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和恩格斯是歐洲中心論者嗎?

1848—1849年的歐洲革命失敗后，階級斗爭進入一個長達十年之久的間歇期。在這至關重要的兩年間，如同其他積極投身於現實政治的革命者一樣，馬克思和恩格斯也始終在尋找新的革命動力，尋找那些或許蘊含新希望的有利形勢。1858年的歲末，當俄國革命的發展表明革命在那裡可能得以復興並傳回西歐時，馬克思從倫敦給居住在曼徹斯特的恩格斯寫信，卻提醒他此時一定要慎之又慎。隻要世界上其他地區的資本主義還處於上升時期，此類復興便完全可能“在這個世界上的小小角落裡被鎮壓”①。西歐革命的進程，其命運不僅依賴於當前其他地方革命的發展，而且還依賴於它自身的力量，雖然在此前它已經有所削弱。然而，與大多數文獻中體現出來的主題恰恰相反，最遲在1859年之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就開始超越他們生活其中的“小小角落”，轉而關注世界其他地區，以尋求革命發展的新動力。

本文首先對所謂馬克思和恩格斯是歐洲中心論者的論題展開批駁，這樣的論題在由來已久的馬克思主義學說中早已扎根，而且也已被新近崛起的后殖民主義者和后現代主義者不同程度地接受。其次，本文提出，馬克思和恩格斯是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將全世界視為作戰區域的革命者。通過列舉証據，可以看出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如何以全球視角開始他們的合作，而當處於1848—1849年革命后的間歇期時，一旦新的革命機會出現，他們又是如何實現其當初的高瞻遠矚的。由此而向前，我向兩種相關的無稽之談——“作為典范的英國”論和“馬克思反對農民”論——提出質疑。我認為，確切地說是在19世紀70年代之后，馬克思和恩格斯逐漸將俄國，而非英國，視作革命的領導者，而這個農民佔據絕對多數的國家，不過隻有一隻腳踏入歐洲而已。而且，並非像那些提出歐洲中心論的人所認為的，發達的歐洲西部地區在革命發展過程中也並未發揮什麼重要作用。在文章的最后﹔我又對他們可能會如何評價今天的政治現實作了些簡單的推測。

作為“世界歷史性”進程的共產主義

在1858年之前很多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解釋革命進程並對它加以判斷時就已經開始超越他們身處的“小小角落”。雖然黑格爾的關於世界歷史的哲學毫無疑問會為他們的全球性思考准備基礎，但是隻有在1844年轉變為自覺的共產主義者並成為革命伙伴時，他們的此類認識才得以明確。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他們第一次提出“新的世界觀”，即“唯物主義的歷史觀”。他們認為，隻有隨著這種“生產力的普遍發展”，“人們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來……使每一民族都依賴於其他民族的變革：最后，地域性的個人為世界歷史性的、經驗上普遍的個人所代替”才是可能的。因此，“共產主義……隻有作為‘世界歷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實現”。②此后不久，這種觀念和其他類似的重要看法又在《共產黨宣言》中得到展現。作為《共產黨宣言》的初步草案，經過馬克思設計並由恩格斯用教義問答的形式編成的《共產主義原理》，其中的這種觀念就已十分明確。書中第十九個問題是：“這種革命能不能單獨在某個國家內發生呢?”回答是：“不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將有世界性的活動場所。”③在1848—1849年革命前夕的寫作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清楚地認識到：隻有“現實的運動”才能對這個問題作出實際的回答。不過，他們在投身革命洪流時所表現出的世界意識，從始至終都為他們對政治形勢的判斷提供結構性的參考作用。

　 《共產黨宣言》出版不久，期待已久的1848—1849年革命爆發了。在長達15個月的革命斗爭時期，馬克思和恩格斯有的放矢，他們內容豐富而富有指導性的實踐活動體現出的最重要的意義，就是積極支持民族解放斗爭，尤其是對波蘭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的支持。到1848年底之前，他們已斷定德意志革命的前途與世界范圍內的革命進程緊密相連，“這場戰爭將在加拿大和意大利、東印度和普魯士、非洲和多瑙河流域進行”④，都兼備民族解放、反封建和反資本主義的性質⑤。在1849—1850年的相對平靜時期，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倫敦和大英博物館的潛心研究，使他們更加相信這個判斷。他們清楚地發現，到那時為止，世界經濟中心已經從西歐轉移到美國，“美國最大的事件是加利福尼亞金礦的發現，其意義超過了二月革命。……﹝作為結果﹞，世界交通樞紐在中世紀是意大利，在現代是英國，而目前將是北美半島南半部。……太平洋將會像大西洋在現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紀一樣，起著偉大的世界交通航線的作用”⑥。

這個史無前例的論斷⑦，在他們看來，將會對亞洲人民，尤其是中國人民的革命產生更為深遠的啟示作用。1850年，部分是因為英國的商業觸角伸入中國沿海地區，太平軍發動叛亂，消息傳來，被馬克思認為這意味著“這個世界上最古老最鞏固的帝國已經處於社會變革的前夕，而這次變革必將給這個國家的文明帶來極其重要的結果”⑧。對於中國發生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可能性以及將會產生的震撼世界的反響，使得馬克思和恩格斯幾乎無法掩飾他們的興奮之情。如果說西歐曾經是他們世界觀的核心，那麼，在1850年之后便已是昨日黃花。他們的全球性傾向使他們輕易超越“這個世界上的小小角落”，目光越發明澈，卻毫無傷感懷舊之情。

在革命進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言一行也顯示出他們對農民問題的真實態度。1848年3月，當德意志爆發第一次革命之際，他們迅速用附錄的形式增補《共產黨宣言》，充分展現了他們對此問題的真切關注。這種遺留在《宣言》中不盡完善的方式常被用來証明一個廣泛流傳的誤解：馬克思和恩格斯輕視農民。⑨這一時期他們共同起草的《共產黨在德國的要求》，雖然常常遭到忽視，但卻是指導德意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本綱領，指出農民階級迫在眉睫的需求就是廢除一切封建義務，實行激進的土地改革。這個綱領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親自參與、組織革命運動的實踐后制定出來的，尤其體現了他們建立工農聯盟的不懈努力，盡管最終未能成功。由此形成的深刻認識此后始終體現在他們的革命戰略與戰術之中，特別是在那些農民在社會和政治生活中佔決定性地位的國家。譬如說，在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期間（對此，下文將有詳細論述），馬克思竭盡所能，企圖讓公社的領導人相信起義的成功與否依賴於能否得到農民的支持。在他逝世后的1894年，這一任務落在恩格斯肩上，他最終就他們共同關注的主題，寫出內涵豐富、意義深遠的綱領性文獻：《法德農民問題》。

1848年革命失敗后，馬克思和恩格斯更為關注歐洲之外地區的革命發展。阿爾及利亞、印度、墨西哥三個地區的情況有助於說明他們態度的轉變。就阿爾及利亞而言，僅僅在《共產黨宣言》發表前的一個月，恩格斯還在為法國征服阿爾及利亞並擊敗由宗教領袖阿布杜爾-卡蒂爾（Abdel Kader）領導的起義而歡呼，認為這“對於文明的進展確實是有意義的和值得慶幸的事”⑩。但在九年之后的1857年，他的態度卻截然相反，他嚴厲譴責法國的殖民統治，並對以宗教教義組織發動的旨在反對帝國主義強權的抵抗運動深表同情。恩格斯起初的立場不過是對於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的堅持，但是在經歷過戰火考驗，尤其是1848年革命帶來的教訓之后，他認識到無論先進的法國帝國主義曾經是如何的優越，但在此時它已經毫無用處﹔相反，此時應該大力支持的是反對殖民統治的抵抗運動。馬克思在1883年去世前不久，也曾訪問阿爾及利亞，希望那裡的氣候有利於他恢復健康。他寫給女兒勞拉有關被殖民者的評論顯示出他視他們為戰友的信念從未改變：“然而沒有革命運動，他們什麼也得不到。”

關於印度，馬克思最初在寫作相關罷工的文章時，使用的語氣與恩格斯在1848年評論阿爾及利亞時完全相同。直到1853年，他仍然將英國對當地工業和社會結構的破壞描述成“造成了一場社會革命”，雖然這些政策帶來的后果是那樣“讓人難受……，從純粹的人的感情上來說確實如此”。但是，當1857—1859年英印軍隊中的印度士兵發動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兵變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反殖民斗爭充滿同情，這一點已是確鑿無疑。正如馬克思對恩格斯所言：“印度使英國不斷消耗人力和財力，現在是我們最好的同盟軍。”因此，對他們兩人而言，發生在這些國家的起義恰恰體現了馬克思在1848年底對革命運動必須在全球范圍內相互依存的精准預測。在隨后的1871年，由馬克思實際領導的“國際工人協會”報告說，一份來自加爾各答的申請要求在那裡建立分支機構。設在倫敦的協會執行機構，即總委員會“被告知……要大力招收本地人參加協會”，由此可見，新成立的分會絕非具有排外性的流放者分支機構。

最后的例子是墨西哥。恩格斯曾經認為，1849年美國對墨西哥北部的征服“完全是為了文明的利益進行的”，部分原因是因為“精力充沛的美國佬”能夠帶來“對加利福尼亞金礦的迅速開發”，這是“懶惰的墨西哥人”做不到的，而這將“從歷史上第三次為世界貿易開辟新的方向”。但是，后來的歷史和研究迫使他們要為自己的論斷尋找証據。1861年，美國內戰已經迫在眉睫，馬克思寫道：“在美國的對外政策上，也同在對內政策上一樣，奴隸主的利益成為指路的星辰。”而對墨西哥北部的擄掠，使得不僅在德克薩斯，而且稍后在今天的新墨西哥和亞利桑那都有可能“強制實行奴隸制並維護奴隸主的統治”。奴隸制擴張的野蠻行為將使從加利福尼亞金礦開發中獲得的利益大打折扣。

按照斯圖亞特·霍爾的說法，被說成是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之一，而且也是馬克思本人所認可的一個問題，就是他的“歐洲中心論”，是建立在“資本主義是從封建社會中有機發育而成的……這個脫離封建社會娘胎的過程充滿了和平”的論述上。霍爾認為，這種觀點由於“來自資本主義體系之外任何邊緣地區”的任何人的切身體會而遭到誤解。當然，對於霍爾而言，這個問題對於說明他和其他人聲稱的“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局限性頗具代表性。在這個例子中，顯而易見，依據這個論斷就會得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視英國為典范”這樣的結論。當霍爾對自己竭力想要表達的東西還不十分清楚時，就說什麼歐洲資本主義的產生是“和平的”，可以肯定地說這與后來被稱作邊緣地區的問題毫無關系。這樣的批評未免顯得怪異，因為霍爾一定知道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寫過資本主義在中心地區，特別是在英國的出現情況，更不用說在其他邊緣地區了。其中，“工業資本家的產生”一節以他著名的句子結束：“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由此可見，馬克思控訴的資本主義在發展過程中在中心地區制造的罪惡並不比邊緣地區少。

革命的新紀元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全球的關注，使他們富有先見之明地在西歐地區之外尋找革命的策源地。因此在1863年年初，他們就斷言，“在歐洲又廣泛地揭開了革命新紀元”。這個論斷的依據是同年波蘭發生的農民起義，由此，“熔岩從東方流向西方”。但是甚至在此之前，出現在政治視野中的其他跡象已經使他們有理由感到樂觀。1860年年初，馬克思就指出：“現在世界上所發生的最大的事件，一方面是由於布朗的死而展開的美國的奴隸運動，另一方面是俄國的奴隸運動。”他所指的是幾個月前美國廢奴主義者約翰·布朗在弗吉尼亞州的哈泊渡口發動的暴動，暴動雖未成功，但至少反過來又激發了后來的奴隸起義。至於他提到的俄國，作為“來自東方的熔岩”，那裡的“奴隸”實際上就是農奴，自從1858年以來，就始終在爭取解放。而僅僅一年之后，為了預防自下而上的農奴起義，沙皇便宣布廢除了農奴制。由於馬克思和恩格斯歷來重視階級斗爭的世界性，相對於單打獨斗式的孤立斗爭，他們更看重多個國家的聯合斗爭。在工人與資本的斗爭中，對奴隸制以及其他前資本主義剝削模式的斗爭顯得至為關鍵。七年之后，美國內戰也已結束，在馬克思為《資本論》第一版寫的前言中，這種觀點表達得更為清晰：“正像18世紀美國獨立戰爭給歐洲中等階級敲起了警鐘一樣，19世紀美國南北戰爭又給歐洲工人階級敲起了警鐘。”從1867年之前的政治形勢中可以看出，1860年發生在美、俄的兩次“奴隸運動”中，來自大西洋彼岸的運動更具有決定意義。但是風水輪流轉，在六十年后的1917年，卻是“熔岩從東方流向西方”。

在認識到新的革命時代業已開始之后，馬克思和恩格斯決心隻要時機成熟，便積極投身現實政治活動。1864年，英國工聯舉行的國際會議在倫敦召開，馬克思受邀代表德國工人參加會議，並且很快成為新成立的“國際工人協會”（IWMA）即“第一國際”的決策核心。這是有史以來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化的工人階級組織。雖然它的影響和遺產都十分巨大，但還是在1873年停止了活動。其中主要的原因在於馬克思領導下的“國際”公開支持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從而遭到統治階級的仇視。這場運動中最大的損失是英國工聯官員混入協會的最高領導機構——設在倫敦的總委員會。因此，他們的叛離並非一無是處，至少顯示出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如何重估英國工人階級的革命潛力的。

在巴黎公社革命之前一年，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曾對革命前景加以描述：“我堅信，雖然第一次沖擊將出自法國，但德國對於社會運動更成熟得多，並將遠遠超過法國人。”當“第一次沖擊”果真在法國以公社的形式出現時，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堅信世界革命的軸心早已轉移到巴黎以東。這種觀點的言外之意是他們認為英國工人運動的重要性已經下降。實際上，由於英國發達的資本主義特性，以及作為真正的工人政黨的憲章派協會的存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一度將英國視為工人運動的排頭兵。那麼，又該如何解釋他們前后態度的大相徑庭?

早在1858年，恩格斯就再次思考英國革命的潛在可能。當憲章派領袖歐內斯特·瓊斯通過降低憲章運動歷史形成的綱領要求，從而借助政治手段與自由資產階級謀求妥協時，恩格斯在給馬克思的信中寫道，這種做法代表了“英國無產階級實際上日益資產階級化了”。緊接著他又解釋說：“對一個剝削全世界的民族來說，這在某種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大英帝國搶奪來的贓物足以使英國工人斗志消沉。馬克思在回信中側重回應的正是這一點，而就是在這封回信中，馬克思指出革命運動完全可能“在這個世界上的小小角落裡被鎮壓”，因為以英國為首的全球資本主義仍然處於“上升”階段。

第一國際建立時發揮重大作用的英國工聯領導人，幾乎全部來自建筑業工人和熟練手工業工人。尤其后者，主要關心的是面對工業資本主義時的生存問題。這兩種人的領導者加入國際工人協會的動機，僅僅是極為狹隘的經濟和政治利益，而非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在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中，馬克思間接提到，在19世紀的四分之三的時間內英國資本主義得到空前的擴張，英國工人階級因為在此過程中“實際工資對於工人階級的少數稍微有些提高”而開始分層。工人階級內部的這些差異在政治上的影響，隨著國際工人協會在英國展開的活動，變得愈來愈清楚。較之其他任何問題，更常被提及的是選舉權問題和選舉政策。這使馬克思第一次注意到工聯主義者加入總委員會的目的，特別是他們不惜違背總委員會的政策，在競選場所阻止英國自由主義者支持家庭所有成員都獲得選舉權，而非成年男子的普選權。

如果說總委員會中的工聯主義者曾在選舉權議題上背叛過英國工人階級，馬克思相信他們在愛爾蘭問題上不會做同樣的事情。馬克思的策略是以總委員會文件的方式，旗幟鮮明地表明國際工人協會對新近被逮捕入獄的芬尼亞運動成員和愛爾蘭民族自治運動成員的支持，與此同時，嘗試著在工聯主義者與自由黨執政的格萊斯頓政府之間制造分裂。如果說馬克思關於愛爾蘭問題的決定讓工聯主義者難以下咽的話，那麼為了表示對巴黎公社社員的敬意而寫作的名著《法蘭西內戰》，就更是他們無法消化的。無法與協會保持一致的事實，迫使這些仍在總委員會中擔任職務的工聯主義者徹底斷絕了與協會的關系，而且由於其自由黨同盟的壓力，他們選擇了讓自己遠離那些失敗的公社社員，以及馬克思對他們毫不妥協的保護。因此，無論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對英國工人運動抱有怎樣的希望，這些希望由於那些領導人對於失敗后的巴黎公社的反應，現在都已煙消雲散。

1872年，國際工人協會在海牙舉行了最后一次影響深遠的會議，在會上馬克思毫無保留地將他對工聯主義者的看法公之於眾。當有人質問一位代表的資格，指責他無權代表英國工人階級時，馬克思嚴詞駁斥，說：“對於這位代表而言，確實可以說他不是任何一位足以代表英國工人的所謂領導者，這是因為那些領導者都或多或少受賄於資產階級和政府。”雖然他的這些廣為宣傳的言論導致與改良派的徹底決裂，但是直到兩年后，馬克思仍無道歉之意，他在寫給友人的書信中說：“我知道，會因此而招致不滿、誹謗等等，但是對於這一類的后果，我從來是毫不在意的。現在有的地方人們開始認識到，我隻不過通過這種揭露來盡我的責任而已。”

在分析1874年的英國議會選舉時，恩格斯運用他和馬克思在1858年就已形成的觀點，來解釋英國工人在政治上倒退的原因，他說：“因為這裡的工人階級從大工業的巨大高漲中得到的利益，比任何地方的工人階級所得的要多，在英國稱霸世界市場的情況下也不能不是這樣。”但是，政治往往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一旦統治階級自覺地批准了憲章派在歷史中形成的要求，政治的主導作用就體現出來。在恩格斯看來，直到1883年，帝國主義對英國工人的斗爭意識仍然有著決定性的影響，他在信中提到：“參與世界市場的統治，過去是而且現在依然是英國工人在政治上消極無為的經濟基礎。”隻有當不列顛統治者對世界的壟斷受到其他競爭者的挑戰，從而導致劫奪而來的贓物數量減少時，英國工人運動的面貌才會有所改觀。因此，與傳統的馬克思學描述的形象恰恰相反，至遲在1871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放棄他們早年形成的英國工人能夠成為世界工人運動典范的樂觀態度。

英國的帝國主義性質及其對國內政治的影響，集中體現在對愛爾蘭人民的持續征服上。1869年，馬克思在信中寫道：“英國工人階級……在英國本土永遠不會做出任何有決定意義的事情，在對愛爾蘭的政策……還沒有和統治階級的政策一刀兩斷之前。”這樣的論斷直到今天仍然能夠切中要害，宛若當年。事實上，這個論斷還標志著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愛爾蘭自治運動看法的重大轉變。在此之前，他們將推翻英國的資產階級統治作為愛爾蘭解放的前提條件，言外之意就是愛爾蘭的斗爭將會取代英國工人斗爭的領導地位。但是，1867年芬尼亞運動成員發動的首次起義，迫使他們重新思考這樣的判斷。

　 英國政府將愛爾蘭降格為一個超大規模的農場以滿足英國國內的食物需求，這是馬克思修正他的相關政治論述的根本性原因。在馬克思看來，盡管這個過程使得英格蘭的地主階級重獲新生，但是它對整個社會和政治的影響卻是極為消極的，實際上，這也是歷史上第一次對這種會被推廣到全世界並造成不發達現象的過程的詳盡分析。較之於其他因素，這種過程主要考慮的是地主所有制，1869年，馬克思在寫給恩格斯的信中說：“杠杆一定要安放在愛爾蘭。”正如他深思熟慮的結果顯示的：“姑且不談國際上的公道，英國工人階級解放的先決條件是把現存的強制的合並，即對愛爾蘭的奴役，變為平等自由的聯盟——如果這是可能的話，或者完全分離——如果這是必要的話。”這個修正后的觀點，隨后成為當年總委員會掀起為被關押的芬尼亞成員爭取特赦的運動的基本立場。

處於先鋒地位的俄國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提出英國工人階級並非世界工人運動“典范”的同時，他們的目光開始關注更為遙遠的東方地區，一直到俄國，雖然這兩種活動在時間上並不重合。早在1863年，他們提出革命新紀元業已開始之時，當時由俄國佔領的波蘭地區的農民運動就已進入他們的視野。但是一直到七年之后，他們才與俄國新興的革命運動建立直接聯系。而與此同時，作為俄國革命發展的標志，就是1872年莫斯科的革命者首次出版了《資本論》的俄文版，這也是《資本論》的第一個外文版本。

為了深入了解俄國的重要性，馬克思在1870年初開始學習俄語。按照他的妻子燕妮的說法，“他學習俄語時的樣子，好像那是一個關系到生死存亡的問題”。在讀完俄國民粹派社會主義者恩·弗列羅夫斯基寫的《俄國工人階級的狀況》一書后，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稱贊該書是“你的《工人階級狀況》這一著作問世以后的最重要的一本書”，並且說“在研究了他的著作之后可以深信，波瀾壯闊的社會革命在俄國是不可避免的，並在日益臨近……。這是好消息。俄國和英國是現代歐洲體系的兩大支柱。其余一切國家，甚至包括美麗的法國和有教養的德國在內，都隻具有次要意義”。五年之后，恩格斯准確地預言俄國的社會革命“對德國的反作用也是不可避免的”，雖然用的時間要比他預期的長。此后直到逝世，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把俄國革命的發展放在優先位置來考慮，而這個事實幾乎被所有馬克思主義學者所忽略。

部分因為《資本論》在俄國出版后的巨大影響（俄文版的銷售要好於其他版本），加上他在國際工人協會中的崇高聲望，1870年3月，日內瓦的俄國流亡者團體請求馬克思成為他們在協會總委員會中的代表。由此，馬克思和這一代的俄國革命者建立起正式的聯系，而1917年俄國革命的領導者中，很多人就出自這個團體。住在日內瓦的俄國流亡者希望馬克思作為他們的代表，這件事本身就頗具啟發性，因為它說明“俄國和德意志革命運動的特征極為相似，而且馬克思的論著在俄國青年中廣為人知，深受歡迎”。雖然通常的看法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俄國之類的欠發達國家很少關注，但是對於19世紀70年代的激進的俄國青年來說，顯然並非如此。他們選擇了馬克思的觀點，在自己的祖國努力實踐馬克思提到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景與過程。他們特別關注的是，俄國是否必須經歷一個很長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或者說，在當時俄國大多數鄉村普遍實行公社財產所有制的基礎上，俄國能否直接發展到社會主義階段?

確切地說，因為當時俄國所經歷的社會經濟變革，馬克思並不情願作出任何明確的判斷。1877年，在寫給俄國革命民主派成員的信中，他發出了常被引用的警告，堅決反對那些將他“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此時，他對俄國革命的真實看法是：如果俄國“繼續走它在1861年所開始走的道路，那它將會失去歷史所能提供給一個民族的最好的機會，而遭受資本主義制度所帶來的一切極端不幸的災難”。

1881年，俄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建立者之一，維拉·查蘇利奇（Vera Zasulich）寫信向馬克思請教，詢問面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不斷擴張，俄國的農民公社能否幸存，馬克思在回信中表現出一如既往的謹慎，他認為為了農民公社得以保存並成為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基礎，“首先必須排除從各方面向它襲來的破壞性影響”。換句話說，正如他在該信的一份草稿中所指出的，“要挽救俄國公社，就必須有俄國革命”。這個方案是整個答復的基礎，而且對農民問題的論述深刻而詳盡，從而顯示出馬克思對俄國的下一步發展是何等的關注，尤其對農村社會問題。

就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具體政治策略而言，第一個預測革命過程中所牽涉的因素的卻是恩格斯。對布朗基派（Blanquist）鼓吹的俄國農民都是“本能的革命者”的說法，恩格斯嚴詞駁斥，他警告那些“過早的起義嘗試”，因為“俄國無疑是處於革命的前夜”。他對業已發生的一切作了精細的刻畫，雖然其意義的重要性要比他的預期形成的晚一些：“在集中於首都的那些較開明的國民階層中間越來越意識到……變革已經迫近了，但同時也產生一種幻想，以為可能把這個變革納入安靜的立憲的軌道。這裡，革命的一切條件都結合在一起﹔這次革命將由首都的上等階級，甚至可能由政府自己開始進行，但是農民將把它向前推進，很快就會使它超出最初的立憲階段的范圍﹔成為對整個歐洲都具有偉大意義的革命。”馬克思的見解大致相似，1877年，俄土戰爭爆發，他和恩格斯都認為這場戰爭將促進俄國的社會革命。結果，他們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革命的發展確實是借助一場戰爭才得以實現，1905年爆發的俄日戰爭，不僅加速了革命的進程，而且成為1917年俄國革命的先導。馬克思和恩格斯都認為俄國社會革命一旦開始，必將向西擴展，從而引發“整個歐洲的急劇轉變”。事實上，“俄羅斯沙皇制度的覆滅……便成了德國無產階級取得最終勝利的首要條件之一”。1882年，恩格斯在給一位關系緊密的德國黨員寫的信中指出，下一個國際形成之日，必將是革命時機成熟之時：“這樣的事變正在俄國醞釀著，在那裡，革命的先鋒隊就要出擊了。照我們看來，應當等待這一事變以及在德國必然產生的反應——到那時，採取偉大的行動和建立一個正式的真正的國際的時機就到來了，不過到那時，它再也不會是一個宣傳的團體，而隻能是一個行動的團體了。”

這是一個意義深遠的預言，因為1917年的俄國革命，確實導致了1919年第三國際或者共產國際的建立，而它也自豪地宣稱自己信奉的正是馬克思主義綱領。

最后一點，1882年，在《共產黨宣言》俄文版第二版的序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寫道：“俄國已是歐洲革命運動的先進部隊了。”此時已是馬克思生命的晚期，距離他的逝世隻有十五個月，但他仍然密切關注著俄國的農民問題，這也是青年列寧最初研究的問題。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一如既往地相信俄國作為世界革命排頭兵的地位並未失去。因此，他常常與維拉·查蘇利奇、普列漢諾夫，以及新近成立的作為俄國第一個宗旨明確的馬克思主義組織“勞動解放社”的其他領導人保持通信，加強聯系。正如他和馬克思早就指出的那樣，俄國人對待他們的著作的認真程度是十分罕見的。他們為了最關鍵的理論問題——俄國是否能夠超越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迅速、直接地建立起以傳統農民公社的財產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從馬克思的觀點中尋求支持，而這個問題也是當年馬克思曾被請求回答的。這樣至為關鍵的問題，其中自然蘊含了眾多的政治含義。

1894年，恩格斯重新開始關注俄國問題，此時距離他與馬克思最后一次詳盡討論這個問題已經將近十五年。恩格斯注意到，在這段時期，俄國的發展呈現出急劇的資本主義化，“很大一部分農民愈來愈快地無產階級化，舊的共產主義公社也愈來愈快地崩潰”。至於為了“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是否需要保存足夠多的傳統公社，他卻沒有明說：“但是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要想保全這個殘存的公社，就必須首先推翻沙皇專制制度，必須在俄國進行革命。俄國的革命不僅會把民族的大部分即農民從農村的隔絕狀態中解脫出來……不僅會把農民引上一個大舞台……俄國的革命還會給西方的工人運動以新的推動，為它創造新的更好的斗爭條件，從而加速現代工業無產階級的勝利﹔沒有這種勝利，目前的俄國無論是從公社那裡還是從資本主義那裡，都不可能達到社會主義的改造。”因此，可以毫不懷疑地說，與后來的斯大林主義者對馬克思和恩格斯觀點的所有扭曲相反，如果西歐的資產階級統治不能被它自己的無產階級推翻，俄國便“永遠不會實現社會主義轉型”。俄國革命不僅是西方社會主義革命的“推動力”，而且其革命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歐革命成果的制約。在后來的歷史中，這個預設被進一步有力証實，雖然處於其中的俄國人民命運悲慘，災難連連。

因此可以說，俄國的例証極為鮮明地証明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不僅在那些以農民為主體的國家中具有綱領性的地位，這些國家最大的特征就是社會貧富懸殊，各種經濟形態混存，並面臨從一種生產方式向另一種生產方式轉變的需要，而且，他們的理論在社會結構以工業化為主的西歐也同樣重要。然而，按照后殖民主義者和后現代主義者的批評，他們的理論在發達地區卻毫無用處。隻要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著述、見解和實際行動不能被作為一個整體看待，隻要日后還有什麼專家學者乃至其他人打著他們的旗號，標榜什麼主義、“經典”，真正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會遭到忽視，而這樣的無稽之談也就會長期存在。

結論

恩格斯在1894年富有先見之明地看到，如果西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統治沒有被推翻，俄國社會主義革命便無法成功。這個判斷值得我們再作回顧。當年他與馬克思一同提出革命進程一定是“世界歷史性”的，正是以此為基點他們提出一整套理論，而恩格斯的這個判斷與這一整套理論是完全一致的。1917年的俄國革命，或許是20世紀最有影響的事件，嚴格來講，按照恩格斯的理解，應該是極度的輝煌與極度的痛苦並存。當一個國家有可能顛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並提前實現社會主義轉型時，就需要在更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推進社會主義革命。但是在1917年革命之后，這一切並沒有發生，甚至在革命后的俄國還出現了日益嚴重的倒退。

愛爾蘭與此相似。在修正以往關於革命方向的觀點時，相對於英國工人階級，馬克思和恩格斯更重視愛爾蘭民族主義者的革命積極性，因此他們也從不相信英國革命的發展與愛爾蘭毫無關系。恰恰相反，長期堅持的愛爾蘭斗爭的最后成功取決於它能否得到英國工人階級的積極支持。因為，正是在英國，才擁有建設平等社會的物質前提，而這也是建立真正的自治社會的基礎。但是，愛爾蘭並未坐等英國工人階級的行動，事實上，倒是愛爾蘭的革命首創精神激勵了英國工人階級投入革命運動。對阿爾及利亞和印度的起義，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持同樣的看法。

20世紀的事例充分說明，雖然較之於社會結構較為發達的國家，不發達國家更容易主動掀起革命，但是這種情況下的革命卻很少能夠建立起一個完美的社會。盡管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82年就宣稱“俄國已是歐洲革命運動的先進隊伍”，但是他們並沒有設想社會主義變革能夠在短期內提上日程，尤其在像俄國那樣的不發達國家。確切地說，雖然通過民主革命可能實現這樣的變革，但是它隻有向更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傳播，尤其是德國這樣的國家，才能真正建立起完美的社會主義國家，而社會主義德國到那時才能支持俄國的社會改革。從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到1923年德國社會主義者奪取政權失敗（在兩次失敗的嘗試之后）之前，這樣的論斷看上去並非毫無可能。

馬克思在1848年底形成的世界革命相互依存的結論，今天看起來似乎比當年更有道理，而他提出的隻有“生產力的普遍發展”，才可能使“人們的普遍交往建立起來……使每一民族都依賴於其他民族的變革”，也是值得再三強調的。在我們今天生活的世界中，最震撼人心的莫過於“生產力的普遍發展”，而發展的部分原因也被歸結為“全球化”，盡管這個詞都快被用濫了。1858年發生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其中的“世界小小角落”的社會主義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為與世界其他地方的革命進程緊密相連。如果說這一論斷不錯，那麼它在今天就更加真實。此外，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社會主義革命可能開端於不發達國家，但是必須擴展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才能取得成功，這個觀點在今天也比當年更為中肯。越來越多的証據表明，“二戰”之后常常打著“馬克思主義”的大旗鬧革命的第三世界國家，其革命都已陷入絕境，而解決的惟一辦法隻能落實到擁有建立社會主義物質前提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於今天世界各地的生產者而言，較之於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他們之間具有了越來越多的共性，並且不像以前那樣飽受限制，彼此之間形成“普遍的聯系”。這些變化，使得《共產黨宣言》的最后幾行文字以前所未有的傳播規模深入人心：“無產階級失去的只是鎖鏈，得到的將是整個世界。”

注釋：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29卷，第348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87頁。

③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頁。雖然恩格斯強調自己的立論僅僅針對“文明國家”，但是因為美國屬於文明國家，這就使得他們的視野即便早在此時也已經超出了歐洲的范圍。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

④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6卷，第175頁。

⑤ 通過馬克思的筆記可以清楚看到，早在一年之前，他就開始廣泛閱讀英帝國主義在非洲和其他現在稱為第三世界的國家活動的書籍。

⑥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7卷，第263—264頁。

⑦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萊茵報》上發表的系列文章中，他們寫道：“我們就已經指出（早於歐洲的一切期刊）這一發現的特殊意義和它給世界貿易帶來的必然結果。”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7卷，第507頁。

⑧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7卷，第265頁。

⑨ 《共產黨宣言》中經常被引用到的是馬克思把農民形容成“白痴”，而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將農民比作“一麻袋土豆”的著名比喻更是廣為人知。關於前者，德累帕先生已經雄辯地証明這基本就是一個誤譯，准確的對應詞應當是“孤立”。關於后者，則主要是因為忽視馬克思原文的語境，從而未能讀懂他的言外之意。

⑩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42卷，第403頁。

[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35卷，第302頁。盡管馬克思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身體康復，但是從中也可看出他對了解“阿拉伯世界的公社所有制”情況饒有興趣。最后，大約在他去世前的半年，他還愉快地提到發生在法國的反對英國奴役埃及的反帝行動。

[1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765頁。

[1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29卷，第250頁。愛德華·賽義德因為不肯承認馬克思立場鮮明地與印度人民站在一起反對英國的統治，導致他錯誤地把馬克思看作是19世紀的東方主義者。

[1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6卷，第326頁。

[1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5卷，第350—351頁。杰夫·福格爾因為對他們的觀點帶有異樣的信任與同情，未能注意到這個重申說明。

[1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30卷，第322頁。

[1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30卷，第6頁。

[1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101頁。

[1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32卷，第427頁。

[2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版），第4卷，第552頁。

[2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603頁。

[2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33卷，第63l頁。

[2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8卷，第543頁。

[2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36卷，第59頁。

[2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32卷，第625頁。

[2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6卷，第398、475頁。

[2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32卷，第421頁。

[2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32卷，第450、646頁。1870年，馬克思就預測到，與德國的戰爭“將會是俄國無可避免的社會革命的助產士”（《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33卷，第147頁）。

[2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34卷，第155頁。當然，我的意思是說德國革命形勢的巨變是緊隨著俄國1917年革命而產生的。

[3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9卷，第130、129頁。

[3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775頁。

[3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9卷，第441頁。

[3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285頁。

[3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34卷，第294頁。

[3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8卷，第642頁。

[3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35卷，第268頁。

[3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251頁。

[38]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事實是，馬克思生命中的最后幾年都用在閱讀關於從美洲到歐洲和亞洲的前資本主義社會的書籍上，並做了很多筆記。這一事實再次戳破那些指責馬克思是歐洲中心論者的人們的謊言。

[3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0—451頁。

（來源：《國外理論動態》2009年第5期）（譯者單位：山西師范大學歷史與旅游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