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維護穩定舉措分析

勃列日涅夫時期被認為是蘇聯歷史上最為穩定的時期，同時也是蘇聯矛盾與問題積累最多的時期。勃列日涅夫平庸無才，愛好虛榮，貪圖安逸，在思想理論上保守僵化，在赫魯曉夫改革成果、石油漲價和蘇聯幾十年國防實力發展積累等多重因素作用下，勃列日涅夫統治中期蘇聯的國力達到鼎盛，蘇聯在核武器上實現了與美國的戰略平衡，成為令世界膽寒的超級大國。與波瀾起伏的赫魯曉夫時期相比，勃列日涅夫時期又被認為是蘇聯歷史上最為穩定的時期，穩定的表象背后卻積累了許多矛盾與問題。“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是蘇聯由盛轉衰的一個關鍵性轉折時期。”^[1]827蘇聯由興盛走向衰亡，與勃列日涅夫不思改革和進取有直接關系。蘇共的政策出發點是逐步取消赫魯曉夫的改革措施，恢復了斯大林時期的做法，努力維持現狀，有歷史學家用的詞是“黨追求安靜”。勃列日涅夫諱言改革，這一時期為不久后的蘇聯解體准備了土壤和條件。

一、通過干部隊伍的穩定保障自己權力的穩定

赫魯曉夫時期搞干部任期制和更新制，使許多黨政官員感到權力受威脅，這是他們聯合起來通過“宮廷政變”把赫魯曉夫趕下台的重要原因。勃列日涅夫吸取了赫魯曉夫的教訓，通過對干部的收買換取自己權力的穩定。勃列日涅夫與各部門、地方上的領導干部之間在維護各自權力和利益的基礎上形成了某種默契。勃列日涅夫需要保持各部門和地方干部的穩定，允許他們在所轄部門和地區享有很大的權力，以換取他們的支持﹔這些黨政大員則需要勃列日涅夫這樣平庸的領袖在台上，以維護自身的權力和利益。勃列日涅夫降低監察機關的作用，為地方大員謀私利提供條件。許多州委書記、部長、黨和蘇維埃機關的負責人佔據自己的職務達15年－20年之久。官僚階層實現了穩定，其利益日益膨脹，他們的利益進一步得到固定化、規范化和制度化，他們因此對最高領導人感恩戴德，成為勃列日涅夫集團的堅定擁護者。

蘇聯形成了逐級授權制，對於中央一級的領導而言，“主要取決於與某些政治局委員和列昂尼德·伊裡奇本人的關系。這種規矩(確切說是無規矩)必然要加重地方領導人對中央和莫斯科領導機關的依賴性。就問題的實質而言，一切都取決於個人的好惡程度。”^[2]25－26勃列日涅夫盡量提拔一些親信，目的是為了防止別人再用當年趕赫魯曉夫下台的辦法來對付他本人。“勃列日涅夫親自挑選各共和國黨組織第一把手，直到他還能做得到這一點為止﹔共和國第一把手按程序任命下級黨組織領導，而這些領導接過接力棒，按個人看法喜好首先任命晉升黨內有職務的下屬。按照這個原則去選拔‘絕對可靠’和對其忠誠的人。”“涉及任命黨內高級職務，候選人先要和兩到三位政治局委員談話，然后和分管干部的中央書記談話，最后勃列日涅夫則親自約見談話。交談之后在書記處和政治局例會上對被提名的候選人進行討論。中央全會只是辦理由上面發來的任命書，全會並不負責討論審定。”^[3]38在這一嚴格的干部制序列裡，沒有民眾的地位，地方大員的權力直接來自於勃列日涅夫本人，他們當然要忠實於總書記。這一制度帶來了嚴重后果，用學者阿爾巴托夫的話說：“這種專政最沉重、時間最長的后果之一，正是在於它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內把國家置於軟弱無能的領導之下，它消滅了千百萬的優秀的人，使社會機體失血過多。它同時又建立了切斷一最能干和有才華的人的發展道路，卻保証那些平庸之輩和無原則的鑽營之徒(他們隻善於爭權奪利，搞陰謀，但不善於領導一個復雜的國家和解決國家出現的問題)飛黃騰達、官運亨通的制度。”^[4]163勃列日涅夫時期的領導層威信降低了，民眾編了許多政治笑話來譏諷他們。

任人唯親、裙帶關系迅速發展。以前黨的工作人員、國家工作人員和經濟界的領導人大多數都來自業務能力表現突出的普通民眾，但在勃列日涅夫時期，精英的增補通過特殊的選拔和培養干部的系統：高級黨校、團校、工會學校、社會科學學院、國際關系學院進行的，進入這些學校隻能靠有影響的官僚的推薦，直接取決於領導者個人喜好和政治考慮，業務素質很少被考慮，正直性和原則性通常最有可能成為升遷的障礙，許多地區同鄉關系和裙帶關系惡性發展。長官的子女及其親屬獨立生活后一開始就處於特殊的地位，勃列日涅夫的兒子是外貿部第一副部長，女婿是內務部副部長，連襟領導著機器制造部。拉希多夫在烏茲別克斯坦當政20多年，該共和國的黨、政、經和政法部門全部都是他的親信，僅在烏茲別克斯坦共產黨中央機關，他的親屬就達14人之多。“中央組織部只是大致定出蘇共的結構、它的關鍵部門，具體事情都由地方領導去做。出於自身的利益，他們挑選‘侍從’都是首先能夠幫助他們在例行的黨的選舉中保住職位的人，思想性、誠實、不妥協精神等常常被置於次要地位。人們看到了這一點，他們對那些不稱職的工作人員常常被突然提升為‘領導’感到氣憤，由此產生的后果是許多黨組織的威信下降，對許多共產黨員形成了不好的看法。”^[5]392各級黨委書記具有絕對的權力，經常包辦代替蘇維埃機關、經濟機關和社會組織的工作，他們的權力來源於上邊，隻知道完成上邊布置的任務，對於黨組織、黨員、民眾的要求他們並不關心。對於蘇聯體制存在的問題，蘇共的領導人也看到了，安德羅波夫曾說：“任何社會都有缺陷。如果說起社會主義社會，那麼它最大的缺陷就是沒有章法，主要是沒有挑選和提拔干部的客觀標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假如撇開相當小一部分大財團的繼承不談，那麼就是在競爭對手斗爭的基礎上對領導人實行自然淘汰。我們有很多主觀主義的東西，往往根據發布的口號，甚至根據政治蠱惑來進行評價。”^[6]198任人唯親，忽視了職業技能，使許多無能之輩能夠升到高位，大大損害了蘇共的形象，蘇共越來越與民眾格格不入。正是在這種條件下，部門主義和地方主義日益發展起來，互相縱容包庇、貪污腐化等不正之風也日益發展。

干部等級特權十分明顯。處於這一序列中的官員為了得到更多的物質享受，隻能想辦法討好上級，以取得升遷的機會。“政治局成員處在上層。中間一級是候補委員們。第三級是書記們。對於他們，所有一切都是一成不變的：在各種主席團會議上誰與誰並排就座，登列寧陵墓觀禮台時誰走在誰的后邊，誰主持什麼樣的會議，誰有權拍下什麼樣的照片。已經不必說誰有什麼樣的別墅，有多少侍衛和轎車是什麼牌子的。不知道是誰、什麼時候確定了這一鐵的序列”。^[7]28蘇聯干部的特權嚴格按級別執行，已經完全制度化了，不同級別的干部，享受不同的政治和物質待遇，他們有特供商店，有特殊的醫院，他們的子女可以進入更好的大學學習，像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這樣的高校，普通百姓的子女很難進去。

在勃列日涅夫干部穩定政策下，蘇聯形成了典型的“老人政治”。1981年3月蘇共二十六大上選出的14名政治局委員，60歲以下的隻有2人，70歲以上的竟有8人，佔一半以上。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平均年齡也達到了67歲，部長會議領導層的平均年齡達到了68.1歲。這些老人越來越遠離現實世界，對現實社會存在的矛盾和問題視而不見，當時蘇聯社會流傳著一個笑話：一群蘇聯領導人舒舒服服地坐在一輛靜止不動的火車車廂裡，他們放下窗帘，把假裝搖晃的列車當成正在行駛的列車。“在‘成熟社會主義’時期，蘇聯社會好像一場聲勢浩大的列隊行進，人們全都蒙上眼睛，由一些瞇著眼睛、自己都不知道去向何方的向導引領著，向導不時高喊雄糾糾氣昂昂的口號，並要求大家齊聲高呼‘烏拉’。”^[8]102蘇共這些行將就木的領導人，採用這種掩耳盜鈴的方式統治著世界上領土面積最大、民族最多、問題最復雜的國家，穩定隻能是表象，國家的結局注定是悲劇性的。

二、增強克格勃的作用，扼殺新思想

勃列日涅夫結束了赫魯曉夫時期相對寬鬆的氣氛，重新加強思想專制。由於蘇聯所建立的政治經濟體制遠離社會主義的目標和原則，蘇聯社會的有識之士，特別是一些知識分子開始提出質疑，他們依據馬克思和列寧等經典作家所闡述的社會主義原則和世界發展的現實，指出蘇聯社會存在的種種問題，這是蘇共不能容忍的。同時，民眾的不滿也在積聚，群體事件也時有發生。對社會存在的不滿和異議，蘇共採取了強力壓制的辦法。

1966年9月15日，政治局通過決議，對刑法第190條作了三項增補：一是“以口頭形式散布詆毀蘇聯國家和社會制度的明顯謊言，以及書面形式創作同樣內容的作品，處以剝奪三年以下的自由，或勞動營改造一年，或處以100盧布的罰款”﹔二是侮辱國旗和國徽者將受到懲處﹔三是對組織和參加破壞社會制度的集體行動者進行懲處。這種沒有明確規定的法律，“為對犯罪的解釋留下了廣闊的天地，讓克格勃得以為所欲為。現在持不同政見者成了主要敵人——這就是那些正直和有思想的人，民族的良心，捍衛民主理想、人權、公民權利的人。”^[9]23克格勃採用一整套手段嚴密監視一切有違上述規定者。如何判定是否詆毀了蘇聯國家和社會制度，不是依據法院對犯罪事實的認定，而是依據克格勃提交的報告，克格勃在黨和國家中的作用明顯加強，成了令蘇聯人畏懼的機關。1967年初，在原俄羅斯聯邦刑法第70條的基礎上，增補第9章關於反社會秩序罪，專門針對進行“思想顛覆”的“罪犯”，這類“罪犯”，或被關進特種勞改營，或被送進“精神病院”，或被“剝奪蘇聯國籍”驅逐出境。“社會隔離、由這方面的專家精心組織的誣蔑、旨在完全毀壞一個人名譽的密集的指責、打入‘精神病院’、驅逐出國和剝奪公民權，等等。不消說同樣使用了逮捕和審判，但畢竟是在有限的范圍內。”^[4]316摧毀捷克斯洛伐克改革后，蘇聯國內教條主義和保守主義佔了上風，意識形態工作進一步強化了，勃列日涅夫要求“加強對發表的東西、出版的東西進行監督，應當加強對我們工作中的意識形態方面的監督”。^[10]1261977年蘇聯憲法還強化了黨的機關的作用，結果，蘇共“完全實現了蘇聯上層集團獨自地、不受監督地對蘇聯公民精神和物質生活的各個方面進行控制的要求，同時對所有人都看到的各種矛盾置之不理。”^[11]1761967年7月，針對“組織反間諜工作與境內的意識形態破壞活動作斗爭”，成立了克格勃第五局，該局被賦予了相當大的權限：一、組織揭露和研究可能被敵人用於意識形態破壞活動的工作﹔二、揭露和鎮壓反蘇、民族主義和宗教教派分子的敵對活動，以及預防群眾性無序現象﹔三、研究並偵察敵人、國外反蘇移民和民族組織的意識形態中心﹔四、在蘇聯外國留學生中開展反偵察工作，監控根據蘇聯文化部和創作組織協議來蘇聯的外國代表團和組織。^[12]713該局成立時有6個處，到1982年擴大到14個處，克格勃已經滲透到了蘇聯社會肌體的各個環節。1967－1975年，有1583人因反蘇宣傳和鼓動罪被判刑。^[13]88安德羅波夫把“反蘇宣傳和鼓動罪”看成是特別危險的國家犯罪，維護政權的利益被置於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之上。維護意識形態的純潔性成了克格勃的一項主要工作。

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克格勃的作用明顯加強。克格勃領導的政治地位加強了，1967年，安德羅波夫接替謝米怡斯內伊任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主席，並成為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73年5月，克格勃主席安德羅波夫當選為政治局委員，這是貝利亞被消除以來克格勃主席首次進入政治局，三位克格勃副主席成為中央候補委員。與此同時，蘇聯各加盟共和國、州和市的克格勃機構領導人也都進入同級黨的機關。1978年克格勃從蘇聯部長會議國家安全委員會升格為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實際上隻對蘇共中央政治局負責。正如美國學者約翰·巴倫所說：“克格勃的活動，與其說是為著蘇維埃國家，倒不如說是為了共產黨，更確切地說，是為了統治黨的少數人集團。克格勃是黨的統治者們強行達到目的時的劍，同時，又是他們免遭反擊的盾。從過去到現在(按：指勃列日涅夫時期)，黨的少數統治者們完全依賴克格勃提供力量和保護，因而使克格勃具備了作為一個秘密組織所少有的許多特征。正因為保持權力全靠克格勃，所以蘇聯領導人才把任何一個組織從未得到過的資金、任務和權限集中賦予它。”^[14]14“黨和克格勃之間的關系已經密切到了如此程度，就如同同一物體的兩面。”^{[15]155－156}正是因為克格勃全面介入國內政治生活，使其成了最不受民眾歡迎的機關，在改革年代遭到了嚴厲批評。

勃列日涅夫為斯大林樹起了塑像，他不能容忍對斯大林時期錯誤的揭露，重新掩蓋歷史錯誤，美化斯大林。在1966年11月10日政治局會議上，勃列日涅夫和政治局委員們大談赫魯曉夫時期的意識形態工作的缺點和錯誤，批評當時活躍的知識分子，贊賞《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反對“篡改”歷史，他對1962年發表的《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表現出不能容忍的憤怒。他說：“至今為止確實誰也沒有站出來從黨的立場出發批評伊凡·杰尼索維奇(指小說《伊萬·杰尼索維奇的一天》——引者注)這一本書，批評西蒙諾夫的某些觀點，批評在我國出版的、包含嚴重錯誤的大量回憶錄。”^{[10]117－118}波德戈爾內也迎和勃列日涅夫，批評赫魯曉夫說：“關於伊萬·杰尼索維奇，我們爭辯了多少次，讀了多少次，而他卻支持所有這些勞改營文學。當然，肅清中央十月全會前10年間發生的所有錯誤需要時間，這也是對的。但是，我認為，說現在該是做些什麼，該是對於具體工作部門追究責任的時候了，也是正確的。”^[10]121此后，揭露斯大林時期社會黑暗面的作品不能在蘇聯出版了，1969年11月4日，索爾仁尼琴被梁贊州作家協會開除，索爾仁尼琴並不屈服，繼續自己的創作並把作品拿到國外出版，1974年2月他被剝奪蘇聯國籍並被驅逐出國。在這種高壓氣氛下，總結歷史經驗、探索社會主義建設新路成為不可能。一些要求重新探討十月革命的性質與意義、研究工業化問題、重新閱讀馬列著作、重新審視蘇聯歷史的學者受到沖擊。克格勃對妨礙蘇共意識形態純潔者進行監控，1967－1970年受監控的人達58298人，1971－1974年被監控的人有63108人。^[16]2161969年4月29日，克格勃首腦安德羅波夫向蘇共中央提交了擴大專門精神病治療醫院數量的報告，並賦予其“保衛蘇聯國家和社會制度”作用，蘇共中央政治局和部長會議據此通過了專門的決議。

濫用精神治療手段懲治持不同觀點的人，是勃列日涅夫時期的突出特色。勃列日涅夫時期在政治案件中廣泛利用精神病學，令人發指。1977年據兩位西方學者的統計，“在這一年，至少365個心智健全的人由於政治原因被定為瘋子受到治療，而且肯定不止幾百人。”^[17]600勃列日涅夫執政初期，蘇聯共有專門精神病治療醫院3家，從1967年到1974年，短短7年時間，增加到了11家，截至1982年，達30家之多。^{[18]188－189}濫用精神病療法成為20世紀70年代蘇聯鎮壓政治異見者的萬能工具，一旦某人被確定為精神病人，那麼他隻有在寫下承認自己“患病”、進行過“違法活動”的書面材料后，才有可能被承認治愈出院，這種治愈診斷並不是由精神科醫生作出的，而是由克格勃機構作出的。對於有世界性影響的薩哈羅夫院士，1980年1月3日政治局會議決定剝奪其院士稱號並將其逐出莫斯科，流放到對外國人不開放的高爾基市。蘇共的高壓政策取得了一定效果，到80年代初，“由於500多位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的積極分子被逮捕，持不同政見者一時群龍無首……持不同政見者運動出現了明顯的衰落趨勢。”^[19]988但這種壓制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一旦體制放鬆，其反彈的力度更大。

三、提高軍警的地位，壓制民眾的不滿

1966年7月26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發布《關於對流氓行為加強管理的條例》，實際上把許多民眾不滿當局的事件都歸入了流氓行為之列。為了快速處理各地出現的這種不滿行為，條例決定縮短對輕微流氓案件的材料審查期限，擴大警察局採用罰款等措施的權限，警察的作用明顯增強，警察局在處理群體性事件中負主要責任。蘇聯政府於1966年7月恢復了被赫魯曉夫取消的蘇聯內務部，起初稱社會治安部，1968年11月恢復內務部的舊稱，原來分散到各加盟共和國的警察指揮權重新收歸聯盟中央。

這一措施實施后，1967年上半年和1966年下半年相比，刑事流氓案件下降了20.2％，輕微流氓案件下降了24.1％。為了預防在一些大城市發生群體性事件造成不良影響，1966年8月蘇聯部長會議頒布特別政府令，加強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和莫斯科州的身份証管理制度。如果某人的身份記錄上有參加過宗教聚會活動、游行活動和其他的觸犯法律規定的活動以及參加過擾亂社會治安的街區聚會游行活動記錄的，進入上述地區時將受到限制。

由於1962年蘇共動用軍隊鎮壓了新切爾卡斯克事件，有7人被處死，多人被處以嚴重刑罰。這一做法在勃列日涅夫時期起到威懾作用，這一時期沒再發生像新切爾卡斯克那樣的大規模群眾示威抗議事件。勃列日涅夫時期的大規模群眾性不滿騷亂事件共有9次，相當於每兩年就發生一次。在這9次事件中有7次發生在1966年到1968年之間。比較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時期的大規模群眾不滿事件，勃列日涅夫時期爆發的群眾不滿事件少於赫魯曉夫時期(1957－1964年赫魯曉夫時期共發生了11起)，赫魯曉夫時期處理群眾不滿事件更多的是使用武力(11起事件中有8起使用武力平息)，勃列日涅夫時期處理群眾不滿事件的方式更溫和些，9起事件中隻有3起是用武力平息的，共造成了264人死亡和71人受傷。^[20]518

警察的粗暴執法，引起了民眾的強烈不滿。1967年5－6月間，在哈薩克斯坦的齊姆肯特和吉爾吉斯共和國首府伏龍芝(現在的比什凱克)爆發了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最大的群眾性不滿事件。在伏龍芝，示威者搗毀並焚燒了市警察局和兩個區警察分局。在齊姆肯特，示威者圍攻了市警察局辦公大樓、州裡的其他社會治安管理機關和偵察監管機構。事件的起因源於齊姆肯特的警察局工作人員在辦案過程中打死了司機奧斯特羅烏霍夫，在伏龍芝同樣是因為士兵伊斯梅洛夫被警察毆打致死。1000多人參加了齊姆肯特事件，在事件平息過程中使用了武力，造成了7人死亡，50人受傷，最后有47人被判刑。

勃列日涅夫時期是蘇聯軍事力量發展最強的時期，蘇聯在軍事力量上實現了與美國的戰略平衡，軍人和軍工企業領導人的地位也空前提高。勃列日涅夫停止了赫魯曉夫時期開始的裁軍，擴大了蘇軍的規模，到1971年蘇軍已經達到337.5萬人。軍人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也大大提高了，在1976年3月舉行的蘇共二十五大上，有21名將領當選為中央委員，10名將領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中央委員中有55％的人曾在軍隊或與軍事工業相關的部門工作過，勃列日涅夫、烏斯季諾夫都曾長期領導軍事工業，軍隊的上層人物都在黨內擔任重要職務，國防部長是政治局委員，國防部的副部長、各兵種的司令員、各主要軍區的司令員等基本上都是中央委員，軍事工業綜合體的領導人與他們緊密配合，對國家的決策發揮著重要影響。他們往往從部門利益出發，積極推動蘇聯擴軍備戰。正是由於他們的強勢，蘇共提出的擴大消費品的生產，走集約化經營之路，完全成了一紙空文。與國防和軍事工業繁榮相比，蘇聯的消費品生產嚴重不足，民眾購物排隊的時間越來越長。

對於蘇聯社會存在的問題和國家發展的狀況，最高領導人無動於衷。從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情況可見一斑。在1980年1月3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勃列日涅夫讓契爾年科回顧總結政治局過去一年的工作。契爾年科報告說，過去一年政治局召開了47次會議，研究了450個問題，通過了4000份決議，其中有關黨組織問題的14個，意識形態工作的46個，軍事和國防工作的227個，工業和交通的159個，外交和外貿的1845個，國民經濟計劃的11個，干部問題的330個，政府頒獎問題的927個……沒有人感到不安和擔心，當時正在進行阿富汗戰爭。契爾年科強調中央全會是高度團結的，得到與會者的贊同。安德羅波夫發言說：“這個結論完全正確，各次全會確實是在完全一致的氣氛中開的”。佩爾謝說：“決議也都是一致通過的”。契爾年科接著報告說，中央書記處共舉行了51次會議，通過了1327個決議。蘇斯洛夫和安德羅波夫插話說：“不只是政治局會議，書記處會議也完全是團結一致的”。^[13]35－36勃列日涅夫看重的是黨內的團結和對其地位的認同，他以為有龐大的軍隊和警察隊伍，蘇共就可以安枕無憂了。

四、利用石油美元改善民眾生活。掩蓋體制存在的矛盾與問題

十月革命已經過去50多年了，蘇共改善人民生活的許諾並未變成現實，勃列日涅夫時期比前一時期更感到了人民群眾要求提高生活水平的壓力，也受到世界科技革命浪潮的沖擊，蘇共二十四大和二十五大提出的經濟發展戰略，都把不斷提高人民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放在重要地位。在制定1966－1970年第八個五年計劃時，蘇共提出：“黨把人民的福利看得高於一切，因而在新的五年計劃中，對這項任務給予很大的注意。過去，為了求得重工業的高速度發展，我們不得不有意識地限制自己的需求。現在我們擁有雄厚的生產力，它能夠更快地推動那些直接滿足勞動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和其他需要的社會生產部門。”^[21]59－60計劃規定的兩大部類的增長速度接近。計劃執行的結果：工業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率是8.5％，其中甲類產品增長率為8.6％，乙類產品增長率為8.4％。^[22]126兩類工業的增長基本實現了平衡，這應該是個積極的變化。1970年通過的第九個五年計劃，規定五年內整個工業增長47％，其中甲類工業增長46.3％，乙類工業增長48.6％，但是這一計劃並未實現。

這一時期蘇聯也調整了農業政策，如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穩定計劃、減低農業稅率、放寬對宅旁園地的限制，改變了長期搜刮農民的政策﹔從1966年2月1日起，在集體農庄推行“有保障的勞動報酬制”，即由國家擔保為庄員月預支勞動報酬，年終結算，並在集體農庄實行退休金、殘廢優撫金、喪失贍養人優撫金等社會保障制度﹔改變了不肯為農業花錢的傳統，加大了對農業的投資，這對發展農業生產和提高農民的生活起了積極作用。蘇聯職工的月平均工資，1965年為96.5盧布，1981年增至172.7盧布，增長79％﹔集體農庄庄員的月平均勞動報酬，1965年為51.3盧布，1981年增至120.6盧布，增長140％。^[23]31

但蘇聯不是靠改善經濟狀況，而是靠出賣原材料來解決民眾生活的。1970－1985年，原料和能源在蘇聯出口中的比重從15％上升到53％，在整整10年的時間裡，每年石油和石油制品出口換來16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24]325糧食每年都需要進口且逐年增長，甚至因為蘇聯進口量的增長導致了世界糧食市場價格暴漲，引起國際社會的不滿。1973年蘇聯進口糧食佔糧食總需求量的13.2％，1981年這一比例上升到了41.4％，1982年蘇聯進口了近3000萬噸小麥﹔為了進口糧食，70年代蘇聯花掉了2000多噸黃金。^[25]47920世紀70年代在蘇聯的很多地區又出現了60年代初的現象，肉、牛奶、雞蛋、水果、蔬菜等全面匱乏，這些東西隻有在莫斯科的各個商店裡是充足的，出現了全國各地去莫斯科旅游購物的熱潮。除糧食外，糖、茶葉、服裝、食品加工設備、化工設備等等都需要大量進口，在20世紀80年代初有些東西的進口量甚至佔到了蘇聯對該類物品需求總量的80％以上。1980年蘇聯進口總額為51.71億外匯盧布，折合70多億美元﹔1981年蘇聯外貿赤字為30億美元。^[26]86－87蘇聯與美國之間的差距不是在縮小，而是在擴大。1975年，按當年的美元計算，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為15163億美元，蘇聯為8653億美元，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美國為7098.7美元，蘇聯為3400美元。^[27]8在世界生產總值中，1980年美國佔21.5％，蘇聯佔9.7％﹔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美國為11360美元，蘇聯僅為4550美元。^[28]533

為了消除民族地區的不滿，勃列日涅夫對少數民族地區給予了許多實惠。蘇聯在經濟上加大向民族地區傾斜的力度，實行低水平的“拉平”政策，實際上是用經濟利益換取民族地區放棄政治利益。1975年，俄羅斯聯邦可以將在境內征收的營業稅42.3％留給自己，烏克蘭為43.3％，拉脫維亞為45.6％，摩爾達維亞為50％，愛沙尼亞為59.7％，白俄羅斯為68.2％，阿塞拜疆為69.1％，格魯吉亞為88.5％，亞美尼亞為89.9％，塔吉克為99.1％，吉爾吉斯為93.2％，立陶宛為99.7％，烏茲別克為99.8％，哈薩克和土庫曼是100％。^[29]408蘇聯的投資也明顯向民族地區傾斜，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速度明顯高於發達地區，1980年全聯盟工業總產值比1965年增加168％，其中俄羅斯增加了158％，白俄羅斯增加了318％，格魯吉亞增加了195％，阿塞拜疆增加了204％，立陶宛增加了225％，摩爾達維亞增加了220％，吉爾吉斯增加了253％，塔吉克斯坦增加了265％。這種政策既助長了一些落后民族的依賴心理，也引起了一些發達地區民族的不滿，反而助長了民族意識，加劇了民族矛盾和中央與地方間的矛盾。俄羅斯人覺得他們成了“奶牛”，認為自己長期幫助落后地區，處於不平等地位，導致俄羅斯民族主義興起，他們要甩掉包袱﹔波羅的海三國、烏克蘭都認為聯盟使它們落后了，對俄羅斯人不滿。這種兩邊不討好的做法增強了民族間的疏離感，一旦政治高壓消失，聯盟很難維系。

總之，勃列日涅夫是用傳統的政治行政高壓手段來維護社會穩定的，這些威懾手段起了一定作用，但是，這種穩定又是極靠不住的。不滿的民眾用政治笑話發泄自己的不滿。知識分子通過地下出版物闡述自己的觀點，或者到國外出版自己的作品。工人和農民用消極怠工、偷竊工廠財物、全力經營自留地來解決問題。各級官員用手中的權力努力為自己謀私，甚至掌握一定資源的普通人也是如此，貪污腐敗成了蘇聯社會的普遍現象。有些看不到希望的人用酒精來麻醉自己。蘇聯離真正的社會主義越來越遠，如果不進行根本的改革，失敗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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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