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共產黨論蘇聯解體與未來社會主義

作者:王建禮 成亞林    發布時間:2014-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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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解體是20世紀下半葉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影響最為深遠的重大事件,它震動了整個世界,也震醒了全世界的共產黨人,使他們對20世紀社會主義的發展開始進行全面的徹底的反思。蘇聯作為建國70余年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為什麼會在頃刻間土崩瓦解?這是全世界共產黨人都在思考的一個問題。

一、蘇聯解體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的危機

蘇聯解體是20世紀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發展進程中的一次重大挫折。蘇聯解體后,在整個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出現一股否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和理論基礎的思想傾向。因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發展的危機,實際上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的危機。具體來說,它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與階級分析法

蘇聯解體后,在“社會主義失敗了”、“馬克思主義過時了”的叫囂聲中,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的攻擊聲浪是最高的,他們錯誤地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等同於暴力革命,從而認為馬克思主義者是暴力革命的始作俑者。但是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給約·魏德邁的信中明確地指出:“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斗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歷史編纂學家就已經敘述過階級斗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經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內容就是証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斗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1](p547)

在危機面前,世界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進行了新的認識,並據此確立了新的革命發展道路。巴西共產黨認為,階級斗爭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具有不同的特征,它並不是隻有一種斗爭形式和手段(即暴力革命),必須廣泛地借助於各種方式和工具,推動社會主義不斷地向前發展。[2](p994)美國共產黨認為,階級斗爭的確是歷史發展的主線,但不是唯一的主線,也不是歷史發展的唯一的因素。階級的概念應該是開放的和富有彈性的,不存在純粹的階級斗爭形式,僵化的階級概念從來都不合適,特別是在政治、經濟形勢和意識形態變化迅速的時候,這一問題顯得更突出。[3](p110-111)法國共產黨認為,階級斗爭並不過時,階級階層的消亡還是十分遙遠的事情﹔革命運動形式的階級斗爭並非不可能﹔生態環境是階級利益的決定性因素﹔階級斗爭重在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改造。[4](p221-225)與此同時,世界共產黨還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對本國的國家性質以及革命的性質、手段、方式、方法和革命所處的階段進行了科學分析,提出了適合本國國情的革命理論,如尼聯共(毛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日本共產黨的“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南非共產黨的“推進、深化和捍衛民族民主革命”理論,印共(馬)的“新型人民民主革命”理論,希臘共產黨的“反帝反壟斷民主革命”理論,等等。

2.無產階級專政與民主理論

馬克思主義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個國家概念,是無產階級建立的國家政權。它是無產階級爭得的民主,是對廣大人民群眾的民主與對極少數人的專政的結合,其實質是無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制度。但是,隨著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推進,蘇維埃政權逐漸地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民主原則,最終演變成了一種脫離人民群眾的官僚主義集中制,其結果正如巴西共產黨所言:領導人的個人決定代替了人民群眾的創造性的活動。

巴西共產黨指出,無產階級專政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本質要求,是通往新社會的過渡。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仍然存在著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問題,民主貫穿於整個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要經過逐步擴大、深化和最后確立的過程。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個階級的專政,而不是一個人或一個集團的專政。

南非共產黨認為,馬克思對“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概念論述不多,恩格斯依據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的分析,斷定它是“無產階級專政”。[5](p112)而列寧則較為詳細地闡述了這一概念,他認為革命剛剛勝利后,鎮壓可能是必要的,但這種鎮壓將是溫和而短暫的,一旦取得社會主義政權,國家及其傳統的暴力工具就將開始“消亡”,而擴展和深化民主的進程也將開始。但是蘇聯發生的情況是,整個進程被逆轉,完全“鎮壓了剝削者”后,國家機器的鎮壓職能進一步強化,而對絕大多數勞動者包括工人階級的民主范圍卻在逐步地縮小。

印共(馬)指出,社會主義體制下的民主應該比資本主義體制下的民主更為深入和豐富。社會主義必須既向人民提供權利,同時也要賦予他們行使權利的能力。但是在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出現了這樣一種趨勢,即一個階級的專政經過一段時間后被這個階級的先鋒隊即政黨所取代,再經過一段時間,又被黨的領導人所取代﹔代表整個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國家被黨內一小撮人所取代。

列寧指出:“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當然不能不產生非常豐富和多樣的政治形式,但本質必然是一樣的:都是無產階級專政。”[6](p140)在列寧看來,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歷史時期,必須產生大量不同的政治形式,但實質一定是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和內容不僅不能一勞永逸地適用於同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且一個國家應該採取哪種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和內容,也要根據該國的歷史條件和具體的社會經濟狀況而定。不顧本國的具體實際情況而盲目地機械地照搬同一種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和內容,必然導致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扭曲,使之逐步淪為個人或官僚集團手中的工具。

3.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

民主集中制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根本組織原則和活動准則。斯大林在執政初期,還是能夠比較正確地看待無產階級民主和專政的關系,他曾經嚴厲地批判季諾維也夫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黨的專政”的觀點,認為季諾維也夫是在曲解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觀。[7](p555)巴西共產黨指出,隨著斯大林逐漸地掌握了蘇聯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力,這一制度和原則遭到了嚴重的破壞,逐漸地演變為官僚主義集中制,阻礙了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發展。黨的權力越來越集中於政治局,甚至個人手中,從而降低了黨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組織應有的作用。

南非共產黨指出,在“民主集中制”的幌子下,蘇共的黨內民主幾乎完全被“集中制”所窒息。“一致同意”的觀念完全抑制了不同政見,並形成了對任何事情都意見一致的極不正常的虛假現象。在蘇聯“圍城式的社會主義”中,數十萬黨員成為這種制度的受害者。在這座“圍城”裡,要做一名模范的共產黨員,隻有一種模式,而其它所有信仰體系如宗教都被視為威脅。因而蘇聯共產主義成了一種宗派,隻存在於被高牆隔絕、遠離其它信仰體系的那個狹小空間。

印共(馬)認為,蘇共在強調集中制的同時,常常傷害黨內民主,導致官僚主義的產生,而官僚主義恰恰是民主的對立物。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蘇共領導階層所享有的特權制度以及隨之而來的貪污腐敗、任人唯親,其結果必然是民主集中制這一革命原則喪失活力,黨日益地脫離群眾,黨的各級組織也疏遠了黨的領導集體。這從根本上使黨喪失了自我完善、自我修正的意願、動力和能力。

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史上,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寧都堅決捍衛馬克思主義政黨內部的民主集中制,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對領袖人物的“個人崇拜”。恩格斯指出:“為了黨本身的利益,批評必然是盡可能坦率的。”[8](p177)1889年12月18日,他在給格爾鬆·特裡爾的信中特別強調:“每一個黨的生存與發展通常伴隨著黨內較為溫和的派別和較為極端的派別的發展和相互斗爭,誰如果不由分說地開除較為極端的派別,那隻會促進這個派別的發展。……批評是工人運動的生命要素,工人運動本身怎麼能夠逃避批評,禁止爭論呢?難道我們要求別人給自己以言論自由,僅僅是為了在我們自己的隊伍中又消滅言論自由嗎?”[8](p580)恩格斯的這一擔憂不幸被列寧逝世后蘇共黨內激烈而殘酷的斗爭証實。

列寧是實踐黨內民主的典范。但是隨著列寧的逝世以及蘇共黨內斗爭的加劇,列寧關於完善民主集中制,加強黨的集體領導,改革、改造和改善黨和蘇維埃政權機構,反對官僚主義集中制的一系列設想並沒有得到很好地貫徹和落實,甚至被棄置一邊。更為嚴重的是,蘇共將其政治制度模式在世界各國共產黨內部強行推廣,使之相繼建立了高度集中的黨內組織體制,絕大多數共產黨將蘇共的理論和路線作為自己的理論和行動方針,從而喪失了獨立思考的馬克思主義精神。

二、世界共產黨對蘇聯解體原因的剖析

1.政治因素

在政治上,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以國家為中心,高度集權,蘇共及其領導人存在著嚴重的官僚主義,日益地脫離人民群眾,與民主原則相背離。這種社會主義實際上是“沒有民主的社會主義”。

美國共產黨認為,由於蘇共逐漸地脫離了廣大人民群眾,“對普通老百姓創造能力及智慧缺乏足夠的信心。一旦思維定勢形成……隨后,幾乎難以避免的是,他們不相信本國人民能夠解決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各種問題和困難,他們也不會將權力與決策權交給他們”。[9]列寧時期所大力倡導的工農聯盟戰略的破裂使蘇共喪失了“在一個極為落后的國家推動社會主義運動的必要政治條件”。

南非共產黨指出,蘇共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逐漸地形成了一個依靠行政命令運轉的黨政體制,出現了官僚主義和嚴重違反社會主義公平原則的現象,忽視了民主程序,個人崇拜統治了領導層及全黨和全國。社會主義與民主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大。公民的民主政治權利不斷地受到侵蝕:過去那些賦予人民政權和社會主義民主實際含義的社會機構,如蘇維埃、黨和群眾組織的性質和作用不斷地受到侵蝕,選民沒有實際權力來推選自己的代表,黨早已不是通過政治競爭來在蘇維埃代表會議中贏得多數了。立法機構也從來沒有真正控制立法,從本質上來講它們隻能對黨組織事先做出的決定行使橡皮圖章的職能。行政和司法機關也都直接處於黨的官僚的控制下。群眾組織中的民主也是虛多實少,工會成了國家和黨的附屬物。在實際生活中,人民的大多數幾乎沒有任何手段決定經濟和社會生活的進程。

印共(馬)指出,蘇共在國內階級階層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的情況下,仍然沒有改變在嚴酷的戰爭形勢下所採用的高度集權的行政管理體制,而是把早期管理國家機器的手段順延到后來的階段,這不僅沒有能夠擴大和深化社會主義民主,反而使社會主義發生了種種“扭曲和變形”,如日益增長的官僚主義、對社會主義法制的踐踏以及對個人自由的壓制,等等。因而必須對這些“扭曲和變形”進行“矯正”,但在進行“矯正”的時候,既不能放棄國家的階級性,也不能放棄黨的領導作用,否則就會放棄革命本身。[10](p101)

2.經濟因素

在經濟上,蘇維埃政權不是通過主要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來搞活經濟,而實行了一種全面國有化的經濟體制,從而使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和主動性被逐步打消,官僚主義的命令取代經濟杠杆,成為計劃經濟的工具。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使生產力回歸其“社會生產力”的本性,消除了生產力的“資本屬性”,從而“達到了一個新的為社會本身佔有一切生產力作准備的階段”。恩格斯指出:“生產力歸國家所有不是沖突的解決,但是它包含著解決沖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決沖突的線索。”[11](p753)由於現實社會主義國家是建立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條件下,全面國有化的經濟體制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生產力的社會性問題,而是要在現實條件下尋求適合生產力發展的一切實現形式,從而推動生產力的發展。社會主義蘇聯模式恰恰違背了這一最基本的規律。

南非共產黨認為,在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下,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經濟異化現象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了下來。在法律上將生產資料所有權從私人資本手中轉到國家手中,這本身並不能創造完整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也並不總能明顯地改變生產者的工作條件。在蘇聯社會主義生產實踐中,直接生產者沒有獲得真正管理和參與經濟生活的權利,控制生產者的工作條件和分配勞動成果的權力掌握在一小撮官僚手中,並同生產者相隔離,沒有民主的負責制。它實際上已經變成了一種控制生產者的異化力量。這種異化雖然與資本主義條件下有所不同,但它抑制了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全部潛力的發揮。

美國共產黨認為,蘇聯社會主義在經濟上的一個重大失誤就是無視市場關系。在生產力不發達的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利用市場機制來促進經濟的發展,這和馬克思、恩格斯或列寧的思想是不矛盾的。但是,“共產主義運動存在著一種傾向,即指望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關系會在一夜之間徹底消失。我不相信這是人們准確閱讀經典文獻的結論。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嘗試迅速跨越社會主義發展中的市場關系階段,結果卻造成了極為嚴重的消極后果”。[9]

巴西共產黨指出,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社會主義隻有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及其先進的科學和技術創新的基礎上才能徹底地取得勝利。隻有在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達到極高水平並消滅了市場之后,才能實現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但是,蘇共拋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長期過渡”思想,不顧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現實,終止“新經濟政策”,急於消滅私有制,急於建成社會主義,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非常草率地提出了蘇聯已處於“發達社會主義階段”並且開始了“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歷史時期的論斷。[12]

3.意識形態因素

蘇共對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的絕對控制,一方面使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本身缺乏適應社會變革的能力,另一方面使其對外部意識形態的進攻缺乏有效的應對。因而蘇共實際上逐漸喪失了對意識形態的主導權,戈爾巴喬夫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新思維,在蘇聯社會引起了極大的思想混亂,從而成為直接推動蘇聯解體的思想文化因素。

俄羅斯聯邦共產黨指出,在蘇聯解體前夕,蘇共放棄意識形態陣地,“將大眾新聞媒體故意交給了國內的誹謗者和仇視者,並利用心理戰在勞動群眾的思想中不惜筆墨地詆毀蘇聯和俄國的歷史,為反對蘇維埃政權、反對聯盟國家統一的陰暗資本和反人民的勢力開脫”。[13](p488)

印共(馬)認為,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自身意識形態僵化或不夠堅定,就不可能培養人民堅定的思想意識。蘇共意識形態觀念的薄弱,導致普通民眾和黨的各級干部的階級覺悟和警惕性不斷下降,社會主義對外部意識形態的攻擊幾乎沒有任何抵抗的能力,被破壞的進程進一步加速。印共(馬)強調,蘇共在其存在的最后階段,在公開性、民主化、自由化、多樣性的旗號下,放棄了思想意識形態工作,任由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對黨員和廣大人民群眾的階級意識進行不斷地侵蝕,致使種種反社會主義的言行不能得到有效的抵制。[14]

三、世界共產黨對未來社會主義發展的探索

蘇聯解體這一事件促使世界各國共產黨人從中吸取教訓,更加自覺地把馬克思主義與各個國家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探索各自國家走向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問題。正如美共主席韋伯所說,要是他寫一部關於美國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著作,美國特色將是書的“主線”,而不是“附錄”。

1.未來社會主義的政治

在未來社會主義的政治發展問題上,世界各國共產黨特別強調了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極端重要性。它不僅包括實現國家政權本身的民主化,而且領導國家的主要力量——共產黨內部的民主化﹔不僅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在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后需要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而且像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也仍然面臨著繼續深化和擴大民主的問題。但是民主的具體內容和形式則因國而異。

對於爭取社會主義的政治斗爭方式問題,南非共產黨認為,現階段必須制定新的政治斗爭策略,建立新的廣泛的政治聯盟,在動員群眾的基礎上爭取選舉斗爭的勝利,利用參政黨的有利條件有效地行使國家權力。南非共產黨強調,這是一種基於多黨制選舉基礎上的斗爭策略,是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戰略。盡管多黨民主選舉為精英階層所青睞,但如今對於左翼力量來說,已經出現了探索利用多黨選舉制度的必要性。巴西共產黨指出,現階段共產黨人面臨的首要任務就是爭取政治權力,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國”,實現代議制民主和參與式民主的有效結合,實現民主、法治和自由,保障人民的民主政治權利。與此同時要把議會內斗爭和議會外斗爭結合起來,但共產黨人不應該沉溺於議會斗爭和“議會主義”,要從實際出發採取各種可能的斗爭形式。

對於社會主義政治的基本原則問題,尼共(馬列)認為,未來社會主義政治的基本原則應該包括“憲法至高無上”、“政權分立”、“定期選舉”、“多黨競爭”、“法治”、“多元化的開放社會”、“保護人權”等。意大利重建共產黨認為,多元化是左翼的基本理念,必須“徹底拒絕一黨制的歷史格局”。美國共產黨認為,社會主義並不意味著僅僅是共產黨掌權,社會主義社會將會由多個黨派和群眾組織在社會管理中發揮作用。美共特別強調,民主是社會主義的內在價值,應該成為社會主義的核心內容。社會主義應該鼓勵人民的參與,因為離開人民的參與就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我們不能簡單地說民主是社會主義的本質,也不能說民主會自動內生於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更不能說工人階級奪取政權后就一勞永逸地解決了民主的問題”。“社會主義只是為民主准備了條件。民主的真正實現需要長期的努力,需要成千上萬的人民不斷地參與到社會主義建設和決策中去。”美國的社會主義如果沒有民主,就必將“胎死腹中”。

2.未來社會主義的經濟

在未來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問題上,世界各國共產黨提出要堅決摒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下的“國有化”,實現生產資料的社會化,給予人民真正的經濟權力,實行混合經濟,重新認識市場機制在建設社會主義中的重要作用。馬克思深刻地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作為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並同其相對立的社會,它在生產和分配方面必然“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5](p434)對於世界各國共產黨來說,在爭得民主的基礎上,一步一步地實現生產資料的社會化改造,進而掌握全部生產資料,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決不能“一下子就把現有的生產力擴大到為實行財產公有所必要的程度”。[15](p685)

對於曾經一度被視為正統的社會主義經濟形式的國有制,日本共產黨認為,通過市場經濟向社會主義前進是日本式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日共全面否定“統制經濟”模式,決不能再犯打著“國有化”和“集體化”的招牌,行壓迫生產者的官僚專制體制之實的前蘇聯的錯誤。社會主義變革的中心是將主要生產資料的所有、管理、運營轉到社會手中,即實現生產資料社會化,同時保護生活資料等私有財產。芬蘭共產黨指出,國家所有制不同於以工人自治政府為基礎的集體所有制,也不能取代市場的供求關系在實現社會計劃方面的重要性。南非共產黨認為,社會主義經濟的特征是生產資料社會化,它不是過去的“國有化”加上“國家計劃”,也不再簡單地僅僅強調所有制的法律形式問題,而是將重點轉向真正賦予工人階級經濟權力。

對於未來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尼共(馬列)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面向人民的民主經濟制度的基本特點就是“混合型經濟”,其主要目標是重新發揮國家的領導作用,同時要鼓勵私營部門在經濟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並以適當的方式利用外國資本和技術。巴西共產黨認為,社會主義所要建立的經濟體制隻能是以生產資料社會所有制為導向的多種所有制形式並存的混合經濟體制。社會主義革命在經濟上的最終目標就是要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及其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16](p52)這是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的“基本問題”。[16](p66)因而巴西共產黨強調,社會主義經濟在所有制問題上不能僅僅止於混合經濟,主要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制應該逐步地佔據主導地位。

對於市場機制和市場關系,美國共產黨指出,即使在像美國這樣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如果發生了社會主義革命,我們也會將市場機制用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美國特色社會主義應實行“混合經濟模式”。[17]在所有制結構上,社會所有制應成為控制經濟的“制高點”,以杜絕資本主義的壟斷和破壞。但這並不意味著一切重點行業的國有制形式。[18]

3.未來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

對於意識形態在社會主義革命運動中的作用,2011年第十三次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上各國共產黨一致認為,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意識形態在維護和發展科學社會主義、反擊當代的反共浪潮、應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以及戰勝機會主義思潮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共產主義運動要求從意識形態的角度說明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階級解放和社會解放的一致性,以推動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斗爭的發展。

對於未來社會主義中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問題,法國共產黨和意大利共產黨不約而同地提出了“超越馬克思”和“重返馬克思”的觀點,但是這“並不是要創造某種形式的經院哲學,相反是要重新將馬克思作為基本參照,從20世紀所構建的各種各樣的馬克思主義中解放出來”。[13](p672-673)美國共產黨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不僅是解釋社會運行規律的哲學,還是指導人們改變現狀、爭取更加美好世界的哲學,但是美共“從不主張壟斷智慧和馬克思主義”。[13](p926)

對於未來社會主義的思想文化,日本共產黨指出,以“社會主義”為名,賦予特定政黨以“領導”政黨的特權,或將特定的世界觀定義為“國家哲學”等都與日本式社會主義毫無關系,必須嚴格地加以摒棄。與此同時,必須嚴格地保障各種思想和信仰自由,以及研究與文化活動的自由。葡萄牙共產黨建設“先進民主”理論的文化政策就是要“保証人民普遍參與文化的自由創建和享有文化成果”,真正行使文化權利,實現文化民主,促進個人的全面發展以及社會文化價值的全面發展。[13](p557-558)

對於創新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的傳播機制和傳播手段問題,美國共產黨認為,共產黨人應充分利用互聯網等大眾傳媒等現代化的通訊手段和組織手段。大眾傳播工具、互聯網和社會關系網絡的革命正在改變一切組織、政治運動和選舉活動及其分享觀點、動員群眾和籌集資金的能力﹔新的大眾傳播工具讓共產黨人能夠與成千上萬的人們進行交談和互動。通信手段正在民主化,使共產黨人能夠以較低的成本與許多人進行溝通。新的網絡工具幫助共產黨人每天在“思想斗爭”中對基層產生影響。美共要求黨的每一個成員和俱樂部一起努力掌握大眾傳播的新形式﹔各個地區組織和俱樂部要組織研討會或培訓班,以幫助每個成員了解如何使用新的大眾傳播工具﹔各級黨組織都要利用新的媒體,包括視頻、電話會議、播客和其他在線工具以及傳統的溝通形式,向黨員和廣大公眾提供生動的、有吸引力的和深刻的教育,內容包括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戰略和策略,並把它們應用到美國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現實中。[19]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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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楊成果.美國共產黨“二十九大”的政策主張[J].國外社會科學,2011,(1).

(作者單位:王建禮,湖南第一師范學院思政部﹔成亞林,江西財經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