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第1版（MEGA1）編輯史

一、MEGA¹的編輯前史

編輯和出版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努力，在歷史上可以追溯到馬克思恩格斯生前。19世紀50年代初，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成員海爾曼·貝克爾就建議馬克思，以文集的形式出版他於40年代撰寫的一些著述。馬克思欣然接受了這個建議。貝克爾計劃出兩卷10分冊，第一卷包括馬克思在《萊茵報》、《德法年鑒》、《威斯特伐裡亞汽船》、《社會明鏡》等刊物上發表的文章，其中的第1分冊刊登《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等文章，即發表馬克思在《萊茵報》中批判普魯士新聞出版狀況的文章。第1分冊於1951年4月底印刷和裝訂完畢，馬克思於同年5月3日得到一本樣書。這一點在他當時致恩格斯的信中可以得到証實：“我寫的玩意兒的一個分冊已寄來。”[2]由於貝克爾隨后被捕，這一套第1分冊就發行量不大的文集便流產了。

馬克思於1883年3月14日逝世，他的逝世使得出版馬克思著作的事宜重新提上議事日程。1883年3月底，德國社會民主黨哥本哈根代表大會召開。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普列漢諾夫、查蘇利奇等人在賀信中建議，為出版馬克思全集通俗版籌集資金。此后，希望出版馬克思全集的呼聲愈加廣泛與熱烈。例如，1884年4月27日，魯·邁耶爾建議恩格斯，出版散見於各處的馬克思文章的全集﹔1885年5月，蘇黎世《社會民主黨人報》負責人海·施留特爾編輯《社會民主黨叢書》時，計劃出的一卷標題就是《馬克思短篇著作和文章集》，他還為此請求恩格斯予以同意和幫助﹔1891年至1892年，保·辛格爾和理·費舍計劃，由社會民主黨在柏林的出版社出版馬克思短篇著作集，並為此向恩格斯提出咨詢﹔維·阿德勒在1892年8月25日和9月22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表達了出版馬克思全集的願望﹔1994年1月27日，《前進報》出版社負責人理·費舍再次建議恩格斯，分冊出版規模宏大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集。但是，恩格斯認為，此時應當用單行本的形式出版馬克思的各個短篇著作。例如，恩格斯在1890年12月18日致李卜克內西的信中講：“我樂於同意把馬克思的一些個別的、現在不加任何附注和解釋就可以看懂的作品以小冊子的形式出版，而且隻同意這些作品不加任何附注和解釋簡單地重新發表。……如果你們不老是纏住我不放，給我留點時間完成第三卷，我自己是能夠在這方面做一些正經事的。”[3]還有，恩格斯在1891年6月29日致考茨基的信中講：“我曾經允許黨以單行本出版馬克思一些篇幅不大的著作，不加注釋和導言。超過這個限度，我就不能同意了。出版全集是我今后的義務，我不能允許事先這樣一部分一部分地從我手裡把它奪走。”[4]可見，恩格斯視出版馬克思全集的工作為己任，而他此時又忙於《資本論》的編輯工作，無暇分身，所以面對社會各界提出的出版馬克思全集的建議，一概回答出版單行本為宜。

另外，恩格斯還有一種並非不必要的考慮，這種考慮反映在他答復費舍的信中：“在發表馬克思和我過去的著作時，我決不能同意做即使是最小的刪節以適應當前的出版條件。因為我們當時寫作是一點也不講客氣的，並且常常是為那些現在在德意志帝國國土上被視為越軌和犯法行為的東西辯護，所以在這個模范的法令批准之后，在柏林重印這些文章，不大加刪節是根本不可能的。”[5]可見，恩格斯是在當時德國奉行嚴格的書報檢查令這一條件下，為了保持馬克思和他本人著作的科學性、革命性面貌，不放心將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工作委托給他人，而准備自己完成《資本論》編輯工作后，親自來完成這項工作。

還有，恩格斯這一時期的信件反映出，他有意將馬克思的著作同他自己的著作合起來出版，而且是出版他們的著作全集。例如，他在1873年2月12日致李卜克內西的信中講：“馬克思的著作和我的著作自然都將加以收集和出版，但是，現在我們自己沒有時間來做這件事。”[6]而且，恩格斯在生前已經意識到，自己在有生之年未必能夠實現這一願望，這一願望隻能留待后人去實現了。例如，他在1889年1月28日致考茨基的信中講：“歸根結底，問題涉及到將來某個時候出版馬克思和我的全集，這一點我在世的時候未必能夠實現，而這也正是我所關心的事。”[7]恩格斯關於出版馬克思與他自己的著作合集的想法，為后人以歷史考証版的形式出版他們的著作合集埋下了伏筆，也在一定程度上為MEGA的編輯和出版奠定了合法性。

馬克思恩格斯生前，編輯和出版他們的著作已經提上議事日程，這是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他們身后得以編輯和出版的歷史由來。恩格斯去世后，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遺產交給了考茨基、伯恩施坦等恩格斯遺囑執行人。根據當時的分工，考茨基負責編輯有關剩余價值理論的手稿，伯恩施坦與倍倍爾負責編輯馬克思恩格斯的書信。由於恩格斯曾著手出版馬克思和他本人在《萊茵報》上發表的文章，而在編輯過程中，梅林又給予了多方幫助，所以在恩格斯逝世后，出版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的任務，社會民主黨就委托給梅林了。

馬克思恩格斯在40年代寫下的文章以前散落於四處，有些已不為人們所知，有些甚至是馬克思恩格斯匿名寫作的，這些情況為識別、鑒定和搜集馬克思恩格斯著述的工作增添了重重困難。盡管如此，梅林仍然成功地將許多文章收集起來，編輯出一套四卷本的文集，並根據各種資料，為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提供了多方重要材料，為收集的文獻做出了出色的注釋。1902年，迪茨出版社出版了這套著作，書名為《卡·馬克思、弗·恩格斯和斐·拉薩爾的著作遺產》。

梅林編的這套文集在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編輯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MEGA¹之前，這套文集是人們了解馬克思恩格斯1841年至1850年這一時期原始資料的著作，盡管僅就這一時期而言，它收集的資料也不是很完全的。而且梅林編輯的這套著作明顯存在一些缺陷，這主要表現在，它對馬克思恩格斯的文獻遺產進行了刪除、刪減和刪改。

首先，梅林刪除了馬克思恩格斯的許多重要文章。例如，《共產黨宣言》和《哲學的貧困》就在刪除之列。梅林之所以做這種刪除，是因為他必須尊重出版商迪茨的意見，即盡可能地限制每一卷的篇幅，不能再次出版書市上已有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另外，書報檢查制度也是梅林不得不考慮的一個因素。他不想讓這個文集遭受巨大壓力，不想讓出版文集這個[8]目的，即把馬克思恩格斯的畢生事業公諸於世這個目的受挫。因此，他有必要對著作遺產進行選擇。梅林這種考慮印証了恩格斯當年的顧慮不是多余的，也表明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編輯和出版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面臨著重重困難。

當然，對於這種刪除造成的缺憾，梅林本人也要負一定責任。在馬克思恩格斯編輯的《萊茵報》中，有些文章很難一下子就確定，是否出自馬克思或恩格斯的手筆。這裡，有些文章是他們撰寫的，有些文章是他們為付印而加工、修訂或刪改過的。梅林本來應當根據文章的文風和內容、借助間接的証明材料來考証，哪些文章出自馬克思恩格斯的手筆。由於他做這一道工作時有欠缺，所以許多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都未能收錄進來，甚至有些文章已經為恩格斯或同時代的其他人所証實，確實出自馬克思恩格斯的手筆，但也被梅林刪除了。至於那些一時難於確定是否出自馬克思恩格斯手筆的文章，由於這不是一套完整的全集，所以梅林認為沒有必要設立“存疑文章”這一欄目。

其次，梅林還對馬克思恩格斯一些篇幅較大的文章做了刪減，其中受影響最大的是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論戰文章。他認為，馬克思恩格斯為了實現自己的偉大目標，有時不得不為一些微不足道的問題而同一些微不足道的人物爭吵，而這些微不足道的人物以及那些微不足道的問題卻不能為當今的讀者所客觀地認識。所以，這些不具有現實意義的文章自然在刪減之列。梅林之所以形成這種認識，是因為他受到許多同時代的人的影響。當時，經常有人譴責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青年時代的著作中進行粗暴、好斗和煩瑣的論戰，完全沒有敵意的批評者們對這兩位作者也有同樣的看法。這種譴責尤其是針對《神聖家族》這樣的著作而做出的。不可否認，這種譴責有某些中肯的地方，或者說實際上是有一定根據的。除了這種認識之外，梅林刪減馬克思恩格斯文章的動機肯定是良好的，因為他是在這樣一種認識下，為突出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理論價值而做刪減的。當然，梅林本人也意識到，自己這種從眾的看法也有欠缺，因為歷史唯物主義和科學共產主義的最初萌芽恰恰最清楚地顯露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青年時代的爭論性著述中。例如，《神聖家族》就是這樣一種情況。在這裡，除了許多好斗的文字外，它最詳盡地展現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醞釀過程。它為我們展示的研究價值，不亞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留下的現成的理論成果。

第三，梅林對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做了刪改。馬克思和恩格斯——尤其是馬克思——喜歡使用引號、斜體字、粗體字、以及疏排的做法，而梅林認為這是排版上不工整性的表現。因此，他沒有再現這些引號、斜體字、粗體字、以及疏排的做法，只是在他認為必要的地方，才偶爾這樣做。結果，梅林編輯的《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遺產》中打的著重號或引號，不是馬克思恩格斯本人打的，而是梅林為醒目起見而打的。按理說，編輯一套著作時，這樣做是不允許的。所以說，梅林編輯的版本是一個非常主觀的版本，它沒有絕對忠實地再現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原貌。

在梅林編輯的這套著作中，第三卷編得最為主觀。它涉及馬克思恩格斯1848年至1850年的著作和政論活動。這些著作和政論文章經過刪節，而且摘選和編排的得較為隨意。馬克思恩格斯發表在《萊茵報》上的許多文章，都未能收錄。例如，早在1885年，格·阿德勒就在他的《德國早期社會政治工人運動史》中引用過《巴門日報》中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提到，恩格斯青年時代曾在谷茲科創辦的《德意志電訊》雜志上發表過《伍珀河谷來信》一文。反謝林的小冊子《謝林和啟示》通常被認為是巴枯寧寫的，而實際上它是恩格斯寫的。另外，恩格斯還是諷刺詩《基督教的英雄敘事詩》的作者。《巴門日報》上刊登的這篇文章，后來還刊登於《柏林人民報》（即后來的社會民主黨機關報《前進報》），但梅林沒有從恩格斯本人那裡了解一下，《巴門日報》的說法是否屬實。這本來是確定作者身份的最直接方式、最可靠的機會。后人在編輯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時，就再也沒有這樣好的機會了。

另外，馬克思恩格斯未發表的著作，除了馬克思的博士論文外，梅林基本上都未加收錄，因為他認為，這些都是不甚重要的著作，收錄在一套全集裡是理所當然的，但他自己編輯的這套著作，首先要概括馬克思恩格斯借以實際地干預了40年代歷史發展的那些言論。但是，梅林編輯的版本出版兩年后，伯恩施坦就發表了馬克思恩格斯遺著中一篇重要著作《聖麥克斯》，它是《德意志意識形態》的一個組成部分，揭示了馬克思恩格斯向科學社會主義過渡的思想歷程。遺憾的是，梅林主觀地認為它是不甚重要的著作，因而在梅林編輯的版本中，它被簡單地刪除掉了。

最為重要的是，梅林將拉薩爾的著作同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放在一起，這種做法是欠考慮的。梅林編輯的這套著作出版后，隨著時間的推移，又有許多馬克思恩格斯的新文獻陸陸續續為人們所發現。就連梅林研究得最為細致的1844年至1848年這一時期，梁贊諾夫在后來也發現了許多新文獻。至於1852年至1862年和第一國際時期，由於不是梅林研究的重點，遺留的空白更多。這些新的發現使得梅林編輯的《卡·馬克思、弗·恩格斯和斐·拉薩爾的著作遺產》失去了更長久的學術價值。

繼梅林編輯的這套著作之后，又有其他一些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編輯出版出來。它們是：

1905年至1910年，考茨基編輯出版了三卷本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它本來是恩格斯當作《資本論》第4卷的，取材於馬克思1861—1863年手稿。考茨基在編輯過程中變更了材料的前后次序，劃分了章節，將外文引文翻譯成德文刊登出來，以便這一版本具有通俗版的特點﹔

1913年，伯恩施坦與倍倍爾出版了四卷本《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但有的書信是經過刪減后收錄進《通信集》中的，有的書信則完全沒有收錄。造成這種刪減和未予收錄的情況的，倒不是因為這些書信在當時沒有為人們所發現，而是因為它們涉及到伯恩施坦與倍倍爾的一些友人以及社會民主黨的人物。由於馬克思恩格斯在書信中對這些人物做了不同程度的批評，所以發表出來會給這些人物帶來不利影響﹔

1917年，梁贊諾夫出版了兩卷本《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它取材於馬克思恩格斯1852至1857年的著述，是梅林編輯的《卡·馬克思、弗·恩格斯和斐·拉薩爾的著作遺產》的延續。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及蘇聯十月革命等原因，原先出版四冊的計劃未能實現，以馬克思恩格斯1857至1862年著述為內容的后兩卷未能出版﹔

另外，90年代末，愛琳娜·馬克思-艾威林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於50年代撰寫的一些文章的文集。但較為全面、系統地編輯出版馬克思恩格斯著作，是梁贊諾夫主持編輯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第一版。這套著作，歷史上稱為MEGA¹，它構成了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編輯和出版史上的一個新階段。

二、梁贊諾夫籌備MEGA¹的歷史

梁贊諾夫原名達維德·波裡索維奇·戈爾登達赫，梁贊諾夫是他后來的化名。他在流亡德國和奧地利期間，深入細致地研究了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19世紀工人運動的歷史，並密切接觸德國社會民主黨負責保存並籌劃出版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人士。這些人士主要有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席倍倍爾、《新時代》主編伯恩施坦、《前進》報主編希法亭、第二國際的重要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考茨基、受德國社會民主黨委托出版馬克思遺著的梅林、以及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迪茨出版社負責人等。其中，倍倍爾和伯恩施坦還是恩格斯的遺囑執行人。經倍倍爾介紹，梁贊諾夫獲准進入德國社會民主黨檔案館，查閱保存在那裡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手稿。此外，他還在柏林、巴黎、倫敦、布魯塞爾等地的圖書館裡進行了大量研究工作，並在拉法格夫婦那裡了解馬克思恩格斯一些手跡的情況。從此，他開始了畢生的事業：收集和編輯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遺產。

盡管上述社會民主黨領導人物同梁贊諾夫對馬克思恩格斯的興趣並不完全一致，因為社會民主黨在政策上有偏離馬克思恩格斯的傾向，但梁贊諾夫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還是擁有一個寬鬆的研究環境，沒有受到什麼學術上的限制。而且梁贊諾夫憑著自己的熱情與實際作用，開始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享有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專家的聲譽。例如，梅林曾於1909年建議他，出版馬克思恩格斯論東方問題和國際工人協會前史的著作集。[9]由於梁贊諾夫曾參與翻譯弗蘭茨·梅林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和拉薩爾的著作遺產》（俄文版兩卷集），所以他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內乃至國際社會民主黨內同樣享有馬克思恩格斯遺著專家的聲譽。

1909年，維也納的安東-門格爾圖書館委托梁贊諾夫編輯有關第一國際的歷史文獻。從此，他開始收集有關第一國際歷史的文獻，翻閱馬克思恩格斯撰稿的許多報刊，並找出了幾百篇馬克思和恩格斯撰寫的文章，打算分四卷出版這些馬克思恩格斯寫於1852年至1862年的文章。只是由於十月革命打斷了他的工作，結果隻出版了兩卷，即兩卷本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1852——1862年）》（狄茨出版社1917年斯圖加特版）。梁贊諾夫出版這套著作的編輯宗旨是，為說明馬克思恩格斯關於1852年至1857年歐洲歷史的重大事件的觀點，選擇那些能夠提供不可或缺的資料的文章。所以，這套著作主要包含關於英國史、法國史、以及1853年至1856年東方戰爭的文章。至於同50年代歷史無密切關系的那些長篇著作，他僅發表了馬克思論帕麥斯頓和羅素的文章，另外就是論述西班牙革命的文章。

此時，梁贊諾夫還專注於馬克思恩格斯對俄國問題的分析、他們為《紐約每日論壇》撰寫的文章、他們有關19世紀50年代國際政治的研究、以及他們在第一國際的活動。梁贊諾夫最初的這種關注點有一個時代背景：當時俄國掀起了有關群眾性罷工、有關自發工人運動與工人政黨的關系、有關工會與社會民主黨關系等問題的辯論。因此，梁贊諾夫想把馬克思恩格斯關於工會等問題的觀點整理出來，出版一套《國際文獻集》。按照他當時的想法，這本《國際文獻集》應當是一部純粹以宣傳為目的的著作，它要收錄馬克思恩格斯1864年至1876年起草的、同他們在國際工人協會中的活動有關的所有文件。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部著作雖已付印，卻未能出版。盡管如此，梁贊諾夫在他當時撰寫的大量文章中使用了《國際文獻集》的成果，編輯這部著作，也為他編輯更為成熟的馬克思恩格斯遺著集做出了准備。

至此，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始終沒有編輯出來，因為一套全集理所應當包括書信在內，但正像上文提到的那樣，由於馬克思恩格斯在書信中對一些社會民主黨人士進行了批評，而這裡面有些人士尚健在，所以發表書信時就要考慮到，是否會給他們個人帶來不利。事實上，在20年代，有些書信內容就被社會民主黨人用來相互攻擊。正因如此，以前發表的馬克思恩格斯書信在收文的完整性上沒有統一的編輯標准。另外，對於發表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社會民主黨人始終抱有一定遲疑態度，因為社會民主黨在政治觀念上並非同馬克思恩格斯完全一致。但是，上述種種顧慮后來被一個事實所打消。這就是到1913年，馬克思逝世前發表的所有著作的版權保護到了截止期。這意味著任何人都可以編輯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包括非社會民主黨人也可以。如果非社會民主黨人來編輯馬克思恩格斯的書信，他們自然不會有社會民主黨人的上述顧慮。在錯綜復雜的政治條件下，它完全有可能對社會民主黨人造成更大的不利。這樣一來，社會民主黨人原先的顧慮也就多余了。在這種情況下，反而有必要及時採取措施，保証馬克思的著作在社會民主黨人手中編輯出來。

1910年12月30日，希法亭和梁贊諾夫等人在維也納召開了一次“馬克思主義者會議”。這次會議的結果，即1911年1月1日出台的“維也納出版計劃”。它由梁贊諾夫執筆，向德國社會民主黨執行委員會提出建議，建立一個由倍倍爾、庫諾夫、狄茨、希法亭、考茨基、梅林和梁贊諾夫等人組成的委員會。委員會的任務是籌備編輯和出版一部《馬克思全集》，這部《全集》應當符合各項學術性要求，包括收文盡量完整、經過系統編輯、對馬克思著作的各份手稿和刊印稿做出比較、附有內容豐富的序言和索引，等等。同時，要發表一部馬克思傳記，並盡可能將這部傳記收入《全集》。該計劃還建議德國社會民主黨執行委員會考慮，是否根據恩格斯當初的想法，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合在一起編輯出版，因為他們兩人在個人方面、黨史方面和思想方面都有著緊密的聯系。令人遺憾的是，由於缺乏必要的人力和財力，這一計劃未能得到德國社會民主黨執行委員會的重視。

雖然編輯出版馬克思著作全集或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的計劃擱置下來了，但馬克思恩格斯個別著作的編輯出版工作並未擱置下來。在制訂“維也納出版計劃”的同時，梁贊諾夫與考茨基就在積極籌備編輯出版《資本論》通俗版。但是，他們兩人在一些具體問題上持有不同意見。梁贊諾夫認為，就《資本論》第1卷來說，應當選用經馬克思修繕的第2版作基礎文本，參考恩格斯在第3版和第4版中做的改動，並同法文版做出比較。而考茨基傾向於盡量採用恩格斯未留意的法文版中附加的內容，因為他認為這些內容比較重要。但是，在編輯工作中，考茨基未標明這些內容系法文版添加的內容，因而引起了梁贊諾夫的不滿。另外，梁贊諾夫認為，這一版本除了要配備注釋外，還要配備前言和各種索引，包括文獻索引、人名索引和名目索引。考茨基對於配備索引的做法持反對意見，他還反對梁贊諾夫利用新材料補充說明馬克思所舉事實的主張。還有，考茨基將馬克思引用的原始材料來源同據此做的引文做了比較，刪除了馬克思所做引文中的外文原文，直接用德文譯文取而代之，這種做法也同梁贊諾夫的想法不相吻合。總之，在編輯《資本論》通俗版的過程中，梁贊諾夫與考茨基顯示出了不盡相同的編輯觀念。而他們兩人之間的種種分歧以及相互間的批評意見，也成為后來《資本論》各個版本在編輯過程中需要參考的因素。

另外，“維也納出版計劃”還引發了一個編輯成果，這就是迪茨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而迪茨出版社之所以能夠出版這套通信集，一方面要歸功於“維也納出版計劃”，因為這套通信集原本就是“維也納出版計劃”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就是說，該計劃雖然在總體上未得到實施，但它在局部上得到實施了。另一方面，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史研究所收藏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通信，共計170封左右，這一收藏為迪茨出版社出版這套通信集奠定了基礎。值得一提的是，由於上文提到的那個棘手問題，即馬克思恩格斯在書信中批評過的許多人物還健在，所以在如何編輯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這一問題上，當時有過激烈的爭論。考茨基主張毫無保留地發表這些通信，伯恩施坦主張延期出版這部通信集，梁贊諾夫主張隻發表可以為當時的公眾所接受的通信。由於編輯工作由伯恩施坦主持，梁贊諾夫只是參加編輯工作，結果，這部四卷本的通信集是按照伯恩施坦的意見出版的。隨后，梁贊諾夫對伯恩施坦所做的刪節提出了批評。列寧曾經專門撰寫了《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一文，表述了自己對這套通信集的意見。[10]

梁贊諾夫在從事多方面工作的同時，始終沒有耽擱籌備編輯《馬克思全集》的工作。鑒於革命和內戰造成的混亂，他結束流亡、返回俄國后積極致力於建立統一的國家檔案館，搶救各種檔案。1918年3月底，在他的主持下，中央檔案館委員會成立，他擬就的檔案事業備忘錄和草案寫進了許多國家文件。

1918年6月，蘇聯最高科研中心社會主義科學院成立，梁贊諾夫作為正式院士在科學院內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歷史和實踐研究室。1920年12月7日，俄共決定成立馬克思主義博物館。在梁贊諾夫的建議下，該博物館隨即於1921年1月11日改造為莫斯科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由梁贊諾夫任院長。自1922年7月1日起，該研究院從科學院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機構，梁贊諾夫組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歷史和實踐研究室成為該院的核心機構。自1924年2月9日起，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成為直接隸屬於蘇共中央的機構。同時，梁贊諾夫利用自己多年搜集的圖書，為該院建立了圖書館。到30年代初，該圖書館已藏書45萬冊。

梁贊諾夫領導的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得到了蘇共最高領導人的高度重視。例如，列寧於1921年委托梁贊諾夫搜集馬克思恩格斯的文獻，而且列寧還於1921年2月2日專門致信梁贊諾夫，提出7個問題：

1． 您是否知道恩格斯書信裡畫了著重線的那些地方是從哪裡摘引來的？

2． 這些書信是否全文刊登過？登在什麼地方？

3． 如果刊登過，能否找到並弄到手？

4． 我們能否向謝德曼之流及其同伙購買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書信？或者是書信的照片？

5． 我們有沒有希望在莫斯科收集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表過的全部材料？

6． 在這裡已經收集到的材料有沒有目錄？

7．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書信（或復制件）由我們來收集，此議是否可行？[11]

列寧的這封信充分顯示出，他對馬克思恩格斯文獻收集、整理和編輯工作寄予了高度和細致的關注，他的這種關注極大地推動了梁贊諾夫准備已久的工作。除了列寧的這種關注態度外，蘇共中央還通過了一系列決議，用來支持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編輯和出版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例如，1923年6月1日，蘇共中央決議，由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負責編輯和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1924年5月31日，蘇共中央決議，由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負責編輯和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和其他文種版﹔1924年7月7日，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根據蘇共十三大的決議，委托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編輯和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與通俗版，並呼吁參加大會的國際代表們，提供有關工人運動、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歷史的材料，為編輯和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提供幫助。蘇共的這種支持和促進態度，正如梁贊諾夫后來在MEGA¹第1部分第1卷前言中講到的那樣：“蘇聯共產黨意識到它的存在歸功於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因而它認為自己有義務給予這項事業以一切支持和促進。”[12]

恩格斯在1893年7月29日的遺囑和1894年11月14日、1895年7月26日對遺囑的補充中，對他本人和馬克思的著作遺產做出了處理。[13]20世紀初，馬克思的部分著作遺產保存在勞拉·拉法格和保爾·拉法格那裡，另有部分著作遺產和恩格斯的著作遺產保存在愛德華·伯恩施坦處和德國社會民主黨檔案館。

為了搜集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遺產，梁贊諾夫開展了廣泛的活動。1924年夏至年底，梁贊諾夫多次拜訪阿道夫·布勞恩和愛德華·伯恩施坦。他通過布勞恩做協調，同伯恩施坦進行會談，並同伯恩施坦達成口頭協議：伯恩施坦將他掌握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著作權和版權交給馬克思恩格斯文獻出版公司，並將他保管的馬克思恩格斯手稿交給德國社會民主黨檔案館。實事求是地說，在共產國際同西歐社會民主黨關系惡化之前，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對梁贊諾夫的工作給予了大力支持，這一點充分反映在梁贊諾夫撰寫的MEGA¹第1部分第1卷的前言中。

20年代初，保存在德國社會民主黨檔案館的那部分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遺產已做成目錄。早在1914年，梁贊諾夫就已開始對馬克思和恩格斯之間的通信進行照相復制。1920年，梁贊諾夫同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人談判，取得了復制馬克思恩格斯所有手稿和書信的許可及其發表權。[14]截止1923年，這些信件的照相復制工作已基本完成。

到了1927年與1928年之交的冬季，由於共產國際開始奉行極左政策，加劇反社會民主黨的宣傳，所以德國社會民主黨執行委員會不再同意梁贊諾夫繼續進行照相復制工作。另外，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人拒絕將馬克思著作遺產賣給莫斯科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所以，梁贊諾夫選擇德國美因河畔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作為中間機構，促成購買馬克思恩格斯書信的事宜。該社會研究所於1923年成立於德國美因河畔法蘭克福大學，后來因該所的霍克海默爾、弗洛姆、阿多爾諾、馬爾庫塞、以及哈貝馬斯等馬克思主義研究領域的著名學者而聞名於世。該所首任所長是卡爾·格律恩貝爾格教授博士，他自1910年起是《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史文庫》的出版人，是德國大學講壇上最早的一位馬克思主義者。梁贊諾夫是他的學生和密友，早在1923年就同他達成協議，在籌備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方方面面保持密切合作。1924年8月20日，莫斯科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同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正式簽訂合作協議，並共同籌建了馬克思恩格斯文獻出版有限公司。該出版公司為非贏利性單位，主要作用是以西方一家出版公司的名義替莫斯科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購買馬克思恩格斯的文獻，並出版以后編輯成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及配套研究刊物《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史文庫》。[15]這兩家研究機構的合作持續到1928年，直到該出版公司解散為止。[16]

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曾於1911年至1930年出版刊物《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史文庫》，該刊物后稱格律恩貝爾格文庫，前后出版了15輯，發表了一系列文章，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編輯工作起到了輔助作用。例如，該刊物發表過格律恩貝爾格論馬克思中學畢業論文的文章以及其他人論述共產主義者同盟歷史的文章﹔梁贊諾夫在該刊物上發表了紀念《論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文章﹔格律恩貝爾格的后任霍克海默爾在該刊物上展開了同曼海姆《意識形態與烏托邦》一書的論戰，對馬克思的意識形態觀進行了反思。隨著MEGA¹首批卷次出版，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人員紛紛為該刊物撰稿，該刊物同MEGA¹編輯工作的聯系更加緊密。

梁贊諾夫除了利用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出版的這份刊物，開展馬克思主義研究，為MEGA¹的編輯工作做出必要的准備，還在莫斯科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創辦了俄文版《馬克思恩格斯文庫》和德文版《馬克思恩格斯文庫》。這兩份《文庫》不是同一刊物的兩種語言版本，因為它們的內容不盡相同。德文版《文庫》於1925年和1927年在法蘭克福由馬克思恩格斯文庫出版公司出了兩輯，俄文版《文庫》從1924年至1930年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由國家出版社出了五輯。同時，梁贊諾夫還創辦了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年鑒》。這兩份《文庫》與一份《年鑒》的主要作用是，在MEGA¹出版之前，先來發表以前從未發表過的馬克思恩格斯的新文獻，作為MEGA¹將來刊登這些新文獻的准備。當時發表的重要新文獻有：《德意志意識形態》的“費爾巴哈章”、馬克思致查蘇利奇信件的草稿、恩格斯《法蘭西內戰導言》及其致伯恩施坦有關該書俄文第1版的信、恩格斯《自然辯証法》手稿、《反杜林論》草稿、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恩格斯《〈資本論〉摘要》、馬克思的小冊子《流亡中的大人物》、馬克思閱讀阿道夫·瓦格納的著作《政治經濟學》時做的旁注，等等。這三份刊物還用來供專業人員討論有關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科學社會主義觀形成史以及工人運動發展史等多方面問題，從研究角度為MEGA¹的編輯工作提供幫助。

同時，梁贊諾夫還在英國博物館、紐約公共圖書館、普魯士國家圖書館、科隆歷史檔案館、耶拿大學檔案館、特利爾弗裡德裡希·威廉文科中學等地對馬克思恩格斯的書信及其手稿進行拍照，並通過這些活動，取得了編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所需的絕大部分資料。截止1931年，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搜集到1.5萬件原始文件，掌握了17.5萬份有關國際共運史和社會主義思想史的文件復印件。[17]這些資料分為五類：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第一國際與第二國際的歷史、日爾曼國家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史、羅曼國家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史、斯拉夫國家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史。

1929年，在蘇共同德國社會民主黨關系僵化的情況下，伯恩施坦發表聲明，說他從未冒充過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遺產的所有者，他只是這份遺產的保管人，遺產由黨的執行委員會支配﹔而且在蘇共對德國社會民主黨抱敵視態度的情況下，他也懷疑是否還有必要對蘇共的代表抱信任態度。伯恩施坦的聲明隨即得到德國社會民主黨負責有關方面工作的迪特曼的支持，迪特曼在1929年7月14日致伯恩施坦的信中講到，伯恩施坦之所以於1924年交給馬克思恩格斯文獻出版公司有關聲明，是因為他當時還沒有看出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同莫斯科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之間的密切聯系。如今，由於莫斯科的影響，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同德國社會民主黨檔案館之間的和諧合作不再有保障了。同時，他建議伯恩施坦，取消以前向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許下的諾言。幾天后，伯恩施坦就發表聲明，說自己於1924年同梁贊諾夫達成的口頭協議只是一種意願，而不是有效的合同。他還說自己以前曾誤以為，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是獨立於莫斯科的政治傾向的，現在他否認馬克思恩格斯文獻出版公司有權得到屬於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文獻。

歸根結底，這場變故的根本原因在於蘇共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關系惡化了。德國人的敵意最為鮮明地體現在迪特曼的一句話中：“我們黨的檔案館並不是為了向一個最可恥地反對我們的外國政黨提供資料而存在的。”同時，蘇聯人的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針鋒相對的機鋒。例如，梁贊諾夫在一份報告中提到：“我們已經弄到了伯恩施坦私人收藏的馬克思給恩格斯和恩格斯給馬克思的所有書信的完整拷貝，而且我們還擁有伯恩施坦沒有的書信。”梁贊諾夫這話暗示出一個在當時不無爭議的情況，即籌備中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到底應當由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來出版，還是應當由蘇共來出版。按理說，德國社會民主黨在掌握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遺產這一方面，條件本來是得天獨厚的，但由於梁贊諾夫多年來為搜集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遺產做出了不懈努力，蘇共在這方面已經同德國社會民主黨並駕齊驅了。由於編輯出版這樣一套著作集，不僅依靠原始材料的掌握，而且依靠編輯人員力量的投入，考慮到蘇共大力支持編輯出版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遺產的工作，其支持力度遠遠超過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的能力，所以蘇聯人在這方面甚至已經遙遙領先了。

1935年，納粹上台，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央陷入流亡的境地，不得不將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遺產偷運出德國國境。偷運過程中，這筆著作遺產遭到一定程度的損失。因此，社會民主黨最終決定放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遺產，並同蘇共就出售這筆遺產的事宜進行會談。在這種背景下，雖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有意購買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遺產，但是，斯大林不同意支付購買這份遺產所需的高額費用。加上社會民主黨對於蘇共如何利用這份遺產，也持不信任態度，所以這份遺產最終未能賣給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而是賣給了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史研究所。1938年春，這份遺產寄往阿姆斯特丹。梁贊諾夫搜集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遺產的事業未能劃上一個完滿的句號。

三、MEGA¹的規劃及其實施情況

最初，梁贊諾夫隻准備出版俄文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因為當時他能夠利用的，只是一些已經出版的文章，以及他從各種報刊上收集到的文章。但是，隨著梁贊諾夫在伯恩施坦那裡以及在德國社會民主黨檔案館搜集到的資料越來越多，梁贊諾夫意識到，對這些資料進行大量有計劃而煩瑣的整理和識別工作，卻僅僅是為了將它們翻譯成俄文，這顯然是不合適的。因此，他有必要修改出版計劃和編輯方針，即籌備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國際版，或者說原文版。所謂原文版，就是說馬克思恩格斯是用什麼語言寫作一篇文章的，就在這個版本中用什麼語言刊登這篇文章，而不是將它翻譯成俄文予以刊登。這同國際版是同一個意思，而現在的人們通常管它叫歷史考証版，因為它是按照編輯學中歷史考証版的編輯原則編輯出來的，而且所謂國際版或原文版，其含義也是歷史考証版的編輯原則之一，所以國際版或原文版的概念包括在歷史考証版的概念中。考慮到梁贊諾夫編輯MEGA的工作未能完成，后人又重新編輯一套MEGA，所以后人將后面這套MEGA稱為MEGA²，將梁贊諾夫主持編輯的MEGA稱為MEGA¹。

梁贊諾夫在MEGA¹第1部分第1卷序言中講述這一歷史考証版的版本宗旨時說：“我們的任務是為每個從事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人提供客觀的基礎，也就是說，通過一目了然的編排，可靠地再現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精神遺產。”MEGA¹遵循的編輯原則是：忠實而完整地再現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再現文本的形成歷史，並對文本做出考証，對考証工作做出說明。所以，MEGA¹提供的，不僅有馬克思恩格斯已經發表過的文章，而且有他們以手稿形式遺留下來的未經發表的著作、文章。如有必要，還在附錄中收錄他們為寫作而收集的資料、寫下的草稿、提綱、初稿和未完成稿。MEGA¹除了發表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書信外，還發表其他人致馬克思恩格斯的書信，因為這些書信有助於說明他們本人的書信、生平以及政治活動。

按照出版計劃，MEGA¹分為三個部分，共計40卷，另外加兩卷索引卷。MEGA¹之所以分為三個部分，是因為按照歷史考証版全集的編排慣例，書信應當同著作分開編排，各自編排成一個部分。另外，《資本論》是耗費馬克思畢生時間和精力的著作，它的寫作同其他著作的寫作在時間上交織在一起。要突出《資本論》及其手稿自成一體的內容，就無法將它們同其他著作混合在一起、按照時間順序編排，而必須將它們同其他著作分開來編排。因此，“《資本論》及其手稿”單獨編成一個部分。MEGA¹的這種編排方式，尤其是有關“《資本論》及其手稿”的編排方式，也為后來的MEGA²的編排方式定下了基調。

就MEGA¹的每一部分來說，第1部分包括除《資本論》以外的所有哲學、經濟學、歷史、政治著作，而且是按照寫作時間順序予以編排。但是，按照寫作時間順序予以編排，只是總體上的規定，因為在這一部分中，有時不得不打破時間順序，將一些內容一致、有密切聯系的著作和文章歸入一組予以發表，以便在編輯和出版觀念上突出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發展史。

就第1部分出版的各卷次而言：

第1卷分為兩個分冊，第1分冊收錄馬克思的博士論文《論德謨克利特與伊壁鳩魯自然哲學的差別》以及7個伊壁鳩魯筆記，還收錄馬克思發表在《萊茵報》、《德法年鑒》、《德國科學藝術年鑒》上的一系列文章，以及《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

第2分冊收錄馬克思青年時期的詩作、1840年至1843年的柏林筆記、波恩筆記、克羅茨納赫筆記、截止1844年初馬克思撰寫與收到的90封書信﹔

第2卷收錄恩格斯青年時期的文學作品，他為《德意志電訊》、《萊茵報》、《德法年鑒》、《德國科學藝術年鑒》以及在柏林、瑞士和1842年至1844年在英國撰寫的文章，截止1842年恩格斯撰寫的書信﹔

第3卷收錄《神聖家族》、《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至1845年的巴黎筆記、恩格斯的政治經濟學筆記等﹔

第4卷收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以及恩格斯1844年8月至1846年6月的一些短篇文章﹔

第5卷是《德意志意識形態》專著卷﹔

第6卷收錄《哲學的貧困》、《雇佣勞動與資本》、《共產黨宣言》以及馬克思1845年至1847年的布魯塞爾、曼徹斯特筆記等﹔

第7卷收錄1848年3月至1848年底馬克思恩格斯在《新萊茵報》上發表的文章。

以上是第1部分出版的各卷次的實際編排情況，它同梁贊諾夫在MEGA¹第1部分第1卷第1分冊序言中介紹的卷次編排情況略有出入。根據梁贊諾夫介紹，《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准備收錄於第3卷，第4卷是《德意志意識形態》專著卷，第5卷收錄1848年革命時期的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以《共產黨宣言》標志這一時期的結束。但是，從出版了的各卷次的實際情況看，《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收進第4卷，《德意志意識形態》專著卷改為第5卷，《共產黨宣言》則收錄進第6卷。造成實際編排情況同預定方案之間產生出入的原因在於，預定方案原本沒有考慮在第3卷中收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而在實際編輯工作過程中，加上這份手稿后，第3卷的規模自然擴大了，無法再容納《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它隻能編排進第4卷，而《德意志意識形態》又是專著卷，必須單辟一個卷次，后面的各部著作在卷次編排上也隻能順延。

按照梁贊諾夫在MEGA¹第1部分第1卷第1分冊的總序言中的預想，第1部分共計17卷，其中第5、6、7卷收錄1848年至1852年的著作，1852年至1862年的著作編輯出來，規模應當不少於7卷，將構成第8卷至第14卷，第15卷收錄第一國際時期（1864—1876年）的文章、宣言和決議，第16卷和第17卷收錄恩格斯從1876年至他逝世這一段時期所寫的著作和文章。由於后面這些卷次未能出版，所以涉及到后面這些卷次，它們的編排規劃隻能為后人編排馬克思恩格斯著作提供有限的參考作用了。

MEGA¹第2部分收錄《資本論》及其手稿，這一部分要將作者著作最后的版本同以前的版本和手稿（有可能是多篇手稿）進行比較，指出恩格斯對馬克思的原手稿做了哪些修改，整理馬克思做了摘錄的許多未經發表的經濟學著作，還要使用馬克思在各個筆記本中做出的論述、評注和文獻摘要，因而這一部分預計不少於13卷。

MEGA¹第3部分收錄馬克思恩格斯的書信，包括馬克思和恩格斯之間的通信、馬克思恩格斯致其他人的書信，預計10卷。從重要性上說，馬克思和恩格斯之間的通信佔第一位，因而應當打破總體書信的時間順序，將它們放在馬克思恩格斯致其他人書信之前加以編排。所以，這10卷的編排方式是：

第1卷收錄1844年至1853年馬克思恩格斯之間的通信﹔

第2卷收錄1854年至1860年馬克思恩格斯之間的通信﹔

第3卷收錄1861年至1867年馬克思恩格斯之間的通信﹔

第4卷收錄1868年至1883年馬克思恩格斯之間的書信﹔

第5卷至第10卷收錄馬克思恩格斯致其他人的書信。

MEGA¹第4部分是兩卷索引卷，它們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提供一個詳盡的名目索引和人名索引。名目索引要提及並論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出現的題目術語、基本概念和重要問題，將屬於同一條目的內容排列在一起。人名索引要羅列馬克思恩格斯提到的所有歷史人物、他們引用過的所有作者，以便讀者了解馬克思恩格斯對這些人物的評價及評價的發展情況，確定這些人物對馬克思恩格斯的影響。鑒於第4部分要到前三個部分全部完成后才能著手，所以全集的每一卷都附有一個簡要的索引。

在編輯過程中，編者進一步意識到索引的重要性，尤其是為書信部分提供索引的重要性。編輯索引不僅要將索引的覆蓋面擴大到人名索引、文獻索引以及關於團體和組織、歷史事件、理論概念的索引，而且要考慮到，索引內容的選擇和編寫完全有可能是隨編者的主觀性而定的。因此，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專門設立了一個資料部門，搜集同馬克思恩格斯相關的資料，支持MEGA¹的編輯工作。該部門在很短的時間內建立了有關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史的期刊、報紙、著作的檔案，建立了各種期刊、報紙和文獻的索引，並建立了馬克思恩格斯藏書目錄，該目錄附有關於馬克思恩格斯所做旁注的提示。1931年2月，該資料部門在研究院發行了一份以上述資料為內容的內部信息通報。

MEGA¹的一項重要工作是，每一卷都附有卷次前言，用來說明該卷刊登著作的寫作原因和產生的歷史，介紹后人對該卷刊登著作和文章的研究成果，並就編輯上的處理做出說明。前言的宗旨是為人們全面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奠定一個客觀基礎，以學術上無可指摘的形式和順序再現這兩位經典作家的全部著述。因此，前言不對歷史上的理論研究情況做詳細介紹和評論。就注釋編寫工作而言，出於同樣的考慮，盡管有編者提出建議，要對文本涉及的事實做出注釋，但梁贊諾夫堅持不做實質性注釋。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人們從各個角度研究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提供一個更為自由的空間，而不是用一種權威性注釋來下一個定論，從而阻塞學術研究中這種自由的空間。因此，注釋限於介紹同正文直接相關的資料來源，提供豐富的原始資料和文獻証據，避免插入主觀的說明，以便讀者自行找到有關人物、事件和歷史背景的更詳細的資料和說明。

1927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第1版第1部分第1卷第1分冊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的馬克思恩格斯文獻出版公司出版。此后，全集由設在柏林的馬克思恩格斯出版社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出版社是繼馬克思恩格斯文獻出版公司於1929年解體后，由梁贊諾夫隨即成立的。1929年，第1部分第1卷第2分冊和第3部分第1卷出版，1930年，第1部分第2卷、第3部分第2卷和第3卷出版。截止1931年以前，MEGA¹出版了第1部分第1卷（共兩個分冊）和第2卷、第3部分第1至第3卷，總共是5卷6分冊。正在編輯之中的卷次是第1部分第3至第10卷，第3部分第4卷。第2部分和第4部分尚未開始編輯。

MEGA¹的出版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社會意義，因為馬克思恩格斯遺著中的許多原始文字都是借助MEGA¹得以首次發表的。這些首次發表的文字極大地促進了20年代下半期的理論討論。例如，MEGA¹中發表的《德意志意識形態》摘錄、馬克思同維拉·查蘇利奇關於俄國村社制度的通信以及梁贊諾夫為馬克思論述中國和印度問題的文章而撰寫的導言引發了關於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多方面討論。另外，梁贊諾夫編輯和研究馬克思恩格斯著作時，將他們的著述活動同一系列政治事件和政黨的發展聯系起來，特別是同19世紀各國工人運動聯系起來。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避免將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教條化。出於同樣的目的，出版《資本論》時，編者同時發表了《資本論》1857年至1858年以及1861年至1863年的原始手稿，以便讀者能夠直接使用原始材料研究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

梁贊諾夫試圖利用編輯MEGA¹來影響蘇聯當時實際政策的制定。例如，他為《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撰寫導言時，著重論述了列寧在1924年的一個報告中闡明的無產階級同農民階級的關系並引証馬克思的話說：無產階級政黨必須確保自己得到農民中的革命派的支持，這樣，“無產階級革命就會得到一種合唱，若沒有這種合唱，它在一切農民國度中的獨唱是不免要變成孤鴻哀鳴的”。[19]

當然，MEGA¹出版的卷次也留下了一些遺憾，這主要是指它在編排上顯得有些凌亂。例如，第1部分第1卷分為兩個分冊，相當於將第2分冊當作第1分冊的附錄或補充。對比一下這兩個分冊的收文情況就可以看出，第1分冊收錄馬克思的博士論文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第2分冊收錄馬克思青年時期詩作、筆記和書信﹔第1分冊收錄馬克思發表在《萊茵報》上文章，第2分冊收錄有關《萊茵報》編輯部工作的文獻。按照這個編排邏輯，7個伊壁鳩魯筆記理應收錄進第2分冊，但實際上它收錄進了第1分冊。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想必是：7個伊壁鳩魯筆記是直接為寫作博士論文而做的准備，所以同博士論文編排在一起，而其他筆記很難確定是專門為哪一著作做的准備，所以放進第2分冊，以便同著作相對分開。還有，第2卷沒有遵從第1卷分冊編排的方法，而是將兩個分冊處理為同一卷中的兩個部分：第1部分收錄恩格斯在報刊上發表的文章，第2部分收錄恩格斯的書信。這樣就造成第2卷同第1卷在是否分冊編排上不統一的情況。第2卷未像第1卷一樣分為兩個分冊的原因，倒不是因為它的篇幅不如第1卷大，而是因為第1卷分為兩個分冊，本來就不是理想的做法，而是不得已而為之的。

表面上看，第1部分第1卷分為兩個分冊，是因為這一卷規模龐大，很難裝訂為一本書，而實際上，它是工作倉促、時間緊迫造成的結果。從時間緊迫這一點說，到1927年十月革命十周年之際，MEGA¹第1部分第1卷應當出版。如果這一卷不能及時出版，至少它的第1分冊應當出版。從工作倉促這一點上說，截止1926年，MEGA¹的編者尚未制訂出具體編輯條例，而僅僅制訂出了總體性條例。這些總體性條例包括：1、完整性，即完整發表馬克思恩格斯所有著作與手稿﹔2、忠實性與考証性，即對馬克思恩格斯的原始文字做出考証、附加異文﹔3、附加卷次前言、注釋和人名索引。另外，截止1925年底至1926年初，德國一些獲得博士學位的青年專業工作者剛剛被召集到莫斯科從事編輯工作，他們需要一定時間熟悉這份工作。還有，截止1927年，馬克思的青年詩作尚未完全整理出來，因為1837年的詩作手稿尚未搜集到手。在這種情況下，原定的計劃，即於1926年出版帶有名目索引的正文卷，隨后出版集中前言、注釋、名目索引的配套卷，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同時，MEGA¹的編者認識到，正文脫離注釋，會給讀者在理解上帶來很大不便。為此，讀者不得不去參考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其他版本，而這也不利於歷史考証版的學術性、權威性。[20]

考慮到這種時間緊迫、工作倉促的局面，我們就可以理解，將第1部分第1卷分為兩個分冊，以便編者集中力量處理第1分冊中的正文，將當時尚未收全手稿的馬克思青年時期詩作以及注釋和索引編輯工作放到以后出版的第2分冊中處理，以便最終在1927年出版第1分冊，就是一個權宜之計了。

MEGA¹留下的遺憾還表現在，它將著作同筆記混合在一起編排，而這是一種不理想的編排方式，因為馬克思的許多筆記很難說是專門為哪一部著作而做的准備，應當說它們是許多著作共同的准備工作。這樣，將某篇筆記放在某一著作卷中，就給讀者留下一種印象，似乎該筆記同該著作卷收錄的某部著作具有寫作上的密切聯系，或者說是該著作的准備工作，而該筆記同其他著作的寫作聯系就不密切了。這無疑歪曲了馬克思做筆記時的真實面貌。而且，從當時已出版的MEGA¹第1部分的卷次上看，即從第1、3、4、6卷上看，筆記的編排也有不統一的特點。按照規定，對筆記的陳述分為兩個部分，一是對筆記本的描述，二是對摘錄的陳述。但第1部分許多卷次都未能遵守這一規定。第4卷將這兩種內容合在一起放在附錄中，第3卷除了分別陳述這兩種內容外，還羅列了馬克思所做摘錄的文字，第1卷雖然沒有羅列馬克思所做摘錄的文字，但在對筆記本的描述中給出了對應馬克思所做摘錄的原著版本的相應頁碼和行數，讀者可據此查閱原著版本的有關文字，而這也是馬克思所摘錄的文字。可以說，第4卷是最為簡單的編輯方法，第3卷是最為復雜的編輯方法，第1卷則是居間的編輯方法。由於上述各卷均未遵守規定，所以對照第1、3、4卷而言，本來遵守規定的第6卷也就成為一種例外做法了。

MEGA¹留下的缺憾還有，由於梁贊諾夫堅持不做實質性注釋，結果涉及到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一些不便理解的地方，讀者缺乏輔助理解的材料，便難形成明確的認識。再有，對於馬克思恩格斯手稿中的筆誤、刊印稿中的印刷錯誤，MEGA¹做出訂正而不予以說明。編輯人員在沒有把握的情況下，才在注釋或腳注中對這種訂正予以說明。應當說，MEGA¹的這種做法違背了忠實性原則，因為它實際上起到了美化文本完善程度的作用。在MEGA¹中，類似的美化文本的做法還體現為，由於MEGA¹的重點是再現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正文，提供意思准確的原文文字，而不在意馬克思恩格斯書寫文字的方式，所以MEGA¹採用現代正字法，而不再現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和刊印稿所採用的正字法。只是為了便於讀者了解馬克思恩格斯各自的字體和他們手稿的不同特點，MEGA¹有時附上他們不同時期的手稿的個別復制頁。

還有，MEGA¹在編排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時，沒有嚴格地採用按時間順序編排的原則，也沒有僅僅按照學科和專題來編排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而是將這兩個原則結合起來，以便突出一個思想發展史的觀念。這樣做法帶來的問題，倒不在於MEGA¹在編排著作時，有時難免偏離嚴格的時間順序，而在於整個版本缺乏統一的編排原則。而按照歷史考証版的編輯要求，這樣一套全集本來是應當遵循統一的編排原則的。另外，加上上文提到的卷冊劃分、注釋編寫、對筆記的陳述、以及正字法等方面的問題，可以說MEGA¹在許多地方都偏離了歷史考証版的編輯要求。后人根據歷史考証版的嚴格編輯標准，更多地將MEGA¹評價為一個准歷史考証版，是有一定道理的。

四、MEGA¹的夭折

MEGA¹的編輯和出版工作是在蘇共的直接支持下開展起來的，而蘇聯政局的動蕩，自然會影響MEGA¹的工作，甚至導致MEGA¹的夭折。隨著斯大林開展肅反運動，1931年2月27日，梁贊諾夫被開除黨籍，撤消院長職務，在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工作的外國人員也陸續遭到解職和逮捕，梁贊諾夫為開展MEGA¹的工作而建立的國際性學術聯系也隨之中斷。隨后，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與列寧研究院合並，成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該院繼續從事MEGA¹的編輯和出版工作，並試圖簡化資料工作，以便加快MEGA¹的工作進程。

合並后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中，原先的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成為該院下屬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編輯室。該院下屬的其他部門有列寧著作編輯室、聯共（布）黨史研究室、第三國際研究室、馬列主義研究室、學術普及研究室、檔案館、圖書館、博物館、科研秘書部門、行政部門等。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編輯室進而分為下述幾個工作組：1.MEGA工作組，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工作組，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工作組，4.《馬克思恩格斯文庫》工作組，5.馬克思恩格斯學術傳記工作組。從這個結構可以看出，同以前的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相比，新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更為側重學術普及和政治宣傳的作用。而且原先的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從事的MEGA¹的工作，實際上已經降低為一個工作組的工作任務了。

1933年至1935年之間，MEGA¹的出版情況是：設在柏林的馬克思恩格斯出版社於1932年出版了第1部分的第3卷、第4卷與第6卷。納粹在德國上台后，從圖書館等一切公眾場所清除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焚燒同馬克思恩格斯有關的歷史文獻，MEGA¹再也不可能在德國繼續出版。所以，蘇聯的外國工人出版社於1933年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出版了第1部分第5卷和第7卷、第3部分第4卷，1935年出版了《反杜林論》和《自然辯証法》的合卷。該合卷本來准備作為第1部分第15卷出版，但出版時沒有注明卷次編號，是以“紀念恩格斯逝世40周年特輯”的名義出版的。1934年，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還出版了一本專卷，即馬克思生平細目年表卷，該卷原本是第4部分的內容之一。1939年與1941年，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分別出版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第1分冊和第2分冊，第1分冊收錄馬克思1857—1858年寫下的草稿，第2分冊收錄馬克思1850—1859年寫下的筆記。但這一卷沒有採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這一書名，更沒有標明卷次編號，盡管該卷是根據MEGA¹的編輯原則編輯出來的。[21]到了1953年，迪茨出版社才將這兩分冊合為一卷，以《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名義予以出版。所以，就MEGA¹出版的所有卷次而言，第1部分出版了8卷9冊（包括《反杜林論》和《自然辯証法》合卷在內），第2部分相當於出版了1卷2冊（即《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第3部分出版了4卷，第4部分相當於出版了1卷（即馬克思生平細目年表）。

梁贊諾夫被撤職后，阿多拉茨基擔任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院長，並主持MEGA¹的工作。阿多拉茨基一方面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另一方面加快了MEGA¹書信部分的編輯和出版工作。此前，梁贊諾夫出於上文提到的那種考慮，即發表馬克思恩格斯一些以前從未發表過的書信，會給一些歐洲社會民主黨人的名譽造成損失，對於發表這些書信始終猶豫不決。而且當年梁贊諾夫從伯恩施坦和考茨基手中得到馬克思恩格斯的有關書信，也是以答應推遲發表這些書信的時間為條件的。但此時，由於蘇共同歐洲社會民主黨關系惡化，阿多拉茨基已經沒有這種顧慮了。再說，從政治上考慮，發表這些書信，一方面可以為蘇共同社會民主黨人開展意識形態斗爭提供有利武器﹔另一方面可以揭露梁贊諾夫隱瞞這些書信的錯誤，証明蘇共撤消他職務的決定英明正確。反過來說，如果我們可以忽視上述政治性考慮，單從MEGA¹的編輯和出版這一角度來考慮問題，那麼無論如何，完整地發表馬克思恩格斯的書信，忠實地再現這些書信的原貌，是符合歷史考証版的學術要求的。

無庸諱言，此時的MEGA¹工作是在濃厚的意識形態背景下繼續進行的。例如，這種背景之一是，考茨基繼1914年出版了《資本論》第1卷后，於1926年和1929年出版了《資本論》第2卷和第3卷。這兩卷是根據馬克思的手稿編輯的，因而顯示出同恩格斯編輯的《資本論》第2卷和第3卷的區別。考茨基此舉意在為人們提供第一手材料，研究恩格斯在編輯《資本論》第2卷和第3卷時是否遵循了馬克思的思路。針對考茨基這一舉動，莫斯科馬列研究院於1932—1933年出版了《資本論》三卷的通俗版，維護恩格斯對《資本論》第2卷和第3卷的處理方法，並將考茨基編輯的版本當作對馬克思主義發動的進攻。由於梁贊諾夫當時未對考茨基編輯的版本提出批評，所以這也成為梁贊諾夫的一條罪狀。按照歷史考証版的編輯要求，這套全集應當收錄任何一份文本的所有手稿和刊印稿。就《資本論》來說，應當既收錄馬克思的手稿，又收錄經恩格斯加工的刊印稿。所以單單從文本編輯的角度講，考茨基的做法並沒有什麼不對，它反而應當是MEGA¹加以參考和吸收的編輯成果。但脫離單純的文本編排，將考茨基的做法放到另外一個背景下，即放到后人應當如何理解馬克思同恩格斯的思想關系這一背景下，考茨基的做法就被當成了錯誤的做法，即他有意顯示馬克思同恩格斯在思想上的差別。當時，蘇共正在建樹馬列主義的統一性思想體系，這個思想體系的基礎是馬克思恩格斯的統一性思想體系。在學術上觸及馬克思與恩格斯細微的思想差別，就有可能動搖馬列主義的基礎。這是馬列研究院急於出版《資本論》通俗版的真正原因，而這種意識形態上的考慮無疑背離了歷史考証版的純學術性編輯原則。

當然，此時的MEGA¹工作也在純學術性上取得了顯著成就。例如，它努力克服MEGA¹以前在卷次編排上缺乏統一性原則的缺點。最為重要的是，在1931年之后，由於將著作同筆記編排在一起不便於清晰地展示筆記的面貌，而且會留下如此之多的麻煩，所以編者主張將筆記從第1部分和第2部分中剔除出去，放在一個專門的部分中處理，並設想這一部分的規模應當是25卷。將筆記單列為一個部分，即第4部分，則原先的第4部分就改為第5部分了。根據1935/1936年制訂的計劃，MEGA¹分為5個部分，第1部分28卷，第2部分20卷，第3部分9卷，第4部分25卷，第5部分3卷，總計85卷。用歷史考証版的編輯要求來衡量，這樣劃分各部分，顯然更為科學。但是，鑒於這個計劃后來未能得到實現，我們在這裡也就沒有必要詳細了解各部分卷次的具體內容了。至於為筆記和摘錄單辟一個部分的想法雖然未能得到實現，但MEGA¹ 編輯工作中得出的教訓后來為MEGA²所汲取，這就是后來的MEGA²分為四個部分的由來。[22]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MEGA¹工作徹底中斷。MEGA¹的工作，可以用內憂外患這四個字來概括。內憂指斯大林開展肅反運動，它構成了MEGA¹夭折的內因，外患指法西斯入侵蘇聯，它構成了MEGA¹夭折的外因。至於在MEGA¹夭折一事上，究竟是內憂起到了主要作用，還是外患起到了主要作用，可以參考下述事實做出判斷：30年代后期，肅反擴大化，嚴重影響了MEGA¹的工作，另外，在斯大林意識形態政策的背景下，列寧著作、斯大林著作、聯共（布）黨史與共產國際歷史的著作以及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通俗版佔據了越來越重要的地位。1933年至1935年，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致力於出版9卷本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利用各卷前言同西歐社會民主黨開展意識形態斗爭，宣傳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思想是統一的整體，以致1934年后，MEGA¹再沒有出版正式的卷次，《自然辯証法》與《反杜林論》合卷以及《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都沒有標明MEGA¹的卷次編號。如果說后一卷的兩個分冊分別出版於1939年與1941年，受到了法西斯入侵的影響，那麼前一卷出版於1935年，就同蘇聯的反法西斯戰爭沒有關系了。而且二戰結束后，MEGA¹的工作並沒有重新開展起來。考慮到上述事實，有理由說內因才是主要原因。

僅就梁贊諾夫本人的命運來說，它同二戰並無關系，只是肅反的必然結果。這裡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梁贊諾夫起初並不是一名布爾什維克，而是一名孟什維克，直到1917年，他才加入布爾什維克。列寧沒有出於意識形態方面的考慮而置梁贊諾夫的滿腔熱情於不顧，相反，他給予了梁贊諾夫施展才華的機會，這種用人不疑的態度促成了MEGA¹最初的成功。列寧將聯共（布）這項重要任務委派給梁贊諾夫，充分顯示出列寧作為一名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寬廣政治胸懷。事實証明，列寧的決定是英明的。為什麼后來黨的領導人做不到這一點，反而要以梁贊諾夫是孟什維克以及他同托洛茨基關系密切為由，剝奪了他從事MEGA¹編輯工作的機會？畢竟MEGA¹是聯共（布）一項重要工作，而梁贊諾夫又在這項工作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既然MEGA¹工作本身無法為梁贊諾夫的命運提供解釋，那麼這一疑問也許可以在MEGA¹工作之外得到解釋。它一方面可以從梁贊諾夫本人在MEGA¹工作之外的所作所為中得到解釋，另一方面可以從梁贊諾夫領導的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在單純的MEGA¹工作之外起到的其他作用中得到解釋。為前一方面的解釋奠定事實根據的，是后人在克格勃檔案中心和俄羅斯現代史文件研究和保管中心發現了當年梁贊諾夫案件的調查卷宗。雖然這些卷宗僅僅揭示了冰山的一角，但它足以反映出這一事件的性質。梁贊諾夫曾多次在黨代會上批評黨內不民主的傾向，批評黨干預經濟、干預社會生活。對於梁贊諾夫的這種批評，斯大林的反應是：“像梁贊諾夫這類黨員，長久以來就對我們黨懷有半敵對態度。”[23]一個突出的事例是，全俄工會第4次代表大會期間，俄共（布）於1921年5月18日舉行會議，討論梁贊諾夫提出的有關黨同工會關系的建議。梁贊諾夫提出的建議令黨的領導人感到震驚，斯大林沒有對梁贊諾夫的建議提出具體批評，而是當著全體與會者的面，對坐在主席台上的梁贊諾夫說：“閉嘴，你這個傻瓜！”列寧花了很長時間才平息了梁贊諾夫和其他與會者的憤怒，說服與會者接受黨中央的提案，以取代梁贊諾夫的提案。[24]由於梁贊諾夫致力於工會組織的獨立性，聯共（布）中央曾專門做出決議，永久性地剝奪了他從事工會活動的權利。

最明顯的是，梁贊諾夫多次批評黨的領導人對持不同政見者的態度和做法，而且他本人就是一個持不同政見者。1918年至1930年間，他曾致力於幫助和營救遭迫害和被捕的人員，並因在這方面做出了諸多工作而收到過大量的私人求助信件。為此，他也多次受到官方的警告和威脅。[25]他還拒絕開除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中遭到迫害的人員，甚至付酬勞給遭流放的人員，以便他們繼續從事MEGA¹工作。例如，他曾通過多方努力，將被流放的革命活動家魯賓解救出來，並任命他為MEGA¹政治經濟學卷的負責人。梁贊諾夫的所作所為，是他的性格的外在流露。同時代人德波林評價梁贊諾夫的為人說：“他外表嚴厲，內心卻極其柔弱，有一顆博大而仁愛的心。他極富人性、真摯坦誠。”[26]他這樣一種性格帶來的行動，注定他除了享有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專家的聲譽外，在政治領域成為一個當局不喜歡的人，而他這兩種並存的身份孰輕孰重，在不同的人的眼中是不一樣的。

就后一方面說，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在當時的蘇聯理論界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考茨基稱贊，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是蘇聯俄國少有的令人欣慰的杰出單位之一，但梁贊諾夫在主持MEGA¹工作期間，多次受到聯共（布）中央的批評，說他忽略列寧這一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最新和最高階段，耽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通俗版的編輯和出版工作，在出版發行政治宣傳性小冊子方面工作不力，未能同西歐社會民主黨開展針鋒相對的斗爭，等等。當時有人在《社會主義月刊》上評價說，莫斯科的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是布爾什維克體制中唯一的生產精神產品的機構，而國家領導人則對這種精神產品持懷疑態度。這想必是因為國家領導人致力於建樹一體化的馬列主義，而不是脫離列寧、斯大林思想的馬克思恩格斯思想。考慮到當時梁贊諾夫等人對蘇聯的許多政策持批評態度，這種批評態度又同國際上一些批評的聲音遙相呼應，如盧森堡就在民主問題上對列寧提出了批評意見，加上梁贊諾夫作為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專家這一身份，確實給國家領導人開展意識形態工作造成不利的情況。因此，國家領導人后來要拆除這座以前他們讓人修建的精神建筑。這一評價想必是符合事實的，因為梁贊諾夫遭解職后，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也被合並了，合並后的機構稱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可見，梁贊諾夫實質上是犧牲在了政治因素與意識形態斗爭上。

梁贊諾夫遭解職和逮捕的具體過程是：斯大林試圖將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改變成一所政治宣傳性機構，遭到梁贊諾夫的強烈抵制，而且梁贊諾夫的做法得到了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同事們的有力支持。在這一背景下，梁贊諾夫的同事魯賓被逮捕並飽受折磨后供認，自己曾將一份帶有反革命內容的文件交給梁贊諾夫保存。接下來，斯大林召見梁贊諾夫，詢問：“文件在哪裡？”梁贊諾夫回答：“要是您自己拿不出來，您就找不到它！”警方搜查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與梁贊諾夫私宅后，查出1918年至1930年間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們寄給梁贊諾夫的大量求助信，隨即逮捕了梁贊諾夫。[27]當局對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進行了清洗，解除了一批同梁贊諾夫關系密切的人員的工作，並將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同列寧研究院合並后，才繼續開展MEGA¹工作。

對梁贊諾夫的厄運，當時的人們議論紛紛：“這一消息想必也意味著出版我們導師著作全集的龐大計劃壽終正寢了，因為除了梁贊諾夫外，共產主義陣營中再沒有人有能力將這項工程繼續下去了……他遭解職與驅逐一事不過証明，那個如今以唯一真正馬克思主義政黨自居的黨派同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相距何其遙遠。”[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