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的政治化傾向--兼論斯大林主義對意識形態的影響

[內容提要]　《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編印於斯大林體制形成和個人崇拜盛行時期,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的影響,帶有強烈的斯大林主義烙印。《列寧全集》第四版編印過程中,斯大林主義種種表現的實例可以反映出政治對意識形態的影響。

[關鍵詞]　《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　斯大林主義　政治化　意識形態

出版《列寧全集》是蘇聯國家政治生活和意識形態領域中的頭等任務。《列寧全集》在蘇聯共出版過五版,從其出版的歷史來看,每一版都有其特定的意義。

《列寧全集》第一版的出版是為了紀念列寧誕辰50周年(1919年),這是列寧在世時匯編列寧著作的最初嘗試。《列寧全集》第二版及與之內容完全相同的第三版則是為了紀念列寧的逝世(1924年)。《列寧全集》第四版出版的決定可以說是在直接否定第二、三版的基礎上做出的。1938年11月14日,聯共(布)中央做出了《關於〈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出版后黨的宣傳工作》的決議。決議中對專門從事編選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著作的馬恩列研究院的工作提出尖銳批評,指出它“在好幾卷《列寧全集》的附錄、注釋和評注中,犯了極其有害的嚴重的政治錯誤”。因此,責成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加速重新出版《列寧全集》。①第四版的出版和成書年代是在斯大林體制形成和個人崇拜盛行時期,可以認為這是一個斯大林版的《列寧全集》。到了1957年1月,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召開后不到一年的時間,蘇共即做出了出版《列寧全集》第五版的決定,這一版直接針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因此也帶上了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時代的顯著烙印。但由於第五版在文獻收載、文字校勘、資料編撰等方面都比前四版有了明顯的突破,目前仍是俄羅斯學者研究和引用的標准版本。

本文所要考察的是《列寧全集》第四版。上引決定清楚地表明了出版第四版的目的是要糾正第二、三版中的“極為有害的嚴重的政治錯誤”。那麼,所謂“極為有害的嚴重的政治錯誤”呢?這一嚴重提法背后的時代背景又是什麼呢?

一

聯共(布)中央在把這頂政治帽子加於第二、三版時,特別提到了第二、三版的第13卷,該卷收載的是列寧的哲學名著《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以下簡稱《唯批》)。而涉及列寧這樣一部哲學著作的附錄和注釋到底犯了何等嚴重的政治錯誤?先看注2。該注很長,基本上是一篇總結列寧寫作該書和研究哲學(直到寫作該書以后)的若干階段的小文,屬於客觀介紹性質。在該注中有兩個敏感之處:一處提到加米涅夫,說他於1909年2月25日在《無產者報》上發表文章批判盧那察爾斯基、波格丹諾夫等人宣傳“造神說”的錯誤;另一處提到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是講1914年1月31日由列寧同他們共同署名寫給《真理之路報》編輯部的一封信,信中對波格丹諾夫的最新哲學言論持批判態度。注釋的這兩處肯定了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表現了他們同列寧觀點的一致性。再看第13卷的附錄。附錄中收載了涅夫斯基的《辯証唯物主義和僵死的反動派的哲學》一文,此文是由列寧本人作為附錄編入《唯批》一書單行本的第二版(1920年)的。第四版未收入這篇列寧本人添作附錄的文章,顯然與此文的作者、於1937年遭到鎮壓的涅夫斯基有關。對第二、三版的批評雖然可以用這些具體的說法來解釋,但實際上第二、三版的政治問題更多的涉及編者本身。讓我們回到第二、三版看看其編者的變遷。在第二版開始出書時,加米涅夫為主編,同年問世的第1卷以及第二年問世的第2、3卷在扉頁上所署編者也僅為加米涅夫一人。然而,從1927年起(也就是從第4卷起)的以下各卷,不再署加米涅夫的名字,而是換成布哈林、莫洛托夫、斯克沃爾佐夫—斯捷潘諾夫、薩韋利耶夫數人集體署名。1929年,布哈林陷入同加米涅夫同樣的命運,也失去了參與第二、三版編輯工作的資格。從1930年起所出各卷,編者的署名中少了布哈林,補進了阿多拉茨基。到1932年第二、三版的編印工作全部完成時,1932年5月7日《真理報》發表的介紹第二、三版的文章正式宣稱,第二、三版的編者是阿多拉茨基、莫洛托夫、薩韋利耶夫。到后來重印第二、三版時,又從已署加米涅夫、布哈林名字的各卷上抹去這兩人的名字,這二人都是在斯大林體制形成過程中被定性為反對派而被清洗的人物。

第二、三版共30卷,編印於1925—1932年。從成書年代可以看出,這是列寧逝世后聯共(布)內斗爭白熱化的時期,是斯大林擊敗其政治對手、最終確立斯大林體制的時期。這一時代烙印鮮明地顯現在第二、三版的編者頭上。也就是大約在同一時期,斯大林開始向意識形態領域進攻,把經濟學、哲學、歷史學等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研究和學術爭論逐漸政治化,以致對蘇聯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產生極為嚴重的影響。

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全蘇馬克思主義者土地問題專家代表會議上發表《論蘇聯土地政策的幾個問題》的演說。斯大林指出,當前理論思想與實際工作成就“脫節”,要求理論工作必須“趕上”和“超過”實際工作,強調在新經濟政策問題、階級問題、建設速度問題、黨的政策等問題上,都應該有與過去不同的“新的提法”。②很快哲學界對此做出反應。在哲學界,通過對德波林學派所謂理論脫離實際的批判,得出了“堅決地把哲學問題‘政治化’、‘現實化’”③的政治結論。1930年12月9日,斯大林接見了以米丁學派為核心的紅色教授學院黨支部委員會成員,就《哲學戰線的狀況》發表了重要講話。在這個講話中,斯大林明確確認了理論領域中兩條戰線的斗爭同黨內的政治傾向的直接關系,斯大林說,“在階級斗爭日益尖銳的情況下,任何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傾向,即使是在最抽象的理論問題上的背離,都具有政治意義”。斯大林號召,“現在的重要任務是全面展開批判”。④很快,這一號召波及史學領域,而對史學領域的進攻起推波助瀾作用的仍是斯大林。1931年10月,斯大林發表《論布爾什維主義歷史中的幾個問題——給〈無產階級革命〉雜志編輯部的信》,在這封信中斯大林給正常的學術研究扣上了“反黨”、“販賣托洛茨基主義私貨”、“托洛茨基主義的偽造者”等嚇人的政治帽子,把學術問題進一步上升為政治問題。⑤如果說斯大林掌握哲學領域旨在從思想理論上控制學術界的話,那麼向史學領域,特別是黨史領域的進攻,對斯大林來說則有直接的用處。這也就是說,自此,歷史特別是黨史被蓄意篡改、歪曲、偽造而被納入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及其話語系統。

斯大林在各個領域中並在各種場合下強調自己忠誠馬克思主義,譴責對手背離馬克思主義,同時制造“兩個領袖”論。他發表並一版再版《論列寧主義基礎》、《列寧主義問題》、《十月革命和俄國共產黨人的策略》等著作。1935—1938年間,斯大林授命並主持、修訂而成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以下簡稱《簡明教程》)可以說是斯大林思想的集大成。在學習《簡明教程》時,人們突出的印象是,斯大林是列寧的當然繼承者,是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國家領導人的合法繼承者。列寧的思想在《簡明教程》中也得以闡釋,但是經過了斯大林的加工。結果,在當時及以后黨史領域中隻有一部標准的《簡明教程》,其他著作所涉及的俄共(布)歷史上的一切事件、人物的評價均需與其“口徑”一致,不能越雷池一步。《簡明教程》成了歪曲歷史真相、“神化”和“鬼化”歷史人物、充斥歷史唯心主義的杰作。⑥有學者在研究當時的意識形態時說,當時除《簡明教程》外幾乎再沒有新的史學著作問世,有的也只是整理出版唯一可以面世的俄共代表大會記錄:所謂研究,也只是加寫前言、注釋和人名,以及文獻索引之類。⑦殊不知,就是這樣的工作也逃不過意識形態的政治化,亦即斯大林化,這也就是本文所要介紹的《列寧全集》第四版整理出版情況的用意所在。

在一切政治、思想和理論的准備工作日趨完備后,以《簡明教程》的出版為契機,啟動了否定舊版《列寧全集》、編印新版《列寧全集》的工作。在編印《列寧全集》第四版的過程中,如同編寫《簡明教程》一樣,突出斯大林的意旨和痕跡無處不在。在編印《列寧全集》中體現斯大林主義,這雖然讓人覺得有些不可思議,但卻是隨處可見的事實。

二

《列寧全集》的編輯、整理和出版需要嚴格的客觀性和科學性。經歷了《列寧全集》第一、二、三版的實踐,在這些方面均已積累了不少經驗,也確定了一些基本的規則和原則。如整版書籍的框架和結構、篇目收文的原則、嚴謹的校勘、完備的體例、豐富翔實的參考資料等,這些都要求把《列寧全集》的編印工作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任何唯政治化的思維和手段對於《列寧全集》的編印來說都是致命之傷,有違基本的客觀原則和科學要求。

可以証實,斯大林本人直接干預過第四版的一些具體收文。比如,斯大林反對把列寧的哲學名著《哲學筆記》收入第四版,認為不必“把列寧的遺產抻得太長”。也就是說,斯大林可以決定“《列寧全集》中發表哪些著作,不發表哪些著作”。⑧有鑒於此,第四版的編者們處處體現斯大林主義,對此,第四版的“總說明”⑨作了很好的印証。首先“總說明”中說:“第四版最全面地實現了斯大林同志早在1923年以布爾什維克黨中央的名義寫的公開信中發出的指示。斯大林同志強調指出,必須仔細地收集列寧的全部著作??使它們成為黨和人民的財產。”這裡提到的所謂“公開信”是指1923年7月8日刊登在《真理報》上的《俄共中央籌建列寧研究院公告》。這一“公告”由作為俄共中央總書記的斯大林和作為列寧研究院院長的加米涅夫共同簽署。加米涅夫是列寧研究院的籌建者以及《列寧全集》第一、二、三版的主持者,斯大林當時並未參與其事,顯然是以總書記的身份挂名而已。而且就如所提到的“公告”名稱一樣,這一“公告”是以俄共中央的集體名義發布的,如果要強調個人的作用,也應該提及加米涅夫的名字。而第四版“總說明”的提法有意回避提及在編輯列寧著作方面曾起過巨大作用的反對派人物加米涅夫,是有悖歷史事實的。其次在“總說明”中還明確指出:“列寧著作的分卷是根據《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提供的科學的黨史分期的。”第四版因此從分卷次到其他方面的編輯指導思想,如注釋的編寫等都表現出對《簡明教程》的依從。再有,“總說明”也毫不隱諱這一版著意突出斯大林的做法。它說:“收集在第四版的有與斯大林同志的活動有關的大量列寧文獻??”“總說明”的這些宗旨無不體現在整個第四版的編輯當中,其主要具體做法如下:

1.整版選材回避反映現實的題材,對全書的整體比重有所影響。《列寧全集》第四版開始工作的時候,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已經快20年了,雖然列寧在十月革命后隻領導蘇俄社會主義七年多的時間,但列寧文獻中涉及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內容十分豐富,因此應該是新版《列寧全集》予以重點選材和收載的對象,但鑒於政治上的考慮,這方面的編選工作遠遠落后於時代的要求。例如列寧有關新經濟政策的文獻,闡述對外開放__問題的文獻,涉及如何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同當時的資本主義國家打交道的文獻等等,被很有限地選入第四版,即使收載了一些,也有大量的刪節。這裡以比較典型的有關“租讓”方面的文獻為例。第四版對有關這個問題的論述大加刪節,僅在1920年11月—1921年3月(相當於《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0卷)的文獻中就刪節了近20處。“租讓”是新經濟政策時期國家資本主義的措施之一,是列寧提出實施的一個吸引和利用外資發展俄國落后經濟的辦法,雖然實際上並未實行。現在看來,這一辦法是再平常不過的了,可是在斯大林體制下卻遭到批判,在《簡明教程》中認為租讓原則是“把蘇維埃政權在國民經濟中的許多命脈交給私人資本”⑩。列寧這些關於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內容對於蘇聯的社會主義及后來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都具有極大的價值,但遺憾的是沒能被認真地加以體會和利用。

2.文獻取舍帶有明顯的主觀目的性。第四版中有些篇目的取舍目的性十分明顯,主要宗旨在於抬高或突出斯大林個人。處理方法主要有兩種,一種是不收那些會有損斯大林形象或表現列寧不同意或反對斯大林意見的文獻。這裡一個盡人皆知的例子就是不收列寧最后的幾篇書信和文章,即《給代表大會的信》、《關於賦予國家計劃委員會以立法職能》和《關於民族或“自治化”問題》(中文第二版第43卷)。這幾篇被稱為“列寧遺囑”的文獻由於直接負面評價了斯大林及表現列寧與斯大林的不同觀點而被隱瞞多年。再有一種方法則是多收有助於抬高斯大林威望和形象的文獻,即使有些文獻內容並不突出。如“總說明”中提到的《任命斯大林為南俄糧務領導者》(中文第一版第27卷第392頁)本為一般的國務文件,但由於它是關於斯大林的,因此作為具有重要意義的文獻提及並收載。而這一文件作為由列寧簽署的一項任命令,后經蘇共馬列研究院考証不能算做列寧文獻,所以后來的第五版未收載,中文第二版也採納了這一考証未收載。

3.打破常規的文獻編排體例,為我所用,這主要體現在書信的處理上。從《列寧全集》第一版以來就形成了一個整版編排框架,即著作卷和書信卷分列;同時也規定了這樣的特例,即列寧的某些書信體文獻,如果是為公開發表和作為黨的文件而寫的或者是具有重大歷史、政治和理論意義的,可以不看作一般書信而看成著作編入著作卷,不編入書信卷。第四版的編者一般是遵循這一體例的,但對涉及斯大林的文獻卻打破常例,為我所用。收進第四版的列寧給斯大林的信件(包括電報之類),一律不當作“書信”而當成“著作”編入著作卷。從這些書信的內容看,很明顯,既不是為公開發表和作為黨的文件而寫,又不具有重大歷史、政治和理論意義,其升格為著作的用意很明顯。第四版中,諸如此類的列寧給斯大林的信,據粗略統計,不下20余件。

4.利用文字校勘在收錄文獻上做文章。文字校勘工作是針對列寧文獻所作的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有些是對列寧手稿的辨識,有些是對不同版本的辨別,原本應是純學術工作,但在第四版中也被編者用來為斯大林的“政治”服務。有一個最有名的例子。列寧1923年1月23日口授的《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一文中有一句話:“有一定人數必須出席政治局會議的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委員們,應該形成一個緊密的集體,這個集體應該‘不顧情面’,應該注意不讓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總書記,還是某個其他中央委員的威信,來妨礙提出質詢??”(中文第二版第43卷第377頁)。第四版編者把句中“不管是總書記,還是某個其他中央委員的威信”(見中文第一版第33卷第440頁)這十幾個字給校勘掉了。而此時斯大林正任黨的總書記,又是中央委員。據兩個版本的出版說明看,第五版說按列寧口授並修改過的秘書的筆記刊印,而第四版說按《真理報》原文刊印並“同速記記錄作過校訂”。即使第四版說明同速記記錄作過校訂,但這並不能表明編者就是按原文照錄,仍可能作有利於斯大林的校勘。

5.修改列寧文獻的標題。列寧文獻的標題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列寧文獻即有標題,這按實際情況照錄即可。一種是原文獻沒有標題,而由編者根據文獻內容添加上去。如果說對第二種情況編者加入自己的意圖尚可理解的話,那麼對第一種情況編者是不可任意更改的。但在第四版中,這種更改卻恰恰發生了。如列寧1922年5月5日寫的《對有關副主席(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工作的意見的答復》(中文第二版第43卷第181—183頁),俄文第四版編者把標題改成了《給斯大林轉政治局委員的信(對關於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工作的意見的答復)》(中文第一版第33卷第315—317頁),這樣一改,斯大林的名字就出現於正標題。對於沒有標題的文獻,編者便有了極大的發揮余地。如列寧1922年10月13日《就對外貿易壟斷問題給約·維·斯大林並轉俄共(布)中央委員的信》(中文第二版第43卷第220—223頁),從信的內容來看,是寫給全體中央委員的,因為剛開過中央全會討論對外貿易壟斷問題,而且中央書記處也在會后把此信分送給全體中央委員,因此標題擬成這樣是合理的。但第四版編者卻把該文獻的標題擬成《關於對外貿易壟斷制給斯大林的信》(中文第一版第33卷第337—340頁),由此看來,似乎此信是寫給斯大林個人的。

6.利用參考資料的編選來貫徹編者的意圖。參考資料如“總說明”和各分卷的“說明”、“注釋”、“列寧生平事業年表”等,其編寫的最大特點是讓實實在在的史實說話。回避史實或隨心所欲地添加有強烈主觀色彩的文字,隻會影響資料的客觀性、完整性和真實性。如果說上述列舉的幾種表現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小動作”還必須受到一定的客觀限制,那麼,第四版對各項參考資料的編寫,則由於不會受什麼約束而直接地表現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參考資料,尤其是“注釋”,對聯共(布)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對列寧的思想和活動的介紹,完全以《簡明教程》的提法為准繩,甚至在詮釋一般歷史名詞時凡是能和斯大林聯系上的都盡量聯系上,哪怕生硬牽強,並且直接把《簡明教程》的話和斯大林的話作為注文。如第四版在給列寧的早期文獻《民粹主義的經濟內容及其在司徒盧威先生的書中受到的批評》一文作篇名題注時,引用了《簡明教程》評論“合法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幾段話后,同時在此介紹斯大林早期的革命活動,注文道:“斯大林同志在1898年即還在梯弗裡斯正教中學求學時,曾批評過那些擁護‘合法馬克思主義’並懷有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傾向的‘麥撒墨達西社’多數派首腦,當時,他已熟悉列寧的著作,其中包括《民粹主義的經濟內容》一文。這篇文章給了斯大林同志很深的印象。據一位當時接近和熟悉斯大林的同志的回憶,斯大林同志讀完克·土林(列寧)的這一著作后說:‘我無論如何都要見見他。’”(中文第一版第1卷第496—497頁第78注)這個注對斯大林的吹捧是很直接的,先不說以《簡明教程》的標准來解釋歷史是否具有絕對權威,單說以斯大林在中學求學時而且並未得到証實的活動來對待“合法馬克思主義”這樣的一般歷史名詞本身,就不是歷史主義的態度。

7.利用對涉及聯共(布)內反對派的文獻的處理。其實,上述所列各項在涉及反對派的文獻中都有體現,在這裡單獨列出是因為第四版在這方面的處理十分明顯或可以稱之為十分露骨。所謂反對派人物大多是聯共(布)黨內的高層領導人,這些人都是與列寧共同戰斗過、后來共事過的戰友,實際上也是斯大林的戰友。在列寧的文獻中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到這些戰友,不僅如此,文獻數量還很巨大。列寧在世時,俄共(布)黨內生活氣氛民主,在高層領導人當中,經常會因為一些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而發生爭論,有時爭論還很激烈。列寧在爭論中對反對派的批評常常相當嚴厲,甚至毫不留情,但這並不影響列寧與這些人的共事與合作。然而在列寧逝世、斯大林逐漸掌握了黨內外一切大權之后,反對派的命運就成為命定的了。第四版編印於斯大林開展大規模“肅反”、把反對派頭面人物消滅殆盡之后,自然產生了如何處理反對派的尖銳問題,一個是如何處理列寧大量涉及反對派的文獻,一個是如何處理涉及反對派的資料。但不管是客觀存在的文獻,還是帶有主觀色彩的資料的編寫,均為恣意妄為地對待反對派、拿反對派開刀提供了絕佳機會。在列寧文獻的取舍上,第四版編者盡量不收有肯定或贊揚反對派人物內容的文獻,而能顯示反對派人物“錯誤”的文獻尚可收進一點。關於書信,收入第四版的列寧給反對派人物的書信,一般隻能編入書信卷,而不能編入著作卷;即使有幸收入的也是因為信的內容是批評反對派的工作或理論的,這樣的例子隨手翻翻第四版第34、35的書信兩卷就可看到。關於利用校勘方法,一般是通過校勘方法刪掉個別有利於反對派的句子。如1917年3月30日《致雅·斯·加涅茨基》(中文第一版第35卷,中文第二版第47卷)中提到加米涅夫時有一句話:“加米涅夫應該懂得,他肩負著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責任。”這句話在第四版“校勘”后消失了。再如對文獻標題的處理。著名的《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錯誤》和《再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錯誤》兩文(中文第二版第40卷)的原有標題,被第四版編者“處理”后,其中的“同志”一詞就被處理掉了。列寧當年稱與之論戰的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為同志,斯大林則稱他們為“人民的敵人”。第四版編者還不惜使用“避諱法”避免反對派人物的姓名直接出現在文獻中。如1911年2月列寧在《致中央俄國委員會》一信的最后簽名處有一腳注說:“下面是列寧和其他兩個中央委員的簽名”(中文第一版第17卷第91、555頁)。而經第五版的校勘,原文應該是“接下去是列寧、列·波·加米涅夫和格·葉·季諾維也夫的簽名”(中文第二版第20卷第162頁),原來“其他兩個中央委員”是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又如1919年4月25日《致·尼·伊布哈林》一信(中文第二版第48卷第576頁),第四版把標題改為《給〈真理報〉編輯部》,並刪去信前的稱呼語“布哈林同志”(中文第一版第35卷第382頁),不讓讀者知道這封信就是寫給當時《真理報》的主編布哈林的。通過參考資料的直接闡述來貶低反對派人物,是第四版編者可以放手做的事。如果仔細閱讀第四版所作“注釋”的文字,可以發現從用語到事實都極力貶低反對派而抬高斯大林。這樣的例子有很多,這裡不一一贅述。

由以上種種實例可以看出,在斯大林的指導下,第四版編者可以說是不遺余力地宣傳斯大林主義。因為這些編輯工作,對於那些不大了解歷史,尤其是不大了解許多歷史細節的普通讀者來說,在學習《列寧全集》時自然會得出斯大林永遠站在列寧一邊並且一向正確的結論。而為什麼說第四版的編者付出極大努力呢,還有一點需要說明,第四版在參考資料中缺少人名索引。人名索引是第二、三版就有的基本參考資料,而第四版獨缺人名索引,也是因為編者在准備編寫人名索引時可能遇到了困難,也就是如何評價反對派人物。

首先為反對派人物樹碑立傳本身就是問題,其次如何評價這些人物也頗為棘手。因此第四版編者干脆不設人名索引,以免擔負太多的政治風險。也有可能的是,第四版編者是有意回避做人物小傳的,可能是在高壓情況下採取的一種策略,但這只是一種妄加猜測或一種良好的願望而已。但是基於斯大林時期大量學者參與制造斯大林個人崇拜的事實,所以很難說,編者在編輯過程中的所作所為其主動和被動的成分到底是多少。

三

《列寧全集》第四版的政治化傾向和時代烙印是十分明顯的。然而,當時代背景發生了變化,這種帶有十分明顯特征的產物也隨之發生變化。

1956年2月,蘇共召開二十大,在這次會上赫魯曉夫發表了著名的“秘密報告”《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后果》。“報告”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及其后果進行了事實上及某種理論上的批判,但帶有赫魯曉夫時代不徹底的特征。而從批判到清算,需要在蘇聯的各個領域進行。這樣,對《列寧全集》第四版的清算也不能幸免。1957年1月,在蘇共二十大召開后不到一年,蘇共中央即通過了編印第五版的決定。這一決定在提到第四版時不帶任何主觀色彩,但它是以這樣的方式對比第四版及之前的第三版的:“《列寧全集》第四版盡管收載了五百多篇第三版沒有收的弗·伊·列寧的著作,但仍不是完備的全集,因為其中未收入刊載在《列寧全集》第三版、《列寧文集》和期刊上的許多作品。”[11]如果仔細讀一下就可以從中讀出一點奧妙之處,並會發出疑問,即為什麼在第三版之后的第四版會沒有收第三版的一些文獻呢。

實際上,對第四版《列寧全集》的撥亂反正首先還不是從編印第五版開始的。

首先,蘇共二十大召開后,蘇共中央馬列研究院在1956—1959年期間曾專門以“勘誤表”的方式對第四版各卷的注釋作過政治性的訂正,第1—33卷約有409處,而其中為消除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而作的訂正,也即刪去斯大林著作和《簡明教程》的引文的訂正,約為357處,佔87.3%。這期間我國正翻譯俄文第四版以出中文第一版,曾根據蘇聯的勘誤對中文第一版某些卷的注釋文字進行校勘,所以,現行中文第一版第1—33卷的注釋文字和原文並不完全一致。

其次,第四版有10個補卷即第36—45卷(中文第一版隻翻譯、出版了其中的第36—39卷)。為第四版出補卷,也是根據蘇共二十大的精神做出決定的,工作的進行與第五版同步,而后五卷(第41—45卷)出書已是在第五版的工作即將結束和結束以后(1965—1967年)。這些補卷游離於第四版本身,實際上成為第五版工作的一個部分。表面上看,這10個補卷可以與前面的35卷共同構成一套全集,但要從內在的編輯思想看,這兩個部分可以說並不協調。

然而,這些對第四版的修修補補不足以彌補其缺陷,因此編印第五版勢在必行。從第五版本身看,在如下一些方面作了改進。一是第五版的文獻收載量比第四版大得多。第五版取廣採博收的方針,努力匯集列寧文獻。當然,那些在第四版中有意不收的文獻大多被第五版收載。二是第五版的文字校勘工作中利用了第一版和第二、三版,它對以前各版都有變動,但對第四版的變動最多。第四版對列寧文獻所作的刪改,在第五版中一般都恢復了本來面目。三是第五版的參考資料同第四版相比有了較大改進。首先是行文風格更貼近資料的寫法,更加客觀。其次更為重要的是資料的撰寫不再回避重大事件和人物,這尤其體現在第五版恢復了人名索引這一項目。誠然,第五版人名索引也帶有當時的時代局限性,如當時許多反對派人物還尚未平反,因此所作的政治評價也有著意回避或失之公允之處,但畢竟給人們提供了一些信息。須知,當時即使從蘇聯的權威性大型工具書《蘇聯大百科全書》(無論是斯大林時期編印的第二版或者斯大林以后編印的第三版)中也找不到有關這些反對派人物的資料。而第五版的“斯大林”條對斯大林作了直接的批判,可以說最集中地體現了蘇共二十大的精神。中文第二版未採用第五版的注文“,斯大林”條僅作簡歷介紹。

第五版對第四版的政治化傾向有一定的克服,但仍然帶有其時代的烙印。在第五版編印所處的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時期,對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的批判隻及於政治方面,還未達到意識形態的許多具體問題。蘇共歷史(包括列寧階段)中被斯大林主義所歪曲的許多地方尚未糾正,由斯大林制造的無數禁區尚未打破,空白尚未填補。而最為嚴重的是,第五版一些分卷前言中用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關於現實政治的觀點詮釋列寧當年的思想,使列寧的思想蒙上一層“現代”色彩,實際上不僅牽強附會,而且也背離了列寧的思想本身。因此,第五版在克服第四版的政治化傾向時自己也落入了政治化的陷阱。

注釋:

①參見《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匯編》第五分冊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16頁。

②《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26—127頁。

③米丁、拉裡採維奇、尤金《論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的新任務》,引自《德波林學派資料選編》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6頁。

④《國外學者論斯大林模式》下冊中央編譯出版社1995年版第857、858頁。

⑤《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76—91頁。

⑥周尚文《〈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評析》,載於《關於斯大林問題的再認識》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74頁。

⑦馬龍閃《蘇聯劇變的文化透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頁。

⑧〔俄〕羅伊·梅德韋杰夫《讓歷史來審判——論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下冊2005年版東方出版社第976、981—982頁。

⑨參見《列寧全集》第1版第1卷第Ⅲ—Ⅷ頁。

⑩《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85—286頁。

﹝11﹞《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匯編》第7卷1971年俄文版第23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