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中國夢需要穿越“蘇聯的理論叢林”

在十二屆人大一次會議閉幕會上，習近平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復興是近百年來無數國人的偉大夢想，並進一步闡釋了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的思想。中國道路，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一條前無古人的開拓探索之路，更是一條坎坷不平的荊棘叢生之路。毫無疑問，在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大國“蘇聯”解體之后，社會主義的前行就變得愈加艱難、遙遠和漫長。習近平在2012年12月視察深圳的一次黨內干部會議上的發言中強調，我們決不能“走蘇聯的老路”，“重蹈戈爾巴喬夫的覆轍”。在蘇聯解體之后，重新認識和正確對待前蘇聯在“社會主義現代化模式”上探索的經驗與教訓，科學把握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以及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本質，穿越“蘇聯的理論叢林”，對於拓展中國道路，實現中國夢具有極為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蘇聯解體給我們留下了什麼樣的“理論叢林”

時至今日，蘇聯解體已過去22年。這二十多年來，無論是中國還是俄羅斯理論界，對“蘇聯解體之謎”的解讀從未停息，對這一謎底的揭示亦是眾說紛紜。毛澤東曾經指出：“任何過程如果有多數矛盾存在的話，其中必定有一種是主要的，起著領導和決定的作用。”^{[1]（p322）}筆者認為，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在於理論迷失。在蘇聯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探索中，教科書體系牢牢禁錮著人們的思想觀念，一些理論難題懸而未決，歧義叢生。正是諸多思想上的困惑，使蘇聯共產黨在實踐中迷失方向，使前蘇聯馬克思主義者對於社會主義根本問題的理解深陷在一片“理論叢林”之中。隨著對蘇聯解體的深入反思，這一“理論叢林”日益浮現，成為中國道路拓展不可回避的理論障礙。

（一）蘇聯解體是不是就意味著社會主義的失敗

眾所周知，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為理論基石，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實現了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轉變。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社會主義是在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高度發達情況下實現的消滅了私有制、通過計劃生產和按勞分配、無產階級專政等形式實現的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社會。東方社會可以通過吸收資本主義制度一切文明成果的方式跨越“卡夫丁峽谷”，實現共產主義。

列寧結合東方落后國家的實際，對“社會主義現代化模式”進行了最早的探索和嘗試。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宣布要在沙皇政府封建統治之下的俄國建設不同於資本主義的新社會，並把它稱之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在經濟上試圖在公有制前提下用“政府計劃”代替“自由市場”，實行土地社會化﹔政治上建立社會主義全民直接民主，一切權利歸蘇維埃，全體公民都成為“辛迪加”的職員和工人。這種模式很快在實驗中碰壁，其結果造就了強大的國家機器和龐大的官僚隊伍，廣大工人、農民的生活不斷惡化，社會不滿引發了著名的喀琅施塔得的水兵起義。在這種情況下，列寧提出了新經濟政策和合作社的思想，允許商品貨幣和市場交換的存在。指出：“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條件下，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取得階級勝利的前提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會主義制度。”^{[2]（P365）}列寧又在《論合作社》中說：“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根本改變了。”“完全實現了合作化，我們就在社會主義基地上站穩了腳跟。”^{[2]（P368）}新經濟政策和合作社思想，承認農民作為獨立生產者的地位，肯定農民作為個體所有者擁有生產資料的支配權和勞動成果的佔有權﹔國家和農民之間的關系從超經濟的政治隸屬關系，轉變為在很大程度上的市場交換關系。列寧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設想，結合俄國小農經濟為主題的國情，走“私人買賣利益與國家對這種利益進行檢查和監督相結合”的道路，抓住了社會主義發展生產力的本質。當時，蘇聯如果沿著新經濟政策的道路走下去，勢必將探索出適合俄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但是，斯大林對“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形而上學認識很快使蘇聯誤入歧途。

蘇聯解體之后，馬克思主義在蘇聯隨著共產黨的垮台失去了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人們對蘇聯歷史掀起了新一輪的反思熱潮，除延續了對“斯大林模式”的批判外，對十月革命，列寧的社會主義思想，軍事共產主義等的認識都出現了一些不同的聲音。有一種觀點認為蘇聯只是社會主義的試驗場，而蘇聯解體証明這一試驗的失敗，意味著東方社會社會主義道路走不通，資本主義是社會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蘇聯解體是不是就意味著社會主義的失敗？東方社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能不能走得通？社會主義道路怎樣才能走得通？這是蘇聯解體向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拋出的核心理論難題。

（二）“斯大林模式”是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模式

1924年列寧逝世后，蘇聯共產黨黨內發生了三次大的爭論:關於列寧主義、關於一國能否建成社會主義和關於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爭論，不論是從理論方面還是從權力斗爭方面，斯大林都取得了勝利，這種勝利為斯大林主義的影響奠定了基礎。斯大林以資本主義為參照系把社會主義概括為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黨的領導、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主導六個基本特征。與此同時把現代化理解為工業化，提出超越資本主義階段，直接建成社會主義的思想。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主要政策。實現工業化的保障是農民必須接受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為國家工業化提供資金積累，為工業化繳納“貢稅”。與這一特點相適應，在農業發展中終止了列寧的合作社的嘗試。農民的雙肩扛著兩項任務，既要完成國家規定的勞動日，又要完成國家規定的農副產品義務交售指標，幾乎成為蘇維埃式的現代准國家農奴。

斯大林這些政策的實施雖然造就了一個社會主義大國，但是普通勞動人民的生活狀況並沒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其最惡劣的后果是造成了人的主體性的壓制，使人重新陷入制度的奴役之中，突出表現在：經濟上，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壓抑人的積極性，不能長期推動經濟的健康發展，生產力水平下降﹔政治上，權力過度集中，社會主義法制受到破壞，社會形成特權階層，民主平等淪為形式﹔文化上，實行單一的文化體制，大搞政治批判，排斥多元思想，個人崇拜盛行﹔在社會領域，背離以人為本，民生問題遲滯，兩極分化嚴重，公平正義失衡。這種模式隨著個人崇拜盛行和權力的高度集中而不斷固化，最終形成了“斯大林模式”。^[1]“斯大林模式”在實踐中不斷固化、僵化，逐步走向專制和集權，背離社會主義的本質。公有制、按勞分配等都成為當權者謀取私利的工具。

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斯大林模式”曾被眾多馬克思主義者看作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典型形式。但隨著實踐的發展，佔主導地位的看法發生了變化，更多的人認為“根本不能用正統馬克思主義的術語解釋蘇聯社會”。^[3]（P2）“斯大林模式”是社會主義的嚴重扭曲和變形。布堅科認為：“蘇聯建成的社會主義是斯大林式的，即國家行政，國家官僚、兵營式的社會主義，而不是科學社會主義奠基人所預見的社會主義。”^{[4]（P764）}也有學者稱之為“國家社會主義”、“封建的社會主義”、“極權的社會主義”。雖然我們都不能否認這一模式在革命與戰爭時代對蘇聯的發展和人類的進步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是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看到，“斯大林模式”在蘇聯解體的過程中難辭其咎。“斯大林模式”是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模式”？“斯大林模式”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應有之義還是認識僵化的產物？什麼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內在本質？這又是一個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亟需回答的“問題叢”。

（三）“社會主義現代化模式”要如何進行改革

赫魯曉夫上台后，在時代潮流的感召下，面對蘇聯社會的尖銳矛盾，對斯大林模式的弊端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廢除了農副產品義務交售制，將機器拖拉機站改組為農業機械修理站﹔強調社會主義法制，平反冤假錯案。農民不再服徭役和繳納“貢稅”，獲得了身份証和有保証的貨幣勞動報酬。赫魯曉夫的改革在尊重事實、堅持真理、促進現代人的獨立和覺醒方面，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開啟了以改革推進社會主義制度完善的文明道路。但由於他對改革缺乏總體的籌劃和設計，沒有對什麼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等一些基本理論問題進行充分的論証，因此雖然實施了改革，但卻是盲目、零散、片面的，始終無法突破“斯大林模式”。

勃列日涅夫當政后，如果能糾正赫魯曉夫的錯誤堅持改革，也許蘇聯還有希望，但令人遺憾的是他又掉過頭去，全面回歸斯大林時代。這一時期，不許觸及斯大林模式的黑暗面，壓制人們的思想，打擊迫害“持不同政見者”，摧殘人性，民主和法制受到窒息，文化領域出現了嚴重的僵化和倒退。與此同時，隨著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世界形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現代化進程不斷推進，人類社會逐步走向開放、自由的全球化時代。然而，勃列日涅夫時期所謂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卻是逆時代潮流而動，高舉社會主義民主旗幟，卻行專制集權之實，導致各個領域矛盾累積，各種問題層出不窮。勃列日涅夫之后的兩任繼任者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更是疲於應對，無力改變。

戈爾巴喬夫上任后，改革呼聲日益高漲。他順應蘇聯長期以來對主體性壓抑后的人的力量的迸發，倡導“新思維”和“全人類價值優先論”，在蘇共第十九次代表會議上提出要把蘇聯社會建設成為“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宣揚“人是萬物的尺度”，把社會主義說成是符合“一切人利益”的人道的制度。從“抽象人性論”出發，提出多元化的思想原則，認為人的本性是不受任何社會關系制約的，向往絕對的自由和民主，因此，作為理想的社會主義應該符合人的本性，尊重人的多元思想，滿足人的多元需要和利益。否認社會主義還存在著階級，否認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主張政治多元化，提出“一切權力歸蘇維埃”，修改憲法，確定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最高權力機構，取消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在經濟上採取“休克療法”，改變公有制主體，搞混合經濟。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在政策層面仍舊沒有突破斯大林模式的影響，給人民以實際的利益，很多人流離失所，無家可歸。

反思蘇聯解體，我們可以看到，在蘇聯現代化的過程中，當政者都進行過各種改革的嘗試，但均因在“如何進行改革”的問題上缺乏系統的理論認知和一以貫之的實踐探索，終難擺脫失敗的命運。那麼，“社會主義”是一成不變的理論規定還是動態發展的歷史過程？社會主義現代化模式應如何進行改革？哪裡是改革的方向？人在“社會主義現代化模式”中究竟處於什麼樣的地位……這一系列由“蘇聯解體”衍生的相互聯系而不斷涌現的“問題叢”，構成了拓展中國道路必須穿越的“理論叢林”。

二、中國為什麼要穿越“蘇聯的理論叢林”

綜上所述，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與蘇聯解體之間，客觀存在著我們尚未澄清的“理論叢林”，它以各種形式作用於現實、制度、思想各個層面，禁錮著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現代化改革方向的理解，羈絆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實踐進程。正如一些學者指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針對蘇聯即斯大林社會主義模式而言的，中國特色首先是不要蘇聯特色，拋棄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要想使社會主義煥發生機與活力，要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去蘇聯化’，拋棄這一模式。”^[5]（P12）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需要擺脫前蘇聯的思維，突破前蘇聯的認識。

第一，推進現行的體制改革有賴於突破前蘇聯的認識。20世紀20年代至今，從理論到實踐，從國家體制到各項建設，從“以俄為師”到“以蘇為鑒”，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蘇聯對於中國道路影響深遠。正如毛澤東所講：“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6]（P1408）}鄧小平也曾經指出:我們的國家體制“基本上是從蘇聯來的”。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的初期，從中央到地方、從城市到農村，從機關到學校，舉國到處都響徹“向蘇聯老大哥”學習的口號。從“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中國都直接或間接地接受了斯大林對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解。后來在建設實踐中我們逐漸意識到照搬蘇聯的危害，開始嘗試自己重新思考體制問題。在蘇聯解體前夕，鄧小平明確指出：“過去照搬蘇聯搞社會主義的模式，帶來很多問題。我們很早就發現了，但沒有解決好。我們現在要解決好這個問題，我們要建設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7]（P261）}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功就是在經濟領域逐步突破蘇聯原有的對社會主義的理解，是突破蘇聯體制的成功嘗試。

然而，由於歷史的原因和思維的慣性，可以說今天中國的體制改革還受制於蘇聯時期對社會主義的理解，沒能從根本上擺脫斯大林模式的影響。權力的高度集中，政治對文化活動的介入和干預，在經濟之外的政治、文化、社會等諸多方面，今天中國的制度還帶有前蘇聯的印跡，還不能從“斯大林模式”中突圍出來。通過前面的研究我們也看到，蘇聯時期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在經濟、政治、文化上做了很多改革的努力，但最終都不能擺脫斯大林主義的窠臼。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模式的探索必須突破蘇聯原有對社會主義制度架構的形而上學的理解，動態地認識社會主義的本質，全面地推進政治、文化、社會體制改革，隻有這樣才能使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呈現生機，避免重蹈蘇聯覆轍。

第二，解決改革中遇到的問題有賴於突破前蘇聯的認識。馬克思主義的動態性決定了社會主義本質的動態性，社會主義的動態性決定了社會主義改革的必然性。改革必然會帶來問題，關鍵是看怎樣解決改革中遇到的問題。蘇聯解體的教訓告訴我們，不改革是死路一條。進行改革，不解決改革中遇到的問題，同樣是死路一條。前蘇聯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在農業、工業、建筑業等經濟領域，再到政治領域對個人崇拜的批判以及民主改革、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的解凍，其實不乏各種改革和嘗試，但是為什麼各種改革都以失敗而告終呢？關鍵在於不能及時解決改革調整中遇到的現實問題，導致矛盾累積，引發廣大群眾的不滿，最后失去人民的支持。出現問題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對問題不解決、不作為的態度。20世紀80年代，蘇共領導層中的絕大部分人，已經開始追求物質享受。隨著享有特權的不斷增多，他們深切感到社會主義制度的存在使他們不能夠積累大量財富，也不能夠合法地把這些財富轉移給他們的子孫。他們意識到，如果蘇聯繼續進行社會主義體制改革，他們的特權就會受到更多的影響和限制﹔佔據前蘇聯黨政機關要職的蘇共領導層中的不少人喪失共產主義理想信念並腐敗變質，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等思潮盛行。在推進私有化的過程中，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斯大林模式體制下形成的蘇共干部特權制，使嚴重的兩極分化成為蘇聯社會的一種常態，即一極是“人民公仆”名義下過著“共產主義生活”的高級干部階層，另一極是過著貧窮生活的廣大工人、農民。特殊的利益集團的日趨形成，公平正義遭到踐踏。正如馬爾庫塞分析的那樣：“由於國家職能、權力的日益強化，就勢必形成一個管理國家和享有國家權力的階層，即官僚階層，這個階層通過對國有化經濟的控制，已經具有特殊權力的基礎，形成一種不同於俄羅斯人民利益的特殊利益。”^[8]（P3）與此同時，蘇聯周邊紛繁復雜、盤根錯節的民族矛盾不斷激化。累積的矛盾一旦遇到誘因就成為利益沖突的導火索。

事實上共產黨的腐敗、極度的貧富分化、利益集團的形成、公平正義的缺失、民族矛盾的激化等等這些問題也同樣困擾著進入改革深水期的中國，不突破前蘇聯在解決這些問題上的做法，中國就存在前蘇聯的風險。汲取蘇聯解體的教訓，我們要不斷解放思想，克服認識中的教條主義，積極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力求避免前蘇聯封閉、固守造成的厄運。

第三，認清思想領域的紛爭有賴於突破前蘇聯的認識。當前改革已經成為理論界的共識，紛爭的焦點在於如何進行改革，改革向何處去？仔細審視理論界五花八門的各種觀點，都在一定程度上帶有形而上學的特征，根源於蘇聯馬克思主義的詮釋框架。

一是極“左”思潮。這些人以馬克思主義文本中對社會主義的論述為標准來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得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資本主義的結論。這種教條主義思想影響甚廣，在這些人的頭腦中視“斯大林模式”為社會主義的范本和標尺，認為今天中國的市場經濟以及對利益的認可是向資本主義的妥協和趨近。在蘇聯解體的問題上，體現為對斯大林主義的辯護和對戈爾巴喬夫的聲討。在中國的問題上，體現為對毛澤東時代的留戀和對改革的拒斥。經常以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否定改革開放的成就，甚至為“文革”、“四人幫”開脫。當前比較活躍的老左派、新左派、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思潮的很多觀點^{[9]（P212-216）}都是帶著“蘇聯社會主義”的有色眼鏡認識當今中國問題而得出的結論。

二是極右思潮。這些人頭腦中裝著兩樣東西，就是斯大林時代的社會主義和現代的資本主義。他們把社會主義僅理解為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因此視蘇聯解體為社會主義的徹底失敗，在否定社會主義同時對資本主義採取了一邊倒式的肯定和逢迎。在這些人看來，早期資本主義的野蠻、掠奪、剝削以及對人權的踐踏與今天的資本主義毫無干系，無視今天一些西方國家的軍事、經濟、文化霸權，極力推崇自由主義思想。這些都是斯大林主義留下來的思想遺患，用截然對立、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學的思維來理解變化中的時代現實。蘇聯改革的失敗就是運用形而上學思維理解社會主義導致的后果。對戈爾巴喬夫改革發生重大思想影響的思想家弗洛羅夫在一次訪談中講到：“我們是以這樣的風格來談論新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我們首先提出關於它的定義，把它與斯大林時期相對照。我們從對斯大林時期的否定評價出發。這是指與斯大林在世時的社會相對立的社會。”^{[10]（P225）}斯大林以形而上學的思維在與“資本主義”的對立中把握“社會主義”的本質是錯誤的，而斯大林之后的改革者又在與“斯大林模式”的對立中把握改革的方向同樣也是錯誤的。

思想領域的形而上學根源於斯大林時期的教科書體系，中國的思想界也深受其害。盡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領域為突破“前蘇聯教科書體系”的影響做了很多努力，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由於思維的慣性，這種在對立面中把握事物本質的思維模式還大量存在於我們的思想界、理論界，以至於在一些根本問題上存在分歧。認清當前中國理論界的紛爭，准確把握社會主義改革的方向，有待於思維方式從形而上學向辯証法的轉變。

三、實現中國夢如何穿越“蘇聯的理論叢林”

由此可見，“蘇聯的理論叢林”橫亙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面前，阻礙著中國夢的實現。穿越這一叢林，要求我們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方法，對一些基本問題做出客觀准確的把握和理解。

（一）穿越蘇聯的理論叢林，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批判性與建設性的統一

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社會發展的理論，深刻闡明了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正是唯物史觀的創立使人類對自身產生、發展的認識從片面、唯心的、神秘的解釋走向科學。批判性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屬性，它主要有兩個指向：一是指向哲學、經濟學等意識形態。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中表述哲學的本性時曾指出：“辯証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1]（P12）}二是指向現實的社會制度。馬克思首要關切的不是理性邏輯而是人類命運，面對社會普遍缺少自由，人們受制於封建和神學的統治與束縛，而窮苦勞動者同時又深受新興資產階級剝削的悲慘現狀，馬克思把對資本主義不合理現實的批判作為自己的使命，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大廈存在的科學性前提。

馬克思指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12]（P136）}批判性和建設性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根本特征，正是基於對資本主義社會異化的現實的批判，才產生了對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向往和追求。批判性和建設性相輔相成，是馬克思主義成為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區別於其他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的根本特征。缺乏建設性，社會主義的發展就會在實踐中失去方向。缺乏了批判性就會脫離人們生活的世界，淪為空想的烏托邦。中國要穿越蘇聯的理論叢林，必須汲取前蘇聯理論批判性缺失導致發展失去活力的教訓，深刻認識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本質。

在社會主義社會，馬克思主義不僅是國家發展的指導理論，更應在探索“社會主義現代化模式”中發揮其批判作用。正是通過對現實的批判馬克思主義與時代實踐保持著密切的關聯，並從人們的生活世界中汲取養分。在蘇聯現代化過程中，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不斷僵化，逐漸喪失其批判性功能，成為為現實辯護、為政治服務的工具。批判性的喪失使馬克思主義成為政治庇護下的溫室裡的花朵，不能對現實做出客觀公正的評價，日益失去與其他思想交流的可能性，從而也就失去了發展的動力。蘇聯哲學正是因為喪失了批判性成為政治的附庸，從而失去與時代大眾現實生活實踐的聯系而遭到大眾的冷漠和拋棄。蘇聯解體之后，馬克思主義遠離了意識形態中心，在經歷了20世紀90年代的冷落之后，近幾年出現了復興的趨勢，以布茲加林為代表的“批判的馬克思主義”成為當代俄羅斯影響最大的理論流派，這給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提供了極其重要的理論啟示。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面臨的諸多問題和嚴峻挑戰，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批判性的復歸提出了更為迫切的現實需求。

（二）穿越蘇聯的理論叢林，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本質確定性與過程動態性的統一

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這一直是糾纏蘇聯整個現代化進程的一個根本問題，正確理解社會主義的本質是穿越前蘇聯理論叢林的重要環節。不同時期蘇共領導人對這一問題的理解左右了整個蘇聯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列寧之后，蘇聯對社會主義的理解不斷固化，用社會主義特征取代社會主義本質，帶有鮮明的形而上學色彩。蘇聯時期正是過於注重社會主義本質的確定性，而忽視了社會主義本質的動態性，把社會主義理解為一種既定的、不變的目標，或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工具，導致在實踐上日漸偏離歷史唯物主義，走入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死胡同，最終自嘗失敗的苦果。

在馬克思主義看來，共產主義社會是“自由人的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作為一種科學的歷史實踐，社會主義的起點就在於尋求一種資本主義之外的現代性，社會主義現代化是指向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社會發展過程。受前蘇聯的影響，我們長期以來一直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看作截然對立的社會，這樣把社會主義與現代性在一定程度上對立起來。事實上，作為取代了傳統農業社會的現代社會，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具有很多共通之處，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這種特征正在不斷地呈現出來，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証明了社會主義不能離開現代化進程而得到實現。

今天經歷了急劇變革的當代俄羅斯的學者對蘇聯時期的社會主義進行了全面的反思，提出了新的理解和建構，對於中國當前理論界具有啟示意義。他們從馬克思主義的人道立場的當代闡釋出發，反對在原有線性意義上也就是社會形態和歷史階段的意義上對社會主義進行界定。將社會主義視作由異化世界向共產主義，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過渡與轉變的長期的過程，並指出人在這一過程中的極其重要地位和作用。社會主義是現代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在價值取向上，資本主義是以物的增長為目的，而社會主義在此基礎上要追求社會平等、公平和正義，自由人的聯合體，即人本身的發展。社會主義的產生根源於對資本主義物化現實的深刻批判。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說，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根本區別即在於是否能夠使人擺脫物的控制，使人的本質復歸人本身。

（三）穿越蘇聯的理論叢林，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改革中物的增長與人的進步的統一

人是馬克思主義認識人類社會的基本尺度。在馬克思對人類歷史階段的劃分中主要採用三種劃分方法，一是按照生產資料，可以把人類社會分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按照經濟形態分為自然經濟、商品經濟和產品經濟，與此相對應馬克思還按照人的發展把社會分為人對人的關系的依賴階段、以物的依賴為主的人的獨立性階段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階段。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要把這三種理論統一起來，就是在社會發展的尺度上堅持生產力標准與人的標准的統一，堅持經濟建設與其他建設的統一，核心就是堅持物的增長與人的進步的統一。

蘇聯的社會主義就是在建設中背離了歷史唯物主義的這一原則。割裂物的增長與人的進步的本質聯系，把人僅看做是實現社會主義的手段，沒有把人看做是社會主義的目的，最終走向歷史唯心主義。人在斯大林教科書體系中的缺失導致在蘇聯現代化過程中人在社會主義現代化模式中作為目的被懸置起來。正如一些學者指出的，反思“蘇聯現代化進程中最大的問題是迷信國家的力量而忽視了民眾的創造性力量，人民成了國家計劃的工具，沒有任何自主性而言，這也注定了蘇聯式現代化道路行不通。”^{[13]（P376）}“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雖然把人的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又脫離本國客觀國情，抽象的移植西方，最終新的思想隻能在舊體制內運行，無法撼動斯大林模式，導致從“改革”走向“改向”，改革無果而終，造成現代化建設的巨大退步與失敗。

社會主義的目的不僅在於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更在於通過一種動態的不間斷的改革,實現人類最終的自由和解放。由此人本身的進步就可以理解為社會主義改革內在的必然的價值取向。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14]（P135）}在中國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在中國特有的國情背景下，人的進步應該在與經濟同步的政治、文化、社會等各種社會關系的改革中得以實現。隻有物的增長，沒有人的進步社會的發展終將以徘徊和退步為代價。

習近平指出，中國夢是人民的夢，是人民共享，人民創造的夢，是依靠人民來實現，不斷為人民造福的夢。中國夢就是要在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讓每個人都能獲得尊嚴、自由、平等、公正的夢。中國夢的實現，必須汲取蘇聯教訓，避免走蘇聯的老路，義無反顧、一以貫之、全面系統地推進改革，堅持改革中實現物的增長與人的進步的統一。隻有不斷滿足人的生命與安全，人的生存與發展，人的利益與幸福這一人民大眾最基本的現實需求，中國夢才能真正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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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左鳳榮.俄國現代化的曲折歷程：下[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1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作者單位：南京政治學院博士后流動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