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真研讀經典著作所必須克服的思想障礙

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前提是重視理論學習、保持理論興趣。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總結建黨88年、執政60年以來的歷史經驗，第一經驗就是“堅持把思想理論建設放在首位，提高全黨馬克思主義水平”﹔黨在今天存在的首要的不適應問題就是“一些黨員、干部忽視理論學習、學用脫節，理想信念動搖，對馬克思主義信仰不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缺乏信心”﹔四中全會作出的黨的建設六大新部署的第一條就是“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提高全黨思想政治水平”，強調“黨員、干部模范學習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的重要任務”。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對意識形態工作，對思想理論建設非常重視，多次強調全黨在集中精力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同時，一刻也不能放鬆意識形態工作。

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一個黨、一個階級是否具有理論興趣，歸根到底取決於其能否和歷史規律相一致、能否有追求真理的膽略及遠大的前途。因此，高度重視黨的思想理論建設，不僅是中國共產黨保持其先進性的根本經驗，而且是黨的生命力、不可戰勝的力量及偉大前程的集中體現。尤其重要的是，我們黨對於理論的興趣，不僅革命時期、非開放下的建設時期，而且在改革開放新時期始終保持，充分証明了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沒有本黨私利的工人階級先進政黨。恩格斯曾經指出，德國資產階級在其革命時期，也有理論興趣，並形成了德國古典哲學這樣的寶貴理論財富。但是，隨著其掌握權力，對於金錢和名利的追逐就完全取代了理論興趣。“在包括哲學在內的歷史科學的領域內，那種舊有的在理論上毫無顧忌的精神已隨著古典哲學完全消失了﹔起而代之的是沒有頭腦的折衷主義，是對職位和收入的擔憂，直到極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而“德國人的理論興趣，只是在工人階級中還沒有衰退，繼續存在著。在這裡，它是根除不了的。在這裡，對職位、牟利，對上司的恩典，沒有任何考慮。相反，科學越是毫無顧忌和大公無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願望。在勞動發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會史的鎖鑰的新派別，一開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階級的，並且從工人階級那裡得到了同情，這種同情，它在官方科學那裡是既沒有尋找也沒有期望過的。德國的工人運動是德國古典哲學的繼承者。”可以毫不夸大地說，喪失理論興趣，埋頭於功利性事物，蛻化墮落的苗頭，是喪失無產階級和共產黨本色的開端。因此，認真研讀經典著作，首先要反對急功近利和實用主義。

認真研讀經典著作，關鍵是科學認識和正確對待馬列主義和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關系。我們黨的一貫態度是不割裂、不取代，就是說，不要將兩者割裂，不要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取代馬列主義。這種不取代，在黨的經典表述中，就是不要將中國同志與馬列“並列”。毛澤東指出，“為什麼不應當將中國共產黨人和馬、恩、列、斯並列呢?我們要普遍宣傳馬克思主義，同時不反對也不應當反對宣傳中國的東西。但我們比較缺乏的是馬、恩、列、斯的理論，我們黨的理論水平低，雖然也翻譯了很多書，可是實際上沒有對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的宣傳。所以現在應當在全中國全世界很好地宣傳馬、恩、列、斯關於唯物主義、關於黨和國家的學說，宣傳他們的政治經濟學等等，而不要把毛與馬、恩、列、斯並列起來。我們說，我們這一套是一個國家的經驗，這樣說法就很好，就比較好些。如果並列起來一提，就似乎我們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請馬、恩、列、斯來做陪客。我們請他們來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們做學生。”毛澤東在這裡說得很深刻，從根本上說，馬恩列是先生，我們是學生﹔馬列主義是普遍原理，而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是一國經驗。

鄧小平早在1960年就指出，“不要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克思列寧主義割裂開來，好像它是另外一個東西。我們在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時候，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把‘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並提。當然，也可以單獨提毛澤東思想，但是一定不要忘記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不要丟掉這個最根本的東西。” 鄧小平說得也很深刻，馬列主義是最根本的東西，不要企圖取代馬列主義。

中國共產黨人對待馬列主義的這種科學態度，不只是一種謙虛，而首先是實事求是。這裡的根本問題，是如何看待我們對於馬列主義的發展。毫無疑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就是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繼承和發展，在這一過程中，我們說了一些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更做了一些老祖宗沒有做過的事，我們確實有超出馬列的地方，有創新、有發展，在這方面必須充分肯定，必須理直氣壯。但問題在於，這種發展是從什麼意義上說的呢？

實際上，存在著對於馬列主義的兩種“發展論”：其一是“階段論”的發展，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視為直線式的新階段。這種發展論有兩大含義：一是全面發展，二是全面超越。林彪提出的馬克思主義“三個階段、三個裡程碑”就是這種發展論，其結果，就是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取代馬列主義。這種發展論不是我們黨的基本立場和態度。我們黨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是“結合論”的發展，就是說，我們所說的發展實質是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是把馬克思主義運用到中國的具體國情和新的時代特征中，就是具體應用式發展、局部發展，而不是根本立場、觀點、方法上的創新，不是全面超越的發展。這是因為，馬列主義是從資本主義較為成熟發達地區抽象出來的科學理論，它揭示了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轉變的整個歷史時期的客觀規律，其基本原理具有普遍適用性。而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則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在較為特殊的歷史條件下的運用，揭示了歷史發展的曲折多樣。因此，不能以學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代替學馬列。

鄧小平曾指出，“有些同志提出，要以毛澤東思想為綱學習政治經濟學。當然，毛澤東同志在政治經濟學上是有發展的，但是，講初期的發展時期的資本主義，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總是《資本論》﹔講帝國主義，總還是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講社會主義，列寧和斯大林都有，毛澤東同志也有重要的發展。所以，不能只是講以毛澤東思想為綱學習政治經濟學，否則人家問你研究帝國主義以哪個著作為綱，你怎麼答復？扯不清楚。當然，對於帝國主義的論述，毛澤東同志有發展，例如關於帝國主義是紙老虎的論斷。但是，《資本論》和《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已經把關於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基本的理論問題解決了。對待毛澤東思想是一個很嚴肅的原則性的問題，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對我們不利，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不利。”

所以，問題的關鍵在於准確地評價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地位。作為具體實踐的指導思想，它同中國具體發展階段的實際相統一，從中汲取發展的活力並實際地發揮著理論的功能。從這個意義上說，能否產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成果，確實是衡量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政治上是否成熟的主要標志。然而，由於它同更為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相聯系，因而其雖然也含有體現了某些普遍適用性的內容，但總的說來其直接適用的范圍卻是較之整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容量要小，因而不能把兩者完全等同，從而以一方取代另一方。

為什麼結合式的發展不可能全面發展馬克思主義？盡管兩者存在著繼承關系，因而它們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通過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運用，馬克思學說中的精髓不斷地得以實現而永葆青春﹔另一方面，運用馬克思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解決中國實踐中的主要矛盾，並逐漸形成理論體系，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過程。但是，由於下述兩個原因，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和馬列主義不能全面等同：

其一，由於中國的具體國情所造成的對於馬克思學說的需要程度和關注重點的差異。因為要根據本國實踐的需要進行取舍，正如列寧據說，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某一方面，不取決於主觀願望，而取決於一切歷史條件。這說明，中國化過程對於馬克思學說的運用、繼承和發展，不可能也不必要是“全面的”。僅此一點，就可以說明那種“裡程碑”式的直線發展階段論難以成立。

其二，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還包含了從思維習慣到語言表達的形式“轉換”問題。為了讓馬克思主義易於被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所接受，克服因此而形成的心理、語言以至思維習慣上的差異，必須對馬克思學說進行民族語言的“再翻譯”。這實質上也是理論上的再創造。然而無論這種創造如何出色，它與原本依然有差異，而且總會有某種“割愛”。因此，經過以上的雙重“消化”(實踐的和民族文化的)，馬列主義和它在中國實際運用所產生的偉大成果就總是存在著差別，我們就既不能將兩者割裂，也不能將兩者等同。而既要從我們正在做的事情出發，著眼於馬克思主義的實際運用和發展，又不能丟掉老祖宗，不讀老祖宗，要善於把學習馬列和學習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有機統一起來，要善於把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不但運用於解決實踐課題，而且運用於解決理論學習。

由此而不難理解，為什麼我們黨在進行思想上的重大撥亂反正時(例如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期，鄧小平在“十年內亂”結束后)，總是首先端正學風，總是把理論聯系實際和“完整系統准確地”學習掌握馬克思主義聯系在一起﹔為什麼毛澤東等一再反對片面地突出毛澤東思想、並針對林彪、“四人幫”等的極左表演，一再提出要“學習馬列”。無論如何，隻有把馬克思主義看作一脈相承和與時俱進、理想和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理論和實踐等等的辯証統一，才可能真正讀懂馬克思主義。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