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戰略、新思維與戈爾巴喬夫時期蘇聯共產黨公信力的喪失

戈爾巴喬夫時期，蘇共制定加速戰略，優先發展重工業，造成面包短缺﹔禁酒運動和反對非勞動收入限制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在經濟改革沒有取得顯著成效的情況下，蘇共提出新思維，實行“公開性”和“民主化”，使社會主義民主演變為資產階級民主，蘇共蛻變為社會民主黨，從而斬亂了維系蘇聯統一的紐帶，民族沖突爆發，蘇共公信力由此完全喪失。

一、加速戰略畸形發展，導致面包短缺，喪失了公信力的經濟基礎

由於蘇聯卷入規模空前的軍備競賽，國民經濟畸形發展，輕工業和農業十分落后。戈爾巴喬夫上台后，蘇共提出加速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方針，即“加速戰略”。解決食品問題是蘇聯加速戰略的一個重要任務。為了提高農民的勞動積極性，蘇共二十七大決定擴大集體農庄和國營農場的經營自主權，規定集體農庄和國營農場在完成國家的產品收購計劃后，可以自行處置剩余產品。這些產品既可以出售給國家，也可以在集體農庄市場上銷售，還可以做其他用途，包括用於私人創業。在蘇共二十七大前后，蘇聯大力發展農業集體承包制度，農業中的作業隊承包、家庭承包和個人承包等多種形式的承包，從邊遠地區推廣到全蘇各地，承包者享有充分的經營自主權，可以自行決定勞動力、資金和報酬分配等問題，無須區組織和農庄、農場領導人發布命令，也不用再對工作進程實行嚴格的監督。反映農村家庭承包狀況的電影紀錄片《阿爾漢格爾斯克的庄稼漢》在電視台播放后，引起觀眾的熱烈反響。1986年，蘇聯谷物產量比上一個五年計劃的年平均指標增加近3000萬噸，增加了17%﹔土豆增加了近900萬噸，增長了11%﹔甜菜增產了近300萬噸，增長4%﹔肉類增產150萬噸，增長9%﹔奶類增產650萬噸，增長7%﹔蛋增產了近60億個，增長8%。^[1]這是蘇聯農業自1979年以來取得的最好收成。

但是，蘇聯加速戰略的重點是優先發展機器制造業。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二十七大報告中強調，蘇聯經濟的增長速度取決於機器制造業，因為實現加速戰略需要依靠科技進步，而“恰恰是機器制造業使基本的科學技術物質化，制造出那些決定國民經濟其他部門進步的新的勞動工具”^[2]。為了保証機器制造業的發展，蘇聯第十二個五年計劃（1986~1990年）規定，對機器制造業的投資增加80%，大大高於國家計劃投資總額的增長率（36%）。蘇聯機器制造部門突然得到大量的資金，繼續生產陳舊的機器和設備，擠佔了發展農業和輕工業的資金，加重了通貨膨脹的壓力。1986年和1987年，蘇聯甲類工業在工業中的比重分別是75.3%和75.1%，不僅超過了1970年的73.4%和1980年的73.8%，而且超過了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的最高水平74.9%，明顯高於西方國家的同期水平（1986年美國為65.5%，日本為66.6%）。1988年，蘇聯農、輕、重總產值之比是1：1：3，而中國當是時2：3：3。^[3]長期以來，蘇聯國民經濟結構不合理，生產資料部門增長的速度遠遠超過消費品工業的增長速度，市場總是處於供不應求的短缺狀況。但是，蘇聯加速戰略重蹈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覆轍。1989年蘇聯的1200種生活消費品中有1150種供應不足，36個大城市又一次實行憑卡限量供應制度。^[4]

蘇聯過去的經濟改革局限於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分權上，始終沒有脫離計劃經濟的窠臼。蘇共二十七大召開以后，以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為中心內容的經濟改革試驗在蘇聯大規模地展開，國家隻規定企業上交的利潤定額、產值每增加1%的工資基金增長定額、物質鼓勵基金增長定額、社會文化措施和住宅建設基金增長定額、生產和科技發展基金定額等五項控制性指標，企業根據自身在批發交易訂貨會上與商業組織簽訂的合同自行制訂生產計劃。這項改革試驗使參加改革試驗的企業加強了遵守合同的紀律，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都有所提高。1987年6月，蘇共中央召開六月全會，決定把企業和聯合公司作為經濟改革的出發點，建立自負盈虧、自籌資金和完全經濟核算的現代化經營機制。自負盈虧，就是企業必須用自己的收入來補償生產支出，國家撥給企業投入生產的資金要在一定的期限內償還。自籌資金，就是企業擴大再生產的資金要靠自己來籌集，包括向銀行貸款，國家不再為企業的基本建設進行撥款。完全經濟核算，就是企業的一切費用，包括職工的勞動報酬、擴大再生產以及企業社會發展所需的投資，都將依靠企業掙得的利潤來解決。企業民主管理則是實行經濟改革、調動職工勞動積極性的決定性條件。自負盈虧、自籌資金、完全經濟核算，再加上自我管理，被概括為“三自一全”的企業經營機制。戈爾巴喬夫說：“這大概是繼1921年列寧實施新經濟政策以后改造經濟體制的最宏偉、最徹底的綱領。”^[5]

1988年1月1日，《蘇聯國營企業（聯合公司）法》生效。全蘇22個工業部所屬的企業和聯合公司實行新的企業法，這些企業的生產總值佔全國工業總產值的60%。國家取消對企業的指令性指標，僅通過指導性的控制數字、長期穩定的經濟定額、國家訂貨、限額等四種宏觀調控手段引導企業的活動朝著整個國民經濟目標的方向前進。但是，蘇聯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向新的企業經營機制的轉變決非一蹴而就的事情。由於許多企業的產品質次價高，不能適應市場的需求，就以追求和完成國家訂貨為生產目的，國家訂貨成為變相的指令性計劃，使企業的經營自主權落空。1988年初，蘇聯大多數企業的國家訂貨達到企業產量的95%~100%，遠遠超過國家規定的50%~70%。蘇聯經濟體制改革在事實上就陷入了空轉狀態。

禁酒運動和反對非勞動收入，也是蘇共加速戰略的重要內容。過度酗酒是俄羅斯民族多年的積弊。20世紀80年代初，蘇共中央收到大量母親和妻子的來信，反映她們的兒子和丈夫因酗酒而喪失生命、虐待兒童等現象。蘇共二十七大把反對酗酒和非勞動收入寫入新修訂的《蘇聯共產黨綱領》：“黨認為，徹底和堅決地鏟除違反勞動紀律、貪污盜竊、投機倒把、不勞而食、酗酒和流氓活動、私有心理和貪婪行為，阿諛奉承和奴顏婢膝這些現象具有首要意義。”^[6]於是，大規模的禁酒運動在全國開展起來。國家規定每年逐步降低酒的產量，各種酒類開始從商店撤下來，政府舉行的宴會上也不准上酒。禁酒運動確實取得了一些成績，出生率提高了，死亡率下降了，這在很大程度上與反酗酒運動有關。但是，復雜的社會問題並非簡單的行政手段可以解決的。禁酒運動打擊了生產果酒的廠家和葡萄種植業，但私人釀酒業卻泛濫起來，並導致對食糖、果汁和果醬等釀酒原料需求的擴大，從而造成市場供應的緊張以及排隊購物現象的進一步增加。“人們開始明白，做法過於倉促了，還沒有學會擺脫老毛病，隻靠行政手段的壓力，不輔以足夠的教育方法和組織有益於身體的休養是不會帶來預期結果的。”^[7]1988年9月，蘇聯部長會議決定全國恢復酒類生產。於是，轟轟烈烈的禁酒運動匆匆收場。

1986年5月，蘇共中央、蘇聯部長會議和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發布《關於加強反對非勞動收入的斗爭的措施》，指出非勞動收入就是對社會無益的收入，包括盜竊、投機倒把、貪污以及從事法律所禁止的副業等等。根據這個規定，凡是在市場上出賣不是生產該產品的人，即犯有投機倒把罪。農民在市場上販賣西瓜、土豆等產品均需持有集體農庄的生產証明。列寧指出：“投機倒把活動，如果從政治經濟學意義上來理解，那它和‘正當’貿易就區分不開來。貿易自由就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就是投機倒把，無視這一點是很可笑的。”^[8]由於蘇共對“非勞動收入”認識不清，限制了生產者勞動的積極性，阻礙了商品交換和商品經濟的發展。正是戈爾巴喬夫時期實施加速發展戰略，脫離實際，欲速則不達，經濟陷入困境，黨的公信力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完全喪失。

　　二、新思維使社會主義民主演變為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喪失了公信力的政治基礎

由於加速戰略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戈爾巴喬夫就把改革的重點從經濟領域轉向政治領域。1987年1月，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中央一月全會上指出，蘇聯社會形成了限制社會經濟發展和改造的阻礙機制。為此，蘇聯需要對政治、經濟、社會領域和精神領域進行全面和深刻的改革，“堅決克服停滯不前的過程，打破阻礙機制，建立加速蘇聯社會的社會經濟發展的可靠而有效的機制”^[9]。1987年11月，戈爾巴喬夫應美國出版商之約而寫了《改革與新思維》一書，全面系統地闡述了蘇聯改革的緣起、總構想和最終目標。

關於改革的緣起。戈爾巴喬夫認為，從20世紀70年代后半期開始，蘇聯社會形成了一種阻礙機制，使蘇聯在十月革命、頭幾個五年計劃、衛國戰爭和戰后復興年代所培育的社會主義精神漸漸淡薄，社會道德水平下降，國家處於瀕臨危機的狀態。關於改革的總構想，戈爾巴喬夫認為，改革的總構想就是打破阻礙機制，建立加速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機制﹔全面發揚民主和自治，尊重人的價值和尊嚴﹔放棄行政命令手段，普遍採用經濟的管理方法﹔優先發展社會領域，關心個人和社會的精神發展﹔實現社會公正原則，克服勞動報酬的平均主義。關於改革的最終目標。戈爾巴喬夫認為，改革的最終目標就是深刻地革新蘇聯經濟、政治和道德生活的各個方面，使蘇聯具有最現代的社會組織形式。最后，戈爾巴喬夫指出了新思維的哲學基礎就是人道主義：“新思維的核心就是承認全人類的價值觀的優先地位，說得更確切些———承認全人類的生存。”^[10]

戈爾巴喬夫是蘇聯20世紀60年代成長起來的一代人，曾經出席了蘇共二十二大，深受解凍思潮中的人道主義的影響。伴隨著資產階級的壯大而興起的人道主義思想鼓勵人們追求物質和精神的滿足和享受，反對禁欲主義﹔主張實現人的解放，破除束縛人的自由的一切限制﹔主張普遍的平等，反對人對人的壓迫。這種看似關懷每一個人的解放的人道主義思潮成為新興資產階級反對封建貴族特權的一面旗幟，曾經推動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但是，人的解放程度，取決於社會經濟基礎以及政治上層建筑的發展程度。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裡，人道主義隻能反映了資產階級的發展要求，在本質上是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此進行了深刻地批判：“‘正義’、‘人道’、‘自由’、‘平等’、‘博愛’、‘獨立’……這些字眼固然很好聽，但在歷史和政治問題上卻什麼也証明不了。‘正義’、‘人道’、‘自由’等可以一千次地提出這種或那種要求，但是，如果某種事情無法實現，那它實際上就不會發生，因此無論如何它隻能是一種‘虛無縹緲的幻想’。”^[11]戈爾巴喬夫脫離蘇聯生產力和社會發展水平來追求抽象的人道主義的實現，實質上是要使蘇聯立即進入共產主義並進而使整個共產主義在蘇聯成為現實，因而與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並沒有實質性的區別。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的蘇聯改革，必然導致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改變。

戈爾巴喬夫實現新思維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公開性。1986年2月，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二十七大上指出：“擴大公開性的問題對我們來說是原則性的問題。這是政治問題。不公開就沒有，也不可能有民主、群眾的政治創造性及參加管理。”^[12]為了消除妨礙加速戰略的阻礙機制，戈爾巴喬夫在1987年蘇共中央一月全會上號召進一步發揚公開性：“蘇聯社會不應該有不受批評的禁區，這一點也完全適用於輿論工具。”“在黨內，尤其是在中央全會上，不可能有不允許批評的人，也不可能有無批評權利的人。”^[13]在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要求下，過去在蘇聯被禁止放映的影片重新與觀眾見面，幾乎所有持不同政見者的著作都在蘇聯國內得到出版。雷巴科夫於1966年完成的長篇小說《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描述了斯大林時期蘇共的黨內斗爭，虛構了斯大林與基洛夫的矛盾，影射斯大林策劃了基洛夫遇刺事件，由於該作品有損於蘇共的聲譽而不允許發表。1988年，雷巴科夫給戈爾巴喬夫寫了一封信，並寄去了這部書稿。戈爾巴喬夫認為，雷巴科夫的小說有助於鼓勵蘇聯公開性的發展，打破蘇聯社會業已形成的阻礙機制。雷巴科夫這部小說的公開發表，成為一個重大的政治事件，蘇聯掀起了反對斯大林的又一個浪潮。人們由批判斯大林的“大清洗”發展到譴責勃列日涅夫的“停滯時期”，最后發展到全盤否定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在公開性引起的歷史虛無主義浪潮下，蘇共的公信力迅速下降。

戈爾巴喬夫實現新思維的另一個重要手段是“民主化”。蘇維埃起源於1905年俄國革命，是工人和士兵的直接民主形式，其代表可以隨時選舉和更換。十月革命勝利后，蘇維埃成為俄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組織形式。戈爾巴喬夫認為，隨著蘇聯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體制出現，蘇維埃受到了排擠，必須對蘇維埃的活動實行變革，否則，“就談不到任何真正的社會民主化”^[14]。1988年6月28日，蘇共召開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決定蘇維埃代表的選舉將採用差額選舉的方式產生，其中1500名代表根據原有的辦法按地區和民族區選出。另外，還增加由黨組織、工會組織、合作社組織和其他組織的代表大會選出的750名代表。戈爾巴喬夫認為，在蘇聯還沒有實現多黨制的情況下，為各個社會團體確定代表名額將構架起未來議會的基礎，“從原則上講，蘇共放棄壟斷地位的決定及由此而產生的一切后果（多黨體制、准許政治反對派存在等等）都是早已在全蘇第十九次黨代表會議通過的”^[15]。

蘇共第十九次代表會議結束以后，戈爾巴喬夫就立即籌備蘇聯人民代表的選舉。蘇聯人民在經歷“公開性”以后，政治意識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夸大事實、全面否定蘇共的歷史虛無主義浪潮，使蘇共在人民群眾中的信任度大大降低。一批能說會道、投機取巧的冒險家成為蘇聯人民代表，而真正代表廣大人民利益的人卻在競選中紛紛落選。1984年3月第11屆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中，工人、農民和婦女代表分別佔35.2%、16.1%和32.8%，而1989年5月選出的蘇聯人民代表中，工人、農民和婦女的代表分別隻佔18.6%、11.2%和17.1%。^[16]在當選的代表中，雖然蘇共黨員佔85%，但是，蘇共按民族和地區推出的30名地方黨組織領導人都在選舉中輸給了競爭對手。“不應該認為，在選舉中失敗的只是30個具體的人，選舉失敗的正是委托這30個人代表自己的黨。”^[17]那些在與蘇共“黨組織”推薦的候選人的競爭中獲勝的蘇共黨員代表在出發到莫斯科參加會議之前，拒絕了當地黨的領導人“對對表”的邀請。這些代表很快就走上了聯合的道路，開始組織跨地區議員團。

1989年5月25日，第一屆蘇聯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在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上成立的跨地區議員團的第一個重大行動，就是發起撤銷規定了蘇共領導地位的憲法第6條的運動。蘇聯1977年憲法第6條規定：“蘇聯共產黨是蘇維埃社會的領導和指導力量，是其政治制度、國家和社會組織的核心。蘇聯共產黨之存在是為了人民，是為人民服務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起來的共產黨決定社會發展的總的前景，決定著蘇聯的對外、對內政策，領導著蘇聯人民的偉大的創造性活動，使它為爭取共產主義勝利的斗爭具有按計劃的有科學根據的特點。”1990年2月5日，蘇共召開中央全會，民主激進派煽動莫斯科20萬人舉行示威集會，要求取消蘇聯憲法第6條。在民主激進派的壓力下，2月7日，蘇共中央二月全會通過向蘇共二十八大提出的行動綱領草案，准備在蘇聯實行多黨制，並向蘇聯人民代表大會提出修改憲法第6條動議。3月14日，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修改蘇聯憲法第6條，取消了蘇共對蘇聯社會領導的憲法地位。

由於多黨制的形成，蘇聯人民代表大會成了純粹的資產階級議會機構，代表們的各種思想和團體在最高蘇維埃產生和聯合，許多問題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國家政治生活陷入深刻的危機之中，廣大人民群眾的真正利益失去代表，蘇共的威信空前下降。阿斯特拉罕的一個工人小組寫信給蘇共中央委員、蘇聯人民代表羅伊·麥德維杰夫說：“你們是文化人，是聰明人，怎麼能夠不明白———再也不能忍受這樣領導國家了！我們的國家正陷入深淵！為什麼我們這些普通人都明白，也看得見，而你們卻視而不見！要完成繁重復雜的工作，需要預見能力、超越事件能力，駕馭經濟、政治、民族關系等復雜局面的能力。戈爾巴喬夫既沒有聰明才智，也沒有工作經驗，他沒有良心，沒有人格，沒有內在的文化、學識、誠信和公民責任。戈爾巴喬夫的個性是灰色的，5年之中一直都在淺薄地瞎扯，他就像石頭之間的蜥蜴一樣蛹動，國家讓他給搞垮了，遭受掠奪、被人肢解，成了整個世界的笑料。”^[18]黨的公信力賴以存在的政治基礎已經喪失。

　　三、蘇共蛻變為社會民主黨，民族沖突爆發，喪失了公信力的社會基礎

歷史上的俄國是以莫斯科公國為中心發展起來的殖民帝國。從1547年伊凡四世自稱沙皇到1917年尼古拉二世垮台的370年間，歷代沙皇向四周侵略擴張，蠶食鯨吞，使俄國版圖從280萬平方公裡擴大到2280萬平方公裡，原本是單一的俄羅斯民族國家也變成擁有100多個大小民族的多民族國家。以沙皇為首的地主、資本家統治集團的政治壓迫、經濟掠奪和文化摧殘，激起了俄羅斯少數民族英勇頑強的斗爭。十月革命勝利后，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決成為蘇維埃政權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原則。社會主義旗幟促使各蘇維埃共和國走上了進一步聯合的道路。1922年12月30日，蘇聯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宣告由烏克蘭、白俄羅斯、南高加索聯邦和俄羅斯聯邦組成的蘇聯正式成立。經過近七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經濟、文化都取得了巨大進步，並且差距也在不斷縮小。但是，在蘇聯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下，各加盟共和國在經濟、政治、文化建設上必須嚴格按照聯盟中央的指令行事，沒有感受到全蘇統一市場的共同利益。

戈爾巴喬夫上台以后，提出新思維，實行“公開性”和“民主化”，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導致蘇共黨內發生激烈的思想斗爭，黨組織的分裂也隨之而來，出現了民主派、主流派和傳統派等三個派別。1990年7月，蘇共召開二十八大，通過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綱領性聲明，宣布放棄民主集中制原則，取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地位。從此，蘇共已經完全由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蛻變為改良主義的社會民主黨，黨內思想更加混亂，組織更加渙散，戰斗力迅速下降，使維系國家統一的紐帶發生斷裂。

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等波羅的海沿岸國家在蘇聯衛國戰爭前夕加入蘇聯。1987年8月23日，波羅的海三國首都同時發生數千人參加的游行示威和群眾集會，要求公布《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所附秘密議定書。立陶宛的“薩尤季斯（爭取改革運動）”組織在民族主義思潮中發展壯大起來。立陶宛共產黨公開支持“薩尤季斯”的民族獨立運動。1989年12月20日，立陶宛共產黨召開第20次代表大加速戰略、新思維與戈爾巴喬夫時期蘇聯共產黨公信力的喪失·61·2013年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1期會，通過立陶宛共產黨脫離蘇共而獨立的決議，立陶宛共產黨由此而分裂為兩個政黨：立共（獨立派）和立共（蘇共派）。1990年3月，薩尤季斯運動的領導人蘭茨貝基斯當選為立陶宛最高蘇維埃主席，並通過了《關於恢復立陶宛獨立地位的宣言》。1991年1月8日，立陶宛首都群眾分為維護蘇聯統一和擁護分離的兩派，雙方沖突一觸即發。1月11日，立陶宛成立“民族自救委員會”，並向當地駐軍求援，以便恢復社會秩序。1月13日，蘇聯內務部隊與立陶宛民族分離主義勢力發生武裝沖突，造成14名立陶宛人和1名克格勃士兵的死亡。

阿塞拜疆共和國境內的納卡爾諾—卡拉巴赫自治州的大部分居民為亞美尼亞人，原屬亞美尼亞管轄。1921年7月5日，俄共（布）中央將納卡地區劃歸阿塞拜疆管轄。1987年10月，阿塞拜疆決定將納卡州恰爾達赫盧村的一個亞美尼亞族國營農場的部分土地轉交給鄰村阿塞拜疆族國營農場。當地的亞美尼亞人反對這一決定，並與內務部隊發生沖突。1988年2月20日，納卡州蘇維埃通過致蘇聯最高蘇維埃和亞美尼亞、阿塞拜疆最高蘇維埃的呼吁書，要求把納卡州轉歸亞美尼亞。在這一決議被蘇共中央和蘇聯最高蘇維埃否決后，納卡州境內的亞美尼亞族和阿塞拜疆族發生了大規模的武裝沖突，並很快蔓延成為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兩個共和國之間的沖突。蘇共中央更換了這兩個共和國黨組織的領導人，但由於群眾性的民族運動已經滲透到各級黨組織中，兩個共和國黨組織的領導人已經無法控制不斷惡化的局勢。1990年1月13日，阿塞拜疆首都巴庫發生屠殺亞美尼亞人的事件，大批亞美尼亞人開始逃亡。

蘇聯的原加盟共和國阿布哈茲於1931年被降為自治共和國，劃歸格魯吉亞管轄。1989年3月18日，阿布哈茲要求把自治共和國升格為加盟共和國，引起了格魯吉亞民族的不滿。4月4日，格魯吉亞首都第比利斯發生大規模的示威，反對阿布哈茲自治共和國的獨立要求。參加示威活動的群眾在格魯吉亞民族主義組織的操縱下，在政府大樓前靜坐，要求格魯吉亞獨立。4月9日，蘇聯內務部隊用武力驅散了在格魯吉亞政府大樓廣場上靜坐的集會人群，造成人員傷亡。這件事發生在蘇聯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召開的前夕，引起了人民代表的高度關注。蘇聯人民代表組織專門委員會，調查事件的前因后果，要求追究軍方的責任。蘇聯軍隊的威信因此受到極大的損害，而第比利斯非法集會的組織者加姆薩胡爾季阿等人反而逍遙法外，更加肆無忌憚。1990年10月，格魯吉亞民族主義組織“自由格魯吉亞圓桌會議”領導人加姆薩胡爾季阿當選為格魯吉亞最高蘇維埃主席。加姆薩胡爾季阿上台后，推行極端民族主義政策，撤銷南奧梯自治州的行政建制，激發了格魯吉亞民族和南奧賽梯民族的矛盾。1991年1月，雙方發生武裝沖突，傷亡數百人，幾萬人逃離家園，成為難民。

在蘇聯衛國戰爭時期，土耳其梅斯赫蒂族人被遷移烏茲別克費爾干納河谷。1989年5月23日，烏茲別克費爾干納地區的烏茲別克人與土耳其梅斯赫蒂族人發生斗毆，引發了種族仇殺。梅斯赫蒂族人堅決要求返回故鄉，但梅斯赫蒂族人的故鄉早已被別的民族居住。蘇聯政府隻好把一萬多名梅斯赫蒂族人臨時遷往俄羅斯聯邦的斯莫棱斯克、奧爾洛夫、庫爾斯克、貝爾格羅德、沃羅涅日等州。前往烏茲別克處理費爾干納事件的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指出：“費爾干納事件絕不是什麼部分居民搞起來的自發事件。領頭鬧事的是一些具有民族主義情緒的組織。自1988年秋季起，該共和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已開始露頭。”^[19]

蘇聯民族主義的狂飆突起正好與戈爾巴喬夫在1988年6月蘇共第十九次代表會議上提出建設“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目標同時發生。這個現象絕不是偶然的巧合，它們是有內在邏輯聯系的。戈爾巴喬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違背了嚴重違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造成黨內思想混亂，黨組織的戰斗力迅速下降，民族主義趁勢而起，自下而上地展開與蘇共的奪權斗爭。蘇共在民族主義組織的逼迫下，喪失了一個又一個地方政權。蘇聯長期被壓抑的民族問題開始浮出水面，並迅速演化為族際沖突，造成政治局勢的巨大動蕩。從1989年至1990年，蘇聯15個加盟共和國除土庫曼之外，都出現了大規模的民族騷亂，有的還演變為內戰。因民族沖突而死亡的人數達幾千人，傷者近萬人，還有幾十萬難民無家可歸。面對井噴一樣的民族沖突，執政的蘇共束手無策。成千上萬的人背井離鄉，顛沛流離，蘇共殘存的一點威信也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一位中年婦女帶著女兒和外孫女逃離生活了幾十年的中亞地區后，在寫給戈爾巴喬夫的信中悲憤地說：“親愛的米沙，您為我們的國家作了些什麼呢？是因為我們有什麼使您不滿意呢？還是您想作為一個改革家永垂史冊？我們已經絕望了，像野草一樣，被攆得東奔西顛，沒有立足之地，到處受到輕蔑和毆打。我們已經失去一切朋友、財產、家園。請告訴我，我們怎麼生活下去呢？為了維持三歲的外孫女和我們的生命，我們不得不靠乞討為生。如果您還有良心，為什麼您讓人民拋撒這樣多的血淚？眼見他們對未來的憧憬化為泡影！我們怎麼辦呢？我和我的子孫們將永遠記住您和您的子孫們———您對我們太好啦，您對全國人民太好啦！”^[20]

注釋：

[1][9][13]（蘇）戈爾巴喬夫：《戈爾巴喬夫關於改革的講話（1986年6月—1987年6月）》，蘇群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7-138頁，第133頁，第161頁。

[2][6][12]（蘇）《蘇聯共產黨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主要文件匯編》，辛華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頁，第375頁，第80頁。

[3]郭飛：《蘇聯的“加速戰略”及其主要缺陷》，《中國金融學院學報》1995年第4期。

[4]曹長盛、張捷、樊建新：《蘇聯演變進程中的意識形態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6頁。

[5][10][14]（蘇）米·謝·戈爾巴喬夫：《改革與新思維》，蘇群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8年，第22頁，第126頁，第93頁。

[7]（俄）葉·庫·利加喬夫：《警告》，錢乃成等譯，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330頁。

[8]列寧：《列寧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17頁。

[1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25頁。

[15]（俄）米·謝·戈爾巴喬夫：《戈爾巴喬夫回憶錄》（上卷），述弢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575頁。

[16]趙龍庚：《蘇聯權力結構的變革及其產生的問題》，《蘇聯研究》1991年第3期。

[17]（俄）雷日科夫：《大動蕩的十年》，王攀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第519-520頁。

[18]（俄）羅伊·麥德維杰夫：《蘇聯的最后一年》，王曉玉、姚強譯，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30頁。

[19]（俄）雷日科夫：《大國悲劇———蘇聯解體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年，第90頁。

[20]（俄）瓦列裡·博爾金：《震撼世界的十年：蘇聯解體與戈爾巴喬夫》，甄西譯，北京：昆侖出版社，1998年，第300頁。

（作者單位：湖南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