛繁復雜：從其內部結構看，生產系統與生活系統既有科技的因素，也有文化的因素，兩者相互作用，共同決定和校正人作用於自然的行為方式﹔從人與自然的關系看，在生產勞動中，人們不僅通過技術因素，建立與自然界之間的物理的、化學的和生物的自然關系，形成人與自然的雙向控制機制﹔而且還通過文化因素，建立起人與自然界之間的價值聯系，形成文化與社會勞動的互動機制，並據此建立起人與自然之間具有生態文化意義的代謝關系。依據這種視角，歷史唯物主義的物質生產和生活領域就不再是一個單純的技術性的研究對象，而變成了一個復雜的生態文化學的研究對象。

其次，通過對奧康納的生產方式與生產條件的“第二重矛盾”理論的引申，我們可以看到，在人與自然的關系領域，生態社會主義使“自然”獲得了能動性和自主性的規定。傳統馬克思主義是從“勞動”所建構的“人化自然”與“勞動”未觸及的“非人化自然”的區別上說明自然的能動性與自主性的，認為隻有人化自然才具有能動性與自主性，因為人化自然是人的實踐產物，它所體現的是人的能動性和自主性，而非自然本身的能動性和自主性。而非人化自然則是一個可以被人無限利用的潛在的“生產條件”，不可能具有能動性和自主性。生態社會主義否定這一觀點，認為自然不是一個可以被無限開發和利用的“生產條件”，自然的能量是可以耗盡的，是一個有限的存在﹔而自然的這種有限性恰恰就是它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能動性和自主性。既然自然具有能動性和自主性，那麼，馬克思主義就不能隻研究自然能為人開發的性質，還必須研究自然不能為人任意開發的存在條件。這就是說，馬克思主義不應該隻根據人的需要研究自然，還應根據自然自身的價值研究自然，即不僅研究自然對人的正價值，而且要研究自然對人的負價值。這樣，自然就不僅作為實體性的存在，而且作為價值性的存在進入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視野，成為馬克思主義的再研究對象。

最后，通過對奧康納的“生產性正義”理論的引申，我們可以看到，在社會主義研究上，生態社會主義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當代發展。這具體表現為：在政治經濟學原理的研究方面，傳統政治經濟學不分析具體勞動和使用價值，隻分析抽象勞動與交換價值之間的關系﹔因此，它隻能對資本主義作交換價值的普遍的、定量的批判﹔而生態社會主義對具體勞動和使用價值進行理論剖析，厘清了具體勞動與使用價值之間的邏輯關聯﹔這樣，它能做到對資本主義進行使用價值的特殊的、定性的批判。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研究方面，傳統政治經濟學根據工人的生產率來定義機器的使用價值，從剩余價值的生產來定義勞動力的使用價值，以利潤的功能來定義貨幣“資本”的使用價值﹔而生態社會主義則根據工人的安全與健康、污染來定義機器的使用價值，從具體的勞動能力來定義勞動力的使用價值，以生產使用價值的功能來定義貨幣“資本”的使用價值。這樣，與傳統社會主義主要揭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所造成的階級和地區分化對工人的經濟剝削(抽象勞動)不同，生態學社會主義主要揭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所造成的生產能力(土地、具體勞動)和再生產能力(使用價值)的退化及其對工人的生態剝削(具體勞動)﹔此外，傳統社會主義主要關注資本的生產與流通，而生態學社會主義則主要關注生產條件。在社會主義的目標訴求上，傳統政治經濟學看重公有制基礎上的“分配性正義”，認為唯有“分配性正義”才能使社會財富與社會負擔均攤，從而避免因人的貪欲而導致生態危機。據此，傳統政治經濟學必然向往計劃經濟的國家體制，因為隻有高度集中的政治力量與經濟力量(假設這種力量是絕對公正的)才是“分配性正義”的有力保障。而生態社會主義從前蘇聯的生態危機中得知計劃經濟並不能保証生態良好，因此認為，要保持生態平衡，關鍵是保持生產之間的平衡，實現從“能源消耗型”的生產方式向“生產性正義”的生產方式轉變，實現“能夠使消極外化物最少化、使積極外化物最大化的勞動過程和勞動產品(具體勞動和使用價值)。”^[11]據此，生態社會主義必然追求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體制，因為隻有在民主的機制中，人們才能逐漸達成對“生產性正義”的共識並主動構建其社會存在基礎。

綜觀全文，生態社會主義乃馬克思主義實現生態學轉向的當代主流理論之一。它立足於與馬克思不同的時代背景，思考和解決當代人類面臨的生存與發展的根本問題——生態問題。據此，它必然發展出傳統馬克思主義所不具有的創見。本文以生態社會主義的著名理論家奧康納的“重構歷史唯物主義”為范本，深入剖析了生態社會主義的理論創新之處。它主要表現為：在人與社會的關系領域，生態社會主義使物質性的生產生活獲得了文化的意義﹔在人與自然的關系領域，生態社會主義使“自然”獲得了能動性和自主性的規定﹔在社會主義研究上，生態社會主義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當代發展。生態社會主義的這種創新理論對中國當下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具有深刻的文化啟迪意義。

注釋：

[1]韓秋紅等：《西方哲學的現代轉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頁。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1∼202頁。

[3][5][6][7]奧康納：《自然的理由——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331、331、100頁。

[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2頁。

[8]轉引自閻孟偉《生態問題的政治哲學探索》，載於《新華文摘》2010年第19期。

[9][10][11]奧康納：《自然的理由——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529、538、538頁。

（作者單位：浙江行政學院教授，哲學博士，政治學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