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越南共產黨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始於1986年的越南革新事業,既包括經濟體制的革新,也包括政治系統的革新,其中經濟革新的效果得到公認,而政治革新效果如何則有待觀察。自 2006年召開越共十大以來,越南政治系統革新的步伐明顯加快,盡管已有不少聲音從正面給予肯定,但越共對自身似乎並不那麼樂觀。2013年 10 月召開的越共十一屆八中全會文件指出: “當前國際和國內形勢繼續出現深層次的變化和新的復雜演變。和平穩定的環境尚未牢固,且隱藏著許多動蕩危機。黨和國家建設、社會經濟發展調控及反腐敗斗爭等工作仍有許多缺點和不足之處; 社會思潮中出現許多新問題; 部分干部黨員出現政治思想、道德和生活作風蛻化現象; 市場經濟及國際一體化的負面影響繼續對社會生活造成消極影響; 敵對勢力以日益狡猾陰險的手段和陰謀加強破壞國家革新事業。上述困難和挑戰給建設祖國和保衛祖國事業提出了十分重要而迫切的新問題和新要求。”^[1]會議重申,保衛祖國不僅僅指保衛國家領土的完整,而且還要捍衛越南社會主義制度和越南共產黨的領導。尤其是自2014年 5 月中越兩國在西沙附近水域發生對峙以來,域外反共勢力趁機而入,挑動越南民眾以反華之藉口要挾越共放棄社會主義,越共政權所遇到的壓力空前嚴峻。作為唯一的執政黨,越南共產黨能否應對這些問題與挑戰,將決定越南政治革新的成敗乃至越南今后的發展方向。

總的說來,越南共產黨面臨的問題和挑戰來自於黨內和黨外兩個方面。

一、來自越共黨內的問題

越共黨內的問題主要源於思想理論和干部隊伍素質兩個方面。

(一) 對越南社會主義發展方向認識不一

越南共產黨提出,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創造性地運用於越南的具體實踐,探索出越南本國的社會主義和實現社會主義的道路。革新 20 多年來,越南理論家至今依然把“什麼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和越南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作為重大理論課題進行研究。越共每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都對越南的社會主義特征作出新的概括,然而人們對此問題的認識並非越來越清晰,而是相反。越南今后是否還繼續堅持社會主義發展方向? 是否應該堅持社會主義發展方向? 盡管黨的文件對這兩個問題作出了肯定的答復,但民眾乃至黨員干部對此問題的看法並不完全一致。筆者發現越南理論界對此有幾種傾向: 不少理論家認為越南應該學習歐洲民主社會主義發展模式,認為瑞典模式值得借鑒; 而以原越共政治局委員阮德平為代表的一派則明確表示反對,認為民主社會主義的實質是資本主義,在越南沒有前途; 一些人批評越共思想保守,“害怕方向問題甚於害怕落后”; 甚至有人明確批評越南“選錯了道路”,認為越南不應該跨越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因而需要回過頭去重新選擇資本主義發展道路。^[2]在 2014年 5 月“中海油 981 事件”之后,一些對政府不滿人士以反華之名義公開宣稱要“去中國化”,並明確“去中國化就必須放棄社會主義”。7 月底,61 名明確主張西化的退休黨員干部向黨中央發表公開信,要求越南“放棄社會主義,不再依賴中國”。消息報道援引信中的內容說,共產黨“將國家引向錯誤的道路”,越共的政策和腐敗問題“導致國家完全陷入危機”,並要求越共“廢除社會主義的錯誤道路,轉向民族和民主的道路,當務之急是將專制的政治制度改革成為民主制度”。^[3]盡管越共領導未就該公開信發表意見,但可以預計,在2016年召開越共十二大之前,關於越南社會主義道路和方向的斗爭將越來越激烈。

( 二) 對越南革新實踐中出現的一些新問題認識模糊

1. 關於越南社會主義法權國家

盡管越共黨的文件中已經把建設“屬於人民、來自人民和為了人民的越南社會主義法權國家”確定為越南政治系統改革的目標,但實際上學界內部還存在不同意見。有人認為,“法權國家”專指資本主義的國家體制,不能與社會主義結合在一起,有人卻認為這是一個中性詞,在不同的制度下決定其具有不同性質。關於名稱,有人主張用“越南法權國家”,也有人主張用“越南社會主義法權國家”而把“屬於人民、來自人民和為了人民”的定語去掉。還有人提出,越南的法權國家是否應該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一樣實行三權分立等問題,目前理論界的意見並不一致,反映出對政治系統改革問題的認識並不清晰。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理念,越南已經派出越共中央理論委員會代表團前來考察,可見越共希望了解和借鑒中國在國家治理方面的做法。

2. 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和實現路徑

越共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認識經歷了逐漸深化的過程。最初提出運用“商品經濟”和“市場機制”; 2001年越共九大明確提出了越南經濟體制改革以建立“社會主義定向的市場經濟”為目標,並明確這是越南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總體經濟模式。越共十大再次強調發展社會主義定向的市場經濟,指出: “在市場經濟中,要把握好社會主義定向; 提高國家的管理作用和效力; 同步發展和有效管理各種市場的運行,保証它們的良性競爭; 大力發展各種經濟成分,發展各種類型的生產經營組織。”^[4]值得注意的是,越共十大把越共九大通過的《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國家建設綱領》中規定越南社會主義特征中的“主要生產資料以公有制為基礎”,改為“以現代生產力和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為基礎的高度發達的經濟”,越共十一大報告則僅在“生產關系”之前加上“進步的”。由此可見,越南實際上已經放棄“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這一重要特征。越來越多的越南學者認為,“社會所有制”才是社會主義應有之義,而非“公有制”。然而,究竟什麼是“社會所有制”,怎樣才能實現“社會所有制”,私有制是否也屬於“社會所有制”等問題,越南理論家未能給出答案。

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實現路徑方面,越南把推進國有經濟的股份化改革作為重要內容,然而實踐表明,越南國有企業改革效果並不理想。目前越南國有企業佔比大約為 30%,且大多數虧損嚴重。過去幾年,越南經濟增長出現了停滯不前的跡象,社會上對國有企業實行私有化的呼聲越來越高,政府總理多次發文要求加快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然而每年都以未完成目標而告終。2013年底以來,越南政府派出多個代表團到中國了解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精神,希望借鑒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驗,尤其是想了解中國在發揮市場機制和政府作用方面如何權衡的思路和做法。這實際上反映了越南政府正在尋找經濟體制改革的出路。

3. 關於公民社會

越共十大后,建立公民社會的問題在越南受到熱議,越南科技部設立了公民社會的國家級課題,理論界對於公民社會的研究很多,但是研究成果在結項時評委意見分歧很大,因而很多成果並未得以公開發表。2009年,越共中央理論委員會一致認為: 建立公民社會是越南的努力方向,但同時強調,越南的公民社會與西方的反對黨具有不同性質,越南公民社會存在的前提是不允許反黨、反政府,建立公民社會的目的是發揮其監督作用,協助黨和政府建立良好的社會秩序,保証人民群眾的利益,維護社會的公平和正義等。與此同時,也有理論家對建立公民社會有不同意見,例如越南社會科學院著名學者、越南政府智囊團成員武大略認為: “在當前階段,越南還需要共產黨的集中領導,過分強調民主將什麼事也辦不成。因此我主張不允許討論公民社會問題。”^[5]目前,越共中央對公民社會持比較謹慎的態度,但社會上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各式各樣的非政府組織,有的組織還不時組織一些活動,而政府並未進行有效管控。近幾年來,越共發揮越南祖國陣線的作用——該組織的宗旨是發揮民族大團結精神,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來建設越南社會主義祖國。共產黨通過祖國統一陣線這個平台,把婦女協會、共青團、工會、媒體和各種行業協會、宗教組織和其他社會組織、海外越僑等納入其領導和統一管理之下,並希望發揮他們的社會監督和社會團結作用。2013年,越共中央任命政治局委員阮善仁擔任該組織中央委員會主席,從而提高了該組織的政治地位。目前在該組織登記的隻有 44 個成員,而至少還有超過 100 個組織未納入其管理之下。如何讓這些社會組織發展而又不至於讓其對越共政權穩定構成威脅,是越共面臨的一個難題。

4. 關於是否堅持共產黨一黨執政問題

越共十一大前,越南再次強調不搞多黨制。越共中央理論委員會主席丁世兄在新聞發布會上說: “越南不需要、而且決定不搞多元化或多黨制。”丁世兄說,越南在1946年舉行首次選舉時實行的就是多黨制,“但當法國人入侵我國時,隻有越南共產黨與人民一起並肩戰斗”。言下之意是,越南江山是越共打下來的,因而具有執政的合法性。2010年 3 月,阮富仲在訪問印度期間接受印度媒體採訪時重申: 越南拒絕多黨制。有記者問,越南實行多黨制或者多黨共存的時機是否已經成熟? 對此,阮富仲堅定地表示: “我們實行的一黨制是最有效的。”他說: “我個人認為,並不是多黨就更民主、兩黨的民主會少些、而一黨執政民主又會更少。每個國家的歷史環境都不同。重要的是,社會是否發展,人民的生活是否幸福溫飽,國家是否穩定,是否日益向前發展。這才是最重要的標准。”^[6]然而,據筆者在考察中了解的情況,實際上一些越南理論家對此也感到信心不足。他們認為,目前越南的所有制已經多元化、利益群體多元化、思想更加開放、社會結構更加復雜,但卻依舊堅持黨的一元化領導,這種狀況在理論上存在矛盾,因而繼續堅持一黨執政恐怕難以適應社會實踐發展的需要。2013年越南對憲法進行修改,黨禁開放問題再次引起討論。72 名知識分子聯名起草了一份所謂的“憲法草案”,公然要求取締越南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地位,放棄社會主義道路,實行三權分立、軍隊國家化等。而以原司法部部長阮亭祿為代表的一些人則提出,希望在共產黨一黨執政框架下,允許黨內有不同派別存在,這樣就可以相互競爭,從而提高執政效率。這些意見盡管受到黨內的批評,但在社會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動。

( 三) 黨內存在思想路線斗爭和派系斗爭

盡管越南共產黨不承認有黨內斗爭,但在實際上,在每次黨代會召開前后,越共思想理論界都會出現斗爭加劇的形勢。

20 世紀 80年代末 90年代初越共七大召開前,蘇聯和東歐劇變對越南政局產生了巨大沖擊,在越共領導層內部出現了不同意見,甚至一些人公開主張西化,否定越南共產黨的領導。代表人物有時任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陳春柏,原南方臨時革命政府文化部副部長呂方,越南共產黨黨報編輯、南方退伍軍人俱樂部重要成員裴信,原越南外文出版社社長阮克元以及原越南民主黨總書記、越南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學者黃明正五人。在 1990年 1 月河內市委常委會議上,陳春柏公開宣稱要效仿蘇東進行民主化、公開化的政治改革,主張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同步進行,放棄無產階級專政。在越共六屆八中全會上,越共中央要求陳春柏進行自我批評和檢討,但他隻承認自己違反黨的紀律和章程,而主張並沒有錯,越共中央政治局最終決定開除其黨籍,並免除其黨內職務。呂方發表文章宣稱,胡志明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引入越南,是把它作為抗擊法國和美國的工具,而從來沒有打算把它作為指導思想; 他認為教條地照搬照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導致越南經濟停滯、政治和文化衰退的根源; 他主張越南共產黨放棄領導權,把權力交給人民和政府,而越南共產黨隻作為一個普通的群眾組織。裴信公開批評黨的七大報告的內容和社會主義路線,主張建立民主政體,即所謂“真正的社會主義”; 他還建議把“越南共產黨”和“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分別改名為“越南工人黨”和“越南民主共和國”; 主張發展祖國陣線和群眾組織,裁減軍隊和安全人員,舉行民主選舉,建立民族復興政府,以團結海內外越南人; 他無視黨內民主集中制原則,私自通過英國BBC 和法國國際電台等海外媒體發表自己的意見等。阮克元則批評越南共產黨過於老化,主張越南共產黨退出領導地位,讓年輕的一代來取代;主張越共七大實行“真正的民主”,裁減越南共產黨的機構、人員、財力和權力等,成立民選機構。黃明正在越共七大召開前散布對黨綱的評論,批評越南共產黨自 1930年以來執行了幼稚的極左派教條主義路線,淡化了胡志明關於民族解放和民族統一戰略思想,主張不分種族、宗教信仰和政治立場,把海內外越南民族團結成一個聯盟; 他認為黨的獨斷是由於本身的蛻化變質所致,主張建立相互制衡的民主政治制度,放棄社會主義而實行西方市場經濟。經過激烈的斗爭,越南共產黨最終在1991年召開的七大上通過了《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國家建設綱領》,明確越南共產黨堅持黨的一黨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和胡志明思想,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發展方向。而上述主要不同政見者也先后被開除黨籍或免除黨內職務。還有部分不同政見者流亡到美國、法國、英國和澳大利亞等西方國家,成立了反共組織繼續進行反越共的活動。例如,黃明正一直在美國以越南民主黨黨首身份公開活動,2006年越共十大前還宣稱要在越南國內恢復越南民主黨的活動。

2011年越共十一大前后,上述各種主張死灰復燃,斗爭依然激烈。盡管越共對外一直宣稱十一大是“民主的大會,團結的大會”,但在 2012年1 月召開的十一屆四中全會的文件中,就明確指出黨內存在部分人公然與黨組織唱反調的現象,存在和平演變和自我演變的危機。決議指出,在新時期下,越南共產黨不但繼續面臨貪污腐敗的嚴重挑戰,而且不少黨員由於受到西方“和平演變”的影響和市場經濟的沖擊,在思想上已經“自我演變”和“自我轉化”,這些現象危及到了政權的穩定。^[7]

在派系方面,由於地理結構和歷史的原因,越南政權自古以來就有南北地域之分。1834年,越南阮朝皇帝阮福晈將越南分為“三圻”。越南人民抗法時期,在南圻、中圻和北圻分別建立起各自的組織。1929年前后,在越南北部、中部和南部地區分別出現印度支那共產黨、印度支那共產主義聯盟和安南共產黨三個組織。1930年 2 月 3日,胡志明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在香港召集這三個黨舉行會議,經與會者同意,合並后成立了越南共產黨。因此,一開始黨內就形成南、北、中三派。革新以來,尤其是1991年越共八大杜梅任總書記以來,越共權力核心“三駕馬車”的組成沿革為一種格局,即最高領導分別由北部、中部、南部人構成。其中,黨的總書記基本上由以河內為中心的北方人擔任,主管政治思想工作; 國家主席或國會主席為中部人,即胡志明主席的故鄉人; 政府總理為以胡志明市為中心的南方人,主管經濟工作。近十多年來,隨著越南民主化進程加快,國會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國會主席也進入權力核心構架,形成了“四架馬車”。這一現象被認為是越南共產黨存在著“南北黨派”現象。一般而言,北方派為傳統的社會主義派,對改革持謹慎態度,與中國較為親近; 而南方派則為較激進的改革派,傾向於效仿西方。然而,這種以地域為標准來劃分的派系似乎有淡化的趨勢,轉而為革新以來新形成的利益集團所驅動。

盡管越共領導層的表現與爭奪越共十二大新的權力地位有直接關系,但值得注意的是,主要領導人都表現出與中國拉開距離,而逐漸與美國走近的傾向。

( 四) 黨員干部政治素養和管理能力有待提高,貪污腐敗現象難以消除

隨著革新的深入,越共黨員干部戰斗力不強的問題越來越突出。越南共產黨通過對實踐的總結認識到,黨員干部政治素質和業務能力不高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和胡志明思想學習和認識不夠深入,導致不少黨員馬克思主義思想觀念淡漠,缺乏政治素養和戰斗力; 另一方面,越南的社會主義政治系統是在抗戰時期建立起來的,主要任務是滿足戰爭時期的需要,在轉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后,有很多地方需要調整,而此后又實行了長期的官僚包給制,因而一些官僚遺風難以消除,在轉向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后就必須要改革。此外,廣大黨員干部隊伍在過去30多年集中精力應對戰爭和民族解放,因而跟不上當前科技發展的需要,缺乏社會和經濟管理經驗。^[8]而目前新上任的中高層干部,不少是從西方和國外學習回國,在業務和專業能力上有了明顯提高,但這些人中有些明顯受到西方理論和思潮的影響,對於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大打折扣。

與此同時,干部腐敗問題成為難以根治的“國難”。日漸突出的腐敗問題在越共十大上再次敲響了警鐘。為了加強反腐工作的力度,2006年8月,越南國會常委會批准成立中央防治腐敗指導委員會,並由政府總理阮晉勇親自擔任委員會主席。然而,自 2006年以來,越南的貪污腐敗問題不但沒有得到遏制,反而更嚴重和突出,群眾不滿情緒更加明顯。在越共十大到十一大的五年時間裡,越共一共處分了近四萬名問題黨員,包括12 名越共中央委員。近年來,越南交通部長巨額貪污案、越南船舶工業集團和商業銀行等國有集團公司管理層違規經營導致數十億美元的重大損失案曝光,震驚越南,牽涉到多名高官。在 2012年舉行的十一屆國會第四次會議上,政府總理阮晉勇承認反腐工作指導委員會的不足並作出檢討。2013年 1 月 4 日,據越南政府監察組對 2012年檢察工作進行的總結: 全年共計對 168702 個部門、527544 個單位和個人進行了檢查,提議收回國家財政資金 298. 6 億盾( 1 美元 = 22000 盾) ,土地 1533 公頃,罰款 130. 85 億盾,對 1033 個單位和 2122 人進行行政處分,移送檢察機關案件59 起,涉及 104 人。其中,涉及貪污腐敗案件 89起,涉案金額共計 1045. 92 億盾。2014年 5 月,日本 NHK 電視台稱,日本 JTC( 日本交通技能公司) 為了得到越南“一號高鐵”規劃——河內至胡志明市的高鐵建設定單,向越南鐵路高官賄賂約6600 萬日元。隨后,收受巨額回扣的越南鐵路公司副總裁等 6 人被捕。越南腐敗現象不僅普遍,而且涉案金額越來越巨大。越南被國際組織列為腐敗指數最高行列國家之一。

二、來自黨外的挑戰

長期研究越南問題的澳大利亞學者卡萊爾·泰耶認為: 越南政治面臨的越共黨外的反對勢力有如下幾種: 一是黨外“知識分子精英”,二是抗戰時期的一些老兵,三是一些農民。^[9]實際上,這三股力量,有時是單個行動,有時相互配合,在西方反共敵對勢力的資金支持和組織策劃配合下,他們已經成為敵對勢力對越南進行和平演變的主要推手。目前對越共威脅最大的反共組織是“越南更新革命黨”( 即越新黨) ,由西貢政權統治時期的軍人、知識分子以及在西方學習和從事科研的自由派知識分子組成,總部在美國加州,在英、法、德、澳等西方國家設有分支機構,觸角甚至伸到了越南周邊國家和越南境內,他們利用人權、宗教等理由不時組織策劃各種反共活動,其中包括近幾年發生在越南的反華游行示威,以及 2014年 5 月13 日針對中資企業的打砸搶。據越南官方公布的調查結果,在“5·13”打砸搶事件中,西方反共勢力和越新黨不但煽動越南民眾上街游行,還直接給他們發現金。2007年,越共已宣布越新組織為恐怖組織。除了越新組織外,還有上百個西方背景的組織,或公開或隱蔽地挑動越南國內的民族問題、土地糾紛、干群關系等,對越共政權構成威脅。

大體說來,來自越共黨外的挑戰主要是通過以下四種渠道進行的:

( 一) 攻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胡志明思想,煽動越南政治的“民主化改革”

在越共籌備黨的代表大會期間,反共勢力通過撰文、組織研討會或接受外國電台採訪等形式,攻擊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和社會主義制度。

在 20 世紀 90年代越共七大召開前后,主要代表人物有越南著名數學家潘廷耀、生物學教授陳春秀( 筆名河士夫) 和學者阮方胡耀等。其中,潘廷耀在《共產主義》雜志召開的一次會議上,主張學習西方,重新選擇發展道路。在一次接受外國學者來訪時,潘廷耀宣稱: 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於越南解決貧困問題毫無益處,因而應全部廢除。1993年,越共免除了其中央科學研究中心副主任職務。陳春秀批評馬克思列寧主義與建立民主社會、實行市場經濟之間的矛盾不能調和,且不符合越南的國情,因此主張放棄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阮方胡耀是越南南方人,1990年宣布退黨。在胡志明市科學委員會召開的一次會議上,他宣稱馬克思列寧主義與當代社會毫不相干,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導致了歐洲社會主義的垮台,因此越南要放棄“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國名,結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他宣稱,一旦越南被解除封鎖就將被世界民主潮流融合,人民將要求實行自由政治,從而結束越南共產黨的一黨專政。

目前,在越南持同樣主張的所謂民主人士依然活躍,並以律師、文學家、新聞工作者和史學家居多。他們主張實行三權分立,建立所謂的民主制度,廢除越南共產黨對言論和新聞的管制,效仿西方,主張實行人權自由等。越共十一大前后,越南著手准備修改憲法,並通過各種方式廣泛征集越南各機關、組織、個人和旅外越南人的意見,境內外反共勢力趁機而入,妄圖從國家根本大法上顛覆越南共產黨的領導和越南社會主義制度,他們集結了國內外有名望的知識分子、離退休官員,拋出了所謂的“72 知識分子憲法草案”,其矛頭直指越南共產黨的領導和越南的社會主義制度,企圖在越南建立西方的民主制度。

2011年,越南以反黨反國家罪拘捕了宣揚三權分立的著名律師瞿輝何武。在西方的干預下,該律師拒不認錯,在獄中進行絕食反抗活動,而社會上一些組織和個人也四處為其伸冤,此案產生了強烈社會影響。經過兩年多的抵抗和美國的要挾,這名律師在 2014年 5 月以保外就醫的名義到了美國。在“中海油 981 事件”發生后,該律師在美國之音等媒體上大肆進行反共和反華宣傳,公然號召越南放棄社會主義制度、放棄共產黨政權,這樣才能與美國結盟來對付中國。

( 二) 借南方反政府舊勢力挑起民族主義,激化中越矛盾

泰耶所說的“抗戰時期的老兵”,是指那些在解放越南南方過程中,越南共產黨派往南方參戰的軍人。戰爭結束后,他們成立了“抗戰老兵俱樂部”,發行報刊,要求解放南方后參與越南國家政權,但南北統一后越南共產黨成立了“越南老兵聯合會”( 或稱“越南退伍軍人聯合會”) 來改組“抗戰老兵俱樂部”,一些俱樂部領導因此不滿,轉而攻擊越南共產黨,並轉向原西貢政權立場。這些退伍軍人中有部分人陸續到海外繼續活動,還有一些則留在以胡志明市為中心的南方,他們利用黨內不同政見者,時不時內外策應反共反政府活動,或通過上書領導人以影響決策,對越南的政治走向構成干擾。例如 2014年 7 月底發生的所謂“61 名越共老黨員呼吁改革”的公開信,實際上簽名的大部分是來自越南南方的主張西化的人士。

隨著越南政治體制改革的推進,這些所謂的不同政見者一方面打著民主化改革的口號,企圖通過民主改革瓦解越南共產黨政權; 另一方面利用中越兩國在南海主權上存在的糾紛,抬出前南方越南共和國政府即西貢政權的立場,不承認北方領導人在南海問題上曾經作出的表態和承諾,否認中國南海主權,要求越南共產黨根據西貢政權的立場和所謂史料為法理依據,逼迫越南共產黨對中國強硬,收回南方政權軍隊曾佔領的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搞西沙海戰紀念活動,並對在兩次海戰中陣亡的士兵舉行祭祀儀式等。在民族主義高漲和各種壓力下,越南國會於 2012年 6 月通過了《海洋法》,用法律的形式把西沙和南沙群島及其附近水域的主權固化,從而堵住了越共政權在南海主權問題上與中國談判妥協的退路。過去兩年的事實証明,這些行為已經對中越兩國關系產生了惡劣影響。

( 三) 利用少數民族和宗教問題攪亂社會治安

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推進,越南的土地問題越來越凸顯。國外反動勢力趁機利用這一矛盾,挑起了多起農民和土地問題的嚴重事件。在少數民族集中的中部西原地區和西北部山區,敵對勢力利用干群關系糾紛,打著宗教幌子進行滲透,在少數民族地區建立了反政府組織,伺機策動反政府群體事件。20 世紀 90年代中期,在越南太平省發生了轟動全國的農民與地方干部沖突事件。2004年前后,一股分裂勢力聲稱要在西部山區建立偍加王國,並發生了教民與地方官員的沖突;2010年,河內周邊也由於教會土地被征用而引發了教民和政府之間的沖突; 2011年,越南北部山區發生了數千赫蒙族群眾圍攻地方政府事件,最后越南政府不得不動用直升飛機進行驅趕。2012年以來,由於征地引起的糾紛越來越激烈,不少地方發生了暴力事件,甚至有人綁架官員,攻擊執法人員。這些現象在越南社會已經引起了強烈的震動,越共中央清楚地意識到,這些事件得到了西方敵對勢力的支持,對越南政治和社會安定構成嚴重威脅。越南政府採取高壓進行打擊,但卻成為西方攻擊越南人權狀況的主要依據。

( 四) 部分海外歸國的自由派人士致力於喚醒人們對西貢政權的懷舊思潮

越南的革新是一個逐漸開放和融入國際的過程。越共十大后,在“全方位、多樣化、全面、主動而積極地融入國際”的對外戰略思想主導下,越南放棄以意識形態劃分親疏的外交方針,對待海外越南人的政策也開始轉變。無論是那些 20 世紀 50—60年代由於對越共政權不滿而流亡海外的越南人,或是曾經為西貢舊政權效忠的官員,都被模糊地冠以“海外愛國越僑”而受到越南政府的召喚,歡迎他們回國來幫助祖國發展。於是,一部分海外越南人返回越南,或明或暗地經營文化出版物。這些人用電影和文學等藝術表現形式,通過對場面、段落的分切、組接、選擇,美化西貢政權制度下的歷史,或通過挖掘和渲染那些在 20 世紀中期越南“人文—佳品”文化運動中受到批判和打擊的文人的內心細膩感受,引導和激發觀眾的聯想,從而使受眾產生對西貢政權的幻想,引發其對越共文化運動的反思和控訴。海外越南人拍攝的以懷念南方政權時期生活為主題的電影《三輪車夫》、《青木瓜飄香》等在國際上獲獎,盡管越南政府未允許公開播放,但越南電視台邀請電影導演和演員做嘉賓進行宣傳,因而人們得以通過各種途徑觀看了這些影片。這些文化宣傳對越南社會觸動很大,甚至觸及了領導層的觀念。2007年,曾經被越南政府批判和長期禁言的作家陳寅,在政府沒有正式給他“平反”的情況下被授予國家勛章,表彰他在文學創作中的成就。但是,越南政府在這個突如其來的決定之后,沒有任何后續的舉措,表現出社會轉變時期體制性的困惑和搖擺。^[10]於是,一種懷念南方政權統治的思潮逐漸彌漫在越南人的思想中,以懷念舊體制和表現舊體制下個人內心感受的藝術題材悄然興起。在這些文化思潮的推動下,越南民眾那種在革命時期對越南共產黨的絕對忠誠與信任開始發生動搖,轉而對南方政權產生了一種模糊的向往。

除了以上方式外,國內外反共勢力對越共的瓦解和滲透花樣繁多,而且越來越隱秘化和提前化。考察中筆者了解到,一些跨國公司通過各種途徑掌握政府官員的各種社會關系,間接地賄賂腐化官員; 或對他們認為有潛力的黨的后備干部提前進行腐化滲透,使這些干部上任后因擔心“歷史污點”被揭露而不得不任其擺布。越南學者坦言,各種和平演變手段防不勝防。

三、越共的應對措施

越共曾在 20 世紀 90年代中期把面臨的主要問題歸結為: “經濟落后於本地區其他國家的危機、貪污腐敗的危機、偏離社會主義方向的危機以及‘和平演變’的危機”等“四大危機”,然而時至今日,這“四大危機”依然未能解除,這並非是越共無作為的結果。越共中央一直以來不但從思想上重視,而且採取了多種措施加以防范。這些措施主要包括: 加快推進行政和政治系統改革; 對黨員干部經常性地進行政治思想教育和業務培訓;建立健全各種黨內監督和社會監督機制; 建立和完善干部管理機制和懲罰機制; 在黨的機關報刊刊登領導人和理論家文章,闡發和警示和平演變及其他各種來自黨內外的威脅和挑戰等。越共十一大以來,為應對挑戰,越南黨和政府連續採取了多項措施並頒布了一系列文件,如 2012年 1 月16 日越共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當前黨建工作若干緊迫問題的決議”,闡明越共面臨的危機並提出黨風整頓措施; 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成立由中央總書記任組長、中央政治局直接領導的黨中央防治腐敗指導小組,開通了中央反腐指導小組辦公室的網站,公布有關反腐信息,並重新組建越共中央內政部,作為反腐指導小組的常設機構;2012年11月國會通過了《防治腐敗法》( 修正案) ,規定從 2013年2 月1 日開始,越南的領導干部需在每年1月1 日至3月31日期間,將個人財產申報清單在本人所在機關、組織或單位公布; 同期國會還通過了《對由國會和人民議會推選或批准的領導人投信任票的決議》,根據該決議,越南國會和各級人民議會將根據各級政府官員履行職責的表現、權限執行、政治素質、道德和生活作風等方面的表現,對同級官員進行信任票表決,等等。

對於來自黨外的和平演變挑戰,越南共產黨一向強調要保持頭腦清醒。在斗爭激烈的時期,組織專題研討會,並以專欄形式刊登了越南主要黨政領導和著名理論家的系列文章。例如,圍繞修憲斗爭,2013年6月10日越南共產黨機關雜志《共產主義》刊登了越南國防部政治學院哲學系副主任武光造的文章《當前的理論研究與理論斗爭工作》,揭示了當前越南理論斗爭的嚴峻形勢。該文指出: 當前越南的理論研究遇到的困難和挑戰是有史以來最為嚴酷的。歪曲和破壞馬克思列寧主義、胡志明思想和越南共產黨的路線是敵對勢力的一貫目標,但在不同時期,他們所採取的內容和方式有所不同,並且手段越來越高端和狡猾。^[11]可見,越共已經認識到越南政權的穩定受到了威脅並採取多種措施加強防控,然而,從經驗和實際成效來看,上述來自黨內的問題和外部的威脅並未因此而減少,反而越來越加劇。

在中越兩國南海主權爭端激化的背景下,伴隨著“去中國化”的宣傳和推進,與美國結盟的聲音已在越南社會中泛濫。越南社會學家在2014年7月14日接受 BBC 採訪時公然提出: “越南需要建立更好的戰略聯盟以抵抗中國的侵略”,“在全球化的世界裡,政治孤立對越南來說無異於政治失敗”,“美國是當今越南最關鍵的同盟國”;“如果越南不能夠發展更好的同盟關系,越南的島嶼領土可能會被中國攫取”; “越南領導人需要果斷地在國際法庭前捍衛自己的權利並反對中國,並且一勞永逸地把與中國有意識形態聯系的思想扔進歷史的垃圾箱”。實際上,這並非只是越共一些黨外人士的主張。與此同時,西方大國一方面在南海問題上積極支持越南與中國對抗,另一方面積極推進與越南的 TPP 談判甚至軍事合作的談判,拉攏越南的意圖已經非常明確。在這一背景下,越南共產黨領導下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所面臨的問題、挑戰及其發展動向,都需要我們不斷地密切關注。

注釋:

[1]《越共十一屆八中全會公報》,參見[越]2013年10月10日《人民報網》,http://cn.nhandan.com.vn/documentation/item/1289801-%E8%B6%8A%E5%85%B1%E5%8D%81%E4%B8%80%E5%B1%8A%E5%85%AB%E4%B8%AD%E5%85%A8%E4%BC%9A%E5%85%AC%E6%8A%A5.html.

[2][越]阮德平《繼續堅定和創造性地走社會主義道路》,載於《馬克思主義研究》2012年第12期。

[3]姚麗娟《越共60名黨員要求“放棄社會主義”不再依賴中國》,參見2014年7月31日《環球時報》。

[4]越南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越南國家政治出版社2006年版第77—87頁。

[5]轉引自潘金娥《越南共產黨的政治革新》,載於《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10年第3期。

[6]林錫星《阮富仲:越共新任總書記》,載於2011年2月1日《環球》第3期。

[7]《越南共產黨第十一屆四中全會會議決議:關於當前黨的建設的一些緊迫問題》,載於2012年1月16日《越南共產黨電子報》。

[8][越]阮文瑩《黨對政治系統和我國政治系統的組織機構和活動方式革新的認識過程》,載於蘇輝若等主編《1986—2005年黨的理論思維革新過程回顧》(上集)越南理論政治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8頁。

[9]CarlyleA,Thayer,“Political Legitimacy in Vietnam : Challenge and Response”,in Politics %26 Policy,Vol.38,No.3,2010,pp.423-444.

[10]程映虹《越南知識分子在想什麼?》,載於《文化縱橫》2012年第1期。

[11][越]武光造《當前的理論研究與理論斗爭工作》,載於2013年6月10日《共產主義》雜志,參見http://www.tapchicongsan.org.vn/Home/Nghiencuu-Traodoi/2013/21938/Cong-tac-nghien-cuu-ly-luan-voi-cuoc-dau-tranh-ly-luan.aspx。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共運部當代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