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俄羅斯利益集團政治參與對政治轉型的雙重影響

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蘇聯的解體及葉利欽的激進改革,導致俄羅斯社會進入轉型時期。隨著社會利益格局的分化組合,利益集團迅速形成並在利益的驅動下成為國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參與主體,對俄羅斯的政治轉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關於利益集團對政治發展的影響,西方學術界已有較為深入而廣泛的研究。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是持消極的態度。如美國政治學家詹姆斯·麥迪遜對利益集團的存在和作用基本上是持消極態度的,即利益集團作為局部利益是與公共利益沖突的,是“為某種共同的利益的沖動所驅使而聯合起來的一些公民,不管他們佔全部公民的多數或少數,而他們的利益是損害公民的權利和社會的永久的和總的利益的。”^[1](P13)因而它的存在和作用有害於社會中其他人的權利和民主政治的發展。再如政治學家西奧多·洛伊也認為,“利益集團用各種非正式的討價還價來反對正式的程序會削弱了民主的組織機構及其制度,也擾亂和破壞了人們對民主的組織機構及其制度的期望。”^[1](P22)另外一種是持積極肯定的態度,認為多元的利益集團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民主政治的表現,它為公民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政治參與的途徑和組織形式,促進了政治民主化的進程。美國政治學者卡爾·霍恩認為:“利益集團不僅可以將個人在政治生活中無法發揮的作用表現出來,其在政治領域中的相互作用也會產生國家利益。”^[2](P113)俄羅斯政治學家涅夏金在研究俄羅斯利益集團現象時,也積極地肯定“俄羅斯利益集團在今天具有國家與公民的中間環節、組織社會多樣化利益和補充民主代議制三個功能。”^[3](P123)

那麼俄羅斯利益集團在轉型期的民主政治中終究起了什麼樣的影響和作用?這是一個需要深入探討的問題。

一、利益集團對政治轉型的促進

盡管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目標各有不同,實力影響也各不相同,但俄羅斯利益集團通過對政治權力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達到合理分配政治資源,促進政治民主化的功能。主要表現在以下四方面:

(一)對政治參與擴大和政治社會化進程的促進

利益集團政治參與是民主化的一個重要標志和組成部分。從這一意義上說,俄羅斯自蘇聯解體以來,擺脫了蘇聯時期的高度集中的政治和經濟模式,出現了利益的分化。不同的利益集團出於自身的利益考慮進行政治參與,這本身就是民主政治的一個重要標志。

為了維護自身的集團利益,各利益集團通過各種途徑和方式參與政治活動,試圖影響俄羅斯政府的決策。隨著利益集團的增加和政治參與活動的開展,他們會積極謀求政治參與的渠道,對政治系統提出利益整合和制度供給的需求。

蘇聯解體之前,是以國家為中心的強控制模式,民眾在政治生活中基本上是被動參與和參與冷漠。轉型以來,隨著國家對公民的控制的放鬆、利益的分化重組,利益集團迅速形成。另外,轉型初期俄羅斯政黨政治的不成熟也為利益集團的政治參與提供了有利的客觀條件。在議會大選和總統大選期間各利益集團更是不遺余力地發動選民向政治系統滲透。

在1993年和1995年的議會大選期間俄國的政黨數量均有暴增,除俄共具有比較深厚的群眾基礎外,1993年的上千個政黨組織和1995年的逾2000個政黨組織大多是源於特定思想主張或特定集團利益的“應急性”的政黨組織。

蘇聯解體后,蘇聯時期比較單一的“兩大階級一大階層”的階級和階層格局被打破了,出現了新興的階層和利益群體。其中的一部分強勢集團逐漸在政治參與中成為重要的金融寡頭。實力強勁的金融工業集團憑借雄厚的資本和掌控的社會傳媒直接資助議會選舉和總統大選,甚至親自競選或派代理人競選。這不僅拓寬了民眾政治參與的渠道,各利益集團尤其是金融工業集團對其政治主張的大力宣傳也客觀上提高了民眾的政治認知和政治參與能力,增強了其政治參與的願望和意願表達的主動性。同時,民眾在新的政治參與和政治社會化過程中,逐步成為具有獨立政治人格的政治人,這也是民主政治發展所需的主體性資源。

應該說,強勢利益集團有較高的政治參與熱情。政治影響經濟,隨著俄羅斯利益集團經濟實力的增強,出於維護自身財富的需求,他們必然會要求政治參與,希望通過政治權力的保護和出台相應的對己有利的政策來維護自己的利益。

另一方面,隨著他們經濟實力的增強,會渴望謀求更多的政治權力,取得更多的政治發言權。這樣就形成了利益集團政治參與和政治民主化的互動。

(二)凸現政治權力的分立與制衡

俄羅斯政黨制度的不成熟使利益集團對政治權力的制約作用凸現出來並顯得更為重要。“首先,對作為俄羅斯政治權力核心的總統的制約來說,在1996—1999年間的寡頭干政時期,葉利欽這位名義上擁有至高無上權力的超級總統實際上已被各寡頭架空,成為一位名不副實的弱總統,這對總統權力也是一種客觀上的限制。其次,就俄羅斯的立法機關國家杜馬來說,其雖然受到強大總統權力的限制,但擁有深厚民眾基礎的俄共和地方實力派也對總統權力和政府決策產生了較大的制衡作用。其中上議院的地方實力派的作用尤為突出,不僅大大地分割了總統權力,還在90年代中后期限制了激進改革派的影響,並直接促動了1998年以后政治決策的大調整和對利益集團的整頓。”^[4](P18)再次,在總統權力明顯受到一定的限制以及總統和總理的府院之爭的影響下,1998年后經過基裡延科和普裡馬科夫兩屆政府的努力,俄羅斯政府總理的獨立性和權限明顯有所增強,不再是總統的附庸和傀儡。

(三)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推動和探索

俄羅斯的政治轉型是激進的,但只是確立了轉型的方向和政治體制的基本框架,具體制度設計和體制運行尚未確定,而利益集團作為俄轉型社會中的重要政治行為主體,通過積極的政治參與,對俄羅斯政治體制的探索和演進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例如俄羅斯轉型以來,雖然建立了西方式的三權分立制度,但是具體的總統、議會和法院的三者制衡關系以及政治運行機制都還不完善。利益集團形成后,作為轉型時期的重要政治主體,在各個方面積極地參與政治生活,或是成立政黨,參加議會選舉,或是積極參與總統選舉;一些寡頭和地方精英甚至親自競選和扶持代理人參加競選。利益集團的政治參與活動推動了俄羅斯政治體制的演進,使抽象的民主理念落實為具體的制度運行。雖然轉型的十年(1991-2000年)中俄政壇始終動蕩不安,但自1993年葉利欽炮打白宮確立超級總統制,通過了1993年俄羅斯憲法以后,無論是作為總統,還是立法機關或行政機關,無論是總統選舉還是議會選舉,都大體上沿著憲法規定的制度化軌道運行,從而體現為從確立游戲規則到習慣慢慢遵守游戲規則。這有利於俄羅斯民主政治制度的鞏固和運行。

再例如,俄羅斯地方利益集團作為俄羅斯權力體系中最活躍的一股力量,更是促進了地方政治制度的多樣化。雖然俄羅斯實行的是總統制,但俄羅斯各個地方的政治制度並不是與聯邦中央一體和配套的。“按照地方議會與地方執行權力的關系,可以將俄羅斯地方劃分為三種類型:多數是總統體制,包括莫斯科、聖彼得堡、卡爾梅克等;少數是議會體制,主要有烏德穆爾德、達格斯坦等;總統—議會體制,包括巴什基爾和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地區。”^[5](P235)而地方勢力橫向聯合並日漸形成多個地區政治中心,也為后來的大區制設想和推行提供了現實的借鑒。此外,地方與中央的抗衡,也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央與地方關系的變革和地方利益約束機制的演進。

(四)推進俄羅斯外交決策的轉變

從國際政治的視角看,蘇聯解體后,俄羅斯進入轉型時期,伴隨其轉型中的社會動蕩、經濟衰退和貧富差距等國內危機出現的,是俄羅斯大國地位的下降。轉型時期俄羅斯外交戰略的演變大體經過了三個階段:蘇聯解體前的意識形態外交和軍備競賽,對外奉行大國沙文主義,出兵阿富汗;葉利欽時期的親西方政策。俄羅斯私有化過程中葉利欽實行全面的親西方外交政策,希望得到西方的經濟援助。在西方口惠而實不至的政策下,轉而面向現實的外交,即雙頭鷹的外交政策;而普京和梅德韋杰夫時期則是奉行務實、國家利益至上的外交政策。在這一大背景下,俄羅斯轉型時期的外交也打上了利益集團的印記。

俄羅斯利益集團最關注的是自己的切身利益。其外交主張就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服務。因此,在俄羅斯外交政策中,主要是天然氣和石油利益集團和軍工利益集團起了重要影響。俄羅斯擺脫了蘇聯時期的意識形態外交政策,加上蘇聯解體后國力的衰退,使得它對於傳統的親蘇國家的無償軍事援助大為減少。其軍工企業和能源集團經過轉型的陣痛,逐漸走上務實的外交路線。可以說俄羅斯利益集團的政治參與,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俄羅斯外交決策的轉變。從這一意義上說,俄羅斯的利益集團的政治參與使得俄外交政策更加務實。

如俄羅斯軍工集團積極擴大俄羅斯軍工產品的出口,重新佔有國際軍火市場的出口份額。俄羅斯石油天然氣工業集團積極參與外交,俄羅斯天然氣石油財團特別注意對歐洲市場的佔有,注意收取輸油輸氣管線過境費。俄羅斯天然氣工業集團和俄羅斯外交部門相配合,對於獨聯體的一些國家,大打能源牌,如對烏克蘭,動輒以切斷天然氣供應或者是提高對烏克蘭的天然氣供應價格為手段相威脅,以全面提高或者降低天然氣的價格為外交手段,以此維護俄羅斯對傳統蘇聯加盟共和國的影響和控制,對抗北約東擴。

二、利益集團對政治轉型的危害

唯物辯証法認為矛盾是對立統一的。我們在關注利益集團對政治轉型的積極影響時,也不應忽視其對政治轉型產生的危害。同時,利益集團對政治轉型的積極促進是有條件的,這需要利益集團間的均衡、利益集團的主張與國家轉型有利益的契合以及社會制度的完善。但遺憾的是,轉型時期俄羅斯的利益集團是失衡的,利益集團的利益也不總是與國家利益契合的,社會制度更是難以整合諸多利益集團的利益主張。就政治制度本身來說,轉型期政治制度的不健全難以將數目眾多、類別多樣及參政願望強烈的利益集團有效整合進政治體系。特別是轉型時期的利益表達渠道的不完善和利益協調機制的不健全,更使政治體系難以滿足利益集團的參政願望。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和爭斗甚至加劇了社會政治的不穩定。

因此,在俄羅斯社會轉型時期,由於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和環境,使得利益集團的政治參與在推進俄羅斯的政治民主化、經濟和利益群體分化的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具體而言,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消解中央政府的權威,形成寡頭政治

俄羅斯利益集團在社會轉型時期,利用轉型的體制漏洞,加上動蕩的環境,大肆積累巨額的財富,以經濟決定政治;他們富起來之后又反過來插手俄羅斯的政治,在葉利欽執政晚期,加上葉氏的個人健康欠佳等因素,一度控制俄羅斯的政局,呼風喚雨,形成了濃厚的寡頭政治局面,對於俄羅斯轉型時期的社會政治、經濟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葉利欽執政后期,俄羅斯金融寡頭加強干預政治,導致國家權力異化。七大寡頭從尋求政治同盟到積極游說政府官員,從資助競選、扶持代理人到直接入閣。從游說葉利欽家族成員到控制俄羅斯大眾輿論媒體,種種途徑使得俄羅斯政府喪失自主性和公正性,而與利益集團融為一體。

無論是金融工業集團還是地方利益集團,都積極地推行對外交往,並通過本集團的影響使利於本集團的外交政策上升為國家戰略。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國家利益並開創了新的外交模式,但由於利益集團的利益局限和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沖突,在國家“誰都不好得罪”的情況下,使國家的外交戰略呈現很大的模糊性甚至前后不一致,這也大大降低了國家政權和政策的有效性和權威性。因此,在強寡頭弱總統和強地方弱中央的模式下,政府難以有效地行使國家職能,逐漸邊緣化的群眾也質疑國家權力的獨立性和統一性,政府的統治能力和合法性受到嚴重的威脅。

(二)利益集團的游說和俘獲成為俄官員腐敗的重要外因之一

俄羅斯的腐敗問題嚴重,俄羅斯學者早就指出,“俄羅斯腐敗比刑事犯罪嚴重,已威脅到國家利益。”^[6]俄羅斯的民意調研報告可以証明這一點。

“據俄國民意基金會2002年1月31日發表的俄羅斯腐敗問題的全景報告稱,59%的俄羅斯公民認為,俄羅斯政府官員的腐敗程度位居世界前10位,隻有5%的人認為俄羅斯是世界上最清廉的國家。根據民意測驗,49%的人相信多數政府官員都腐敗,隻有7%的人認為隻有少數官員卷入腐敗事件。”^[7]俄羅斯的腐敗原因是多種因素決定的,但是轉型時期體制的漏洞,再加上俄羅斯利益集團的游說和對政府的俘獲是重要外因之一。葉利欽時期俄羅斯出現了權力與資本互相勾結的寡頭掠奪型腐敗。其主要特征是“腐敗與不受監督的原始積累過程和無序的官僚資本主義形成密切相關。葉利欽時期雖然頒布了與反腐敗相關的幾個總統令,但反腐敗立法的內容遠遠不適應反腐敗形勢的現實需要,使得法令的頒布往往流於形式,無法付諸實施。”^[8]在官員腐敗問題上,利益集團的政治參與無疑為官員腐敗提供了良機。利益集團的一些代表人物往往就是蘇聯時期的政府官員或者是企業的領導;在私有化時期,利益集團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賄賂官員,為自己謀求巨額利潤。“寡頭為了實現資本的“原始積累”採用了很多非法手段,與腐敗有關的就有通過“私有化”,通過“授權銀行”,通過給私有銀行、企業和個人發放貸款等十種之多。”^[9]伴隨俄羅斯寡頭資本形成過程中的“權力尋租”行為,造成了嚴重的政治腐敗。在俄羅斯,腐敗已成為一種被普遍接受的社會文化,很多學者都認為腐敗是俄羅斯經濟改革和政治發展道路上面臨的最主要障礙。

俘獲理論(capture theory)是美國芝加哥學派和弗吉尼亞學派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一種政府規制理論。其主要觀點是政府也同樣是追求利益(包括金錢和非金錢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作為被規制的對象,企業可能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通過收買、賄賂、游說等手段俘獲政府部門和政府官員,以實現利益最大化。俄羅斯轉型過程中利益集團的政治參與,對政府官員甚至葉利欽總統本人進行游說,也產生了政府俘獲現象。

俄羅斯寡頭對政府“俘獲”的成本是比較低廉的。其主要原因是俄羅斯從1993年建立了“總統集權制”,使總統成為國家權力核心和政治決策的關鍵。因此,寡頭對政權機構展開“俘獲”行動時,往往選擇最有效最直接的路徑,即直接針對總統本人進行游說,或者說服葉利欽總統吸收本集團的代理人進入政府,影響政府的政策;或者直接收買並影響或操縱葉利欽總統。這種政治現象在1994年以后表現得尤為突出。到了1996年的俄羅斯總統大選時期,俄羅斯政治的寡頭性特點進一步公開化。而缺少財政資源和權力基礎並深受俄共攻擊的葉利欽也尋求金融工業集團的支持。1996年俄總統選舉結束后,葉利欽對寡頭集團“投桃報李”,論功行賞,將對其競選總統成功出了大力的波塔寧和別列佐夫斯基作為寡頭集團的代表相繼吸收到政權班子中。在隨后的政治進程中,俄羅斯逐漸形成了由一批寡頭組成的並與葉利欽的政權融合在一起的“家族勢力”,形成“裙帶式”的資本主義。葉利欽第二任時的政府決策也很大程度上淪為寡頭的“掠奪之手”(grabbing hand),就連葉利欽“家族統治”集團中的涅姆佐夫也認為俄羅斯建立的是一種強盜式的資本主義。俄羅斯寡頭對政府的聯手“俘獲”,最終是為了一己私利。當他們幫助葉利欽成功連任總統后進行利益分配時,因為分贓不均,導致利益沖突加劇,1997年出現的與俄羅斯副總理科赫相關的稿費丑聞就是一個例証。其中最為囂張的是別列佐夫斯基,他在任職獨聯體國家元首理事會執行秘書期間,雇人專門搜集葉利欽及其家人的材料,並威脅誰敢動他一根毫毛,他就將葉利欽總統一家人的所有材料公諸於眾,而他本人也確實藉此在葉氏次任期間大體上保住了“克裡姆林宮教父”的政壇地位。可見,俄羅斯寡頭通過威逼利誘的手段對葉氏的“俘獲”,使葉利欽難以有效地進行國家的治理,由於受到俄羅斯寡頭的牽制,政府的職能嚴重扭曲,損害了其合法性。

(三)地方利益集團的興起造成地方分離主義和諸侯割據的局面

葉利欽對地方利益集團的倚重和中央地方利益調節機制的欠缺使地方利益集團出於明顯佔優地位,地方利益集團的興起造成地方分離主義的局面。俄羅斯成立之后,葉利欽為了換取加盟共和國的支持,對於蘇聯時期已經表現出來的民族分裂主義和地方勢力的崛起提出“你們要拿走多少主權就拿走多少主權”。結果導致作為地方利益集團的代表,各個加盟共和國和重大城市紛紛向中央政府叫板,他們憑借自己的政治、經濟等地方資源和中央政府討價還價。對於中央政府的決策,為了自己的集團利益往往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陽奉陰違。客觀上對於葉利欽政府時期推行的經濟體制轉型形成了阻力,使得一些中央的政策和宏觀調控失靈。例如俄羅斯成立后,“俄羅斯所屬的不少共和國不聽從中央號令,與中央爭權,搞地方保護和地區封鎖,謀取最大限度的自治。特別嚴重的是車臣問題,1994年和1999年俄羅斯兩次出兵車臣,都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聯邦制依然受到民族分離主義和分裂主義的挑戰。”^[10]

(四)寡頭政治參與使得轉型時期的俄羅斯政局更加動蕩

葉利欽時期俄羅斯社會總體動蕩不安,政局不穩,其中寡頭政治參與是一個重要原因。例如,以別列佐夫斯基為代表的金融七寡頭在1996年俄羅斯總統大選后,其政治參與的巨大能量得到充分發揮。在葉利欽病重期間,他們與葉利欽的家族成員決定俄羅斯的重大事務。俄羅斯寡頭對政治權力的角逐,直接影響俄羅斯政局的穩定和政策制定。1998年到1999年俄羅斯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連續換了五位總理,這背后實際上就是寡頭之間在角力。“比如切爾諾梅爾金失去了銀行業寡頭的信任,而普裡馬科夫和斯捷帕申則是得罪了別列佐夫斯基……這樣頻繁的政府更替不利於政策的連貫性,給國家形象和經濟發展亦帶來了嚴重的副作用。”^[11]政府淪為寡頭實現自己利益的工具。在每一屆政局更替的背后都可以看到利益集團的影子。另一方面,利益集團之間因為分贓不均、利益沖突,有時候也互相攻擊。他們利用各自掌握的媒體,控制社會輿論,互相攻擊,謾罵、造謠。他們沒有擔負起大資本家應有的社會責任,更多的是考慮如何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利益集團之間的爭斗,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劇了社會的動蕩不安。

(五)阻擾俄羅斯的立法公正和重大決策

市場經濟與社會轉型的一個重要條件和保障就是完善的法制。但是在俄羅斯轉型時期的立法和重大決策中都有強勢利益集團的影響。當有關立法和法律對其有利時,他們會積極游說,鼓動總統和有關政府官員。當有關立法和決策與利益集團的利益相悖時,則千方百計地游說和阻撓,從而影響了俄羅斯立法的公正性。

例如為了使人們支持對“新民法與商業法”的強化和實施,俄羅斯政府寄希望於廣泛的私有化,但俄羅斯實際發生的情況恰好相反,正是私有化造就的金融寡頭們反對強化和實施資本市場法,因為他們不希望存在一個強有力的証券委員會,或對假公濟私勾當進行嚴懲的法規。另一個例子來自俄羅斯工業和企業家聯合會(RSPP)。在2000年由寡頭企業接管后,這個組織從一個中等規模的制造業企業經理協會轉變成大型企業集團的游說團體。它的領導者定期會見總統商討經濟政策,並為政府和議會提供法律變革方面的建議。但是,RSPP在推進銀行業改革以及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促進市場競爭的機構

方面工作很不積極。例如,“俄羅斯‘入世’也遭到了在汽車、保險和銀行等保護性部門擁有股權寡頭的強烈反對(這些寡頭都傾向於推遲加入WTO直至他們完成對俄羅斯企業的兼並活動,到那時候他們就會轉向支持加入WTO,因為加入WTO后他們可以更方便地將資產出售給外國投資者)。因此,盡管俄羅斯政府和總統早在2000年就宣布,‘入世’是政府經濟政策中的一項首要任務,但俄羅斯至今尚未成為WTO中的一員。”^[12](P127)

三、普京時期對利益集團的治理策略

普京執政初期,利益集團和寡頭政治已成為影響俄羅斯經濟、政治的焦點問題。財富大量集中於為數不多的利益集團手中,扭曲了俄羅斯社會的經濟結構和階級階層結構。私有企業集團很大程度上依賴俄羅斯政府的扶持,也造成了政治家們對有限財富資源的依賴,金融和工業資本直接滲透進了國家行政機關,與國家政治權力緊密結合在一起。面對以寡頭政治為代表的俄羅斯利益集團,與人們所期盼的那樣,普京在他的第一個任期內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解決寡頭政治問題。

普京政權對寡頭的治理措施主要包括:第一,經濟制裁。大多數俄羅斯金融寡頭的巨額財富都存有在轉型時期非法獲取的成分。普京政府首先從經濟入手,對寡頭的違法活動進行調查。2002年6月底和7月份,鮑裡斯·別列佐夫斯基被總檢察院傳喚過,因為他涉嫌“俄羅斯民航”國外分公司7億美元的金融業務問題。第二,司法打壓。古辛斯基、別列佐夫斯基先后被懲罰,移居國外。霍多爾科夫斯基被捕入獄。三大與政府對著干的寡頭都遭到普京政府的強有力打壓。第三,控制媒體。葉利欽時期,俄羅斯重要媒體幾乎都被7大寡頭控制。由於整個俄羅斯媒體集團處於虧損狀態,所以他們的目的不在於經濟贏利,而有深刻的政治意圖。普京主政后,這些寡頭控制的媒體仍操縱公共輿論,同政府對抗。所以,普京要懲治這些寡頭媒體只是時間上的問題。“2000年,俄當局迫使別列佐夫斯基出售“公共電視台”49%的股份,使國家的控股上升到51%,從而控制了這個電視台。目前,全俄最大的3家電視台—公共電視台、獨立電視台和莫斯科電視台全部由國家控制起來,政府奪回了輿論主導權。”^[13]第四,頒布政黨法,規范政黨制度。普京在2000年12月提出一個《政黨法》草案,經過國家杜馬討論修改於2001年6月通過,並由普京簽署頒布。其中規定:一個政黨必須擁有1萬名以上黨員,在一半以上聯邦主體擁有地區分部,每個分部不少於100名黨員,才能獲准登記;隻有全國性政黨才能參與國家政治生活,政黨之外的團體和組織不得參加議會選舉。這些規定,顯然能夠促使政黨聯合,減少政黨數量,在俄羅斯逐步形成“兩黨制”或“三黨制”,並且能夠起到規范利益集團的政治行為,增強政黨在議會中對社會各階層利益的表達和整合功能、維護政治秩序的作用。經過整治,俄羅斯寡頭們基本上已納入普京的有效控制中,葉利欽時期的寡頭政治不復存在。

2001年初,普京總統在總結過去一年的工作時,正式向國內外宣布俄羅斯已經結束了寡頭時代,茲擾俄羅斯達數年之久的寡頭政治終於走向了沒落。英國《金融時報》2003年3月11日寫道:“在任何一個文明社會,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之間總存在著一種張力,關鍵是要保持二者的平衡。作為大國領袖的普京雖然年輕,但卻熟諳政治規律,他對經濟寡頭的嚴厲政策並非要消滅俄羅斯的資本主義,而只是要讓俄羅斯的資本家們守一點本分。普京要從牛身上擠奶,卻不能讓奶牛闖進餐廳。”“三年前,你問任何一個普通的俄羅斯人:是誰在統治俄羅斯﹖你得到的答案是:別列佐夫斯基和寡頭們,而現在如果再提出相同的問題﹐答案就不同了。”

總之,一方面,俄羅斯利益集團的崛起和對政治過程的積極參與,促進了政治民主化進程;另一方面,利益集團在社會轉型中的分化與失衡加上轉型期的社會失范與無序,也誘發了社會政治的不穩定和民主的缺失,造成國家權力的削弱,阻礙了政治的發展進程。重視俄羅斯利益集團政治參與的雙重影響,對於我們深入研究俄羅斯政治轉型,推進我國的民主政治發展具有重要借鑒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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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林,南京中醫藥大學人文與政治教育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南京大學法學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 政治學、法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