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時期傳統宗教文化和馬克思主義關系研究

宗教是一種意識形態，它影響著國家的政治生活，而國家的執政黨處理宗教問題正確與否，直接影響了國家的社會和政局的穩定。蘇聯時期在處理傳統宗教和馬克思主義關系的結果，影響了蘇聯的發展及國家性質的改變，因此，我們要認真研究蘇聯時期傳統宗教與馬克思主義直接的關系，吸取其經驗教訓。

一 俄羅斯傳統宗教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碰撞

（一）宗教文化在俄羅斯的存在狀況。每個民族都有其傳統的宗教文化，俄國的傳統宗教思想是東正教思想。基督教分為三大教派，東正教是其中之一，是由於基督教教會分裂而產生的。公元10世紀末，俄羅斯從拜佔庭引入了東正教，並將東正教定為國教，開始在俄羅斯進行廣泛的推行與傳播。東正教具有拜佔庭的特色，但是在發展和傳播的過程中將俄羅斯民族精神的本質融入了自己的教義中形成了獨特的傳統，例如神學傳統。東正教擴大了俄羅斯文化的內涵，是俄國文化結果的核心和根本，在經濟、政治和文化生活方面都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俄羅斯民眾具有很深的宗教情結，他們是可以深刻的領悟基督教本質，他們珍視苦難和折磨，對於基督和十字架十分狂熱，而且可以從苦難中吸取積極向上的力量，心甘情願的承受苦難，以此來考驗自己對上帝的忠誠，並通過這種方式淨化自己的靈魂。這種觀念已經植入到人民的意識深處，並不斷的鍛造著俄國人的靈魂，廣泛而深刻地影響著俄羅斯人的世界觀。^[1]

但是這種宗教文化不能使民眾擺脫專職和貧困，廣大的俄羅斯民眾還是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人們一方面希望改變這種狀況，但是另一方面又安心且屈服於這種狀況，認為苦難是上帝的一種考驗，是淨化自己靈魂的必經之路。隻有通過重重苦難的考驗，才能到達最后的理想社會。這是俄國統治者對民眾進行的精神催眠，使民眾放棄反抗和斗爭，這是他們牢固自己統治地位的一種手段。

（二）馬克思主義在俄羅斯的傳播。馬克思主義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巨大的文化遺產，它的產生和傳播是順時和應世的，是不可抗拒和逆轉的。馬克思主義流傳進入俄羅斯之后，斯大林時期和勃列日涅夫時期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十分迅速，它不再僅僅是一種指導思想，而是躍變為意識形態的官方哲學，馬克思主義在這個時期出現了空前的繁榮局面，其興起和繁盛是與俄國的命運息息相關的。馬克思主義剛剛出現時，具有客觀性及科學性，它告訴了人們：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往往制約著整個政治生活、社會生活以及精神生活。人們的社會存在是主導因素，它決定人們的意識。當社會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會和現存生產關系產生矛盾，這是必然的現象。生產關系則會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而轉變為生產力的桎梏，阻礙生產力的發展，所以社會變革必然會發生，革命的時代必然來臨。^[2]

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在俄國能得以確立，這都是與俄國的知識分子的廣泛的傳播緊密相連的。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擁有科學性世界觀的理論，它對於如何實現共產主義的描述是美好且令人向往的，它的這些特點牢牢地抓住了列寧的思維。列寧發動的十月革命就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並作為俄國的指導思想。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中，列寧找到了自己的理想，他希望通過政權的力量改造俄國的現狀，並在俄國的修正主義與民粹派的相互斗爭中，在因地適宜、因時適宜的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的基礎上，堅持理論與實踐的統一，並將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實踐中不斷的豐富、發展。這些都是列寧哲學的基礎。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大的進步，也是裡程碑。而且因為十月革命的勝利以及列寧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地位，馬克思列寧主義逐漸成為革命運動和思想運動的主流指導思想，並成為拯救俄國的有力的理論武器。

（三）蘇俄時期馬克思主義與宗教文化的契合與對峙。馬克思主義與俄國傳統宗教文化的契合點是彌賽亞精神。^[3]馬克思認為人類社會是一個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過程，人類奮斗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這是一種末世論學說，烏托邦思想。人類實現共產主義，其實質就是實現自由王國，這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最重要，最有價值的部分，是馬克思主義的翅膀。^[4]這種烏托邦和末世論的幻想與俄國傳統宗教不謀而合，對於那些隻追求精神，不追求物質的俄國知識分子的吸引力是巨大的。這些知識分子的理想就是為了實現人類的解放而奮斗，而馬克思主義的出現成全了他們的理想，給了他們精神支柱，是他們的行動指南。在他們心中，馬克思主義是對人們的救贖，這種救贖是完美無瑕的，其他的宗教理論都無法超越它或者是替代馬克思主義。布爾加科夫認為，“共產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核心，共產主義是一種描述千年王國的理論學說，其主要內容是對於塵世的救贖，是要將上帝之國建立在地上。”因為馬克思主義對於烏托邦和末世論的描述，所以它牢牢地吸引了俄國國內那些有宗教傾向的無神論者，人類實現共產主義的實質就是實現自由王國。^[5]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描述了共產主義的一些理論：“共產主義揚棄了私有財產，這種揚棄是積極的，而不是對人的本質的真正的佔據和擁有﹔所以，它是一種完全的歸復，是一種人向自身，向社會的歸復，是合乎人性的，是一種自覺的行為，並且在曾經發展的全部財富的范圍中產生的”^[6]。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實現人類的自由，實現全面的解放是馬克思最終的目的，而俄國傳統宗教和馬克思主義的契合點正是馬克思主義的關於最終理想的追求，這也是馬克思主義最能吸引人的的地方。

但縱觀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歷史，它與宗教文化是處於對立的狀態，在馬克思早期或者后來的著作中，宗教都是被批評的對象。宗教是唯心主義，馬克思主義卻是唯物主義理論，是一種無神論，二者不能共存，水火不容。即使很多宗教哲學家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主要著作進行了認真細致的閱讀，也有過積極肯定的評價，但是他們基本的基督教立場使得他們不可能會接受馬克思主義有關暴力革命的思想。在這一點上來說，馬克思主義和傳統宗教文化是對立的。因此在十月革命之后，雖然馬克思主義在俄國進行廣泛的傳播，但還是受到了宗教唯心主義的大力阻撓，宗教哲學家向民眾傳遞這樣的思想：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是對過去歷史的一種惡意的、不好的辯護，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手段，把過去和現在看成是未來，這種思想理論不具有道德性，因此“反對”在俄羅斯宗教哲學中處於主導的位置。別林斯基反對理性的必然性，費奧德洛夫反對把過去和現在當作未來的階石，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對用無辜者的苦難換取未來的和諧。布爾加科夫就認為如果人類必須付出沉重的代價才能換來進步的話，這種進步是不值得爭取的，從根本上對馬克思主義的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目標提出了質疑。宗教思想家通過各種途徑宣傳唯心主義宗教觀點，不利於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傳播，而且大部分民眾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也使得他們很難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和理念，因此降低了馬克思主義教育的有效性。

二 蘇聯處理宗教文化的得失

（一）蘇聯時期的宗教政策。十月革命勝利之后，以列寧為首的蘇維埃政權推行了新的宗教政策，針對俄國國內宗教的相關問題，先后頒布了有關宗教的一系列的法令、政策，宣布國家政權與宗教分離。斯大林時期，國家的宗教政策有了新的變化，變化情況可以分為三個歷史階段^[7]：

第一階段，國家繼續延續列寧時期的宗教政策，蘇維埃政權和俄國傳統宗教直接的關系出現了好轉，宗教對於蘇聯政權的態度由對立敵視向擁護轉變，國家政權與宗教直接的關系有所緩和，不再是尖銳的對抗狀態。而這些從國家頒布的相關政策就可以看出，例如：1924年5月俄共（布）第13次代表大會決議頒布的在《關於農村工作》的第18條內容中指出：“一切試圖用行政手段如封閉教堂、清真寺、猶太教堂、禮拜堂、天主教堂等手段清除宗教偏見的作法，必須堅決加以杜絕。農村中反宗教宣傳的性質，隻應當是以唯物主義觀點來解釋農民所碰到的自然現象和社會生活現象。在這一時期裡，盡管國家政權和宗教之間還經常出現局部的摩擦和沖突，但是總體來說宗教的發展環境還是有所改善及發展。”^[8]

第二階段，國家開始大規模的反對宗教運動。在經過內戰和國家的發展建設之后，國內的局勢得到了穩定，政治經濟有所發展，且蘇聯政權也得到了政治上的承認。因此在這種大的社會背景下，反對蘇聯政權的宗教人員得到了法律的嚴厲的制裁。斯大林頒布了一系列的限制政策，對宗教進行了嚴厲的打擊，從而掀起了大規模的反宗教的運動。相關的政策主要有1927年1月《蘇俄刑法典》，1929年4月《關於宗教組織》，1932年1月《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的命令》，1936年12月《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憲法（根本法）》等。在這一時期國家政府進行了多次的全國大規模的宗教鎮壓、迫害運動，試圖通過這些運動消滅國內各個宗教組織及設施，從而消除宗教的社會影響，使得國家政權與宗教之間的關系迅速惡化。國內各宗教的人員和教徒受到社會的歧視和不公平的待遇，受迫害的人數相當巨大。宗教受到了巨大的打擊，這一階段是俄國宗教發展史上的噩夢。

第三階段（1941-1953年），國家宗教政策開始相對寬鬆，這段時期也是蘇聯衛國戰爭的建設時期。由於在二戰時俄國各個宗教勢力積極參與反法西斯斗爭，發揚愛國主義精神，擁護蘇維埃政權，所以蘇聯政府改變了曾經實行的對宗教的嚴厲政策，轉為支持宗教。盡管國家還是嚴厲的對宗教進行管理和控制，但是對宗教的迫害運動已經停止，國家政權和宗教之間的關系逐漸緩和，這一形式持續到斯大林逝世之后。

綜上所述，雖然在斯大林執政的前期和后期，蘇維埃政權對東正教的政策相對寬鬆，政教之間的關系相對緩和，宗教得到了一定的發展，但是總體來看，還是中期的反宗教運動居於主導地位，國家對宗教的政策非常嚴厲，反宗教運動高漲，迫害宗教人員的事件層出不窮，嚴重破壞了俄國的宗教發展，國家的宗教政策存在著很多的問題。

（二）蘇聯時期實施宗教政策的分析。十月革命之后，以列寧為首的蘇聯政府在俄國推行新型的宗教政策，頒布了一系列的法令和政策，使國家政權和宗教相分離，對俄國宗教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絕大多數都是正確的、不容置疑的，應該給與肯定。在《給農村貧民》中列寧指出：“教堂和寺院所有的地，大約有六百萬俄畝。我們的神甫向農民宣傳不要貪財，要戒欲，而自己則巧取豪奪，抓到了大量的地。”^[9]列寧的宗教政策嚴厲打擊了東正教的反動行為，維護了民眾的權益和國家政權的穩定。新的宗教政策廢除了東正教的特權地位。這種廢除特權的政策使國內各宗教之間的地位走向了平等，有利於各宗教的發展。新的宗教政策也降低了宗教的消極影響。東正教對民眾的內心世界具有消極的影響，對國家的發展帶來不利。而蘇聯政府在列寧的指導下採取了政教分離政策，打擊了宗教保守思想對民眾的不良影響，減輕了宗教的負面影響，減少了對民眾的束縛，為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帶來了積極的作用。雖然總體上新宗教政策是正確的，但是不可否認這些政策也存在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政策過於嚴厲，過重的打擊了宗教勢力，導致部分民眾的宗教情感受到傷害，使蘇聯政府在民眾中的威信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響。^[10]列寧的宗教政策對宗教的打擊過於嚴重，傷害了教眾的感情，損害了他們的一些合法權益，引起他們的強烈反對是必然的結果。綜上，在列寧時期，雖然國家的宗教政策存在不足，但是整體是正確的，影響是積極的，應該給與肯定，這些政策打擊了宗教勢力的反革命氣焰，降低了宗教的特權，減輕了宗教對民眾思想的禁錮，促進了新政策在俄國的發展。

斯大林時期的宗教政策對於國內宗教的存在與發展的影響是巨大的，雖然有其社會原因，但是同時也暴露了各種各樣的問題。斯大林的宗教政策對於改變那個時期蘇聯的落后面貌，削弱宗教的負面影響雖然有些好處，但是其暴露的問題也是極其嚴重的。這一時期的宗教政策背離了列寧的宗教思想，宗教政策十分嚴厲，反宗教運動席卷全國，蘇聯政府利用破壞性和強制性的手段，來達到消滅國內宗教的目的，嚴重威脅了宗教的發展，對宗教會造成巨大的傷害。在這一時期，宗教的合法權益也遭到了踐踏，國家沒收宗教組織的土地和財產，破壞活動設施，各個宗教勢力都遭到了嚴厲的打擊。法國人讓·艾倫斯坦曾這樣評價：反宗教斗爭的形式是完全不能接受的，這種斗爭使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動的自由蕩然無存。斯大林時期的這些政策都嚴重影響了宗教積極作用的發揮，宗教信仰對社會的發展影響中的積極作用很多，例如增強民族的凝聚力，維護民族利益等。20年代末至30年代蘇聯所實行的嚴厲宗教政策，嚴重損害了宗教利益，使得政教關系迅速惡化，也影響了宗教對社會積極作用的發揮，對國家和民族利益的維護帶來了不利影響。以上的這些都容易滋生宗教極端主義思潮，宗教與國家政權之間的隔閡日益加深，宗教問題趨於嚴重。

（三）蘇共處理宗教問題的經驗教訓。宗教是一種群體性意識形態，它對一個民族和國家會產生深遠的影響，但是蘇共在處理宗教問題上卻出現了失誤。第一，宗教問題上長期利用行政手段，來開展反對宗教的活動。蘇共的指導思想簡單絕對，忽視了消滅宗教的長期性和艱巨性，在行動上急於利用行政手段，來達到消除民眾宗教信仰的目的。俄共八大的綱領中就曾經指出：黨力求完全摧毀剝削階級和宗教宣傳組織之間的聯系，使勞動群眾實際上從宗教偏見中解放出來並組織最廣泛的科學教育和反宗教的宣傳工作。在十月革命勝利之后更是在全國開展反宗教運動，希望可以短時間之內徹底消除國內的宗教勢力。第二，新的宗教政策沒有認識到宗教的長期性，忽視了其發展規律。宗教是一種社會歷史現象，它具有自己發展和消亡的客觀規律，會長時期存在，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人為的消滅宗教是違背客觀規律的。蘇共沒有尊重宗教發展的客觀規律，忽視了其長期性，隻看到宗教存在的消極方面，忽視其積極方面，因此對宗教的打擊和迫害是嚴厲的，這些都大大傷害了宗教信徒的感情，加劇了宗教信徒的極端主義情緒。第三，蘇聯時期對於教徒的壓迫過於殘酷，大大激化了宗教的內部矛盾。宗教問題是人民內部的矛盾，是非對抗性矛盾，而不是敵我矛盾，對抗性矛盾，不能用簡單、粗暴的方法來解決。但是蘇共在處理宗教問題的方法上出現了偏差和失誤。在斯大林時期蘇聯政府沒有分清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迫害了很多好的教徒，這些都激化了宗教徒的反抗情緒，激化了宗教內部矛盾。第四，蘇共沒有處理好民族與宗教的關系。在蘇聯宗教信仰的民族性色彩非常強烈，宗教深刻的影響了俄羅斯民眾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識，蘇聯政府需要謹慎的處理國內的民族和宗教問題。但是在執行相關政策時卻出現了很多失誤，不但沒能促進民族的團結，反而激化了宗教矛盾。第五，蘇共處理宗教問題時違反了宗教意識形態的發展規律。宗教問題雖然有其消極的一面，但是同時也具有其積極的一面。但是蘇共在實際工作中，沒有看到其積極的一面，只是夸大其消極的影響，將其作為政治斗爭的對象，強制消除民眾的宗教信仰，這些都嚴重的違背了意識形態發展的客觀規律，使得結果適得其反。最后，蘇共的宗教政策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宗教原則。蘇共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宗教觀，導致了宗教的消極影響進入到黨組織內部，從而削弱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黨的先鋒隊的性質逐漸的消失，從而使黨的性質發生了改變。

綜上，在蘇共時期的宗教政策雖然有利於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它破壞了文化多樣性存在的客觀事實，導致馬克思主義失去了一個主要的競爭對手，使自身陷入僵化。強制性禁止宗教傳播使宗教轉入地下，並沒有正真消除宗教存在的根源，反而成為一股反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暗流。

三 正確處理宗教和馬克思主義的關系

首先，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來源於對各種文化的吸收和創建，在於與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的碰撞與較量，而不是存在於一個唯我獨尊的環境中，坐享其成。我們不能在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同時強制性的消滅其他的文化，即使是宗教，也有其積極的一面，我們要在消除其消極影響的同時，看到其積極的方面，去其糟粕，取其精華，這樣才會使馬克思主義發展的越來越好，成為正確而有力的指導思想。

其次，在文化多元環境中，要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用馬克思主義主義的科學性和真理性引導宗教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海納百川，每個文化的存在都有其必然性，我們不能違反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而是要尊重事物發展的規律，隻有這樣才能使馬克思主義更加豐滿與充實，更好的指導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建設。

最后，要堅持不斷發展和創新馬克思主義，用徹底的理論征服人心。不應該通過強制的手段來讓民眾放棄其宗教信仰，接受馬克思主義的觀念。馬克思主義思想是客觀進步的，它的出現和發展具有歷史必然性，社會主義的實現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是不可逆轉的，即使實現的過程艱巨。因此，我們要讓民眾自願的接受馬克思主義理論，用它的科學性和客觀性徹底的征服民眾。

注釋：

[1]金亞娜：《俄羅斯的種族宗教文化記憶》，《國外社會科學》2003年，第62-63頁。

[2]《馬克思恩格思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頁。

[3][4]錢玉麗：《20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俄羅斯發展的歷史命運》，黑龍江大學，2006：第10-11頁。

[5]馬寅卯、孫延臣：《俄羅斯宗教哲學與馬克思主義》，《浙江學刊》2004年，第21-22頁。

[6]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頁。

[7]王振海：《戈爾巴喬夫時期蘇聯宗教政策及其影響》，東北師范大學，2009年，第33-39頁。

[8]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蘇聯宗教政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53-54頁。

[9]《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2頁。

[10]《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5頁。

（作者單位：胡婷婷，宿州學院思政部教師﹔孫自勝，上海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