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國家與革命》譯文中一些問題的說明——答王福杭同志

《世界共運研究》1996年第2期刊載了王福杭同志的文章《<國家與革命>中翻譯問題探微》（以下簡稱王文），對中央編譯局編譯的《國家與革命》一書譯文提出批評意見。作為這一譯文校訂的負責人，我對王文所提的意見和改譯方案作了仔細的研究，並同有關同志交換了意見，下面按照王文的三個部分依次作出答復。

第一部分

1.　 關於王文提出的第1句

原文：“Не будь этого раскола，‘самодействуюшая вооружен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населении’отличалась бы своей сложностью， высотой своей техники и пр. от примитив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тада обезьян， берущих палки，или первобытных людей，или людей，объединённых в клановые общества，но та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была бы возможна.”

原譯：“如果沒有這種分裂，‘居民的自動的武裝組織’，就其復雜程度、技術水平等等來說，固然會不同於拿著樹棍的猿猴群或原始人或組成克蘭社會人們的原始組織，但這樣的組織是可能有的。”（《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9頁。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卷次的都是第31卷）

改譯：“假如不發生這種分裂的話，那麼，‘居民的自動的武裝組織’，就會不同於手持樹棍的猿猴群、原始人或克蘭社會的人們的原始組織了，而這樣的組織也就是可能有的了。”

王文說，не будь這個條件從句是說明后面的整個復合句的。這是對的。但王文說原譯與上述語法結構不同就說得不對了。因為與上述語法結構不同的恰恰是改譯，而不是原譯。原譯的“固然……但是”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如果沒有“但是”，隻有“固然”，整句話就還沒有完。這要歸功於“固然”一詞的色彩。美中不足的是，“固然”一詞的語氣稍嫌肯定了些，原譯在努力用“固然”一詞把“但是”同它拴在一起時忽略了這一點。現在看來，把“固然”改為“盡管”，可能更好。

改譯的情況則不同。改譯方案中的“而”字乃是“這樣一來”或“於是”的意思。“而”句已延伸為另一層意思，“就會”句並不依存於它，沒有它也可以獨立存在，並同“假如”句構成一個意思完整的句子。所以，原文的句子結構已經改變了，而且造成了惡果。

這一節的主旨是，根據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這一著作，闡述馬克思主義在國家起源問題上的基本觀點。列寧通過這一節的標題《特殊的武裝隊伍，監獄等等》告訴讀者，國家就是特殊的武裝隊伍，專門的武裝隊伍（后來成了常備軍，正規軍）。他在后面的章節中還說，國家是“特殊機構”，是“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第16、40、85—87頁）。那麼，國家起初是怎樣產生的呢？

我們討論的這段話和它下面的一段話，合起來講了一個意思：國家是隨著階級的產生而產生的。前一段話說：如果社會沒有分裂為階級，居民的自動的武裝組織即全民的武裝組織（全民民兵制），盡管在組織程度和“武器裝備”的水平上會不同於猿猴群等的原始組織，但無論差別有多大，全民的武裝組織是可能有的。全民的武裝組織可能不可能有，完全取決於社會是否分裂為階級。后一段話說：一旦社會分裂為敵對階級，全民的武裝組織就不可能有了，如果人人都武裝，不同階級的武裝組織就會打得不可開交，於是，全民的武裝組織就被特殊的武裝隊伍所取代，國家也就產生了。列寧的意思很清楚：“居民的自動的武裝組織會不同於猿猴群……的原始組織”這一句，跟居民的自動的武裝組織能不能保持下去不被取代毫無關系，它在句中“飾演配角”，作用就是當陪襯，有它沒它都不影響立論的依據。王文改變原文句子結構，把其中的“配角”變成“主角”，列寧這段話就成了：假如社會不分裂為階級，居民的自動的武裝組織就會在某些方面不同於猿猴群……，而（這樣一來）這樣的武裝組織也就是可能有的了。換句話說：居民的自動的武裝組織（全民武裝）之所以可能有，是由於它會在某些方面不同於猿猴群……的原始組織，而它之所以會在這些方面不同於猿猴群……的原始組織，又是由於社會沒有分裂為階級。列寧的思想已經面目全非了。

附帶說一句，改譯把猿猴的前肢稱為手，也似不妥。

2. 關於王文提出的第2句

原譯：“恩格斯所說的國家‘自行消亡’這句話（СловаЭнгельсаоб《отмирании》государства）是這樣著名，這樣經常地被人引証，又這樣清楚地表明了通常那種把馬克思主義篡改為機會主義的手法的實質，以致對它必須詳細地考察一下（нанихнеобходимоподробноостановиться）。現在我們把談到這句話的整段論述援引如下（Приведемвсерассуждение，изкоторогоонивзяты）：”

（第14頁）

改譯：“恩格斯關於國家‘自行消亡’的論述是那樣著名，是那樣經常地被人引証，又是那樣清楚地揭示了那種慣於把馬克思主義篡改為機會主義伎倆的實質。因此對這些言論我們不得不詳細地加以闡述。”

交代一下，原譯多引了一句。這是《國家與革命》第一章第4節的第一段話，它由兩句話構成，兩句話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研究問題時應當把它們結合起來考慮。

王文譯出的是第一句。王文認為，показывают一詞應譯為“揭示”。王文還認為：（1）слова一詞是復數，不是“一句話”，應譯為“言論”或“論述”﹔（2）на чем остановиться是“講述”之意，不是“考察”。

王文沒有譯出的第二句，按照王文的上述意見，應當譯為“現在我們把提到這些言論（或論述）的整段論述援引如下”。

同意把“表明”改為“揭示”。王文的其余兩個意見值得商榷。

слово一詞，從俄語本身說，單數的本意就是“一個字”，復數的本意則是“幾個字”。把復數詞譯成“一句話”不過是換了一個說法，意思並沒有改變。俄漢大辭典在解釋слово一詞的用法時，就把“перекинуться двумя-тремя словами”解釋為“互相說兩三句話”。至於“на чём остановиться”，俄漢大辭典解釋的第一個意思是“（在觀察、研究、描述時）著重研究”，把它譯為“考察”是符合俄文原意的。

列寧在這裡說：恩格斯所說的“國家‘自行消亡’”這句話非常著名，經常被人引用，但總是遭到機會主義的歪曲。為此必須對它進行詳細的考察，看看恩格斯這一結論是怎樣得出來的，它是針對什麼說的。於是列寧援引了恩格斯談到這句話的整段論述。這段論述出自恩格斯的《反杜林論》一書，一共390個字。恩格斯在那裡說：到目前為止還在階級對立中運動著的社會，都需要有國家。無產階級取得國家政權后，對所有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消滅產生階級的根源，從而消滅階級，到那時，國家就不再需要了，國家政權對社會關系的干預將成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來。恩格斯據此得出結論：“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黑體是列寧用的）列寧援引了恩格斯的論述之后在下文接著指出：經過考察他認為，“國家自行消亡”的結論不是針對一切國家說的，而僅僅是針對無產階級國家說的。資產階級國家不會自行消亡，對它必須進行暴力革命，自行消亡的是無產階級國家，即半國家。人們把“國家自行消亡”解釋為一切國家包括資產階級國家都是自行消亡，列寧認為這是歪曲，是把馬克思主義篡改為機會主義。

王文說：слова不是“一句話”，而是“言論”或“論述”。王文認為，非常著名、經常被人引用並總是遭到機會主義歪曲的，不是“國家自行消亡”這句話，而是關於“國家自行消亡”的“言論”或“論述。”它們出自何處呢？根據王文沒有譯出的列寧第二句話，它們出自列寧引自恩格斯《反杜林論》的一段論述。我們仔細查看了這段論述，390個字的論述一句一句過目，但除了“國家是自行消亡的”這句話是非常著名、經常被人引用並總是遭到機會主義歪曲的之外（列寧已經用黑體字把它標示出來了），沒有發現其他任何關於“國家自行消亡”的“言論”和“論述”是具有這三項“體征”的。王文指認的那些“言論”和“論述”根本不存在。

王文還說：на чем остановиться不是“考察”，而是“闡述”和“講述”。按照王文的說法，列寧援引恩格斯的整段論述，不是為了考察恩格斯怎樣得出自己的結論，而是為了闡述和講述恩格斯整段論述中具有那三項特點的、關於“國家自行消亡”的“言論和論述”。可是，列寧在援引恩格斯的整段論述之后並沒有去“闡述”和“講述”它們，因為它們根本不存在。

王文的“舉証”缺乏事實依據。

其次。這一節的標題叫《國家“自行消亡”和暴力革命》。而這一節的第一句話又是：“恩格斯所說的國家‘自行消亡’這句話……。”列寧的這種寫法也是在提醒我們，這一節的第一句話跟標題是直接銜接的，第一句話裡面的“國家‘自行消亡’”來自標題，它一共六個字，слова這個復數詞就是一句話。

附帶說一句，《國家與革命》一書中還有一處也用了слова這個復數詞，那裡同樣不能譯為“言論”或“論述”而必須譯為“幾個字”。這就是王文第5句提到的“‘把官僚軍事國家機器打碎’這幾個字”。它的俄文原文是：“В этих словах《сломать бюрократически-военную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ую машину》”。在那裡，王文甚至說слова這個復數詞是“寥寥數字”。列寧這句話出自它上面的一段引文，即馬克思的一封信。有意思的是，同第一章第4節的做法一樣，列寧在引文中也是使用黑體把這幾個字標示出來，提醒讀者注意他所著重的僅僅是這幾個字。

3. 關於王文提出的第3句

　 原譯：“在這裡我們看到馬克思主義在國家問題上一個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以后開始這樣說）這個思想的表述，其次我們還看到給國家下的一個非常引人注意的定義，這個定義也屬於馬克思主義中‘被忘記的言論’：‘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第22頁）

　 改譯：“在這裡我們看到，馬克思主義在對國家問題上確切表達了這樣一個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無產階級專政’（在巴黎公社后馬克思和恩格斯開始這樣說 ）的思想。我們還看到，馬克思主義給國家下了一個非常吸引人的定義：‘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該定義也是馬克思主義中‘被忘卻了的言論’。 ”

這是列寧對《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有關言論的評價。王文對原譯的改動值得商榷。

　 （1）先看改譯的第一句。

首先，改譯“馬克思主義……確切表達了……一個重要思想”這一句中的“表達”一詞欠妥。我們可以說“馬克思恩格斯表達了一個重要思想”，也可以說“《共產黨宣言》表達了一個重要思想”，但不能說“馬克思主義表達了一個重要思想”。這裡的“馬克思主義”確實是指馬克思和恩格斯，是指《共產黨宣言》，但它又比后二者更含蓄，涵蓋得更廣。《馬克思主義在國家問題上的重要思想》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它在發展過程中包括幾個階段，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只是其中的一個階段。列寧說“在這裡我們看到馬克思主義在國家問題上一個重要思想的表述”，是說“我們看到了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發展的這個階段”。

其次，改譯句中的“確切”一詞也欠妥。原譯“表述”一詞的俄文原文為“формулировка”，這是一個動名詞，辭典的解釋是：“（意思的）表述”。但這個詞的動詞在辭典上有兩個解釋（與本題無關的不計）：“確切簡練地表述出來”和“說出”。根據辭典的解釋，這個詞的確可以有兩種譯法，既可以譯為“表述”，也可以譯為“確切表述”。但哪一個方案更符合作者的思想呢？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闡述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思想時，把它的發展分作三個階段：1847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代表第一階段，1852年馬克思著的《霧月十八日》代表第二階段，1871年馬克思著的《法蘭西內戰》代表第三階段。由於《宣言》沒有提出（當時也不可能提出）打碎舊國家機器和用什麼來代替這兩個問題，列寧在用第二階段同第一階段對比時說：在《宣言》中，“國家問題還提得非常抽象，隻用了最一般的概念和說法”﹔而在《霧月十八日》中，“問題提得具體了，並且作了准確、明確、實際而具體的結論：過去一切革命都是使國家機器更加完備，而這個機器是必須打碎、必須摧毀的”。（第26頁）在用第三階段同第一階段對比時，列寧說：無產階級將用什麼東西來代替被打碎的國家機器呢？《宣言》“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還十分抽象”，“ 以‘無產階級組織成為統治階級’來代替，以‘爭得民主’來代替，這就是《共產黨宣言》的回答”。（第38頁）“后來在1871年，歷史才把這個問題提到日程上來。”（第29頁）現在改譯卻說：在《宣言》的這個地方，我們（即列寧）看到，“馬克思主義在國家問題上確切表達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改譯的說法同列寧的說法截然相反，但它又是列寧的看法，這無異是把列寧從發展的觀點出發絕對不能接受的看法強加到列寧頭上。

（2）再看改譯的第二句。改譯把附屬句“該定義也是馬克思主義中被忘卻了的言論”變成獨立句，把它放在段末，這樣處理不當。

在列寧的原文中，該附屬句是附帶講的，不宜把它變成獨立句加以強調，列寧需要強調的是國家的定義。列寧把國家的定義放在段末，並用黑體字把它標示出來，是為了讓它跟下一段話的第一句“國家的這個定義”直接銜接。改譯改變了句子的語序，列寧的用心也就白費了。

4. 關於王文提出的第4句

原文：“Воспитывая рабочую партию， марксизм воспитывает авангард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спосбный втять власть и вести весь народ к социализму， направлять и организовывать новый строй，быть учителем，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м，вождём всех трудящихся и эксплуатируемых в деле устройства своей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жизни без буржуазии и против буржуазии . Наоборот, господствующий ныне оппортунизм воспитывает из рабочей партии отрывающихся от массы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лучше оплачиваемых рабочих,‘устраивающихся’сносно при капитализме, продающих за чечевичную похлебку cвое право первородства, т. е. отказывающихся от рол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х вождей народа против буржуазии.”

原譯：“馬克思主義教育工人的黨，也就是教育無產階級先鋒隊，使它能夠奪取政權並引導全體人民走向社會主義，指導並組織新制度，成為所有被剝削勞動者在不要資產階級並反對資產階級而建設自己社會生活的事業中的導師、領導者和領袖。反之，現在佔統治地位的機會主義卻把工人的黨教育成為一群脫離群眾而代表工資優厚的工人的人物，隻圖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苟且偷安’，為了一碗紅豆湯而出賣自己的長子權，也就是放棄那領導人民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領袖作用。”（第24頁）

改譯：“馬克思主義教育工人的黨，即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使它能夠奪取政權並引導全體人民走向社會主義，指導創建新制度，並在建設沒有資產階級的社會生活中，在反對資產階級的事業中，成為所有被剝削勞動者的導師、領導者和領袖。然而，現在佔統治地位的機會主義，卻要把工人的黨教育成為脫離群眾而代表高薪工人的人物。這些人隻圖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苟且偷安’，為了一碗紅豆湯而出賣自己的長子權。也就是說，他們否認人民革命領袖在反對資產階級斗爭中的領導作用。”

這段話包括兩個長句。改譯方案的多處改動值得商榷。

一、關於第一個長句。

（1）首先，改譯方案“馬克思主義教育工人的黨，即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沒有把列寧使用副動詞句的用意表達出來。列寧完全可以在“工人的黨”和“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之間使用“即”字，這樣做非常簡單容易，但他沒有這樣做，而是舍簡就繁，重復使用“教育”一詞，一個“教育”是主動詞，一個“教育”是副動詞，他是在用副動詞句去修飾主動詞句，就像使用副詞去修飾動詞一樣。列寧使用這樣的語法，意在強調：馬克思主義教育工人的黨，是在教育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既然是先鋒隊，就要把它教育成才，使它能起先鋒隊的作用。所以下文接著說：要使這個先鋒隊能夠如何如何，而不是像機會主義那樣把工人的黨教育成什麼什麼。

俄語副動詞句的這種用法其實是很常見的。例如1918年8月23日，列寧在一次群眾大會上說：“Сейчас, борясь за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строй в России, мы боремся за социализм всего мира.”列寧在這句話裡就是重復使用“斗爭”一詞，一個“斗爭”是主動詞，一個“斗爭”是副動詞，他是在用副動詞句去修飾主動詞句。列寧這次講話見於《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該卷把這句話就譯為：“現在，我們為俄國的社會主義制度而斗爭，也就是為全世界實現社會主義而斗爭。”（第35卷第69頁）

改譯方案那樣處理，顯然沒有理解列寧使用副動詞句的本意。

（2）原譯“指導並組織新制度”一句中的“並”字，原文為“и”，改譯舍棄不譯，容易產生歧義。

（3）改譯方案中的“在建設沒有資產階級的社會生活中，在反對資產階級的事業中”這兩句，如果轉譯成俄文，已經無法再現列寧俄文的原貌了，如果轉譯，那就成了：“в устройств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жизни без буржуазии ， в деле против буржуазии”。因為改譯方案已經對列寧原句進行了拆解重組，而且，像“дело против буржуазии”這樣的組合根本不符合俄語語法，屬於文字不通。改譯不是在翻譯，而是在改寫。

改譯方案並沒有弄清楚原文的語法。按照俄語語法，“без буржуазии（沒有或不要資產階級）”和“против буржуазии（反對資產階級）”這兩個前置詞詞組都是修飾動名詞“建設”的，都是說明在什麼情況下建設。第一個詞組說明是在沒有資產階級、不要資產階級的情況下建設，是勞動群眾自己動手建設，親自參加建設。第二個詞組進一步強調，勞動群眾甚至是在反對資產階級的情況下建設。列寧曾在《給美國工人的信》中使用同樣的詞組來表達同樣的意思。他在信中說：勞動群眾在自己動手建設新生活的時候可能會犯這樣那樣的錯誤，但他們所犯的每一個錯誤，“都抵得上剝削者少數的一千個、一百萬個‘沒有錯誤的’成就……因為工人和農民隻有通過這樣一些錯誤才能學會建設新生活，學會不要資本家也能進行建設（Ибо толькочерез такие ощибки научатся строить новую жизнь，научатся обходиться б е з капиталистов рабочие и крестьяне）。”列寧還說：工農蘇維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形式，是在不要資產階級和反對資產階級的情況下來管理國家的一種方式（это……способ управле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без буржуазии ипротивбуржуазии）”。(《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60—61頁，引文中的黑體和著重號都是列寧用的)

還要補充一句。原文在“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жизни（社會生活）”之前本來還有“своей（自己的）”一詞，改譯方案沒有把它譯出來，因為它已經無法把它譯出來了。該詞所指的對象本來是所有被剝削勞動者，在王文改造了原文結構之后，這個對象已經變成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了，如果把它譯出來，那就成了：馬克思主義教育……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使它能夠……在干自己的事情時（在建設自己的社會生活中）……成為所有被剝削勞動者的導師、領導者和領袖。王文對原文的改造使真理成了謬誤。

二、關於第二個長句。

首先，關於這句話的語法結構。王文說：“隻圖”、“出賣”、“放棄”這些動作是от-

рывающихся от массы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脫離群眾的代表們）發出的。就是說，王文把這三個表示動作的形動詞看作是定語，認定它們所定的詞是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代表們）。這就錯了。拿第一個形動詞устрайвающихся來說，它前面有兩個復數第二格名詞，即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代表們) 和рабочих（工人），如果這裡的形動詞真是作為定語使用，那麼按照形動詞的規則，它隻能去定它跟前的“工人”，而不能舍棄它去定更遠的“代表”，這一來意思就講不通了。第一個形動詞尚且如此，第二第三個形動詞距離更遠，就更不可能去定“代表”了。所以，三個形動詞不是定語。從長句的情況看，它們跟最前面的形動詞отрывающихся（脫離）是並列的四個成分。俄語的形動詞有時可用作名詞，例如трудяшийся就是勞動的人、勞動者，復數就是一群勞動的人、勞動群眾。四個並列形動詞就屬於這種情況。原文使用這種句法，意思是說：機會主義卻把工人的黨教育成為一群脫離……的人，一群隻圖……的人，一群出賣……的人，也就是一群放棄……的人。原譯從意思上說，是符合原文的。如果想在形式上更鮮明地突出四個形動詞的並列關系而又不至於太羅嗦，也可以把列寧這句話譯為：“反之，現在佔統治地位的機會主義卻把工人的黨教育成為這樣一群人：他們脫離群眾而去代表工資優厚的工人的利益，隻圖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苟且偷安’，為了一碗紅豆湯而出賣自己的長子權，也就是放棄那領導人民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領袖作用。”

改譯這一句中還有幾處改動值得商榷。1、“卻要把工人的黨教育成為”——這裡的“要”字加得不當，原文不是將來時。2、“高薪”一詞是現代用語，有其特殊的內涵和色彩，不宜用到幾十年前的人們頭上。3、“他們否認人民革命領袖在反對資產階級斗爭中的領導作用”——這一句容易理解為“他們否認少數領導人（領袖們）的領導作用”，而按照原文的意思，他們否認的是自己的領導作用，是整個黨的領導作用。

5. 關於王文提出的第5句

原文：“Вэтихсловах：《сломатьбюрократически-военную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ую

машину》заключается，кратковыраженный，главныйурокмарксизмаповопросуозадачахпролетариатавреволюциипоотношениюкгосударству.”

原譯：“‘把官僚軍事國家機器打碎’這幾個字，已經簡要地表明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在對待國家方面的任務問題的主要教訓。”（第36頁）

改譯：“‘摧毀官僚軍事國家機器’雖寥寥數字，卻言簡意賅，蘊含著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應如何對待國家問題上的主要教訓。”

王文認為，原譯“在對待國家方面的任務”這一表達方式“句意模糊”，它的意思其實就是“應如何對待國家”，主張去掉“任務”二字。一般說來，“在對待國家方面的任務”，意思確實就是“應如何對待國家”，‘任務’二字可以刪去。但《國家與革命》一書情況特殊，在這裡，任務二字是否刪去，須要從全局考慮，因為列寧在書中多次使用這一說法，他要強調的正是“任務”一詞。列寧在寫作《國家與革命》一書時，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已迫在眉睫，面對強大的國家機器，無產階級該怎麼辦，對這個被機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攪得最亂的問題必須作出回答，為無產階級指明任務。列寧給《國家與革命》一書的筆記定名為《馬克思主義和國家》時，接著就說：“確切些說：無產階級在對待國家方面的任務”。副標題則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論國家、論革命在政治方面（在它對待國家方面）的任務”。（第132頁）列寧在《國家與革命》第二章第2節中，根據馬克思在1852年寫的《霧月十八日》這一著作，回答了“無產階級在對待這個國器方面的任務是什麼（Каковы задачи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這個問題，說任務就是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打碎官僚軍事國家機器。他還說：馬克思“這樣提出任務，不是根據邏輯的推論，而是根據事變的實際發展，根據1848—1851年的生動經驗。”列寧說：“馬克思在1852年還沒有具體提出用什麼東西來代替這個必須消滅的國家機器的問題……在1852年，要以觀察自然歷史那樣的精確性下斷語，還隻能說，無產階級革命已面臨‘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壞力量’來反對國家政權的任務，即‘摧毀’國家機器的任務。”接下來，在第三章第1節，在引用恩格斯給庫格曼的信的時候，列寧再次使用了上述說法，也就是改譯認為“句意模糊”的這句話。直到第四章和第六章，列寧還在使用這一說法。（第60、107頁）

《國家與革命》一書的書名和列寧給筆記取的名稱都表明，本書的主旨就是闡明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在對待國家方面的任務，保留作者體現本書主題思想並反復加以使用的說法，能幫助讀者更好地把握作者在書中的思路。

順便說一句，改譯“無產階級在革命中應如何對待國家問題上的主要教訓”這一方案有語病，“主要教訓”成了應如何對待的對象，並導致句子不通。

最后，改譯“雖寥寥數字，卻言簡意賅，蘊含著”這一方案有可取之處，但語氣有重復。這句譯文如果修改，可考慮改為：“‘把官僚軍事國家機器打碎’這幾個字言簡意賅，蘊含著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在對待國家方面的任務這一問題上的主要教訓。”具體如何修改，我們將在以后修訂譯文時加以研究。

6. 關於王文提出的第6句

原譯：“執政的‘社會革命黨’的機關報《人民事業報》不久以前在一篇社論中，用‘大家’都以政治賣淫為業的‘上流社會’中的人物的無比坦率的口吻（с бесподобной

откровенностью людей из 《хорошего обшества》，в котором 《все》 занимаютс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проституцией）自供說，甚至在‘社會黨人’（請原諒我用這個詞！）主管的各部中，整個官吏機構實際上還是舊的，還在按舊的方式行使職權，十分‘自由地’暗中破壞革命的創舉（саботирует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е начинания вполне 《свободно》）！”（第44頁）

改譯：“執政黨‘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報《人民事業報》不久前在一篇社論中，曾以‘上流社會’人物中‘大家’都在從事政治賣淫那種無比坦率的口吻自供說，甚至在‘社會黨人’（請原諒我用這個詞！）主管的各部中，整個官吏機構實際上還是舊的，還在按舊方式行使職權，而暗中卻十分‘自由地’干著破壞革命的勾當。”

這個長句中，改譯作了較大改動的兩句（附有俄文原文）值得商榷。

關於第一句。

原譯“用‘大家’都以政治賣淫為業的‘上流社會’中的人物的無比坦率的口吻自供說”這一句，念起來拗口，但它符合文理和邏輯。

改譯“曾以‘上流社會’人物中‘大家’都在從事政治賣淫那種無比坦率的口吻自供說”這一句，念起來不拗口，但它不符合文理和邏輯。因為“那種”一詞是“即”的意思，但“那種”之前是行為，“那種”之后是口吻，二者之間無法劃等號。

改譯這句話，如果改成“以‘上流社會’人物中‘大家’都在從事政治賣淫因而什麼臉皮都不要的無恥口吻自供說”，才符合文理和邏輯，因為行為和口吻之間是因果關系。不過，這已經不是翻譯，而是解釋了。

為了使譯文在每次修訂之后能夠相對穩定，再次修改的方案不僅要能克服原譯的缺點，而且必須站得住腳。如果修改方案也存在明顯的缺點，本身還須要修改，那就不如不改譯，等以后有了站得住腳的方案再改譯。這是修訂譯文時應當遵守的一條原則。

關於第二句。

王文說，原譯“十分‘自由地’暗中破壞革命的創舉”這句話存在兩個問題。一是“破壞革命的創舉”意思模糊，費解﹔二是這句話跟上句話“整個官吏機構……還在按舊方式行使職權”不銜接。

實際上，是王文沒有把原文的意思弄清楚。

首先，“革命的創舉”是復數詞，是具體的事物，把“破壞一個個革命創舉”譯成“破壞革命”，這不是翻譯，而是改寫。

其次，原譯的上下句是銜接的。列寧的上句是說，整個官吏機構仍然是衙門作風，下句是說，它們壓制群眾的創造性和主動性。這裡涉及到當時的一些具體情況。1917年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專制制度后，面對極其嚴重的經濟破壞，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卻無所作為。為了緩解生產和生活中的困難，全俄各地涌現出來的許多民主組織，如各種供給委員會、糧食委員會和燃料會議之類，就自動採取措施來解決糧食、燃料等的供給問題。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參加臨時政府后雖然主管了一些部，但這些部仍由舊的官吏把持著，“整個官吏機構還是舊的”，還在按舊的方式行使職權（還是衙門作風），它們一方面放任資本家進行掠奪（第12頁），另一方面又肆意破壞民主組織自動採取的各種重大措施。列寧說舊的官吏機構“破壞革命的創舉”，是指它們破壞這些民主組織自動採取的救助措施。[1]

原譯經過王文改譯，列寧上下句的意思就成了這樣：整個官吏機構仍然是衙門作風，而暗中卻十分‘自由地’干著破壞革命的勾當。本來銜接的上下句，現在已經不知所雲了。

7. 關於王文提出的第7句

原譯：“恩格斯一再著重指出，不僅在君主國，而且在民主共和國，國家依然是國家，也就是說仍然保留著它的基本特征：把公職人員，‘社會公仆’，社會機關（органы общества），變為社會的主人。”（74頁）

王文說：“蔡毅先生認為，這句話應改為‘……把……社會的工具，變為凌駕於社會之上的老爺’。”王文認為：“社會機關”不一定非改為“社會工具”不可，因為二者都是概念不清﹔而“社會的主人”則必須改，因為列寧是在提醒人們要防止把國家機關及其人員變成高高在上的老爺。

兩個問題。（1）“社會機關”是不是概念不清，要不要改為“社會工具”。（2）“社會主人”要不要改為“凌駕於社會之上的老爺”。

列寧這一段話，引自恩格斯1891年為馬克思《法蘭西內戰》寫的《導言》，原文是德文。恩格斯在這段話的上文說：“社會為了維護共同的利益，最初通過簡單的分工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機關。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機關——為首的是國家政權——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從社會的公仆變成了社會的主人（Herren über dieselbe ）。”[2]恩格斯在下文還說：“為了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Herren der Gessellschaft）……公社採取了兩個可靠的辦法。”[3]

關於第一個問題。恩格斯在上文把“社會機關”是怎麼一回事講得很清楚。恩格斯的上下文是一個完整的整體，隻要把上下文聯系起來考慮，“社會機關”就不存在“概念不清”和必須修改的問題。

關於第二個問題。恩格斯在文章中兩次提到“社會主人”，一次使用了前置詞“über”（相當於俄語的“над”），一次沒有使用前置詞。從兩處的情況看，兩個“社會主人”在性質上沒有差別，看不出恩格斯是在提醒隻有使用前置詞的才是高高在上的老爺。既然恩格斯自己認為兩種用法沒有差別，我們也就沒有必要在二者的差別上做文章了，須知這是在替恩格斯作主。

8. 關於王文提出的第8句

原文：“Может быть, теперь, когда июльские и августовские преcледования нашей партии республиканцами 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мещанской демократией сделали слово «большевик» таким всенародно-почетным, когда они ознаменовали кроме того столь громадны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шаг вперед, сделанный нашей партией в е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м развитии, может быть, и я поколебался бы в своем апрельском предложении изменить название нашей партии.”

原譯：“現在，由於共和黨人和‘革命’市儈民主派在7、8月間對我黨實行迫害，‘布爾什維克’這個名詞獲得了全民的榮譽，除此而外，這種迫害還表明我黨在真正的發展過程中邁進了多麼巨大的具有歷史意義的一步，在這個時候，也許連我自己也對我在4月間提出的改變我黨名稱的建議表示懷疑了。”（第78頁）

改譯“現在，也許正是共和黨人和‘市儈’革命民主派在7、8月間對我黨的迫害，才使得‘布爾什維克’這個詞在全國人民中贏得了聲譽。”

交代一下，原譯引完了全句。

王文說：插入語Может быть漏譯了。“名詞”中的“名”字應刪去。“全民的榮譽”意思模糊。

同意把“名詞”改為“詞”。“全民的榮譽”可再作研究。

至於Может быть，那不是原譯漏譯了，而是王文把語法關系看錯了。王文隻看了半句就動手改譯，沒有看到句子的全貌。從整個句子看，Может быть和теперь都是修飾主句的，意思是說：“也許現在，我也對……（自己的）建議表示懷疑了。”列寧為了說明“現在”是個什麼樣的現在，在“現在”一詞之后使用了兩個帶когда的時間付句，由於兩個付句太長，拉開了“也許現在”同主句的距離，列寧在兩個付句之后特意重復了一遍“Может быть”（“也許”）。這個長句，如果採用原文的句型，應當譯為“也許現在，當……的時候，當……的時候，——也許現在，連我也對我在4月間提出的……建議表示懷疑了。”原譯在處理這個語句時，是先交代“現在”是個什麼樣的現在，然后使用狀語（“在這個時候”）把“現在”跟主句及其插入語連接起來，雖然沒有照搬原文的句型，但嚴格保持著原文的語法。王文把用於主句的插入語放到付句中作插入語，是把語法關系弄錯了。

9. 關於王文提出的第9句

原文：“Во всех таких предприятиях техника предписывает безусловно стра-

жайшую дисциплину，величайшую аккуратность，при соблюдении каждым ука-

занной ему доли работы……”

原譯：“在所有這些企業中，技術條件都絕對要求嚴格地遵守紀律，要求每個人十分准確地執行給他指定的那一份工作……”

改譯：“……要求每個人一絲不苟地做好給他指定的工作……”

改譯方案可行。

10. 關於王文提出的第10句

原文：“……формулировка， в которую облек свои мысли Паннекук，страдает очень большими недостатками. ”

原譯：“潘涅庫克表達自己思想的時候在措詞上有很大的缺點，但是意思還是清楚的……”（第108頁）

改譯：“潘涅庫克在闡述自己的思想時，真是漏洞百出（或：在措詞上有很多嚴重缺點）……”

交代一下：原譯多引了一句﹔原譯的“措詞”應為“措辭”。

王文說：“原文中的недостатками（缺點）是復數，其修飾成分очень большими是‘多而嚴重’之意。”

王文的意見值得商榷。俄語“недостаток”一詞作“缺點”解時，可用單數，可用復數。使用復數時，有時表示多，有時不表示多，俄漢大辭典的例句“недостатки слуха

聽覺的缺陷”就是証明。“большой”一詞有多種釋義，但並無“多”的釋義，作“重大”解釋時是指“重要”而不是指“嚴重”，修飾它的“очень”一詞是指程度而不是指數量。王文理解上的偏差，造成了兩個后果。

（1）與事實不符。潘涅庫克表達的思想，就是這句話上面的五行小字，四個並不算長的句子，其中不妥之處，列寧已經用異體字表示出來了，這就是：“無產階級的斗爭不單純是為了國家政權而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而且是反對國家政權的斗爭”。列寧說潘涅庫克在措辭上有很大缺點，是說他籠統地說“為了”，籠統地說“反對”。列寧在下文接著指出，籠統地說為了國家政權而斗爭是機會主義者的觀點，籠統地說為反對國家政權而斗爭是無政府主義者的觀點。現在改譯說，五行小字中“漏洞百出”，“在措辭上有很多嚴重缺點”。它們表現在哪裡呢？王文對潘涅庫克的批評顯然不實。

（2）使列寧的評語自相矛盾。王文改譯的這句話，是列寧對潘涅庫克的評語的上半句，列寧還有下半句，那就是：“但是意思還是清楚的”（Но мысль все же ясна）。列寧的評語，如把上半句和下半句合起來，原譯和改譯大相徑庭。按照原譯，是總體上肯定，但認為還有缺點。按照改譯，是既要肯定又要否定，列寧已經語無倫次了。

11. 關於王文提出的第11句

原譯：“但是本書第2冊（《1905年和1917年俄國革命的經驗》）”看來隻好長時間拖下去了﹔做出‘革命的經驗’是會比論述‘革命的經驗’更愉快、更有益的。”（第119頁）

王文說，“做出革命的經驗”不如改為“干出革命的經驗”。

王文的意見可以考慮。

第二部分

1. 關於王文提出的第1句

原譯：“他們忘記、抹殺和歪曲這個學說的革命方面（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сторона），革命靈魂。”（第4頁）

王文說：把сторона譯為“方面”不妥，按該詞的轉義應改為“內容”或“觀點”。

王文的意見值得商榷。王文認為，不能把сторона譯為“方面”，是因為馬克思主義中不可能有與革命並列或相對的“方面”。按照這一邏輯，把“方面”改為“內容”或“觀點”同樣不妥，因為馬克思主義中也不可能有與革命並列或相對的“內容”或“觀點”，如果真是馬克思主義的話。

2. 關於王文提出的第2句

原譯：“……最后，議會制共和國……除採用高壓手段而外，還不得不加強政府權力的工具和集中化（средства и централизацию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第26頁）

改譯：“……議會制共和國……在採取高壓手段的同時，還不得不強化政府權力職能，使權力集中化。”

說明一下，在俄文原文中，“政府權力”一詞修飾的對象很明確，既有“工具”，又有“集中化”。但在原譯中，“集中化”是否是修飾對象不太明確，它似乎是，又似乎不是。如果不怕羅嗦，不妨把修飾被修飾的關系明確起來，把它譯為“加強政府權力的工具和政府權力的集中化”。怎樣更好，有待以后修訂譯文時研究。

王文作了兩處涉及意思的改動。一處是把“加強政府權力的工具”改為“強化政府權力職能”﹔一處是把“加強政府權力的集中化”改為“使權力集中化”。王文的兩處改動值得商榷。

原文這兩處“加強”，有著特殊的含義。

這一句及其上下文引自馬克思1852年的《霧月十八日》一書，原文為德文。“工具”一詞的德文原文為“mittel”，它和俄文“средства”的意思完全一致，首要的意思都是“手段”、“工具”、“方式、方法”，它們都沒有“職能”的釋意。所謂“加強政府權力的工具”，是指加強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它包括官吏隊伍和軍隊兩部分。馬克思在上文說，法國資產階級國家機器通過這方面的不斷加強，已經發展成為擁有50萬官吏和50萬軍隊的龐然大物。至於“加強政府權力的集中化”，則是指加強中央集權，借用《國家與革命》第三章第2節引用的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一書中的說法，通過這方面的不斷加強，法國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已經成為“資本對勞動作戰的全國性武器”。資產階級國家機器通過這兩方面的不斷加強，最終使自己走向反面，馬克思根據物極必反的道理，得出了“必須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結論，說“一切變革都是使這個機器更加完備，而不是把它摧毀”。就是在論証這一結論時，馬克思歷數了促使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從量變走向質變的五次變革（革命）。其中：專制君主國開始實行中央集權，這是第一次變革﹔議會制共和國“加強政府權力的工具”和“政府權力的集中化”，這是最后一次變革。

王文的第一處改動把“加強政府權力的工具”改為“強化政府權力職能”，既不符合原文用詞，更背離了馬克思的原意。王文的第二處改動也不妥：“加強政府權力的集中化”是要加強中央集權，“使權力集中化”是要實行中央集權，前者強調中央集權的程度，后者強調中央集權是否實行，把“加強政府權力的集中化”改為“使權力集中化”，是把議會制共和國的變革混同於專制君主國的變革了。

3. 關於王文提出的第3句

原譯：“……這種停頓……絲毫不排除法國在將來的無產階級革命中有可能成為使階級斗爭達到徹底結局的典型國家（……в грядущей пролетар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Франция проявит себя，как классическая страна борьбы классов до решительного конца）。”（第30頁）

改譯：“法國……有可能成為能堅決把階級斗爭進行到底的典型國家。”

把“達到徹底的結局”改為“能堅決把……進行到底”不妥。這是列寧剛剛引完恩格斯的論述后借自恩格斯的一個說法。恩格斯在那裡說：“法國是這樣一個國家，在那裡歷史上的階級斗爭，比起其他各國來每一次都達到更加徹底的結局。”如果把改譯的表達方式用到恩格斯的語句裡，隻有兩個方案可供選擇。第一個方案：“法國是這樣一個國家，在那裡歷史上的階級斗爭，比起其他各國來每一次都能更堅決地進行到底。”說歷史上的階級斗爭自己就能更堅決地進行到底，顯然不行。第二個方案：“法國是這樣一個國家，比起其他各國來，每一次都能更堅決地把歷史上的階級斗爭進行到底。”說法國每一次進行的都是歷史上的階級斗爭，顯然也不行。恩格斯原句使用的說法改不了，列寧在借用時也沒有改，我們做翻譯的更不應該改了。

4．關於王文提出的第4句

原文：“Организуем крупно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исхоя из того ，что уже создано капитализмом ，сами мы， рабочие，опираясь на свой рабочий опыт ，создавая строжайщую， железную дисциплину，поддерживаемую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ью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рабочих ，сведе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чиновников на роль простых исполнителей наших поручений……”

原譯：“我們工人自己將以資本主義創造的成果為基礎，依靠自己的工人的經驗，建立由武裝工人的國家政權維護的最嚴格的鐵的紀律，來組織大生產，把國家官吏變成我們的委托的簡單執行者（простые исполнители），變成……領取微薄薪金的‘監工和會計’……”（第46頁）

改譯：“我們工人將以資本主義創造的成果為基礎，依靠自己的經驗……來組織大生產，把國家官吏變成普通工作人員，去完成我們所委托的事。”

交代一下，原譯多引了一些。

王文說：“自己”一詞重復，是拘泥原文的結果。опираясь на свой рабочий опыт譯為“依靠自己的工人的經驗”也是“字對字”的死譯。“把國家官吏變成我們的委托的執行者”不順暢。простой應取“普通”之意。

王文的意見和改譯方案值得商榷。

（1）王文認為，又是工人，又是自己，這是重復。王文認為，原譯兩處這樣重復，是“拘泥原文的結果”，是“字對字的死譯”。王文這樣說，也就是肯定俄語這樣重復很自然，俄語有這樣的習慣。實則不然，漢語和俄語（以及其他外語）在邏輯上是相通的。俄語如果把這兩處重復的用詞都去掉一個，完全說得通。列寧這樣重復，而且第一處的“自己”還使用了黑體，他是在為工人吶喊，是在抒發工人當家作主的自豪情懷。王文不予理會，一筆就把列寧刻意強調的用詞刪去，列寧的用心也就白費了。

（2）改譯的“普通工作人員”不妥。

先說“普通”一詞。如果孤立地隻看這一句，простой確實應取“普通”之意，但如果從這一節即第三章第3節的情況看，則應取“簡單”之意。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特別是在第三章第3節中，在談到無產階級國家所需要的“官吏”或“官吏職能”時，從“簡單”的意義上大量使用了простой一詞及其衍生詞。舉幾個例子。

a.“在這個基礎上，舊的‘國家政權’的大多數職能已經變得極其簡單（так упростилось），已經可以簡化為登記、記錄、檢查這樣一些極其簡單的手續（простей-

шие операции），以致每一個識字的人都完全能夠勝任這些職能，行使這些職能隻須付給普通的‘工人工資’（обычную“ зарплатную плату рабочего”）。”（第41頁）

b.“資本主義使‘國家管理’的職能簡化了（ капитализм упрощает функ-

цию……）。”（第46頁）

c.“國家官吏的特殊‘長官職能’可以……在一天之內就開始用‘監工和會計’的簡單職能（простые функции）來代替。”（第46頁）

d.“日益簡化的（все более упрощающиеся）監督職能和填制表報的職能將由所有的人輪流行使。”（第47頁）

e.“對這些事情的計算和監督已被資本主義簡化（упрощен）到了極點，而成為非常簡單……的（необыкновенно простые）手續——進行監察和登記，算算加減乘除和發發有關的字據。”（第97頁）

把王文有異議的一句同以上五句對照一下可以看出，простые исполнители（簡單執行者）是列寧在特定情況下使用的詞，不能用常理來推斷。這樣用詞是在強調，執行委托非常簡單容易，而不是說，執行委托非常普通。上面第1句為了把простой專門用於“簡單”之意，在表達“普通”這一意思時特意選用了另一個詞，即обычная。所以在第三章第3節的特定場合，修飾“執行者”的простые應取“簡單”之意，不應取“普通”之意。

再說“工作人員”。列寧在這一句中說，我們工人自己將把國家官吏變成我們的委托的執行者，變成監工和會計。列寧所說的“委托的執行者”和“監工和會計”一樣，都是有來歷的。“監工和會計”出自本節開頭的一段引文，即馬克思的一段話。在那裡，馬克思把公社選舉代表機構的代表，比喻為工廠主為自己挑選工人、監工和會計。“委托的執行者”則源自公社的一項制度，即公社對選出的代表規定限權委托書，后面恩格斯的一處引文曾簡單提到這項制度（第74頁）。所以，從淵源看，“委托的執行者”跟“監工和會計”一樣，也是指公社代表機構的代表，在列寧的句中則是轉喻公社式的代表機構的代表。在談論公社代表機構選舉經驗的這一節裡使用這樣一些詞，使人感到協調自然，且值得玩味。而改譯推出的“普通工作人員”既同公社沒有淵源，又非馬克思、列寧的用語，把它用於談論巴黎公社經驗的第三章第3節，會使人感到格格不入和不倫不類。

5. 關於王文提出的第5句

原譯：“如果自治論者僅僅是想說，未來的社會組織隻會在生產條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內允許權威存在，那也許還可以同他們說得通。但是，他們閉眼不看一切使權威成為必要的事實，只是拼命地反對字眼（Но они слепы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о всем фактам，которые делают необходимым авторитет， и они борются страстно против слова）。”（第58—59頁）

改譯：（如果……那也許還可以同他們說得通。）“一切事實說明，一定要樹立權威，但他們卻對此視而不見，只是一味地挑剔字眼。”

交代一下，原譯多引了一句。

王文說：“把定語從句‘которые……’譯成定語，使句子很生硬。‘反對字眼’的說法也較費解。”但是，王文的改譯方案如果轉譯成俄文，已經無法再現列寧俄文的原貌了，如果轉譯，那就成了：“Все факты показывают，что авторитет необходим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Но они слепы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этому，и борются страстно против слова.”這是王文撇開俄語語法，大刀闊斧地進行改寫的結果。

王文的改寫至關重要的是兩處：（1）把“但是”一詞從第一第二兩句之間的連詞，變成第二句內部的連詞﹔（2）把“которые從句”這個定語變成一個主句，即把相對意義上的“一切事實”變成絕對意義上的“一切事實”。王文的兩處改寫值得商榷。

這兩句話是一段引文，它和它的上下文是列寧從恩格斯的《論權威》一文中引來的。恩格斯在這段話的上文說：權威和自治都是相對的概念，把它們看作絕對的東西是荒謬的。但是無政府主義者根本反對一切權威，他們連權威是相對存在的都不承認。所以接下來恩格斯就在這段話中說：如果自治論者僅僅是想說，權威的存在是相對的，那也許還可以同他們說得通。但是他們根本不考慮權威的相對存在是客觀事實，只是拼命地反對字眼。這就是恩格斯兩句話的基本意思。恩格斯的兩句話在意思上是銜接的，“但是”一詞在兩句話之間起轉折作用。

按照王文的改譯方案，恩格斯兩句話的意思就成了：“如果自治論者僅僅是想說，權威的存在是相對的，那也許還可以同他們說得通。權威無處不在，權威的存在是絕對的，但他們卻對此視而不見，只是一味地挑剔字眼。”王文的第一處改動，使前后銜接的兩句話變成了使人莫名其妙的兩句話。王文的第二處改動，把權威的存在是相對的變成權威的存在是絕對的，把真理變成了謬誤。

順便說一句，1995年新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對這句譯文作了一處修改，把“一切使權威成為必要的事實”改成了“使權威成為必要的種種事實”。

6. 關於王文提出的第6句

原文：“У нас с Марксом ，говорит он，было прекрасное，научно-точное，название партии，но не был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й, т. е. массовой пролетаркой партии. Теперь (конец ⅩⅨвека) есть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ая партия， но ее название научно неверно.”

原譯：“他說：馬克思和我有過一個很好的科學上很確切的黨的名稱，可是當時沒有一個真正的即群眾性的無產階級政黨。現在（19世紀末）真正的政黨是有了，可是它的名稱在科學上是不正確的。”（第77頁）

改譯：“他說，他和馬克思曾經為黨起過一個很確切很科學的名字，可當時沒有一個真正的即群眾性的無產階級政黨。現在（19世紀末）真正的政黨是有了，可是它的名稱卻是不科學不正確的。”

王文說：“原文中говорит он是插入語，可不用冒號。譯文不精煉。”

談談對王文所提意見及其改譯方案的看法。

（1）原文中的“прекрасное”一詞，改譯想必是漏譯了。

（2）王文把“научно-точное название”改譯為“很確切很科學的名字”，把“название научно неверно”改譯為“名稱不科學不正確”，認為這樣處理，譯文才“精煉”，王文的意見值得商榷。俄語“научно-точное”這個詞組的基本意思是，“從科學的角度說是正確的”，“從科學的意義上說是正確的”，其中的“科學”是個實詞，“正確”是個虛詞，如果要精煉，應該精煉成“符合科學的”或“很科學的”，不應該精煉成“很科學很正確的”。由於原文除了詞組“научно-точное”之外，還有詞組“научно неверно”，既然原文用了兩個不同的虛詞同“научно”搭配，都用簡單化的辦法處理就不合適了。其次，如果列寧是談無關緊要的問題，翻譯這樣的詞組時加以精煉未嘗不可。但是這裡談的是黨的名稱的修改問題，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它的意義非同一般，我們在翻譯這樣的詞組時，不應該僅僅從字面上考慮問題，而首先應該弄清楚列寧為什麼說黨的名稱不科學，他所說的科學指什麼。實際上，列寧這裡所說的“科學”一詞，包含著豐富的內容。1917年4月10日，也就是寫作《國家與革命》之前4、5個月，列寧在《無產階級在我國革命中的任務》一文中，專門用了一節來談黨的名稱的修改問題，題目就叫《我們黨應當用什麼名稱，在科學上才是正確的，在政治上才是有助於啟發無產階級意識的？》。[4]列寧主張把“社會民主黨”改名為“共產黨”。他說：把“社會”一詞作為黨的名稱在科學上不正確（不科學），因為社會主義不是黨的最終目的，黨的最終目的是共產主義。而把“民主”作為黨的名稱在科學上也不正確，因為民主也不是我們的最終目的，民主是一種國家形式，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是反對任何國家的，我們主張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主張無產階級國家自行消亡。除了從科學上考慮問題，還要從政治上考慮問題，“就是應當考慮到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客觀形勢”。列寧說，帝國主義戰爭使人類文明瀕於毀滅，除無產階級革命外，別無出路。當這個革命開始的時候，第二國際大多數社會民主黨的領袖背叛了、出賣了社會主義，跑到本國資產階級方面去了，如果仍舊沿用“社會民主”這個名稱，就是幫助這些領袖用“社會主義”這個名號欺騙群眾。除以上三個論據外，還有一個論據要求黨既要從科學上考慮又要從政治上考慮黨的名稱問題，那就是：在俄國兩次革命中誕生的蘇維埃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和民主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把“民主”用於共產黨，在科學上不正確。而從政治上考慮，“民主”這個詞在目前已經成為遮住革命人民眼睛的眼罩，妨礙他們自由地、大膽地、自動地去建設新的東西——勞動者代表蘇維埃。綜上所述，列寧認為：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像馬克思恩格斯那樣把自己稱為“共產黨”，隻有使用這樣的名稱“在科學上才是正確的，在政治上才是有助於啟發無產階級意識的”。王文在考慮譯文的“精煉”時，顯然沒有注意這個問題的性質和列寧在這個問題上的考慮。

（3）至於говорит он這個插入語，如果按照王文所說翻譯時無需用冒號，那麼這句話上面的引文中也有這樣一個插入語（前后帶破折號），那段引文是帶引號的，把插入語前移之后，引文之前是否也可不用冒號呢？還有，《國家與革命》一書中的引文，使用這種插入語的，從第一章到第六章共有二十幾處都帶引號，是否所有這些引文前面都可以用逗號呢？王文的意見顯然不可行。

7. 關於王文提出的第7句

原文：“Это рассуждение ошибочно，представляя из себя шаг назад по срав-

нению с тем，что разъясняли в 70-х годах Маркс и Энгельс на примере уроков

Коммуна.”

原譯：“這種論斷是錯誤的，它比馬克思和恩格斯在70年代用公社的教訓作例子來說明的倒退了一步。”（第104頁）

改譯：“與70年代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公社的教訓為例所講的內容相比，這種論斷是錯誤的，是向后倒退了一步。”

說明：原譯“它比馬克思和恩格斯……說明的倒退了一步”在文字上有缺陷，可考慮改為“它跟馬克思和恩格斯在70年代以公社的教訓為例所作的說明比較起來，是倒退了一步”。這個問題我們將在今后修訂譯文時加以研究。

但王文的改譯方案不符合俄語語法。改譯方案表達的意思是：“這種論斷與……相比是錯誤的，這種論斷與……相比是一種倒退”。但按照俄語語法，“與……相比”僅僅是付句裡的修飾語，它隻能修飾付句中的“論斷是……一種倒退”，不可能跳出付句去修飾主句“論斷是錯誤的”。更何況錯誤不是比出來的，倒退才是比出來的。

第三部分

王文這部分，一個例句加列舉的十句，都是建議省去“的”字的。在這些語句中，除列舉的第4句之外，其余語句省去“的”字的意見絕大部分都是可行的，我們將在修訂譯文時加以考慮，這裡不再一一列舉。

關於王文列舉的第4句

原文：“Это было понятно в 1871 году, когда Англия была еще образцом страны чисто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ой，но без военщины и в значительнной степени без бюрократии. ”

原譯：“……這在1871年是可以理解的，那時英國還是一個純粹資本主義的、但是沒有軍閥並在很大程度上沒有官僚的國家的典型。”（第36頁）

改譯：“那時英國還是一個純粹的資本主義國家，是一個既無軍閥又在很大程度上沒有官僚的典型。”

改譯方案值得商榷。

（1）改譯把原文中的連詞“но（但是）”刪去不妥。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反復說，在這一節中還著重說，一切資本主義國家都有官僚軍事國家機器，在20世紀這是通例。列寧現在的這兩句則是說，1871年的英國是例外，當時英國雖然是標准的資本主義國家，但是它卻沒有官僚軍事國家機器。在列寧的兩句話裡，英國之所以能成為例外，но這個連詞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改譯把它刪去之后，列寧的兩句話就沒有了轉折關系，而成了同一種語氣，成了后一句解釋前一句，就等於說，標准的資本主義國家是沒有官僚軍事國家機器的。這樣一來，馬克思和列寧所說的“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就成了“打碎資產階級國家裡並不存在的‘國家機器’”。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就該全部改寫了。

（2）如果把連詞“но（但是）補上，改譯方案應當譯為：“那時英國雖是一個純粹的資本主義國家，但卻是一個既無軍閥又在很大程度上沒有官僚的典型。”但新的改譯方案仍然存在著問題。列寧的原文強調，英國是兩個特點兼備的典型，是把兩個方面結合起來的典型。新的改譯方案則強調，英國隻在一個特點上是典型，隻在一個方面是典型。這是改譯把一個完整句子拆成兩個短句的必然結果。

列寧這句話，因受內容限制，不宜拆開來譯，強行拆開，必然會顧此失彼。列寧這句話如果拆開來說，可以這樣說：“有一種國家，它們雖是純粹資本主義的，但卻沒有軍閥，並在很大程度上沒有官僚，英國就是這種國家的典型。”隻不過這是解釋，不是翻譯。

附帶說一下，把“純粹資本主義的國家”改為“純粹的資本主義國家”不妥。在前一說法中，“純粹”說的是資本主義﹔在后一說法中，“純粹”說的是國家。兩種說法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列寧解釋說：純粹的資本主義，就是僅僅為自由市場工作的資本主義，它是同為國家工作的資本主義即國家資本主義相對而言的。[5]而改譯所說的“純粹的資本主義國家”，則是同帶有封建殘余的資本主義國家相對而言的，概念已經轉換了。純粹資本主義的國家不宜說成純粹的資本主義國家，就像自由資本主義的國家是同壟斷資本主義的國家相對而言，不能說成自由的資本主義國家一樣。

以上就是我們對王福杭同志文章的答復。的確，經典著作，特別是其中的重要著作，影響巨大，對譯文的要求應格外嚴格，為使譯文更趨完善，需要博採眾議，集思廣益。我們歡迎王福杭同志對我們的譯文提出批評意見，也歡迎社會各界提出批評意見。

（本文是修訂稿。原稿載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研究》雜志1997年第3期和《世界共運研究》雜志1997年第3期）

〖附〗

《國家與革命》中的翻譯問題探微

　王福杭

《國家與革命》是系統闡述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經典著作，是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的重要貢獻。《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前言”部分指出：“書中闡述的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原理，不僅教育了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廣大勞動群眾，為他們創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而且也對各國無產階級政黨結合本國具體實際解決本國的革命問題具有指導意義。”[6]中國革命的徹底勝利，與《國家與革命》的理論指導也是分不開的。

在我國，從建黨初期至今，僅《國家與革命》的單行本就出版發行了幾十種之多。它的出版發行凝聚著老一輩革命家的大量心血，也凝聚著很多翻譯家、理論家的大量心血。1985年，當《列寧全集》第2版問世時，又對其中的若干欠妥之處進行了認真的訂正。這種訂正真可謂妙語如珠！如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озникает там，тогда и постольку，где， когда，и поскольку классовые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объективно не могут примирены，舊譯為：“在階級矛盾客觀上不能調和的地方、時候和程度，便產生國家。”[7]新譯為：“在階級矛盾客觀上不能調和的地方、時候和條件下，便產生國家”。（§6—見《列寧全集》第31卷第6頁，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10月第2版。下同）舊譯拗口難懂，新譯則通順多了。

又如列寧所引用馬克思的一段話中有這樣一句：То，что я сделал нового，состояло в доказвтельстве следующего……過去譯為：“我的新貢獻就是証明了下列幾點……”[8]新版改為：“我新做的工作就是証明了……”（§31）舊譯將нового(新的)譯為“新貢獻”不符合無產階級革命導師馬克思謙虛謹慎的一貫做法。馬克思不可能把工作成果自稱為“新貢獻”。這種改動是恰到好處的。

再如Выходит，что не только при коммунизме остаётся в течение известного времени буржуазное право ，но даже и буржуаз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без буржуазии！舊譯為：“可見，在共產主義下，在一定的時期內，不僅會保留資產階級法權，甚至還會保留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9]新譯為：“可見，在共產主義下，在一定的時期內，不僅會保留資產階級權利，甚至還會保留資產階級國家，——但沒有資產階級！”（§95）舊譯在“文革”期間曾使我國理論界就“什麼是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問題展開了爭論。這場理論之爭，完全是由於без буржуазии的誤譯造成的。改動后的新譯無論從句構上（保留了原文的破折號），還是從內容上都與原文完全吻合了。

筆者在對照原文學習新版譯文過程中確實獲益匪淺，但同時又覺得有些地方仍值得商榷，現不揣冒昧地提出來，就教於專家及同行們。

一、原文中有些詞語的處理是否妥當

翻譯理論家蔡毅先生說：“翻譯政論作品……最突出的問題就是要忠實確切地表達原文政治思想內容。為此，在選詞造句上一定要考慮是否能夠確切表達原文的政治概念，要注意用詞的准確性，……既不能因追求文字通順而影響內容的確切表達，也不容許把‘寧信勿順’作為一項原則，而忽視譯文的通順。”[10]

筆者覺得，在新版譯文中，有個別句子或因前景原文句式，或因選詞欠當，從而造成句意模糊，甚至與原文不符。如：

1.（§9）如果沒有這種分裂，“居民的自動的武裝組織”，就其復雜程度、技術水平等等來說，固然會不同於拿著樹輥的猿猴群或原始人或組成克蘭社會的人們的原始組織，但這樣的組織是可能有的。（Не будь этого раскола，“самодействуюшая вооружен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населении”отличалась бы своей сложностью， высотой своей техники и пр. от примитив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тада обезьян， берущих палки，или первобытных людей，или людей，объединённых в клановые общества，но та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была бы возможна.）

原文的條件從句не будь……是說明並列復合句самодействуюшая……общества，но такая……бы возможна的。漢譯“如果……，固然會……”是一個條件偏正復句，“但是”是該復句的轉折詞，與該復句並列，其結構與原文不同。原文是一個帶語氣詞бы的無連詞非現實條件主從復句。它表示的是虛擬的不可能的條件。漢譯“但這樣的組織是可能有的”語氣是肯定的，與列寧前面所援引的恩格斯的話相矛盾：“自從社會分裂為階級以后，居民的自動的武裝組織已經成為不可能了”。（§7）

改譯：假如不發生這種分裂的話，那麼，“居民的自動的武裝組織”，就會不同於手持樹棍的猿猴群、原始人或克蘭社會的人們的原始組織了，而這樣的組織也就是可能有的了。

2.(§14)恩格斯所說的國家“自行消亡”這句話（）是這樣著名，這樣經常地被人引証，又這樣清楚地表明了通常那種把馬克思主義篡改為機會主義的手法的實質，以致對它必須詳細地考察一下。（Слова Энгельса об “отмирании”государства пользуются такой широкой известностью，они так часто цитируются，так рельефно показывают，в чём состоит соль обычной подделки марксизма под оппортунизм ，что на них необходимо подробно остановиться.）

原文中的слова是復數，不是“一句話”，應譯為“言論”或“論述”。“表明”是“表示清楚”之意，恩格斯的話“表明了把馬克思主義篡改為機會主義的手法的實質”不合情理，показывают應譯為“揭示”。на чём остановиться是“講述”之意，不是“考察”。

改譯：恩格斯關於國家“自行消亡”的論述是那樣著名，是那樣經常地被人引証，又是那樣清楚地揭示了那種慣於把馬克思主義篡改為機會主義伎倆的實質。因此對這些言論我們不得不詳細地加以闡述。

3.(§22)在這裡我們看到馬克思主義在國家問題上一個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以后開始這樣說）這個思想的表述，其次我們還看到給國家下的一個非常引人注意的定義，這個定義也屬於馬克思主義中“被忘記的言論”：“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Здесь мы видим формульровку одной из самых замечательных и важнейших идеи марксизма в вопросе 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 ，именно идеи“диктатуры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как стали говорить Маркс и Энгельс после Парижской Коммуны），а затем в высшей степени интересное определен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принадлежащее тоже к числу“забытых слов”марксизма.“Госудаоство，то есть организованный в господствующий класс пролетариат.”。）整段原文是兩個句子。譯文卻是一個句子，太長。“漢語的特點之一是精煉，短句多。”[11]長句子“讀起來吃力拗口，又難以理解……因此，要把一些過長的句子化為簡短的句子”。[12]另外，формулировка是“確切表達”之意，譯為“表述”與原文有出入。謂語“看到”與賓語“表述”又離得太遠，句子結構不緊湊。

改譯：在這裡我們看到，馬克思主義在對國家問題上確切表達了這樣一個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無產階級專政”（在巴黎公社后馬克思和恩格斯開始這樣說）的思想。我們還看到，馬克思主義給國家下了一個非常吸引人的定義：“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該定義也是馬克思主義中“被忘卻了的言論”。

4.(§24)馬克思主義教育工人的黨，也就是教育無產階級先鋒隊，使它能夠奪取政權並引導全體人民走向社會主義，指導並組織新制度，成為所有被剝削勞動者在不要資產階級並反對資產階級而建設自己社會生活的事業中的導師、領導者和領袖。反之，現在佔統治地位的機會主義卻把工人的黨教育成為一群脫離群眾而代表工資優厚的工人的人物，隻圖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苟且偷安”，為了一碗紅豆湯而出賣自己的長子權，也就是放棄那領導人民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領袖作用。（Воспитывая рабочую партию， марксизм воспитывает авангард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спосбный втять власть и вести весь народ к социализму， направлять и организовывать новый строй，быть учителем，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м，вождём всех трудящихся и эксплуатируемых в деле устройства своей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жизни без буржуазии и против буржуазии . Наоборот, господствующий ныне оппортунизм воспитывает из рабочей партии отрывающихся от массы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лучше оплачиваемых рабочих,“устраивающихся”сносно при капитализме, продающих за чечевичную похлебку cвое право первородства, т. е. отказывающихся от рол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х вождей народа против буржуазии.）

организовывать новый строй譯為：“組織新制度”不如改為“創建新制度”，因為организовать在此為основать(創立、建立)。況且漢語很少說“組織新制度”。наоборот一詞可譯為“反之”、“與此相反”等，但“反之”一般用在同一個主語詞的轉折。而這裡前面說的是“馬克思主義”，后面說“機會主義”。最好換成“與此相反”或“然而”。“反之”后的謂語“隻圖”、“出賣”、“放棄”會引起歧義：它們的主語可能是“人物”也可能是“機會主義”。但在原文中，這些動作是отрывающиеся от массы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脫離群眾的代表們）發出的。

改譯：馬克思主義教育工人的黨，即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使它能夠奪取政權並引導全體人民走向社會主義，指導創建新制度，並在建設沒有資產階級的社會生活中，在反對資產階級的事業中，成為所有被剝削勞動者的導師、領導者和領袖。然而，現在佔統治地位的機會主義，卻要把工人的黨教育成為脫離群眾而代表高薪工人的人物。這些人隻圖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苟且偷安’，為了一碗紅豆湯而出賣自己的長子權。也就是說，他們否認人民革命領袖在反對資產階級斗爭中的領導作用。

5.（§36）“把官僚軍事國家機器打碎”這幾個字，已經簡要地表明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在對待國家方面的任務問題的主要教訓。（В этих словах ：“сломать бюрократически-военную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ую машину”заключается，кратко выраженный，главный урок марксизма по вопросу о задачах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в революции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государству.）

這句譯文把по вопросу о задачах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в революции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государству譯為“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在對待國家方面的任務問題”，句意模糊，實際上列寧是在講無產階級在革命中應如何對待國家問題。в этих словах заключается是“這些話中包含著”之意。獨立定語кратко выраженный應具有獨立性。

改譯：“摧毀官僚軍事國家機器”雖寥寥數字，卻言簡意賅，蘊含著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應如何對待國家問題上的主要教訓。

6.(§44)執政的“社會革命黨”的機關報《人民事業報》不久以前在一篇社論中，用“大家”都以政治賣淫為業的“上流社會”中的人物的無比坦率的口吻自供說，甚至在“社會黨人”（請原諒我用這個詞！）主管的各部中，整個官吏機構實際上還是舊的，還在按舊的方式行使職權，十分“自由地”暗中破壞革命的創舉！（《Дело народа》，орган правящей партии《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иров》，недавно в редакционной передовице признался，—— с бесподобной откровенностью людей из 《хорошего обшества》，в котором 《все》 занимаютс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проституцией，—— что даже в тех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х，кои принадлежат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звините за выражение！），даже в них весь чиновничий аппарат остаётся в сущность старым，функционирует по-старому， саботирует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е начинания вполне 《свободно》！）

這句話有兩點值得討論。一是最后的“十分……創舉”是саботирует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е начинания вполне 《свободно》的對譯。“破壞革命的創舉”意思模糊，費解，與上文不銜接。二是“的”字用法不妥（后邊再談，讀起來拗口。）

改譯：執政黨“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報《人民事業報》不久前在一篇社論中，曾以“上流社會”人物中‘大家’都在從事政治賣淫那種無比坦率的口吻自供說，甚至在“社會黨人'（請原諒我用這個詞！）主管的各部中，整個官吏機構實際上還是舊的，還在按舊方式行使職權，而暗中卻十分“自由地”干著破壞革命的勾當。

7.（§74）恩格斯一再著重指出，不僅在君主國，而且在民主共和國，國家依然是國家，也就是說仍然保留著它的基本特征：把公職人員，“社會公仆”，社會機關，變為社會的主人。（Энгельс подчеркивает ещё и ещё раз，что не только в монархии，но и в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остаётся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т. е. сохраняет свою основную отличительную черту：превращать должностных лиц，“слуг общества，”органы его в господ над ним.）

蔡毅先生認為，這句話應改為“……把公職人員，‘社會公仆’，社會的工具，變為凌駕於社會之上的老爺”。理由是“把господ над ним譯為‘社會的主人’意思不明確，甚至能造成歧義……籠統地講‘社會的主人’並無歧義”。而“社會機關”應改為“社會的工具”[13]我覺得，“社會機關”不一定非改不可，因為“社會的工具”同樣概念不清。“社會的主人”則必須改。因為列寧是在提醒人們要防止把國家機關及其人員變成高高在上的老爺。

8.（§78）現在，由於共和黨人和“革命”市儈民主派在7、8月間對我黨實行迫害，“布爾什維克”這個名詞獲得了全民的榮譽，……（Может быть，теперь，когла июльские и августовские преследования нашей партии республиканцами 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мещанской демократией сделади слово“большевик” таким всенародно-почётным，……）

插入語может быть漏譯了。敵人的迫害與“布爾什維克”這個“名詞”有何關系？“名”字應刪去。“全民的榮譽”意思模糊。

改譯：現在，也許正是共和黨人和“市儈”革命民主派在7、8月間對我黨的迫害，才使得“布爾什維克”這個詞在全國人民中贏得了聲譽。

9.(§104—105) 在所有這些企業中，技術條件都絕對要求嚴格地遵守紀律，要求每個人十分准確地執行給他指定的那一份工作……（Во всех таких предприятиях техника предписывает безусловно стражайшую дисциплину，величайшую аккуратность，при соблюдении каждым указанной ему доли работы……）

“要求每個人十分准確地執行給他指定的那一份工作”是“величайшуюаккуратность，присоблюдениикаждымуказаннойемудолиработы”的對譯。漢語可說“執行任務”、“執行紀律”，不說“執行工作”。應把它改成“要求每個人一絲不苟地做好給他指定的工作。”

10.（§108）潘涅庫克表達自己思想的時候在措詞上有很大的缺點。（……формулировка， в которую облек свои мысли Паннекук，страдает очень большими недостатками.）

原文中的недостатки（缺點）是復數，其修飾成分очень большие是“多而嚴重”之意。

改譯：潘涅庫克在闡述自己的思想時，真是漏洞百出（或：在措詞上有很多嚴重缺點）。

11.（§116）但是本書第2冊（《1905年和1917年俄國革命的經驗》）看來隻好長時間拖下去了﹔做出“革命的經驗”是會比論述“革命的經驗”更愉快、更有益的。

譯文把проделывать опыт революции譯為“做出革命經驗”不如改為“干出革命經驗”。因為漢語說“干革命”，不說“做革命”。

二、詞語是否規范精當

傅雷先生的《論翻譯書》中有這樣一句名言：“譯文必須為純粹之中文，無生硬拗口之病﹔又須能琅琅上口，求音節和諧……。”政論文的翻譯，因受理論術語等因素的制約，很難成為“純粹之中文”，也不易“琅琅上口”。但“無生硬拗口之病”還是應做到的。請看下面各例句是否規范精當。

1.（§4）他們（機會主義者）忘記、抹殺和歪曲這個學說（馬克思學說）的革命方面、革命靈魂。（Забывают，оттирают，искажют революционную сторону учения， е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ую душу.）

這句中的“靈魂”，過去譯為“精神”，改得好。但把сторона譯為“方面”不妥。該詞的轉義是：точка зрения(觀點)﹔свойство，качество(性質，品質)﹔То что составляет характерную особенность чего-н.(某事物的突出特點)。漢語的“方面”是指“就相對的或並列的幾個人或幾件事物之一說，叫方面。”馬克思主義中不可能有與革命並列或相對的“方面”。因此，“方面”應該換成“內容”或“觀點”。

2.（§26）……除採用高壓手段而外，還不得不加強政府權力的工具和集中化。（……оказалась……вынужденной усилить，вместь с мерами репрссии， средства и централизацию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

средство既作“工具”解，還作“手段”（способ действия）、“方式”（приём）解，把усилить средства и централизацию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譯為“加強政府權力的工具和集中化”不妥。因為“工具”和“集中化”分別為具體事物和抽象概念，從修辭規則上講是不能並列的。另外，漢語可以說“加強集中化”，卻不能說“加強工具”。

改譯：……在採取高壓手段的同時，還不得不強化政府權力職能，使權力集中化。

3.(§30)……法國在將來的無產階級革命中有可能成為使階級斗爭達到徹底結局的典型國家。(……в грядущей пролетар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Франция проявит себя，как классическая страна борьбы классов до решительного конца.)

改譯：法國……有可能成為能堅決把階級斗爭進行到底的典型國家。

4.（§46）我們工人自己將以資本主義創造的成果為基礎，依靠自己的工人的經驗，建立由武裝工人的國家政權維護的最嚴格的鐵的紀律，來組織大生產，把國家官吏變成我們的委托的簡單執行者，……（Организуем крупно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исхоя из того ，что уже создано капитализмом ，сами мы， рабочие，опираясь на свой рабочий опыт ，создавая строжайщую， железную дисциплину，поддерживаемую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ью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рабочих ，сведе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чиновников на роль простых исполнителей наших поручений，……）

“自己的”重復，是拘泥原文的結果。опираясь на свой рабочий опыт譯為“依靠己的工人的經驗”也是“字對字”的死譯。“把國家官吏變成我們的委托的簡單執行者”不順暢。простой應取“普通”之意。

改譯：我們工人將以資本主義創造的成果為基礎，依靠自己的經驗，……來組織大生產，把國家官吏變成普通工作人員，去完成我們所委托的事。

5.（§58—59）但是，他們閉眼不看一切使權威成為必要的事實，只是拼命地反對字眼。（Но они слепы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о всем фактам，которые делают необходимым авторитет， и они борются страстно против слова.）

把定語從句“которые……”譯成定語，使句子很生硬。“反對字眼”的說法也較費解。

改譯：一切事實說明，一定要樹立權威，但他們卻對此視而不見，只是一味地挑剔字眼。

6.（§77）他說：馬克思和我有過一個很好的科學上很確切的黨的名稱，可是當時沒有一個真正的即群眾性的無產階級政黨。現在（19世紀末）真正的政黨是有了，可是它的名稱在科學上是不正確的。（У нас с Марксом ，говорит он，было прекрасное，научно-точное，название партии，но не был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й, т. е. массовой пролетаркой партии. Теперь (конец ⅩⅨвека) есть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ая партия， но ее название научно неверно.）

原文中говорит он是插入語，可不用冒號。譯文不精煉。

改譯：他說，他和馬克思曾經為黨起過一個很確切很科學的名字，可當時沒有一個真正的即群眾性的無產階級政黨。現在（19世紀末）真正的政黨是有了，可是它的名稱卻是不科學不正確的。

7.（§104）這種論斷是錯誤的，它比馬克思和恩格斯在70年代用公社的教訓作例子來說明的倒退了一步。（Это рассуждение ошибочно，представляя из себя шаг назад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 тем，что разъясняли в 70-х годах Маркс и Энгельс на примере уроков Коммуна.）

改譯：與70年代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公社的教訓為例所講的內容相比，這種論斷是錯誤的，是向后倒退了一步。

三、虛詞“的”的使用是否恰當

俄語的形容詞、物主代詞、物主形容詞、形動詞、第二格名詞、定語從句、前置詞短語等，都可以用漢語的“的”字短語來翻譯。但漢語的虛詞不易掌握。陸儉明先生說：“一個虛詞在話語中的使用率越高，它的用法也就越復雜，它表示的語法意義也就不易掌握的虛詞。

在《國家與革命》的有些譯句中，也存在著“的”字使用欠妥的現象。如第107頁這句話：“多數人的組織的優越性的証明，就是它能消滅佔統治地位的少數人的組織。”（Организация большинства доказывает свое превосходство тем，что уничтожает организацию господстующего меньшинства）原文很好懂，譯文卻很費解。問題就出在“字”的使用上。30來個字的一句話，用了五個“的”字短語，這是漢語的一戒。著名語言學家呂叔湘先生說：“兩個‘的’字短語逐層修飾一個名詞——‘A的+（B的+名詞）’在語音節律上不夠協調，語義層次上也不夠明確，最好盡量避免。三個以上‘的’字短語逐層組合——‘A的+﹝B的+（C的+名）]’或‘（A的+名）的+（B的+名）’幾乎絕不允許。”[14]該句譯文的前半句，是三個“的”字短語逐層組合——“（A的+名）的+（B的+名）”，是漢語中“幾乎決不允許”的病句﹔后半句則是應“盡量避免”的。呂叔湘說，對這種句式應採取減少層次的辦法，把內層結構改為直接組合的名詞短語。該句譯文應改為：“多數人的組織証明，其優越性就是它能消滅佔統治地位的少數人組織”。

按照漢語的表達習慣，以下各例中的帶線（筆者加）“的”字應刪。

1.（§7）……唱著准社會主義的高調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

2.（§22）……在敘述無產階級發展的最一般的階段的時候，……（或改為：……無產階級發展最一般的階段時，……）

3.( §23) ……無產階級是一個特殊階級，它的生存的經濟條件為它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作了准備，……

4.（§36）……“這在1871年是可以理解的，那時英國還是一個純粹資本主義的、但是沒有軍閥並在很大程度上沒有官僚的國家的典型。”這句話除“的”字欠妥外，“是”和“典型”間的修飾語太長。不如這樣改一下：“……那時英國還是一個純粹的資本主義國家，是一個既無軍閥又在很大程度上沒有官僚的典型。”

5.（§53）……事情已到了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的地步。

6.（§60）……稍有頭腦的革命的工人感到……

7.（§64）……現代資本主義的形態的變化，……

8.（§73）將來研究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歷史學家在探討該黨1914年遭到可恥的破產的根源時，會找到許多關於這個問題的有趣的材料：從該黨思想領袖考茨基的論文中為機會主義打開大門的曖昧言論起，直到黨對1913年的與教會分離的運動的態度止。

9.（§78）我們並不期待一個不遵守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的社會制度。

10.（§102）馬克思主義同機會主義在無產階級革命的任務問題上的最本質的差別被考茨基抹殺了。

　

結束語

我們知道，在中國，多數讀馬列著作的同志不精通外語，完全依賴中譯本去研究馬列主義。這更要求譯文務必准確精當，要字斟句酌地去推敲。就是對小疵點也不應放過，盡管瑕不足以掩瑜。隻有這樣，名著才能臻於完美。鄒致平先生曾說：“‘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若能把‘一失’匡正了，豈不錦上添花？……名著的翻譯，極需要先后多人的連續作戰，共同努力，‘才會成為一種近於完全的定本’。”“‘尋章摘句’的評論，倘使評到了點子上，……那將有益於廣大讀者。”[15]這也是筆者悉心研讀《國家與革命》的出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