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與革命》這個書名應當怎樣譯——答胡為雄同志

《胡文》說：俄語“государство”一詞（以下簡稱“гос.”）不應譯為“國家”，而應譯為“政權”或“國家政權”。它的論証是：列寧書名中的“гос.”一詞，“所指的主要是政權。而國家除有政權之外，還有領土和人民。到了共產主義，消亡的是政權，而不是領土和人民”。《胡文》的論証在這裡說，國家包括三個部分，使用“國家”一詞必須同時是指三個部分，如果主要是指三部分之一，如政權，就不應叫“國家”，而應叫“政權”，因為它沒有顧及其他兩個部分。

從《胡文》的論証看，它的意見所涉及的，與其說是俄語“гос.”一詞的譯法，不如說是漢語“國家”一詞的使用方法。現在我們就來驗証一下《胡文》所主張的漢語“國家”一詞的使用方法，用它去規范我們在現實生活中所遇到的“國家”一詞，看看會得到什麼結果。

中共中央十六屆五中全會2005年10月11日在它通過的《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的第五部分中說：“國家繼續在經濟政策、資金投入和產業發展等方面，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支持”。這裡的“國家”指的是“政府”，屬於三部分中的“政權”，同領土和人民無關，按照《胡文》的論証，“國家”一詞應當改為“政權”，文件中的這句話應當改為“政權繼續在經濟政策、資金投入和產業發展等方面，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支持”。全國人大常委會新制定的公務員法稱：公務員屬於國家行政編制，由國家財政負擔工資福利。這裡的“國家”情況相同，按照《胡文》的論証，這句話應該改為“公務員屬於政權行政編制，由政權財政負擔工資福利”。同樣，我們天天講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應改為“黨和政權領導人”。一些常見的用語如國家預算、國家機密、國家干部等，都應作相應的修改。《胡文》說：“在建設政治文明的時代，我們在使用政治術語時應當更加精確、規范。”那麼，《胡文》的作者是否認為，以上實例中的“國家”一詞，按照《胡文》的論証修改以后，就會更加精確、更加規范了呢？

《胡文》的論証在現實生活中行不通，首先是因為作者沒有把漢語“國家”一詞的實際使用情況弄清楚。

《胡文》說，使用“國家”一詞，應該同時是指三個部分，如果主要是指一個部分，就不能叫“國家”。可是漢語“國家”一詞在使用時，每次都是指一個部分，正好跟《胡文》的說法相反。請看我國辭書的解釋。《辭海》對“國家”一詞的解釋是：1.古代諸侯稱國，大夫稱家﹔2.指皇帝﹔3.是階級統治的機關。《辭海》的解釋告訴我們：第一，“國家”在古代純粹是一個政治概念﹔第二，“國家”的政治概念隨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現代漢語詞典》對“國家”一詞的解釋是：1.階級統治的工具﹔2.指一個國家的整個區域。《現漢》的解釋告訴我們，在現代漢語中，“國家”一詞已經有了兩個概念，一個是政治概念，一個是地域概念。作為政治概念使用的“國家”專指“三部分”之一的政權，作為地域概念使用的“國家”專指“三部分”之一的地域。在實際生活中，情況正像《現漢》解釋的那樣。舉例來說。“我國是一個人均資源佔有量很少的國家”，——這句話裡的“國家”指的就是地域，同政權無關，無論政權是什麼性質，我國始終是這樣一個國家。而“黨和國家領導人”這個說法中的“國家”是同“黨”相對而言的，它指的是政，是政府，屬於“三部分”之一的政權，同領土和人民無關，這裡的“國家”就是一個政治概念。前面實例中提到的“國家”都是政治概念。作為政治概念的“國家”，也就是國家機器，根據馬列主義的國家學說，它主要由武裝隊伍和官吏隊伍（即政府）兩部分組成，人們在使用作為政治概念的“國家”一詞時，有時指兩部分的總和，有時指它的一部分，如政府或軍隊。

以上情況表明，在辭典和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國家”一詞就是兩種用法，一種指政權，一種指指地域。兩種用法是在古代一種用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是經歷了長時間的檢驗才確定下來的，辭書記載了社會對它們的承認，因為它們符合社會的需要。《胡文》認為，使用“國家一詞”，應當同時是指“三個部分”，否則就是用詞不當。這種看法表明，作者並沒有把古漢語和現代漢語中“國家”一詞的實際用法弄清楚。

俄語“гос.”一詞的使用方法同漢語“國家”一詞的使用方法是完全相同的。俄漢大詞典對“гос.”一詞的解釋是：1.國家（指國家機器）﹔2.國家（指版圖）。至於政權，它在俄語中另有一個專用詞，那就是власть。可以看出，俄語“гос.”一詞同漢語“國家”一詞在概念上完全吻合，把它譯為漢語的“國家”是恰當的。

《胡文》的論証在現實生活中行不通，其次是因為它的用詞方法跟漢語現行的用詞方法完全不是一回事。

現行的用詞方法是怎樣的呢？同任何社會現象一樣，詞語的使用也有它自身的規律。根據《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語言，包括它的詞匯（各種詞語的總稱），是“人類所特有的用來表達意思、交流思想的工具”。人類在使用詞匯來交流思想的時候，要經過兩個環節。一個環節是要明確所使用的詞語有哪些含義，一關環節是要明確具體使用的是哪一個含義。

人們使用一個詞語來表達意思，首先要明確這個詞語有哪些含義（意思、概念）。辭書就是為這個目的服務的，它們就是負責解釋詞語的含義的。但是，詞書解釋詞語有哪些含義，必須合乎規范，反映社會的共識，不能隨心所欲。例如《現漢》在解釋“國家”一詞的含義時沒有提到“人民”，因為“人民”一詞，根據《現漢》的解釋，是“以勞動群眾為主體的社會基本成員”，它屬於社會范疇，不屬於國家范疇。《現漢》在解釋“國家”一詞的含義時隻提到國家機器和地域，是因為它們體現了國家最本質的兩個特征，正是基於這一點，人們形成了“國家”一詞具有兩個概念的共識，這是在古漢語“國家”一詞隻有一個概念的基礎上、在經歷了長時間的檢驗以后形成的共識。既然辭書對詞語的解釋反映社會的共識，使用詞語就隻能使用辭書解釋的即反映人們共識的含義，不能使用辭書沒有解釋的、不反映人們共識的含義（例如不能把“人民”作為“國家”一詞的含義來使用）。

人們使用一個詞語來表達意思的第二關環節，是要明確所使用的是詞語的哪一個含義。如果說第一個環節是解釋詞語，它由辭書來完成，那麼第二關環節就是具體使用詞語，它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進行。解釋詞語必須列出它所有的含義，具體使用詞語卻可以每次使用它的一個含義，而且隻使用它的一個含義。例如“國家繼續在政策、資金等方面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支持”和“我國是一個人均資源佔有量很少的國家”這兩個語句，其中每一句裡的“國家”指的都是它的含義之一，一個指政府，一個指地域。就是說，這兩個語句都在使用“國家”一詞，而它們使用這個詞語時，使用的僅僅是它的一個含義。為什麼具體使用詞語時每次隻使用它的一個含義呢？這是因為，人們使用詞語完全是為了表達意思，是有的放矢。在上面的第一個語句中，使用“國家”一詞僅僅是為了表達“政府”這個意思，強調是政府在繼續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支持，不要求“領土”也參與支持。解釋詞語是所有的含義都解釋，沒有針對性。使用詞語是有的放矢地選用詞語的含義，讓詞語有所指。至於為什麼在上面兩個語句中使用同一個“國家”而含義不同，那是因為，一個詞語體現它的哪一個含義，是由它所處的語言環境決定的。例如“黨和國家領導人”這個說法，其中的“國家”一詞是同黨對應的，它隻能是政治概念，是政府。這就是語言環境。《國家與革命》這個名稱也是一個語言環境，其中的“國家”一詞隻能指政權，不可能指地域。上面兩個語句是兩個不同的語言環境，因此同一個詞語體現兩種不同的含義。

《胡文》的用詞方法也有兩個環節。“國家除有政權之外還有領土和人民”，——這就是《胡文》用詞方法的第一個環節，不過它不是解釋“國家”一詞有幾個含義，而是解釋國家這個實體有幾個部分。《胡文》用詞方法的第二個環節也是“具體使用詞語”，不過，在這個環節上，使用“國家”一詞不可以隻使用它的一個含義，必須同時是指它的三個部分，如果指的只是它的一部分，指什麼它就是什麼。這是一種不規范的用詞方法，屬於自創性質。它體現的不是社會的共識，而是個人的認識。但《胡文》卻要用它去規范漢語現行的用詞方法，例如主張修改列寧書名中的“國家”一詞。這自然行不通。當《胡文》說列寧使用“國家”一詞指的是政權的時候，現行的用詞方法是完全認同的。因為這正是列寧使用“國家”一詞所要表達的意思。按照現行的用詞方法，使用詞語就是為了表達意思，讓詞語有所指。但是，當《胡文》進而提出把“國家”改為“政權”，說“國家”一詞指什麼就該叫什麼的時候，現行的用詞方法就無法接受了。因為這已經超出使用詞語的范圍，已經不是使用詞語，而是取消詞語，因為它隻要詞語表達的意思，不要詞語本身。這樣一來，“國家”一詞，除了在辭書上（在第一個環節上）還能見到，在日常生活中（在第二個環節上）就該絕跡了，因為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國家”一詞，要麼指政權，要麼指地域，它們都已經指什麼就是什麼了。

《國家與革命》的譯法是正確的。

附：

《國家與革命》的譯法

　 胡為雄

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確是一部內容豐富的書，值得我們去精心閱讀。遺憾的是，這部書的書名翻譯有些缺憾，也許，它譯成《政權與革命》更好。著名學者朱光潛早在《出版工作》（1979年第1期）上著文指出：《國家與革命》的國家一詞俄文是государство，英譯作“State”,這個詞似譯為政權或國家政權較妥，因列寧這裡所指的主要是政權。而國家除有政權之外，還有領土和人民。到了共產主義，消亡的是政權而不是領土和人民。這有其道理。確實，列寧當時號召的是用革命摧毀俄國國家政權而不是整個俄國。從今天來看，我們使用的漢語中有“國家”、“國家政權”、“國家權力”等詞匯，完全可以用來准確地對應翻譯《國家與革命》一書。在漢語語境中，說國家是暴力機關顯然是荒謬的，說某種施行鎮壓職能的機關是“暴力機關”才說得通。但在建設政治文明的時代，我們在使用政治術語時應當更加精確、規范，如把軍隊表述為“武裝力量”，把警察表述為“治安力量”，所發揮的是防止外敵入侵與防暴安良的功能。如果結合原文和譯文來研究《國家與革命》這部經典，能使我們更好地理解其精神實質，更好地學習列寧的政治智慧。

（《學習時報》2005年12月19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