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馬列著作編譯工作的歷史、現狀和問題——顧錦屏研究員訪談錄

2002年12月3日上海《社會科學報》記者就馬列著作編譯工作的有關問題採訪了中央編譯局原副局長顧錦屏研究員。2003年1月9日該報以《“代聖人立言” 甘苦誰知》為題發表了採訪內容。這次談話對於了解馬恩列斯三大全集的編譯歷史，尤其對了解目前正在進行的《馬恩全集》第二版的編譯工作情況和問題，很有幫助。談話還對《共產黨宣言》中“消滅私有制”譯法是否正確問題作了系統分析，對於澄清爭論和准確理解馬恩原意也很有啟發。以下是談話記錄原始稿。

馬列著作翻譯工作的歷史

記者：顧老師，請您談談馬列原著翻譯的歷史。

顧錦屏：馬列著作的翻譯，從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第一個全譯本算起，到現在已有80多年歷史了。這80多年是很不容易的，我們的很多先輩在處境極其險惡的白色恐怖下，不顧個人安危為傳播馬克思主義真理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我們黨從成立之時起就把馬列主義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因此十分重視馬列著作的翻譯工作，盡管條件十分艱難，仍千方百計地支持馬列著作的翻譯和出版工作。就說延安時期吧，1938年，延安成立馬列學院，並專門在學院裡設立一個編譯部，負責馬列著作的翻譯，院長張聞天同志兼任編譯部主任。1938－1942年延安出版了一套《馬克思恩格斯叢書》和一套《列寧選集》。延安整風開始以后，在毛主席的提議下，中央通過了關於翻譯工作的決定，並決定成立翻譯校閱委員會，以審查和提高馬列著作譯文的質量。中央要求把這項工作作為對黨最負責的工作做好。毛主席還勉勵翻譯工作者，說“學個唐三藏和魯迅，實是功德無量的”。由於黨中央的重視，盡管當時條件很困難，翻譯人員少，工具書又有限，但還是翻譯出版了馬恩列斯的一些主要著作。

真正系統地編譯馬列著作是在建國以后，1953年1月中央決定成立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任務是有計劃地系統翻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寧全集》和《斯大林全集》。當時從事這項工作的人不多，大概有100來人，除少數延安來的老同志外其余都是剛從學校出來的年輕人，承擔這樣的任務既非常光榮又十分艱巨。同志們夜以繼日地工作，在實踐中鍛煉出人才。經過大家的努力，1958年就完成了《斯大林全集》的翻譯出版，共13卷，約300萬字。《列寧全集》有38卷，數量多，難度大，翻譯進度慢。1956年中央指示要加快《列寧全集》的翻譯，很多老同志也給編譯局提意見，他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列寧全集》。中央的指示和老同志的期望，給全局同志極大鼓舞。局領導決定1959年將《列寧全集》38卷全部譯成中文出版，“向國慶十周年獻禮”。人民出版社也通力合作，保証按時出版。經過全局同志日夜苦戰，《列寧全集》38卷的翻譯任務終於在國慶十周年時全部完成，約1600萬字。《列寧全集》中文第一版實際有39卷，因俄文版第39卷出得晚，這一卷是兩年才翻譯出版的。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翻譯任務更為艱巨，俄文版先出版39卷，后又出版11卷補卷，共50卷。每卷50萬字左右。《馬恩全集》不僅篇幅宏大，而且內容艱深。翻譯確實不容易。我們從1955年開始翻譯，到“文革”開始，共出版了21卷。“文革”開始后，這項工作被耽擱了幾年。

記者：這是中央交給的任務，還會受沖擊嗎？

顧錦屏 ：那時野心家林彪別有用心地鼓吹“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要百分之九十九讀毛主席的書”。所以我們編譯好的馬列著作被束之高閣。毛主席針對林彪一伙的胡言亂語，多次指出要認真學習馬列主義。1969年馬列著作的編譯工作得到恢復。全局同志全身心地投入《馬恩全集》的翻譯工作。到1983年，50卷全部出版，約3200萬字。編譯局同志歷盡千辛萬苦，終於完成了黨中央交給的翻譯三大全集的任務。

《馬恩全集》和《列寧全集》第一二版有何不同

記者：你們在《列寧全集》第一版之后又出了第二版，現在你們又在編譯《馬恩全集》第二版，為什麼要搞第二版呢？

顧錦屏：1982年黨中央決定編譯《列寧全集》第二版。為什麼編第二版？因為39卷本的《列寧全集》所收的文獻遠遠不全。原蘇聯在出版39卷本全集的基礎上又出版了55卷本的全集，另外還有不少列寧文獻尚未包括在內。我局作了大量調查和搜集工作，編輯了60卷本的《列寧全集》，重新校訂了譯文，編寫了注釋、人名索引等各種資料，於1990年全部出版。這是我國自行編輯、收錄文獻最全的一套《列寧全集》。1986年中央又決定編譯《馬恩全集》第二版。

記者：為什麼？有何不同？

顧錦屏：第一，原來的《馬恩全集》除了一些重點著作外，絕大部分都是從俄文轉譯的。雖然俄文版的質量相當好，但不根據馬恩原著文字翻譯，譯文質量總有不少不盡如人意之處。二版決定根據原著文字重新校訂。馬恩著作60％左右是用德文寫的，30％左右是用英文寫的，還有10％左右是用法文和其他文字寫的。第二，在第一版中誤收了一些非馬恩的文章，例如：《路德是施特勞斯和費爾巴哈的仲裁人》（收入第1卷），《馬志尼和科蘇特的活動。同路易－拿破侖的聯盟。——帕麥斯頓》（收入第8卷），《人民得肥皂，＜泰晤士報＞得賄賂，——聯合內閣的預算＝（收入第9卷），《沉默寡言的司令部饒舌家毛奇和一位不久前從萊比錫給他寫信的人》（收入第18卷），《品特是怎樣造謠的》、《論美國資本的積累》（收入第19卷）。還有一些文章，如《西西裡和西西裡人》（收入第15卷）、《費·威·克魯馬赫爾關於約書亞的講道》、《參加巴登議會的辯論》、《弗·威·安德烈埃和＜德國的高等貴族＞＝、《柏林雜記》、《集權和自由》（均收入第41卷），經過考証，沒有充分証據確認這些文章是馬克思或恩格斯的著作，它們當然不能收入《馬恩全集》。第三，還有一些馬恩著作沒有收入第一版。第四，從編輯體例來說，第一版分正卷和補卷，這重編法不科學。第二版和第一版不同，第二版分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為普通著作卷（1－29卷）﹔第二部分為《資本論》及其手稿卷（30－46卷）﹔第三部分為書信卷（47－60卷）﹔第四部分為筆記卷（編多少卷尚未確定）。

《馬恩全集》第二版的編譯工作任重道遠

記者：《馬恩全集》第二版的進展情況怎樣？

顧錦屏：編譯《馬恩全集》第二版，是編譯局的一項重中之重的任務，目前馬列部的同志正緊張地工作。到目前為止，已經出版了11卷，即第1、3、10、11、12、13、25、30、31、32、44卷。已經付排的有6卷，即第2、21、33、45、46、47卷。我們計劃2020年基本完成，這是個跨世紀的宏偉工程。馬恩著作卷帙浩繁，內容博大精深，翻譯起來難度很大。翻譯經典著作，可以說是“代聖人立言”，責任重大，真是筆重千鈞啊！這項工作對翻譯的要求很高。譯者不僅要外語水平高，還要理論功底好﹔不僅漢語水平要好，還要知識面廣。幾十年來我局許多同志甘心寂寞，安於清苦，不為名不為利，皓首窮經，為傳播馬列主義科學真理奉獻了畢生精力。他們捧著一顆紅心而來，帶著兩袖清風而去。現在還有一些年過花甲或年近古稀的同志仍在為《馬恩全集》二版嘔心瀝血。今后這副重擔要落到中青年同志肩上。現在最大的困難是中青年骨干力量嚴重不足。在引進人才方面困難重重。上面說過，我們的工作對干部條件的要求很高。而我們單位比較清苦，對人才缺乏競爭力。

記者：國家有沒有針對這種情況撥款資助？

顧錦屏：有的，中央財政每年都為二版撥專款，但畢竟有限。盡管面臨的困難很大，我局的領導為保証完成中央交給的任務，正在千方百計地解決編譯人才短缺問題，一是積極調動現有人員的積極性，二是想方設法引進合適人才。這裡還有個社會支持問題。毋庸諱言，現在社會上很多人的價值觀念在變，對我們的工作不理解。其實，馬列著作編譯工作無論過去和現在都是黨的事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黨中央領導同志一再強調老祖宗不能丟，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必須堅持，同時強調必須結合實際發展馬克思主義。從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來說，馬列著作還是要讀，馬恩的思想還是要研究。另外從發展先進文化來說，中央提出必須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統領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為此我們也有必要認真學習和研究馬列著作。我們現在編譯的《馬恩全集》就是個集中了人類先進文明成果的宏偉文化寶庫。因此，我們的工作是十分重要的。我們自己要充分理解它的價值，也希望得到社會的理解和支持。

關於馬恩著作譯文方面的爭議

記者：聽了您的介紹，馬列著作編譯工作的確很重要，同時也十分艱巨。近來在報刊上也看到對馬列著作中的某些譯文提出批評意見，您是怎樣看的？

顧錦屏：把馬列著作譯成中文，的確很難。這不是簡單的文字搬家，而是一項嚴肅的科學工作。我們一貫強調翻譯一定要忠於原文，翻譯必須和研究相結合，在弄清原著思想的基礎上，用規范化的漢語把原著准確地翻譯過來。我們一貫是這樣做的。但是，馬恩著作內容艱深，譯者因限於自己的水平常有誤譯或不確切的翻譯。因此，我們自己在不斷改進自己的譯文，同時我們也十分歡迎讀者提出批評，這對我們提高譯文質量很有幫助。但是，有的學者從個人的理解或者從我國現行政策出發來解讀馬恩原著，從而對譯文提出批評。有些批評是不公允的。這裡我隻談一個例子，就是關於《共產黨宣言》中“消滅私有制”的譯法問題。

《共產黨宣言》中有句名言：“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馬恩選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286頁）有的學者說：“消滅私有制”應當改譯為“揚棄私有制”，即揚其精華，棄其糟粕。還說：這種誤譯為“左”的路線提供了理論依據。其改譯的理由是這裡的“消滅”兩字，馬恩原文用的是德文“Aufhebung”，該詞是個哲學術語，應譯“揚棄”，而且對“揚棄”作了他自己的解釋。對這一批評意見我是不能苟同的。

第一，Aufhebung是個多義詞，有廢除、取消、撤銷、結束、舉起、保存和揚棄等多種含義。但在這裡隻能是“廢除”的意思。為什麼？首先請看《宣言》中這句話的上下文。上文說：“廢除先前存在的所有制關系，並不是共產主義所獨具的特征。……例如，法國革命廢除了封建的所有制，代之以資產階級的所有制。共產主義的特征並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接著馬恩得出結論說：“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上文中的“廢除”，原文為Abschaffung。顯然Aufhebung與Abschaffung的含義是一致的，只是用詞的不同而已。再看下文。下文中馬恩列舉了資產階級對共產黨人的責難和攻擊，說你們共產黨人要“消滅個性”，“消滅家庭”等等。這裡“消滅”兩字原文均為Aufhebung。如果照批評者的意見都譯成他所解釋的“揚棄”，那麼資產階級的這種責難就不成為責難了。其次，這樣的理解可以從恩格斯寫的《共產主義原理》得到証明。該文是在《共產黨宣言》之前恩格斯為共產主義者同盟起草的綱領草案。它以問答體形式來闡明共產黨人的理論主張。該文在第十四個問題中說：“廢除私有制甚至是工業發展必然引起的改造整個社會制度的最簡明扼要的概括。”接著提了三個問題：“第十五個問題：這麼說，過去廢除私有制是不可能的？”“第十六個問題：能不能用和平的辦法廢除私有制？”“第十七個問題：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廢除？”在第十四、十五、十七個問題中“廢除”的原文為Abschaffung，在第十六個問題中“廢除”的原文為Aufhebung。這裡清楚地表明，Aufhebung和Abschaffung是在一個意義上使用的，不可能作別的解釋和引伸。

第二，《宣言》英法文本的譯法也証明Aufhebung就是“廢除”之意。1888年的英譯本是賽·穆爾翻譯、恩格斯親自校訂並作序的。1885年的法譯本是馬克思的女兒勞拉·拉法格翻譯、恩格斯親自校訂的。這兩個譯本應當說是《宣言》的權威譯本。英文版和法文版將上述引文中的Abschaffung 和Aufhebung都譯為Abolition。Abolition在英法文中隻有廢除、取消之意，通常講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用的就是這個詞，哲學上講的“揚棄”，英文為Sublation。

第三，判斷《宣言》中“消滅私有制”的譯法是否正確，還要聯系馬恩其他著作中的提法來考察。在《宣言》發表兩年后，馬恩在《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告同盟書》中說：“對我們來說，問題不在於改變私有制，而隻在於消滅私有制，不在於掩蓋階級對立，而在於消滅階級……”這裡講到“消滅私有制”時德文用的是Vernichtung，該詞隻有“消滅、根除”之意，而講到“消滅階級”時德文用的是Aufhebung。可見Aufhebung和Vernichtung是相通的。如果說《宣言》中因為用Aufhebung一詞而引起爭議，那麼在這裡馬恩用了Vernichtung一詞，就隻能譯為“消滅私有制”，別無他解。因此《宣言》中“消滅私有制”的譯法並非有悖馬恩的原意。

第四，理解“廢除私有制”或“消滅私有制”的思想還應當同《宣言》的基本思想聯系起來。馬恩在《宣言》中用唯物史觀分析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論証了資本主義為共產主義取代的歷史必然性。要實現共產主義偉大理想，就要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而代之以生產資料公有制，否則就不成為共產主義了。所以恩格斯在1882年《宣言》俄文版的序言中說：“《共產黨宣言》的任務，是宣告資產階級所有制必然滅亡。”消滅資產階級私有制是馬恩從當時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出發，根據對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分析提出來的，是他們為無產階級指明的奮斗目標。他們當時沒有提出如何消滅私有制，更沒有料到未來的社會主義革命發生在經濟文化落后的俄國、中國等國家，因而也不可能考慮到這些國家如何對待私有制的問題。

至於中國社會主義實踐中曾經發生的對待私有制問題上的“左”的錯誤，這不是因為沒有把“消滅私有制”譯成“揚棄私有制”，而是因為對馬克思主義採取教條主義態度。馬恩在解決所有制問題上始終堅持以生產力發展水平為前提。而過去我們不顧中國國情，不考慮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還十分低下，而在所有制關系上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結果犯了“左”的錯誤。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中央糾正了過去“左”的錯誤，十五大明確提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強調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同時強調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積極鼓勵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這是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發展。如果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對待非公有制經濟的現行政策來解讀《宣言》中的思想，是不妥當的。

我之所以用較多的篇幅談《宣言》中“消滅私有制”的翻譯問題，因為這裡涉及到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理論問題，理論界也十分關心這個問題。當然，這是我個人的看法，如有不妥，希望得到指正。盡管在這個問題上我不同意批評者的意見，但我們也從中得到啟示，就是一定要十分嚴肅認真地翻譯馬列經典著作，對原著必須句斟字酌，吃透原意，來不得半點馬虎。

記者：你們在馬列著作翻譯工作中是否受過“左”的影響呢？

顧錦屏：就翻譯而言，不能說受“左”的或右的影響。翻譯工作的基本原則是忠實於原文，特別是翻譯馬列經典著作，更是如此。編譯局幾十年來一貫信守的原則是：意思准確，譯文通順。為了保証馬列著作譯文准確，我們的工作有嚴密的工作程序，經過多道環節，層層把關。有些難題還要經過業務會議討論決定，有些問題還向中外專家請教。個別重點著作，如《共產黨宣言》，校訂組成員參照各種外文版本，逐字逐句集體討論定稿。盡管這樣，翻譯如同對任何事物的認識一樣，難免出現這樣或者那樣的錯誤。這是由於原著內容艱深，譯者理解水平有限或者工作中疏忽造成的，而不是因為受到某種思潮的影響。至於編書，有個選材問題，選什麼不選什麼，是有傾向性的。在“文革”時期，編譯局曾經編過一套《馬恩選集》，收錄了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部分方面的基本著作，對於當時干部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起了積極作用。但這套《選集》在選材上難免帶有“以階級斗爭為綱”那個年代的烙印。例如，恩格斯在1895年寫的一篇重要著作《卡·馬克思＜1848年至1849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導言＝就沒有收入《馬恩選集》。他在這篇文章中分析了1848年以來歐洲的經濟發展情況，指出當時的資本主義生產還有很大的擴展能力，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的程度。恩格斯還作了自我批評，承認他和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大決戰已經開始的估計是不切實際的。他還總結了德國社會民主黨利用普選權取得的成就，肯定普選權是無產階級的一種嶄新的斗爭形式，應當利用普選權這一合法斗爭形式為未來的決戰積累力量。這篇本來是表明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文章，在《選集》選目送審時被當時把持意識形態領導大權的張春橋槍斃了。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中央糾正了過去“左”的錯誤，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編譯局以黨的思想路線為指導，重新編輯了一套《馬恩選集》，新《選集》以科學的態度調整了選材，重新校訂了譯文。這套《選集》是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不可缺少的基本讀物。

記者：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