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編排最新方案

摘要 在國際上諸多《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編排方案中，《馬克思恩格斯年鑒》刊登的手稿編排方案最為合理。在編輯觀念上，它忠實地再現出這部未完成作品的原貌，排除了其他編排方案主觀性地組織作者寫作思路的種種嘗試。在編輯手段上，它採用最具學術權威性的歷史考証版的編輯准則與手段，將基礎文本同異文兩相對照，最為充分地展現出這一非封閉性文本的形成史。

關鍵詞 德意志意識形態 手稿編排方案 歷史考証版 異文

一．《年鑒》刊登《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的情況

目前，德國柏林—勃蘭登堡科學院正在編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第二版（MEGA²）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專著卷，並在該版本的配套性研究刊物《馬克思恩格斯年鑒》新輯第1輯（2003年輯）上刊登了一個試行性編輯方案。為敘述方便起見，我們先羅列出它的目錄，以便在此基礎上論述《年鑒》預示的專著卷的手稿編排方案的合理性：

I/5-1：駁布魯諾·鮑威爾﹔I/5-2：序言﹔I/5-3：費爾巴哈和歷史。草稿與筆記﹔I/5-4：費爾巴哈﹔I/5-5：I費爾巴哈。A.一般意識形態，特別是德意志意識形態﹔I/5-6：I費爾巴哈。1. 一般意識形態，特別是德國哲學﹔I/5-7：I費爾巴哈。導論﹔I/5-8：I費爾巴哈。片段1﹔I/5-9：I費爾巴哈。片段2﹔I/5-1：萊比錫宗教會議﹔I/5-1：II. 聖布魯諾﹔ I/5-12：聖麥克斯﹔I/5-13：萊比錫宗教會議閉幕﹔I/5-14：格拉齊安諾博士﹔I/5-15：真正的社會主義﹔I/5-16：萊茵年鑒，或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哲學﹔I/5-17：卡爾·倍克：窮人之歌，或真正的社會主義的詩歌﹔I/5-18：IV.卡爾·格律恩：法國和比利時的社會運動，或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歷史編纂學﹔I/5-19：荷爾施泰因的格奧爾格·庫爾曼博士，或真正的社會主義的預言。新世界或塵世的精神王國。通告﹔I/5-20：晚近的哲學家﹔I/5-21：阿諾德·盧格﹔I/5-22：共產主義預言家的密謀活動﹔I/5-23：奧古斯特·貝克爾的月刊：宗教與社會運動的福音﹔附錄 ：布魯諾·鮑威爾及其辯護士。[i]

專著卷將完整地、彼此獨立地在正文卷中刊登I/5-1至I/5-19，在資料卷中對I/5-20至I/5-23（馬克思恩格斯未參與的、由莫澤斯·赫斯撰寫的四篇文章）做出說明和描述，並刊登其中部分文字。資料卷還要採用通常刊登異文的方式，刊登駁布魯諾·鮑威爾（I/5-1a）和卡爾·格律恩：法國和比利時的社會運動，或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歷史編纂學（I/5-18a）這兩個異文。至於《年鑒》在附錄中收錄的約瑟夫·魏德邁在馬克思參與下撰寫的《布魯諾·鮑威爾及其辯護士》，這篇文本系首次發表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集裡。

原始手稿分左右兩欄書寫，左欄是基礎文本，主要是恩格斯的筆跡，個別段落是馬克思的筆跡，字裡行間有馬克思恩格斯做的修改，右欄是各種旁注、插入文字、無法歸入基礎文本的獨立段落等，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跡。作者沒有將它們納入基本文本，也未對如何將它們歸入基本文本做出說明。所以，《年鑒》隻能採用雙欄刊登的方法。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第二版刊登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在腳注中說明馬克思恩格斯做的旁注，《年鑒》均刊登在右欄中。凡《選集》腳注中說明馬克思恩格斯做了刪節的文字，《年鑒》均刊登在其資料部分的異文表中。《年鑒》還在資料部分開辟一個專門的欄目，用來刊登《選集》腳注中未予說明的、在主要手稿中予以刪節（刪節記號為1-8）的文字（除刪節記號為1的文字外，馬克思恩格斯將刪節記號為2-4的文字經過修訂收錄進《聖布魯諾》，將刪節記號為5-8的文字經過修訂收錄進《聖麥克斯-舊約-教階制》）。[ii]

《年鑒》編排手稿的方式同中文《選集》第二版及《全集》第一版編排手稿的方式有很大出入，它不是自始至終地連貫一體的，而是由基礎文本和旁注組成。中文《全集》第一版依照俄文第二版，中文《選集》第二版依照1985年出版的德文單行本，將編者認為無法插入基礎文本的旁注作邊注，在腳注中予以說明，為編者認為可以插入基礎文本的旁注選擇其在基礎文本中的位置。這種做法滲透了編者的主觀理解，而主觀理解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因此，《年鑒》呈現手稿原貌的做法便顯示出了獨到價值：它將主觀理解排除於編輯工作之外，將其當作在編輯成果基礎上進一步開展的研究工作，這樣便免除了編者越俎代庖、反而有礙原始手稿一目了然這一嫌疑。

二．《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手稿原貌

《年鑒》刊登的手稿編排方案是根據流傳下來的《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原貌制訂的，因而我們有必要根據手稿原貌以及MEGA²編者對手稿做出的考証，來理解上述手稿編排方案的合理性。就該專著卷正文卷要刊登的文本而言，文本分為三類：I/5-2至I/5-9是草稿與片段，I/5-1、I/5-10至I/5-13、I/5-15、I/5-16、I/5-18、I/5-19是付印稿，I/5-1a、I/5-14、I/5-17、I/5-18a是刊印稿，而I/5-14和I/5-17的付印稿未流傳下來。

通常人們所說的I費爾巴哈章由一個主要手稿和一些謄清稿組成。主要手稿即I/5-3，有馬克思標注的頁碼1）至72），其中3）至7）和36）至39）殘缺。整篇文本可分為彼此相對獨立的三個部分，第一部分（I/5-3α）從1）至29），第二部分（I/5-3β）從30）至35），第三部分（I/5-3γ）從36）至72）。此外，還有一個馬克思為加工手稿而寫下的筆記（I/5-3δ）。[iii]這同一份文本，或者說四份文本，同樣有恩格斯標注的編號[iv]。恩格斯標注的編號6至9、10、11分別對應於馬克思標注的頁碼8）至23）、24）至26）、27）至29）。[v]

I/5-3是對布魯諾·鮑威爾的文章《路德維希?費爾巴哈的特點》中的“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一章的批判。MEGA²編者推測，I/5-3α中遺失的文字，即屬於馬克思標注的頁碼中3）至7）的文字，應當以對費爾巴哈的論述為內容，而II聖布魯諾的付排稿中“征討費爾巴哈”最后一段應當是遺失內容的思想出發點，[vi]遺失內容銜接以馬克思標注頁碼為8）的文字，這一段完整論述的終結處是馬克思恩格斯對費爾巴哈的總結：“在他那裡，唯物主義和歷史是彼此完全脫離的”。[vii]至於主要手稿內部在頁碼上的間斷，如I/5-3α中間斷的3）至7）及I/5-3β與I/5-3γ之間間斷的頁碼36）至39），編者推測是作者用來謄清II聖布魯諾的付排稿后銷毀了。[viii]

I/5-4是馬克思恩格斯對費爾巴哈《未來哲學原理》一書若干章節的非系統性論述，紙張類型同I/5-3完全一致，有可能是在寫完I/5-3后寫下的，用於進一步修改I/5-3，包括用於修改I/5-3中遺失的文字。[ix]

謄清稿由I費爾巴哈開頭部分的不同文本（I/5-5至I/5-7）以及兩個片段（I/5-8和I/5-9）組成。I/5-5和I/5-6是兩個異文。I/5-6包括導言與1一般意識形態，特別是德國哲學。以前的版本將I/5-5納入I/5-6，這種做法缺乏馬克思恩格斯留下的任何線索作根據。相反，恩格斯為導言寫了個謄清稿（I/5-7），刪除了I/5-6中被謄清的文字。因此，將I/5-6與I/5-7看作一個文本，更合乎實際情況。謄清稿沒有留下馬克思標注的頁碼，隻有恩格斯為I/5-8前一部分標注的編號[3]和為I/5-9標注的編號[5]。剩下的是伯恩施坦分別為I/5-5、I/5-7、I/5-8后一部分標注的編號{2}、 {1}、{4}。至於伯恩施坦是否遵循了恩格斯的意旨，還有待於考証。[x]由於I/5-6沒有編號，所以國際上的學者分別將它的前一部分即導言部分以及后一部分即“一般意識形態，特別是德意志意識形態”部分標注為[1？]，和[2？]。[xi]

至於I/5-8和I/5-9，由於它們使用的紙張同萊比錫宗教會議、聖布魯諾、聖麥克斯、真正的社會主義、萊茵年鑒或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哲學所使用的紙張完全一致，所以它們的寫作時間顯然同后面這些付排稿的寫作時間比較接近。這裡，編者為了將謄清稿編排在一起，起到一目了然的效果，未能完全遵循按照時間順序編排文本的原則，但解釋說，同這一編排順序相反的編排方式也是合理的。[xii]本文筆者認為，排列這七份謄清稿的前后順序，意義並不大，因為它們是彼此獨立的文本，未組織成完整的一章，即I費爾巴哈章，而且這七份文本並不是為撰寫I費爾巴哈的付排稿所做的准備。意義重大的，倒是謄清稿與主要手稿這兩者的前后順序。

以往的版本都是將謄清稿置於主要手稿之前，而《年鑒》將謄清稿置於主要手稿之后，因為MEGA²編者認為，主要手稿形成於1845年11月底，謄清稿形成於1846年4月中期，甚至是6月初，除了要按照手稿寫作時間編排文本外，還要考慮到，作者寫下“I費爾巴哈”這一標題的前提是，此時I/5-3α已劃分為費爾巴哈、歷史和鮑威爾這幾部分了，萊比錫宗教會議中的II聖布魯諾和III聖麥克斯也已成形了，所以作者要構思I費爾巴哈。[xiii]而且馬克思恩格斯寫下謄清稿時，較之他們寫作主要手稿時，思想應當又有所發展。所以，將主要手稿同謄清稿分離，可以避免賦予主要手稿以它所不具備的思想成熟性。[xiv]按照本文筆者的理解，如果將謄清稿置於主要手稿之前，就將主要手稿當作屬於I費爾巴哈的內容了。相反，將謄清稿置於主要手稿之后，后面銜接萊比錫宗教會議等等內容，就在形式上將主要手稿排除在I費爾巴哈的范圍之外，也就保留了I費爾巴哈的殘篇形式，可以更加充分地體現出忠實於手稿原貌這一編輯原則。

三．手稿的邏輯層次與寫作過程

將主要手稿同II.聖布魯諾和III.聖麥克斯聯系起來考慮，則主要手稿明顯地含有三重文本層面。第一重文本層面體現在三個前在文本中：I/5-3α是作為批判布魯諾·鮑威爾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的特點》的文章草稿而產生的（H^1a）﹔I/5-3β是作為聖麥克斯-舊約-教階制的組成部分而形成的（H^1b）﹔I/5-3γ是作為聖麥克斯-新約-作為資產階級社會的社會的組成部分而形成的（H^1c）。

就第二重文本層面來說，將H^1a分為“鮑威爾”（對鮑威爾的批判）、“費爾巴哈”（對費爾巴哈的評價）、“歷史”（對自己的歷史觀的闡述），將H^1b分為費爾巴哈、歷史、聖麥克斯，將H^1c納入費爾巴哈、歷史，加上馬克思標注的頁碼1）至72），就形成了“費爾巴哈和歷史”的草稿（H²），以及草稿刪除了的（刪除記號為1至8）文字(H²(E))。[xv]

就第三重文本層面來說，將H²(E)的2至8修訂后納入聖布魯諾與聖麥克斯-舊約-教階制的付印稿（作者將H²(E)的1刪節后未再採用），就形成了聖布魯諾的付排稿和聖麥克斯-舊約的付排稿。另外，此時還形成了各個片段性謄清稿。[xvi]

我們將MEGA²編者所做的分析進一步表述出來就是：第一，對費爾巴哈、布魯諾·鮑威爾和麥克斯?施蒂納的批判是主要手稿的由來，而這時的主要手稿（H¹）尚未剔除那些后來刪節了的（刪節記號為1至8）文字，它以恩格斯標注的編號為標志。第二，主要手稿本身也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文本，因為H²和H²(E)已經確定下來。此時的主要手稿（H²）已刪除了H²(E)，而這個確定H²和H²(E)的過程同馬克思為手稿標注頁碼是一致的。[xvii]第三，主要手稿實質上起到了為II聖布魯諾和III聖麥克斯的形成做准備的作用，因為盡管I費爾巴哈后來未能束稿，隻遺留下一些謄清稿，但H²(E)的文字大多經過文字修訂納入II聖布魯諾和III聖麥克斯的付排稿。這樣，《年鑒》的編排方式一方面反映出《德意志意識形態》這部未完成著作的原始寫作過程，另一方面，由於《年鑒》以恩格斯標注的手稿編號為第一個文本層面的標志，以馬克思標注的頁碼為第二個文本層面標志，[xviii]它就充分反映出馬克思與恩格斯在手稿起草過程中的密切合作。

手稿編排方案關聯著手稿寫作過程問題，因而認清手稿寫作過程，有助於我們識別手稿編排方案的合理性。從《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寫作史上看，由於布魯諾·鮑威爾批評馬克思、恩格斯、赫斯是費爾巴哈哲學的邏輯結果，所以馬克思寫下了《駁布魯諾·鮑威爾》，以表明自己對費爾巴哈的批評態度。這是馬克思最早寫下的、同后來形成的《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寫作計劃直接相關的第一篇著述，因而MEGA²編者有理由將其納入專著卷。隨后，馬克思恩格斯又擬訂了一份回敬布魯諾?鮑威爾、批判德國哲學的草稿，這份草稿同后來形成的《德意志意識形態》關系更為直接，因為它的內容是《聖布魯諾》和《聖麥克斯》。在這一寫作過程中，馬克思恩格斯形成了寫作《萊比錫宗教會議》的計劃，這個計劃包括《聖布魯諾》、《聖麥克斯》、《格拉齊安諾博士》[xix]和《萊比錫宗教會議》的引言，但沒有《費爾巴哈》章。可能是在《聖麥克斯》的寫作將近結束時，馬克思恩格斯才形成寫作《費爾巴哈》章的想法，因為主要手稿的幾個部分分別是作為《聖布魯諾》的一部分以及《聖麥克斯》的兩個部分產生的，是在寫作過程中或寫作過程結束后從《聖布魯諾》和《聖麥克斯》中抽出來的。這一點可為下述事實所証實：在《聖麥克斯》的正文中，原本有“見上文第X頁”這樣的文字，馬克思將其改為“參見《費爾巴哈》”。還有，原先制訂的章節是I聖布魯諾、II聖麥克斯，后來章節經過修改，第一卷包括I費爾巴哈、萊比錫宗教會議、II聖布魯諾、III聖麥克斯……。[xx]

以往的版本大多是按照編者的理解和推測來總結作者的思想線索，據此編排文本，從而將這些草稿、筆記和謄清稿組織成相對完整的《費爾巴哈》章。例如，將“費爾巴哈。唯物主義觀點和唯心主義觀點的對立”確定為費爾巴哈章的標題，就是編者總結出的一條提綱挈領性的思想線索，它將彼此相對獨立的各份手稿組織成一個文本整體。但是，這是恩格斯寫在I/5-3篇末右欄的文字，無法確定它就是整部手稿的標題，因為I/5-4是否屬於這一標題下的手稿，還有待於考証。另外，它也有可能是I/5-5至I/5-7或I/5-8和I/5-9的的標題。所以，《年鑒》將它同其他寫在右欄的文字同樣處理，為主要手稿確定了一個編輯性而非文本標題：費爾巴哈和歷史。

《年鑒》鑒於費爾巴哈章未能寫完，彼此獨立地刊登各份謄清稿，將主要手稿放在費爾巴哈章之外，保留費爾巴哈章的殘篇形式，避免強行賦予謄清稿和主要手稿以一個完整體系。這種編輯方案的合理性可以在作者本人那裡尋找到支持：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1888年單行本序言中明言：“我又把1845-1846年的舊稿找出來看了一遍。其中關於費爾巴哈的一章沒有寫完……。”[xxi]恩格斯這段話不但表明，手稿是未完成的，而且透露出，馬克思恩格斯要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系統闡述唯物史觀的意圖未得到實現，因為作者此時尚未徹底形成唯物史觀的思想。這也証明《年鑒》排除一個完整文本的編排方案是合理的。

四．《年鑒》的手稿編排方案相對於其他方案的合理性

至此，我們是就手稿原貌、邏輯層次、寫作過程來論述《年鑒》的手稿編排方案的合理性的，還沒有涉及對手稿編排方案的不同考慮。如果能夠辨析這些不同考慮相對於《年鑒》手稿編排方案的不足之處，自然可以反証《年鑒》預示的專著卷的手稿編排方案的合理性。

截止目前，國際上出版了許多《德意志意識形態》版本。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最早的梁贊諾夫版致力於再現手稿的原始面貌，接下來的歷史考証版第一版（MEGA¹）致力於賦予手稿以一定的系統性，因為編者認定，手稿尚未最終劃分段落，需要首先根據手稿中的分隔線將手稿各個部分彼此分開，然后根據手稿中的旁注和提示重新編排文本。齊?巴納於1962年發現了屬於這部手稿的新文獻以后，[xxii]格·巴加圖利亞認為，MEGA¹更改手稿文字前后順序的做法缺乏充分理由，所以巴加圖利亞版按照馬克思標注的頁碼來編排主要手稿（包括巴納新發現的屬於主要手稿的第1頁和第2頁在內），按照恩格斯標注的號碼編排謄清稿。因此，巴加圖利亞版在一定程度上是向梁贊諾夫版的回復。MEGA²試編本首次採用分左右兩欄刊登文本的方法，這種方法為廣鬆版所繼承，但廣鬆並不認為基礎文本有空缺，而認為這些所謂的空缺可為謄清稿所填補。[xxiii]這樣，廣鬆版實質上又回復到MEGA¹編排文本的觀念上去了，即要建構手稿的系統性、完整性。

上述編排方案的一致之處是，認定I/5-6是被謄清的手稿，其他的是謄清稿，並將謄清稿放在主要手稿前面。它們彼此間的差異以及由此引發的爭議所圍繞的核心，一是主要手稿是否相對完整，即是否有空缺（梁贊諾夫版、MEGA¹、廣鬆版否認手稿有空缺，認為謄清稿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填補空缺的嘗試，相反，巴加圖利亞版和試編本認為手稿有空缺是事實，盡管手稿在思想邏輯上是前后一貫的）﹔二是如何編排謄清稿。為直觀起見，我們將上述版本編排各份謄清稿的前后順序刊登如下：

梁贊諾夫版（1926年）： I/5-6前半部分、I/5-5、I/5-6后半部分、I/5-9﹔[xxiv]

MEGA¹（1932年）： I/5-7、I/5-5、I/5-6后半部分、I/5-8、I/5-9﹔[xxv]

巴加圖利亞版（1965年）： I/5-7、I/5-5、I/5-6后半部分、I/5-8、I/5-9﹔[xxvi]

試編本（1972年）： I/5-5、I/5-7、I/5-6后半部分、I/5-8、I/5-9﹔[xxvii]

廣鬆版（1974年）： I/5-7、I/5-5、I/5-3α、I/5-3β、I/5-8、I/5-3γ[xxviii]

比較上述版本編排謄清稿的不同方案，可以看出，除了廣鬆版情況特殊外，其他版本都將主要手稿與謄清稿彼此分開。而且其他幾個版本編排謄清稿的方案卻大同小異，區別僅僅在於，它們賦予謄清稿的思想線索有一定的細微差別，而這些差別能夠帶來的影響僅僅是，對主要手稿的思想線索形成理解上的細微差別，而不會給主要手稿的編排造成分歧。況且，賦予謄清稿的不同編排方案以一定意義，前提是將謄清稿置於主要手稿之前。這樣，對謄清稿的思想線索形成不同理解，才會影響到對主要手稿的思想線索形成不同理解。但是，隨著《年鑒》將主要手稿刊登於謄清稿之前，對主要手稿的理解就不那麼依賴對后面的謄清稿的認識了。再有，將各份謄清稿當作彼此獨立的手稿，就否定了它們彼此間的密切聯系，上述前提也就不復存在了。

廣鬆版編排文本的方案比較特殊：第一，它認為I/5-7是費爾巴哈章待謄清的導言，因而將其置於開頭部分的右欄﹔第二，它認為謄清稿是作者用來銜接手稿間斷處的，因而將I/5-5置於I/5-3α中馬克思標注頁碼為8）-29）的文字之前，將I/5-8置於I/5-3β與I/5-3γ之間，即將它們統統插入基礎文本，置於左欄中﹔第三，它認為I/5-6和I/5-9是馬克思標注頁碼為11）至16）的文字的異文，因而將它們置於與其相對應的右欄的位置上﹔第四，它否認巴納發現的馬克思標注頁碼為1）和2）的兩頁手稿屬於主要手稿，因而將它們放在附錄中。[xxix]

從編輯觀念上說，第一，雖然廣鬆涉批評MEGA¹主觀地建立主要手稿各部分之間的聯系，但他本人也試圖在主要手稿與謄清稿之間建立極其密切的聯系，在沒有實際考証成果作証據的前提下，運用推理，拿謄清稿來填補主要手稿各部分之間的空缺。所以，廣鬆版與MEGA^①之間的區別，僅在於它們對手稿中的種種思想聯系的具體理解不同而已。第二，廣鬆涉填補主要手稿空缺的作法有一個前提，即手稿是完整的。隨著《年鑒》將主要手稿刊登在謄清稿之前，並彼此獨立地刊登各份謄清稿，廣鬆涉有關I/5-7應當放在I/5-5之前的論証也就剩下一個寫作時間推測上的意義。第三，廣鬆涉沒有充分重視以往的考証成果，即馬克思標注頁碼為1）和2）的文字屬於主要手稿，否則他不會因為這兩頁妨礙他組織手稿的思想線索就將其置於附錄中。而且以往各版本的編者不可能認識不到手稿在不完整的外表下具有內在思想聯系這一常識，只是在現有考証成果所允許的范圍內，承認手稿有殘缺、是未完成的。如果理解這一點，廣鬆涉便不會說：“以前的各種版本的編者們，包括MEGA²版的編者在內，未能洞察到現存手稿的內在關聯性。”[xxx]

從編輯手段上說， 廣鬆涉認為試編本刊登 異文時採用的新標注法即異文表不方便使用，[xxxi]因而採用了將異文直接插入正文的做法。在廣鬆版的影響下，日本[xxxii]和韓國的學者紛紛提出建議，僅就正在編輯之中的該專著卷而言，放棄試編本刊登異文的方法，即採用Deskriptive Variante[xxxiii]這一異文展示方法而非Diskursive Variante[xxxiv]這一異文展示方法，甚至採用復制作者手跡的方法，來達到客觀性、忠實性、精確性。[xxxv]但是，試編本並沒有標新立異地採用什麼新標注法來刊登異文。異文表是歷史考証版照慣例要採用的刊登異文的方法，而歷史考証版在西方產生於18世紀，自20世紀30年代以后，隨著《歌德全集》、《路德全集》、《萊布尼茨全集》等歷史考証版著作集的編輯出版，它在編輯觀念和編輯手段上都得到進一步的錘煉。異文表同其他編輯手段一樣，就是在這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中確立起來的。[xxxvi]MEGA¹之所以沒有採用異文表，是因為它編輯得較早，異文的編輯手段尚未形成一整套像今天這樣嚴密的體系。這也是MEGA¹已經落伍，要用MEGA²取而代之的原因之一。至於《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其他版本未採用異文表，是因為它們不是歷史考証版，無須採取學術要求過高的異文刊登方法。像許多版本沒有刊登我們在上文提到的H²(E，也屬於同樣情況。

最重要的是，任何一個版本都必須保証正文的可讀性。歷史考証版隻能在達到這一最起碼要求的基礎上，通過特定編輯手段，進一步達到學術性要求高的版本需要額外達到的編輯要求，這就是異文表的必要性與合理性之所在。相形之下，廣鬆版將異文插入基礎文本，結果將正文切割得支離破碎，無法形成一個可讀性強的正文文本。這也印証了Deskriptive Variante會削弱編輯文本的可讀性，而Diskursive Variante恰恰可以通過更為理性的方式達到客觀性、忠實性、精確性這一要求。《年鑒》採用異文表刊登異文，証明正在編輯之中的專著卷將繼續採用這種更為理性的異文刊登方式。況且，電腦技術的發展，已經徹底革新了編輯工作的觀念與手段。廣鬆版在文本可讀性的困難，完全可以通過電子版的隱含文檔來消除。所以說，廣鬆版實質上是試圖用紙質介質來完成本應由電子介質完成的任務。

但是，廣鬆涉以及其他日、韓學者提出的意見反映出一個問題：歷史考証版是西方文獻整理與文字傳統的結晶，[xxxvii]這一結晶很難移植到東方文獻整理與文字背景中來。正因如此，對異文表提意見的，都是東方學者。也正因如此，雖然廣鬆涉對自己的版本嘔心瀝血，但它仍有一些可改進之處。例如，就手稿識別結果而言，廣鬆涉對以往各個版本等量齊觀，將它們識別手稿的不同結果均列入自己的版本中。而實際上，試編本的手稿識別結果是對以往各版本手稿識別結果的勘誤，而不是不同於以往編輯文本的異文。異文與勘誤是不同的概念，異文屬於作者，所以有必要刊登。勘誤分勘作者之誤與勘編者之誤。作者之誤有可能是有意為之，編者難於判斷，所以要反映在一個版本的附屬資料中。而編者之誤純屬錯誤而已，既然新版本的編輯文本本身就包含了對以往版本的編輯文本的勘誤，就沒有必要連篇累牘地刊登以往各版本識別手稿的不同結果，從而進一步增加廣鬆版在可讀性上的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