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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轉型與國家現代化問題研究
翻開俄國近現代幾百年的歷史，可以看到它經歷了幾度敗落與幾度崛起。1991年年底蘇聯解體時，由於長期沒有對失去發展動力的體制進行根本性的改革，積累了大量的問題，作為蘇聯繼承國的俄羅斯又陷入衰落。普京在2000年5月就任俄羅斯總統時指出，俄羅斯處於數百年來最困難的一個歷史時期，大概這是俄羅斯近兩三百年來首次真正面臨淪為世界第二流國家，抑或三流國家的危險。怎麼辦？普京提出了富民強國的競選綱領。他大聲疾呼：戰勝貧困，改善民眾生活，要洗刷掉國家貧窮的恥辱，還國家以經濟尊嚴。普京為了實現富民強國的經濟綱領，一方面一直堅持葉利欽時期轉型的大方向，即政治民主化和經濟市場化。2002年4月18日，他在聯邦會議上發表的總統國情咨文中再次強調，俄羅斯發展的目標不變：“這就是發展俄羅斯的民主，建立文明的市場和法治國家”[1]。另一方面，針對葉利欽時期轉軌中存在的問題，在政治、經濟轉軌的具體政策等方面提出新思路與新方針，把轉型的重點由過去主要摧毀舊制度轉向主要是建設新制度。十分明顯，要振興俄羅斯，要崛起，要恢復昔日的大國地位，要實現強國夢，必須轉型。
原蘇東國家轉型具有兩大特征：一是轉型與整個制度變遷是同時進行的，其轉型不再是對斯大林—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制度的修補與完善，而是朝著人類社會創造的共同文明和西方所認同的價值觀念方向發展﹔二是轉型與現代化是同一個過程，轉型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國家現代化。當今俄羅斯日益認識到必須把現代化視為主要目標。2010年8月31日 《中國改革》 雜志採訪俄羅斯第一副總理舒瓦洛夫，他談到現代化問題時說：對當今的俄羅斯來說“現代化意味著一切”，“以現代化告別過去”。國家現代化有廣泛的含義。本文著重從政治與經濟體制兩個方面研究俄羅斯轉型與國家現代化的關系。
政治制度轉型與國家現代化
蘇聯時期經歷了多次改革，但都只是從具體體制層面進行修補，沒有從制度層面推行轉型政策。只是到了戈爾巴喬夫時期，他推行的改革力圖使俄羅斯走上建設現代化制度國家的道路。雖然他所設想的目標並未達到，最后以失敗告終，但他的改革有利於重啟被斯大林體制所阻滯的俄國現代化進程。
由於戈爾巴喬夫改革失敗與蘇聯劇變，以葉利欽為代表的民主派上台執政時，俄羅斯所面臨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仍是斯大林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建立起來的高度集權的政治制度，這種政治制度的特點與弊端具體表現為：（1）高度的個人集權，在黨與國家政治生活中缺乏民主。在斯大林時期，蘇共成為個人集權的政黨。這樣，蘇共在領導制度上長期實行家長制，一言堂，個人凌駕於黨組織之上，黨組織成為個人的工具，從而把列寧創造的各種黨內民主制度破壞殆盡。（2）嚴重破壞法制，濫殺無辜。斯大林往往用殘酷的手段，清洗與消滅任何一個政治反對派，實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專政。（3）黨包攬一切，蘇維埃制度實際上成為有名無實的形式。（4）聯盟制國家實際上變成了中央集權的單一制國家。（5）長期忽視黨的建設，蘇共在領導人民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沒有注意改造自己，從而很難保持蘇共思想理論的先進性，而是長期陷入教條主義泥潭，脫離實際，脫離群眾。（6）在對外政策與國際共運中推行大國主義與大黨主義。
顯然，蘇聯時期的政治制度遠遠落后於國際社會發展潮流，與文明發達國家相比顯得十分落伍，更不是現代化的政治制度，因此，這種制度是不可能具有生命力與維持長久的。俄羅斯民主派上台執政后，首要任務是通過政治轉型，從根本上改掉在斯大林時期建立起來的、已失去發展動力和人們不再信任的蘇聯政治制度，從而使俄羅斯國家政治制度發生了根本性變化。1992年1月5日俄羅斯最高蘇維埃通過決議，將“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改名為“俄羅斯聯邦”，簡稱“俄羅斯”。同年3月31日，俄羅斯89個聯邦主體中的87個聯邦主體（除韃靼斯坦和車臣兩個共和國沒有參加）簽署了 《俄羅斯聯邦條約》。條約確立了聯邦制的原則和劃分了俄聯邦中央與各聯邦主體之間的職權范圍。
1993年12月12日，俄羅斯對憲法草案進行全民投票並獲得通過。同年12月25日憲法正式生效。由此確立了俄羅斯的政治制度，也明確了國家權力結構。1993年通過的基本憲法制度根本不同於蘇聯歷史上四部憲法中的任何一部。從立法原則到憲法的內容與形式等各個方面都有根本性的變化：如《俄羅斯聯邦憲法》 放棄了“社會主義”及其立法原則，以西方“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作為憲法的基本原則﹔確定了俄羅斯聯邦的基本政治制度，規定“人的基本權利與自由不可被剝奪並且每個人生來就具有”，“任何意識形態不得被規定為國家的或必須遵循的意識形態”，承認“政治多元化和多黨制”﹔取消社會主義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是國家經濟制度基礎的提法，代之以“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原則，宣稱：“私有權受法律保護”，“每個人都有權擁有私有財產，有權單獨或與他人共同掌管、使用和支配這些財產”。可以說，1993年《俄羅斯聯邦憲法》 的通過與生效，標志著俄羅斯“民主政治”框架初步確立。它在法律形式上具備了西方式“民主政治制度”的一些基本要素：
第一，憲法保証經全民選舉產生的代表（議員）對政府政策實施制約。第二，確立了定期的自由選舉制度，選民通過選票選舉國家最高領導人和各級主要領導人的制度得以遵守，國家最高權力的轉移是通過選舉機制來完成的。第三，公民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有權競選公共職位，這種對政府、國家政權的制約作用盡管還十分有限，競選各級公共職位的還是少數“精英”，但畢竟改變了蘇聯時期各級干部由蘇共培養、選拔、任用的制度。第四，公民有通過各種媒體自由表達意願的權利，取消了書刊檢查制度。第五，公民有獲取政府和其他組織所控制的信息的權利。第六，公民有自由結社的權利，有權組織政黨和各種政治運動。[2]
從權力體系劃分來看，根據 《俄羅斯聯邦憲法》，俄羅斯聯邦總統是國家元首。俄羅斯聯邦總統由公民用無記名投票方式選出，任期四年﹔同一個人隻能連續任兩屆。梅德韋杰夫任俄羅斯總統后，在其2008年的國情咨文中提出了政治改革內容之一是把總統任期由四年延長至六年。 《俄羅斯聯邦憲法》 規定，由聯邦委員會和國家杜馬組成的俄羅斯聯邦會議（議會）行使立法和監督職能。
俄羅斯聯邦的司法系統包括聯邦憲法法院、最高法院、最高仲裁法院與聯邦總檢察院。按憲法規定，審判權隻由法院行使，法官是獨立的，隻服從俄羅斯聯邦憲法和聯邦法律。按照俄羅斯憲法和 《俄羅斯聯邦檢察機關法》，檢察機關既不屬於國家立法和執行機關，也不屬於司法機關，而是一種特殊的國家機關。作為聯邦集中統一的機關體系，俄羅斯各級檢察機關是代表聯邦對國家各部門的法律執行情況實施監督的法律監督機關。[3]
葉利欽執政8年，通過政治制度的轉型，使一黨壟斷、黨政融合、議行合一、高度集權、缺乏民主等為特征的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不復存在，過渡到以總統設置、多黨制議會民主、三權分立、自由選舉等為特征的西方式憲政制度模式。應該說，這對作為蘇聯繼承國的俄羅斯來講，是政治體制的一個質的變化，它有利於克服那種高度集權、缺乏民主的政治體制所存在的種種嚴重弊端，使廣大俄羅斯人民得到在蘇聯時期不可能得到的民主與自由，是政治制度邁向現代化的重大步驟。正是這個原因，在俄羅斯所形成的政治制度框架為多數政黨與多數民眾接受，從而使這種轉型方向變得不可逆轉，再恢復蘇聯時期那種政治體制已不再可能。在1999年的最后一天，葉利欽在辭職講話中說：“我已經完成了我一生的主要任務。俄羅斯將永遠不會再回到過去，俄羅斯將永遠向前邁進。”這裡講的主要任務，就是指8年來的制度性轉型，沖垮了蘇聯時期傳統的社會主義政治與經濟體制模式，形成了新的政治與經濟體制模式的框架。
當然，我們講俄羅斯政治制度轉型取得重大進展，並不否認在俄羅斯形成的新的政治制度有著嚴重的局限性與不完善之處。在葉利欽執政時期，俄羅斯尚未成為一個現代化的民主社會與民主國家，這主要表現在：一是俄總統權力過大，在很多方面實行的是“總統集權制”，不少重大政策的決定是由葉利欽個人作出，因此，往往帶有葉利欽獨裁的性質。①雖然在轉型初期的特定條件下，“總統集權制”有其積極作用，如能較快結束俄羅斯“雙重政權”局面，總統在穩定政局中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但“總統集權制”也有明顯的負面效應，難以使政府和議會充分發揮作用，嚴重影響三權分立體制的實施，容易出現決策失誤，這也是導致俄羅斯政局不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②二是政黨政治很不成熟，政黨過多，1999年12月俄議會選舉獲准登記的黨派就有26個。在議會佔多數的黨派無權組閣，政黨的作用受到制約。這樣，使政黨在決定國家重大方針政策方面難以發揮作用。三是俄公民在實現自己民主權利方面還存在不少問題，很多民主權尚難享用。四是在私有化過程中形成的寡頭，對政治的干預影響俄羅斯政府機構決策的民主進程，使憲法的執行受到制約，最終損害國家向民主政治制度轉型目標的實現。關於這一問題，普京在2012年1月俄羅斯總統大選前發表的《民主與國家素質》 一文中指出，在葉利欽時期民主被寡頭精英們侵佔了，“在民主的大旗下，我們得到的不是一個現代國家”。
普京在兩任總統期間，為了建立一個強有力的國家政權體系，強化國家權威，政治上的中央集權化是不斷加強的趨勢。主要是因為在葉利欽時期存在一系列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腐敗盛行，貪污腐敗和團伙犯罪已經達到創紀錄的地步。普京認為，產生這些弊病的根源是國家的軟弱無力。因此，普京在政治領域的整治政策是，加強國家權力機關的權威，增強中央的集權。這也是普京每次講話反復強調國家作用的基本原因。他在2001年發表的國情咨文中講：鞏固國家是戰略任務。通過加強所有機構和各級權力機構來鞏固國家。不解決這個關鍵問題，俄羅斯就無法在經濟和社會領域取得成就。[4]
普京為建立強有力的國家，提出的方針是，堅持整頓權力機構的秩序，並逐步實現國家現代化。這方面的主要任務是：完善政治制度﹔實際改善聯邦主體的條件和建立發展俄羅斯的法律保障。
從普京執政8年的情況來看，在國家權力的整頓與建設方面取得了不少進展：調整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強化了聯邦中央的權威，加強了對地方的控制﹔加強了對新聞媒體的控制與引導，2001年4月26日俄國家杜馬通過了《新聞媒體法修正案》﹔推進政黨制度建設，2001年通過《政黨法》﹔採取措施排除寡頭對政治的干擾﹔加快司法改革，加強對腐敗的打擊力度﹔下決心加快行政機構的改革，目的是消除官僚主義、官員腐敗和管理低效對社會經濟發展的阻礙作用。普京在2002年4月18日發表的總統國情咨文中特別強調：執行權力機關的分支機構，仍然是集中的國民經濟部門的指揮部，各部還在繼續作出努力，使企業和組織在財政和行政方面服從於自己。由於限制經濟自由發展，“人們都在用賄賂來克服種種行政障礙。障礙越大，賄賂數額就越大，收受賄賂的人的級別就越高”[5]。普京還透露，在俄電視征詢的近50萬居民的意見中，有3/4的人控告的是行政管理部門的肆意妄為。
普京在2004年3月15日凌晨當選連任后，同媒體見面時就強調：“我們要建立這樣一種制度，以使任何官員也不能以國家利益為掩飾中飽私囊”。“對俄羅斯這樣一個復雜、處於發展轉折關頭的國家，沒有最高國家權力和管理機關是不可想象的。這將導致混亂。所有的人都將受害。這是不能允許的。”普京連任后，在談到改革時，一再強調最首要的任務是進行強有力的行政改革，並且很快著手進行，對政府進行大改組，政府內閣成員由30個精簡為17個，政府副總理由原來的4人減為1人。行政改革的目標不僅僅是為了從制度上來強化打擊官僚腐敗與提高管理效益，而且也是為了保証經濟穩定發展與經濟轉型的順利推進。十分清楚，任何一項經濟轉軌政策（哪怕是非常完善的政策）要取得效益，如果遇到行政體制的嚴重阻礙，那亦是不可能的。另外，在別斯蘭人質事件后所進行的聯邦主體領導人選舉制度的改革，也是加強俄羅斯國家政權垂直領導的又一項重要舉措，它將進一步加強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
普京這八年在政治制度方面強化了以總統制為核心的政治體制架構，根據本國國情形成了大大突出他個人作用的新權威主義下的憲政體制。由於普京強調集權與穩定，這一時期俄羅斯政治制度轉型停滯不前。對此，2009年6月9日，曾是忠於普京的俄羅斯公正黨領袖、聯邦委員會主席米羅諾夫就公開聲稱，俄羅斯包括政黨體制在內的許多民主機制已經不符合時代的要求。在政權黨一黨獨大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政治系統越來越停滯不前。[6]梅德韋杰夫在2008年當選總統后的第一個國情咨文中也指出：“我們的國家機關成為最大的雇主、最活躍的出版者和最佳制片人，它自己就是法院、政黨和人民。這樣的系統絕對是沒有效率的，並且隻會催生出腐敗。它助長大眾的法律虛無主義，違背憲法，妨礙創新型經濟和民主制度的發展。”[7]這亦說明俄羅斯政治體系是沒有效率的。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2009年9月梅德韋杰夫在題為《前進，俄羅斯！》 的綱領性文章中公布了國家新政方略。之后，梅德韋杰夫在不同場合公開闡述了政治現代化問題對俄羅斯的重要性。2009年11月，梅德韋杰夫在總統國情咨文中具體闡述了新政治戰略付諸實施的計劃，並在新政治戰略概念的基礎上首次提出了“全面現代化”的理念。他還明確提出俄羅斯將以實現現代化作為國家未來十年的任務與目標。梅德韋杰夫指出：“我們將建立智慧型經濟以替代原始的原料經濟，這種經濟將制造獨一無二的知識、新的產品和技術，以及有用的人才。我們將創造一個有智慧的、自由的和負責的人們組成的社會，以取代領袖思考決定一切的宗法式社會。”就是說，21世紀俄羅斯現代化將以民主與自由的價值觀和體制為基礎。
接著，2010年9月9~10日，召開了俄羅斯雅羅斯拉夫爾國際政治論壇。該論壇由梅德韋杰夫倡導於2009年創立。俄羅斯現代化與民主標准問題是會議主題。梅德韋杰夫在會上發表了題為 《現代國家：民主標准和效率准則》 的講話（以下簡稱為 《講話》），在會議期間梅德韋杰夫與國際著名政治學者進行了對話（以下簡稱 《對話》）。在此論壇上他較集中地論述了有關現代化與民主及自由問題。他在 《講話》 中說：“我不僅堅信作為管理形式的民主，不僅堅信作為政治制度形式的民主，而且堅信民主在實際應用中能夠使俄羅斯數以百萬計的人和世界上數以億萬計的人擺脫屈辱和貧困。”他還強調：“與人權一樣，民主標准（實際上民主標准包括人權在內）也應該是國際公認的。隻有這樣，它才能成為有效的。”接著，梅德韋杰夫提出以下五條民主的普遍標准：
一是從法律上體現人道主義價值和理想。要使這些價值具有法律的實際力量，從而引導所有社會關系的發展，並以此來確定社會發展的主要方向。
二是國家擁有保障和繼續保持科技高水平發展的能力，促進科學活動，促進創新，最終生產充足的社會財富，使公民能夠獲得體面的生活水平。貧困是民主的主要威脅之一。不久之前，在改革第一階段所導致的大規模貧困期間，“民主”這個詞本身在俄羅斯獲得了消極的意義。
三是民主國家有能力保衛本國公民不受犯罪集團侵犯。
四是高水平文化、教育、交流手段和信息溝通工具。自由民主社會，畢竟總是受過良好教育、有教養、有文化人的社會。俄羅斯從前在很多世紀中，在千百年間，走的是非民主的發展道路。正是在20世紀，在幫助所謂“普通老百姓”的旗號下建立了最惡劣的專政。21世紀是有教養的、聰明的，也可以說“復雜的”人的時代，他們自己掌握自己的才能，他們不需要那些代替他們作出決定的領袖、保護人。由“領袖們”指示“普通老百姓”應當如何生活和為什麼生活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五是公民確信自己生活在民主社會。這也許是主觀的，但卻是極端重要的事情。每個人應該獨立地對民主作出自己的判斷。但是假如人們自己感覺不自由、不公正，那就是沒有民主，或者是民主出了問題。政府可以不斷地對自己的公民說，你們是自由的。但是，隻有當公民本身認為自己是自由的，那時才開始有民主。
梅德韋杰夫在強調民主的普世性的同時，反對普京認同的“主權民主”的概念，他上台后，沒有公開使用過“主權民主”的說法。梅德韋杰夫在 《對話》 中強調，民主是發展俄羅斯這個國家、這個龐大經濟和政治系統的必要條件。他與學者談到在俄羅斯推行民主進程中遇到的困難有：一是在俄羅斯轉型初期，由於復雜與困難的政治及經濟形勢，當時大多數公民又不具有在市場條件下生活的素養，不得不集中精力於謀求個人生存之術，因此，當時的民主僅僅限於參加選舉時投票。二是正是在那種形勢下，新的統治精英很快學會了操縱選舉程序，建立保障他們一直掌握政權的機制。而西方國家當時所關心的是制止在俄羅斯復辟共產主義制度，因此，並沒有對俄羅斯推行民主化施加更多的壓力。這樣，就使得俄羅斯國家轉型初期在民主化進程中出現很多缺陷，並且使威權主義抬頭。三是廣大民眾還未作好准備。正如梅德韋杰夫在 《對話》中講的，推行民主最大的困難是，廣大民眾總體上還沒有准備好接受完整意義上的民主，沒有准備好去親身經歷民主、去共同參與政治進程，並感覺到自己的責任。四是受歷史傳統的影響。梅德韋杰夫在 《對話》 中指出，俄羅斯千年歷史上從來沒有過民主。當我們國家是沙皇和皇帝執政的時候，沒有任何民主。蘇聯時期也沒有任何民主。也就是說，我們是有千年威權史的國家。人們習慣寄望於沙皇老爺，寄望於高層力量。
俄羅斯經歷了20多年的轉型，民主政治有了進展。在梅德韋杰夫看來，俄羅斯雖已是民主國家，存在著民主，但這種民主是年輕的、不成熟的、不完善的，還處於民主發展道路上的起點，因此，俄羅斯在這方面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2009年9月10日，梅德韋杰夫在俄羅斯報紙網發表長篇文章，概述了他對俄羅斯未來十年的看法。他在文章中說：“效率低下的經濟、半蘇聯式的社會領域、脆弱的民主、人口負增長的趨勢以及動蕩的高加索，這些即使對俄羅斯這樣的大國來說都是非常嚴重的問題。”梅德韋杰夫的文章，對俄羅斯的現狀做出了精確的“診斷”，並明確了未來的轉型與發展方向。
梅德韋杰夫、普京都主張國家現代化，但由於持不同的價值觀，因此在理解上有所差異。第一，有關國家現代化的含義與目標不同。梅德韋杰夫的現代化包括經濟、政治、社會等領域的國家全面現代化，特別強調政治現代化，加速推進民主化的進程，而普京主要強調經濟現代化。
第二，雖然梅、普都認為現代化的目標是富民強國，但含義不同。在梅德韋杰夫看來，“富民”應包括富裕的俄羅斯公民感覺到自己生活在民主國家裡並享受充分的自由﹔“強國”的含義應包括一個強大的俄羅斯，它的民主與自由應得到國際社會的公認。而普京的富民強國綱領主要著眼於經濟。
第三，梅德韋杰夫在 《對話》 中強調，不論經濟層面還是政治層面，要實現國家現代化，隻有靠自由的人，那些感覺自己是自由的人，才能從事現代化建設。如果一個人畏首畏尾，束手束腳，怕國家，怕司法機關，怕競爭對手，怕生活，就不可能去搞現代化。隻有自由的人才能做這件事。普京則更多從國家政策與技術層面來談現代化如何實現的問題。
第四，梅德韋杰夫雖然也認為現代化的進程要視客觀條件而定，但他總的來說主張加快推進現代化進程。他在《對話》 中說，政府以及我本人的任務，就是要加強現代化運動，我們確實不能原地踏步了。而普京則強調漸進地逐步推行，他在一次講話中說：俄羅斯的政治體制改革需要“特別謹慎”。
第五，梅、普都認為穩定對實現國家現代化的重要性，但普京往往更多顧忌因改革而影響穩定，而梅德韋杰夫則認為，雖然穩定是實現國家現代化的必要條件，但必須通過改革才能有堅固的穩定。因為不進行改革就不可能消除阻礙俄羅斯現代化進程的腐敗、官僚主義與效率低下等問題。
普京於2012年3月總統大選獲勝后，如何認識其政治制度轉型趨勢，是人們普遍關注的問題。這次總統大選普京勝選並無懸念，但各政黨競爭激烈，在俄羅斯很多城市出現了集會游行的街頭政治。這次反對派發動了集會，實際上是多年來“去普京化”不斷發酵的表現。“反普”有其深層次原因。
第一，很多人反對政治壟斷，厭惡“普梅”兩人的政治二人轉，認為這種“王車易位”在看似不違憲的名義下踐踏民主，是民主的倒退，不利於俄羅斯民主改革，也反映了俄民主制度的缺失，並體現了加強政治競爭性的政治訴求。俄不少人士還認為，普京團隊的穩定結構，導致精英的流動性不強，削弱了政治參與的廣泛度。可以說，這些看法與訴求在蘇聯解體20年來前所未有，也是政治民主化要求不斷發酵的結果。
第二，與上述問題相關，俄羅斯不少民眾對普京時期存在的威權主義政治模式，對一個國家依賴於某一個強權人物來主導，表達不滿，認為這顯然與民主政治是相違背的。
第三，嚴重的腐敗問題得不到解決。這主要是由於官僚集權政治體制沒有從根本上得以改變，反映在辦什麼事都要靠行賄，連婦女生孩子找產科醫生亦得行賄。
第四，貧困差距拉大，俄羅斯仍然有相當一部分人處於貧困狀態。
第五，國家現代化沒有取得重要進展，長期以來俄羅斯經濟發展過多地依賴於世界市場上能源價格的上漲。2009年，石油價格大幅度下跌，一下子使俄 GDP 下降7.8%。
總的來說，“反普”反映了相當一部分民眾對民主政治改革的強烈訴求。同時也說明以普京為代表的政治精英們，尚未充分認識到公民的自我意識已經崛起，因而也沒有主動與積極地去完善俄羅斯的政治民主制度。
從政治轉型實現俄羅斯政治制度現代化的視角來看，普京面臨的主要難題是民主政治改革。正如前面指出的，“反普”的根由是反對政治壟斷，認為普京在踐踏民主，因此，“反普”反映了部分民眾對俄民主制度缺失的強烈不滿與加強政治競爭性的政治訴求。總的來說，“反普”發酵告訴我們，上世紀90年代中期至本世紀初期，人們關心的是生存問題，但物質生活條件明顯改善后，就轉而要求改革，特別是要求政治體制改革，開始關心政治問題，特別是關注民主、自由問題。這在高知群體和青年人中反映得尤為明顯。參加“反普”的人員構成也可說明這一點，60％的參加者不到40歲，70％的人受過高等教育。從選舉投票的地區來看，邊遠落后地區挺普力量大，遠東等邊遠地區支持普京的一般為60％~70％，車臣高達99.7％，而莫斯科僅為49.2％。大富豪普羅霍羅夫（擁有180億美元財產）在莫斯科的得票率為20.45％，超過久加諾夫居第二。在莫斯科大學投票的排行榜中，普京竟排在末位，隻得87票，而名列第一名的是普羅霍羅夫。青年人選擇了普羅霍羅夫，因為他本人就很年輕（46歲），選民願意看到新面孔，防止國家再度集權化。
應該說，普京通過這次大選清楚地認識到，民眾對政治壟斷、威權政治的強烈不滿，因此必須推進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改革的方向是進一步推進民主政治。普京應該考慮到，如果過去俄羅斯存在威權政治的空間，但現在人們越來越對威權政治、強人政治產生厭倦，威權政治的空間日益狹窄。據鳳凰衛視2012年4月5日的採訪，莫斯科市民談不滿普京原因時說：俄羅斯到該換人的時候了。所以，普京當選后，推進政治民主已成為必然，或者說，普京面對著不得不改的巨大壓力。據俄羅斯時事評論網2012年2月6日報道，普京在會見政治家們時坦承，自己當選后最大的任務是在俄羅斯創建一種體制，使國家命運不會被1~3人左右。但普京在推進民主政治改革時強調，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特別謹慎”。普京在競選過程中發表的 《俄羅斯的民主制度》 一文中說：俄羅斯政治制度需要重塑，但不要指望外部模式。他堅持說，俄羅斯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在普京看來，如大步推行民主政治改革，會削弱強大的聯邦中心與他個人的威權，並會影響普京依賴的已安插到70％的要害強力部門的要職人員的利益，而且稍有不慎會影響政局穩定。普京在上述文章中還說：“真正的民主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能僅在表面上復制。”但是，如果民主政治改革緩慢又將引起反對派的強烈不滿，難以推動經濟發展。所以，如何推進民主政治的改革，對普京來說，不能不說既是難題又是重大挑戰。
至於俄羅斯政治制度轉型的趨勢，筆者認為，在今后一個時期普京仍將繼續堅持以國家為中心的民主政治轉型的路徑，突出普京個人作用的威權主義仍是俄羅斯的主要政治形態。但同時要指出的是，隨著改革的發展和各種關系的磨合，威權主義將逐步弱化，具有彈性與柔性。今后俄羅斯更可能朝符合現代化的政治制度方向發展，政治制度走向成熟化和法制化，從而走向現代化。在今后的轉型過程中，政治進一步集權化，威權主義發展為普京獨裁的可能性並不存在。因為經過20多年的轉型，俄羅斯已經大致形成了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框架。從國際背景來看，當前的俄羅斯與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蘇聯根本不同。俄羅斯走向極權必然會遭到西方的反對。再說，俄羅斯如果把自己重新孤立起來，不融入世界，那麼也難以實現國家現代化的目標。
經濟制度轉型與國家現代化
蘇聯經濟制度是構成斯大林—蘇聯模式的一個重要部分。構成這一模式的經濟制度，其主要內容是：
從生產資料佔有方式來看，蘇聯建立的公有制有兩種形式：一是以國有企業為代表的全民所有制，被認為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最高形式﹔二是以集體農庄為代表的集體所有制，它是公有制的低級形式，應該盡快向全民所有制這一最高形式過渡。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最高形式的理論，實際上並不來源於馬克思主義，而是來源於斯大林主義。在國家所有制是全民所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高級形式這一理論的指導下，在超高速工業化與全盤農業集體化過程中，加速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造。在完成第二個五年計劃時，蘇聯從多種經濟成分變成了單一的生產資料公有制經濟。
從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實踐中可以看到，在國有制條件下，支配生產資料的不是社會的人，勞動者並沒有取得他們用於集體勞動的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權，支配生產資料的是黨、國家和斯大林。
從經濟運行機制來看，是以公有經濟為基礎和以產品經濟觀為理論，建立起與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模式相適應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計劃經濟體制模式。
從在社會主義建設與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實行的政策來看，是在強大的階級斗爭壓力下，用強制乃至暴力的手段，實行稱之為斯大林的超高速工業化與農業全盤集體化的道路。
從對外經濟關系來看，蘇聯長期以來是半封閉的國家，60%左右的對外經貿合作是與經互會成員國進行的。蘇聯與經互會成員國的經貿關系實際上是其國內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的延伸，市場經濟機制並不起作用，經濟不是走開放式發展道路。這樣，競爭機制基本上不起作用。因此，蘇聯對外經濟關系發展水平大大低於西方一些國家。1988年，蘇聯對外貿易出口額佔其 GNP 的7.7%，而這一年，世界貿易出口額就已佔世界 GNP的21%以上。[8]
這種經濟制度的主要弊端是：第一，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的結合問題。第二，實行單一的所有制結構，排斥了經濟多元化，國企成為政府的附屬品，經濟效益低下。第三，實行高度集中的經濟管理體制，使國家、企業與勞動者三者利益難以結合，從而制約了企業與生產者的主動性與創造性。第四，管理權限的高度集中化與管理方式的高度行政化，不可能按照客觀經濟規律發展經濟，必然排斥市場的作用，缺乏競爭，從而長期使產品質量不能提高，改變不了嚴重不合理的經濟結構，造成嚴重的資源、人才與時間浪費，伴隨浪費而來的則是低效率的經濟，無法保証經濟可持續發展，經濟發展由高速、低速、停滯到危機。2012年12月26日，普京與參加瓦爾代俱樂部會議成員對話時指出，蘇聯時期的主要問題是“經濟的非市場化，缺乏競爭等等”。
斯大林時期確立的經濟制度，不論從制度本身講，還是從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來看，都是十分落后的，更談不上是現代化的，亦不可能依賴這種經濟制度實現現代化。
這裡特別要指出的是，在這種經濟制度下蘇聯長期無法改變落后的經濟增長方式。這是蘇聯最后出現經濟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長期以來，蘇聯經濟的增長是靠大量投入新的人力、物力與財力達到的，是一種拼消耗、浪費型的經濟，經濟的發展主要不是依賴技術創新，因此遠不是現代化經濟。
蘇聯自20世紀30年代消滅失業后到80年代末，每年平均增加勞動力為200萬人。基建投資不僅增長幅度大，而且增長速度快，它一般佔國民收入的30%左右，約佔國家預算支出的50%。基建投資增長速度快於國民收入增長速度，如1961~1987年，國民收入平均增長率為5.4%，而基建投資為5.6%。蘇聯生產每單位產品的物資消耗很大，如在70年代末，生產每單位國民收入用鋼量比美國多90%，耗電量多20%，耗石油量多100%，水泥用量多80%，投資多50%。
20世紀70年代初，蘇聯經濟面臨的主要任務是：扭轉已開始出現的速度下降趨勢與提高經濟效益。要做到這一點，必須使經濟發展由粗放轉向集約化。1971年蘇共二十四大正式提出經濟向集約化為主的發展道路過渡。由於整個70年代至80年代初，蘇聯在改變經濟增長方式方面未取得進展，80年代又重新強調經濟轉向集約化的方針，1986年蘇共二十七大又進一步確定“生產的全面集約化”、“整個國民經濟轉向集約化軌道”的經濟發展方針。
蘇聯一直到1991年底解體，基本上仍是粗放經濟，經濟效益沒有提高，如基金產值率繼續下降，每盧布生產性固定基金生產的國民收入從1970年的55戈比下降到1990年的28戈比。80年代中期生產的切削機床的金屬耗用量比美、日、德和法國同類新產品高1~1.5倍。經濟增長方式反映了一個國家經濟的綜合素質。落后的蘇聯經濟增長方式決定了它不可能實現持續穩定的經濟增長。當發展經濟的粗放因素（大量投入人力、物力與財力）日益受制約的時候，就不可避免會出現經濟增長速度逐步下降乃至發展到危機。
實行高度集中的指令計劃經濟，加上片面大力發展軍事工業，造成經濟結構嚴重畸形，從而嚴重影響了蘇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長期以來，蘇聯市場緊張，一直被稱為“短缺經濟”。1950年蘇聯居民年均肉消費量比1913年少3公斤，糧食少28公斤。[9]1952年，英國工人每小時的收入所購買的食品數高於蘇聯3.6倍，美國則高5.5倍。[10]到蘇聯解體前夕，市場供應越來越緊張，市場上真是“空空如也”。
在上述背景下，俄羅斯民主派執政后加速經濟制度轉型是一項十分急迫的任務。蘇聯在戈爾巴喬夫執政的后期，經過激烈爭論，“大多數政治力量和居民在必須進行自由化和向市場經濟過渡方面實際上已達成共識”[11]。人們普遍認識到，隻有向市場經濟過渡，才是唯一的選擇。俄民主派在確定以建立市場經濟模式為改革方向之后，總結過去改革的教訓，決定改變過去把改革停留在口頭上、紙上的做法，而是採取實際行動，快速向市場經濟過渡，以此來解決當時俄羅斯面臨的依靠傳統體制根本無法解決的嚴重社會經濟問題。這說明，當時俄羅斯“轉軌進程啟動緣於人們越來越確信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已經走到了盡頭”[12]。
1992年1月2日，俄羅斯實行“休克療法”式激進轉型。通過激進式經濟轉型，俄羅斯很快就沖垮了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模式，筆者認為，俄羅斯1996年形成了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主要表現在：
1.1996年俄羅斯以轉讓國有資產為主要內容的大規模的產權私有化，已基本結束。私有化企業在俄羅斯企業總數中的比重與其生產的產值佔全俄 GDP 的比重，分別約為60％與70%。就是說，通過私有化，打破了國家對經濟的壟斷，形成了私營、個體、集體、合資、股份制與國有經濟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多元化格局。俄羅斯的一些政要還認為，通過私有化較順利地實現了其政治目標：一是鏟除了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體制的經濟基礎，使經濟體制轉型朝向市場經濟體制模式變得不可逆轉﹔二是培育與形成了一個廣泛的私有者與企業家階層，成為新社會制度的社會基礎。
2.按西方國家模式，構建了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宏觀調控體制：在銀行體制方面，俄羅斯建立了以中央銀行為主體、商業銀行與多種金融機構並存的二級銀行體制。通過立法，明確了中央銀行的獨立地位，實行利率市場化。
在財稅體制方面，俄羅斯通過改革使國家財政向社會共同財政轉化，縮小財政范圍。財政職能轉變的重點是兩個：一是財政作為政府行為不再直接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主要是解決市場不能滿足的一些社會公共需要﹔二是由於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調控宏觀經濟的方式由以直接行政方法為主轉向間接經濟方法為主，因此，要強化財政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作用。通過實行分稅制，在聯邦預算中建立轉移支付項目。聯邦、聯邦主體和地方三級稅收體制基本上已建立。
在外匯管理方面，由剛開始實行的自由化轉向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3.確立了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的方向。俄羅斯在這一領域的改革是朝以下方向進行的：一是逐步放棄國家包攬一切的做法，實現社會保障的資金來源多元化﹔二是在處理社會公平與效率的相互關系問題上，重點由過去的公平而忽視效率轉向效率兼顧公平。
4.在經濟建設法規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制定了大量的法規。
但應看到，葉利欽時期形成的市場經濟框架，是極其不成熟的。由於俄羅斯市場是在蘇聯經濟的行政命令體制崩潰過程中產生的，產生於強大的國家體制削弱與瓦解過程中，這樣，國家調節市場的能力很差，加上在市場形成過程中，充滿著政治斗爭，這使得市場經濟運作中出現無序、混亂、經濟犯罪和影子經濟。
葉利欽時期的經濟制度轉型，並沒有使俄羅斯擺脫經濟困境，而是給人民生活帶來了很大困難，為此，葉利欽在辭職講話中，“懇請大家原諒”。他說：“我苦思該採取何種舉措來確保國人生活得安逸，哪怕是改善一些。在總統任期內，我再沒有比這更重要的施政目標了。”
1992~1999年的8年中，俄羅斯經濟除了1997年和1999年分別增長0.9％和5.4%外，其他6年都是負增長，1992年 GDP 下降14.5％，1993年-8.7％，1994年-12.7％，1995年 -4.1％，1998年-4.6％。經濟轉型以來，俄羅斯GDP 累計下降40％。
很明顯，俄羅斯經濟轉型，從制度建設來看，取得了一定進展。但從經濟發展來看，改革是不成功的。葉利欽時期的經濟轉型，不僅沒有達到振興經濟的目標，反而使經濟出現了嚴重的轉軌危機。對此，博戈莫洛夫說，“在政治方面，這個時代推動了我們前進，但是，在經濟方面，我們走的是一條通向災難的道路”[13]。
2000年普京上台后，繼續實行“自由經濟”政策與發展方針。他強調的戰略是，通過政治上建立強有力的國家政權體系與加強中央權力，保証俄羅斯實現市場經濟的改革。1999年11月普京就明確地說：“我相信，隻有市場經濟能讓我們實現目標。政府必須把市場經濟改革一直進行下去，直至市場經濟能夠全面運作時為止。”2000年1月18日，普京在新一屆杜馬的講話也表示了俄羅斯將廣泛實施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他敦促國家杜馬批准久拖未決的土地私有化。同時，普京強調，這種市場經濟不是像葉利欽時期那樣的野蠻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是文明的、建立在法律與平等競爭基礎上的市場經濟，這也是一種符合市場經濟一般原則要求的“自由經濟”。普京認為，在保持強有力的中央政治控制下推行“自由經濟”，可使市場經濟改革與經濟發展取得最佳效果。
這裡要指出的是，有關實行“自由經濟”的改革與發展方針，是普京反復強調的一個基本觀點。他在2000年的總統國情咨文中說：“我們極為重要的任務是學會利用國家工具保証各種自由：個人自由、經營自由、發展公民社會機構的自由。”[14]“我們的戰略方針是：減少行政干預，增加經營自由——生產、買賣和投資的自由。”[15]2001年7月，普京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講：“我們明白俄羅斯努力方向是什麼，即追求經濟的自由化，杜絕國家對經濟的沒有根據的干預。我要說明一點：只是杜絕沒有根據的干預，不是完全取消國家的調節職能。”[16]經濟自由化或自由經濟，是普京的一貫思想，至今並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
普京為了實現其“自由經濟”的改革方針，針對葉利欽時期存在的問題，特別強調以下幾點：
第一，加強國家對經濟的調控。這一點，普京在其《千年之交的俄羅斯》 一文中指出：“俄羅斯必須在經濟和社會領域建立完整的國家調控體系。這並不是說要重新實行指令性計劃和管理體系，讓無所不包的國家從上至下為每個企業制定出工作細則，而是讓俄羅斯國家成為國家經濟和社會力量的有效協調員，使它們的利益保持平衡，確立社會發展最佳目標和合理參數，為達到這一目的創造條件和建立各種機制。”他還強調：“在確定國家調控體系的規模和機制時，我們應遵循這一個原則：‘需要國家調控的地方，就要有國家調控﹔需要自由的地方，就要有自由。’”[17]
第二，在經濟轉軌的方法上，今后“隻能採用漸進的、逐步的和審慎的方法實施”，切忌90年代機械搬用西方經驗的錯誤做法，強調俄羅斯必須尋覓符合本國國情的改革之路。
第三，重視社會政策。普京強調：“對俄羅斯來說，任何會造成人民生活條件惡化的改革與措施基本上已無立足之地。”因為，俄羅斯國內出現了十分普遍的貧困現象。1998年初世界人均年收入大約為5000美元，而俄羅斯隻有2200美元，1998年金融危機之后，這一指標更低了。普京還指出：俄羅斯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是一個尖銳的社會問題，政府應制定新的收入政策，新政策的目的是在增加居民實際收入的基礎上確保居民的富裕程度穩步提高。這幾年來，普京十分重視職工工資與退休人員養老金的提高。
第四，反對重新國有化。
第五，要有經濟發展戰略。過去沒有切實可行的長期的經濟發展戰略，對此，普京強調，為了使俄羅斯有信心走出危機，走向振興之路，增強國內凝聚力，需要制定經濟發展戰略。
普京執政8年，俄羅斯各領域中的消極因素日益得到抑制，政治秩序混亂、無序狀態有了根本性的好轉，加上多年來經濟發展保持了良好的態勢，人民生活水平有較大改善，8年間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70％，年均增長率為6.9％。
在總結普京執政期間經濟轉型特點時，筆者不贊成簡單地歸結為“可控的市場”。有人甚至把“可控的市場”稱為普京構建的可調控的市場經濟模式。如果說得簡單一點，所謂“可控的市場”，它是針對葉利欽時期失去國家調控的無序的市場經濟而言的。可調控的市場經濟這個概念，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蘇聯圍繞如何向市場經濟過渡時，早就爭論過，當時就有人不贊成用這個概念，因為任何市場經濟都是可以也應該得到調控的。筆者認為，“可控的市場”是普京根據俄羅斯的具體情況在特殊歷史時期所推行的一種特殊政策。所以，把“可控的市場”視為一種經濟體制模式，或視為俄羅斯經濟發展道路，這些提法需要斟酌。
2008年5月7日梅德韋杰夫正式成為俄羅斯第三任總統，8日普京被俄國家杜馬批准為政府總理。這樣，“梅普政權”正式形成。為了使普京執政時期的經濟轉型政策繼續下去，加快經濟與社會的發展，普京在其離任前的2008年2月8日，在俄羅斯國務委員會擴大會議上作了題為 《關於俄羅斯到2020年的發展戰略》 的講話（以下簡稱 《發展戰略》）。可以說，這為俄羅斯今后12年經濟社會的發展規定了大的框架。如果從經濟轉型視角來看，該《發展戰略》 與普京執政8年期間相比，更加突出以下幾個相關聯的問題：
（1）經濟實行創新型發展。普京強調，這是俄羅斯“唯一的選擇”，“創新發展的速度必須從根本上超過我們今天所有的速度”[18]。
（2）增加人力資本投入。普京講：“要過渡到創新發展道路上去，首先就要大規模地對人的資本進行投資。”[19]“俄羅斯的未來，我們的成就都取決於人的教育和身體素質，取決於人對自我完善的追求，取決於人發揮自己的素養和才能。”“因此，發展國家教育體系就成了進行全球競爭的一個要素，也是最重要的生活價值之一。”[20]為此,俄羅斯計劃用於教育與醫療衛生的預算支出佔 GDP 的比重，分別由2006年的4.6%、3%增加到2020年的5.5%~6%、6.5%~7%。同時，普京強調科研的重要性，要為科研活動創造良好的環境。另外要著力解決住房問題，提高醫療衛生水平。
（3）積極發展高新技術，因為這是“知識經濟”的領航員。普京認為，俄羅斯今后重點發展的高新技術主要是：航空航天領域，造船業和能源動力領域，還有信息、醫療和其他高新技術領域。
（4）調整經濟結構。普京說，盡管最近幾年俄羅斯取得了一些成績，但經濟並未擺脫慣性地依賴於能源原料的發展版本。俄羅斯也只是局部地在抓住經濟的現代化。這種狀況將不可避免地導致俄羅斯不斷依賴於商品和技術的進口，導致俄羅斯擔當世界經濟原料附庸國的角色，從而在將來使俄羅斯落后於世界主導經濟體，把俄羅斯從世界領頭人的行列中擠出去。[21]
（5）普京的戰略是重點發展有競爭的市場經濟。為此，在 《發展戰略》 中規定：最大程度地減免公司和居民的稅收﹔創造條件發展中小型私營企業﹔減少國有企業在經濟中的比重﹔必須消除對經濟的過分擠壓，這種擠壓成了經濟發展的一個主要阻力﹔推行行政體制改革，提高政府績效。
從經濟轉型視角來看，《發展戰略》 已提出俄羅斯通過創新實現經濟現代化的構想。但作為俄羅斯新政治戰略重要內容的經濟現代化，也是在2009年11月梅德韋杰夫發表的總統國情咨文中提出的。
在俄羅斯轉型20多年期間，它的粗放經濟增長方式並未發生實質性變化。梅德韋杰夫總統在 《前進，俄羅斯！》 一文中指出：“我們大部分企業的能源有效利用率和勞動生產率低得可恥。這還不是很糟糕。最糟糕的是，企業經理、工程師和官員們對這些問題漠不關心。”2010年1月13日，俄羅斯聯邦工商會會長葉夫根尼·普裡馬科夫在一次會上講：“俄羅斯每生產一噸鋼，要比比利時、法國、意大利多消耗兩倍的電力，每生產1噸化肥要比阿拉伯國家多耗費5倍的電力。”俄羅斯自前蘇聯時期起就在各項社會經濟指標上與世界先進國家有較大差距，如今這一差距正越來越大。俄羅斯的能源效率是日本的1/18，各經濟領域的勞動生產率是先進國家的1/4到1/20。農業產出率則比遍地石頭且缺少陽光的芬蘭還要低一半。效率是如此之低，這導致俄羅斯一方面瀕臨由外而來的脆弱邊緣，另一方面又瀕臨國內社會不滿爆發的邊緣。[22]普京於2012年1月30日在俄 《新聞報》 發表的題為 《我們的經濟任務》 一文中指出：“俄羅斯的勞動生產率為發達國家的1/3或1/4。”
至於經濟發展模式，俄羅斯獨立以來一直在努力從資源出口型，向以高新技術、人力資本為基礎的創新型經濟發展模式轉變，但並未取得多大進展。梅德韋杰夫總統在上面提到的那篇 《前進，俄羅斯！》 一文中指出：“20年激烈的改革也沒有讓我們的國家從熟悉的原料依賴中擺脫出來。”“簡單的依靠原料出口來換取成品的習慣導致了經濟長期的落后。”他還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我們應不應該把初級的原材料經濟……帶到我們的未來？”目前，俄羅斯能源等原材料出口佔出口總額的80%左右，高科技產品出口不僅數量少，而且逐年下降。2004年俄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佔世界的比重為0.13%，這一比例比菲律賓少67%，比泰國少78%，比墨西哥少90%，比馬來西亞和中國少92%，比韓國少94%。目前，俄高新技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僅為1％，而美、日、德分別為36％、30％與17％。普京也指出，至今，俄羅斯與蘇聯一樣仍是原料型經濟，在國際勞動分工中處於能源與原料供應國地位。[23]鑒於上述原因，俄羅斯經濟現代化的主要問題是要著力解決由資源型向創新型轉變。
梅德韋杰夫在 《前進，俄羅斯！》 一文中說：“除了少數例外，我們的民族企業沒有創新，不能為人們提供必需的物質產品和技術。他們進行買賣的，不是自己生產的，而是天然原料或者進口商品。俄羅斯生產的產品，目前大部分都屬於競爭力非常低的產品。”俄羅斯“依靠石油天然氣是不可能佔據領先地位的”。“再經過數十年，俄羅斯應該成為一個富強的國家，她的富強靠的不是原料，而是智力資源，靠的是用獨特的知識創造的‘聰明的’經濟，靠的是最新技術和創新產品的出口。”為此，梅德韋杰夫提出，今后一個時期要在高效節能技術、核子技術、航天技術、醫學技術與戰略信息技術五個戰略方向展開工作，並在莫斯科近郊科爾科沃建立類似“美國硅谷”那樣的高科技園區。
實現上述轉變的必要性十分明顯，但將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俄羅斯現代發展研究所所長伊戈爾·尤爾根斯指出：俄羅斯“現代化、摒棄原料經濟向創新型經濟發展的過程過於緩慢”[24]。之所以緩慢，有多種原因。
俄羅斯企業缺乏創新的積極性。目前隻有10%的企業有創新積極性，隻有5%的企業屬於創新型企業，為此，普京提出到2020年這一指標應提高到25％，即達到歐洲平均水平。俄羅斯面臨著難以解決的矛盾：一方面反復強調要從出口原料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過渡到創新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另一方面，發展能源等原材料部門對俄羅斯有著極大的誘惑力與現實需要。設備陳舊，經濟粗放型發展，競爭力差，這些是老問題又是需要較長時間才能解決的問題。為了優化經濟結構，就需要大量增加在國際市場上有競爭能力的經濟部門和高新技術部門的投資。據“俄羅斯現代化改造和創新道路上的障礙”一項調查報告得出的結論，俄羅斯創新道路上面臨的主要制約因素是官僚主義、不完善的法律環境和缺乏對投資商的保護，以及項目融資的困難。因此，有人提出俄實現現代化的關鍵在社會領域，即確保法律公平，嚴厲打擊腐敗與維護社會正義。在一個腐敗叢生的國家要實現經濟現代化是很難的。
簡要結語
我們根據以上從政治經濟制度轉型與俄羅斯國家現代化關系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兩點看法：
第一，在這20多年裡，俄羅斯政治與經濟制度的轉型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但是並不能認為已結束了制度轉型。2008年普京談到俄政治制度時曾尖銳地指出：“國家機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官僚化的、腐敗的制度，它沒有謀求積極的動力，更談不上有謀求急速發展的動力。” “國家管理的一個主要問題依然是權力過分集中。”普京提出，“政府應該成為提出思想、制定戰略規劃的智囊中心。” “而不是一個勁兒找無關緊要的細節，在雞毛蒜皮上下功夫。”[25]在行政體制方面最為突出的一個問題是腐敗嚴重。普京對此作了以下描述：“要是看一下，聯邦中央在地方上的機構，它們在地區和地方機構的支持下都在干些什麼，簡直要嚇一跳。直到現在，要開創個自己的什麼事兒，一連幾個月都辦不到。無論到哪個機構：到消防站、到醫療點、到婦科大夫那裡，無論是你要找個什麼人，到處都要帶著賄賂去，簡直是太可怕了！”[26]普京第三次當選總統后不久，俄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米·戈爾什科夫院士在訪華所作的報告中指出，在對俄羅斯今天是否已成為民主國家所做的社會調查顯示，隻有25％的受訪者認為是，52％的受訪者否定。俄羅斯經濟制度同樣是極不完善的，離文明的符合現代化要求的市場經濟還有很大差距，經濟壟斷性強，缺乏平等競爭，國家對經濟干預過多，對經濟的過分行政擠壓，在國家公司起作用的往往不是市場機制，而是人為的管理原則，造成俄羅斯經濟的效率低下。2004年俄著名學者阿甘別基揚院士指出，如果要達到文明、有效的市場經濟需走60步的話，現在俄羅斯隻走了15步。至今又過了8年多，算又走了15步，那還有30步要走。當然這是形象的比喻，但說明俄羅斯遠未形成現代化的市場經濟。[27]
第二，俄羅斯國家現代化的進程取決於制度轉型進程。我們在本文一開始就強調指出，這兩者是同一個過程，並行不悖。所以筆者曾指出，像原蘇東、中國等轉型國家，在轉型的過程中，都要集中解決以下7個相互關聯、相互影響的問題：（1）經濟運營機制從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2）轉變經濟增長方式﹔（3）改變經濟發展模式﹔（4）調整不合理的經濟結構﹔（5）實現政治民主化，建立法治國家﹔（6）轉變文化、觀念與意識形態，即實現人的現代化﹔（7）處理好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關系，成為開放性的國家，積極參與全球化進程。以上問題的解決，隻能通過制度轉型才能實現，而隨著這些問題的解決，也就達到實現國家現代化的最終目標。
第三，阻礙俄羅斯實現國家現代化目標的遠不只是傳統政治與經濟制度，還有諸如社會、文化與意識形態等因素。正如俄學者指出的：“構成現代化政策的阻礙因素包括：政府威信太低，主張現代化的國家領導人支持率下降，對整個國家機構不信任﹔民眾和政府缺乏共同利益，沒有能夠把所有人團結在一起的共同社會理想﹔公民和政府機關之間的客戶—保護人關系﹔缺乏現代化精英。隻有改變這些要素才能形成現代化必需的潛力。建立有效的社會經濟秩序，使創新成為需要，是順利實施現代化的主要條件之一。”[28]
注釋:
①葉利欽的獨裁與斯大林時期的獨裁有著很大區別，前者更多的是為了控制各種權力機關，不是針對廣大民眾，盡量給予民眾民主自由﹔后者是對所有不同政見者加以鎮壓，直至在肉體上加以消滅。
②葉利欽在8年裡，撤換了7個總理、9個財政部長、6個內務部長和3個外交部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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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陸南泉，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