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俄國1917年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進程特質

俄國1917年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是20世紀乃至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一個極其重大的歷史事件，它自身同時也是由1917年二月革命、十月革命、蘇維埃俄國社會主義革命所構成的前后相接、依次推進的歷史進程。90多年前，列寧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指出，十月革命“這個偉大的日子離開我們愈遠，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意義就愈明顯，我們對自己工作的整個實際經驗也就思考得愈深刻”。^[1](P563)100多年前，馬克思也曾指出：“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總是採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2](P92)馬克思、列寧的論述對於今天研究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2012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寫道，1917年11月7日(俄歷10月25日)“作為俄國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日載入史冊”，同日，“成立人民委員會作為管理國家的政府機關”，“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誕生了”。緊接著，該書又寫道：“到1918年春，全國大部分地區的政權已經轉歸蘇維埃，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在俄國取得了勝利。”^[3](P151)限於篇幅，該書未能詳盡論述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從1917年11月7日到1918年春的歷史進程。我參加了該書緒論、第一章初稿的撰寫和部分章節的修改和統稿工作。在這一過程中，我著重對俄國1917年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進程特質進行了細致、深入的思考。

一、革命的內涵與革命的類型

思維和邏輯始於概念。在對俄國1917年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進行研究和評判時，同樣首先需要對革命、社會革命、政治革命、無產階級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等概念的內涵進行厘定。

在古代中國，以天子受天命稱帝，故凡朝代更替、君主易姓，皆稱為革命。例如，《周易·革卦·彖傳》提出：“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即變革﹔命，即天命。它是從神權政治觀出發對“革命”做出的解釋。在近代中國的清朝末期，孫中山從日本的翻譯著作中選擇“革命”這一概念作為推翻清朝封建統治的口號。

在近現代西方世界，革命則指自然界、人類社會和思維領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深刻變革。同時，革命亦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革命是指推動事物發生根本變革，引起事物從舊質變為新質的飛躍。狹義的革命則主要是指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從古希臘的柏拉圖、亞裡斯多德到當代美國的亨廷頓等，則從不同的維度對社會意義上的革命和政治意義上的革命進行了詮釋。諸如，革命是一種實現正義和恢復秩序的行為﹔革命是一種權力轉移的方法﹔革命是一種發泄不滿和改變現狀的途徑﹔革命是一種實現社會變革的歷史過程，等等。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繼承資產階級政治家、思想家、歷史學家關於“革命”的理論成果的基礎上，對社會意義上的革命和政治意義上的革命賦予了科學的、新的內涵，即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對革命進行了新的闡釋，諸如：其一，革命是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激化的產物，同時，又是解決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的主要途徑和手段﹔其二，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其三，革命是任何試圖取得統治的階級獲得最終勝利的關鍵，是政治的最高行動。這些重要觀點，仍然是我們今天思考革命問題的理論基礎。

19世紀以及之前的革命，其內容和形式是豐富多彩的。20世紀的世界革命繼承了19世紀以及之前革命的遺產和經驗，並不斷賦予其新的內容和形式。概括起來，20世紀的世界革命大致包括三種類型，即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它們與俄國1917年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都有著密切的甚至直接的關聯。

在世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無產階級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等概念一直是被混用的，它們甚至被作為約定俗成的同義語。從宏大的敘事維度來理解和使用，這是非常便捷的。但是，細加推敲，它們之間還是有所區別的。

在沒有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之前，隻要是無產階級發動和領導的革命，都可被稱之為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革命的目的就是建立無產階級自己的政權，即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革命同樣是無產階級發動和領導的革命，但它是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治統治地位之后，即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進行的、把資本主義私有制社會改變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社會的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徹底消滅剝削制度，它不是以一種剝削制度代替另一種剝削制度，因而它同以往的一切革命有著根本的區別。

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時常被合稱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則是由於資本主義社會唯一的生產者階級即無產階級，不但要擔負起資本主義掘墓人的任務，而且還要擔負起創建新社會即社會主義社會的任務。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3月撰寫的《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告同盟書》中指出：“我們的利益和我們的任務卻是要不間斷地進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產階級的統治全都消滅，直到無產階級奪得國家政權，直到無產者的聯合不僅在一個國家內，而且在世界一切舉足輕重的國家內都發展到使這些國家的無產者之間的競爭停止，至少是發展到使那些有決定意義的生產力集中到了無產者手中。對我們說來，問題不在於改變私有制，而隻在於消滅私有制，不在於掩蓋階級對立，而在於消滅階級，不在於改良現存社會，而在於建立新社會。”^[4](P368)因此，20世紀上半葉東方的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總是被稱之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在馬克思、恩格斯時代，由於沒有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並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鞏固政權的成功的先例，因此，也就隻有無產階級革命的實踐，而沒有社會主義革命的實踐。社會主義革命是20世紀的產物，而不是19世紀的產物。即使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也應該包括奪取政權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實現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轉變的社會主義革命這樣兩個階段，這是革命運動客觀過程的真實反映。對這兩個階段進行區分之所以必要，是因為它們的任務、特點、戰略、策略都是不相同的。同時，這兩個階段又是以無產階級專政為主軸所連結成的統一的邏輯進程。

資產階級革命一般呈現為三種類型。其一，資產階級發動的革命，在推翻封建王朝后建立共和制或類似於共和制的政體。諸如1789年的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以及此后的革命進程，就是資產階級包括大資產階級、中等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掌握政權的過程，他們先后建立了法蘭西第一共和國(1792年)、第二共和國(1848年)、第三共和國(1875年)、第四共和國(1946年)、第五共和國(1958年)。其二，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后，由資產階級領導的、以人民大眾為主體的對資本主義進行的民主主義改造，這個過程持續了幾百年。這也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又一種形式。諸如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后漫長的憲章運動。資產階級在革命勝利后建立了共和國，掌握了政權，但是封建主義的觀念並未完全湮滅，封建主義的法則並未完全停止運行，對資本主義的民主主義改造依然任重道遠，甚至還要一再付出血的代價。其三，無產階級領導和完成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全新類型。

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既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取得革命勝利的情況，也有在資產階級領導下取得革命勝利的情況，還有在小資產階級領導下取得革命勝利的情況。一般而言，民族民主革命所要完成的任務是具有資產階級革命性質的任務，因此它屬於資產階級革命的范疇。但是，在進入20世紀特別是俄國1917年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后，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國際體系，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即民族解放運動，就成為反對世界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革命陣線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它屬於無產階級革命的范疇，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們又賦予它無產階級革命同盟軍的性質和內涵。

二、俄國1917年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是一個歷史進程

俄國1917年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是20世紀最重大的歷史事件。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發生的日子被美國著名記者、現代新聞寫作之父約翰·裡德稱之為“震撼世界的十天”。但是，人們迄今並未提供一個嚴整的詮釋體系來揭示其歷史進程和邏輯進程的前因后果、來龍去脈。因此，我們有必要進行精微的耙梳以還原歷史的真實。

十月革命前的1915年，列寧在《第二國際的破產》一文中指出：“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毫無疑問，沒有革命形勢，就不可能發生革命，而且並不是任何革命形勢都會引起革命。”隻有“下層不願”、“上層不能”照舊生活下去這樣一些不以政黨和階級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條件，再加上革命階級能夠發動足以摧毀(或打垮)舊政府的強大的革命群眾行動，才會產生革命。^{[5](P460-461)}在同一年撰寫的《論歐洲聯邦口號》中，列寧還認為：“不能把社會主義革命看作是一次行動，而要把它看作是一個充滿劇烈的政治和經濟動蕩、最尖銳的階級斗爭、國內戰爭、革命和反革命的時代。”^{[5](P551-552)}

十月革命后的1918年3月，列寧在俄共(布)第七次(緊急)代表大會上所作的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中指出：“資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區別之一就在於：對於從封建制度中生長起來的資產階級革命來說，還在舊制度內部，新的經濟組織就逐漸形成起來，逐漸改變著封建社會的一切方面。資產階級革命面前隻有一個任務，就是掃除、摒棄、破壞舊社會的一切桎梏。任何資產階級革命完成了這個任務，也就是完成它所應做的一切，即加強資本主義的發展。”而“社會主義革命的情況卻完全不同。由於歷史進程的曲折而不得不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那個國家愈落后，它由舊的資本主義關系過渡到社會主義關系就愈困難。這裡除破壞任務以外，還加上了一些空前困難的新任務，即組織任務。”^[6](P436)在回顧十月革命的經歷后，列寧又說，“當時，戰勝國內敵人的任務是極其容易的任務。建立政權的任務是極其容易的，因為群眾已經為我們創立了這個政權的骨骼，即基礎。蘇維埃共和國一下子就誕生了。可是還剩下兩個非常困難的任務，而這兩個任務無論如何不能用我們革命在最初幾月間所經歷的那種勝利進軍的方式來解決”。這兩個任務，“第一，就是擺在任何社會主義革命面前的內部組織任務”，即“組織計算，監督各大企業，把全部國家經濟機構變成一架大機器，變成一個使億萬人都遵照一個計劃工作的經濟機體，——這就是落在我們肩上的巨大組織任務。”“根據目前的勞動條件，這個任務無論如何不能容許像我們從前解決內戰任務那樣用高呼‘烏拉’的方式來解決。”第二，“俄國革命最大的困難，最大的歷史課題就是：必須解決國際任務，必須喚起國際革命，必須從我們僅僅一國的革命轉變成世界革命。擺在我們面前的這個任務是非常非常困難的。”“從全世界歷史范圍來看，如果我國革命始終孤立無援，如果其他國家不發生革命運動，那麼毫無疑問，我國革命的最后勝利是沒有希望的。”^{[6](P437-439)}列寧的論述清楚地表明，無產階級革命首先是在一個國家內戰勝國內敵人，推翻階級敵人的統治，建立自己的政權。相比較而言，這是“極其容易的”，“蘇維埃共和國一下子就誕生了”。但是，建立蘇維埃共和國並不是革命的結束，革命還要向前發展，還要去完成社會主義社會的“組織任務”和“國際革命”或“世界革命”的任務。這就是無產階級在一個國家奪取政權之后，憑借自己掌握的政權領導全體勞動人民組織社會主義新社會和推進世界革命的任務。特別是在一個落后的國家裡，要完成這個革命任務是“非常困難”的，是不能用奪取政權的方式來進行的。一般來說，不論是在先進國家還是落后國家，在這個革命階段，革命的對象已經不是推翻哪一個階級統治的問題，而是無產階級在自己的階級政權下領導全體勞動人民如何改變舊社會私有制，建立符合人民需要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問題。

1918年4月間，在《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的國際環境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任務》一文中，列寧又一次闡述過去歷次資產階級革命同現在社會主義革命的根本區別，並要求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黨員及一切勞動群眾的“覺悟分子”理解這一區別。他說：“在資產階級革命中，勞動群眾的主要任務，是完成消滅封建制度、君主制度、中世紀制度這種消極的或者說破壞性的工作。組織新社會的積極的或者說建設性的工作，是由佔人口少數的有產者即資產者來完成的。他們能夠不顧工人和貧苦農民的反抗而比較容易地完成這種任務，原因不僅在於受資本剝削的群眾由於自身的渙散和不成熟，當時的反抗極其微弱，而且還在於自發地向廣度和深度發展的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是在無政府狀態中建立起來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組織力量。”相反，“在任何社會主義革命中，因而也在我們於1917年10月25日所開始的俄國社會主義革命中，無產階級和它所領導的貧苦農民的主要任務，卻是進行積極的或者說創造性的工作，就是要把對千百萬人生存所必需的產品進行有計劃的生產和分配這一極其復雜和精密的新的組織系統建立起來。這種革命，隻有在人口的大多數首先是勞動群眾的大多數進行獨立的歷史創造活動的條件下，才能順利實現。隻有在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能夠表現充分的自覺性、思想性、堅定性和忘我精神的情況下，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才有保障。我們建立了使被壓迫勞動群眾能夠十分積極地參加獨立建設新社會的新型國家，即蘇維埃類型的國家，這還只是解決了困難任務的一小部分。主要的困難是在經濟方面：對產品的生產和分配實行最嚴格的普遍的計算和監督，提高勞動生產率，使生產在事實上社會化。”^{[6](P475-476)}“在任何社會主義革命中，當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任務解決以后，隨著剝奪剝削者及鎮壓他們反抗的任務大體上和基本上解決，必然要把創造高於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的根本任務提到首要地位，這個根本任務就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因此(並且為此)就要有更高形式的勞動組織。”^[6](P490)

在這裡，很顯然，列寧把社會主義革命看作一個過程。列寧的以上論述，清楚地指出了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是在1917年10月25日(俄歷)才開始的。這就是說，在蘇維埃政權建立起來之后，才開始把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即創造高於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的根本任務提到首位。列寧還特別指出，這在任何社會主義革命中，即不管是先進國家的還是落后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中，實際情況都是如此。

但是，在論述俄國1917年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進程時，人們往往大而化之，並未細加區分。而無論是從列寧的論述來分析，還是從歷史的真實來考察，都應承認，我們一直以來所講的“俄國1917年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是有較長的時間跨度的，它實際上是由前后相接、依次推進的三個歷史進程所構成的革命鏈條。

革命的第一個進程，是以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作為起點的，這也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進程。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時，俄國就已經孕育著革命的種子。當交戰國在近3年的戰火中力量消耗殆盡、戰爭進入膠著狀態之時，本來就落后的俄國更是雪上加霜，和平、面包、土地已成為引發社會爆炸的三根導火索。1917年3月8日(俄歷2月23日)，彼得格勒幾家紗廠女工因買不到面包而罷工，她們集合起來到市政廳游行抗議。這次“飢餓進軍”點燃了革命的火焰。幾小時內，9萬工人走向街頭，迅速演變為聲勢浩大的群眾起義，並發展成為反戰和推翻沙皇專制統治的革命，史稱“二月革命”。

二月革命作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結束了羅曼諾夫王朝長達300余年之久的封建專制統治。3月12日，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成立，這是當時存在的唯一的實際權力機關。但是，掌握領導權的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領袖卻放棄了把全部政權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機會，他們把資產階級邀請出來組織政府。這樣，俄國就出現了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一個是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它掌握著各級政府權力和機構﹔一個是工兵代表蘇維埃，它得到武裝工農的支持，擁有實際權力。兩個政權交織疊加、同時並存是俄國二月革命后階級力量對比的特殊產物，它的“階級根源和它的階級意義在於：1917年3月的俄國革命不僅推翻了整個沙皇君主制，不僅把全部政權交給了資產階級，而且已經達到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6](P40)“這時革命已超出了一般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范圍，但是還沒有到達‘純粹的’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6](P41)兩個政權並存是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勢均力敵的情況下出現的奇特現象，是一種暫時的、過渡的、不穩定的狀態。“毫無疑問，這種‘交織’是不能長久保持下去的。一國之內決不能有兩個政權。其中必有一個要化為烏有。”^[6](P41)俄國革命的前途主要取決於這一點：是資產階級掌握全部政權，還是無產階級掌握全部政權。

革命的第二個進程，就是1917年十月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革命，即十月革命本身。

在1917年3月至11月間的俄國，實際上存在著兩個層面的矛盾：一是資產階級臨時政府與蘇維埃的矛盾，二是蘇維埃內部的矛盾。

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成立后，採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也取得了一些成效，諸如宣布實行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集會自由﹔大赦政治犯和宗教犯﹔承認所有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遭受社會、宗教或種族方面的歧視﹔通過了勞動法規，其中包括8小時工作日，等等。但是，它從未扎根於這個國家，特別是它從一開始就拒絕考慮絕大多數俄國人所需要的兩樣東西——和平與土地。而蘇維埃則要求立即實現和平，立即分配土地，並以此爭取人民大眾。1917年4月3日夜，列寧由瑞士回到彼得格勒。次日，他在布爾什維克黨的工作會議上，作了題為《論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的報告，即著名的“四月提綱”。列寧指出，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二月革命后，資產階級革命已基本完成，俄國形勢的特點是“從革命的第一階段向革命的第二階段過渡”，^[6](P14)並提出了立即實現和平、將土地分給農民和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要求。盡管並非每個俄國人都能理解列寧的思想，但是，臨時政府極力阻礙人們獲得極為想往的和平、土地和面包的所作所為，卻也無可爭辯地加速了它自己走向崩潰的過程。四月示威、六月危機、七月事變，正是俄國工人、士兵及廣大人民群眾在“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下進行的和平運動。這也是二月革命后俄國社會矛盾重新組合后所引發的。

第二個層面的矛盾是在蘇維埃內部展開的。蘇維埃內部的矛盾和斗爭，實際上表現為三大政治集團，即社會革命黨、布爾什維克黨和孟什維克黨之間的斗爭，三個政黨之間的斗爭，歸根到底是爭奪蘇維埃領導權的斗爭。

從即將發生的事情來看，列寧在“四月提綱”中提出的要求是合乎自然的、合乎邏輯的。但是，在蘇維埃內部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中，甚至在一些布爾什維克中，列寧的這些要求都引起了許多異議。引起爭論最大的，是“全部政權歸蘇維埃”。二月革命后，雖然被選入蘇維埃的代表起初主要是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但是，“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要求在當時看來似乎是十分荒謬的和不負責任的。大多數蘇維埃代表把二月革命看作是一次資產階級的起義，並認為，在俄國經歷長時期經濟發展之前，要進行第二次革命即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們的策略是允許臨時政府繼續執政，同時經常督促它進行適當的社會變革和改革。為了反對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採取了與克倫斯基的臨時政府合作的政策。然而，時間和實踐都証明，列寧的判斷是正確的。

列寧提出的“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和要求，也有一個根據形勢的變化而不斷調整的演變過程。二月革命后，在兩個政權並存的情況下，“有最大限度的合法性”，“沒有用暴力壓迫群眾的現象”，而且“群眾對這個資本家政府”“抱著不覺悟的輕信態度”，因此，用“革命和平發展”的方式把全部政權收歸到蘇維埃手中，是正確的和可能的。^[6](P14)七月事變后，列寧認為，資產階級“實際上已經掌握了國家政權”，蘇維埃“變成了反革命的遮羞布”，因此，應該收回“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而代之以“把政權交給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7](P1-2)此時，藏匿在芬蘭的列寧，完成了《國家與革命》一書，闡明了通過暴力革命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但是，布爾什維克黨收回“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並不意味著准備放棄蘇維埃這種政權形式，它放棄的只是被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所把持的、已成為資產階級的幫凶和附屬品的蘇維埃。8月25日，科爾尼洛夫發動反革命叛亂。臨時政府、孟什維克都無力應對。布爾什維克黨積極組織群眾進行反叛亂的斗爭並取得勝利。這一勝利使得布爾什維克黨掌握了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許多地方的蘇維埃的領導權，“奄奄一息的蘇維埃在斗爭的烈火中又復活起來”。^[8](P285)於是，布爾什維克黨重新提出了“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而且這一口號仍然是與“革命和平發展”的方針連在一起的。在群眾性革命運動的推動下，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也發生了分化和分裂。資產階級政府則頻繁更迭。所有這些，都標志著革命形勢已經成熟。

列寧審時度勢，在10月8日和10日，從芬蘭給黨中央先后寫了《布爾什維克必須奪取政權》、《馬克思主義和起義》兩封信，指出武裝起義的條件已經成熟，必須把起義當作一門藝術，周密地進行准備。10月20日，列寧秘密回到彼得格勒。10月21日，列寧寫了《局外人的意見》和《給參加北方區域蘇維埃省代表大會的布爾什維克同志的信》，指出布爾什維克黨必須立即奪取政權，不要迷信蘇維埃代表大會，隻有武裝起義才能解決問題，拖延就是犯罪，就等於自取滅亡。10月23日，布爾什維克黨中央舉行會議，討論武裝起義問題。經過討論，以10票對2票的多數通過決議，確認武裝起義的條件已經成熟，各級黨組織應以武裝起義作為實際行動的目標。10月29日，布爾什維克黨中央擴大會議召開，再次討論武裝起義問題，結果以19票贊成、2票反對、4票棄權通過了列寧提出的加緊准備武裝起義的決議。

11月7日(俄歷10月25日)，上午10時，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告俄國公民書》，宣告臨時政府已被推翻，國家政權已轉歸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下午1時，起義者攻佔了瑪麗婭宮﹔6時，起義者包圍了冬宮﹔6時40分，起義者佔領了軍區司令部大樓﹔9時45分，阿芙樂爾號巡洋艦一聲炮響，起義者向冬宮發起沖擊。11月8日凌晨2時10分，攻佔冬宮的戰斗全部結束。臨時政府的16名部長被捕。臨時政府總理克倫斯基早在7日中午11時就乘坐懸挂美國國旗的美國大使館的汽車化裝出逃。彼得格勒武裝起義取得了最后勝利。11月7日晚10時45分，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在斯莫爾尼宮開幕。大會通過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和平法令》宣布俄國退出帝國主義戰爭，向一切交戰國的人民及政府建議立即就締結公正的、民主的合約進行談判，實行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土地法令》規定無償沒收地主土地，實行土地國有制，將土地、耕畜和農具交給從事耕種的勞動者平均使用。大會決定在立憲會議召開前成立工農臨時政府——人民委員會管理國家，列寧當選為人民委員會主席。

但是，彼得格勒武裝起義並不是十月革命的全部，此后，革命很快從首都擴展到其他中小城市，並從城市擴展到農村。11月15日，莫斯科起義取得勝利。接著，在各省城和工業城市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到1918年春，全國90％以上的地區都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列寧稱這一時期是“蘇維埃政權凱歌行進的時期”。由此，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任務完成，並標著這十月革命的最終勝利。

在十月革命中，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過程，基本上是通過城市武裝暴動的方式奪取政權的過程。后來，把十月革命一般地概括為暴力革命，把十月革命的道路一般地概括為暴力革命的道路，實際上是與這一階段的革命進程相關聯的。但是，客觀地說，作為一個過程，十月革命是通過和平與暴力這兩種方式的轉換來完成的，而不僅僅是暴力這一種方式。從十月革命中也可以看出，它所完成的，並不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而是通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結束戰爭，分配土地，恢復人民的正常生活，換言之，就是完成了二月革命以后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沒有完成、也不可能完成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所以，僅就1917年而言，無論是二月革命還是十月革命，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革命，而隻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無產階級革命。但是，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的探索，實際上為此后的東方國家和落后國家開創了一個偉大的先例、提供了一個偉大的經驗，即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間，不可能有一個資產階級統治的完整的時期，而必須是直接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並掌握政權。歷史的真實和邏輯是，共產黨領導人民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並進而進入對資本主義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作為后來者的范例之一，中國共產黨人也是這樣做的。

革命的第三個進程，就是蘇維埃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進程，它是俄國1917年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有機組成部分。

從一定的意義上說，俄國社會主義革命是從1918年1月立憲會議的解散開始的。早在二月革命后，俄國各階層人民就普遍要求召開立憲會議，制定憲法，建立民主共和國。臨時政府被推翻后，俄國民眾特別是農民依然認為工兵代表蘇維埃不代表他們的利益，隻有立憲會議才是全體人民意志的表達者。12月11日，立憲民主黨和社會革命黨組織游行，提出“全部政權歸立憲會議”的口號，並策動武裝叛亂。蘇維埃政府堅決鎮壓了這次叛亂。為了照顧群眾的實際覺悟，1918年1月5日立憲會議開幕。但是，社會革命黨代表操縱多數，拒絕討論列寧起草的《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反對《土地法令》與《和平法令》，不承認蘇維埃政府的一切措施。於是，布爾什維克代表宣布退出立憲會議。1月6日，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法令，宣布解散立憲會議。1月23日至31日，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召開，大會宣布俄國為蘇維埃共和國，其中央和地方全部政權屬於蘇維埃，共和國實行聯邦制。7月，全俄蘇維埃第五次代表大會通過了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憲法。憲法規定，俄國為工農兵蘇維埃共和國，國家的根本任務是要消滅剝削制度，建立沒有階級劃分的社會主義制度﹔國家的最高權力屬於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大會閉會期間屬於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國家的一切政務管理權屬於人民委員會。第一部蘇維埃憲法的制定，標志著蘇維埃國家的創建階段勝利結束。

無產階級取得政治統治地位即取得政權並不表明革命的結束，革命還要繼續推進到新的階段，即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實現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革命轉變的新的階段，亦即必須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用社會主義原則全面改造整個經濟生活，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蘇維埃國家首先將原來官辦的工廠企業、交通、郵電等部門收歸國有，對私人資本主義企業則採取逐步改造的方針。十月革命勝利后的最初階段，農村的主要任務是徹底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遺留的任務，實行土地改革，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1917年10月8日頒布的《土地法令》，宣布無償廢除地主、皇室、教會土地私有制，將一切土地收歸國有。1918年2月19日頒布的《土地社會化法令》，規定土地按農民人口平均使用的原則進行分配。1918年3月3日，為了退出帝國主義戰爭，蘇維埃俄國與德國簽訂了《布列斯特和約》。此后，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及時將工作重心從奪取政權和鎮壓資產階級反抗轉移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上來。但是，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勢力卻發動了武裝干涉和反革命叛亂，妄圖把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扼殺在搖籃中。

面對險惡的戰爭環境，蘇維埃政府採取非常措施，將整個國家生活轉上戰爭軌道。從1918年夏開始，實施戰時共產主義政策，使得持續近三年的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以蘇維埃俄國的勝利而告結束。1920年12月，列寧在全俄蘇維埃第八次代表大會宣布：“經濟任務、經濟戰線現在又作為最主要的任務和基本的戰線提到我們面前來了。”代表大會還通過了電氣化計劃，列寧把它稱為“第二個黨綱”，指出：“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1](P363-364)}1921年3月8日至16日，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第十次代表大會召開，決定從實施戰時共產主義政策轉向實施新經濟政策。實施新經濟政策，其目的在於建設社會主義。可以認為，十月革命奪取政權后開始的社會主義革命至此基本告一段落。

由上可見，俄國1917年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前后相接、依次推進的三個歷史進程是相互交織的，也是在曲折中發展的。就寬闊的宏觀視野和悠長的歷史視野而論，把十月革命奪取政權的行動及以后的革命進程統稱為社會主義革命或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並無不妥。但是，僅就十月革命奪取政權的行動自身而言，把它簡單地確定為社會主義革命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十月革命僅僅是一場無產階級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性歷史事件。它既是無產階級的正確選擇，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在當時的條件下，唯有如此才是解決俄國問題的根本出路，別無他途。長期以來，人們對於十月革命的認識所存在的問題，其症結就是把上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前后相接、依次推進的三個歷史進程相提並論、簡單歸一。

三、十月革命的當代價值

十月革命迄今已有90余年，十月革命所締造的蘇維埃俄國和蘇聯也已成為歷史的遺跡。人們不禁提出一系列問題，諸如十月革命到底是歷史的偶然還是歷史的必然，它的發動到底有無必要，它的當代價值到底在哪裡，等等。實際上，在弄清了俄國1917年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進程特質之后，所有這些疑問便迎刃而解了。

關於十月革命的爭論，甚至從十月革命之前就已經開始了。即使在布爾什維克黨內部，在十月革命前夕的1917年10月23日的黨中央會議上，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都認為起義條件還未成熟，反對立即組織起義，並投了反對票。但是，這並未妨礙他們進入由列寧、斯大林等7人組成的中央政治局。在10月29日的黨中央擴大會議上，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再次對武裝起義投了反對票。10月30日，加米涅夫在接受孟什維克國際派主辦的《新生活報》記者的訪問時表示，他和季諾維也夫及其他許多搞實際工作的同志都認為在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前發動起義會導致革命的失敗。該報主編把談話的內容透露給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領導人。10月31日，《新生活報》刊登了《尤·加米涅夫談“起義”》的訪問記，文中表明：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反對布爾什維克黨中央關於最近幾天內發動武裝起義的決議。得知此事后，列寧非常氣憤。11月2日，布爾什維克黨中央作出決定，禁止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發表任何反對中央決定的言論，並把加米涅夫開除出中央委員會。

十月革命爆發后，第二國際的理論家和孟什維克也沒有停止過對它的批評和攻擊。他們據以立論的基本觀點就是，社會主義革命必須具備客觀經濟前提，而俄國目前還缺乏這一前提，俄國的生產力和文化發展水平還遠沒有達到能夠實行社會主義的程度。

在20世紀初，考茨基很關注俄國的事態，預察到俄國革命的來臨，並作出了精辟論斷。1902年，他撰寫了《第二國際社會民主主義泛濫和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前夜(1901—1916年)拉夫人和革命》一文，斷言“革命中心正在從西方移向東方”，“新的世紀開始時所發生的一些事件，使人們感覺到我們正面對著革命中心的進一步轉移，亦即轉向俄國”。當布爾什維克在俄國尚處於上升階段時，列寧認為考茨基等人起草的1891年德國社會民主黨愛爾福特綱領是一個好綱領，主張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仿效。列寧還親自翻譯考茨基的著作。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列寧都把考茨基稱為俄國先進工人的自己的作家。在布爾什維克同孟什維克的斗爭中，考茨基曾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布爾什維克黨人。但是，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后，他立即就“認為自己有義務反對它”。

十月革命后，考茨基撰寫《無產階級專政》(1918)、《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1919)等文章，對十月革命進行批判，認為布爾什維克黨的無產階級專政是歷史的倒退。他將俄國革命比喻為一個懷孕的婦女因不能忍受的懷孕的痛苦，而瘋狂萬分地猛跳引起早產兒，並認為這樣生下來的孩子是活不成的。^[9](P295)列寧於1918年10月發表《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長文，駁斥考茨基背叛無產階級革命。普列漢諾夫也曾說過，十月革命的發生使他“痛心”，認為它會造成俄國歷史上最大的“災難”。^[10](P462)

應該指出，考茨基、普列漢諾夫在對十月革命的批評中蘊含著一個合理前提：社會主義是需要一定的物質基礎和文化水平的。對這一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列寧也是予以肯定的。他早年撰寫的《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和《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是為了強調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無產階級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主體力量。十月革命后，對在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裡建設社會主義的長期性、艱巨性，列寧的認識和估計也是越來越清醒的。新經濟政策的實施，迂回道路的提出，都表明了列寧對經濟文化落后、小農佔絕對優勢這一基本國情的正視。在其晚年的著作中，他同樣說道：“我國的文明程度也還夠不上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1](P796)但是，與考茨基、普列漢諾夫等人不同的是，列寧絕無他們身上的“學究氣”，他從不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作機械的、僵死的理解。在列寧看來，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社會主義的客觀經濟前提是必要的，但並不一定按部就班地必須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取得。他指出：“既然毫無出路的處境十倍地增強了工農的力量，使我們能夠用與西歐其他一切國家不同的方法來創造發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該怎麼辦呢?世界歷史發展的總的路線是不是因此改變了呢?既然建立社會主義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雖然誰也說不出這個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麼樣的，因為這在各個西歐國家都是不同的)，我們為什麼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呢?”^[1](P777)列寧還特意引用了拿破侖的一句話：“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戰斗，然后便見分曉。”^[1](P778)這樣，他就既響應了第二國際理論家和孟什維克的批評，又指明了俄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的內涵，即它是一條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的革命形勢下，首先不失時機地用革命手段取得實現社會主義的政治前提，然后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創造建設社會主義所需要的文化水平的道路。這條道路，既不同於民粹主義，又不同於經濟主義，甚至也有別於馬克思、恩格斯當年的設想。列寧一系列論點的提出，表明列寧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運動作出的巨大貢獻，而這也恰恰是列寧的高超、英明和偉大之處。因此，關於十月革命和蘇聯社會主義“它的死亡証就寫在它的出生証上的”的說法，無論在邏輯上還是在實際上，無論在認識觀上還是在歷史觀上，都是錯誤的、荒謬的。它隻能導致歷史虛無主義。從這個角度來說，十月革命具有其必然性。十月革命是一場不可避免的、誰也阻擋不了的革命。因此，十月革命本身並不存在任何問題。

那麼，問題到底出在哪裡呢?問題就在於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價值后來被各國共產黨人有意無意地放大了，特別是在斯大林時代通過共產國際的各黨布爾什維克化運動以及共產國際“六大”的“第三時期”理論被有意無意地放大了。十月革命的道路和經驗被神聖化、唯一化、教條化、禁區化、紀律化，並且成為20世紀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左”傾錯誤的主要根源之一。以至於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后，人們反而認為十月革命一點價值都沒有了，甚至是社會主義的“原罪”。這就是俄國1917年十月社會主義革命90余年來，蘇聯東歐劇變、蘇聯解體20余年來在十月革命認識問題上存在的二律背反。反思並不應是否思。這就是歷史的辯証法。

為什麼馬克思、恩格斯所設想的那種無產階級革命、社會主義革命一體化的進程，在俄羅斯是一種狀況，而在中國又是另外一種狀況呢?並導致俄羅斯和中國的革命進程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呢?其原因就在於：一是東方落后國家的資產階級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封建勢力異常強大﹔二是在封建統治下長成的工業和工業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反而比較強大﹔三是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比資產階級及其政黨的革命性、徹底性、人民性更加凸顯，更加符合社會發展的要求。因此，列寧在十月革命中所創造的這種革命形式在東方國家特別是在中國落地、生根、開花、結果，並凝結成東方革命特別是中國革命的成功經驗。十月革命的當代價值就在這裡。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和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基因和酵母，俄國十月革命和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中介和橋梁，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和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土壤和果實。這就是歷史的結論。2013年1月5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辯証統一，是根植於中國大地、反映中國人民意願、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的科學社會主義。同時，習近平從6個時間段分析了社會主義思想從提出到現在的歷史過程，內容包括空想社會主義產生和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列寧領導十月革命勝利並實踐社會主義，蘇聯模式逐步形成，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對社會主義的探索和實踐，我們黨作出進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開創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習近平所展示的宏闊的歷史觀，對於我們從歷史進程的維度考察十月革命具有極為重要的方法論的指導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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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普列漢諾夫.在祖國的一年[M].北京：三聯書店，1980.

（作者單位：華中科技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北方工業大學思想政治理論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