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與《資本論》第一卷--兼評西方學者的文本解讀

《資本論》是馬克思留下的主要經濟學著作，也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科學巨著。長期以來，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和馬克思學研究者對《資本論》進行了大量研究，我國翻譯了其中一些著作，學術界也對一些西方學術成果進行了研究和評價。①本文則從文本層面上介紹西方學者關於恩格斯與《資本論》第一卷之間關系的主要觀點，並根據馬克思創作《資本論》的軌跡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論提出我們自己的看法。

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和馬克思學研究者在文本層面上對恩格斯與《資本論》第一卷之間關系的研究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在馬克思生前，恩格斯的理論研究對《資本論》第一卷文本的形成的影響上﹔二是在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對《資本論》第一卷后來的版本的編輯上。本文前兩部分介紹這兩個方面的研究成果，最后一部分結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MEGA）的出版，簡要地分析如何認識恩格斯對《資本論》第一卷后來的版本的編輯。

一

1842年11月底，恩格斯和馬克思兩人在科倫的《萊茵報》編輯部第一次見面了，從此開始了兩個思想家長達40余年的交往和學術聯系。在恩格斯去世后不久，恩格斯與馬克思的學術關系就進入到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和西方學者的視域。盧卡奇和科爾什在20世紀20年代初就對恩格斯的著作進行了一些批判，但是他們並沒有從總體上否認恩格斯和馬克思的統一性。②1961年，英國學者喬治·利希海姆（George Lichtheim）出版了《馬克思主義：一個歷史與批判的研究》，成為第一個系統闡述馬克思的思想與恩格斯的思想存在對立的著作。后來，西方學術界就出現了以馬科斯米裡安·呂貝爾（MaximilienRubel）、諾曼·萊文（Norman Levine）、特雷爾·卡弗（Terrell Carver）、J.D.亨利（J. D. Hunley）為代表的“對立論”。近些年，西方又重新出現了以曼福裡德·斯蒂格（Manfred B. Sterger）、保羅·凱洛格（Paul Kellogg）、S.H.裡格比（S. H. Rigby）為代表的“一致論”。③大多數西方學者都認為恩格斯的經濟學研究對馬克思的經濟學研究和《資本論》文本產生了重要影響，甚至一些堅持“對立論”的學者也這樣認為。

首先，西方學者考察了恩格斯的“天才大綱”的影響。1844年2月，恩格斯在《德法年鑒》上發表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1959年，馬克思在回顧自己的經濟學研究歷程時，曾把恩格斯的這部著作稱為“批判經濟學范疇的天才大綱”。④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中貶低這部著作，認為它的“成就顯然是很低的”。⑤T.W.哈奇森(T. W. Hutchison)也認為，這部著作“包括許多不成熟的東西”。但是，哈奇森也指出應該科學地認識這部著作的地位：第一，它是由一個23歲的自學者所寫，沒有受過正規的高等教育，是從他自己對斯密、李嘉圖、薩伊、李斯特及其他人的解讀出發的。第二，恩格斯的論文先於馬克思的經濟學著作，並對將馬克思的興趣從哲學轉向政治經濟學具有關鍵性作用。第三，恩格斯在這裡指出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最有意義並有用的兩三個主題（熊彼特也是這樣認為的）。⑥西裡爾·史密斯(Cyril Smith)認為，恩格斯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是“馬克思在后來40年裡研究的起點”，它“對勞動和地租的闡述包括了馬克思后來關於這個主題的萌芽”。⑦英國學者卡弗和法國學者湯姆·洛克莫爾（Tom Rockmore)堅持“對立論”，但是，他們都認為恩格斯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對馬克思的經濟學分析和《資本論》產生了深遠影響。卡弗一方面認為恩格斯信奉實証論的唯物主義，而馬克思沒有受到實証論的影響，另一方面指出：“恩格斯的著作《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和《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對馬克思的影響雖然被普遍承認，但到目前為止卻沒有被深入考察過。”他認為：“《資本論》中對理論材料的再利用、對經濟和政治趨勢的相似預測、對共產主義社會特定方面的相同看法以及最令人感興趣的前提本身的真正核心”，都能從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尋找到蹤跡”。⑧洛克莫爾認為，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之間存在著分水嶺，有著明顯的差別，“恩格斯是馬克思主義的奠基人”⑨。同時，他又指出：“任何關於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觀點起源的概述都需要從恩格斯說起。恩格斯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1843）對馬克思產生了強烈而持久的影響。他后來的《資本論》第一卷中四次提到這本著作。”⑩一些學者甚至據此認為恩格斯的理論地位應該獨立於馬克思。托尼·克利夫（Tony Cliff）認為，恩格斯來到英國比馬克思要早，這就是他的一個優勢，所以他能夠寫出《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和《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認為實際上恩格斯低估了他的貢獻。在一定程度上說，他對自己太謙虛。他不是馬克思的第二小提琴手，我認為他對馬克思做出了巨大貢獻，他所做的獨立於馬克思和在馬克思前面”[11]。

其次，西方學者考察了恩格斯在馬克思寫作《資本論》第一卷過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J.D.亨利在《弗裡德裡希·恩格斯的生活與思想：一種重新解讀》中大量引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認為“恩格斯對馬克思的更重要的著作有巨大貢獻”[12]：第一，馬克思和恩格斯探討了《資本論》中的一些重要理論問題。1862年3月2日，馬克思致信恩格斯，希望能夠聽到他關於地租理論、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剩余價值理論、剝削等的意見。同年4月8日，恩格斯寫信給馬克思，由於他患痔瘡，不能在此時對地租理論進行評論，但是他承認他不清楚絕對地租是否存在。[13]亨利認為，恩格斯可能后來又致信給馬克思討論了這個問題，但是，“這封信明顯已經丟失了”[14]。第二，恩格斯為馬克思提供了一些研究資料。亨利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通信說明了這一點。馬克思在1867年1月19日致信恩格斯，要求將曼徹斯特工人罷工或紡織工人的沖突問題“精確地告訴我”，因為“我還可以在書中（《資本論》第一卷——引者）採用它”。[15]同年1月29日，恩格斯回信介紹了關於工人和工廠主的情況。

恩格斯對《資本論》第一卷的貢獻的一個重要方面體現在他和馬克思的通信上，卡普（Kapp）在馬克思的女兒艾琳娜·馬克思的傳記中提到這樣一個事實，海倫娜·德穆思（Helene Demuth）告訴艾琳娜，恩格斯出於謙虛在馬克思去世之后“焚燒了許多寫給他自己的信”[16]。亨利認為，這並不完全是真實的情況，因為它不能解釋恩格斯致信馬克思和馬克思致信恩格斯之間的差距。如果恩格斯想“消滅他對《資本論》第一卷的貢獻的証據”，他也會燒毀他寫給馬克思的信，“對消滅的回信的最可能的解釋就是這些信在歷史事件中正常流失了”。[17]

當然，西方學者也認為恩格斯對《資本論》第一卷的貢獻是有限的。亨利認為：“在很多情況下，馬克思確實請求恩格斯對他寫作《資本論》提供資料上的幫助，但是，沒有具體証據表明恩格斯對馬克思的巨著以顯著方式做出了貢獻，至少在第一稿中。”[18]西裡爾·史密斯認為：“馬克思要求他的朋友提供對待產業工人的例子，關於引入旋轉機器的例子，關於在資本主義工廠生產中支付新機器的方式，以及他關於魁奈的《經濟表》的意見。但是，恩格斯的回答似乎從來都不涉及本質問題。”[19]

二

馬克思去世前出版了《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一版（1867年）、德文第二版（1871—1873年）、法文第一版（1872—1875年）。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是歐洲社會民主黨的學術領導者、馬克思著作的主要解釋者和所有理論爭論的最后裁定者”。[20]甚至有的西方學者認為，恩格斯不再是第二小提琴手了，他成為“協奏曲的指揮者”。[21]

恩格斯編輯了《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三版（1884年）、德文第四版（1890年）、英文版（1887年）。其中，《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四版是恩格斯“把正文和注解最后確定下來”[22]的，被認為是一個在內容和形式上完善的版本，后來大多數文字的譯本都是依據這個版本。但是，一些西方學者卻對恩格斯編輯的《資本論》第一卷的版次與馬克思思想是否相符展開了研究，正如洛克莫爾所說：“至於恩格斯對原文的修改與馬克思本人的意圖到底是否吻合則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23]

首先，德文第四版是否充分反映了法文版第一版？西方學者肯定了法文版第一版具有重要的理論地位，K.安德森（K. Anderson）認為：“我們引用法文版中的大量不同例子時，從來不應該忘記法文版並不僅僅是翻譯。馬克思本人在編輯時不僅僅做出許多更准確的判斷，而且他大量擴展了一些部分，特別是關於‘資本積累’的部分以及商品拜物教。”[24]馬克思自己也說：“不管這個法文版本有怎樣的文字上的缺點，它仍然在原本之外有獨立的科學價值。”[26]但是，恩格斯將馬克思編輯的法文版僅僅看作是《資本論》第一卷的“大眾化”，“馬克思留給恩格斯的任務是將法文版的變化融入到新的他在去世時努力工作的德文版中。當恩格斯在1890出版德文第四版時，他說他有顧慮地遵循馬克思，后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和馬克思學學者都接受了。但是，恩格斯不僅由於他自己早期的態度和對1867年德文版的偏好而沒有完成任務，而且他實際上並沒有融入馬克思的所有變化。”[26]

法文第一版在內容上詳細講述了商品拜物教和資本積累理論與歷史，這與德文第四版存在很大不同。西方學者認為，恰恰是這些內容成為馬克思思想和后來理論發展的重要軸心。拉娜·杜娜葉夫斯卡婭(Rara Dunayevskaya)認為法文第一版中的商品拜物教思想反映了馬克思思想的演化：“1867年，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版中將商品形式作為拜物教。甚至在這裡強調生產關系所表現的荒謬形式是相互交換。直到巴黎公社失敗之后，他的法文版才將強調的重點從表現的荒謬形式轉移到表現形式的必要性，因為人們之間的關系確實是在生產中形成的‘人與人之間的物質關系和事情之間的社會關系’。”[27]安德森則聯系后來的理論發展，突出它們的理論地位，“希法亭、盧森堡、列寧和布哈林討論1900以后的帝國主義問題時，部分地就是圍繞積累，同時，盧卡奇和其他人自20世紀20年代已經使關於拜物教部分成為中心”。[28]

其次，恩格斯負責翻譯的《資本論》第一卷英文版是否反映了馬克思的真實思想？《資本論》第一卷英文版是由艾威林和穆爾翻譯的，恩格斯說：“譯者隻對各自的譯文負責，而我對整個工作負全部責任。”[29]B.福克斯(B. Fowkes)是當代《資本論》第一卷英文版的譯者，他認為英文版中章節的劃分不是馬克思的思想，而應歸為“恩格斯的安排”[30]。艾倫·奧克利(Allen Oakley)也認為“恩格斯選擇重新安排”《資本論》的章和節，是因為英文版與德文版存在著差異。[31]但是，克裡斯托夫·阿瑟(Christopher J. Arthur)在《恩格斯作為馬克思經濟學的解讀者》一文中認為，這是對恩格斯的誤解，“將恩格斯負責的英文版與最初的德文版進行比較，旨在探究他所做的修改是具有缺陷的”。[32]1878年11月15日，馬克思在致尼古拉·弗蘭策維奇·丹尼爾遜的信中指出：“關於《資本論》第二版……我希望分章——以及分節——根據法文版處理。”[33]阿瑟認為，“無疑他給恩格斯同樣的指示”，“事實是恩格斯做的改動是根據馬克思在法文版中所做的改動”，德文版從第二版開始就分7篇25章，“法文版和后來的英文版則有8篇33章”。[34]

阿瑟還比較了《資本論》英文版與之前德文版在標題上的區別。德文版標題是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卷的標題是Der Produk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資本的生產過程》)。恩格斯負責的英文版的標題是Capital:A Critical Analysisof Capitalist Production(《資本論——資本主義生產的批判分析》)，第一卷的標題是Capitalist Production(《資本主義的生產》)。阿瑟認為，它們“是非常不同的”，德文版的標題“似乎強調資本作為價值形式如何生產自身”，而英文版的標題“更加通俗：存在著一般生產，但是我們具體考察它的資本主義形式”。但是，不能就此認為英文版就不完全符合馬克思的思想，因為馬克思親自修訂的法文版的標題是Le Capital（《資本論》），第一卷的標題是Développement de la Production Capitaliste（《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英文版的標題正是前兩個版本的交叉部分”。因此，他認為：“如果不仔細考察法文版，就不能評價恩格斯作為《資本論》第一卷的編者所做的工作。”[35]

三

早在20世紀20年代，蘇聯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梁贊諾夫曾經計劃出版一套學術版的《資本論》第一卷，這個版本包括馬克思和恩格斯創作或編輯的每一個版本。[36]但是，梁贊諾夫不久就受到批判、撤職和流放，這個計劃自然也就擱淺了。

20世紀60年代，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和蘇共中央兩個馬列主義研究院重新開始編纂《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MEGA），《資本論》第一卷學術版又成為MEGA編輯與考証者的重要任務。蘇聯、東歐發生劇變之后，國際馬克思恩格斯基金會（IMES）負責出版MEGA。埃米·溫德林(Amy E. Wendling)比較了《馬克思與恩格斯文集》英文版（MECW）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MEGA），認為MEGA呈現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當時寫作的“多種最初語言的初步及補充文本，具有很高的准確性”。“研究馬克思著作發展的學者因MEGA擴大了《資本論》的內容而得到了更好的服務，包括英文版的那一卷。MEGA的編輯人員使文本的發展更容易追溯。”[37]近些年，隨著《資本論》第一卷學術版的陸續出版，我們認為應該正確認識它的出版和各種版本之間的“差異”。

首先，正確認識MEGA版帶來的影響。邁克米·克拉特克(Michael Kraetke)是阿姆斯特丹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和MEGA版的編輯成員，他認為：“MEGA深刻地改變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解”，“隨著MEGA的進展，隨著我們更好地接觸他們實際所寫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版本，我們過去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將會消失。”[38]對於克拉特克的看法，我們認為他過分夸大了MEGA所帶來的影響。

《資本論》第一卷學術版的出版使人們更全面地了解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留下的寶貴理論源泉。大村泉（Izumi Omura）是日本東北大學研究生院的經濟學教授，也是編輯MEGA版《恩格斯編輯〈資本論〉第二卷的手稿》的“仙台小組”的重要成員，他正確地認為：“MEGA在保護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正如人類的學術史中的共同遺產如歌德、席勒和黑格爾一樣。”[39]同時，《資本論》第一卷各種版本的出版確實能夠豐富和深化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解。正如前文所說，恩格斯對馬克思寫作《資本論》第一卷的重要貢獻體現在他們之間的通信中，MEGA版中第三部分書信卷的出版使我們能夠看到馬克思和恩格斯之間的通信，從而，我們不僅能夠清楚地看到恩格斯的貢獻，而且能夠全面掌握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剝削等重要的理論問題的看法。

但是，《資本論》第一卷學術版的出版並不能推翻我們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解”。馬克思主義不是某些學者在書齋裡制造出來的一成不變的教條，而是不斷以新的經驗、新的知識豐富和發展著的科學體系。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認為：“每個原理都有其出現的世紀。”[40]在一定意義上說，《資本論》第一卷學術版的出版恰恰表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開放的、不斷發展的科學理論。

其次，科學認識《資本論》第一卷學術版中的“馬克思恩格斯問題”。前文已經提到西方學者在探討馬克思和恩格斯學術關系時存在著“一致論”和“對立論”，但是，不論在程度上還是在論証方式上，西方學者關於第一卷學術版中的“馬克思恩格斯問題”的看法都與“對立論”存在著重要區別。

隨著《資本論》第一卷學術版的出版，我們看到恩格斯編輯的版本與馬克思原來的版本確實在章節安排和闡述理論的方式上存在著差異。這裡涉及兩個重要的問題：第一，這種差異是不是反映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論上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或對立）？第二，恩格斯編輯的版本在章節和理論闡述上的變動是不是符合馬克思的意圖？就前者來說，我們認為二者之間的差異不存在理論上的對立，而是相互補充的整體。針對一些人夸大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經濟學思想上的差異，伯特爾·奧爾曼(Bertell Ollman)曾經提出這樣五個問題：（1）馬克思和恩格斯之間被說成的差異這麼大，他們如何能夠寫出這麼多著作，最有名的是《德意志意識形態》、《神聖家族》、《共產黨宣言》？（2）如果兩人的差異這麼大，馬克思如何允許恩格斯以他的名字寫大量文章？（3）為什麼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在他們的手稿或他們與其他人的討論中評論這種巨大差異？（4）為什麼馬克思不提出對恩格斯的《反杜林論》的不滿？（5）這些主要的差異（如果它們存在）在四大厚本的《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裡怎麼找不到呢？如果這些問題不能得到滿意的回答，“就無法充分地闡述、解釋和判斷恩格斯對《資本論》的編輯工作”。[41]就后者來說，我們認為馬克思晚年想對第一卷進行一些變動，但是由於身體原因並沒有實現。恩格斯在德文第三版的序言中道出了馬克思的打算：“馬克思原想把第一卷原文大部分改寫一下，把某些論點表達得更明確一些，把新的論點增添進去，把直到最近時期的歷史材料和統計材料補充進去。由於他的病情和急於完成第二卷的定稿，他放棄了這一想法。”[42]因此，恩格斯所做的變動也符合馬克思的意圖。

最后，正確認識《資本論》第一卷學術版與恩格斯一生的經濟研究之間的聯系。一些西方學者之所以堅持認為恩格斯編輯的《資本論》第一卷版本（以及恩格斯編輯的第二、三卷）背離了馬克思的思想，就是因為他們認為馬克思與恩格斯之間進行了“分工”，恩格斯長期不進行經濟學研究。熊彼特認為，恩格斯“雖然在哲學和社會學方面他還算趕得上馬克思，在技術經濟學方面他卻特別欠缺”[43]。M.C.霍華德(M. C. Howard)和J.E.金(J. E. King)認為：“早在19世紀40年代中期，恩格斯已經同意了與馬克思的非正式的學術分工，他集中於政治、軍事和科學事務，而馬克思則集中於經濟理論。到1883年之前，恩格斯已經很少接觸這個主題了。”由於恩格斯“缺乏作為政治經濟學家的能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19世紀最后幾十年代裡“進展緩慢”。[44]

我們認為“分工說”不僅在邏輯上存在缺陷，而且與歷史事實不符。如果恩格斯長期不進行經濟學研究，不關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和面臨的矛盾，那麼在短短12年（1883—1895年）裡完成《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三、四版和第二、三卷的編輯是不可能的。事實上，恩格斯是一名出色的經濟學家。他一生中沒有中斷對資本主義經濟的研究和批判，寫了大量重要的經濟學文章和著作，如《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反杜林論》等。同時，他為馬克思研究和寫作《資本論》提供了大量材料，並共同探討了重要的經濟范疇和理論問題，因此馬克思甚至要求恩格斯以《資本論》合著者的身份出現。在《資本論》第一卷出版前夕（1866年7月9日），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說：“你可以了解，如果你能在我的主要著作……中直接以合著者的身份出現，而不只是被引証者，這會使我多麼高興！”[45]

注釋：

①關於20世紀90年代以來翻譯的著作，主要參見《〈資本論〉研究譯叢》(周亮勛主編，山東人民出版社）、《〈資本論〉新英譯本導言》（[比]歐內斯特·孟德爾著，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關於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西方學術成果的研究和評價，主要參見《評介國外部分學者對〈資本論〉的研究》（陳征等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評當代西方學者對馬克思〈資本論〉的研究》（胡代光等主編，中國經濟出版社1990年版）。我們注意到，這些翻譯過來的著作和我國學者對西方學術成果的研究，都集中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層面上，幾乎沒有涉及《資本論》文本研究。

②參見John Rees,“Engels’Marxism”,International Socialism Journal,Issue 65, Winter 1994.

③我國學術界關於西方學者對馬克思和恩格斯學術關系的研究，主要參見呂增奎：《近年來國外恩格斯研究概況》，載《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5年第6期﹔魯克儉：《國外馬克思學研究的熱點問題》，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版第45—99頁。

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3卷第9頁。

⑤[美]約瑟夫·熊彼特：《經濟分析史》第2卷，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13頁。

⑥T. W. Hutchison，“Review: Friedrich Engels and Marxist Economic Theory”,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86, No. 2, Part1 (Apr., 1978).

⑦Cyril Smith，“Friedrich Engelsand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Capital %26 Class, No. 62 (Summer1997).

⑧[英]特雷爾·卡弗：《馬克思與恩格斯：學術思想關系》，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51頁。

⑨[法]湯姆·洛克莫爾（又譯湯姆·洛克曼）：《馬克思主義之后的馬克思》，東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頁。

⑩同上書，第91頁。

[11]Tony Cliff,“International Struggle and the Marxist Tradition”, Selected Works, Vol.1, Bookmarks, London2001,p.117.

[12]J. D. Hunley,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Friedrich Engels: A Reinterpreta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29.

[13]根據亨利的描述，1862年3月2日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長達4個印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0卷收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62年的通信中，並沒有這兩封信。關於這兩封信的內容，可參見Marxand Engels Werke(MEW)，Berlin: Dietz, Verlag, 30: 253-268。關於對這些問題的討論，參見Robert Paul Wolf, Understanding Marx: A Reconstruction and Critique of Capital，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

[14]J. D. Hunley,The Life and Thought of Friedrich Engels, p.134.

[1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1卷第276頁。

[16]Yvonne Kapp,Eleanor Marx,2 vols,New York: Pantheon, 1972-1976, p. 278.

[17]J.D. Hunley,The Life and Thought of Friedrich Engels,p.179.

[18]Ibid.,p.136.

[19]Cyril Smith，“Friedrich Engels and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Capital %26 Class No.62(Summer1997).

[20]M. C. Howard and J. E. King，A History of Marxian Economics VolumeⅠ,1883-1929，Pre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p.6.

[21]W.O.Henderson,The Life of Friedrich Engels, London: Cass, 1976, Vol.Ⅱ,p.657.

[2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38頁。

[23][法]湯姆·洛克莫爾：《馬克思主義之后的馬克思》，東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86頁。

[24]K. Anderson,“The‘Unknown’Marx’s Capital, VolumeⅠ: The French Edition of 1872-75, 100 years Later”，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Economics,Vol.15,No.4，Winter1983.

[2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29頁。

[26]K. Anderson,“The‘Unknown’Marx’s Capital, VolumeⅠ: The French Edition of 1872-75,100 years Later”，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Economics, Vol.15,No.4,Winter 1983.

[27]RaraDunayevskaya，MarxismandFreedom，HumanitiesPress,1982,p.100.

[28]K.Anderson,“The‘Unknown’Marx’s Capital, VolumeⅠ:The French Edition of 1872-75,100 years Later”，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Economics,Vol.15,No.4，Winter1983.

[2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34頁。

[30]Marx, Capital：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Ⅰ,trans. B. Fowke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6，p.110.

[31]Allen Oakley,The Making of Marx’s Critical Theory, London, Rout ledge %26 Kegan Paul,1983,p.98.

[32]Christopher J. Arthur，“Engelsas Interpreter of Marx’s Economics”,in Engels Today: A Ccntenary Appreciati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6,p.176.

[3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4卷第332頁。

[34]Christopher J. Arthur，“Engels as Interpreter of Marx’s Economics”,in Engels Today: A Ccntenary Appreciation, Macmillan Press LTD,1996 p.176.

[35]Ibid.,p.177.

[36]K.Anderson,“The‘Unknown’Marx’s Capital, VolumeⅠ:The French Edition of 1872-75,100 years Later”，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Economics, Vol. 15,No.4, Winter1983.

[37]Amy E. Wendling，“Comparing Two Editions of Marx-Engels Collected Works”,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York: Mar.2005,Vol.19,Iss.1.

[38][39]轉引自Tai Kawabata,“Japanese Scholars Contribute to MEGA”,Knight Ridder Tribune Business News, Washington: May 29,2006.

[4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卷第148頁。

[41]轉引自Susanne-Maria Soderberg,“Engels’ Edited Version versus Marx’s Manuscripts of olumeⅢof‘Capital’”,Capital %26 Class, London: Autumn 1997,Iss. 63.

[4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30頁。

[43][美]約瑟夫·熊彼特：《經濟分析史》第2卷，第13頁。

[44]M. C. Howard and J. E. King，A History of Marxian Economics VolumeⅠ，1883-1929，Pre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p.6.

[4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1卷第236頁。

（來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9年第2期）（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