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國家工人階級意識新變化

伴隨當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在世界范圍的蔓延，工人階級意識呈現一些新的特點，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局部復蘇。對此，我們需要以客觀的、實事求是的態度進行正確認識和分析。一方面，我們不應夸大這種復蘇與覺醒，那種認為經濟危機發生之后西方工人階級已經形成了整體性的階級意識的看法是不正確的，會導致錯誤的決策或行動的魯莽。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無視或忽視工人階級意識的新變化。那種認為西方國家工人階級在經歷了嚴重的資本主義危機之后，在階級意識上沒有發生任何變化的觀點同樣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正確看待和認識當前西方國家工人階級意識的狀況，特別是在危機發生之后工人階級意識的新變化，有助於為喚醒工人階級意識提供正確的實踐路徑，同時也為正確判斷工人階級意識未來發展前景提供基本依據。

在社會主義運動總體處於低潮的環境下，西方國家工人階級意識也凸顯出淡化與模糊的主導特征，工人階級客觀上以一種“新的自在階級”的形式出現。但隨著新自由主義在世界范圍橫行，其所導致的危害性后果對工人階級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影響，勞工力量不斷被削弱，工會組織遭到直接打壓，勞資沖突日趨凸顯。21世紀初，由於資本家階級對資本利潤最大化的無限追逐，一拖再拖、一延再延、一壓再壓的經濟危機終於爆發了。資本主義通過周期性經濟危機緩解生產力的迅猛發展與生產關系之間矛盾的方式並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工人階級意識出現了局部的、有限的復蘇。

　　1．工人階級歸屬感逐漸增強

西方國家工人階級大多數曾一度將自身歸入“中產階級”行列，回避“工人階級”稱謂。但在危機發生后，工人階級逐漸認識到“中產階級”這一易碎的鎧甲無力阻擋危機的重磅襲擊。工資下降、工廠倒閉、持續的失業狀況都是他們必須面對的現實。以美國為例，即便失業率有所回落，也並不足以反映工人的實際就業情況，更不能說明工人的工資收入、工作穩定性以及生活狀況已經好轉。如果把那些目前從事臨時性工作並希望能夠找到正式工作，以及那些已經對找工作毫無希望的人計算在內，失業率則高達14.4%。在危機面前，他們共同受到資本的沖擊，承受著危機帶來的巨大損失，淪為危機的犧牲品，這些都促使西方國家工人階級開始重新思考自身的社會地位和階級定位問題。　

傾向於將自己歸入“中產階級”行列的多是一些所謂的白領工人，不過在新自由主義統治下，白領工人日益明顯的“去技能化”和“藍領化”趨勢已經使“中產階級”隊伍不斷分化。科技革命的日新月異為資本對社會的控制提供了更為有利的條件，相對於資本日益增強的控制職能，工人在生產組織過程中的影響日漸式微。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所從事的工作更趨程序化、公式化，對技術的要求日漸下降。由於技術含量降低，這些從業人員的工作職位就很容易被取代。在這種情況下，這些“白領工人”與資方的談判能力明顯下降，因為即使發生大規模的罷工，資方也會比較容易找到人員填補空缺。事實上，新世紀以來發生的經濟危機中，失業更多的並不是藍領工人，而是白領工人。白領工人在危機中受到的沖擊和影響更為明顯和嚴重。所以，當前一個整體趨勢是，白領工人與藍領工人在日益走向趨同，而非差別加劇，漸行漸遠。他們在工資待遇，甚至生活方式等方面都表現出越來越多的相似性。這表明，不論藍領工人還是白領工人，全體雇佣工人的階級地位正逐漸顯示出均質化和同一性。目前已經有一些調查數據表明工人階級的歸屬感在不斷提升，例如英國國家社會研究中心2007年1月公布的一組調查數據顯示，在西方媒體普遍宣稱“告別工人階級”的時候，英國“令人驚訝地”仍有57%的人認為自己屬於工人階級。或許“告別工人階級”是虛妄的，而“告別中產階級”在得到越來越多人的認可。

2．工人階級的聯合意識日益凸顯

馬克思主義認為，工人階級不同形式不同程度不同范圍的聯合，並在此聯合基礎上取得的哪怕是非常有限的一點成績都有助於促使工人“感覺到自己是一個整體，是一個階級”，進而意識到“雖然他們分散時是軟弱的，但聯合在一起就是一種力量”，“促進了工人所特有的、也是在他們的生活條件下所應該有的那些觀點和思想的形成，他們意識到自己的受壓迫的地位，他們開始在社會上和政治上發生影響和作用”。西方國家工人階級聯合意識在經濟危機發生之后有較為明顯的增強，而聯合意識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階級意識的提升。具體地講，可以將工人階級聯合意識從這樣三個層面加以闡釋：一是行業內部工人的聯合，二是一國境內跨行業工人的聯合，三是國際工人彼此間的聯合。

首先是行業內部工人的聯合。對此，我們可以在澳洲航空公司員工罷工的過程中看到清晰的演繹。此次罷工的主要目標是實現工資待遇的提高，以及抗議資方將大量業務轉向低收入國家的行徑。澳洲航空公司三大工會組織即飛行員工會、運輸工人工會和航空機械師工會於2011年10月29日共同宣布罷工行動開始，拉開了行業內部共同維權的序幕。

其次是一國境內跨行業工人的聯合。經濟危機爆發后，西方資產階級政府為擺脫財政困境出台了一系列損害工人階級利益的救市舉措，為此引發了各國工人普遍的不滿和抗議。2009年1月29日，法國就發生了250萬人參加的全國性聯合大罷工。全國各地的工人都被組織起來，其中既有私營企業從業人員，也有公共服務部門從業人員，此外失業者和退休人員也加入其中，他們紛紛舉行罷工和示威游行，僅29日一天就發生了近200場示威游行。之所以此次工人罷工能夠在全國范圍內同時掀起，工會的有效組織起了重要作用。參與並組織此次罷工的法國工會達八個之多，它們分別是工人力量總工會（FO）、法國總工會（CGT）、法國工人民主聯合會（CFDT）、基督教工會聯盟（CFTC）、法國干部總工會（CGC）、團結工會（Solidaries）、統一教師工會（FSU）以及法國警察工會（Unsa）。在罷工前，八個工會的代表成員舉行罷工動員會議，並就大規模統一行動達成共識。聯合的工人在罷工中喊出“拒絕為危機付出代價”的口號。可見，工人已經逐漸認識到他們是本國政府擺脫經濟危機的犧牲品，在資產階級政府面前他們有著共同的利益需要捍衛，而集體行動則是一種可以實現最大限度影響政府行為的有效選擇。

最后是國際工人彼此間的聯合。實踐証明，工人階級聯合意識的凸顯不僅表現在某一地區工人階級的團結，還表現在國際范圍工人階級彼此的支持。以發生在美國威斯康星州保衛公共部門工會的斗爭為例，危機發生后，工人階級利益普遍受到損害，無論是公共部門還是私營部門的工人都難以逃脫為危機埋單的命運。也正是共同的遭遇，使工人能夠逐漸認清資本家階級離間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工人階級的種種謠言與借口。他們共同行動起來開啟保衛公共部門工會的斗爭。不僅如此，美國威斯康星州工人的抗議行為還贏得了埃及開羅工人們的支持，開羅工人打出了“同一個世界，同樣的苦難”的標語牌。面對資產階級所賣弄的對工人進行“分而治之”的法寶，工人階級需要經歷一個較長的時間，並經過無數次的歷練才能突破。這一過程既需要主觀階級意識的不斷增強，也需要客觀斗爭經驗的不斷積累，特別是在危機發生之時，在資本對工人加強進攻之際，這一過程會以加速度的形式向前推進。令人欣慰的是，工人階級的聯合斗爭意識已經開始慢慢彰顯。

3．工人階級的抗議行動逐漸升溫

在新自由主義佔主導，特別是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席卷世界的背景下，西方國家工人階級組織及工人抗議行動始終處於一種被抑制乃至被打壓的境地。但是，資本主義危機發生以后，西方國家工人階級的抗議行動普遍增多，其范圍和程度都有所擴張。具體來說，西方國家工人階級抗議行動的升溫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表現出來：首先，抗議規模不斷擴大。經濟危機發生后，數百萬人參加的大罷工在西方各國頻繁出現，例如2012年11月30日發生在英國的世紀大罷工，參與者多達200萬人﹔美國的“佔領華爾街”行動更是波及全球﹔在法國，來自公共部門的工人抗議政府以“國家將會破產”為由所採取的削減養老金待遇的“省錢”措施的施行﹔此外，德國、西班牙、希臘等國家的工人階級也舉行了頻繁的罷工和示威游行，反對政府採取的一系列以損害工人切身利益為前提的改革方案。其次，工人階級的抗議行動雖然多以和平、非暴力方式組織和開展，但不時也有暴力事件發生。在希臘、法國以及英國等國的大罷工中都發生了示威者與警察之間的沖突，甚至多次出現人員傷亡事件。最后，西方國家工人抗議行動升溫還體現在工人抗議行動中所提出的要求上。已有事實表明，工人在反對政府規避經濟危機所採取的轉嫁危機措施時，也日漸對本國政府提出了質疑。法國大罷工中，工人將目標直指薩科齊政府，提出政府不能在經濟危機面前僅僅救助政治家及銀行財團，必須考慮工人權益，減少工人受損程度。希臘工人在希臘共產黨的號召下更是發出了“組建工人政府”的聲音。那種政府通過各種政策、雇主通過各種方式扭轉工人對問題解決路徑的選擇，從對整體性、對工人階級的關注，轉向對個體、對某個人的關注，最終“將失業、非充分就業歸因於個人能力的缺失和不足，遠離對國家制度、國家操作層面存在問題的疑慮與探究”的方式，已經漸漸不被工人所認可。

回顧“佔領華爾街”運動，始於2011年9月的佔領行動是美國下層民眾（包括許多青年學生）對貪婪的資本家和資產階級政府的一次抗議行為。雖然其中仍有很多不足，例如缺乏統一的行動綱領和指揮者，缺乏具體要求，但經過“佔領”行動的洗禮，更多的人體會到了美國等發達國家所謂的“民主”、“平等”與“自由”不過是一層虛假的面紗。佔領運動中民眾逐漸將注意力集中在經濟領域，將關注視角由削減財政赤字轉向收入分配不均以及敵我分明的貧富差距懸殊的兩個群體，這無疑是認識深化的一種表現，是階級意識逐漸覺醒的萌芽。有統計數據顯示，37%的美國人支持“佔領華爾街”抗議行動，對政治現狀不滿的人數多達58%。許多民眾已經深刻感悟到華爾街的金融大鱷與國家機器之間的親密無間。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執政，他們的背后永遠都站有金融財團組織的身影。具體地說，工人階級意識的復蘇在佔領運動中主要體現在：第一，工人階級隱約認識到所謂“自由”、“民主”、“平等”並不能真正解決現實貧富差距顯著、兩極分化嚴重的問題﹔第二，工人階級逐漸意識到斗爭需從經濟領域轉向政治領域。正如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所說，工業革命“把工人完全變成了簡單的機器，剝奪了他們獨立活動的最后一點殘余。但是，正因為如此，工業革命也就促使他們去思考，促使他們去爭取人應有的地位”。

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在認識和對待西方國家工人階級的抗議行為時，要堅持客觀的評價標准。就目前情況來分析，不宜作出過於樂觀的判斷，如果將此次危機的發生視為工人階級革命的轉折點，視為資本主義制度崩潰的前夜，那麼就會產生主觀盲目的論斷，無益於對西方工人運動新形勢的正確判斷和新特點的發現。事實上，此次危機發生后，資本主義制度的自我調節能力也再一次得到彰顯。雖然危機在不斷升級，已遠遠超越經濟領域，涉及資本主義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方面，危機的影響范圍也在不斷擴大，相應的工人階級的抗議行為日趨激烈，但資本主義自我“消化能力”和“調節能力”也在應對危機的過程中得到了印証。所以，最終目標指向實踐、指向對資本主義社會變革的工人階級意識的形成還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