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反腐的空皮囊

俄羅斯總理梅德韋杰夫2013年10月下旬造訪北京和安徽，在與中國網友交流時談及在俄羅斯已實行的官員財產公開制度，坦言“全世界都這麼做，沒什麼特別”讓中國網友心有戚戚。有媒體則放言俄羅斯腐敗比中國還嚴重，言下之意是俄羅斯經驗不足以效法。

媒體此言非虛，俄羅斯反腐制度雖如“透明國際”所言“符合《聯合國反腐敗公約》要求”，但該國在透明國際清廉榜上卻比中國低50多位。細究俄羅斯反腐歷程可見，其制度雖先進，卻缺少支撐制度有效運轉的體制內核，致使其反腐制度壓根就是一個“半成品”，其實際表現無法用來証明制度本身是否可取。

權力壟斷下的反腐路徑

俄羅斯13世紀的古籍上即有關於腐敗行為的記載，15世紀的伊凡三世則是首位立法反腐的沙皇。羅曼諾夫王朝第二位沙皇阿列克謝一世，曾在一場由官員腐敗引起的暴動中被迫處死兩名高級官員。彼得大帝則曾吊死貪腐的西伯利亞總督加加林，並對另一位腐敗官員處以砍手砍腳的酷刑。1903年沙俄的《刑法典》已經規定了禁止官員涉足的商業和社會活動類別。蘇聯則早於1922年便通過布爾什維克黨內條例來整肅貪腐官員。

即便如此，縱觀從沙俄到蘇聯的反腐歷程，無論是嚴刑峻法還是意識形態感召，都未能解決權力壟斷條件下“越反越腐”的問題。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時代，“妖僧”拉斯普京大肆斂財﹔一戰期間助軍火商獲得國家訂單的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大公更是貪腐典型。蘇聯官員在資源分配、官員任免、生產計劃制定和罪責處理過程中有大量腐敗行為﹔而且特殊的國家分配管理制度衍生出一個特權階級，成為蘇聯解體的一大肇因。

正因為此，新俄羅斯的反腐邏輯必將建立在權力制衡、信息公開、自由選舉這些由1993年憲法所確立的體制的基礎上。若上述體制能夠正常運轉，則俄羅斯反腐嘗試便可脫離傳統路徑進行新嘗試。但從葉利欽到普京，權力壟斷日甚，上述體制逐漸淪於紙面。俄羅斯反腐大業便可墮入舊有路徑，空有制度創新而在現實層面乏善可陳。

“葉利欽時代無反腐”

1992年4月4日，葉利欽向尚與其對立的最高蘇維埃提交《反腐法》草案。在這份草案中，直至普京當政8年后才在俄羅斯推行的官員財產公開、官員不得經商等反腐要則已經赫然在列。但1993年葉利欽“炮打白宮”讓這部法律在最高蘇維埃僅通過了一讀。

葉利欽在1993年對最高蘇維埃的雷霆一擊，是俄聯邦政治的第一個轉折點。它擊退了哈斯布拉托夫領導的議會勢力對恢復蘇聯式政治秩序的企圖，為俄聯邦“誕下”一部確立新體制框架的憲法，但也讓確立不久的新體制因葉利欽的鐵血表現及經濟轉型不力的影響而加速失去權力基礎。此后，以蓋達爾為首的民主派力量日趨衰弱，葉利欽開始在政治光譜上的不同力量間游走。為了防止共產黨重新上台，他主動培育並於1996年投靠了寡頭勢力。難以為繼之際，葉利欽於1998年選擇了已從蘇聯解體期間的拆解中恢復元氣的傳統克格勃勢力，讓其在普京的率領下一統俄羅斯政壇。

從1993年到2000年，逐漸撇下民主力量的俄聯邦政治，墮入多種勢力無底線“爭霸”的軌道中。這期間，俄羅斯政治充斥著黑幫、克格勃勢力、抹黑政治及各種丑聞。政客和政治力量之間的爭奪赤裸且骯臟，斗爭無底線的直接原因便是政治權力本身已退化為“腐敗權”。所以從1994年開始，俄杜馬一直無法通過《反腐法》。1997、1998、1999三年，葉利欽在國情咨文中分別提到反腐議題17、11和15次，但他卻與1993、1995和1997年3次否掉其他政治勢力提出的《反腐法》草案。1998年，葉利欽提出自己版本的《反腐法》草案，結果被杜馬否掉。反腐很明顯成為政治斗爭手段，而非被追求的目標。直至葉利欽家族的“馬杰別克斯”腐敗大案，則更凸顯了總統在反腐問題上的可能立場。

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蘇聯學術界出現“轉型”思潮開始，經濟及政治方面的轉型思考層出不窮，但關於未來法治秩序、司法權設計的探討卻相形見絀。這是蘇聯司法現實的直接表現，它們也一同導致俄聯邦司法權力不僅無法獨立，還往往淪為政客互斗工具。民眾的法治觀念原本就不強，更在俄聯邦時代受到私有化等野蠻政策的沖擊，致使民間很難生發出對法治秩序的呼喚，更難以為反腐制度確立民意基礎。

這些導致了葉利欽時代始終沒有一部《反腐法》，所以多有論者認為“葉利欽時代無反腐”，良有以也。

反復悖論背后的權力邏輯

在普京掌權的前8年，《反腐法》依然停留在各種版本的草案階段。2001年，該法草案再次被杜馬否掉。這8年的反腐法空白期，恰也是普京權力體系建立並強大起來的時期。其權力體系的建立仍遵循著葉利欽時代的“政治權力即為腐敗權”的邏輯。也正是在腐敗收益這一“意識形態”的廣泛聯結之下，普京權力體系才得以建立。但也恰在其體系建立成功之后，俄羅斯反腐制度卻開始萌芽。解析這一悖論背后的權力邏輯，便可讓人清楚俄羅斯反腐的實質何在。

2005年，俄羅斯破天荒地出現了官員財產公開制度的一次小露頭。葉利欽在立國之初為俄聯邦貢獻的《媒體法》中規定，新聞媒體有權獲得政府官員財產信息並予以公布。這部法律是葉利欽在1993年憲法之外又一個重要遺產，其時代也被俄羅斯著名政治議題作家姆列欽認為是新聞記者們的黃金時代，至少在那個時代裡記者們不必擔心被打壓。2005年，俄羅斯著名媒體《機關報》打算動用這一權力，向政府索要官員財產信息。經過半年的博弈，其間經歷過《機關報》律師被請到政府“喝咖啡”及該報被審查是否與外國勢力有染等插曲，俄羅斯政府最終讓步，不但提供了官員財產信息，還因半年來的不合規及不禮貌向《機關報》道歉。對於建立初期出現多起記者被打壓甚至被殺事件的普京權力體系來說，這是一個不小的轉變。它凸顯普京勢力在逐漸掌握了政權之后開始正面回應社會需求，謀求用低烈度手段維護支持率。

2006年，俄羅斯通過《聯合國反腐公約》，盡管規避了其中涉及“非法致富”條款的第20條。這又是一個重要轉變。

到了2007、2008年，普京已經能夠以一己之力讓“統一俄羅斯黨”佔據杜馬超過2/3席位，並導演了一場梅德韋杰夫任總統而自己垂帘聽政的政治大戲，其權力體系便可動用反腐手段對麾下官員進行整肅或換取其忠心。於是，梅德韋杰夫上台后，在俄羅斯政壇延宕了將近20年的《反腐法》立即被通過，官員不可經商、官員財產申報公示等重要制度都一朝成真。

隨著經濟危機來襲，俄羅斯經濟狀況不樂觀，導致普京支持率也出現動搖，於是，他更發力反腐。國防部長謝爾久科夫落馬，禁止官員在海外擁有賬戶和產業的法律也被通過。俄羅斯知名富豪普羅霍羅夫為了參加未來的政治競爭，正在將自己的海外資產轉移回國內，甚至已經同美國NBA談好，將其麾下的籃球隊“網隊”轉移至俄羅斯注冊。

這些都是正面結果，但距離反腐制度能真正發揮效力仍很遠。一方面，官員財產公開制度雖好，卻未能解決審核“走過場”，發現問題后申訴困難的問題。另一方面，更多的法律漏洞正在被利用，官員們的腐敗比之前更加隱蔽，腐敗規模並未有實質性下降。

1996年，俄羅斯在“透明國際”的廉潔排名中居第46位，2012年卻退居第133位。在最新的調查中，80%的俄羅斯人認為本國腐敗程度高。這些都與未能脫離“自己反自己”的反腐路徑有著直接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