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誰的路，去往何處

“東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國家對蘇聯和民主德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等社會主義國家的統稱，后來又專指除蘇聯以外的8個社會主義國家。這更多是一個意識形態概念。1989年至1990年東歐國家先后開始向多元政治體制和市場經濟過渡。中國學者稱其為“東歐劇變”，並將劇變后的原東歐國家稱為中東歐國家。

東歐地區存在社會主義的土壤

東歐社會主義植根於19世紀以來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活動。馬克思主義誕生在西歐，但是社會主義的出現和勝利不一定在西歐，而是實踐於蘇聯和東歐。19世紀末，東歐地區大都進入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形成了工人階級及其政黨，傳播社會主義思想，開展社會主義運動，開始組織工人階級政黨。1878年誕生了捷克社會民主黨，1890年德國社會民主黨正式成立，同年匈牙利工人黨改稱匈牙利社會民主黨，1891年成立保加利亞社會民主黨(3年后改稱保加利亞社會民主工黨)。波蘭第一個工人階級政黨“第一無產階級黨”創建於1882年，1893年“第二無產階級黨”和波蘭工人聯盟組成波蘭王國社會民主黨。1893年羅馬尼亞社會民主工黨誕生，1896年成立南(部)斯拉夫社會民主黨。

這些工人階級政黨后來或改名為社會民主黨，或稱社會黨，都曾參加1889年誕生的第二國際及其活動。它們都把消滅私有制、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和社會主義社會作為奮斗目標。有的黨一度成為執政黨。它們歷史悠久、黨員眾多，影響比后來成立的共產黨還大。

俄國十月革命為東歐各國人民樹立了榜樣。十月革命取得勝利，不是在馬克思所預言的發達的西歐資本主義國家，而是在落后的不發達的俄國。這是十月革命對東歐地區革命的一大貢獻。俄國人的實驗証明在看來沒有很成熟歷史條件的國家也能開辟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人們看到，在東歐國家也有進行類似俄國革命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條件。隻要時機成熟，催生一場革命也是可能的，因為社會主義不僅是一種理想，而且已經是活生生的現實。

在十月革命的激勵下，東歐左翼政黨紛紛登上歷史舞台。1918年匈牙利共產黨建立，1918年12月波蘭共產黨成立，1919年保加利亞社會民主工黨改名為共產黨，同年創立南斯拉夫社會主義工人黨(次年改稱共產黨)，1921年羅馬尼亞共產黨和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相繼誕生。這些政黨都參加了第三國際。它們的共同特點是：承認十月革命對歐洲和世界革命進程的影響﹔強調要通過暴力革命推翻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政權﹔表示要以十月革命為榜樣，在各自國家開展革命。

東歐革命是十月革命所開創的革命道路的繼續，但在許多方面又有別於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發生在一場帝國主義戰爭的情況下，而東歐革命則是在一場反法西斯人民解放戰爭的環境下完成的。所以東歐革命不是重復十月革命的歷史現象，它沒有經過俄國從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轉變。隨著德、意法西斯的消滅，東歐各國的資產階級和君主制度很快土崩瓦解。在戰火中經受了考驗的共產黨人根據各國的具體情況，採取武裝的、和平的或二者兼有的方式完成了奪取政權和建立新的社會政治制度的任務。

那麼，十月革命的基本經驗是什麼?不少研究東歐問題的學者把它歸納為：奪取政權，蘇維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形式，布爾什維克類型的黨^[1]。這些經驗還可以概括為：無產階級專政、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作用、工農聯盟、社會主義工業化、社會主義農業改造和社會主義文化革命^[2]。十月革命包含了社會主義變革的普遍原則，但它不是每一場社會主義革命都必須重復的萬能模式。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東歐各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水平遠遠低於西歐國家。該地區除捷克斯洛伐克和后來的民主德國地區外，經濟上都是落后的農業國或農業—工業國。1918年獨立的捷克斯洛伐克承襲了原奧匈帝國3/4的工業，因而成為當時世界上10大工業國之一。而同為奧匈帝國組成部分的匈牙利卻仍處於農業—工業國歷史階段，農業產值佔工農業總產值的70％以上。波蘭也是一個農業—工業國。其時，巴爾干國家仍是農業國，隻具有中等或不發達的資本主義工業，大多數居民以農業為生。巴爾干各國的農業人口約佔全國總人口的70％到75％。

東歐國家的議會民主制度也不成熟，並存在很大的差異。原屬西歐文明圈的波、匈、捷具有議會民主傳統，比較容易地接受了西歐的民主政治體制，實行西方模式的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制。巴爾干地區的議會民主則完全不同於中歐地區。在巴爾干君主國中，這時幾乎都建立了君主專制制度。在阿爾巴尼亞，1928年索古國王實行獨裁﹔在南斯拉夫，亞歷山大國王1929年宣布個人獨攬大權﹔1934年保加利亞確立了君主專制制度﹔1938年羅馬尼亞建立了君主獨裁統治。同一時期，議會民主制在阿爾巴尼亞尚未形成，在羅馬尼亞正處於試驗階段。

這樣，政局不穩、政黨繁多^[3]和政府頻繁更迭就構成了“二戰”前東歐國家多黨政治體制的特點。據粗略統計，從1918年至1941年的短短23年裡，南斯拉夫王國共更換了39屆政府。最長執政兩年多一點，最短的隻有一周，有時每年多達4屆政府。在這期間，共有14人登上過首相寶座，11人任過外相。^[4]同樣，從1918年6月到1944年9月，保加利亞王國政府共更替了27次。波蘭的情況也極為相似。從1918年11月波蘭國家重建到1939年9月被法西斯德國佔領為止的21年時間裡，共改組了27屆政府。所以，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大部分時間裡，東歐國家仍然是多黨輪流執政。

東歐國家政局之所以動蕩不定，主要是因為這些國家沒有一個強大的政黨，其次還因為這些國家經濟落后和資產階級腐敗無能。它們不具備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政治多元化的社會基礎——發達的經濟和文化，以及相對完善的法律和強大的資產階級。這說明東歐多黨政治體制從一開始就是不完善和不健全的。所以，它沒有給這些國家帶來真正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主和自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中，當一些資產階級政黨或公開站在佔領者一邊，或賣國求榮，或分崩離析、偃旗息鼓的時候，大多數國家的共產黨肩負起了組織和領導反法西斯斗爭的重任。它們成功地建立了廣泛的反法西斯民族統一戰線，並被迫在反對外來佔領者和國內賣國賊兩條戰線上作戰。共產黨人利用“二戰”的特殊條件，把革命的可能性變成了現實，成為奪取政權的功臣。他們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履行了對十月革命和對各自國家的承諾。如果說十月革命是東歐革命的“助產婆”，那麼“二戰”則成了東歐革命的催化劑。

東歐國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

社會主義在東歐的出現，是東歐社會主義思想傳播和社會主義政黨革命實踐活動融合的邏輯結果，是東歐共產黨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浴血奮戰的必然成果，也是歐洲歷史和世界歷史發展共同規律中的正常現象。

戰后初期，東歐各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季米特洛夫、鐵托、哥特瓦爾德、哥穆爾卡等立足本國國情提出建立有別於蘇維埃制度的新型的人民民主模式，進而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主張。這一主張因在某種程度上得到斯大林的首肯和支持而在原東歐各國普遍推廣。1944年至1947年，他們對人民民主模式的探索開創了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多樣性，無論是作為一種理論，還是一種實踐，無疑都是有益的。

在眾多的對東歐人民民主制度的解釋中，人們普遍認為季米特洛夫關於人民民主的論述最豐富、最全面、最具代表性。季米特洛夫認為，“人民民主制度和人民民主國家的性質是由四個最重要的特征決定的：(1)人民民主國家是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勞動人民——絕大多數人民的政權﹔(2)人民民主國家是過渡時期的國家，其使命是保証我國沿著社會主義道路發展﹔(3)人民民主國家是在同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合作和友好中建立起來的﹔(4)人民民主國家屬於反帝國主義的民主陣營”。^[5]季米特洛夫還認為，從人民民主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必然有一個准備階段或過渡階段，而且這個階段是相當長的，當時估計一般需要10到15年的時間，這就是人民民主階段。

早在1945年4月4日，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屆民族陣線聯合政府在科息斯正式組成后，捷共領導人哥特瓦爾德強調說：“在現階段，我們是按民族民主革命的路線，而不是按社會主義革命的路線行動的。”^[6]捷共領導認為，當時還不應該提出社會主義革命和反對一切資產階級和消滅資本主義的口號。1947年1月22日，哥特瓦爾德在一次黨中央會議上明確宣布，“在我國，我們沿著自己的捷克斯洛伐克道路通往社會主義”。^[7]

哥穆爾卡1945年12月在波蘭工人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作了題為《通向新波蘭之路》的政治報告。他在報告中強調根據別國的經驗和波蘭的實際，波蘭將作為一個獨立國家而發展，其目標是逐步地、循序漸進地建設社會主義，通過和平方式“由人民民主過渡到社會主義民主”。“我們選擇了波蘭自己的發展道路，我們把它稱之為人民民主道路。”^[8]這就是哥穆爾卡提出的“波蘭道路”。

1946年，鐵托指出通往社會主義有不同的道路。他說：“道路……不必要也不可能在所有國家都像偉大十月革命所記載的那樣。教條主義地提出這個問題，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是不符合辯証法的。它們的道路可以有共同的相吻合之處，也確實有共同之處，也確實有。但是，每個國家內部發展的特殊條件和性質決定了到達和實現更美好社會制度所走的道路的特殊性。具體地說，在我們這裡，就是爭取達到真正的人民民主的道路。”^[9]

在羅馬尼亞，國內派共產黨實際領導人帕特拉卡努根據戰后羅馬尼亞的國情，“制定了經過民族民主革命階段，再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正確路線”。他稱，羅馬尼亞“對具有東歐特色的人民民主道路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和研究”，認為“鐵托的道路”對羅馬尼亞比較適宜。^[10]

從東歐各國領導人關於人民民主的論述和講話中，我們可以看到，東歐國家考慮到本國的特殊條件，在選擇社會主義政治模式時並沒有提出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和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而是選擇了人民民主作為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政權形式。這種政權形式實行多黨制議會民主，成立聯合政府，允許反對派政黨存在，堅持各種所有制形式並存。同時，人民民主國家沒有照搬蘇聯國有化、工業化和集體農庄化的經驗。人民民主制度既不同於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又有別於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這是一種人民民主專政，而非無產階級專政，為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創造了新模式和新經驗。人民民主政治制度及其模式不是從蘇聯“移植”過來的，而是土生土長的制度模式。

東歐國家選擇人民民主這種政治制度模式既是人民的選擇，又符合這些國家的實際情況。“二戰”后東歐國家處在東西方大國的夾縫中，還不具備立即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國際國內條件。西方國家立即發動了“冷戰”，推行“遏制共產主義政策”，不允許這些國家建立“共產主義政權”﹔同時，蘇聯也不願意破壞雅爾塔體系和違背同英國達成的劃分勢力范圍的諾言，而得罪西方盟友。所以，人民民主政治模式是斯大林與其西方盟友妥協的產物，也是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一種社會形態。

此時，社會主義政治模式正式形成並全面運作。其主要特點是：第一，通過全民公決，取消君主制，或制訂民主憲法，宣布建立人民共和國﹔第二，消滅反對派政黨，實行共產黨(或以共產黨為首的)一黨領導﹔第三，通過社會主義憲法保障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和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

有的學者指出，東歐國家的共產黨並沒有放棄社會主義社會這個最終目標，而是選擇了人民民主制度，這是因為：首先，恢復國民經濟的復雜任務不是某一個黨所能做到的，要求各黨派共同努力﹔其次，如果像蘇聯十月革命后那樣宣布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那無疑會造成嚴重的不良后果：第一，會動搖戰后斯大林竭力堅持的反希特勒同盟的團結與合作﹔第二，將給原德國的盟國制訂和平條約、解決它們的國際地位和總體上解決戰后歐洲問題帶來困難﹔第三，使用“專政”一詞會在心理上使許多人遠離共產黨。^[11]

然而，正當東歐國家選擇自己發展道路的時候，斯大林改變戰后初期對人民民主制度的肯定態度，把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模式作為唯一正確的模式強加給這些國家。1947年以后，東歐國家面對蘇聯的壓力，不得不接受共產黨一黨執政和議行合一的蘇聯政治制度模式。隨著1948年東歐各國共產黨和社會黨合並，人民民主專政已被無產階級專政取代，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逐漸過渡”已被“急速轉變”代替。東歐國家沒有選擇社會發展道路的任何余地，必須學習蘇聯的榜樣和經驗，接受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正如俄羅斯學者所指出的一樣，1948年蘇聯將南斯拉夫開除出人民民主國家，“便結束了通往社會主義的民族道路”，便把斯大林社會主義模式“作為普遍規律強加於東歐”。如果東歐各黨不放棄“自己獨立的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就會“被指控為民族主義、跟帝國主義抱團和仇視蘇聯”。^[12]於是，東歐豐富多彩和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開始消沉，廣大人民和黨員對新生政權的熾熱情感不能充分表達，理想的火花和獻身精神慢慢泯滅。

這樣，“在40年代末原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便完成了從人民民主向蘇聯模式的過渡。於是，剛剛起步的歐洲試驗還來不及展現它的實質和潛力，便壽終正寢了”^[13]。東歐國家過早中止人民民主試驗，給這些國家隨后40多年的歷史發展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成為東歐社會主義演變的歷史根源之一。

東歐社會主義政治模式呈現多樣化

在如何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問題上，東歐國家從一開始就同蘇聯產生了矛盾。一方面，東歐國家的歷史文化傳統和政治經濟制度不同，需要尋找符合自己國情的道路﹔另一方面，蘇聯強調同一類型國家發展的“共性”和“普遍規律”。而且，無論“東歐的實驗”還是“東歐道路”，不是要放棄蘇聯模式，也不是要放棄社會主義，而是要對戰后實行的蘇聯模式進行完善和改革，要認識到東歐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與蘇聯是有區別的。西方學者也公正地指出，“任何馬克思主義理論要想在東歐立得住腳，就不能忽視所有這些差異”^[14]。

首先，在政黨制度方面，鑒於東歐各國的政黨在戰時和戰后的作用不同，又受到各國歷史傳統和社會政治發展特點的影響，各國的政治體制呈現出多樣化：既有一黨制，也有共產黨領導的兩黨制和多黨制。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建立的是一黨政府，實行一黨制，黨的領導人集黨、政、軍、外交大權於一身。波蘭有統一農民黨和民主黨參政﹔民主德國形成了由德國統一社會黨領導的，有基督教民主聯盟、自由民主黨、民主農民黨和國家民主黨參加的多黨合作體制﹔捷克斯洛伐克有人民黨、社會黨和兩個斯洛伐克黨存在。這三個國家屬於一黨制下的多黨合作制。但實際權力掌握在共產黨人手裡。保加利亞可以視為由共產黨和農業人民聯盟(簡稱農民聯盟)共同執政的兩黨合作制。

但是，這種多黨制是很不成熟、很不完善的。盡管20世紀50年代末起東歐各執政黨開始承認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多樣性，指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從來沒有說過社會主義的政治體制是一黨制，起碼取消多黨制不是歷史的必然。為此，各黨把發揚社會主義民主、遵守法制和恢復黨群關系等工作放在重要位置。一方面，減少了黨對議會、工青婦等群眾組織的干預，將一切積極因素團結在人民陣線或民族陣線的周圍，讓廣大勞動群眾參加國家和社會的管理活動。另一方面，又繼續對其他政黨領導人的任職和人數作了一些限制。民主黨派活動家一般隻能擔任國家和政府機關的副職，少數情況下可以任議會的議長。在地方各級代表機構中，參與執政的黨派的代表約佔20％左右。它們的組織發展不能超過限定的人數。同時，執政黨一味地強調加強執政地位，隻在形式上滿足了其他政黨的參政要求，更沒有建立一套其他政黨對執政黨進行行之有效的監督和制約的機制與制度。因此，這種一黨制下的多黨合作近乎形同虛設，是極不穩固的。

其次，在政治制度方面，東歐國家也在探尋各自的道路。社會主義政治模式除了傳統的蘇聯模式和人民民主道路外，還有南斯拉夫的自治社會主義，波蘭的沒有農業合作化和受到天主教強烈影響的社會主義，匈牙利的重視富農階層的社會主義，民主德國的特殊條件下的社會主義，保加利亞的以祖國陣線為主體的與農民黨合作的社會主義，更有阿爾巴尼亞不承認任何宗教存在的貧窮社會主義以及羅馬尼亞的個人專權社會主義。毫無疑問，在這些模式中，最主要的、得到東歐各國承認的是蘇聯模式和南斯拉夫模式。

這種社會主義政治模式的不同源自於各國的國情不同，各國的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的不同。例如，戰后初期的三四年，東歐國家都小心翼翼地回避蘇聯“集體農庄”的名稱，一般都稱“農業社”、“農業生產合作社”、“農業勞動合作社”，這樣比較容易吸引農民參加。即便這樣，到1953年之前，東歐的農業合作化速度進展十分緩慢。現有資料証明，至1953年，除保加利亞的可耕地集體化程度達到了50％外，其他東歐國家一般隻有20％到40％，像波蘭、羅馬尼亞、民主德國則更低。波蘭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有學者指出，“實際上，波蘭農業集體化的速度從來就不快，從1950年至1953年，隻有7％的可耕地被集體化，在以后的兩年裡，可耕地被集體化的比例增加到11％”。^[15]大多數東歐國家是在1956年之后才出現農業集體化浪潮。盡管東歐國家照搬蘇聯經驗，也建立了國營農場和機器拖拉機站，但它們大都在1956年后又逐步撤銷了。

另外，在宗教政策方面，東歐國家也採取了與蘇聯完全不同的做法。東歐共產黨重視宗教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天主教在西方都擁有自己的政黨，東歐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波蘭有90％的群眾信仰天主教，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等地也有60％以上的天主教信徒。教會和教堂都存在，並活動積極。如果在這些國家和地區吸收新黨員時將大量信徒排除在外，那共產黨的隊伍將非常之小，會喪失群眾基礎和社會基礎。所以，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執政黨當時是允許信教群眾入黨的，也允許他們進入教堂和清真寺。這看起來與蘇聯的做法、與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觀點是相矛盾的。

東歐國家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創新，是從上世紀50年代起把工人自治制度引入到經濟和社會生活中。前有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制度，后有波蘭和匈牙利的工人委員會。東歐執政黨認為，這正是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貢獻。

應該說，在人民民主制度剛剛轉入社會主義軌道后，在沒有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經驗可供借鑒的情況下，東歐國家學習和沿襲蘇聯的經驗是必然的，也是無可厚非的。但是，有些國家完全不顧本國資源不足和經濟落后的現實，效仿蘇聯優先發展重工業和國防工業的經濟發展戰略，提出了建成“鋼鐵國家”的口號和“必須在15到20年內完成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經過100年才能完成的事業”這一趕超戰略。這種機械照搬別國經驗嚴重脫離本國實際的做法，使國家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同時，由於蘇聯模式並不適合東歐各國的國情，而執政黨和政府又決定沿著這一道路走下去，於是加劇和激化了國內矛盾，也使執政黨面臨一些新的問題和困難。1956年的波蘭和匈牙利事件，已經給那些盲目照搬蘇聯模式的執政黨敲響了警鐘。

20世紀50年代中期，社會主義在經受第一次重大考驗后雖然很快站穩了腳跟，但“東歐道路”同蘇聯模式之間的摩擦和矛盾並沒有因此而化解。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相繼產生了哥穆爾卡的“波蘭道路”和卡達爾的“匈牙利道路”。它們同“南斯拉夫試驗”一起被人們認為是戰后東歐改革的第一個高潮，也都為社會主義政治模式提供了寶貴經驗。

20世紀50到60年代，曾被西方稱為“共產主義的年代”，確實是東歐改革的最好時期，但各黨沒有抓住這個機會，使改革沿著健康的道路發展。當然，在蘇聯的嚴密控制下，任何大膽的改革都會被視為“越軌”行為，會被消滅在萌芽狀態。這時的改革充其量隻能是局部的、修補式的。所以，繼波匈事件之后，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接連受挫，在華約六國入侵下夭折﹔匈牙利的改革比較靈活，才躲開了華約國家的“圍剿”﹔波蘭宣布改革，也隻能在困境中苦斗掙扎﹔像民主德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國都是淺嘗輒止，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改革。

就連東歐國家一致推崇的南斯拉夫社會主義模式，也是曇花一現。“二戰”后，南斯拉夫在工農業建設方面主要是照搬蘇聯的理論和實踐。1948年南斯拉夫共產黨與以蘇聯共產黨為首的歐洲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發生沖突。1949年，南斯拉夫被開除出“社會主義陣營”。從此，勇於創新的南斯拉夫共產黨人在黨內掀起了學習和重新領會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運動，反思自己走過的道路。他們認為，在馬克思主義學說中就有關於工人自治思想的論述。馬克思在《國際工人協會共同章程》中開宗明義指出：“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由工人階級自己去爭取”^[16]。於是，1950年起南共聯盟開始實施工人自治制度。是年6月26日，鐵托在議會通過工人自治基本法時強調指出：“今天，我們在自己的國家裡建設社會主義，我們不用抄襲任何刻板公式，而是要考慮到我國的特殊條件，遵照馬克思主義科學和思想來走自己的道路。”^[17]接著，《工人自治法》誕生，標志著南斯拉夫自治社會主義制度的開始，又稱“鐵托社會主義”。南斯拉夫社會主義政治模式的核心內容是：通過工人委員會實現非官僚主義化﹔管理、政治和文化非集中化以及社會生活各領域的民主化。^[18]“三化”的基本思想是實現廣大人民群眾盡可能地參加經濟和社會領域的管理。

隨后，南斯拉夫工人自治制度繼續發展，逐步擴展到其他企業和非經濟領域，直至延伸到整個社會。工人自治和社會自治深入到社會生活各領域內。南斯拉夫模式終於避免了蘇聯模式或蘇聯化，走上了自己的發展道路。東歐其他國家像匈牙利、波蘭等國也成立了工人委員會，學習鐵托和南斯拉夫的榜樣，邁出政治自由化和經濟市場化步伐，主張走自己的“民族道路”。它們從思想上同情和支持南斯拉夫模式，但在行動上卻一隻腳踩在蘇聯的船上，另一隻腳踩在自己的船上，在改革和觀望中徘徊。這種尷尬處境決定了它們的政治模式難以最終形成，並對其他東歐國家產生影響。

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南斯拉夫聯邦的社會矛盾和經濟危機激化，在東歐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發生劇變和西方大國干預的國際背景下，南聯邦的民族問題被國內外敵對勢力政治化和國際化。聯邦內部危機加劇，各共和國紛紛退出聯邦，南聯邦最終解體。南斯拉夫是原東歐地區改革開放的典范，人們津津樂道的一塊樂土。如果說戰后南斯拉夫的迅速發展和民族團結歸功於三個主要因素，即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人，一個唯一的政黨和一支統一的軍隊，那麼在1989年至1990年的蘇東劇變中，上述三個穩定因素已不復存在了。

近年來的最新解密材料披露，南聯邦解體的主要原因是歐美國家策劃的陰謀，不是大家說的民族主義，西方只是利用了民族主義打擊南聯邦。這些已經公開的証據說明：早在1976年至1977年聯邦德國就主張消滅南斯拉夫聯邦。德國欲為“一戰”雪恥、為“二戰”報仇，率先支持南斯拉夫的穆斯林，承認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獨立。1992年南聯邦解體后，美國又一心要消滅由塞爾維亞和黑山組成的南斯拉夫聯盟，1999年美國侵略南聯盟，2000年美又主張科索沃從塞爾維亞獨立。結果2006年南聯盟也壽終正寢，2008年科索沃單方面獨立，塞爾維亞也遭到肢解。^[19]

哥穆爾卡“在戰后東歐各國競相採用蘇聯模式的潮流中，勤於思考，勇於探索，獨創性地提出了適合波蘭國情的建設社會主義的波蘭道路”^[20]。哥穆爾卡后來又對走向社會主義的“波蘭道路”做了進一步的論述。他說，波蘭道路不是頭腦中憑空想出來的，“是創造性的社會主義思想的產物”。嚴格地講，波蘭道路不同於蘇聯通向社會主義所走的道路，因為通往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是由每個國家具體的歷史條件和具體的階級力量對比所決定的。

同樣，卡達爾在1956年12月指出：“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將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按照匈牙利本國的特點和當前的歷史要求來建設社會主義。它不會機械地抄襲其他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辦法，而要考慮到歷史經驗和成就，根據本國的特點，沿著匈牙利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前進。”后來，他在談到社會主義模式時說：“歷史已經証明我們的偉大前輩——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預見的正確性，他們斷言，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除根本的共同點外，形式上將是多種多樣的。可以設想，未來的社會主義革命將會不斷創造出新的形式。政權、國家、執政的形式，民主體制都可能有所不同。”^[21]

在1989年底的暴風雨中，東歐各黨已處於十分困難的逆境之中。他們所選擇的社會主義道路和模式已經受到沖擊。多黨制成為不可逆轉的現實，東歐出現了多黨競爭的復雜局面。1989年11至12月份，東歐各國通過修改憲法，取消了共產黨領導地位的條款，紛紛放棄一黨制，建立多黨制。東歐社會主義政治模式宣告結束。

對東歐社會主義政治模式的思考

歷史進入21世紀初，東歐的政治地圖發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最大變化，成立了13個民族國家。^[22]它們是：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斯洛文尼亞、塞爾維亞、克羅地亞、黑山、馬其頓、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波黑)。原來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與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合並，東歐地區的面積和人口略有減少，而國家卻由原來的8個增加到了十幾個。

第一，東歐國家在戰后創造了自己的社會主義政治模式，並一度發揮了重要的歷史作用。從20世紀40年代中期到末期，這是東歐國家人民民主國家政治體制形成和發展的時期，各黨派共同組成了聯合政府，實行多黨合作制。但是，這種多黨共存的局面並沒有維持多久。在人民民主政權還沒有充分發揮其潛力的情況下，由於東西方“冷戰”和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強行推廣到東歐，這一過程被過早地中斷了。

東歐各國被迫放棄人民民主政治模式，而盲目接受蘇聯模式是歷史性錯誤。在東歐各國社會主義制度初創時期，接受蘇聯政治模式，有符合歷史客觀需求的一面。在那個時代要搞社會主義，一切都取決於斯大林。然而，可悲的是，東歐國家在接受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時，不僅吸取了蘇聯20世紀30年代以來社會主義建設的正面經驗，而且也重犯了它的錯誤。這種僵化的斯大林社會主義模式和理論給東歐各國爾后40多年的歷史發展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使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照搬蘇聯政治模式背離了東歐各國的實際，扭曲了東歐各國的社會發展，損害了社會主義在東歐的聲譽，致使東歐各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危機頻發，乃至最后走向劇變。

第二，東歐執政黨的失敗不完全是學習蘇聯模式造成的，有其自身的深刻原因。東歐執政黨既是蘇聯模式的忠實執行者，又是這個模式的無辜殉難者。社會主義發展有多種模式，各國各黨情況不同，各黨的執政方式也會不同。目前，國內外在解釋東歐各國共產黨喪失執政地位的原因時主要持以下幾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東歐執政黨的垮台是共產黨本身固有的缺點造成的，似乎共產黨掌權先天不足﹔第二種觀點強調，東歐執政黨及其領導的事業的失敗是照抄蘇聯模式的結果﹔第三種觀點稱東歐執政黨亡黨亡國的根本原因在於黨外反對派的崛起和黨內反對派的興風作浪。上述觀點都各有道理，都不失為理由之一。

如果認為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失敗也是因為接受了蘇聯模式，那是不准確的，或者說是不全面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這是毫無爭議的。因為蘇聯模式要求一個國家的資金要高度集中和統一利用，所以蘇聯模式使東歐國家解決了一系列重大的社會問題，比如住房、教育、醫療、休假、合理分配收入、人身安全，等等。但是如果說蘇聯模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那就錯了。每一種文明，特別是一種模式，它的存在應該符合本國的條件或者這種文明的社會條件。蘇聯模式對一些中小國家，即經濟上還處於粗放階段的一些國家來說是適合的、有用的。當搞計劃經濟建設的時候，這個模式是能發揮作用的﹔當粗放式的階段已經過去，還繼續沿用這個模式就不對了。

第三，東歐社會主義政治模式存在缺陷，但不能全盤否定、一筆勾銷。東歐劇變后，有人宣稱東歐社會主義年代是“喪失的時期”，沒有任何前途和值得肯定的部分。然而，歷史是沒有空白的，任何一個時代都是上一個時代的延續，21世紀是由20世紀而來。20世紀社會主義政治模式可以被研究、評說，但無法取消。西方學者也不否認在社會主義年代東歐國家取得了“顯著成就”，人們受到“良好教育”，社會貧困階層有“較多的保障”。這種對社會主義年代的留戀在東歐國家是一種常見的現象。原保共領導人日夫科夫在其回憶錄中寫道：“懷念是深藏在內心的對過去的思念，很可能也能減輕留戀過去美好日子的沉痛心情。”它“召喚我們明智地評價過去一切積極的東西，以便更順利地前進”。^[23]難道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沒有給人們和社會帶來一點成績，沒有任何好處，需要全盤否定，永遠拋棄嗎?

第四，蘇聯模式和東歐模式的失敗不是社會主義命運的終結。蘇東執政黨下台並不意味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最后結束。蘇東劇變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低潮，並沉重打擊了歐洲左派政黨，但經過這場洗禮，東歐中左翼政黨仍然以新的面貌存在，它們上台單獨執政或同其他政黨共同參政的現象也很普遍。這些黨如果堅持馬列主義基本原則、改變僵化的觀念和採取靈活的斗爭策略，贏得廣大選民的支持，仍將是有執政前景的政黨。社會主義思想就像任何一種其他思想一樣，有它的過去、現在和將來。歷史上，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了科學，又從科學變成了現實﹔如今，社會主義暫時遭受了挫折，但是社會主義必定將會由挫折走向振興直至最后勝利。

注釋：

[1][南]米·馬爾科維奇：《共產國際和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的關系》，南斯拉夫《國際工人運動》(Международенраднически покрет)雜志，1984年第1∼2期，第66頁。

[2]見保加利亞《歷史評論》(Исторически преглед)雜志，1985年第10期，第10∼11頁。

[3]以南斯拉夫王國為例，1923年的議會選舉時有33個黨派參加，而1925年議會選舉竟多達40個政黨。

[4]資料來源見[南]鮑格丹·克裡茲曼博士所著《南斯拉夫國家的對外政策1918—1941》(Krizman Bogdan,Vanjska Politika jugoslovenske drzave 1918-1941,Zagreb 1975.)一書附錄，薩格勒布1975年版，第182∼183頁。另據有關資料，從1918年到1929年存在過23屆政府，到1941年總共更換了34屆政府。

[5]《季米特洛夫全集》(ГеоргиДимитров，Съчинения том 14)第14卷，索非亞：黨的出版社，1988年，第294頁。

[6]《哥特瓦爾德選集》(《KI Gottwald wybrane spisy》，Statni nakladatelstri politicke literatury)第2卷，布拉格，1955年，第101、102頁。

[7]轉引自[保]德·德拉甘諾夫：《在斯大林主義的陰影下——二戰后的共產主義運動》(Драгомир Драганов，Всянката на Сталинизма-комунистическотодвижение след Втората световна война)，索非亞，1990年，第21頁。

[8]劉邦義：《哥穆爾卡評傳》，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年，第98頁。

[9]鐵托：《新型民主的基礎》，《共產黨人》(《Комунист》)周刊，1946年第2期。

[10]參見康春林：《論二戰后羅馬尼亞政局的嬗變——從帕特拉什努問題說起》，《世界歷史》，2001年，第4期。

[11][保]埃·卡林諾瓦和伊·巴耶娃：《保加利亞的過渡1944—1999》(ЕвгенияКалинова，Искра Баева，Българскитепреходи1944-1999)，索非亞：“帕拉迪格瑪”出版社，2000年，第23頁。

[12][蘇]沃洛基娜等：《人民民主：神話還是現實?——1944∼1948年東歐社會政治進程》(Народная демокрация：Миф или реальность? Общественни-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ь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1944-1948гг)，莫斯科，1993年，第234∼235頁。

[13]參見[保]米托·伊蘇索夫：《格·季米特洛夫——生活道路與政治思想》(Мито Исусов，Георги Димитров—жизнен път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 идеи)，索非亞，2004年，第25頁。

[14][美]馬·拉科夫斯基：《東歐的馬克思主義》，鐘長安譯，北京：三聯書店，1984年，第76頁。

[15][英]本·福凱斯：《東歐共產主義的興衰》，張金鑒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第137頁。

[1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36頁。

[17]轉引自[南]布·佩特拉諾維奇、切·什特爾巴茨：《社會主義南斯拉夫史》第2卷，貝爾格萊德：工人出版社，1977年，第324頁。

[18][德]馬裡-日寧·恰裡奇：《20世紀南斯拉夫史》(譯自德文Мари-Жанин Чалич Историja jугославиjе y 20 веку)，貝爾格萊德：Слио出版社，2010年，第238頁。

[19]有關材料詳見南聯盟前外交部長日瓦丁·約萬諾維奇：《美國和北約對巴爾干和歐洲的政策》，貝爾格萊德“人人平等”論壇編《外交政策的現實問題》(Актуелна питана сполне политике)叢書第20冊，2007年﹔又見貝爾格萊德“人人平等”論壇編《北約侵略10年之后——塞爾維亞人民的教訓1999—2009》(NATO Aggression-10 years after message to the Serbian people)，2000年。

[20]劉邦義：《哥穆爾卡評傳》，第1頁。

[21][匈]卡達爾·亞諾什：《論匈牙利社會主義建設1957∼1985》，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6∼367頁。

[22]這裡不包括波羅的海的立陶宛、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三國，也不包括尚未成為聯合國成員國的科索沃。

[23][保]日夫科夫：《日夫科夫回憶錄》，吳錫俊、王金柏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99年，第214頁。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