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劇變后印共(馬)在意識形態建設中的探索

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簡稱印共(馬)]是印度力量最大的全國性左翼政黨，是國內實力最強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曾在西孟加拉邦(省)等地長期連續執政，黨員人數約有87萬。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發生的蘇東劇變在意識形態方面對馬克思主義政黨帶來巨大沖擊。為有效應對蘇東劇變后的復雜形勢、在特殊體制環境下保持政治實力並求得發展，印共(馬)在意識形態建設方面進行了較為有效的探索。其一系列做法對於當代世界各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意識形態建設具有一定借鑒意義。

一、蘇東劇變后的應對及宣傳教育工作

印共(馬)是由1964年從原印度共產黨中因政治路線分歧而分離出來成立的獨立政黨。根據印共(馬)黨章之規定，它是“印度工人階級的革命先鋒隊”，“目的是通過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還特別強調“黨的一切活動均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和原則為指導”。2000年10月在黨的特別會議上新修訂的印共(馬)綱領也明確寫明，它“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行動指南”，為“爭取實現社會主義並朝著共產主義的最終目標前進”。^[1]

蘇東劇變的發生對世界社會主義力量造成極大沖擊，各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受到嚴重影響，眾多馬克思主義政黨隨即出現指導思想混亂、理想信念動搖、組織隊伍渙散等嚴峻問題。印共(馬)當時遭遇的內外壓力也異常強大，黨內一度出現思想認識混亂，基本政治共識也開始產生裂痕，不少黨員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產生懷疑，對社會主義的前途命運感到迷茫，黨的意識形態的合法性也受到極大挑戰。在緊要形勢之下，印共(馬)適時通過多種途徑加強黨的意識形態建設，對黨員、干部思想認識上的迷霧進行有效疏導。

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當蘇聯共產黨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剛剛拋出其“新思維”觀點時，印共(馬)就獨立發表看法，認為這是“打著社會主義的旗幟反對社會主義”。在許多重大理論問題或國際問題上，該黨長期以來都秉持獨立判斷，發表獨立見解，反對各種形式的教條主義及修正主義。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蘇聯東歐國家發生劇變過程中，印共(馬)多次召開黨的中央委員會會議，經民主討論達成基本共識，通過了多項決議，主要包括：1990年5月通過的《關於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局勢發展的某些政治意識形態問題的決議》、1991年8月通過了《關於蘇聯局勢發展的決議》、1991年10月達成了《關於政治和意識形態問題的決議草案》，這些會議決議和草案表明了印共(馬)在蘇聯東歐多國政治動蕩問題上所持的基本立場，凸顯了印共(馬)在意識形態問題上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念。

蘇東劇變后，印共(馬)領導層堅持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組織黨內就這一重大事件進行反復討論，幫助黨員澄清意識形態問題上的模糊觀念，克服隻注重感性表象的粗淺認識，引導廣大黨員從寬視野、深層次看待蘇東劇變的原因和本質。通過黨內民主探討達成基本共識，再進一步形成黨的決議。與當時一些國家的共產主義政黨或茫然不知所措或一味加強管控的做法比較，印共(馬)在意識形態問題上的做法切合了事態的急促變化，黨員的思想認識迷霧得到了較好的疏導。1991年10月中旬，印共(馬)發布了中央委員會通過的政治決議草案和意識形態決議草案，兩個草案都明確重申將繼續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不動搖。草案文件認為，蘇東劇變是這些國家執政黨長期曲解馬克思列寧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和破壞社會主義形象的結果，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仍然是科學有效的，以“右”的或“左”的形式出現的修正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思潮，都不是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草案還批評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把列寧創建的布爾什維克黨演變成為一個以社會民主主義為指導的政治組織，號召因蘇東劇變影響而陷入困境的各國共產黨繼續堅持階級斗爭路線，並發揚黨內民主，同時要加強對干部的教育工作。^[2]

採取各種形式對黨員、干部進行思想政治教育以幫助他們走出思想認識上的誤區，是印共(馬)在意識形態工作中的重要做法。蘇東劇變后，印共(馬)針對黨員、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迅速跟進，不斷澄清模糊觀念，厘清各方面的利害關系，較快地穩定了思想，糾正了認識偏差。印共(馬)總書記哈·辛·蘇吉特曾就此指出：“我們黨從蘇東劇變一開始就對黨員不斷進行教育，所以，我們黨沒有一個黨員因蘇聯解體這個原因而選擇退黨。”

同時，印共(馬)還很重視黨的宣傳工作，不斷加大宣傳力度。在印度憲法規定的范圍之內，充分利用言論、出版等方面的自由權利，利用本黨主辦的報紙、刊物擴大宣傳，起到了正確引導輿論風向的重要作用。印共(馬)中央委員會創辦的黨報主要有《人民民主》周報(People’s Democracy)、《人民潮流》周報(Lok Lahar)，主辦的刊物有《馬克思主義者》季刊(The Marxist)。黨中央的主要報紙和刊物一般用英語和印地語兩種語言出版發行。在印度各地印共(馬)還發行有多種地方出版物，多用當地語言或少數民族語言刊發。據不完全統計，印共(馬)在各地至少出版有23種報刊，擁有6家出版社。^[3]這有效增強了印共(馬)在國內輿論宣傳上的廣泛影響力。

蘇東劇變后，印共(馬)還將刊發的文章內容進行了較大改進，其特色主要有如下三個方面：一是登載有關本黨領導人的重要講話，以及刊發1992年以后歷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情況，如1995年刊發過黨的領袖有關印度共產黨成立75周年的紀念講話﹔二是登載有關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論性文章，如1998年刊發過《共產黨宣言發表150周年》的紀念性理論文章、2004年登載過《全球化時代的社會主義》等文章﹔三是有關批評國內一些政黨所持的極端路線或執政政策的文章，主要是批判印度國內極左派——印共(毛主義者)的武裝斗爭路線和印度人民黨的教派主義觀點，還有批評印度當局對美國的外交政策等的文章。^[4]

此外，印共(馬)報刊還著意刊發有關社會主義大國中國以及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中力量最強的共產黨——日本共產黨的文章。1999年新中國建國50周年時，印共(馬)中央委員會主辦的《馬克思主義者》季刊(The Marxist)特別刊發了四篇專欄文章，分別為：《江澤民在中共成立78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國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中國革命的教訓》、《中國與印度的形勢之比較》﹔2001年又刊載了中共中央黨校原副校長楊春貴的文章《鄧小平理論與社會主義的命運》，2003年刊發過原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李鐵映的文章《21世紀的中國經濟》，2007年特別翻譯、刊發了胡錦濤的中共十七大報告，2010年刊發過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劉雲山的文章《中國如何應對世界經濟危機》。^[5]印共(馬)對同樣是處於資本主義政治體制內的日本共產黨的發展情況也很是關注，2007年曾專門刊載過《日本共產黨成立85周年》的文章，2010年又翻譯、登載了《日本共產黨第25次代表大會決議》，主要是介紹日本共產黨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和日共的發展情況。

二、通過歷次黨代會達成共識

蘇東劇變以后，印共(馬)一般每隔三年左右即召開一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以對黨內外、國內外的重大問題進行充分的民主討論，達成共識，形成政治決議。至今已經召開過七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印共(馬)召開全國代表大會的間隔時間、召開頻率在世界各國共產黨中位居前列，黨內民主進程得到進一步推動。印共(馬)的歷次全國代表大會都很重視黨的意識形態工作，尤其是在國內外局勢發生重大變化的緊要時期，對黨員因受外界各種影響而出現的重大思想認識問題進行重點關注、深入研討，以消解不良思潮對黨的指導思想、基本宗旨及奮斗目標的沖擊，糾正廣大黨員思想認識上的偏差。總體來看，蘇東劇變后的20多年來，印共(馬)始終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旗幟，堅持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奮斗目標。

1992年1月，印共(馬)十四大召開，這是蘇東劇變后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一致表示將堅定不移地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主義，對世界社會主義的前景仍懷必勝信念﹔新任總書記哈·辛·蘇吉特在這次大會上指出，“印共(馬)始終將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與印度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因此不僅能夠經受住帝國主義國家和國內反動勢力的反共宣傳，而且還將繼續前進”﹔大會最后通過的政治決議認為，蘇東劇變導致“世界力量對比發生了有利於帝國主義的新變化”，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所受到的打擊不會持久”，印共(馬)將“堅信馬克思列寧主義並未過時，社會主義依然具有光明前途、廣闊前景，決心與世界各國堅持原則的共產黨人團結一致，克服困難，共同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還通過了《關於意識形態問題的決議》，這是蘇東劇變后印共(馬)為應對國內外各種思潮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沖擊而達成的重要共識。決議指出，印共(馬)成立后，“在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修正主義及教條主義作斗爭的二十七年間”，黨“始終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從自身經驗出發，獨立自主地做出判斷”﹔“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導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很大程度上出現理論上的停滯”，而“對於實現從理論和實踐得出結論的一種分析來說，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一種不可或缺的工具”，印共(馬)將“加強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並發揚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推動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在印度人民中的傳播”，尤其將“繼續與右的修正主義者和‘左’的宗派主義者進行斗爭”。^[6]十四大結束后，印共(馬)還組織舉行了約有十萬人參加的游行示威集會活動，群眾游行隊伍高喊“社會主義必然勝利，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等口號。

1995年4月，印共(馬)召開十五大，大會通過的《政治決議》認為，當今世界存在著社會主義力量和帝國主義之間、帝國主義和發展中國家人民之間、帝國主義國家之間以及資本主義國家中勞資之間的四大矛盾，而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力量之間的矛盾在當代世界起著中心作用﹔印共(馬)要“履行國際義務，動員印度各階層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目前正從“一片混亂”走向“重新組合和革新”，但“這種發展進程是長期的和艱巨的”，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備，不能過於樂觀。^[7]

1998年印共(馬)十六大在意識形態問題上進一步指出，世界社會主義力量的減弱使力量對比更有利於資本主義，但近年共產黨和民主進步力量正在復興和重組，工人階級的聯合戰斗力得以加強﹔中國、越南、古巴、朝鮮等社會主義國家在復雜形勢下獨立自主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尤其是社會主義中國通過經濟改革發展迅猛，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強國，這對於抵抗帝國主義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2002年3月印共(馬)十七大確定了反美反帝、團結全世界進步力量反對資本主義主導的全球化、反對經濟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政策主張。

2005年召開的印共(馬)十八大尤其關注美國以反恐為借口對伊拉克發動的戰爭，大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指出，美國對伊拉克發動的戰爭“令世界愈發之動蕩，催生而非抑制了恐怖主義式暴行，推動了教派意識形態的滋生”，提出要“構建一個基於共產主義原則基礎上的強大的政黨組織，並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來解決印度的現實問題成為一項關鍵性的任務”，並號召“反對美帝的全球性擴張以及帝國主義者對我國的滲透，加強左翼和民主力量的國內聯合”。^[8]

2008年印共(馬)十九大政治決議號召，“團結國內一切愛國、民主和進步力量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自由主義和私有化政策，保衛世俗民主並加強聯邦制”，提出“應該建立一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則為基礎的強大的共產主義政黨，動員全國人民完成這些任務”﹔印共(馬)應向民眾宣傳黨的理念：要“加入到謀求建立一個統一、世俗化的印度的斗爭中去，與階級剝削、社會壓迫及帝國主義滲透作斗爭，確保社會公正和進步”。^[9]

2012年4月，新近召開的印共(馬)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關於某些意識形態問題的決議》，該決議指出，全球性經濟危機等世界形勢的新變化使“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面臨著新的挑戰，在意識形態問題上應該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進行科學分析以加強黨的革命意志”﹔在新形勢下，印共(馬)將“通過與各種破壞性運動所帶來的挑戰以及任何偏離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性原則的傾向作斗爭”來加強意識形態建設。^[10]

三、結合地方長期執政實踐進行的探索

印共(馬)還結合自身通過民主選舉在地方長期執政的實踐經驗來推動黨的意識形態建設。從1977年6月到2011年5月，印共(馬)在印度東部的經濟重鎮西孟加拉邦(省)連續執政34年之久，還在喀拉拉邦和特裡普拉邦長期執政。作為在地方層面持續執政時間最長的全國性政黨，印共(馬)積累了豐富的執政經驗。通過地方執政，印共(馬)逐步形成了自身特色的執政理念，也為其意識形態建設創造了有利條件。印共(馬)在這一方面進行的探索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通過執政邦經濟的較快發展証明執政黨意識形態的合理性。意識形態所要表達的實質性關系是物質利益關系，經濟上的成就是驗証執政黨意識形態合理性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印共(馬)上台后，其執政政策推動了西孟加拉邦經濟的較快發展。20世紀90年代，西孟加拉邦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位居國內各地之首，從1977年到1997年的二十年間，該邦農村貧困人口的下降幅度在全國最大，貧困線以下人口比例下降了約36％。^[11]1994年9月底，印共(馬)為首的左翼陣線政府在西孟加拉邦開始推行開放型的以市場驅動為特征的新型工業政策^[12]，工業化進程迅速推進﹔邦政府還對一些趨於僵化的落后企業進行了重組^[13]，地方經濟活力得到顯著增強。2005年，該邦國內生產總值為230億美元(2，300億盧比)，位居全國第三﹔人均收入增長5.4％，僅次於卡納塔卡邦，居全國第二位。^[14]同年，該邦共吸引了約5000億盧比的外國直接投資，列全國第三位，2001到2004年間投資增長率達70％。^[15]2006年至2010年間，該邦農業生產年均增長率為3.1％，而同期全國平均的增長率是2.1％﹔2010年，西孟加拉邦的稻米產量達到1430萬噸，位居印度各邦首位，佔全國稻米總產量的16％，該邦蔬菜產量1280萬噸，也居全國之首。^[16]印共(馬)執政邦地方經濟的較快發展為其在持續執政中積極推進意識形態建設提供了較為堅實的物質基礎，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印度國家層面開始推行經濟改革的大背景下，經濟增長、經濟發展也日益成為地方執政黨意識形態合理性的有力依據。

其次，通過執政邦教派關系的和諧、政治局勢的穩定、社會事業的發展來確証政黨意識形態的世俗性、進步性、公正性。印度素有“宗教王國”之稱，宗教文化傳統非常深厚，教派之間因宿怨或矛盾引發的沖突、種姓制度下等級間的不平等所引發的社會問題一直是印度推進國家和社會轉型、實現現代化的主要阻礙，無論是國家層面還是地方層面的執政黨都必須直面並著力解決這些重大問題。對教派沖突、種姓歧視、社會事業相關問題的解決狀況也往往會凸顯出執政黨在意識形態上的特點。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印度教原教旨主義在國內復活，在很大程度上又加劇了教派間的沖突。在印共(馬)長期執政的西孟加拉邦，較為公正的世俗化政策促進了教派、種姓等問題的解決，社會在一定時期保持了穩定和諧。印共(馬)在西孟加拉邦上台執政以后，對少數派團體實行了特殊的幫扶政策，如在2002—2003年度給少數民族優惠貸款以資助其創業的財政撥款達到508.3萬盧比，比上一年度提高了近3倍，還對少數民族的文化教育事業採取了保護和發展措施^[17]。印共(馬)為首的西孟加拉邦左翼陣線政府還特別將10％的政府雇員職位留給53個相對落后的少數教派穆斯林聚居區，這惠及到了全邦約86％的穆斯林人口﹔2010年，幫助少數族裔的綜合發展計劃的資金投入總額達到26.4億盧比，位列全國之首。^[18]在基礎教育方面，1993到1994年度，該邦農村5至14歲學齡兒童入學率為65％，全國農村入學率是63％，有超過61％的適齡女童入學，而全國總體上隻有55％﹔^[19]公民識字率從2001年的68％上升至2011年的74％﹔初等教育的入學率在2010年達到98.95％，失學率則降至低於全國水平的8.66％。^[20]在公共醫療衛生方面，該邦公共衛生體系的人口覆蓋率在國內各地是最高的，已經達到約有70％。^[21]人口增長率從1991—2001年度的1.77％下降至2001—2011年度的1.39％，人口死亡率降至全國最低的6.2‰。^[22]各種世俗進步政策的實施取得了重大成效，2002年印共(馬)在慶祝地方執政25周年時曾提到，如果“將西孟加拉邦宗教間和睦相處的情況同全國宗教沖突不斷升級的現狀比較，就可看出過去25年中推行的宗教政策所取得的成效”，“左翼陣線政府在維護世俗主義、宗教和諧、宗教少數派權益及滿足各語言少數派的文化需求等方面樹立了良好榜樣”。^[23]印共(馬)的相關執政政策及績效對其意識形態的世俗性、進步性、公正性的彰顯起到了重要作用。

綜上，蘇東劇變后，印共(馬)在意識形態建設方面進行了重要改進和探索，這是它走出困難局面、政治實力得以保持並獲得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總體來看，印共(馬)的意識形態建設所取得的成效主要包括如下四個方面：首先，使印共(馬)有效應對了蘇東劇變對社會主義政黨意識形態所造成的重大沖擊，在緊張形勢下實現了平穩過渡，與許多國家的共產黨組織相比較，其黨員人數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有所增加﹔其次，印共(馬)黨員、干部對黨的事業有很大的獻身精神、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堅定，也與意識形態工作大有關聯﹔再次，意識形態建設增強了印共(馬)在印度國內政黨政治中溫和左翼的特色和地位，使其作為社會主義政黨的世俗性、進步性得以體現，提升了它在多次選戰中的表現，也促進了印共(馬)和平通往社會主義道路的實踐探索﹔最后，這對於印共(馬)在地方層面長期保持其執政地位也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盡管印共(馬)在2011年5月的地方議會選舉中遭遇前所未有的重創，喪失了在西孟加拉邦34年之久的執政地位，但它與左翼陣線各政黨在該邦仍然維持基本的支持力量。統計顯示，佔選民總數41％的1950萬民眾在選舉中支持印共(馬)^[24]。同時也必須要看到，由於當今互聯網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各種社會思潮的廣泛傳播以及印度國內濃厚的宗教文化傳統等因素的影響，印共(馬)作為亞洲老牌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在意識形態建設中也正面臨著一系列嚴峻的挑戰。

注釋：

[1]“Communist Party of India(Marxist)Programme(Updated at the Special Conference At Thiruvananthapuram in October 2000)”, http: //www. cpim. org/. html.

[2][7]http: //www. cpim. org/. html. PDF.

[3]參見http: //zh. wikipedia. orgwikiWikipedia:％E9％A6％96％E9％A1％B5.

[4][5]http: //cpim. org/the-marxist.

[6]“On Certain Ideological Issues—Resolution Adopted at the 14th Congress of the CPI(M)(Madras, January 3-9, 1992)”, http://cpim.org/content/partycongress. PDF.

[8]“Political Resolution Adopted at the 18th Congress CPI(M)(New Delhi-April 6 to 11, 2005)”, http://cpim.org/content/par tycongress. PDF.

[9]“Political Resolution Adopted at the XIX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Marxist)(March 29 to April 3, 2008 Coimbatore)”, http: //cpim. org/content/partycongress. PDF.

[10]“Resolution on Some Ideological Issues(Adopted at the 20th Congress of CPI(M) at Kozhikode, Kerala April 4-9, 2012)”, http: //cpim. org/content/partycongress. PDF.

[11][17][19][21][23]Harkishan Singh Surjeet, “On the Occasion of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Left Front Government of West Bengal”. http: //www. cpim. org/. html. PDF, pp. 7、13、8、8、12.

[12]Jorgen Dige Pedersen, “India's Industrial Dilemmas in West Bengal”, Asian Survey, Jul/Aug 2001, p. 661.

[13]Partha Pratim Basu, “‘Brand Buddha’ in India's West Bengal: The Left Reinvents Itself”, Asian Survey, Mar/Apr 2007, p. 294.

[14][15]Swagata Sen, “From Red to Riches”, India Today, Sep. 25, 2006, pp. 42、42.

[16][18][20][22]“7th Left Front Government in West Bengal: Snapshots of Major Initiatives and Achievements”, http: //www. cpim. org/content/elections.

[24]http://www.cpim.org/content/june-2011-cc-communique.

（作者：浙江工商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法學博士，山東大學當代社會主義研究所兼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