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學者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的現狀和歷史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MEW，因其封面為藍色，國際通稱“藍皮本”）是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第二版（MEGA2，曾譯作“國際版”或“原文版”）之外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集中最權威和最接近經典著作原貌的版本。考慮到MEGA2至今大約隻出版了總計114卷中的一半，考慮到MEGA2顯然在短時間內不能出齊，《馬恩全集》德文版依然是國際學術界學習研究馬恩著作的最好版本。德文版《馬恩全集》由原民主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編輯、柏林狄茨出版社出版，正卷39卷（按照《馬恩全集》俄文第二版劃分卷次，同《馬恩全集》中文第一版一致），補卷則隻出版了4卷（第40和41卷分別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第42卷為《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第43卷為《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補卷第1冊）。蘇東劇變后，德文版補卷的出版工作中斷了，計劃中的第44卷即《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補卷第2冊一直沒有出版。同時，《馬恩全集》德文版中的一些卷次長期脫銷，人們無從購買。隨著時間推移，人們研究馬恩著作的熱情逐漸恢復，德國國內和國際上對《馬恩全集》德文版的需求也增長起來。在這種情況下，德國羅莎·盧森堡基金會組織了《馬恩全集》德文版繼續出版的工作（由柏林卡爾·狄茨出版社出版）。到21世紀第一個10年的后半期，人們自1989年以來第一次可以買到全套《馬恩全集》德文版（第1—43卷）。①據有關材料報道，從未出版的補卷第44卷也在編輯之中。②
2007年1月16日，德國《青年世界》報刊登了這項出版工作的參加者、德國學者羅爾夫·黑克（Rolf Hecker）寫的文章《閱讀經典作家》，報道了相關信息，回憶了民主德國當年出版《馬恩全集》德文版特別是其中的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的艱辛過程，披露了蘇聯對《馬恩全集》德文版編纂工作的影響。現將文章譯介如下。需要說明的是，盡管德文MarxEngelsWerke（MEW）在中文裡習慣被譯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但是該德文詞組並不包含“全集”的意思，本來應該翻譯為“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由於《閱讀經典作家》一文談到了MEW同真正的全集版本的區別，所以本文不按照習慣將MEW譯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而是譯為《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
根據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1953年為紀念馬克思作出的決定，1957年1月柏林狄茨出版社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MEW）第1卷。到1968年馬克思誕辰150周年的時候，這一迄今為止以德文收載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書信最多的著作集就已經出齊了。甚至從現在的眼光來看，這個版本在學術編輯、出版和裝幀設計方面也具有很大的成就。
民主德國乃至聯邦德國的幾代學生都利用“藍皮本”即《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來學習馬克思主義。39卷正卷和4卷補卷平均每卷印刷4到5次，銷售6—8萬冊，總計超過300萬冊。《馬恩著作集》不僅成為許多圖書館和研究機構的藏書，而且也被收藏於無數的私人書架。此外，《馬恩著作集》還出口到大約30個國家。
《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的前史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在德國成立了蘇佔區，這就為蘇聯和蘇佔區（以及后來的民主德國）重新出版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提供了機會。20世紀30年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第一版（MEGA1）由於斯大林主義的影響而被迫中斷，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也沒有出齊。現在莫斯科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終於能夠著手進行《馬恩全集》俄文第二版的編纂工作了。同時，蘇聯影響擴展到德國一部分領土上，這就為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在他們的出生地並用他們的母語傳播提供了機會。馬恩著作是馬列主義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它們將在德國共產黨（以及后來的德國統一社會黨）建設一個新的、反法西斯主義的和民主的社會制度的過程中發揮重大作用。
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主要是《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雇佣勞動與資本》、《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截至1946年春，在一年的時間裡，由不同的出版社發行了200萬冊以上。
1946年，狄茨出版社成立，接手了馬恩著作的出版工作。該出版社最初以莫斯科馬恩列研究院30年代的各種版本為依據，出版了《資本論》普及版，兩卷本的《文選》，四卷本的《通信集》。還根據MEGA第一版出版了《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反杜林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德國統一社會黨規定，在執委會下成立一個科學社會主義的研究機構，其主要任務是“出版馬列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和德國革命工人運動的偉大導師的著作”。1949年9月1日，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開始工作。
理論前沿
關於著手編纂馬恩著作的困難，研究院院長約瑟夫·溫特尼茨1949年9月20日向統一社會黨中央書記匯報說：“沒有受過專門訓練的人員，就無法開展這項工作。……要編纂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就必須有精通俄語的同志，以便有可能充分利用莫斯科研究院的工作成果。……編纂全集的第一個前提條件，就是仔細核查29卷的俄文版全集收了哪些文獻。……再在此基礎上作出決定，全集以什麼樣的順序出版。”
在必須具有的人員條件之外，還必須具備相應的物質條件。必須同莫斯科的研究院建立工作關系，而這隻有通過當時的統一社會黨總書記瓦爾特·烏爾布裡希特才可能做到。下面這封信是溫特尼茨的繼任者伯恩哈德·道姆1950年8月30日寫給莫斯科的同行的，這封信清楚地表明柏林的同志所面臨的困難：“但是完成這一任務﹝指出版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的前提條件，隻有在你們的幫助下才能具備，因為我們既沒有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原件，也沒有影印件。……因此，我們請求你們給予我們全面的支持，盡可能為我們提供影印件……（如果有可能，也提供文本的抄件），因為沒有這些就根本談不上用德文出版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柏林的研究院開始時只是像擠牙膏一樣得到必要的資料。
莫斯科方面的同志的支持是怎樣的一種情形，這從莫斯科的研究院院長1952年2月4日呈送蘇共中央委員會書記M.A.蘇斯洛夫的一份報告中可見一斑：“根據您的指示，﹝我們的﹞研究院已經為﹝柏林的﹞研究院……准備好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和刊印稿的復印件和縮微膠卷，但不包括如下根據研究院的意見不可在德國出版的著作。”報告列舉了這些著作，包括馬克思的《巴枯寧〈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摘要》，馬克思的未發表的手稿《波蘭人、普魯士人和俄國》、《普魯士人——無賴》。隨后聲明說：“研究院認為，從政治上看這些手稿和未完成的著作不宜在德國公開發表。”其中還包括1882年2月7日恩格斯致卡爾·考茨基的信，因為信中含有“錯誤的、未被歷史証明的關於統一的斯拉夫各民族的民族解放運動的作用的說法”。恩格斯1885年6月22日致倍倍爾和1889年9月15日致考茨基的信也不得發表，因為在這些信中包含了對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的正面評價，但他們辜負了這些評價。
這份文件在措辭上稍作“淡化”后也發給了道姆。文件反映了柏林的研究院在編輯工作之初就遇到的意識形態方面的困難。
1953年初柏林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研究院（斯大林的名字是在他逝世后加上的）成立了馬克思恩格斯室。馬恩室的成立同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出版《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的決定密切相關。1954年的工作計劃寫道：“出版重要的單篇著作是對黨的總體工作的支持，同時是出版《全集》的准備工作的一部分。”准備工作之一是建立了“馬克思恩格斯資料室”，任務是收集、保存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和初版，手稿、書信等的影印件，以及制作這些資料的卡片索引。
隨著黨中央作出的出版《馬恩著作集》的決定和准備工作的開始，柏林和莫斯科兩個研究院的關系不斷深化，從性質上看柏林的同志更多的是扮演乞求者的角色。1956年3月2日的一封信可以為例。信中說道：“《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的第1卷現在就要完成了，3月底將送到出版社付排。第2卷和第3卷我們還有一些困難，即搞不到馬克思恩格斯使用和引用的原始材料。……由於沒有你們的幫助，簡直就不可能搞到大部分這類材料，因此我們提議，在編輯第2卷和第3卷的時候，我們以MEGA﹝第一版﹞為基礎，而如果馬克思或恩格斯的出自各種報紙或書籍上的引文經你們確認有實質性的差異，而且在你們的版本中已經作了更正，那麼懇請你們把這方面的情況通知我們。”
針對這封頗有自知之明、但也就事論事的信函，恩格斯的傳記作者、副院長E.A.斯捷潘諾娃1956年7月25日答復說：“關於《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的第2卷，應當注意的是，我們現在不是以MEGA，而是以原始版本為基礎。另外，我們在編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時，並不是像MEGA那樣以1844年的版本為基礎，而是以1892年的版本為基礎。……至於向你們提供馬克思恩格斯所引用文獻的縮微膠卷一事，則隻能逐步辦理，特別是根據我們照相室擴展的情況來辦理，目前我們的照相室因工作太多而不堪重負。”
1956年5月15日，研究院院長路德維希·恩裡克向中央委員會書記庫爾特·哈格呈送了一份12頁的關於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的工作報告，其中談到版本的性質時說：“新版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預計有30卷（大約35冊）。這一版將是普及版，並不囊括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著作。例如，一些早期著作就不包括在內。”談到編輯工作時報告說：“為了完成用德文出版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的工作，必須做一系列重要的准備工作。……（1）核查全部以前的德文版本（單行本）。（2）核查各卷中出現的全部事實和日期。（3）全部引文同有關原始文獻進行核對。（4）可能譯自另一種語言的文字也要同原文進行核對。（5）為德語讀者准備各種可能的新注釋。（6）對例如拉丁文概念給出腳注。（7）資料工作。核查人名，年代，事實。”報告特別強調了獲得高水平工作人員的重要性，因為在總計12名工作人員中，隻有兩位高水平人員，三位中級水平人員。因此，提出了“按照以后從事我們馬恩室工作的方向培養高水平大學生”的要求。
《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的結構和特征
《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並沒有被明確劃分為若干部分，全部39卷是按順序編號的，補卷則接著正卷編號。但仔細觀察便能看出，著作集中的文獻可分為三部分：第1—22卷為著作和文章，第23—26卷為三卷《資本論》和被稱為《資本論》第4卷的《剩余價值理論》手稿，第27—39卷為馬克思恩格斯的書信。各部分文獻則按照第一次發表的時間或者手稿完成的時間的先后編排。書信部分則又將馬克思恩格斯之間的書信與馬克思恩格斯致第三者的書信分開編排，這種編排方法突出了第一類書信的作用和重要地位，但不利於了解書信在時間上和內容上的聯系。
按照計劃，《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作為學習版，包括全部完成的、在馬克思恩格斯生前發表的著作和文章，同時也選收一部分他們遺留下的手稿、草稿和准備著作。該著作集收入將近1700篇著作，除了極少數例外，幾乎包括全部已查明的馬恩生前發表的著作，以及大量未發表的手稿。其中有許多當時不為人知的著作——第1—22卷就有400多篇。此外書信部分收入4171封書信，馬恩致第三者書信是第一次全部收入，其中有三分之一的書信第一次被翻譯為德語（同樣也是新事物）。在《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編纂之前，這兩位作者的著作集在德語區沒有任何一個版本具有這樣的規模。
在對《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進行評價的時候，常常聽到這樣的責難，說該版本沒有囊括馬恩的全部著作。但可以肯定的是，全部收錄的原則隻適用於全集版本。學習版差不多總是具有選擇性，隻能根據學習版本身的基礎原則來評判。為正確評價《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首先需要搞清楚它的版本類型。盡管存在多種中間類型和過渡類型，但自70年代以來馬恩著作的出版逐漸形成了編輯學上的三種“基本類型”：歷史考証版、學習版和選集版。從內容和規模方面又可以劃分為全集、著作集、專題選集和單行本。
《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很明顯屬於學習版類型，本身是一種有代表性的著作集。從1956年德文版的前言可以看出，《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的編者在一定程度上把該版本看作選集版和學習版的結合：“這個版本將為我們的勞動人民、廣大黨員，首先是大中學生提供一個無盡的知識寶庫。……我們的科學家，無論他們在哪個領域工作，都會在這個版本中找到豐富的科學知識、革命性的發現、大膽的、指引未來的思想和靈感。”
將《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歸類並理解為“學習版”，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才得到認可。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盡管最近幾十年來學習版的標准有了顯著提高，但是《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今天的編輯標准。
早期著作
在將馬克思恩格斯到1844年的早期著作收入第1卷時，便遇到了巨大的困難。莫斯科的同志是這樣對柏林的同行說明他們為什麼在有限的范圍內挑選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有必要把馬克思恩格斯1842—1846年期間寫的全部重要著作收入前兩卷中，因為第3卷應當收載《德意志意識形態》。”
但是在俄文版的前言裡的說法是：本版不是完備的、學術性的版本，因此“一些從唯心主義的、左派黑格爾主義立場出發撰寫的早期著作……沒有收進來：馬克思的博士論文，恩格斯反對謝林的論戰文章和一些政論文章，馬克思未完成的《經濟學哲學手稿》等等。這些早期著作，隻有范圍很小的專業人員感興趣，將在專門的文集中出版”。由此，第1卷隻收入了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的很小一部分。
這就是《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這個版本的非常不幸的開端，由此帶來的“有意隱瞞”這一頗受詬病的缺點——（主要是聯邦德國的）新聞出版界和學術界就是這樣說的——在《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出版期間就一直如影隨形，盡管此后出於意識形態考慮而導致的這樣規模的刪除再也沒有出現過。在兩卷補卷把第1卷沒有收入的全部著作都收錄出版很久以后，這個例子還一再被有些人不厭其煩地提出來，以說明《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的不完備。
對第1卷的做法的批評不僅出現在西方國家，而且也出現在蘇共二十大上。在這次會議上，俄文第二版遭到指責，說其中沒有青年馬克思的重要著作，而這些著作曾被收入俄文第一版。這本來有可能成為《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克服此類障礙的契機，何況除刪去重要的手稿之外，這種做法也違背了所宣布的發表全部刊印著作的原則。但是統一社會黨領導層在這一方面缺乏基本的政治-意識形態的堅定性。
即使是在民主德國，對《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第1卷的做法也有大量批評。在統一社會黨的理論雜志《統一》上，當時年輕的法學家、民主德國后來重要的法哲學家海爾曼·克雷納發表了一篇評論，指出：“在我看來可商榷的是，把我們的經典作家的著作縮減到30卷出版。……沒有道理的是，偏偏《經濟學哲學手稿》被刪去了。……一部大型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版本的重要性恰恰在於，要完整反映從青年馬克思到老年恩格斯的發展歷程。”甚至統一社會黨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馬恩室也感到去掉很多早期著作是一個重大缺陷。人們起初期盼所預告的專門文集，這個文集1956年在莫斯科出版，印數很小，而且也是一個選集本。因此，這個專門文集遭到了一致排斥。
鑒於上述種種情況，當人們看到下面的做法時一開始不免吃驚：1963年書信卷第1卷即第27卷出版時，馬克思恩格斯年輕時的書信依然沒有收進來。如果把馬克思恩格斯年輕時的書信收進來，就會改變按照俄文第二版進行卷次劃分的做法，而這是應當盡可能予以避免的事情。具有決定意義的是，就在這個時候，編輯補卷的工作已經有了很大進展，並且可望馬上完整出版。當時決定不按照正卷卷次編號，而是按照時間順序完整分兩卷發表馬恩的早期著作，不論他們在第1、2卷和第27卷中是否已經發表。但是狄茨出版社從出版方面考慮堅決反對這一做法，出版社要求，補卷隻發表正卷沒有收入的著作。同時，中央委員會書記庫爾特·哈格也提出建議，在《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的編輯出版工作結束之后，再把馬恩的早期著作作為補卷出版。這樣一來，兩卷補卷的出版又推遲了5年。
卡爾·狄茨出版社現在將已經脫銷的第1卷重新出版發行，並配上新的前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一如既往擁有大量讀者。首先是對青年馬克思的著作的考証研究具有獨特的重要性，在這些著作當中可以看到哲學論述方面的內在聯系，而這種形式的聯系在后來的著作中就變得模糊了。馬克思恩格斯青年時代的思想發展在體現出多樣性與多層次的同時又合乎邏輯的認識進程，與此相聯系的自我理解進程——對很多思想表現出開放性，而不是固定於一個方向——為每一個新的歷史形勢提供了契合點，激發了進一步的提問和思考，至今仍具有迷人的魅力。
[徐洋：中共中央編譯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