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干部史觀新觀點及其述評

一、蘇聯的干部政策及其演變

加強和完善對干部的管理是各國執政黨共同面臨的問題，也是各國尋求長期執政的一個重要保障。鑒於國家隻有通過內部培育出來的代表國家利益的管理干部才能在國家管理中發揮作用與影響，高層的管理干部不僅在確立國家對外政策的主要目標中起著重要作用，而且影響著對外政策的手段、方式和風格。一個管理干部的認知水准，決定了一項制度在政治系統內能走多遠。作為制度推動者，領導個人的遠見與民主風范更為重要。這在蘇聯70年的歷史進程也表現得同樣明顯。

自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風暴蕩滌了蘇俄社會，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維埃俄國的建立，標志著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的政治體制建構也拉開了歷史帷幕。廣大的蘇俄群眾以社會主義主人和建設者的身份登上了歷史的舞台。作為工農階級的一員，蘇聯的干部履行著人民公仆的職責，承擔著代表人民管理國家的責任。干部一詞，俄語中是用“Номенклатура”來表示的。其中，詞的前半部分“nomen”來源於拉丁語，意思是人名名單或者品名清單。借用到俄語中，這個詞指的就是職務名冊或職務一覽表。具體地講，是指其人選由上級任命的職位名稱表。這個術語最初是指人員在各個領導機關之間進行的職能分配。^[1](p82)蘇聯時期，蘇聯主要在形式上採用委任制度選撥和任用干部。包括由黨中央制定干部路線、方針和政策，由黨組織討論、批准重要干部的任免、監督、檢查和考核。后來這一制度涵蓋了對干部的考察、登記造冊、任免以及職級待遇等多個方面。

應當承認，蘇聯期間，干部隊伍建設無論在數量上、質量上都獲得了飛速發展。數以百萬計的干部在社會主義建設和衛國戰爭中以身作則、勇於獻身，成為帶頭人和積極分子，他們和人民休戚相關，其中大多數人都決心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但是，蘇聯干部制度遠不是盡善盡美的，其局限和弊端也十分嚴重。但在另一方面，蘇聯在干部選撥任用制度中，由於干部人事權過於集中，政府各級官員由上級任免，一些由選舉產生的干部，包括黨的干部實際上都由上級黨的機關任命，甚至蘇維埃代表，黨代會代表也是上面圈定的，選舉只是形式而已。由於干部選撥考核既缺乏科學界定，又缺乏客觀的衡量標准。上級領導的個人意見在人事安排上就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並逐步形成由黨的領導人層層任命的體制。久而久之，這種層層任命的體制還極易造成“政治近親繁殖’，即造成任人唯親、拉幫結派的局面。這些被列入“領導干部名冊”的官員危害的不僅是蘇聯的社會主義體制本身，在其他方面也造成了惡劣影響。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勃列日涅夫任總書記時發展到了極致。乃至於干部中的一部分人，即按照一定的職務名冊直接任命、相應地掌握著國家執政資源並且按職級合法享受不同特權的一部分人，被蘇聯社會民眾稱之為“特權階層”。

二、蘇聯解體與干部作用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東歐政治經體制發生根本性變化成為20世紀最為重大的世界性政治事件之一，不僅對世界政治格局變動造成極大影響，而且急劇震撼著學者們的思維頭腦。在蘇東劇變以來，世界各界人士始終在反思20世紀世界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蘇聯的干部選撥與任用制度也作為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成為關注的焦點。

政治學告訴我們，任何政治現象的影響因素都不是單一的，政治制度問題同樣如此。從理論上講，“干部管理”從根本上涉及到了兩個方面，一個涉及到了“干部”本身的“人”的因素，一個涉及到對干部管理的“制度”的因素。究竟是“制度”還是“個人”是蘇聯解體根本原因？對此，中俄學術界存在爭議，主要有兩種代表性觀點：一是認為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共高層干部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是一條背離馬克思主義、放棄社會主義道路的錯誤路線，是導致蘇聯演變的根本原因。二是認為“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在蘇聯演變中不起主要作用，是蘇聯領導人創立的“制度”導致蘇共喪權亡黨。從“干部”的角度，總結國際共運中制度建設的成敗與經驗，尋找事件背后的動因，史學界對“蘇聯干部”的研究和評價存在分歧，但也認為“干部”在蘇聯解體中所起到的消極作用不可忽視“：蘇聯解體是這場自上而下改革的結果，這場改革的開始是由於部分蘇聯精英利用了蘇聯上層社會對激進改革以及加盟共和國的民族主義的訴求，然而卻以整個社會體系的改變而告終。最終導致蘇聯解體的這場革命，其演變的先決條件早在勃列日涅夫時代就已出現，理解這一點十分必要。”^[2]“蘇共黨的變質，是從赫魯曉夫到勃列日涅夫時期開始的，70年代后表現最為嚴重。干部任用憑個人關系、親屬和小集團，黨內關系建立在個人關系基礎上。官員干部只是追求個人生活享受。”^[3]當前，學界通過新的研究方法，對這個問題加以探討，特別是以不同視角對列寧時期和勃列日涅夫時期的干部進行了解讀。

（一）新經濟政策中止與干部的意識形態

在國際共運歷史中，新經濟政策是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如何過渡到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最初探索。但新經濟政策在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中，應對各種矛盾的過程而中止，有其歷史必然性。但從干部的“思想認識”的角度來解讀新經濟政策的中止，是史學家反思新經濟政策中止的一個重要視角。

1、領導干部的認識局限

俄羅斯學者指出，新經濟政策的中止，“意識形態的影響在這裡要大得多，選擇其他發展方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4]“認為‘純潔的’社會主義未來必定‘勝利’的‘過渡時期’意識形態模式，與所形成的新經濟政策的構想相對立。新經濟政策在意識形態上牢牢地同‘過渡時期’問題綁在一起，沒有任何擺脫這種時間的、題材的框框的可能，從一開始就被‘閹割’，失去了豐富未來的社會主義制度的能力。”^[5]

2、普通干部的思想應對

史學家們將當時蘇俄社會的普通干部的整個意識形態納入研究視野來解讀這一政策的中止“：大多數黨和國家的干部及經濟干部不了解市場機制在農村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和意義，擔心資本主義關系在沒有自上而下嚴格規定的經濟機制的基礎上復辟，這是指令性農業管理制度形成的最重要原因。”^[6]特別是“新經濟政策使領導集團無法准確估計向新經濟政策退卻的思想將怎樣付諸實施，因而引發了一系列嚴重的政治、經濟和思想問題，在共產黨的基層組織中出現了恐慌。一些縣的黨組織甚至認為，列寧提出的向新經濟政策過渡的措施是向資產階級投降。這一時期退出俄共（布）的黨員人數急劇增加。基層黨組織中存在反對和拒絕接受政府新方針的傾向，原因是政策突然變化，一大堆法令混亂、繁復，又經常出現各種各樣的傳聞和謠言”。^[7]

由此，“如何看待市場成了20年代初期的政治家預見和解決國家未來發展問題能力的重大考驗。20年代初期的政治家們沒能正確地評估實際能力和前景，沒有找到聯系工業和貿易的機制。由於不是綜合地解決國民經濟任務，而只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結果斷送了建立混合型經濟的可能性。一種現實存在的國家發展選擇在1922-1923年間就這樣喪失了。”^[8]

（二）特權階層與蘇聯的“停滯”

與新經濟政策時期的國內國際環境不同，勃列日涅夫在位的18年，是蘇聯的一個“盛世”。蘇聯不僅是當時世界上具有第二大影響力的大國，周邊圍繞著諸多的衛星國，有強大的工業化基礎。”國家實力、特別是軍事實力增長還達到了“輝煌”的頂峰。這一時期，“對於蘇聯普通的勞動者而言，是美好的：田野中忙碌作業的收割機和機器，晝夜生產的鋼鐵，沒有戰爭、沒有革命、沒有飢餓、沒有動蕩，生活是緩慢的，小有起伏，但總體是向好的。大部分住房是免費供應的，來自普通家庭的男女青年人有機會進入國立大學接受免費的教育，而不需給教授們行賄。在醫院同樣如此。至於能在軍隊服役則被視為最高的榮譽”，以至於當今的俄羅斯學者發出感慨:“離我們今天不太遙遠的歷史所展示的這一切，難道不能被稱為“黃金時代”嗎”？“一切表明，勃列日涅夫時期是蘇聯的黃金時期。每一個人對未來充滿信心。社會上沒有大規模的失業現象。生活在這樣一個時期的普通勞動者，平靜而幸福。

但同時，因採用委任制度選撥和任用干部而使國家政權中形成的“特權階層”，在這一時期發展到了極致。為此，“一些人為了進入黨的權力機構不擇手段，他們是道德的騙子並且不具有工作能力。其中，他們最靈活、最善於鑽營的人成了區委、州委和市委書記。而這個團體中平庸的典范就是戈爾巴喬夫”。^[9]在俄羅斯學者看來，這些被列入“領導干部名冊”的官員危害的不僅是蘇聯的社會主義體制本身，在其他方面也造成了惡劣影響。

1、成為權力斗爭的附庸，危及了領袖本身的形象

俄羅斯歷史學家的最新研究表明，“特權階層”是權力斗爭的附庸。它不僅對蘇聯社會造成危害，而且危及到領袖本身的形象。蘇共高層“對勃列日涅夫晚年的領導狀況和病情在大眾傳媒上有意進行回避，在社會上造成了對勃列日涅夫本人的負面效應：普通的蘇聯人嘲笑他的言行，而不是對一個生病老人的同情，社會上甚至出現了許多關於他的政治笑話”。^[10]“勃列日涅夫統治的年代，就是這些人的黃金時代，他們能在這個年代固化了他們的權力。再到后來，他們這些“公仆”性質的階層，把一切都私有化了，而被私有化的正是屬於“蘇聯人民的國家財產”。^[9]“在經歷了斯大林和赫魯曉夫的干部清洗和更替的動蕩后，他們更緊密地圍繞在勃列日涅夫身邊，忠實地充當路易.波拿巴寶座的后衛隊”。甚至在勃列日涅夫顯然在后期已經不作為，甚至無法在進行國家管理了，他們卻還想著，讓這個人永遠活下去。“你隻管活下去，其他的什麼都別擔心，我們都在你的周圍，我們不會失敗”，這是安德羅波夫曾在看望生病的勃列日涅夫時就所說過的話。”^[10]

2、不能整合社會利益，引發社會主義的信仰危機

學者認為，由於“人民感覺到決策精英的言行並不是自身利益要求的表達者”，特權階層們，“感興趣的只是實權的統治，貪婪和娛樂”。這最終損害了社會主義本身的思想。導致了整個社會，“充斥著政權的震蕩，不安全感和無力感。完整的社會下充斥著虛偽的行為。對於來自官方的言論，民眾既不相信這些言論，也不相信官方發言人。迫於形勢，民眾在公共場合說一套冠冕堂皇的話，在自家廚房裡則說的卻是另一套”。“在勃列日涅夫領導下，看似“盛世”的蘇聯社會變成了一個有系統性危機的社會。關於對共產主義和世界革命的談論不再被認真地對待。計劃經濟的低效率變得十分明顯，就連面包、技術都是從“腐朽的”西方進口的。

3、社會政治領域“停滯”成為總體特征

學者認為，“蘇聯社會政治領域狀況是:有秩序而無政治信任“。干部隊伍的超常穩定和老人政治現象已成為勃列日涅夫時期的重要特征，人們看不到任何改革的跡象。”最終，到勃列日涅夫去世時，在國防部、亞太經合組織的組委會、蘇聯衛星導航部門等，愈來愈多的腐敗都在逐步曝光。社會領域充滿著普遍的失望情緒。由此，俄羅斯著名的政論雜志《總結》將勃列日涅夫時期定義為一個“停滯”的年代，將勃列日涅夫稱為“停滯時代”的“總設計師”。其政治圖景是“生產停滯、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貧富差距拉大、影子經濟盛行、貪污腐敗和官僚主義成風、體制僵化、停滯不前、國際沖突迫近，等等”。^[3]這種穩定實際上成為靜止、停滯和空轉的代名詞，軍事力量膨脹的背后遮掩著國民經濟的虛弱，國民生活得不到改善，科技（也包括軍事科技）創新乏力。

三、蘇聯干部史觀的述評

不可否認，國外學術界在認識和評價干部與蘇聯演變的關系的上述觀點中，不同的觀點分歧多屬於研究中的不同認識，有的則根本偏離了馬克思主義指導的原則，對此要認真甄別。以政論家尤裡.布爾金為典型代表。1999年他曾發表了《三個列寧》的文章，將新經濟政策解讀為一種完全抹去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界限的政策：一方面把新經濟政策與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相提並論，另一方面又把它同國家資本主義(過渡時期存在的五種社會經濟結構之一)同日而語。在布爾金看來，改行新經濟政策，就意味著列寧放棄了十月革命的思想和事業，意味著建設“民主的”、“市場的”、“多元的”社會主義的開始，而這種社會主義又與“社會取向的資本主義”相同。企圖以高度評價新經濟政策的同時，抹平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原則界限。

但不可否認的是，俄羅斯學術界對“蘇聯干部”的看法，特別是西方和俄羅斯右翼學者對歷史人物的熱評及其解讀，有著深刻的現實指向，以達到通過歷史來達到影射當代俄羅斯政治領袖和現實的目的。

（一）影射當今俄羅斯高層領導人

以史喻今，將歷史的重要歷史時期經過一番解讀來為自身觀點來做佐証。在當今的俄羅斯以右翼學者為代表“：將俄羅斯現任總統普京的行事風格與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相比是不恰當的。他只是與蘇聯的勃列日涅夫相似。富蘭克林.羅斯福的確在美國恢復過官僚作風，和對寡頭宣戰，但他沒有將任何一個寡頭投入監獄”。這一觀點與歐美國家的學者不謀而合。在西方學者看來，普京與勃列日涅夫時期有相似之處：“許多人都認為，為俄羅斯未來而進行改革開始於30年前，即從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的逝世之日，蘇聯領導層的代際更替就開始了。但這些改革迄今也不能算是邁出實質性的步伐，如今俄羅斯的政治舞台只是更換了劇中人的名字，提出了些新的政治詞匯，但遇到的問題還與30年前一樣：如果現行改革威脅了現有精英的既得利益，“精英”必然會成為改革的阻力，無法推動社會的發展”。

2011年9月，當普京在“統一俄羅斯”代表大會上做出重新參加競選的聲明后，敏感的右翼歷史學者再次做出對比：普京的第三任期末期恰好是勃列日涅夫統治的18年前后的時期。考慮到普京的年齡優勢，他的統治會跨越18年。這導致，民眾的社會意識心理與勃列日涅夫時期相比，並沒有進步”。^[11]

（二）影射當今的政治現實

同樣，在某些俄羅斯學者看來，當前俄羅斯和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聯，有一定的相似之處：“令人厭倦的社會主義實驗，天價的石油價格，缺乏真正和令人深層次滿足的政策﹔普京的改革措施與勃列日涅夫統治初期推行的柯西金經濟改革有相似之處，而且涵蓋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成倍提高國內生產總值，在電力部門、軍隊和教育領域進行改革，推行福利貨幣化政策，“人口增長”計劃，納米技術和平定車臣，遠離寡頭等。但今天俄羅斯和上個世紀70年代中后期一樣，人民的生活的在原則上“再也沒有比這一時期更糟糕的了。”^[10]

針對史學領域出現的新問題，近年來俄羅斯當局都曾對這一問題做出重要批示。當今俄羅斯有多項法律規定，對傳播極端主義、煽動民族仇恨以及否定二戰歷史等言行以及為此提供平台的媒體要追究法律責任﹔2013年5月1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向5名勞動者頒發“俄聯邦勞動英雄”勛章，在蘇聯解體20多年后，重拾斯大林時期“社會主義勞動英雄”傳統，弘揚蘇聯時期的民眾的努力奉獻精神等措施，在歷史領域進行“撥亂反正”。俄羅斯當局的這些舉措，使當前俄羅斯史學發展呈現總體向好的態勢。

但不可否認的是，史學意識形態的重構過程是極為緩慢而困難的。在這一過程中，史學思想和方法論以多元化的形式出現，同時，也是雜亂的。盡管俄羅斯史學的發展環境趨於改觀，但仍然存在消極的因素。國外學者，特別是俄羅斯學者對蘇聯歷史干部的不同解讀也是上述的觀點的一個有力佐証。

四、蘇聯干部史觀帶給中國的啟示

上個世紀，中蘇兩國作為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都建立過以權力高度集中為特征的政治體制。這種相似性，使在干部選拔任用的體制、原則、方法等方面具備了相似的原則。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中的一員，干部選撥中履行“德才兼備”原則、“群眾認同”原則、“政績突出”原則，在干部管理方面的“黨管干部原則”、“民主集中”原則等，是蘇聯共產黨與中國共產黨在干部培養方面一貫堅持的原則。實踐表明，一個國家的發展，外部因素往往是難以選擇的，經濟發展的程度、政治文化的狀態、國家規模以及歷史上的政治遺產，這些都是事先存在的要素，難以為人們所把握。但政治精英完全可以通過自己的行動來影響歷史的發展，為民主鞏固創造更多有利的條件。對於中國共產黨而言，用人失敗將是最大的失敗，官員腐敗將是最大的腐敗。干部選撥任用是執政黨建設的生命線，是拒腐防變的總關口和最前線，一旦發生不正之風和消極腐敗行為，其削弱執政基礎、侵蝕干部隊伍，危害之中地位等負面影響不容低估。

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多年，成功執政六十多年，展現了頑強的生命力。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政治政府的領導核心，“組織優勢”是中國國家政治資源優勢。其中，干部資源作為中國共產黨最重要的執政資源，發揮著強大的作用。干部隊伍的構成結構反映出中國國家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和性質，決定著社會發展的方向﹔干部的素質及其價值取向代表著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文化的認同，決定著政治發展的和諧度﹔干部的年齡結構反映出干部隊伍的新陳代謝狀況，關系到國家生活的前進、停滯或衰退。包括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在內的政治體制改革是我國政治體制的重點和熱點，更是難點問題，改不好就會走向“改旗易幟”的道路。十八大報告指出，中國的改革“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總體說來，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的新路，要和平、穩定，不要暴力連連、社會動蕩;要統一、和諧，不要國家分裂、一盤散沙﹔要科學發展，不要經濟停滯、生活倒退;實施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要堅定不移地反對腐敗，永葆共產黨人清正廉潔的政治本色。對此不僅要借鑒當今全世界文明的成果，還要借鑒歷史領域的成敗經驗。

當前，國內外歷史學界對蘇聯干部政策的解讀，雖然有不同的價值理念作為支撐，但是對考察政治穩定的影響力不失為一種有意義的視角。考察當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與決策干部之間的關系，一是要看到管理干部在政治改革中的作用，是政治精英權力斗爭的附庸，還是非政治過程的有力塑造者。二是管理干部在社會整體利益的整合面前的作用。即能否發揮強大的利益表達功能，整合各利益群體表達出的不同訴求。干部的管理和干部能力（理論創新、執政為民，發展興國，依法行權）的高低是能否有效執行政策的檢驗標准。因此，中國共產黨能不能“任人唯賢、廣納人才”，把最優秀的先進分子尤其是青年才俊吸收入黨並在黨的各級領導崗位上施展才華，是能否實現可持續執政和長治久安的關鍵。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建立能進能出、能上能下、能流能轉的干部退出和輪換機制。這表明，干部培養選撥制度的設計與運行是中國共產黨能夠保持持久執政的關鍵要素之一。

當然，探討政治穩定與干部政策這樣一個宏大主題，它的影響因素絕不是單一的。歷史表明，無論是在對社會具有轉折意義的改革時期，還經濟平穩的時期，單一要素是不能夠解決所有問題的。改革應該是系統性的，應該涵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干部決策層作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應符合主要居民群體和階層的利益，否則就會出現隻有靠強制手段和非常方法才能解決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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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власть，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рынок в 1920-1923 гг.[Текст]/Л.Н.Суворова//Нэп в контексте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а[Текст]. - М.，2001-С.57-85.

[9]ИА "Рекс" : Как сегодня можно оценить брежневский период пр а в л е н и я ?，http://ur-2222.livejournal.com/1142694.html

[10]Артем Кречетников：Брежнев: как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превратилась в застой4，10 ноября 2012 в12:18，Русская служба Би-би-си，http://news.tut.by/world/319828.html

[11] СЕЙЧАС НАЧИНАЮТ ЛЮБИТЬ БРЕЖНЕВА ТАК,КАК НЕ ЛЮБИЛИ ПРИ ЖИЗНИ: ГРИГОРИЙ ТРОФИМЧУК，12 ноября 2012 ?10:53，http://www.iarex.ru/news/31040.html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