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經典著作要注意作者的思想、觀點、提法

翻譯經典著作不能僅限於把文字處理好，還要注意作者的思想、觀點、提法。怎樣注意呢? 下面對列寧斯大林著作中一些譯例的剖析，也許能提供一些啟示。

一

1、1950年7月，前蘇聯發表了斯大林的文章《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以下簡稱《馬文》)。同月，《人民日報》發表了該文的譯文。10月，解放社又出了上述譯文的單行本。該譯文在談到量變質變規律時說：從量變到質變要經過突變並不是到處都適用的規律。對於分成敵對階級的社會，“突變是必須的”，但是對於沒有敵對階級的社會，“突變就不是必須的了”，蘇聯農民從個體經濟到集體經濟的轉變就“不是經過突變”。這一段論述在我國學術界理論界引起了強烈反響。人們認為，斯大林是在修正自己1938年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以下簡稱《黨史》）中的觀點和提法，因為當時作為我們國家“干部必讀”的莫斯科版《黨史》中文本告訴我們，斯大林的觀點和提法是“從量變到質變要經過突變是普遍規律”。斯大林在《黨史》中說：從量變到質變要經過突變是普遍規律，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都不例外，蘇聯農業集體化的實現就是經過突變。同樣是談從量變到質變，1938年說“要經過突變是普遍規律”，而1950年說“要經過突變不是普遍規律”。同樣是談蘇聯農業集體化，1938年說它的實現“是經過突變”，而1950年說它的實現“不是經過突變。”

由於斯大林在國際共運中的地位和威望，加上中國當時事事學習蘇聯，緊跟蘇聯，我國學術界理論界很快作出了反應。8月出版的《學習》雜志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新貢獻》為題，在顯著地位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說斯大林的論文“提出了一個新的理論原則，這就是從舊的質過渡到新的質不一定經過突變。斯大林同志從語言的實例以及蘇聯社會主義社會的經驗中，明確的指出了這一點。”

斯大林在1950年真的提出了新的理論原則嗎? 沒有。是譯者“張冠李戴”，錯誤地套用了“突變”的譯法。原來，人們在1950年所看到的“突變”，按照俄文原文根本不是突變，而是爆發。斯大林在1938年用的詞是скачок，譯為“突變”是對的(五十年代改譯為“飛躍”)，而1950年用的詞是взрыв，根據辭典的解釋應當譯為“爆發”。譯者把взрыв譯為“突變”，不是根據辭典的解釋，而是套用了“干部必讀”本中的現成譯法。

“爆發”一詞不是專門的哲學術語，不是嚴格的科學概念。這是斯大林在《馬》文中批評某些語言學家在語言發展問題上的錯誤觀點時提出來的。斯大林認為，有些語言學家在考察語言發展問題時，存在著濫用“爆發”觀念的傾向。他在反對這種錯誤傾向時，明確說明了爆發所能適用的范圍。他指出：從舊質過渡到新質經過爆發的規律，不僅不適用於語言發展的歷史，而且也不是在任何時候都適用於社會現象。對於分成敵對階級的社會，爆發是必須的。但是對於沒有敵對階級的社會，爆發就不是必需的了。他在談到蘇聯農業集體化的實現不是經過爆發的問題時，還把“爆發”解釋為“推翻現政權和建立新政權”。

兩個著作講得很清楚。一個說，從量變到質變要經過突變是普遍規律﹔另一個說，從量變到質變要經過爆發不是普遍規律。突變講的是一切矛盾的轉化，爆發講的是對抗性矛盾的解決。兩個文件講的根本不是一回事。1950年的爆發論不是對1938年的突變論的修正，而是對它的補充。

上述錯譯很快就被人們發現，沒有造成更大的后果。195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馬文》單行本，把 “突變” 全部改成了“爆發”。

既然взрыв和скачок不是一個概念，斯大林在《黨史》和《馬文》中對它們的內涵和適用范圍都作了明確的說明，為什麼《馬文》譯者在套用“突變”這一譯法時，對兩個概念的差別卻渾然不覺呢？ 是翻譯工作中形成的習慣在作怪。通常，翻譯工作者的任務是把原文從無到有地一句一句翻譯過來，而在翻譯每個語句時，許多具體問題都需要處理，如弄清詞義、查找資料和考慮語句的表達等。這些問題，一個也不能回避，回避了，句子就翻譯不出來。翻譯工作的這種情況，使譯者習慣於把注意力集中在詞句的處理上，不容易從詞句中跳出來考慮作者的思想，研究作者的觀點，像理論宣傳工作者那樣把作者現在的觀點跟過去的觀點對比。

這個譯例告訴我們，翻譯經典著作，特別是涉及重要問題時，對所處理的詞和句，首先要弄清意思，做到方案有據可依，不可先入為主，憑感覺行事。這個問題解決之后，還要透過詞句去審視作者的思想觀點，為此就需要克服翻譯工作的思維慣性，有意識地從詞句中跳出來考慮問題。

我們從后面的譯例中會不止一次地看到，譯者怎樣在翻譯工作思維慣性的作用下閉門造車，隻看樹木，不看森林，隻看到具體的詞句，不注意詞句背后的思想和觀點。

2、列寧在《無產階級革命在我國革命中的任務》一文中有一句話提到按勞分配問題，《列寧選集》第1版第3卷是這樣譯的：“人類從資本主義隻能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即過渡到生產資料公有和按勞分配。”上一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的一天，國務院工資問題小組打來電話，說他們正在研究按勞分配問題，研究經典作家關於這個問題的論述和提法，據他們了解，在按需分配問題上，馬克思不僅表述過思想，而且有過口號式的提法，即“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列寧后來沿用了這個提法。但在按勞分配問題上，馬克思和列寧雖然表述過思想，但都未曾有過口號式的提法，作為口號，那是斯大林提出來的，即“各盡所能，按勞分配”（《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04頁）。現在，在《列寧選集》的上述文章中出現了“按勞分配”這一口號式的提法，他們感到不解，但他們不懂外語，請我們查對一下列寧的原話。經過查對，列寧的原話果然不是口號，而是解釋性的說法。列寧的原文是：“（к）распределению продуктов по мере работы каждого.”按照原文，應當譯為：“按每個人的勞動這一尺度分配產品”，或“按每個人的勞動量分配產品。”在按勞分配問題上，經典作家從闡述思想到表述為一個口號，經歷了一個過程，《列寧選集》的譯法把這個過程的完成提前了。

根據外界的反饋，列寧這句話后來改譯成“按每個人的勞動量分配產品”。

這個譯例告訴我們，經典著作中，由於不同的作家以及同一作家的不同著作，對同一問題的論述互有關聯，翻譯時不能孤立地處理，還要考慮關聯情況。

3、在翻譯一些政治性很強的著作時，同樣需要注意上面所說的關聯問題。作為借鑒，現舉出兩例。

①1956年赫魯曉夫上台后，蘇共的政治路線開始發生變化。1960年，我國有關部門為了了解蘇共新領導的動向，特意把1959年前蘇聯新出版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教科書和《蘇聯共產黨歷史》交給我局翻譯，想看看其中有什麼反映。在翻譯《原理》一書時，書中有一個地方給共產黨是什麼樣的黨下定義，譯者考慮句子太長，中間有個大肚子，就把它拆成了兩句，譯成“黨是志同道合者的自由組成的聯盟，他們聯合起來實現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實現工人階級的歷史使命”。有關部門看到初譯稿后大吃一驚，認為這是階級斗爭的新動向，因為他們在跟斯大林逝世前蘇共十九大黨綱給黨下的定義對比，而十九大定義的譯文是個一氣呵成的句子：“蘇聯共產黨是工人階級、勞動農民和知識分子中思想一致的共產主義者所組成的自願的戰斗聯盟。”他們認為，十九大的定義提供了一個完整的黨的概念，而蘇共新領導把黨的概念搞得支離破碎，黨已經不成其為黨了。信息反饋回來以后，編譯局才發現是翻譯惹的禍。隨后這句譯文也改成了一個一氣呵成的句子，並把“志同道合者”按照十九大定義的譯文改成“思想一致的人”，因為二者在俄文中是同一個詞，行文如下：“黨是聯合起來實現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實現工人階級歷史使命的思想一致的人的自由聯盟。”

這個譯例告訴我們，在翻譯反映重要政治觀點的著作時，也同翻譯經典著作一樣，遇到重要的問題，如定義，要跟過去的提法對比，原文有差異的地方，譯文也保持差異(如上述定義中的許多用詞)，原文一致的地方，譯文也保持一致(如上述定義的句型和“思想一致的人”這個詞)。除此之外，譯者自己不去添亂，否則真真假假，隻會擾亂讀者的視線，引起不必要的誤解。可是要做到這一步，譯者就不能就事論事地處理詞句，而要像讀者，特別是像研究工作者那樣考慮問題，否則，就算句子擺平了，自己也不知道是否添了亂。

②在翻譯《蘇共歷史》一書的時候，也出現過類似的情況。該書第二章的結束語中，有一句話講到了布爾什維克黨的誕生問題，俄文原文是：“Ⅱсъезд РСДРП положилначал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ю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這句話最初譯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為……布爾什維克黨的誕生奠定了基礎。” 說二大為布爾什維克黨的誕生奠定了基礎，就是說，在二大上，布爾什維克黨還沒有誕生。有關部門看到初譯稿后表示不解。他們說，布爾什維克黨是不是在二大誕生，赫魯曉夫跟斯大林有不同看法。斯大林認為布爾什維克黨是后來在第六次(布拉格)代表會議上成立的，那是1912年，《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反映了斯大林的觀點，該書第4章第5節專門講了這個問題。而赫魯曉夫認為布爾什維克黨是在二大上成立的，那是1903年，新出版的《蘇聯共產黨歷史》反映了赫魯曉夫的觀點，該書第2章第3節專門講了這個問題，現在該書第2章的結束語又說布爾什維克黨在二大上並沒有誕生，這不符合赫魯曉夫的觀點。有關部門不懂外語，請我們看看原文究竟是怎樣講的。經過查對，發現還是翻譯的問題。俄語положить начало чему這個詞組 ，從俄漢大辭典的解釋看，本意是“創立”、“開創”，轉意是“為……奠定基礎”。從辭典看，看不出問題，初譯稿的譯法在辭典上有依據。從結束語的情況看，譯者選擇的釋義在上下文也沒有出現不協調和文理不通的現象，僅從結束語本身看，譯者的選擇並無不當。但是第2章的結束語是對第2章內容的總結和概括。第2章共有4節。譯者所譯的語句概括的是第2章的第3節。現在，第3節的標題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布爾什維克黨的誕生”。第3節的正文也說：“布爾什維克黨的建立，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的主要收獲”、“工人階級革命政黨的建立，是俄國歷史上一個極其重要的裡程碑”、“由於列寧和他領導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努力，在俄國第一次誕生了……主張社會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黨——布爾什維克黨”。整個第3節，從標題到正文，都明確宣告布爾什維克黨已經誕生，而結束語中概括這一節的語句卻說布爾什維克黨還沒有誕生，這就是譯者的問題了。要求譯者用赫魯曉夫的觀點同斯大林的觀點對比，這是苛求。但要求譯者在翻譯結束語時注意同正文保持觀點上的一致，卻是合情合理。這是譯者應該做到但沒有做到的。

根據外界的反饋，“為布爾什維克黨的誕生奠定了基礎”改成了“促成了布爾什維克黨的誕生”。

這個譯例告訴我們，翻譯文章著作的結束語時，僅僅注意結束語中各個段落之間的相互關系是不夠的，因為它們講述的內容各不相同，但各個段落講述的內容跟它們所概括的那部分正文的內容相同，各個段落之間的聯系遠不如它們同正文之間的聯系密切。因此，應該把文章的結束語同文章的正文看作一個有機的整體，而不要把它同正文割裂開來孤立地處理。

4、1952年9月，斯大林發表了《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文，我局很快翻譯了該文，並出了中文單行本。斯大林在文中給生產關系下了一個定義，行文如下：“政治經濟學的對象是人們的生產關系，即經濟關系。這裡包括：(甲)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формы)﹔(乙)由此產生的(вытекающие цз этого)各種不同社會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以及他們的相互關系……﹔(丙)完全以них為轉移的產品分配形式。” 定義中的них一詞，直譯就是“它們”。在原文中，甲項內容的第一個詞是復數名詞формы(形式)，乙項內容的第一個詞是復數形容詞вытекающие(產生)，它修飾后面的“地位”和“相互關系”。就是說，從原文一眼就能看出，甲乙兩項都是復數，非常醒目。在這種情況下，丙項的них(它們)究竟指什麼，應當怎樣譯，就成了一個頗費斟酌的問題。在1952年11月出版的中文單行本中，них一詞被譯成“生產關系”，這是不確當的，生產關系本身就包含了丙項內容，自己以自己為轉移說不通。1953年4月的中文單行本作了修改，把них一詞譯為“甲乙兩項”，但后來發現仍然有問題，因為斯大林的著作發表后，前蘇聯的經濟學界對них一詞指什麼有爭論，有人說指甲項，有人說指乙項，有人說指甲乙兩項。這是因為，在俄文原文中，甲乙兩項都是復數，而且很醒目，них這個代詞指什麼，容許有不同的理解。而中譯文不存在作多種理解的可能，人們以為斯大林就是這樣講的，誰也不會去爭論。結果出現了奇怪的現象：在前蘇聯，人們爭論不休，而在中國，卻沒有爭論。發現這個問題后，1961年6月的中文本又作了修改，把“甲乙兩項”改為“它們”。“它們”是個不確定的詞，而且同俄文完全一致，這樣改，大家都覺得無懈可擊，總算一塊石頭落地。可是后來發現仍然有問題，因為在俄文原文中，甲乙兩項的復數表現得非常明顯，而在中文裡，甲項的復數看不出來，說乙項是復數也感覺不明顯，其結果，中文的“它們”不過是“甲乙兩項”的翻版。這樣，轉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俄文容許百家爭鳴，中文仍是一家獨鳴。這句譯文，由於這樣那樣的原因，后來被擱置下來，沒有再改。現在看來，不妨採用加注的辦法，就是在“它們”一詞之后加一個腳注，說明在俄文原文中甲乙兩項都是復數，讓中國的讀者對“它們”一詞的所指可以作不同的理解。

二

編譯局從成立之初，局領導就強調，翻譯經典著作要注意作者的思想、觀點、提法，重點地方要重點注意，並提出了“翻譯與研究結合”的口號。局、室會上和其他一些場合所介紹的局外對譯文問題的反饋，更像是一位輔導老師十分具體地教我們如何去注意作者的思想、觀點，如何像讀者特別是研究工作者那樣去考慮問題。可是，經典著作博大精深，包羅萬象，讀者和研究工作者也不能做到對各種問題都精通，何況翻譯工作者在翻譯時，大部分精力都要花在遣詞造句上。但翻譯畢竟是為讀者服務的，就像商品要適銷對路一樣，翻譯經典著作時不能說一點也不關注讀者的需要，隻管詞句的翻譯，把觀點問題留給讀者去解決。比較現實的做法是，譯者在翻譯時，腦子裡多加一根弦，經常提醒自己要從詞句中跳出來考慮問題，遇到重要問題時更要如此。其次是，譯者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結合自己的工作，對經典著作中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的問題多去關注和熟悉，甚至作更深入的研究。適逢機緣巧合，上一世紀六十年代前半期，中央抓30本書的學習，在編譯局，我負責《國家與革命》一書譯文的校訂工作，七十年代我再次負責《列寧全集》第2版該卷的校訂。本著以上考慮，我在熟悉馬列主義國家學說方面作了一些嘗試，並把所學用於工作實踐，下面就是我從中獲得的一些感悟。

1、《國家與革命》第2章第2節有一段話講述“打碎國家機器”這一結論的提出過程，《列寧全集》第1版對這段話是這樣譯的：事變進程“迫使革命‘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壞力 量’去反對國家政權，迫使革命提出這樣的任務：不是去改善國家機器，而是破壞它，消滅它。這樣提出任務，不是根據邏輯的推論，而是根據事變的實際發展，根據1848—1851年的生動經驗。馬克思在1852年還沒有具體提出用什麼東西來代替這個必須消滅的國家機器的問題……那時在這個問題上，經驗還沒有提供材料。后來在1871年，歷史才把這個問題提到日程上來。在1852年，要以觀察自然歷史那樣的精確性下斷悟，還隻能說，無產階級革命已接近於提出(俄文原文為подошлак，英文本譯為had approached)‘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壞力量’來反對國家政權的任務，即‘摧毀’國家機器的任務。”

原譯“已接近於提出”譯得不當。

首先，原譯跟俄語詞的意思不符。俄語подошла這個動詞是完成體過去時，它的意思是“走到跟前了”，譯為“接近於提出”，從表面看似乎也可以，但仔細一推敲，意思還是不一樣。革命已走到任務跟前，是說它已面臨這項任務，革命和任務之間是零距離，“摧毀國家機器”已成為革命的當前任務。而按照原譯，革命和任務之間還有一定的距離，“摧毀國家機器”還沒有成為革命的當前任務。

其次，原譯說：1852年，還隻能說，無產階級革命已接近於提出打碎國家機器的任務，——這一說法與列寧的思想不符。

列寧這裡所說的1852年，指的是馬克思1852年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它和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分別代表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專政思想發展的兩個階段。列寧在《國家與革命》的第二章第1節和第2節中，分別對兩個階段的無產階級專政思想作了闡述。《共產黨宣言》寫於歐洲1848—1851年革命前夜，列寧給這一節的標題取的名稱叫《革命的前夜》。《霧月十八日》寫於1848年革命之后，是對這次革命經驗的總結，列寧給這一節的標題取的名稱叫《革命的總結》。在第1節中介紹《宣言》的無產階級專政思想時，列寧說：《共產黨宣言》“已接近於得出”(вплотнуюподводит к，英文本譯為leads straight to)“無產階級必須消滅和破壞資產階級國家機器”這個結論。列寧還預告：“馬克思在總結1848—1851年革命的經驗時也就談到了這個結論。”在第2節中介紹《霧月十八日》的無產階級專政思想時，列寧說：“馬克思主義在這一段精彩的論述裡，與《共產黨宣言》相比，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在那裡，國家問題還提得非常抽象，隻用了最一般的概念和說法。在這裡，問題提得具體了，並且作出了非常准確、明確、實際而具體的結論：過去一切革命都是使國家機器更加完備，而這個機器是必須打碎，必須摧毀的。”

《國家與革命》第一章的第1節和第2節講得很清楚：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接近於得出打碎舊國家機器的結論，而1852年的《霧月十八日》明確得出了這一結論。原譯說1852年的《霧月十八日》“接近於得出”這一結論，是把無產階級專政思想在第二階段的發展抹殺了。

經過校訂，“無產階級革命已接近於提出……任務”，后來改為“無產階級革命已面臨……任務”。

這裡不免要問：為什麼譯者看不出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發展上兩個階段的差別呢?是翻譯中的思維慣性在作怪。由於譯者的思維陷在語句的處理上，隻見樹木，不見森林，一節兩節譯完了，也沒有對作者的思想、觀點形成概念，既沒有注意第一階段有什麼提法，更談不上用第二階段去同它對比。

其次，譯者看不出問題還有客觀原因。這段話在談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發展時，加進了其他元素，那就是，強調馬克思作任何結論都以歷史提供的經驗為依據。再加上列寧在表達同一意思時，頻繁使用不同的詞語和不同的說法，經典著作不同於教科書的這些特點分散了譯者的注意力，使譯者眼花繚亂，更加難於把握作者的思想。

這個譯例告訴我們，翻譯經典著作，除了注意詞句，還要跳出來縱觀全局，不僅是一節內部的全局，還有節與節之間在思想上的聯系。另外還要注意到，經典著作不同於教科書，譯者不要被紛繁變幻的詞語和說法所迷惑，而要化繁為簡，從中理出作者的思緒。

2、《國家與革命》第五章第1節的標題，俄文為《 постановкавопросамарксом》，從莫斯科外文局的中文本開始，就譯為《馬克思對問題的提法》，《 列寧全集》第1版沿襲了這一譯法。在一般情況下，這樣譯完全正確。而且《國家與革命》第二章第3節的標題同它一樣，只是多了個“1852年”字樣，即《1852年馬克思對問題的提法》。問題在於，第二章第3節中確實能找到馬克思對問題的提法，而第五章第1節中卻找不到馬克思對問題的提法。那麼，第五章第1節的標題應該作何理解呢? 原來，列寧的標題說的不是問題的提法，而是問題的提出，列寧的標題的意思是“馬克思如何提出問題”。第五章的總標題是《國家消亡的經濟基礎》，第1節的標題則是講《馬克思如何提出國家消亡這個問題》。

《國家與革命》第五章闡述國家消亡問題，完全是以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一書為依據的。第1節在援引馬克思的論述時說：“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國家制度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呢? 換句話說，那時有哪些同現在的國家職能相類似的社會職能保留下來呢?”馬克思這樣提問，無疑是肯定，國家制度在共產主義社會裡發生變化時，是部分職能消亡，部分職能保留下來。所以，列寧在這一節開頭談到馬克思所說的“未來共產主義的國家制度”時，說它是“正在消亡的國家制度”。這是一個關於未來共產主義的未來發展的問題。列寧說，馬克思不是空想家，他不想憑空猜測無法知道的事情。那麼，如列寧的標題所問，馬克思是如何提出問題的呢?“究竟根據什麼材料可以提出(這裡的“提出”，俄文為ставить，是個動詞，標題中的“提出”，俄文為動名詞，二者同源，列寧的標題源出於此。——筆者注)未來共產主義的未來發展問題呢?”列寧說，這裡所根據的，是馬克思運用最徹底的發展論“去考察資本主義的即將到來的崩潰和未來共產主義的未來的發展”時所得到的“科學材料”，其內容是：“共產主義是從資本主義中產生出來的，它是歷史地從資本主義中發展出來的，它是資本主義所產生的那種社會力量發生作用的結果。”馬克思就是在他已經知道共產主義是怎樣產生以及朝著哪個方向發展的情況下，提出未來共產主義的未來發展這個問題的。那麼，列寧的標題還要問，在掌握了這些材料以后，馬克思又是如何根據它們具體地提出未來發展問題的呢? 馬克思根據發展論肯定了首先可以肯定的一點：既然共產主義是從資本主義中歷史地發展出來的，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發展就必然要經歷一個過渡時期。他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后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進期，這個時期的國家隻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以上就是馬克思提出未來共產主義的未來發展這個問題的全過程。馬克思是從何著手的呢?第一步，根據發展論，馬克思提出，共產義是從資本主義中發展出來的。第二步，根據發展論，馬克思提出，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發展必然要經歷一個過渡時期。

找到了提出問題的切入口，未來社會的未來發展問題，即國家將會怎樣消亡的問題，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國家是隨著經濟基礎的變化而逐步消亡的。列寧在第五章中依據《哥達綱領批判》一書的思想，循序漸進地闡述了國家隨經濟基礎的變化而消亡的全過程。這是一篇大文章。第1節《馬克思如何提出問題》是給這篇文章破題，給它作序。第2節《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說，這個時期的經濟基礎中還存在著私有制，因而還存在著階級，還需要有國家來鎮壓資本家的反抗，不同的是，它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第3節《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說，這個時期的經濟基礎發生了變化，生產資料已歸全社會所有，但社會還帶有它脫胎出來的舊社會的痕跡，在消費品的分配方面還存在著按勞分配這一資產階級權利，與此相適應，還需要有國家在保衛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同時來保衛分配領域的資產階級權利，不同的是，“政治國家”已經消亡了，因為階級已經沒有了，也就沒有什麼階級需要鎮壓了，存在著的是強制人們遵守按勞分配原則的“非政治國家”。第4節《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說，這個時期生產力獲得了極大發展，勞動已成為生活第一需要而不需要強制，“非政治國家”也就消亡，因而國家也就完全消亡。

列寧在第五章講了兩種含義不同的國家消亡。一種是具有鎮壓職能的國家的消亡，它隨階級的消滅而消亡，是政治國家消亡。列寧在他的著作中多次進到這種國家消亡。第二種是非政治國家的消亡，這是在特定場合下講的國家消亡，列寧在其他著作中沒有提及。

《馬克思如何提出問題》這個標題有兩重身份：第一，它是第五章第1節的導游，由它帶領，你可以看到馬克思是怎樣提出國家消亡問題的﹔第二，它和它的第1節是整個第五章的序曲，正是有了序曲的演奏，才帶出了國家消亡的幾個樂章。

舊譯《馬克思對問題的提法》阻斷了人們的思路，切斷了標題同第1節以及同整個第五章的有機聯系。

這個譯例告訴我們，文章章節的標題同它的正文是一個整體，翻譯時要注意它們在思想上的關聯，切忌把標題同正文割裂開來處理，隻看樹林，不看森林，隻看局部，不看整體。

3、1918年11月，列寧在《皮梯利姆·索羅金的寶貴自供》一文(以下簡稱《皮》文)中，給愛國主義下了一個“定義”(確切些說是關於愛國主義的一段論述)。在《列寧全集》第1版第28卷和《列寧選集》第1版第3卷中，這個“定義”被譯為：“愛國主義就是千百年來鞏固起來的對自己祖國的一種最深厚的感情。” 這句譯文曾被作為列寧關於愛國主義的精辟論述而廣為流傳，不僅一般文章廣泛引用，而且上了中央文件。然而這句譯文卻是錯譯。在俄文原文中，列寧是這樣說的：Патриотизм——одно нзнаиболееглубоких чувств，закрепленныхвекамии тысячелетиями обособленных отечеств。從俄語語法結構看，這句話由一個主句和一個付句組成。主句說：愛國主義是一種極其深厚的感情。付句是講這種感情是如何形成的：這種感情是由於一個個祖國處於обособленные狀態幾百年幾千年而形成的。原譯存在兩個問題：一是把“由於祖國處於обособленные狀態而形成的感情”譯成了“對……祖國的感情”，二是把обособленные一詞譯成“自己的”。

俄語“обособленные”是個被動形動詞，它是從原動詞обособить變來的，根據原動詞的本來意思，這個被動形動詞的意思是“被分隔開的”，“彼此隔離的”。根據俄文原意，列寧的定義應當譯為：“愛國主義是由於千百年來各自的祖國彼此隔離而形成的一種極其深厚的感情。”這就是嚴格按照列寧的俄文原文翻譯出來的“愛國主義定義”。為什麼列寧會給愛國主義下這樣的定義呢？因為他所說的愛國主義，是小資產階級的愛國主義。

十月革命成功之時，第一次世界大戰還沒有結束，俄德兩國還處於交戰狀態，通過中心城市起義勝利而建立的蘇維埃政權，由於舊軍隊已經瓦解，而新的正規的紅軍尚未建立，無法抵擋德帝國主義軍隊的長驅直入。為了保住新生的紅色政權，獲得喘息時機，蘇維埃政府被迫於1918年3月在布列斯特同德國簽訂了條件極為苛刻的和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從狹隘的“愛國”情緒出發，認為這是背叛祖國，堅決反對簽訂和約，主張繼續對德作戰。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同他們進行了頑強的斗爭。1918年11月德國爆發革命和蘇俄廢除布列斯特和約后，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看到了布爾什維克黨決策的正確，在事實面前，加上其他因素的影響，他們中間的一部分人對布爾什維克黨的態度有了轉變，開始從敵對轉為中立。根據這一情況，列寧認為布爾什維克黨應該調整對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策略。列寧在“皮文”中考慮這個問題時，回過頭來重新審視了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在布列斯特和約時期表現出來的愛國主義感情，並提出了上述愛國主義“定義”。

列寧在文中說：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在布列斯特和約時期“不得不同愛國主義斷然決裂”。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不能接受割地賠款的殘酷現實，面對和約，他們隻有“痛苦、怨恨和憤怒”。“我們馬克思主義者隻能期望自覺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懂得下面這個真理：為了世界無產階級的最高利益，我們承擔而且應當承擔最大的民族犧牲。” 為什麼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對布列斯特和約的反映如此強烈呢？列寧認為根源在於小資產階級的經濟生活條件。小私有者的經濟是封閉的自然經濟，千百年來都是自給自足，與外部世界隔絕，眼中隻看到自己那一片天地。由於自己的經濟地位，小資產階級“比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更加愛國”。通過對小資產階級愛國主義感情的重新審視，列寧提出了自己的定義：“愛國主義是由於千百年來各自的祖國彼此隔離而形成的一種極其深厚的感情。”所謂千百年來各自的祖國彼此隔離，是說千百年來小私有者都處於自給自足的封閉狀態。在《皮》文發表一周之后，11月27日，列寧在莫斯科黨工作人員大會上作《關於無產階級對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態度的報告》時，再次談到了小資產階級的愛國主義。他說：小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比較，它是最愛國的。大資產階級比較國際化，小資產階級不大活躍，同其他國家很少聯系，也沒有卷入世界范圍的商業周轉。……我們在布列斯特和約時期曾經不得不反對愛國主義”。[1] 5個月后，1919年3月18日，列寧在俄共（布）八大作《中央委員會的總結報告》時，又一次談到小資產階級愛國主義。他說：“愛國主義，這正是小私有者的經濟生活條件造成的一種情感。資產階級比小私有者更國際化。在布列斯特和約時期……我們就碰到了這種愛國主義。”[2]

上面的新譯方案也就是《列寧全集》第2版第35卷在校訂時，經過討論確定的、列寧“ 定義”的新譯文。[3]

這個譯例告訴我們，處理翻譯對象不可憑感覺行事。舊譯的譯者在處理обособленные這個關鍵詞時，不是首先弄清俄文的原意，做到自己的譯法有據可依，“自己”一詞肯定是通過聯想演繹出來的。其次，翻譯經典著作不僅要注意原文的詞句，還要把詞句同上下文和其他地方的有關論述結合起來考慮，不可把詞句孤立起來處理，隻看局部，不看整體。舊譯的譯者在處理相關的用詞和語句時，絲毫不注意它們的上下文，不考慮列寧是在什麼情況下提出他的愛國主義定義的，自己選擇的譯文方案是否正確就無法得到進一步的確認，最終把帶有負面色彩的“定義”譯成了純正面意義的“定義”。

4、1996年2月，《世界共運研究》雜志刊登了一篇題為《〈國家與革命〉中翻譯探微》的文章(以下簡稱《探微》)，對我局編譯的《國家與革命》一書的譯文提出了大量質疑。經與領導研究，由我撰寫了《關於〈國家與革命〉譯文中一些問題的說明》一文作為答復，分別刊登在本刊和《世界共運研究》1997年第3期上。由於《探微》提出的修改意見大多都與本文探討的主題有關，作為借鑒，現舉出兩例。

①《國家與革命》第2章第1節有這樣一句話：“在這裡我們看到馬克思主義在國家問題 上一個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思想的表述。”這句話的俄文原文是：“Здесь мы видим формульровку одной из самых замечательных и важнейших идеи марксизма в вопросе 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 ，именно идеи《диктатуры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как стали говорить Маркс и Энгельс после Парижской Ком- муны）.”

《探微》說：原譯“表述”與原文有出入，原文是“確切表達”之意，應改譯為“確切表達”。《探微》提出的改譯方案是：“在這裡我們看到，馬克思主義在對國家問題上確切表達了這樣一個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無產階級專政’（在巴黎公社后馬克思和恩格斯開始這樣說）的思想。”

原譯“表述”一詞的俄文是動名詞формулировка，辭典的解釋是：“(意思的)表述”。但這個詞的動詞在辭典上有兩個解釋(與本題無關的不計)：“確切簡練地表述出來”和“說出”。從辭典的解釋看，原譯和《探微》的改譯都有依據。但哪一個方案更符合作者的思想呢?

列寧這句話是在對《共產黨宣言》所表述的無產階級專政思想作出評價。那麼，列寧的看法究竟如何？《宣言》對無產階級專政思想的表述究竟是“一般的表述”，還是“確切的表達”？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把無產階級專政思想的發展分作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的代表作是《共產黨宣言》，它表述的無產階級專政思想是：無產階級需要的“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第二階段的代表作是馬克思的《霧月十八日》，它表述的無產階級專政思想是：無產階級需要的不是資產階級國家那樣的國家，無產階級必須把它打碎，不能用它來實現自己的階級目的，至於無產階級需要的國家什麼樣，應當用什麼樣的國家來代替被打碎的國家機器，暫時還不知道。第三階段的代表作是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它表述的無產階級專政思想是：無產階級需要的是巴黎公社那種類型的國家，公社就是可以用來代替被打碎的國家機器的國家。列寧在對第一第二兩個階段的無產階級專政思想進行對比時，是這樣說的：在《宣言》中，“國家問題還提得非常抽象，隻用了最一般的概念和說法”。而在《霧月十八日》中，“ 問題提得具體了，並且作出了非常准確、明確、實際而具體的結論：過去一切革命都是使國家機器更加完備 ，而這個機器是必須打碎 ，必須摧毀的。”[4]列寧在對第一第三兩個階段的無產階級專政思想進行對比時，是這樣說的：“用什麼東西來代替被打碎的國家機器呢? 1847年，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還十分抽象……以‘無產階級組織成為統治階級’來代替，以‘爭得民主’來代替，這就是《共產黨宣言》的回答。”[5]

鑒於《宣言》僅僅提到無產階級需要的“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因此在評價《宣言》的提法時，列寧使用了“一般”、“抽象”這樣的評語，說第一階段的提法不如第二和第三階段的提法“准確”、“明確”、“具體”。而《探微》在評價《宣言》的提法時，說它“確切表達了”整個無產階級專政思想。看來，《探微》想要提高對《宣言》的評價的等級。若然如此，列寧關於三個階段的評價體系整個都要改寫了。

這個譯例告訴我們，翻譯經典著作，特別是翻譯系統性的理論專著，常常會碰到一些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情況，譯者不能孤立地處理一個詞和句，而要把它們放到全局上考慮，既看樹木，又看森林。

②《國家與革命》第6章第3節有這樣一句話：“潘涅庫克表達自己思想的時候在

措詞上有很大的缺點（формулировка страдает очень большими недостат-

ками)。”）

《探微》說：“原文中的недостатками(缺點)是復數，其修飾成分очень большими是‘多而嚴重’之意。”

《探微》提出的改譯方案是：“潘涅庫克在闡述自己的思想時，真是漏洞百出(或：在措詞上有很多嚴重缺點)。”

說明一下，原譯的“措詞”應為“措辭”。

首先，《探微》對俄文的理解值得商榷。俄語недостатки作“缺點”解時，可用單數，可用復數﹔使用復數時，有時表示多，有時不表示多，俄漢大辭典的例句“недостаткислуха聽覺的缺陷”就是証明。большой一詞作“重大”解釋時是指“重要”而不是指“嚴重”。

其次一點，也是更為重要的一點，就是《探微》處理一個詞句時是閉門造車，沒有顧及它的上下文，是隻看樹木，不看森林。

首先，我們讓列寧把話講完，因為列寧的話才講了半句。列寧的下半句是：“但是意思還是清楚的。”把這半句同上半句合起來，才是列寧對潘涅庫克的完整評價。按照原譯，列寧的完整評價是：“潘涅庫克表達自己思想的時候措辭上有很大的缺點，但是意思還是清楚的。”在原譯方案裡，列寧對潘涅庫克是基本肯定，但認為有缺點。而按照《探微》的改譯，列寧的完整評價是：“潘涅庫克在闡述自己的思想時，真是漏洞百出，但是意思還是清楚的。”在改譯方案裡，列寧是既要否定，又要肯定，他已經不知所以了。

這是《探微》隻看樹木不看森林時所沒有看到的小森林。現在再看《探微》沒有看到的大一些的森林，即潘涅庫克表達的思想。

潘涅庫克表達的思想，就是這句話上面的五行小字，四個並不算長的句子，其中不妥之處，列寧已經用異體字表示出來了，這就是：“無產階級的斗爭不單純是為了國家政權而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而且是反對國家政權的斗爭”。列寧說潘涅庫克在措辭上有很大缺點，是說他籠統地說“為了”，籠統地說“反對”。列寧在下文接著指出，籠統地說為了國家政權而斗爭是機會主義者的觀點，籠統地說為反對國家政權而斗爭是無政府主義者的觀點。現在改譯說，五行小字中“漏洞百出”，“在措辭上有很多嚴重缺點”。它們表現在哪裡呢？《探微》對潘涅庫克的批評顯然不實。

現在再看《探微》沒有看到的更大一些的森林，即考茨基與潘涅庫克的論戰。

《國家與革命》第6章第3節的標題是《考茨基與潘涅庫克的論戰》。列寧在這一節裡擺出了論戰雙方的觀點，然后加以評判。潘涅庫克的觀點和列寧對它的基本評價已如上述。現在再看考茨基的觀點和列寧的評斷。考茨基在反駁潘涅庫克時說：“到現在為止，社會民主黨人與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對立，就在於前者想讀取國家政權，后者卻想破壞國家政權。潘涅庫克則既想這樣又想那樣。”

在評判是非時，列寧以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為依據。他指出，按照馬克思的思想：“無產階級不能簡單地奪取國家政權，也就是說，不能只是把舊的國家機構轉到新的人手中，而應當打碎、摧毀這個機構，用新的機構來代替它”。馬克思的思想包含兩點：無產階級要反對和破壞國家政權，但反對和破壞的只是資產階級的那種國家政權﹔無產階級需要國家政權，但需要的不是資產階級的那種，而是新的一種。列寧認為：考茨基隻談社會民主黨人想奪取國家政權，不提反對國家政權，他在反駁潘涅庫克時已經談到潘涅庫克既想這樣又想那樣，可就在潘涅庫克想反對國家政權這個具有原則意義的問題上，“他完全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立場，完全轉到機會主義那邊去了”，“因為正是機會主義者所完全不能接受的破壞國家機器的思想在他那裡完全不見了”。對於潘涅庫克的觀點，即無產階級既需要國家政權又反對國家政權這一提法，列寧除了說它“在措辭上有很大缺點但意思還是清楚的”之外，還說“他的說法犯了不明確和不具體的毛病”，因為按照馬克思的提法，無產階級不是籠統地需要國家政權，也不是籠統地反對國家政權。但潘涅庫克的缺點屬於小是小非，在大是大非上，列寧認為，潘涅庫克提出反對國家政權的要求就抓住了“具有原則意義的實質”。列寧最后的結論是：“在這場爭論中，代表馬克思主義的恰恰是潘涅庫克而不是考茨基。”

現在，《探微》修改對潘涅庫克的評語，對他採取全盤否定的態度，那麼，在考、潘二人的論戰中，《探微》想把潘涅庫克置於何種境地呢？。

綜上所述，《探微》隻看樹木不看森林，就是隻看列寧對潘涅庫克評語的上半句，不看評語的下半句，也不理睬潘涅庫克自己是怎樣說的，更不注意列寧是在評論考、潘論戰誰是誰非。結果成了列寧肯定潘涅庫克而《探微》否定潘涅庫克，成了《探微》跟列寧唱對台戲。

這一節中考、潘論戰的其他內容，因與本題無關，這裡不予涉及。

這個譯例告訴我們，翻譯不能從感覺出發，必須把原文的詞義搞清楚。其次，不能閉門造車，隻顧遣詞造句，不注意作者通過詞句要說明什麼問題，而應該既看到局部，又看到整體。

5、《國家與革命》第2章第1節中有這樣一句話：“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所需要的只是……組織得能立刻開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國家。”這句話的俄文原文是：“помарксу，пролетариатунужнолишьотмираюше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то есть， устроенное так， чтобыоно немедленно начало отмирать и не могло　не　отмирать.”英文本把這句話譯為：“accordingto Marx，the proletariatneeds only a state which is withering away ，i.e.a state so constituted that itbegins to wither away immediately and cannot but wihter away.”

1997年底，一位讀者來信對這句譯文提出批評，認定它是錯譯，斷言列寧不可能有這樣的思想，並詳細闡述了他所理解的列寧關於國家隨階級的消滅而消亡的思想。但來信又提不出新的譯文方案。

的確，列寧經常講國家消亡都是講國家隨階級的消滅而消亡，從未講過無產階級國家剛一建立就開始消亡。但是這裡的譯文正確無誤，而且原文不可能有別的譯法。問題出在哪裡呢? 問題出在讀者沒有看清列寧這裡的提法，他隻注意到提法中的“能立刻開始消亡”這幾個字，卻沒有注意到“組織得”這一說法。這是列寧隻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系統闡述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時才使用的一種提法。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使用這一提法，是在闡述巴黎公社的經驗。那麼，巴黎公社是怎樣把國家、國家機器組織得能立刻開始消亡的呢? 公社組織國家機器的辦法就是把社會大多數成員組織成鎮壓機構。第3章第2節說：“公社的第一個法令就是廢除常備軍而用武裝的人民代替它。”就是說，在公社中，作為國家機器的武裝隊伍，是由剝削者之外的大多數人即工人和農民組成的人民民兵，由它取代由少數人組成的為少數剝削者服務的“特殊力量”常備軍。第3章第2節還說：公社實行鎮壓的機關已經是居民的多數，而不象過去那樣總是居民的少數。“既然是人民這個大多數自己鎮壓他們的壓迫者，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 國家就在這個意義上開始消亡。”為什麼由多數人即人民民兵組成鎮壓機器取代“特殊力量”常備軍，國家就開始消亡呢? 因為后者是原來意義的國家，而前者已經不是原來意義的國家，而是半國家。列寧從人類社會發展史的角度出發認為，當國家在它的發展過程中從本來意義的國家演變成半國家的時候，它就已經開始消亡了，它的國家痕跡已經去掉了一半。“量轉化為質”。一旦這個半國家消亡，國家就會進一步消亡。《國家與革命》一書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從人類社會武裝隊伍組織情況的變化上，揭示了國家從產生到消亡的全過程。第1章第2節告訴我們，在沒有階級的原始社會，還沒有國家，那時的武裝隊伍，如恩格斯所說，是“居民自動的武裝組織”，“自動組織為武裝力量的居民”，用通俗的說法就是每人手上一根樹棍的全民武裝，不脫產的全民民兵。社會分裂為敵對階級后，這樣的武裝組織不可能了，因為不同的階級如果都有武裝，它們之間就會打得不可開交。於是出現了為統治階級服務的“特殊的武裝隊伍”。列寧說，“恩格斯在這裡闡明了被稱為國家的那種‘力量’的概念。”“這種力量主要是什麼呢? 主要是擁有監獄等等的特殊的武裝隊伍”，即專門的武裝隊伍，脫產的專職武裝隊伍。這就是國家，這就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原來意義上的國家就是這樣產生的。這支由少數人組成並為少數人服務的武裝隊伍后來發展成為常備軍。巴黎公社使國家的演變發生了質的變化。它以社會大多數成員組成的人民民兵取代了少數人組成的常備軍，恩格斯除了說它已經不是原來意義的國家，還稱它為公團。列寧除稱它為半國家外，還說它是“從國家到非國家的過渡形式”。的確，公社是群眾運動創造的從國家到非國家的最好的過渡形式，因為從大多數人組成民兵到全體居民組成民兵只是一步之隔。到階級消滅以后，社會的武裝隊伍將由全民組成，那時將同原始社會一樣，就不會有國家了。國家怎樣產生，也就怎樣消亡。

前面“馬克思如何提出問題”的譯例中曾經談到，列寧在第5章中講了兩種不同的國家消亡，一是政治國家的消亡，即國家隨階級的消滅而消亡，一是非政治國家的消亡。現在列寧講的是第三種國家消亡。如果說，列寧講國家隨階級的消滅而消亡是從政治上講的國家消亡，那麼現在，列寧講國家組織得能立刻開始消亡則是從組織情況上講的國家消亡。

無產階級的革命導師們如此看重武裝隊伍的組織情況，贊賞巴黎公社以多數人組成的人民民兵取代常備軍，是因為它第一次解決了如何才能保証國家機器為廣大勞動人民服務的問題。原始社會的全民民兵是社會全體成員為全體成員服務。剝削階級的常備軍是少數人為少數人服務。巴黎公社的鎮壓機器是大多數人組成的武裝隊伍，大多數人鎮壓他們的壓迫者是大多數人自己為自己服務。自從馬克思肯定了巴黎公社的經驗以后，各國工人政黨都把以人民民兵取代常備軍的要求寫進了自己的黨綱。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從二大開始黨綱上就載有這樣的要求。列寧直到十月革命前夜一直堅持這一要求，在《國家與革命》第3章第2節中還批評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在俄國二月革命以后拒絕實現這個要求。十月革命勝利后不久，為了抵御德帝國主義軍隊的進攻和十四國的武裝干涉，列寧和黨不得不改變初衷，組建了正規的工農紅軍，這是由當時的實際情況決定的。但是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寧一直堅持黨綱中的上述要求，這是事實。

這個例子告訴我們，翻譯經典著作要考慮作者的思想，但不能離開原文去考慮作者的思想。離開原文去考慮作者的思想，很可能變成以自己的思想去代替作者的思想。

三

翻譯經典著作，既要鑽研原文的詞句，又要注意作者的思想、觀點和提法，既看樹木，又看森林。前面的譯例告訴我們：第一，切忌隻看樹木，不看森林。由於閉門造車，不注意作者的思想和觀點，愛國主義“定義”的舊譯把負面意義的“定義”譯成了正面意義的“定義”，“接近於提出(打碎任務)”的譯法混淆了無產階級專政思想發展的兩個階段，評價《宣言》的提法時加上“確切”二字，打亂了列寧對無產階級專政思想發展三階段的評價體系，埋頭打造對潘涅庫克的評語，結果成了跟列寧唱對台戲。第二，切忌不看樹木，隻看森林。還沒有鑽研原文詞句，先已認定了作者的思想是什麼樣，這是本末倒置。“無產階級國家消亡”句就是例子。離開原文詞句去考慮作者的思想，隻會以自己的思想代替作者的思想。第三，當原文可以有兩種譯法，而兩種譯法在意思上沒有出入時，要注意這裡是否牽涉重要問題，如果不牽涉，可以根據行文需要選擇方案，如果牽涉，就要考慮是否需要同過去的提法對比，如“黨的定義”句要同蘇共十九大黨的定義的譯法對比，而“按勞分配”句還要同后來的提法對比，弄清它在整個鏈條中處於哪個環節。第四，文章著作的標題和結束語同它們的正文是一個整體，翻譯時要注意它們同正文在思想上觀點上的聯系。由於是孤立地處理，標題《馬克思如何提出問題》的原譯就使人看不出它同正文的聯系，而《蘇共歷史》第2章的結束語同正文的觀點背道而馳，把黨已誕生譯成了黨還沒有誕生。

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