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學者埃克·考普夫談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

一、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對於建設社會主義的啟示

很多人會認為《共產黨宣言》是馬恩理論形成的開端，但我想提醒你們的是，早在《共產黨宣言》之前，也就是1845年至1848年2月之間，馬克思、尤其是恩格斯就闡述過關於未來社會主義或未來社會形態的建設與發展方面的理論觀點。[1]馬克思和恩格斯於1844年開始從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立場轉向無產階級共產主義立場，這時他們開始批判自我標榜的“真正的社會主義者”，說他們習慣於通過熟練地背誦他人的詞句來進行他們自己都無法理解的理論闡述。針對這種現象，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我們開始要談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條，而是一些隻有在臆想中才能撇開的現實前提。這是一些現實的個人，是他們的活動和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包括他們已有的和由他們自己的活動創造出來的物質生活條件。因此，這些前提可以用純粹經驗的方法來確認。”[2]

你們可以自己去驗証馬恩所說的這些話。無論我們處在什麼狀況當中，我們都不能僅僅從願望，而是要從實際的前提出發，以便對現實作出正確的估計和判斷，從而採取相應的措施，然后才能前行。這也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對待工人運動時所持的基本態度。我們必須要自己創造幸福，要把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沒有高高在上的救世主，上帝也無法拯救我們，如果說是上帝，倒不如說是我們自己在幫助自己，否則毫無意義。

這觸及一個長久以來一直在提及的話題：是否能再次運用昨天的、舊的答案來解決今天的新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此一直持否定態度。恩格斯在1847年3月談到“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時寫道：“他們懶於把德國的社會政治發展水平和法國的社會政治發展水平比較一下，或是研究研究決定著今后全部發展的德國的現實情況。他們沒有認真思考，就忙著把剛剛聽到的東西搬到德國來。”[3]

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一開始就反對在對待人類社會發展這一問題上採取唯意志論的任意主觀行為。恩格斯1847年在《共產主義信條草案》中寫道：“我們確信，任何密謀都不但無益，甚至有害。我們也知道，革命不是隨心所欲地制造的，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都是完全不以單個的政黨和整個階級的意志和領導為轉移的各種情況的必然結果。但我們也看到，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的無產階級的發展都受到有產階級的暴力壓制，因而是共產主義者的敵人用暴力引起革命。……群眾的發展是不能命令的。它受到群眾生活條件的發展的制約，因而是逐步前進的。”[4]馬克思在1847年10月底發表了《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他在其中寫道：“財產問題從來就隨著工業發展的不同階段而成為這個或那個階級的切身問題。17、18世紀時要廢除封建財產關系，財產問題就是資產階級的切身問題。19世紀時要廢除資產階級財產關系，財產問題就是工人階級的切身問題。”[5]

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表明，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隻有通過矛盾的發展才能得到解決。我在開頭就講過，人們不能用過去的問題的答案來解決今天遇到的實際問題。但我們可以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析與總結當作研究當今現實問題的指南。我們並非是要簡單照搬他們的理論，而要從這些理論中找出有用的東西，看一看在此之前馬克思恩格斯是怎樣思考問題、提出問題的，以此啟發我們去探討解決現實問題的方法。

二、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30年來取得的巨大成就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領導班子在至少大約30年的時間裡正是以上述思想來指導自己的行為。我從1997年以來在中國工作期間有幸親歷了這一過程。我認為中國共產黨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認真地考慮到了馬恩在這方面的提示，他們縱觀國內和國際形勢，然后對現實狀況進行了正確的評估，並通過改革開放政策成功地實施了發展戰略。在整個政治路線中，最關鍵的問題就是他們的出發點和目標，即“我們的首要目標是為人民服務”——這看似一句簡單的話和一種輕鬆的表達方式，但我卻認為它代表著中國共產黨嚴肅的政治綱領，而且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和核心。“人民”這個詞在此涵蓋了所有的勞動人民，包括工人、農民、科學家、知識分子、職員、企業家，所有各行各業中屬於人民中的一員，以及處於各個發展階段的各少數民族的人民，所有這些人由於土地國有化成為了整個國家的物質財富的所有者。在這種現實的前提條件下，即在土地、水資源等屬於人民共同所有這種現實狀況下，“為人民服務”——即為滿足廣大人民的需要——才有了得以實現的機會和條件，這種前提和目標之間便產生了良性循環和內在聯系。如果在一個國家裡，人民不能成為生產資料的共同所有者，那麼“為人民服務”就會成為一句純粹的空話，成為一個無法實現的目標。

與此相反，資本主義國家則是以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制為基礎，這正是危機在當今資本主義世界范圍內爆發的根源。而中國是一個出口大國，其產品大量輸入美國和西歐等資本主義國家，所以它不可避免地被卷入這場危機，從而使自身遭受影響。但中國政府早在2007年秋天就觀察到美國所出現的問題，從而為這場危機的到來做好了長期准備。當2008年危機的影響明顯增強時，他們已經擬定了自己的應對策略﹔當時由於美國市場的動蕩，中國許多公司的產品出口因遭毀約而面臨巨大損失，中國政府根據自己擬定的發展計劃，大力發展國內市場，尤其是在基礎建設、衛生事業、教育、就業等領域加大投入，以提高國內市場對產品的需求，從而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世界經濟危機給中國帶來的影響和損失。

盡管2009年面臨世界經濟危機的嚴峻挑戰，中國政府還是實現了既定的各項計劃。這得力於中國共產黨強有力的領導以及7600萬黨員的共同努力，社會主義事業要在艱難困苦中接受了實踐的考驗，堅持為勞動人民謀利的目標始終不變！

三、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偉大意義和歷史前景

正在進行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僅對於人類四分之一的人口來說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而且對於世界經濟和世界市場來說也是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還有，這裡不僅關系到思想的形成，而且還關系到現實狀況，即21世紀社會主義的現實構建。

我把自己在中國觀察到的現象總括為一句話：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正在中國建設自己的生活。這裡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即這個偉大的民族要在將來也能卓有成效地建設自己的生活。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中共十七大制定了科學發展的全面戰略綱要。我們可以在此做一個比較，面對世界上許多貧困地區，聯合國的戰略發展目標是要在2015年使貧困人口減半，但如果這些地區的人民沒有自我生產的前提條件，那麼這個目標也只是一句口號和空話，例如外界對他們的幫助在現階段也僅僅限於給他們提供食物、帳篷、金錢等等，而這完全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真正有效的措施應該是讓這些地區的人民有能力自己從事生產勞動，通過自身勞動去改變自己的生活，因為人要獲得發展，是不能依靠慈善和施舍的。他們必須有機會依靠自己現有的物質前提去從事生產從而建設自己的生活。

另外，如果人們每天都在一定的范圍內從事同一種勞動，解決同樣的問題，那麼人們一般不會注意到他們自己在一天天前進，即察覺不到自己的勞動有什麼特殊意義，從而很難從深層次的意義上想到自己也在參與一場偉大的革命進程。但我作為一個局外人，總是在間隔一段時間后來到中國，即每隔幾個月的時間就往返於德國和中國。我清楚地看到，在整個人類歷史過程中，還從來沒有一個共產黨（哪怕是蘇聯共產黨）像中國共產黨那樣面臨如此艱巨的任務，即要養活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要在實踐中開辟一條使社會前進和發展的道路，從而卓有成效地實現自己的目標。

為了更形象地說明中國人口之多，我舉一個例子，前不久，西南有幾個省市遭受旱災，受災人口達2300多萬，而以前民主德國的總人口才1700多萬，還不如中國僅僅一個地區並且僅僅一年的受災人口多。並且中國政府需要對13億多人負責，而美國要負責的人口數隻有3億多﹔再說歐洲，中國總人口是歐洲總人口的兩倍。整個歐盟國家加上整個非洲大陸（大約有9億人）的人口才相當於中國一個國家的人口數。但是，歐洲大陸與非洲大陸之間的貧富差距十分巨大，同中國相比令人吃驚。

再看看中國共產黨所要負責的地區面積有多麼大，中國有960多萬平方公裡，相當於整個歐洲大陸的總面積。在這大片的土地上，有不同的氣候條件和地理條件，有處於各個發展階段的少數民族，就像一幅人類歷史發展的浩渺畫卷——從母系氏族的初級階段到北京、上海這樣的城市所處的高級發展階段，如果恩格斯借用中國的現實來撰寫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那一定非常有意思。倘若恩格斯能看到中國共產黨從1978年直到今天所進行的實踐和實施的政策，他一定會把這一進程贊譽為一場革命，就如同他把英國從1775—1845年在經濟領域的發展稱為工業革命一樣，恩格斯也會把1978以來中國30多年的發展稱為一場革命。而馬克思將會認為中國的發展進程印証了他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所得出的結論：社會問題、社會沖突和社會困境隻能通過矛盾的發展來解決，而不是通過對矛盾的簡單排斥和消滅來解決。矛盾的發展，這是解決社會問題的一條重要道路。

有人問，21世紀的社會主義在哪裡，是在委內瑞拉、古巴、越南，還是秘魯？我的答案是：21世紀的社會主義已經在中國發展了，中國是一個正在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這並非是一種幻覺和臆想，它已經成為確鑿的現實，這個國家已經制定了自己的發展計劃，即要在中國創造相應的前提條件，使得佔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國人能夠獨立自主地建設自己的生活。

這也正是馬克思於1878年12月回答美國《芝加哥論壇報》記者問題的深層含義。這位記者問他：“您怎麼用一句話來概括世界工人運動的目標，即北美和西歐工人運動的革命目標？”馬克思的回答是“勞動的解放”[6]。前不久，一位國際友人問我：“你認為工人階級的歷史角色是什麼？”我認為，工人階級的首要角色就是“工人工作著，勞動著”。這句話看似簡單，好像什麼也沒有說，但不是隨便什麼地方都能做到這一點。馬克思所講的“勞動的解放”其實是一個完整的綱要，試想，不管在城市還是農村，不管是工人、農民還是科學家、知識分子，所有這些創造價值的人們都應成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在未來沒有階級的社會裡，工人應該能夠佔有物質生產前提，做到自主生產，他們根據發展綱要，勤奮工作，不斷反思並獲得自我發展。他們享受自己創造的勞動成果，而不是消費他們未來子孫所創造的財富，他們不是在借債度日，即靠他人的勞動生活，這就是“勞動的解放”所蘊含的意義。

我認為，在2020年之前，世界經濟格局就將發生變化，一旦經濟危機結束，中國將成為率先成長起來的經濟強國。中國將擁有自己的經濟優勢，不再像幾十年前那樣受美國和西方列強的政治脅迫和軍事脅迫，中國受大國要挾的時代將永遠成為過去。雖然中國的發展現在還會遇到一些困難，尤其是遭受世界性經濟危機的影響，但我堅信中國將克服危機並取得持續性的發展。

四、應當怎樣理解“消滅私有制”

﹝這是考普夫教授演講后對如下提問的回答。有學者對《共產黨宣言》中“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7]這句話的理解提出了異議。因為“消滅私有制”（Aufhebung des Privateigentums）中的“消滅”的德文原文是“Aufhebung”，而這個詞在德語中可視情況不同作不同的理解：廢除、消滅﹔保存﹔拾起﹔哲學上還可作“揚棄”解。於是他們認為“Aufhebung”在上述那句話中應該被譯作“揚棄”而不是“消滅”﹔從而認為共產主義不是要消滅私有制，而是要“揚棄”、保存和發展私有制，是要徹底地發展資本主義，以達到資本主義的自我揚棄。提問者希望考普夫教授談談他的理解。需要說明的是，“所有制”的德文原文“Eigentum”在德語中也是個多義詞，我們在不同的場合可分別譯作“財產”、“所有”、“所有權”、“所有制”。]

我們對於馬克思恩格斯理論的理解，一定要結合其產生的具體歷史條件。就是說，馬克思恩格斯創作《共產黨宣言》時所處的歷史環境。

我想對於這個問題，恩格斯將會說：請注意，我們對未來社會的預言，以及從現存資本主義社會中得出的結論，是在具體的歷史條件下得出的﹔如果有人在問題討論中想要運用我們倆在《共產黨宣言》和其他著作中得出的結論，那麼他必須考慮到我們得出這些結論的具體歷史條件，必須考慮到當時英國的情況，尤其是英國發達工業地區的情況，考慮到法國工業中心地區以及歐洲工業中心地區的情況，例如薩克森和符騰堡等等﹔如果他不能聯系我們從中得出這些結論的19世紀的具體歷史條件，那麼上述“廢除私有制或者消滅私有制”（Abschaffung oder Aufhebung des Privateigentums）的話無論在實踐中還是理論上就幾乎毫無價值並且毫無用處。

恩格斯曾經在《共產主義原理》中提到過這個詞，后來又將其寫進了《共產黨宣言》，不過有關這個詞的德語意思馬克思和恩格斯都贊同黑格爾的一個觀點：aufheben這個詞可以用拉丁語“negieren”，即“Negation（否定）”來翻譯。而且他們兩人還認為，這個詞在黑格爾的《邏輯學》中，主要在《概念論》這一篇章中，即使在涉及對理念的“否定”時，仍然可以用唯物主義的方式予以積極理解，即這個詞實際上同時蘊含著多層意思。

我還是先說說aufheben這個詞所包含的beseitigen[消滅、消除]、vernichten[消滅、根除、毀掉]這個意思吧。聯系到馬克思恩格斯所處時代，在那時可以用什麼方式或者說通過什麼途徑來消滅所有制/財產呢？在法國大革命中，教會財產被收歸國有，這就是消滅（Beseitigung）所有制/財產的一種方式。反革命流亡者的土地、房產和工廠等被法蘭西共和國沒收，並以一種特殊形式由法蘭西共和國共同實施管制，這也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當時能夠看到的消滅私人所有權（Aufhebung des Privateigentums）的一種形式。歷史上在英國和美國曾經有過共產主義移民區，這是一種新型的共產主義所有制。創建者把資金籌集到一起，從美國政府那裡購買土地，這塊地屬於大家共同所有，他們就在這裡進行工業生產、農業耕作，進而建立學校、圖書館、醫院和教堂等等。這些都是馬克思恩格斯在當時的現實條件下能夠加以研究的人們消滅（aufheben）所有制的具體形式。

財產/所有制這個詞是從佔有、據為己有這個動詞來的。而隻有人才懂得對財富的佔有，動物並不具備這個能力。因為人會通過勞動，通過有目的地改造自然從而改變自然的特性，使它能夠成為滿足人們需要的使用對象，這是對財富的獲取，馬克思在《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談過這一問題。

人們怎樣才能消滅（vernichten）私有制/私有財產（Privateigentum）呢？回答是：人們所能夠消滅（beseitigen）的，是對財產的法律所有權。用法律術語講，成為財產所有者，意味著擁有對財產的法律權利，即他所擁有的財產如房屋和土地等受國家法律保障。隻有對財產的這一法律權利能夠被消滅（beseitigen）。

舉例來說，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第一天，蘇維埃會議在列寧的倡議下，頒布了一項法令，宣布沙皇的財產被收歸國有，成為人民的財產。這意味著沙皇從法律名義上失去他對財產的所有權，這即是消滅所有制/財產（Beseitigung des Eigentums），但只是消滅所有制/財產的私人形式（Beseitigung der Privatform des Eigentums），只是從形式上更換財產的所有人，即改變財產的私人佔有形式，所有土地、土地上的農奴、牲畜和勞動工具都從沙皇佔有的形式下解放出來，也就是從法律上廢除（abschaffen）、消滅（vernichten）了沙皇對這些財產的舊有的法律權利。

與上述方式相似的是，在法國大革命中，法國國民公會通過決議廢除（aufheben）了天主教會的財產所有權，也就是說，原來屬於天主教會的土地、財產等等被充公或收歸國有。並且還沒收了那些公然反對法國革命的流亡人員的財產，這些財產由國家監管，如果這些流亡人員不再回到法國或是繼續反對法國革命，那麼這些財產就被正式收歸國有﹔倘若這些人回國之后願意改過自新，那麼財產可以歸還。

所有這些涉及的都是某物或某內容的形式改變。這也是“Aufhebung”這個詞的含義之一。當然，“Aufhebung”是一個多義詞，除“消滅”外，它還有“保存、保管”的意思，例如替別人保管財物﹔另外，它還有“提升”的意思，即把一個東西從一個較低的位置提升到一個較高的位置，例如彎腰去撿拾某物。但不管怎麼說，“Aufhebung”在“廢除”、“消滅”私有制或財產這一意義上使用時，它所謂的“廢除”也只是從形式上去改變。例如一塊土地，幾百年前可能屬於某個封建主，在后來某一時期被一個土地佔有者購買了，或者說採取了資產階級的所有制形式。這裡只是財產所有權在形式上發生了變換，即它的所有人變了﹔但這塊土地、這塊土地本身的內容並沒有改變，人們可以一如既往地在上面耕種並收獲農產品。

再舉一個例子。1945年8月，四個反法西斯的戰勝國（美、蘇、英、法）在波茨坦簽訂了一項條約，決定鏟除引發這次世界大戰的法西斯根源，在德國，這個法西斯根源主要在於德意志帝國北部和東北部的古老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帝國軍隊中有80%的高級軍官都來自這些地區的封建大土地佔有者。於是在蘇聯蘇佔區決定實行土地改革，凡是擁有100公頃以上的土地佔有者的土地將無條件地被剝奪。隨即又在農村成立了人民委員會，由它來決定哪些窮人和無地農民可以分到這些被沒收的土地並同時獲得地產所有權証書，他們現在變成了這些土地的所有者。這些土地的耕種內容並沒有改變，而是它們的所有人變了。以前土地所有者是某個伯爵，現在則是某個農民。這些農民不但可以獲得這些土地，而且他們的子孫還同時在法律上享有繼承權。大約從1950年起，這些小土地所有者聯合起來，成立了農業合作社，以便於實行大面積的機械耕作並共同從事畜牧業。在民主德國，還成立了農機站和種子站，給那些農民配發拖拉機和種子，而這些農民隻需為此付一小部分費用。這些土地盡管被合並到了一起實行集體化耕作，但在土地所有權証書上仍然明確地標明各小塊土地分屬於那些不同的個體農民。這些土地的所有權並沒有轉交給集體。

我作了這麼長的描述，是為了說明，人們在理解我們黨的綱領中的重大問題“消滅土地所有制/地產”（Aufhebung des Grundeigentums）時，也必須從當時具體的歷史條件出發來創造性地理解它們。進行經院哲學似的煩瑣討論則是毫無意義的，即總是去討論“Aufhebung”是在一種、第二種還是第三種意義上使用。

馬克思和恩格斯並非想讓我們今天用他們從當時的認識中所得出的結論來行事。他們或許會對今天的我們說：你們可以根據現有科學技術條件採取一種合乎理智的所有制形式，即這種所有制要盡可能地保障大多數勞動人民的生活，保障他們的居住、醫療衛生、教育及其子孫后代的生活。這才是我們的主要任務，而不能簡單地用1848年的答案來解決今天遇到的新問題。中國30年來甚至60年來的歷史已經表明，你們能夠從實際出發做到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或者說可以做到自己建設自己的生活，因為你們已經能夠充分利用各個不同歷史階段的所有制的進步潛能，例如一個人或幾個人可以建立企業，為的是填補一些生產和服務領域的空白，一切皆從是否能為人民謀福利出發，從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的需要出發。

回到問題本身。有關開頭部分所提到的《共產黨宣言》的名言“消滅私有制”（Aufhebung des Privateigentums），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是消滅所有制/財產的舊形式（Aufhebung des alten Form des Eigentums）。即“Aufhebung”在此是在“廢除、消滅”的意思，也就是要廢除舊的所有制。

[中德兩國學者還在此基礎上就馬恩著作中“消滅勞動”（Beseitigung Aufhebung der Arbeit）、“消滅哲學”（Aufhebung der Philosohpie）、“消滅家庭”（Aufhebung der Familie）等類似表達中的“Aufhebung”的含義交換了意見。大家認為，這是指消滅某一種舊的勞動、哲學和家庭形式。例如“消滅勞動”，指的是通過革命來消滅資本主義制度下特有的異化勞動，而不是消滅勞動本身，否則人類就要滅亡了。]

五、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建議

　　[本節是考普夫教授演講后對如下提問的回答：“您認為中國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在經濟方面最重要的、最急需解決的問題是什麼？為了進一步、更好地和更為健康地推進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您作為中國人民的忠實朋友，作為‘旁觀者’，可以提供什麼建議？”]

對於這個問題，也許可以這樣說：你們的領導人是否能夠制定一個綱要，使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sozialistische Marktwirtschaft）逐漸轉變為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marktwirtschfatlicher Sozialismus）。答案看似簡單，但這兩者是有區別的。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社會主義”只是“市場經濟”的定語﹔而在“市場經濟社會主義”中，“社會主義社會”成為主語，“市場經濟”變成其定語。

因為在人類的歷史上總是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那些佔有巨大經濟權力的群體，或早或晚地總是想要獲取政治形式，以最大限度地擴展自己的財富，如果現存的政治形式無法滿足他們，他們就會想辦法去打破現有的政治規則和法律框架。所以關鍵在於能否從這方面作一些規定去限制經濟團體對政治權力的滲透和擴張。

例如當時在民主德國為了阻止正在出現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就採取過這樣的措施：根據當時民主德國生產力發展狀況水平，一個人所雇用的人員不能超過十人，如若超過十人，他的財產便會成為人民財產﹔而且他在自己的這個雇用了十個或不到十個人的企業中，也不能光靠別人的勞動生活，而必須親自參與到勞動生產中去。這就是民主德國這個小國根據自己當時的生產力水平所做的規定。而在中國這樣的大國，為了控制這一問題，經濟的宏觀調控便成了一個大問題。

因為金錢是沒有界限的，它可以跨越國界、民族、膚色和人種，金錢由於自身的客觀需要，必然會進入流通領域，在循環結束之后以求得剩余，即獲取利潤。財富的所有者僅僅是財富的代表，他的行為完全被金錢的客觀要求所支配，這是一個客觀過程，是一個復雜的問題。這同時也是在對物的擁有、佔有過程中所產生的問題。例如你買一條狗，那麼你的行為就會圍繞著狗這種東西的要求來行事，你必須去遛狗，買狗食，打掃狗屎，為狗請獸醫﹔你的生活會因為這條狗而發生改變。如果你買一輛車，那麼你的生活也會隨之改變，你同樣會根據車這種物的要求來行事，你現在需要買汽油，需要停車場——這些都是你從前不需要的。你每天開車去上班，還會遇到塞車的問題，而且十年后你還將被驅使繼續買車，即換新車，否則你必須重新適應步行。你逐漸地依賴於或從屬於你的所有物，你的情感、思維，包括你的家庭都會根據它來行事。如果你擁有的不是車和狗，而是許多錢財，那麼你同樣會受這些錢財的支配。這並不是說人的性情發生了改變，而是你對物產生依賴之后，便可能失去真正的理智。

另外，貧富差距的問題還不是最為關鍵的問題。最最根本的問題是：是否有這樣一些人，他們無償地佔有他人的勞動成果。

但是，如果人們通過正當的方式獲得財富，並且這種行為有利於國家，有利於人民，這樣的致富無可厚非。但要反對前一種情況，即無償佔有他人的勞動。

注釋：

[1] 在演講結束后的提問環節中，有人提出，學術界一般認為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系指唯物史觀形成之前的著作，而不是1848年之前的著作﹔並談到所謂“早年馬克思”、“中年馬克思”、“晚年馬克思”的對立論。對此考普夫教授回答說，“隻有一個馬克思”。他認為這種對馬克思早—中—晚的劃分是不科學的﹔如果一定要劃分出不同的馬克思，那麼可以把馬克思劃分為資產階級革命民主主義者的馬克思和無產階級共產主義者的馬克思，過渡時間就是在1843年秋天。

[2]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16—519頁。

[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卷，第47頁。

[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第378頁。

[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卷，第335頁。

[6]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5卷，第711頁

[7]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5頁。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編譯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