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世界社會主義流派研究的若干思考

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的伴生現象，是針對后者制度弊端的一種重新選擇。如果從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1516年)算起，社會主義思潮幾近500年的歷史﹔但是，社會主義思潮轉變為一種影響人類歷史的社會變革運動，則應從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科學社會主義——《共產黨宣言》(1848年)的發表可視為其誕生的標志——開始，正是科學社會主義從規律意義認識無產階級即人類解放條件的需要，使其前溯空想社會主義的發端，后啟社會主義運動的實踐，成就了社會主義的歷史體系。

如今，時代條件發生了重大變化，在新型科技革命推動下，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已從國別范圍拓展至世界范圍，並相應呈現了不同的形態﹔蘇東劇變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為最重要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其成功正在世界范圍發揮越來越大的影響作用。社會主義天生是人類事業，本質上呈現為人類整體解放的社會本位價值觀，世界上林林總總的社會主義流派，無不以這種或那種方式與該價值觀存在一定聯系﹔研究並把握這一聯系，不僅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具有啟迪作用，而且有助於推進社會主義必然性理論的時代化。

從總體上看，社會主義“思潮、運動和流派的生生滅滅，往往是在不同時期對不同社會問題的一種反應，它記錄著一些持有社會主義理想、信念的人們孜孜探索的足跡。”^[1]“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歷史的必然”，^[2]具體而言，社會主義流派的形成與發展取決於：1.與馬克思主義或科學社會主義的關系﹔2.與現實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關系﹔3.所在國的國情﹔4.政治家偏好博弈。前兩者是宏觀因素，后兩者是微觀因素。人們一般側重於微觀層面的考察與梳理，本文試對兩大宏觀因素所涉及的三個問題予以探索性研究。

一、科學社會主義正面臨時代化的任務，要求對社會主義流派的厘定採取更為靈活和寬泛的尺度

研究世界社會主義流派，最重要的是解決劃分流派的尺度問題，通常的做法是區別為兩大家，即科學社會主義和非科學社會主義。在以往情況下，這樣做是比較容易的，因為兩者的界限清楚﹔現在科學社會主義面臨時代化的要求，需要在改革中探索新的符合時代條件的表達形式，單純照搬傳統的尺度就很難使人信服了。

強調馬克思主義時代化的必要性本身就是一大篇內容，由於題旨所限，此處不予展開。如果盡可能貼近主題，實際上需要承認：即便是直接源於馬克思，也會因歷史遷延和具體環境變換而呈現出不同的脈系——僅這一派至少就有“馬克思一脈”、“馬克思列寧一脈”、“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一脈”三種﹔並且在關於馬克思社會發展規律理論的認知方面也會存在諸多的不同。這意味著，需要為“科學社會主義”流派提供一個寬鬆的尺度，不要搞成“唯我獨馬”。當然，中國學者更願意視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正宗，這一提法承接了當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歷史發展線索比較清晰，感情上也覺親切。但中國人已走向世界，不能把學問做得別人看不懂或難以認同。這裡面的問題實際上是如何判斷馬克思主義。如果把尺度細化，其劃定的范圍必然就窄，可以考慮把馬克思主義劃定為三個層次：核心層次——以認同社會客觀規律為核心的方法理論(辯証唯物主義)﹔中間層次——以論証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必然性為核心的邏輯理論(歷史唯物主義)﹔外圍層次——以論証階級斗爭歷史必然性為核心的策略理論(剩余價值理論)^[3]。在筆者看來，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理論應當被視為馬克思主義的靈魂，是馬克思主義作為思想體系的基本標志，也是馬克思主義能夠與時俱進的內在動力﹔其邏輯理論和策略理論是馬克思、恩格斯在所處歷史條件下對其方法理論運用的結果。在當代歷史條件下，隻要恪守馬克思主義方法理論的流派，就屬於科學社會主義一脈。

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理論可以展開為三項依次遞進的內容，人們對其依循程度展示了靜態和動態相結合的特點：

首先是承認社會發展存在客觀規律——社會主義作為理想社會目標，是在未來才能實現的，其現實認同隻能依靠規律意識承載﹔凡是否認社會規律的思想流派，很難列入科學社會主義范圍﹔與此相關，承認規律但並不認同現有關於規律判斷的思想流派，則可以包容進科學社會主義范疇。

其次是承認經濟對社會發展歸根結底發揮著決定作用——這可以看作是對規律內容的進一步判斷﹔放棄這一原則，認為可以憑借智慧、道德或其他要素主導社會發展的思想流派，很難歸入科學社會主義﹔但是，在承認經濟歸根結底決定作用的同時，承認政治、道德等要素能夠在社會發展的特定時段、特定環節發揮關鍵作用者，與該原則並不相悖。

最后是承認弱勢群體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主體資源——這可以看作是對經濟決定作用的深入解讀﹔社會主義事業本身具有經濟性質，它對弱勢群體的解放應當被視為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的舉措﹔它不能被歸結為某種慈善行為，而是人類與自然界關系發展至特定歷史時期客觀需要的一種資源配置方式。馬克思之所以把無產階級解放與人類解放相並列，本質上與此相關。

二、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實踐對世界社會主義流派的存在與發展發揮著晴雨表作用

現實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狀況，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存在與否的事實証明。當社會主義僅僅是一種理想的時候，人們選擇社會主義可以是因為對資本主義現實的不滿，但當社會主義已經是一種現實的時候，再這麼考慮就不夠了——社會主義必須通過實踐証明自身的優越性，才能產生一種普遍的說服力量。人們已經清楚地看到，當資本主義出現經濟危機時，社會主義思潮往往呈現抬頭趨勢，但是，要讓人們普遍產生選擇社會主義的願望，隻能是社會主義建設成績顯著超越資本主義的時候。換句話說，人類的社會主義事業天然是一體的，世界社會主義流派的歷史演進與現實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實踐存在著正相關關系﹔而使事情變得詭異的是：中國改革因選擇了市場經濟體制而與資本主義運行機制出現了某種雷同現象，致使人們在評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成果時出現了歸屬何方的認知糾結。

經過35年的改革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成功地扭轉了因蘇東劇變所造成的社會主義運動的頹勢，目前這一改革面臨著全面深化的態勢。問題在於，現實社會主義雖然在生產力發展方面証明了自身可以形成很高的速度，但這是採用了市場經濟的結果，而后者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發展成熟的﹔不僅如此，市場經濟的“自由競爭，優勝劣汰”既呈現出生產力方面的效果，也自發地形成固有的生產關系局面，顯然，市場“優勝劣汰”營造的生產關系迥異於“共同富裕”性質的生產關系——如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隻能在生產力環節取得驕人成績，卻止步於生產關系的“優勝劣汰”局面，很難說這是屬於社會主義性質的成功。迄今為止，我們都不能說，社會主義制度已經成功地嫁接了市場經濟體制，也不能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優越於或顯著區別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隻能說，目前兩種制度的市場經濟優劣互見，處在某種膠著狀態，並沒有達到塵埃落定的時候。馬克思說，人體解剖是猴體解剖的一把鑰匙。在認識兩制關系方面，這一觀點也許應該做靈活理解：一方面，資本主義在生產力方面為社會主義展示了未來，中國需要通過深化改革使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起決定性作用，以進一步解放和發展自身的生產力﹔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在生產關系方面為資本主義展示了未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政府更好地發揮主導作用，以完整地展示自身在生產關系方面的優勢。換句話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同時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兩方面取得最優的發展成果，才能真正昭示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不同。

當代社會主義流派所出現的色彩紛呈，與兩制關系的這種未分勝負的過渡狀態是一致的。人們無論是傾向於社會主義還是傾向於資本主義，都存在著一定的事實依據。事情的結果要看兩制關系的進一步發展。一旦社會主義改革達到既定目標，其制度的優越性就能夠完整展現，人們在心理上的傾向性就會向社會主義轉移。世界社會主義流派的政治生態環境就會出現根本性變化。

正因為如此，科學社會主義者不應鄙視或疏遠其他社會主義流派，應該看到對方存在的合理性取決於民眾的認同程度，而后者是對比兩制發展優劣的結果，並非是主觀宣教的產物。

提出上述問題的目的是避免流派劃分失之於寬嚴不當。自俄國十月革命創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以來，社會主義建設就處在不斷演變和發展狀態。一方面，社會主義的先進性決定了它需要吸收人類所有的文明成果——盡管該成果是持續更新的，但馬克思主義對其目標設定和價值追求一向確鑿無疑，這形成社會主義標准的絕對性﹔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替代決定了必須盯住其弊端——如果資本主義本身能夠化解的難題就不是社會主義的必然選擇，而當代資本主義仍在發展，並沒有退出歷史舞台的明確跡象，這決定了社會主義標准的相對性。這兩大屬性使社會主義呈現為確定性與不確定性的統一。在當代，不論人們從何種角度選擇社會主義，客觀上都淵源於馬克思一脈，或者說與馬克思主義形成有某種聯系﹔彼此區別肯定是存在的，但其背后往往都有著客觀原因。筆者的意思是：社會主義流派的區別並非都歸屬為正確與錯誤性質，而通常是所處政治生態環境不同所致。中國學者雖然需要清晰地表達自己的立場和主張，雖然需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卻沒有必要使用大批判的方式針對其他流派。

三、西方價值觀文化對社會主義流派存在與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個基本事實是：無論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都採取了市場經濟方式來進行建設﹔關鍵顯然在於，兩種市場經濟能否區別以及如何區別？歷史已經証明，市場經濟運用“自由競爭，優勝劣汰”機制，其自發趨勢必然是貧富分化﹔而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目標可以仰仗市場經濟對勞動激勵所形成的生產力，但卻不能在其貧富分化結果面前安之若素。社會主義所面對的難題是：如何既沿用市場經濟的生產力，又逐步消除兩極分化。顯然，市場經濟在生產力方面的效率機制和在生產關系方面的“優勝劣汰”機制，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人們無法做到隻選其一﹔但社會主義可以在“優勝劣汰”旁邊增加“促劣變優”機制，即在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使政府對非市場機制的權益分配環節發揮某種主導性作用。

在上述意義上，區別兩種市場經濟的關鍵因素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不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政府通常被規定隻能站在市場旁邊，隻扮演維護既定社會秩序的“守夜人”角色，至多是在發生經濟危機時行使宏觀調控的“消防隊”作用﹔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政府能夠發揮更好更多的作用，例如建立更高水平的社會保障體系——該體系實質上具有按需分配性質，與社會主義共同富裕原則是一致的﹔同時建立更為平等的教育體系，使勞動能力的生產環節盡可能地趨近按需分配——這實際上與“每個人的自由發展”目標是一致的。雖然這兩個方面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都已有所成就，但其發展狀態受制於生產力的需要，具有某種被動性質，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出於生產關系目標的需要，往往主動施為，在實現機制和實現程度上會呈現更高的水平。

從根本上說，兩種市場經濟的區別是兩種價值觀文化的區別。中國承載了社會主義實踐使命，西方則是社會主義發源地，雙方的地位都比較特殊，也都十分重要。隨著時代條件的變化，尤其是資本主義迄今為止所展現的生命力，使中西社會主義都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對資本主義發展成就的認同，區別是：中國社會主義認同其運用的市場經濟發展方式，而西方社會主義若干流派開始認同其價值目標。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特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西方這些社會主義流派的最主要區別越來越呈現為文化理念的不同。兩種制度的最根本區別不在所有制，而在價值觀。資本主義主張個體本位，每個人都擁有通過自身努力實現利益最大化的權利——隻要遵循共同的法律規范即可﹔這一見解包括了從政群體﹔但是，由於政治權力擁有唯一合法的強制或暴力手段，擁有覆蓋社會一切成員的管控體系，所以，從政者隻能屬於特殊的社會分工——他們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努力應該得到合理的限制，其中最主要的是兩點：一是他們擁有的權力必須被拆分，所謂“三權分立”即是如此，二是他們通常不能進入市場，除非是發生經濟危機的特殊時期。按照個體本位的立場，對政治權力的這種防范是天然合理的。換句話說，個體本位價值觀並不假定政治權力的集體主義立場，而是認為從政者像所有人一樣擁有利己主義的動機﹔為此，它拒絕政府介入市場，如前所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政府隻能扮演消極角色，一方面是“守夜人”，另一方面是“消防隊”。它所能造就的最好的市場經濟就是當下的市場經濟，即隻體現“優勝劣汰”不認同共同富裕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西方文化對個體本位的崇尚，使其思想界自覺與不自覺地對國家的存在形成隔膜。他們能夠說出“國家是不能沒有的壞東西”這樣的話，就表明了這一點。中華文化與之不同，它所崇尚的社會本位是離不開國家形態的，因為任何個體都不能像國家那樣把社會看著是自己工作或服務的對象。主張個體本位的西方文化，邏輯上是排斥道德規范的——既然把利己視為基本原則，再強調利他就會出現沖突﹔而主張社會本位的中華文化，邏輯上是接受道德規范的，雖然它並不排斥法制規范。社會本位的價值觀並不否認個人利益，而是把個人利益的實現與社會利益一致起來，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突出的都是個人追求與社會利益的聯系。這種對政治權力的認識會產生一種信任：如果掌權者能夠成為上述品格的群體，就能夠利用手中的權力為共同富裕的社會目標作出有效的努力。

馬克思主義是源於西方文化又揚棄西方文化的思想體系。黑格爾曾提出“國家是倫理觀念的現實”，恩格斯對此並不認同。他認為：“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承認：這個社會陷入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4]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是把國家視為統治階級的工具，是階級斗爭的產物。這一理解的正確之處是：當社會秩序對強勢集團有利而國家又扮演維護該秩序的角色的時候，說國家具有階級性質，在邏輯上並無不妥。問題在於：國家對社會秩序的維護，包含了對統治階級的某種約束——使其活動隻能在法制的范圍內進行，而不能隨心所欲﹔哪怕是把這種維護視為體現了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畢竟也是對其直接利益和現實利益的超越。事實上，國家一出現，就體現了社會本位的立場，黑格爾之所以將國家視為有別於市民社會的更高發展形態，就因為它不再是每個人對自身利益的追求，而是強調的社會整體利益。馬克思、恩格斯對國家的理解，和他們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的主張有關：革命的對象是國家，他們希望無產階級專政成為最后一種國家形態﹔該專政是赤裸裸的階級斗爭工具，被賦予變私有制為公有制的歷史使命。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社會主義一旦出現，對人的管理就會被對物的管理所替代，國家就會消亡﹔而理想社會將是自由人的聯合體。

當事情推演到市場經濟實踐的時候，能否有效地運用政治權力就變成了區別兩種市場經濟的重要特征。西方個體本位的理念使其社會主義觀對於政治權力一直持排斥心態。在某種程度上，西方諸多社會主義流派都很難走出這一心理禁錮，這讓他們迷戀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邏輯，認為人類不可能再有更好的選擇。民主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改良主義選擇之所以產生重要影響，甚至使國內某些學者也視為中國社會主義改革的最好出路，其原因就在於：他們不信任政治權力的作用，也就不能放棄市場經濟所採取的資本主義應用方式。

注釋：

[1]蒲國良主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概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頁。

[2]呂東開：《當代國際局勢的新變化與社會主義在21世紀的偉大復興》，載於《江漢論壇》2000年第2期。

[3]參見余金成著：《社會主義的東方實踐——解讀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的現代形態》，上海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10－14頁。

[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卷第186－187頁

（作者單位：天津師范大學政治文化與政治文明建設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