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領導人拒絕改革的后果

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給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頗多的深刻教訓，其中最大的教訓就是：在應當進行改革的時刻，沒有及時而正確地進行改革，突出表現之一是長期拒絕改革。

以蘇聯的集體農庄制度為例來闡述這一問題。集體農庄制度是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內容，盡管在上個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蘇聯推行集體農庄的過程中就遭受了農民反抗，但是，蘇聯政府還是通過強制手段推行了這一制度。由於集體農庄裡的農民既無權決定生產什麼，也無權決定自己的勞動產品怎樣分配，且生活困頓，所以農民們的生產積極性和主動性低落，農村和農業潛藏著嚴重危機，廣大農民期盼集體農庄能被解散，自己能自主地擁有生產資料。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過程中以及戰爭結束初期，廣大民眾期盼改變現狀、解散集體農庄的願望愈發強烈，因為千千萬萬農民出身的紅軍戰士走出國門親自領略了其他國家農民們的生活狀況，對比這些國家農民和市民的生活水平所形成的心理落差使得廣大紅軍官兵思變的願望愈加熾烈。一些蘇聯公民甚至直接向蘇共中央領導人寫信反映當時蘇聯集體農庄的真實狀況。比如，斯摩棱斯克軍事政治學校學員梅尼希科夫就在給馬林科夫的信中寫道：“1945—1946年間我就地碰到了許多情況，考察了布良斯克和斯摩棱斯克州一些集體農庄的生活情況。我所看到的事情迫使我給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書記寫信。作為一名共產黨員，我非常難受地聽到集體農庄庄員在談論這樣的問題：‘您知道集體農庄不久就要解散嗎？’他們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因為他們‘無力再生活下去’。確實，在一些集體農庄生活壞得已不能忍受，如在（布良斯克州的）‘新生活’集體農庄，幾乎有一半庄員已經2—3個月沒有面包了。部分人連土豆都沒有。該地區其他集體農庄有一半情況也不好。這種情況不僅僅限於這個地區。”

蘇聯將軍們在私下交談時對集體農庄制度提出了抨擊。1946年12月，瓦尼戈爾多夫上將對自己的副職菲特雷巴利琴科少將說，使他改變對生活看法的原因是：“我相信，如果今天取消集體農庄，明天就會秩序井然，就會出現市場，就會什麼都有。應該讓人們活下去，他們有權活下去。生活是他們用生命換來的，用生命保衛的！”雷巴利琴科少將則回應說：“集體農庄的糧食被搞走了，什麼也不剩，連種子也吃光了……應該直截了當地說，集體農庄庄員痛恨斯大林，都等待他完蛋。”

然而，斯大林無意於改革，他認為蘇聯之所以能夠贏得戰爭的勝利，就因為蘇聯的社會制度具有優越性，戰爭勝利是蘇聯社會制度優越性的有力証明。1946年2月9日，他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選區選舉前的選民大會上發表的演說中指出：“蘇維埃社會制度比非蘇維埃社會制度更有生命力，更穩固，蘇維埃社會制度是比任何一種非蘇維埃社會制度更優越的社會組織形式。”他還用回憶的方式對黨內曾經反對農業集體化和工業化政策的人給予批判：這些人“一貫把黨拉向后退，千方百計想把它拉到‘通常的’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上去”，他們所做的全部工作，“都是在追求一個目的，即破壞黨的政策並阻礙工業化和集體化的事業。但是黨既沒有在一些人的威脅面前屈服，也沒有在另一些人的號叫面前屈服，而是堅定不移地、不顧一切地前進，黨的功績就在於它並沒有遷就落后分子，不害怕逆流而進，始終堅持著黨內主導力量的立場”。也就是說，在斯大林看來，集體化政策和集體農庄制度是正確的，因而是不容改變的，這樣一來，二戰后對包括集體農庄制度在內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經濟制度進行變革的可能性就被徹底排除，變革之門被緊緊封閉，蘇聯喪失了一次改革契機。

隨著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特別是1956年蘇共二十大及隨后波匈事件的發生，蘇聯農民期盼解散集體農庄的願望再次彰顯出來。赫魯曉夫等蘇共領導人了解蘇聯農民對於集體農庄制度的態度，可是，他只是對蘇聯農業政策的細枝末節進行修修補補，採取一些措施調整集體農庄庄員與國家之間的關系。比如，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等，從而使蘇聯農業長期停滯不前的狀況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變，但是，這些措施並沒有觸及斯大林社會主義模式及其體制的實質。雖然政府提高了農產品的收購價格，從1952—1964年期間，國家收購各種谷物的平均價格指數提高了7.48倍，收購畜產品的價格指數提高了15.69倍，但是，國家收購各種谷物和畜產品的收購價格仍舊由政府決定，而不是由集體農庄庄員自己來決定，更不是由市場來決定，因為社會主義的蘇聯不存在市場經濟，集體農庄庄員無權決定自己的生產活動過程和生產活動內容，也無權決定自己的勞動產品如何分配，這一本質沒有變化，他們對國家的依附地位沒有改變。因此，當農業生產無法達到預期指標時，赫魯曉夫認為主要原因在於集體農庄庄員花在集體農庄裡的勞動時間太少、而花在自己宅旁園地裡的勞動時間太多，於是採取強制性措施迫使集體農庄庄員的主要精力花在集體農庄上，認定宅旁園地是“資本主義的殘余”，必須採取措施加以控制。他還聲稱“現在我們已走上了康庄大道。集體農庄已成為農民親切的家”。也就是說，赫魯曉夫並沒有從根本和實質上觸及集體農庄制度，也就無從談起去突破這一制度了。

一直至蘇聯解體，蘇聯的集體農庄制度雖曾在形式上略有變化，但是集體農庄庄員無權安排自己的生產、更無權決定自己的勞動產品如何分配、生產積極性和主動性長期受遏制的基本狀況不曾發生改變，這導致了蘇聯農業長期落后並且直接影響了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成為蘇聯解體的重要原因之一。

早在1978年12月，鄧小平就發出警告：“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1985年8月在會見津巴布韋客人時鄧小平再次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究竟是個什麼樣子，蘇聯搞了很多年，也並沒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寧的思路比較好，搞了個新經濟政策，但是后來蘇聯的模式僵化了。”拒絕、拖延改革，就意味著僵化，僵化則意味著活力和生命力的喪失，因而，蘇共亡黨、蘇聯解體實際上是早就注定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