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命擎起思想的火炬——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編譯事業百年回顧
在希臘神話中，普羅米修斯是為造福人類而盜取天火、忍受千難萬劫而目標始終如一的英雄。馬克思在他的博士論文序言中熱情贊頌普羅米修斯是“哲學歷書上最高尚的聖者和殉道者”[1]，並在數十年奮斗生涯中高揚普羅米修斯精神。近百年來，這種精神在為傳播馬克思主義真理而奮斗不息的中國幾代翻譯家身上得到了體現。這是一個前仆后繼、默默奉獻的群體，一個肩負著歷史重任、創建了歷史功績而又往往在歷史的記憶中被忽略、被淡忘的群體，正是他們用生命詮釋了革命者的普羅米修斯精神。
我今天選擇這個題目來同大家交流，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編譯史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理論建設史的組成部分，同時也構成了中國現代思想文化變遷史的重要篇章。我選擇這個題目，還因為回顧和總結經典著作編譯事業的百年歷程，可以使我們從一個特定角度進一步深刻認識馬克思主義的本質特征，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要條件，銘記前輩創業的艱辛和我們這一代人肩負的使命。
當然，這個題目很大。如果進行探賾索隱、鉤深致遠的考証，應當寫成一部內容豐富的專著。今天我在這裡隻能對這項世紀工程的整體概況和發展脈絡作一個勾勒，希望對大家研讀經典有所幫助，也希望藉此呼喚更多的同志進入經典著作編譯史研究領域，以便從一個重要的視角去思考當代思想文化建設問題。[2]
我想從經典原著與中文譯本的關系談起。
一、馬克思主義是人類文明的瑰寶。馬克思主義真理在中國傳播和運用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經典文本的中國化，就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原著從歐洲語言向中國語言的轉換。實現這種轉換的關鍵，在於研究和領悟經典作家的思想，同時要辨析和判明中西文化的異同。因此，這種轉換的過程遠遠超出了單純的語言層面。
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旗幟，是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多年來，我們黨的各級領導和廣大干部群眾十分重視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學習和研究，以求更加完整准確地把握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精髓。我們歷來強調要閱讀原著，這是正確的，因為隻有在原著中，我們才能看到經典作家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直接而又嚴謹的闡述，才能具體了解這些理論產生的歷史語境和邏輯進程，才能進一步發現歷史和現實中種種誤讀的危害和成因。恩格斯晚年在談到研究馬克思學說的方法時，曾反復強調研讀原著的重要性。1890年9月21—22日，他在致約瑟夫·布洛赫的信中寫道：“我請您根據原著來研究這個理論，而不要根據第二手的材料來進行研究。”[3]1894年10月4日，恩格斯在《資本論》第三卷序言中再次指出：“一個人如果想研究科學問題，首先要學會按照作者寫作的原樣去閱讀自己要加以利用的著作，並且首先不要讀出原著中沒有的東西。”[4]閱讀原著無疑是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必要途徑，這一點毋庸贅述﹔但是我們應當知道，中國廣大讀者所閱讀的原著，並不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生前留下的著作文本本身，而是在他們身后由中國人自己編譯的各種中文譯本。
我們知道，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用他們的母語即德文從事著述工作的。他們留給后人的文獻遺產，包括大量的專著、論文、時評、演說、筆記、批注、書信，以及散文、詩歌、劇本等文學作品和為各種辭書撰寫的條目，內容十分豐富，范圍極為廣博。現在，國際馬克思恩格斯基金會（IMES）正在將這兩位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的全部著作遺產編成歷史考証版逐步出版，總計為114卷，如果全部譯成中文，總共約6000萬字。在這些著述中，約有65%是用德文寫成的，有30%是用英文寫成的，另有5%是用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丹麥文等其他歐洲語言文字撰寫的。要使中國廣大讀者能夠閱讀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領會他們的思想和學說，就必須對這些文獻進行編輯、整理和翻譯。
這項工作意義深遠，責任重大，同時又十分艱巨復雜。中國和歐洲在歷史、文化、心理、語言、風俗、習慣、傳統等方面的巨大差異，給翻譯工作帶來了難以想象的困難。由於經典著作涵蓋歷史和現實生活的廣泛領域，涉及哲學、經濟、政治、軍事、教育、科技、新聞、語言、文學、藝術、民族、宗教等各個學科，這就要求編譯工作者具有深厚的理論功底、學術修養和語言造詣。僅就語言方面來說，這項工作就對編譯者提出了極其嚴格甚至非常苛刻的要求，正如恩格斯所說：“翻譯這樣的著作，只是通曉標准德語是不夠的。馬克思精於使用日常生活用語和各地方言中的成語﹔他創造新詞，他舉例時涉及一切科學部門，他援引十幾種文字的書刊﹔要理解他的著作，必須徹底精通德語——口頭語和標准語，另外還要知道一些德國人的生活。”恩格斯還說：“馬克思是當代具有最簡潔最有力的風格的作家之一。為了確切地表達這種風格，不僅要精通德語，而且要精通英語。”[5]當然，就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所涉及的語種來說，編譯者需要掌握的還不僅僅是這兩種語言。除了外語之外，恩格斯還要求翻譯者精通本國語言，“必須具備用兩種文字寫作的經驗”[6]。
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翻譯必須具有准確性和權威性，因為這些著作中的理論判斷、邏輯思路、概念術語關系到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的理解，關系到無產階級政黨如何確定自己的奮斗目標、戰略和策略，因此，編譯者必須通曉經典作家的理論及其形成與發展歷程，通過研精覃思、博考群籍、反復推敲、字錘句煉，確切地反映經典作家的原意，使讀者閱讀譯本就像閱讀原著一樣﹔用恩格斯的話來說，就是要使讀者能夠“按照作者寫作的原樣”去把握原著的核心內容和整體風格。這真正是一項“代聖人立言”的工作。對於編譯者來說，這既是崇高的使命，又是嚴峻的挑戰。
從20世紀初到現在，中國一代又一代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翻譯家在肩負使命、迎接挑戰的實踐中艱辛跋涉、勤奮耕耘，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思想和學說逐步介紹給中國人民。毛澤東同志有一句名言：“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7]顯然，如果沒有准確的翻譯和認真的編輯，十月革命炮聲送來的科學真理就不可能為中國人民所認識和掌握，就不可能在中國廣泛傳播和切實運用。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必要條件，就是經典文本的中國化，就是馬克思主義原著從歐洲語言向中國語言（主要是指現代漢語，同時也包括蒙古文、藏文、維吾爾文、哈薩克文、朝鮮文等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轉換。毛澤東同志早就深刻地認識到這項工作的重要性和復雜性，他當年在延安就曾語重心長地強調，編譯經典著作是一項“功德無量”的事業﹔他要求中國理論工作者和翻譯工作者“學個唐三藏及魯迅”，通過鍥而不舍的努力，把馬克思主義經典從西方介紹到中國來。[8]在黨的七大召開期間，毛澤東同志嚴厲批評了輕視翻譯工作的傾向，他指出，如果沒有翻譯工作者的努力，“中國哪曉得什麼是馬列主義？”[9]
確實，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編譯事業是黨的思想理論建設的一項重要基礎工程，是推動中華民族的思想文化實現徹底變革，從傳統形態向現代科學形態轉變的一個關鍵環節。如果沒有這樣一個偉大工程，我們今天的思維方式和話語體系就會是另外一個樣子。新中國成立六十多年來，我們完成了經典著作編譯出版的一系列重大任務，為用科學理論武裝全黨、教育人民做出了貢獻。然而，這樣的貢獻是在前人奠定的基礎上取得的，因此，在介紹新中國成立以年來經典著作編譯工作概況之前，我們不能不首先談一談新中國成立以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編譯出版的情況。
二、20世紀初，中國人民開始了解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的名字及其思想。在十月革命的影響和鼓舞下，隨著工人運動的興起和五四運動的爆發，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廣泛傳播。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編譯事業迅速發展，真理之火在嚴寒和冰雪中燃燒，終於形成燎原之勢。
馬克思主義誕生於19世紀40年代。1848年2月，馬克思恩格斯為共產主義者同盟撰寫的綱領性文獻《共產黨宣言》公開發表，標志著馬克思主義的誕生。而在這一時期，中國剛剛經歷了鴉片戰爭，中國人民在封建王朝和西方列強的雙重壓迫下，開始在苦難和黑暗中為探尋民族復興之路而進行艱難而又漫長的求索。19世紀下半葉，《共產黨宣言》的思想已經在歐美各國廣泛傳播。1888年，恩格斯在《宣言》的英文版序言中寫道：“《宣言》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著現代工人階級運動的歷史﹔現在，它無疑是全部社會主義文獻中傳播最廣和最具有國際性的著作，是從西伯利亞到加利福尼亞的千百萬工人公認的共同綱領。”[10]恩格斯寫這段話的時候，正值中國的清王朝光緒十四年。那時候，儒家學說在這個東方文明古國被奉為經典，中國人還根本不知道《宣言》及其作者的名字。這並不奇怪，在那個時期，中國還沒有大規模的現代工業，工人階級還沒有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台，馬克思主義文獻當然不可能在中國廣泛傳播。然而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隨著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一批愛國的先進分子開始積極地向西方學習，以尋找救國救民之道。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在介紹歐洲各種社會主義學說時，也不同程度地介紹了馬克思恩格斯和他們的思想。
中國書刊最早提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1899年，上海廣學會出版的《萬國公報》發表了資產階級進化論者本杰明·頡德的《社會進化》一書前四章的中譯文，題為《大同學》，由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節譯，蔡爾康筆述。文中首次提到馬克思和恩格斯。《萬國公報》以宣傳基督教為宗旨，沒有也不可能對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說進行認真的介紹，因此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的傳播沒有產生實際的影響。
中國人最初在自己的著述中提到馬克思恩格斯及其理論，是在20世紀初。1902年9月，中國資產階級啟蒙學者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發表《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一文，對馬克思作了簡要介紹，稱馬克思是“社會主義之泰斗”。此后，梁啟超在《二十世紀之巨靈托辣斯》、《中國之社會主義》等文章中一再提到馬克思的思想，稱馬克思是“社會主義之鼻祖”。但梁啟超認為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學說不能解決未來的問題，隻有頡德的進化論才能給人類帶來“光明的前途”。
1905年8月，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在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在孫中山的影響下，同盟會成員積極介紹西歐的社會主義思想，其中包括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思想。著名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家朱執信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第2、3號連續發表《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署名蟄伸），第一次比較詳細地敘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活動，第一次比較完整地介紹了《共產黨宣言》的要點，並且提到了《資本論》。孫中山先生本人也對社會主義發展史進行過深入的研究，並對馬克思的歷史貢獻作出了高度評價。他曾指出：“厥后有德國麥克司（即馬克思——引者注）者出，苦心孤詣，研究資本問題，垂三十年之久，著為《資本論》一書，發闡真理，不遺余力，而無條理之學說，遂成為有統系之學理。”[11]孫中山先生的這些卓越見解，對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介紹馬克思學說的工作無疑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辛亥革命前，中國的一些無政府主義團體在宣傳無政府主義理論的同時，也譯介了馬克思恩格斯的部分論著。他們出版的《天義報》陸續發表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一些譯文。例如，該刊在1908年1月第15卷刊登了恩格斯1888年為《共產黨宣言》英文版撰寫的序言，這是在中國發表的第一篇比較完整的恩格斯著作中譯文。接著，該刊在第16—19卷合刊上又發表《宣言》第一章《紳士與平民》（即《資產者和無產者》——本文作者注），同時登載了劉師培（申叔）撰寫的論述《宣言》寫作背景和發表經過的文章，在當時產生了較為廣泛的影響。
總之，在20世紀初，中國的資產階級啟蒙學者、資產界民主革命派以及無政府主義團體從各自的立場出發，在翻譯和介紹馬克思恩格斯著作方面做了許多工作。雖然他們的譯介文字在理論上顯得相當膚淺和片面，在表述上也不夠准確和暢達，但在當時的中國思想界確實是“空谷足音”。當然，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上述事實隻構成了一段“前史”。五四運動的爆發和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才真正開始奏響馬克思主義真理在中國傳播的壯麗樂章。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中國工人階級的成長和工人運動的發展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准備了必要的條件。特別是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迅速引起中國工人階級先進分子對馬克思主義的熱烈向往。毛澤東同志說：“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他還強調指出：“這時，也只是在這時，中國人從思想到生活，才出現了一個嶄新的時期。”[12]
這個嶄新時期的到來以五四運動為歷史契機，以馬克思主義著作的翻譯和介紹為重要開端。五四運動打開思想解放的閘門，引來了洶涌澎湃的思想革命潮流，成為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走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正如研究中國現代思想史的學者倪邦文在《五四精神對當代青年發展的啟示》一文中所說：“歷史上任何一次社會變革運動總是以思想革命為其先導的。五四運動倡導民主與科學思想，沖破了中國數千年來教條和習慣勢力的束縛，是向封建專制政治、宗教家族制度和綱常禮教思想的宣戰。可以說，沒有民主和科學思想的啟蒙，就不會有后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13]歷史的事實証明了這個論斷。正是由於五四精神喚起了中華民族的新覺醒，馬克思主義真理才有可能被尋求光明、探索未來的人們所接受，馬克思主義著作的翻譯介紹工作才具備了必要的歷史環境和思想土壤。
在那個時期，李大釗、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李達、惲代英、鄧中夏等杰出的革命先驅承擔了這一篳路藍縷的開創性工作，他們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以各種方式譯介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但是，在1920年以前，中國還沒有一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全譯本。直到1920年8月，由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發起人之一、共產主義小組成員陳望道同志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正式出版發行，經典著作編譯史才揭開了嶄新的一頁。這是《宣言》在中國的第一個全譯本，也是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國出版的第一個單行本。《宣言》像一道曙光投射到黑暗的中國大地，在革命隊伍和進步人士中引起強烈反響。《共產黨宣言》這部科學社會主義綱領性文獻在問世72年后，終於全文傳播到我們這個東方文明古國，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作了思想上、理論上的重要准備。
中國共產黨一成立，就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寫在自己的旗幟上，並把學習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確定為全黨的重要任務。自此，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開始有領導、有計劃地翻譯介紹到中國來。在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翻譯家李達同志當選為黨中央宣傳主任，並受命組建出版社，為翻譯和傳播馬克思主義著作而努力奮斗。從20年代到30年代初，除了李達同志主持的人民出版社以外，我們黨還先后成立了上海書店、長江書店、華興書局、昆侖書店、北方人民出版社等出版機構，在極其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在革命低潮時期，在反動派發動的法西斯主義“文化圍剿”中，堅持編譯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數10種重要著作﹔同時，黨的機關刊物《向導》和理論刊物《新青年》以及其他進步刊物，如《先驅》、《少年》、《前鋒》、《青年周刊》等也陸續登載了一系列譯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文章。這些著述的翻譯，大都是在工作條件困難、物質生活窘迫的情況下進行的。不僅如此，在反動統治者查禁進步書刊的白色恐怖下，翻譯者和出版者還時刻面臨被逮捕、被關押、被殺害的危險。
《共產黨宣言》的譯者陳望道同志就長期受到反動勢力無休無止的迫害。1919年，偉大的五四愛國運動爆發，當時正在日本留學的陳望道毅然回到祖國，在浙江第一師范學校任教，並參加了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反動當局出動大批軍警包圍學校，制造了震驚全國的“浙江一師流血事件”。事后，陳望道深感沒有科學真理的指引，中華民族就不可能打破黑暗的牢籠。於是，他從杭州回到自己的家鄉浙江省義烏縣分水塘村，潛心研讀革命理論書籍。就在這個偏僻山村的一間破舊柴屋裡，陳望道懷著追求真理的拳拳之心，依據日文譯本並參照英文譯本，在寒冷和飢餓的煎迫下，夜以繼日地翻譯《共產黨宣言》，並於1920年3—4月間完成了這項偉大而又艱難的工作。經過無數周折，在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支持下，《共產黨宣言》中譯本於1920年8月正式出版。初版雖然隻印了1000多冊，但在大江南北不脛而走，在思想上啟迪和哺育了整整一代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陳望道曾將《宣言》中譯本寄贈魯迅先生，請求指正。魯迅收到贈書后當天就翻閱了一遍，稱贊陳望道“對中國做了一件好事”。[14]然而從此以后，陳望道同志本人卻長期遭到反動當局的跟蹤、監視和迫害。他后來回憶說：“在反動統治下，馬克思主義書籍是‘禁書’。反動派常把讀馬克思主義的書和所謂‘公妻’、‘共產’、‘洪水猛獸’牽連在一起，想以此扼殺馬克思主義。”[15]
在傳播革命真理的征途上，遭到反動勢力迫害的不止是陳望道同志。1930年11月，江南書店出版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論》中譯本。此后不久，譯者吳黎平同志就被國民黨特務逮捕，在暗無天日的牢獄中經受了兩年痛苦的煎熬。1932年9月，北平國際學社出版了王思華、侯外廬合譯的《資本論》第一卷上冊。當年12月，侯外廬即被國民黨憲兵三團逮捕，其罪名是“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的主義”。
但是，真理是扼殺不了的。這裡不妨以《共產黨宣言》中譯本為例。這本書出版后一再翻印，廣為傳播。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單是平民書社從1926年1月至5月就翻印了10次。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以及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共產黨宣言》中譯本曾多次修訂和再版。在國民黨統治區，為了避開反動勢力的耳目，出版者不得不將這本書“偽裝”起來，有時標題隻寫《宣言》二字﹔譯者署名也一再變動，例如把“陳望道”改為“陳佛突”。
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大批“偽裝書”的出現是一個不同尋常而又發人深思的現象，它証明了反動派的凶殘，也體現了革命者的智慧。今天，我們在中央編譯局圖書館仍可以找到這樣的“偽裝書”。這些書籍題為《世界全史》、《海上花列傳》、《東周列國志》、《秉燭后談》等等，而翻開封面、目錄和前言之后，我們看到的卻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文獻。確實，真理的星星之火是扑不滅的，它在嚴寒和冰雪中燃燒，終於形成燎原之勢。
三、在革命戰爭的艱苦歲月，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高度重視、親自領導和部署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編譯工程。經典著作翻譯工作者不畏艱難，不辱使命，為中國人民革命事業的勝利作出了寶貴貢獻。
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和關心支持下，經典著作編譯出版事業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形成了高潮。在硝煙彌漫的抗戰烽火中，延安成為馬列著作編譯出版的中心。1938年5月5日，是馬克思誕生120周年紀念日。延安馬列學院在這一天正式成立。根據黨中央的決定，張聞天同志任院長並兼任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編譯部主任。在編譯部工作的先后有何錫麟、柯柏年、王石巍（即王實味）、景林、趙飛克、王學文、張仲實和陳絜，參與編譯工作的還有成仿吾、艾思奇、徐冰、吳黎平、王思華、何思敬、曾涌泉和曹汀等同志。這是由黨中央正式組建和直接領導的第一個經典著作編譯機構。這個機構的誕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的創舉。
從此，馬列著作的編譯出版工作開始系統地展開，從而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氣象和規模。從1938年到1942年，延安解放社陸續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叢書》、《列寧選集》和《斯大林選集》。翻譯工作者在窯洞裡，在油燈下，潛心思索，相互切磋，日積月累，將一部部博大精深的馬列著作字斟句酌地譯成中文。出版工作者在缺乏印刷設備、缺乏油墨紙張、缺乏技術力量的情況下，克服了常人無法想象的困難，完成了馬列著作的印制任務。今天，當我們重新翻閱當年在延安出版的那些經典著作時，我們透過粗糙的紙張、簡陋的裝幀和字跡模糊的版面能夠看到什麼呢？我們看到了當時物質條件的艱難，更重要的是看到了前輩的精神境界和崇高追求，看到了真理的魅力和思想的光輝。誰能想到，就是這樣一些質朴無華的書籍，使千百萬共產黨人和革命戰士獲得了銳利的理論武器，創造了亙古未有的人間奇跡！
1942年延安整風開始后，為了適應全黨理論武裝工作的需要，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的編譯事業進一步發展。毛澤東同志建議成立一個規模較大的翻譯部，大批翻譯馬恩列斯著作。1943年5月，在毛澤東同志提議下，黨中央作出關於加強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翻譯工作的決定，要求重新校閱已經出版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並強調了這項工作的極端重要性。這個決定由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通過，毛澤東同志親自審定了決定的內容。
1945年4月至6月，在黨的七大召開期間，毛澤東同志兩次談到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翻譯工作，他反復強調這項工作對黨的建設所起的重要作用，鼓勵黨的翻譯工作者努力工作，進一步擴大理論視野，提高譯文質量。毛澤東同志指出：“作翻譯工作的同志很重要，不要認為翻譯工作不好。我們現在需要大翻譯家。我是一個土包子，要懂一點國外的事還是要靠翻譯。我們黨內能直接看外國書的人很少，凡能直接看外國書的人，首先要翻譯馬、恩、列、斯的著作，翻譯蘇聯先進的東西和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東西。”[16]
毛澤東同志不僅在黨的重要會議上發出號召，而且親自督促和勉勵翻譯工作者更加自覺地完成歷史賦予的神聖使命。在延安，毛澤東同志經常與翻譯工作者研討經典著作的理論要旨和譯文表述問題。他曾多次在油燈下與吳黎平討論《反杜林論》的思想精髓，並以一個讀者的身份對譯文提出意見。吳黎平同志后來在《〈反杜林論〉中譯本五十年》一文中寫道：“毛主席早年看過很多翻譯書，像《天演論》這樣的書，他都看過。對於馬列著作的譯作尤為重視，他手邊的馬列著作譯本，都是多次精讀，圈圈點點，旁加批注。毛主席對這些馬列著作譯本非常珍視，在長征行軍中，毛主席丟棄了好些衣物，但馬列著作譯本卻一直帶在身邊。”[17]
毛澤東同志如此重視經典著作翻譯和理論研究，表現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也反映了他自己在實踐中長期堅持學習、樹立崇高信念、掌握科學真理、指導革命事業的艱苦歷程和切身體會。1936年，他對美國記者斯諾談過自己年輕時閱讀馬克思主義理論書籍的情形，他說：“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於俄國情況的書。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階級斗爭》，考茨基著﹔《社會主義史》，柯卡普著。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18]
毛澤東同志后來在自己的革命生涯中，一直孜孜不倦、持之以恆地閱讀和鑽研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無論在長征途中，還是在延安窯洞﹔無論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和平建設時期，博覽群書、研讀經典，一直是毛澤東同志全部工作和生活的一個重要內容。可以幾天不吃飯，不可一日不讀書，是這位杰出領袖的人生信條。在革命戰爭時期的緊張工作和生活中，毛澤東同志密切聯系斗爭實際，多年涵泳於馬列經典的思想海洋，這使他能夠探驪得珠、把握神髓、融會貫通、靈活運用。他把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中國革命的實踐經驗和中華文化的思想精華有機地結合起來，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創立博大精深的毛澤東思想，這絕不是偶然的。
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大力倡導和精心部署下，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編譯工作不僅在延安和各個革命根據地,而且在國民黨統治區迎難而上，不斷推進。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贏得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奪取了政權，建立了新中國。在這個徹底改變中國命運的偉大勝利中，包含著許許多多傳播真理之火的翻譯工作者的心血。我們今天重新翻閱那些在革命和建設的崢嶸歲月出版的經典著作，可以發現中華民族現代史上的許多杰出人物都曾親身參與艱辛的編譯工作。這支隊伍真可以說是群賢薈萃、燦若繁星。在他們當中，有在各個歷史時期擔任黨內重要職務的領導者，例如李大釗、瞿秋白、張聞天、惲代英、李立三、博古以及成仿吾等同志﹔也有在各個學術領域做出重大貢獻的哲學社會科學家，例如郭沫若、許德珩、周建人、侯外廬、於光遠、朱光潛、季羨林和賀麟等學者。這個事實告訴我們，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翻譯傳播工程以其深遠的意義、巨大的魅力和無與倫比的挑戰性，凝聚了一大批中華英才為之嘔心瀝血、貢獻智慧。正是他們以堅定不移的信念、百折不回的毅力、淵博深厚的學識和一絲不苟的精神，通過翻譯，把一系列經典著作送到中國人民手中。有些重要著作的翻譯，歷時數十年之久，經過幾代人前仆后繼的努力才最終完成。
《資本論》的翻譯就是一個生動的例証。
四、《資本論》的翻譯過程是整個經典著作編譯事業的縮影，這個過程折射出馬克思主義理論翻譯工作者的崇高精神境界。
《資本論》是馬克思畢生最重要的不朽巨著。恩格斯說過：“《資本論》在大陸上常常被稱為‘工人階級的聖經’。任何一個熟悉工人運動的人都不會否認：本書所作的結論日益成為偉大的工人階級運動的基本原則。”[19]恩格斯還強調指出：“自從世界上有資本家和工人以來，沒有一本書像我們面前這本書那樣，對於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是我們全部現代社會體系所圍繞旋轉的軸心，這種關系在這裡第一次得到了科學的說明，而這種說明之透徹和精辟，隻有一個德國人才能做得到。”[20]
在中國，《資本論》的理論觀點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就由李大釗等革命先驅撰文作了介紹，但在很長的時間內，中國讀者卻未能看到這部名著的譯本。在白色恐怖籠罩全國的時期，不少革命知識分子和進步學者都曾立志從事《資本論》的翻譯工作。郭沫若同志甚至准備為翻譯《資本論》而獻出生命。
郭沫若早年在日本留學期間就抱定了全文翻譯《資本論》的決心，以便為中國人民洞察歷史、分析現實、展望未來提供科學的指針。1924年，郭沫若從日本回到祖國，不久就在上海制訂了一個翻譯《資本論》的“五年計劃”。有人勸他放棄這個想法，理由是這項翻譯工程規模浩大，艱巨復雜，耗時費力，日本學者高畠素之就是因為用了10年時間把《資本論》譯成日文，結果積勞成疾，抱病身亡。面對重重困難，郭沫若矢志不移，他堅定地表示：“如果能為譯完《資本論》而死，要算是一種光榮的死。”但是，由於商務印書館不敢承擔出版《資本論》的責任，郭沫若同志未能實現自己的計劃。然而，這並沒有改變他追求真理的決心。在險象環生、顛沛流離的生活中，郭沫若在30年代陸續完成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章和《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的翻譯工作，此外還翻譯了《神聖家族》的部分章節。這些譯著的出版，對傳播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証法起了重要作用。1935年，郭沫若再次下決心翻譯《資本論》。他的願望雖然沒有得到實現，但他研究《資本論》的熱情卻格外高漲。1936年10月，他撰寫了《〈資本論〉中的王茂蔭》，此后又撰寫了《再談官票寶鈔》，這兩篇論文以周詳的考証為理解和翻譯馬克思這部巨著的有關內容做出了獨特的貢獻，關於這一點，我在下面還要談到。郭沫若在他的話劇劇本《屈原》中塑造了一個“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愛國詩人的形象，這也正是他自己的形象，同時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編譯者的形象。
《資本論》中文譯本開始部分地同中國讀者見面，是在1930年。這一年3月，上海昆侖書店出版了《資本論》第一卷第一分冊，這是我國出版的最早的一個中文譯本。譯者陳啟修（豹隱）是根據德文版並參照日本學者河上肇的日文譯本翻譯的。陳啟修的譯本原計劃分10冊出版，但在當時的艱難條件下隻出版了第一分冊，其中包括《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篇《商品和貨幣》。此后，潘冬舟接續了翻譯工作，譯出《資本論》第一卷第二、三、四篇，分為兩冊，即第二冊和第三冊，先后於1932年8月和1933年1月由北平東亞書店出版。這是《資本論》中文翻譯史上的一個重要開端，但中國讀者仍然未能看到《資本論》第一卷的全貌。
1932年9月，北平國際學社出版了王思華（右銘）和侯外廬（玉樞）合譯的《資本論》第一卷上冊（第一至七章），以后又陸續出版了中冊（第八至十三章）和下冊（第十四至二十五章），並於1936年6月將三冊合並，用“世界名著譯社”的名義正式出版了《資本論》第一卷。為了完成這個譯本，譯者前后奮斗了10年之久。侯外廬同志在回憶這段經歷時動情地寫道：“我從事《資本論》翻譯，全然出於一種信仰，出於一種責任意識。”[21]他說：“翻譯《資本論》這部科學巨著，對我來說實在是艱難。我以德文1928年第四版為依據，找來英文、法文、日文譯本為參考，一個詞一個詞地推敲著前進。若沒有巨大的神聖動力，一個從德文字母學起的人，簡直是無法堅持下來的。”[22]
在此期間，商務印書館出版了《資本論》第一卷的另一個譯本，譯校者是吳半農先生和千家駒先生。商務印書館原計劃將這部著作的三卷全部推出，但由於國民黨當局的壓迫，全書的翻譯出版計劃最終被扼殺。
《資本論》三卷的第一個全譯本是1938年8—9月在上海由讀書生活出版社公開印行的，譯者是郭大力同志和王亞南同志。他們合作翻譯《資本論》的歷程，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傳播史上的一段富有傳奇色彩的佳話。1927年，這兩個素不相識的青年完成大學學業，翌年，他們為生活所迫，暫時棲身於杭州大佛寺。在那裡，他們一見如故，追求真理的共同理想把他們緊緊地聯結在一起。他們擬定了翻譯《資本論》的“大佛寺計劃”，並且立即著手在青燈古佛旁翻譯這部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后來，他們輾轉各地，歷經劫難，忍受過貧困和疾病的折磨，面臨過反動勢力的壓迫，遭到過整部譯稿被日軍炮火焚毀的災禍，遇到過翻譯工作中成千上萬的難關。但是，這一切都沒有動搖他們的決心和信念。他們用了整整10年時間，一步一步地實施自己的“大佛寺計劃”，終於完成了《資本論》三卷的翻譯工作，並於1938年交付上海讀書生活出版社出版。當時，處於秘密狀態下的讀書生活出版社在上海法租界總共隻有兩間平房。郭大力就在隻有一張桌子的斗室裡夜以繼日地修訂整理他和王亞南多年積累的翻譯成果。出版社負責人鄭易裡同志既做編輯工作，又管具體雜務。在日本軍警包圍下的租界裡，譯者和出版者總共隻有十幾個人，大家齊心協力工作，隻用了半年時間，就出齊了中國第一部完整的《資本論》三卷中譯本，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的傳播做出了杰出貢獻，同時也為后來編譯出版更加完善的譯本奠定了堅實基礎。
新中國成立以后，從1960年到1974年，中央編譯局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重新譯校《資本論》三卷。1972年和1974年，新的譯本作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3、24、25卷正式出版。上個世紀90年代，中央編譯局的專家學者對第一版譯文再次進行認真修訂，於2003年推出《資本論》最新譯本，編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4、45、46卷。2009年，這個譯本編入《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6、7卷。
回顧歷史，重提往事，我們百感交集。在中國，《資本論》這部巨著從最初譯本的問世到最新譯本的出版，已經走過近80年的風雨歷程。
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翻譯家嚴復（又陵）說過：“譯事三難信、達、雅。”意思是說，翻譯工作有三個難關，一是語意要忠實於原文，二是表述要順暢通達，三是文字要反映原著的神韻和風採。對於《資本論》的翻譯來說，要達到信、達、雅的標准，真是難上加難。馬克思為了撰寫《資本論》，花了幾十年的時間，讀了1500多種文獻，其中直接引用的文獻約800多種。他不僅閱讀了當時所有重要的經濟學著作以及哲學、政治、法學、歷史學著作，而且查閱了大量的官方文件、法律條文、調查報告和統計資料，鑽研了一系列自然科學和技術書籍。對《資本論》這部宏偉著作，馬克思像對待“一個藝術的整體”那樣精雕細刻，字斟句酌，反復修改。以馬克思生前出版的第一卷為例，它不僅邏輯縝密、立論嚴謹、証據充足、分析透徹，而且文筆優美而又凝練，論述精辟而又生動。凡是仔細讀過第一卷的人，無不為他的辯証思維和藝術魅力所折服。要把這樣一部著作譯成中文，准確地反映它的思想內容和詞章風格，決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翻譯家不僅必須弄通馬克思在這部著作中所涉及的哲學、政治、歷史、法律、商業、財政、金融、貿易以及自然科學和技術等方面的重要問題，而且必須一一查閱作者直接或間接引証的文獻，弄清書中涉及的所有細節。
為了說明問題，我在這裡舉兩個例子。第一個例子涉及《資本論》中一條注文的翻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貨幣或商品流通》中寫道：“這裡講的只是強制流通的國家紙幣。這種紙幣是直接從金屬流通中產生出來的。而信用貨幣產生的條件，我們從簡單商品流通的觀點來看還是根本不知道的。但不妨順便提一下，正如本來意義的紙幣是從貨幣作為流通手段的職能中產生出來一樣，信用貨幣的自然根源是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職能。”[23]在這段重要論述的結尾，馬克思加了一個標號為“83”的腳注，其中開頭幾行涉及中國清代幣制改革的一段史實：
Der Finanzmandarin Wan-mao-in lieβsich beigehn, dem Sohn des Himmels ein Projekt zu unterbreiten, welches versteckt auf Verwandlung der chinesischen Reichsassignaten in konvertible Banknoten hinzielte.Im Bericht des Assignaten\|Komitees vom April 1854 erhlt er gehrig den Kopf gewaschen.Ob er auch die obligate Tracht Bambushiebe erhielt, wird nicht gemeldet.“Das Komitee”, lautet es am Schlu des Berichts,“hat sein Projekt aufmerksam erwogen und findet, da alles in ihm auf den Vorteil der Kaufleute ausgeht und nichts für die Krone vorteilhaft ist.”(“Arbeiten der Kaiserlich Russischen Gesandtschaft zu Peking über China.”Aus dem Russischen von Dr.K.Abel und F.A.Mecklenburg.Erster Band, Berlin 1858, p.54.).(MEW, Bd.23, S.141; MEGA II/10 S.118)
馬克思在這裡提到的這位名叫“Wan-mao-in”的中國清代財政官員到底是什麼人？注文中敘述的那一場涉及幣制問題的爭論是怎樣發生、如何了結的？弄清這些問題，關系到對馬克思在正文中表述的觀點的准確理解，也直接影響到中譯文的准確性和可信度。日本譯者沒有查考史實，在對“Wan-mao-in”其人其事懵然無知的情況下，杜撰了這個官員的姓名：河上肇博士譯為“王猛殷”，高畠素之先生譯為“王孟尹”。中國譯者起初也不明白事情的原委。陳啟修未能查明文獻依據，隻好暫將馬克思筆下的“Wan-mao-in”譯成“萬卯寅”。
郭沫若早就發現了這個問題，指出了《資本論》日譯本和陳啟修中譯本的錯誤。他查閱了《東華續錄》，用歷史文獻無可辯駁地証明“Wan-mao-in”其實就是清代咸豐年間任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的大臣王茂蔭。1936年10月，郭沫若撰寫了《〈資本論〉中的王茂蔭》一文，初步說明了咸豐時代的貨幣政策和王茂蔭針對時弊提出的改革主張，並對如何翻譯《資本論》中的注文提出了意見。例如，馬克思注文中的“Reichsassignaten”一詞，日譯本和陳啟修譯本均譯為“帝國紙幣”，郭沫若認為應譯為“官票寶鈔”，並根據文獻記載指出：“這‘官票寶鈔’是一種不兌換紙幣，是由政府強制使用的。這大約是近代意義上的紙幣之在中國的開始，但是毫無信用。”郭沫若當時身居海外，“因為手中書籍缺乏，於所懸擬的問題不能周詳”，所以他對自己的考証並不滿意。他聲明撰寫此文的目的只是為了“刺激一下研究近世經濟史的學者們，希望他們有資料之便的，多多做點整理工作”。[24]
果然，郭沫若的文章發表后，張明仁先生隨即撰寫了《我所知道的〈資本論〉中的王茂蔭》一文，王璜先生接著又撰寫了《王茂蔭的生平及其官票寶鈔章程四條》一文。兩位作者查考了《清史稿》、《續碑傳集》、《碑傳集補》等文獻，訪問了王茂蔭在安徽歙縣的后裔，閱讀了王家珍藏的王茂蔭奏折和行狀，根據大量的原始資料對郭沫若的文章進行了補正。
這兩篇文章使郭沫若受到啟發，他進一步探討了咸豐年間鑄造大錢、發行官票寶鈔的問題，寫成《再談官票寶鈔》一文[25]，對王茂蔭補偏救弊的主張進行了比較深入的闡述，並據此提出翻譯《資本論》注文的新方案。
1937年3月，吳晗響應郭沫若的建議，寫成了《王茂蔭與咸豐時代的幣制改革》一文[26]，對王茂蔭的生平事跡以及咸豐時代的幣制改革問題進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和闡述。據吳晗考証，王茂蔭為清安徽歙縣人，字椿年、子懷，1853年出任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反對鑄當百、當五百、當千大錢，指出“官能定錢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鑄大錢必然造成物價上漲。1854年，王茂蔭又針對戶部官票和大清寶鈔的貶值現象，向清廷呈上《再議鈔法折》，力主將不兌現紙幣改變為可兌換紙幣。這一主張與統治者搜刮民財的目的相抵觸，因而受到咸豐皇帝的嚴厲斥責。吳晗在文中不僅講明了馬克思在《資本論》注文中提到的歷史事實，而且對注文中的相關譯名提出自己的意見。例如，馬克思注文中的“Assignaten-Komitee”一詞，高畠素之和陳啟修都譯作“帝國紙幣委員會”，郭沫若譯作“鈔法核議會”，吳晗認為都不正確，“因為在有清一代，並沒有這樣名稱的機構”﹔“所謂‘帝國紙幣委員會’或‘鈔法核議會’都是指交王大臣議奏而言。清制國家大政和臣工條議照例由皇帝交王大臣議奏，審核其可行與否，將意見貢獻與皇帝作最后決定”。[27]
正是因為有了上述窮源竟委的稽考，我們才清晰地理解了《資本論》中那條注文的內容及其與正文的聯系，並且依照持之有據、信而有征的原則，修訂和確定了這條注文的中譯文。陳啟修當年的譯文是：
中國的財政官萬卯寅【原文是Wan-mao-in，我曾托友人到清史館查此人的原名，現在還無結果，這裡姑譯為“萬卯寅”，等將來查明時再改正罷。日譯本譯成“王猛殷”或“王孟尹”，那當然是因為日人不知道中國的羅馬字拼音法的緣故，卻也未免差得太遠了。——陳】暗暗地立了一個計劃，想把大清帝國紙幣變形為銀行兌換券，打算把那個計劃，奏請皇帝裁可。他在1854年三月的帝國紙幣委員會的報告當中，大大地碰了釘子。不過，他到底因此受了照例的笞刑沒有，卻還沒有明白的消息。在那個報告的結末裡面，這樣說著：“本委員會把他的計劃詳細研究過，才發現，這個計劃的一切都是以商人的利益為目的的，沒有一點為著皇帝的利益的。”（“俄國駐北京的大使館關於中國的研究”，阿泊爾博士[K.Abel]並麥克倫堡[F.A.Mecklenburg]從俄文翻譯的譯文，柏林，1858年，第一卷，47頁以下。[28]
修訂后的譯文是：
清朝戶部右侍郎王茂蔭向天子﹝咸豐﹞上了一個奏折，主張暗將官票寶鈔改為可兌現的鈔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審議報告中，他受到嚴厲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審議報告最后說：“臣等詳閱所奏……所論專利商而不便於國。”（《帝俄駐北京公使館關於中國的著述》，卡·阿貝爾博士和弗·阿·梅克倫堡譯自俄文， 1858年柏林版第 1卷第 47頁及以下幾頁）[29]
這短短的幾行譯文，凝聚著多少學者的心血和智慧！[30]正如郭沫若在《〈資本論〉中的王茂蔭》一文結尾處所說的那樣：“翻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像《資本論》這樣偉大的著作，竟連半截注腳，都是須得費一番考証工夫的。”[31]
另一個例子涉及《資本論》中提到的制造業工藝流程的譯名。在《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二章，馬克思在講到鐘表手工工場時列舉了制造鐘表的各種分工。由於現代的鐘表工廠已經沒有那麼多的分工了，所以就連鐘表技術人員對書中所說的情況也不明白。為了弄清原委，確定譯名，翻譯者不得不四處尋找修理鐘表的老師傅和熟悉鐘表技術發展史的專家，才把這些分工的確切稱謂翻譯出來。
也許有人會說：你舉的例子隻涉及《資本論》中的細節。是的，處理細節問題尚且如此繁復，解決重大問題的難度就可想而知了。況且，《資本論》中並沒有無關宏旨的細節﹔這裡的每一個細節都是全書邏輯鏈條的組成部分，而《資本論》作為一個“藝術的整體”，正是由無數精微的細節構成的。因此，翻譯者不僅要在宏觀上領悟這部巨著的重要觀點和科學結論，而且要在微觀上極其准確而又生動地再現作者通過大量史料、實例、文獻、數據進行推導和論証的過程。這裡需要高屋建瓴、通觀全局、把握精髓，更需要細針密縷、剖毫析芒、具體而微。正因為如此，朱光潛先生曾語重心長地對我說，以經典翻譯與經典研究相比較，前者對學養、學力、學識、學風的要求更嚴。朱先生的這種真知灼見來自他的親身經歷和實踐，因為他既是一位卓越的研究者，又是一位杰出的翻譯家。事實表明，研究工作要求的是“得其要義”，而翻譯工作除此之外還要做到“纖悉無遺”﹔撰寫論文可以“揚長避短”，而從事翻譯卻絕不允許“避難就易”。在經典翻譯工作中，單是譯名的確定和統一，就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嚴復談到他自己在翻譯過程中的苦衷時說過：“一名之立，旬月踟躕。”意思是說，為了確定一個譯名，往往要反復思考10天甚至一個月。《資本論》中數以千計的中文譯名及其體系的確立，何止“旬月”﹔在過去的80年中，一代又一代人為此付出了無數艱辛的勞動。在編譯過程中，我們為了確定一個詞、一句話的含義和譯法，或者為了編寫一條注釋、一個索引條目，常常需要查閱大量文獻，進行反復討論，有時還必須寫出詳細的考証文章。
《資本論》的翻譯過程只是一個例証。其他重要經典著作，例如《共產黨宣言》、《哲學的貧困》、《德意志意識形態》、《反杜林論》、《自然辯証法》、《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等著作的翻譯和修訂過程也都長達數十年之久。這些著作中譯本的編譯史，是中國的幾代優秀學者用自己的生命和熱血寫成的英雄史詩。全國解放后，這種光榮傳統在整個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和傳播領域得到了繼承，並進一步發揚光大，而中央編譯局就是這個領域中的一個重要陣地。
五、中央編譯局的成立，標志著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在中國的傳播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歷史階段，表明我們黨從執政開始就旗幟鮮明地把馬克思主義作為立國之本。六十多年來在這裡出版的各種經典文獻，有力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思想觀念、政治信念和文化理念。
從20世紀初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公開出版的馬列著作中文譯本已經達到530余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許多重要著作已經有了中文譯本，這是一個偉大的成就。但從整體上看，經典作家的遺著中仍有大量文獻尚未翻譯介紹﹔已經出版的譯本質量參差不齊，有的在准確性和可讀性方面達到了較高的水准，有的則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缺陷。由於各種譯本在不同時期出於不同譯者之手，因而文字風格很不一致﹔尤其是經典作家使用的大量范疇、概念和術語，以及經典著作中提到的歷史事件、組織機構、報刊文獻、人名地名等等，在各種譯本中譯法不一，沒有形成規范嚴謹而又前后統一的譯名體系，這就給深入學習和全面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帶來許多困難。經典著作的翻譯要求各種專業的學者共同切磋、取長補短、集思廣益，因此早在20世紀30年代，郭沫若就強調這種翻譯應當採用“集體的方法”。[32]然而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這個合理的意見很難付諸實施﹔即使是在延安時期，由於戰事緊張、生活艱苦、專業人才稀缺、文獻資源匱乏，真正充分和有效的集體研究也在客觀上受到了限制。
中國人民革命事業的偉大勝利，為經典著作編譯工作的整體推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條件，同時也對這項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49年上半年，周恩來同志在建國前夕起草了籌建中央俄文編譯局的決定。1949年6月，俄文編譯局正式成立。此后，中央又在中宣部設立《斯大林全集》翻譯室。1953年1月29日，經毛澤東同志親自批示，中央決定將上述兩個機構合並，成立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以便有系統、有計劃地編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全部著作。此前，中央已經決定成立全國性的政治書籍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它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出版馬列著作。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正式成立，這就為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傳播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那時候，新中國剛剛成立，黨中央在百業待舉、政務繁劇的情況下作出這一系列決定，可見我們黨從執政之始就把理論建設放在極為重要的地位，決心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建設一個繁榮富強的新中國。
中央編譯局的成立，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史上的一件大事。在這個馬列著作編譯和研究中心，一批編譯工作者長期為科學真理的傳播事業殫精竭慮、鍥而不舍地工作。六十多年來，在這裡編譯出版的馬恩列斯全集和選集以及其他各種讀本，有力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思想觀念、政治信念和文化理念，推動中華民族的思維方式、文化心理和話語體系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革。中央編譯局的主要任務，是把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從國外介紹到中國來，並加以研究﹔把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成果介紹到全世界，並加以闡釋。六十多年來，編譯局的幾代同志為完成這個使命做了大量的工作，實現了前輩們“用集體智慧編譯經典”的夙願。
下面，我對中央編譯局編譯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作一個簡要的介紹。
先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這是根據蘇共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編譯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並參照德文版翻譯的﹔1956年開始出版，1985年出齊50卷（總計3200余萬字），前后用了30年時間。其中第1—22卷是論文、講演、專題著作等﹔第23—26卷是《資本論》和《剩余價值理論》﹔第27—39卷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來往信件以及他們給別人的信件﹔第40—50卷是補卷。再說《列寧全集》中文第一版。這是根據俄文第四版編譯的。翻譯工作從1953年啟動，1963年出齊39卷（總計1500余萬字），前后用了10年時間。其中第1—33卷為論著，第34、35卷為書信，第36卷以下為筆記、書信、補遺等。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寧全集》的中文第一版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傳播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它們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誕生后首次在中國出版的比較完整的中文全集譯本。中國共產黨人以這樣一個規模宏大的翻譯出版工程向全世界宣告，中國人民在取得革命勝利以后，將繼續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創立的科學理論指引下推進社會主義事業。
但是，由於歷史條件的種種限制，這兩個版本還存在不足之處。《列寧全集》中文第一版所收文獻很不完整，譯文和資料部分也亟待修訂。為此，中央編譯局的專家學者從1975年開始籌劃編譯《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經過不懈的努力，於1984—1990年出齊60卷。其中第1—43卷為著作卷，第44—53卷為書信卷，第54—60卷為筆記卷。這部全集收載列寧文獻9000多件，總計約3000萬字，是我國自行編輯的、迄今為止在全世界各種列寧著作版本中收載文獻最豐富的版本。2001年以后，中央編譯局又根據1991年以來新發現的文獻編譯了兩卷《列寧全集補遺》，目前已出版一卷。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基本上是以俄文版為藍本編輯和轉譯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由此造成的一些缺陷。一是《全集》收文不全，許多有價值的文獻特別是新發現的文獻（包括論文、手稿、書信、筆記等）未能編入這個版本。二是《全集》收文有誤，因為俄文版編錄了若干不是由馬克思恩格斯撰寫的文章。例如第一卷第二篇文章《路德是施特勞斯和費爾巴哈的仲裁人》一文，經考証不是出自馬克思的手筆。在其他卷次中，也有類似的情況。三是譯文需要完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的譯文是經過集體研究、反復推敲確定的，在整體質量上明顯超過以往任何一種譯本。但是，在整部《全集》中，除了《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反杜林論》等重點著作以外，大多數文獻都不是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寫作和發表時所用的語言文字直接翻譯的，而是從俄譯本轉譯的。這就使中文版《全集》難以避免俄譯本存在的那些不夠准確、不夠貼切的問題。況且，轉譯也容易在語義和風格的把握上造成新的偏差。四是資料不夠翔實。許多著作題注語焉不詳，甚至沒有題注，讀者難以弄清原著的寫作背景﹔一些注釋涉及的歷史事實缺乏確切的考証和介紹﹔在人名、地名和文獻索引中，也有若干不夠准確的地方。
考慮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的上述問題，中央編譯局決心編譯一部收文更齊全、編輯更合理、譯文更准確、資料更翔實的新版本，並且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出齊《全集》第一版前后，著手進行准備工作，制訂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編譯原則和具體計劃。1986年7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正式批准了這個方案，新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編譯工作全面啟動。
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的編譯工作中，我們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MEGA2）為藍本，同時參考德文版、英文版、俄文版等版本。新版《全集》所收的全部文獻都按照原著文字進行翻譯校訂，力求更加准確地反映經典作家的原意和風格。在版本方面，凡是在馬克思恩格斯生前有過多種版本的著作，均以他們審閱過的最后版本為准﹔不同版本中文字表述存在差異的地方，編者加腳注予以說明。馬克思恩格斯生前沒有發表過的著作，例如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恩格斯的《自然辯証法》等，編者參考國外編輯出版的最新版本，依照原著的邏輯順序加以編排。按照編譯方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總計為70卷，分為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從第1卷到第29卷，包括《資本論》及其手稿以外的全部著作、演講、手稿和寫作提綱，共計29卷。
第二部分從第30卷到第46卷，包括《資本論》及其手稿，共計17卷。
第三部分從第47卷到第60卷，收入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書信，共計14卷。
第四部分從第61卷到第70卷，收入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筆記、摘錄、批注等，內容涵蓋哲學、經濟學、歷史、政治、科技、藝術、民族、宗教等各個方面，共計10卷。
這個70卷本的新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是新時期馬克思主義理論建設和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的重大工程，從一開始就受到黨中央的高度重視，同時也受到國內理論界和國際學術界的密切關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寧全集》的中文第二版編譯工作，都是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進行的。這項工作的順利開展，表明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把編譯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視為義不容辭的神聖職責。
為了適應廣大干部群眾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需要，中央編譯局在集中力量編譯經典著作全集的同時，還將經典作家的重要著作編成選集。1972年和1995年，先后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第一版和第二版，均為四卷集﹔1960年、1972年和1995年，先后出版《列寧選集》中文第一版、第二版和第三版，均為四卷集。除此之外，我們還編譯出版了經典著作的一系列單行本和專題文集。與此同時，中央編譯局在斯大林文獻編譯方面也取得了大量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有《斯大林全集》（13卷）、《斯大林文選》（上下冊）、《斯大林選集》（上下冊）和《斯大林文集》（1卷）。
從新中國成立到本世紀初，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編譯事業取得了輝煌成就，中央編譯局的同志為此奮斗了50余年。一批立志為傳播真理而獻身的同志長期在這個領域焚膏繼晷、辛勤工作，從青春年少直到滿頭飛雪。在他們的熏陶下，年輕一代成長起來，繼續推進前輩開創的事業，做出了寶貴的貢獻。
中央編譯局的同志們沒有陶醉於已有的成績。他們面對時代提出的緊迫任務，對經典著作編譯和研究工作中的重要問題進行著深入的分析和思考。就馬恩著作來說，由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MEGA2）的出版進展較慢，同時由於編譯工作難度極大而專業力量不足，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的工作進度。這部70卷本的《全集》從1995年起陸續問世，至今隻出版了21卷。況且這個版本規模浩大，卷帙浩繁，很難適應廣大干部群眾和理論工作者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需要。1995年出版的四卷本《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第二版選文比較精煉，譯文也根據原文作了修訂，但因篇幅有限，未能完全涵蓋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代表作。
至於列寧著作，也存在類似的問題。《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共計60卷，內容宏富，篇幅很大，不可能作為廣大讀者使用的普及讀本。1995年編譯出版的四卷本《列寧選集》中文第三版，對廣大干部群眾和理論工作者學習和研究列寧的思想起到了積極作用。但《選集》中的全部文獻是按照年代先后編排的，廣大干部群眾和理論工作者迫切需要我們結合新的實際，採用新的視角，編選一部具有更強的現實針對性和理論指導性的列寧文集。
這些問題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中得到了及時的、圓滿的解決。
六、在新時期新階段，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組織實施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的生命工程、靈魂工程。十卷本《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五卷本《列寧專題文集》是理論工程的重點項目和重大成果，必將在新形勢下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發揮重要作用。
在新的形勢下，為深入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提供結構更合理、規模更適中、譯文更准確、資料更翔實的基礎文本，以適應我們黨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全黨、教育人民的需要，這是時代的呼喚，是群眾的要求，也是經典著作編譯工作者的願望。
早在2003年，中央編譯局就提出了編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精編本的思路和方案。鑒於70卷本的中文第二版要經過多年努力才能逐步出齊，我們考慮在近期內先將馬克思恩格斯重要論著的譯文加以審訂，編為十卷，及時出版，以滿足社會各界對經典著作最新版本的要求，同時也有利於我們抓住關鍵，圍繞重點，集中力量，攻堅克難，積累經驗，改進方法，全面推進和早日完竣中文第二版的編譯工程。
我們的設想和計劃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2004年，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正式啟動時，中央將十卷本《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確定為工程重點項目，同時針對廣大干部群眾和理論工作者學習和研究列寧思想的現實需要，要求我們編輯五卷本《列寧專題文集》，一並納入理論工程重大課題的框架。為了完成兩部《文集》的編譯任務，中央決定成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重點著作譯文審核和修訂課題組，全部工作由中央編譯局組織實施。
中央領導對兩部《文集》的編譯工作高度重視，從一開始就反復強調這項工作的重大意義，親自審核批准兩部《文集》的編輯方案，並在實施過程中給予直接指導。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同志在重要批示中要求我們堅持科學的態度和方法，“確保譯本的准確性和權威性”，為我們確定了奮斗目標，指明了努力方向。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宣傳部部長劉雲山同志就編輯方針、審訂原則和出版質量提出明確要求，使我們進一步提高了認識，增強了信心。課題組和編委會時刻銘記黨和人民的囑托，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全力以赴投入這項重要工程，一絲不苟、精益求精地做好篇目遴選、文獻匯輯、譯文修訂和資料編纂等各項工作，努力使“准確性”和“權威性”的要求真正得到落實。在大量艱巨復雜的工作中，老專家發揮了中堅作用，一些年逾七旬的同志奮力堅持工作，有的甚至病逝在工作崗位上。一批優秀的中青年骨干勇挑重擔，迎難而上，完成了一個又一個攻堅任務。同志們在共同的目標下齊心協力，相互砥礪，專心致志，埋頭苦干，度過了六個難忘的春秋。
十卷本《馬克思恩格斯文集》正文約580萬字，各種資料約190萬字，總字數約770萬字。五卷本《列寧專題文集》正文約120萬字，各種資料約30萬字，總字數約150萬字。同以前出版的馬列著作相比，這兩部《文集》的編譯工作具有更加鮮明的時代特色、實踐品格和創新意識。
十卷本《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特點，一是選文精審，內容完整，既全面反映經典作家的理論體系，又充分體現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科學品格。《文集》精選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各個時期的代表性著作，內容涵蓋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同時還包含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政治、法學、史學、教育、新聞、科技、文藝、軍事、民族、宗教等方面的重要論述﹔二是體例新穎，結構嚴謹，既反映經典作家理論創造的歷程，又突出重點著作的地位。《文集》首次採用按年代編排與重要專著單獨設卷相結合的編輯方法。第一卷為馬克思主義形成時期的著作﹔第二卷為歐洲1848年革命前后時期的著作﹔第三卷為第一國際成立至馬克思逝世前的著作﹔第四卷為恩格斯在馬克思逝世后所寫的著作﹔第五、六、七卷為《資本論》﹔第八卷為《〈資本論〉手稿選編》﹔第九卷為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和《自然辯証法》﹔最后一卷即第十卷為書信專卷，全卷選收馬克思恩格斯從1842年到1895年寫的280封書信。這種新的編排方法，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形成發展的歷史進程，同時又突出了《資本論》、《反杜林論》等著作在馬克思主義科學體系中的重要地位。三是精心修訂譯文，認真統一譯名，既保証理論上的准確性，又增強表述上的可讀性。我們緊緊圍繞中央提出的“使譯文更加准確反映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原意”這一明確要求，選擇最權威、最可靠的外文版本作為審訂依據，吸收國內外最新研究成果，採納理論界的合理意見，對收入《文集》的全部譯文逐字逐句進行嚴格審訂，努力使譯文做到忠實確切而又明白曉暢。四是各類資料詳備，貼近讀者需要，既為學習研究原著提供必要的輔助材料，又對把握理論精髓起到引導作用。《文集》各卷均附有注釋以及人名、文獻和名目等各種索引，最后一卷還附有馬克思恩格斯年表。所有的注釋和索引都根據國內外最新研究成果進行了修訂，努力做到考証嚴謹、內容翔實。我們還為文集所收的108部著作重新編寫了題注，簡明扼要地概述各篇著作的主要觀點，幫助讀者領會這些著作的理論要義。同時，在對各篇文獻寫作出版情況的說明中，我們增加了對重點著作中譯本的介紹，以便讀者了解和研究這些著作在中國傳播的情況。
五卷本《列寧專題文集》的特點，一是採用全新的編輯思路和框架結構。《文集》分專題編為五卷，即《論馬克思主義》、《論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論資本主義》、《論社會主義》和《論無產階級政黨》。五個專題構成的總體框架，把系統反映列寧主義科學內涵同密切結合新時期理論武裝工作需要這兩個要求有機地統一起來，既注重反映列寧畢生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貢獻，又著眼於適應干部群眾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實際需要。二是體例新穎，收文精當。各卷以文獻選編與重要論述摘編相結合的形式，從60卷《列寧全集》中精選115篇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同時從本卷未收的著作中摘選與本專題有關的重要論述，編成《重要論述摘編》，作為對所收文獻的補充。這種新的編輯體例有利於反映列寧重要理論思想的完整性和系統性，同時又體現了收文“少而精”的原則。三是資料更豐富，題注有創新。各卷均附有詳細的注釋和索引。為了幫助讀者掌握各篇著作的理論主旨，我們在每篇文獻前面都加上了導讀性題注，言簡意賅地介紹有關著作的核心內容和主要觀點。
兩部《文集》的出版，對於實現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的戰略目標，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七、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十卷本）和《列寧專題文集》（五卷本）編譯過程中，我們始終恪守恩格斯提出的原則。恩格斯強調翻譯馬克思的著作是一項“真正老老實實的科學工作”，這是我們在審核和修訂譯文時念茲在茲的座右銘。
兩部《文集》出版以后，在國內外引起了廣泛關注。這兩部經典著作最新版本的理論價值和歷史地位，成了理論界和社會各界討論的重要話題﹔而馬恩著作譯文修訂和譯名統一的情況，則是許多讀者最關心的問題之一。常常有來自各個領域的同志問我：《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的譯文有哪些更動？為了准確系統地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正在對譯文修訂的情況進行梳理，並將以適當方式向大家介紹。由於演講時間的限制，我在這裡隻舉兩個簡明的實例。
第一個例子出自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在談到感性、感性意識以及思維和語言問題時，馬克思寫道：
Das Element des Denkens selbst, das Element der Lebensuerung des Gedankens, die Sprache ist sinnlicher Natur.（MEW B.40,S.544;MEGA I/2.S.396）
在過去的譯本中，這句話的中譯文是：
思維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現的要素，即語言，是感性的自然界。[33]
這句譯文令人費解，“語言”怎麼會是“自然界”呢？將“語言”與“自然界”劃上等號，這是不合邏輯的。造成這個誤譯的原因，首先是原譯者沒有全面理解“Natur”這個名詞的內涵。“Natur”一詞既有“自然”、“自然界”的意思，又有“本性”、“稟性”、“性質”等含義。其次，更重要的是，原譯者沒有注意到馬克思筆下的“sinnlicher Natur”是第二格，而不是第一格。在德語中，sein+形容詞+Natur（第二格），表示主語具有某種性質。據此，我們將譯文修改為：
思維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現的要素，即語言，具有感性的性質。[34]
修訂后的譯文語義比較清晰。這一改動對於哲學和語言學研究無疑是有意義的。
另一個例子出自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在《第一編 哲學》中，恩格斯指出“否定的否定”“是自然、歷史和思維的一個極其普遍的、因而極其廣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發展規律”，他寫道：
Wenn ich von all diesen Prozessen sage, sie sind Negation der Negation, so fasse ich sie allesamt unter dies eine Bewegungsgesetz zusammen, und lasse ebendeswegen die Besonderheiten jedes einzelnen Spezialprozesses unbeachtet.Die Dialektik ist aber weiter nichts als die Wissenschaft von den allgemeinen Bewegungs-und Entwicklungsgesetzen der Natur, der Menschengesellschaft und des Denkens.(MEW B.20, S.131-132; MEGA I/27.S.336)
原譯文是：
當我談到所有這些過程，說它們是否定的否定的時候，我是用這唯一的運動規律來概括所有這些過程，正因為如此，我沒有去注意每一個個別的特殊過程的特點。而辯証法不過是關於自然、人類社會和思維的運動和發展的普遍規律的科學。[35]
譯文中出現了“否定的否定”是“唯一的運動規律”的提法。這顯然不符合恩格斯的本意，因為唯物辯証法的基本規律包括對立統一規律、質量互變規律和否定之否定規律。原譯“這唯一的運動規律”的德文原文是“dies eine Bewegungsgesetz”，其含義是“這樣一個運動規律”，恩格斯的表述是十分准確的，據此，我們對譯文作了如下改動：
當我談到所有這些過程，說它們是否定的否定的時候，我是用這一個運動規律來概括所有這些過程，正因為如此，我沒有去注意每一個個別的特殊過程的特點。而辯証法不過是關於自然界、人類社會和思維的運動和發展的普遍規律的科學。[36]
在審核和修訂馬恩著作譯文的過程中，我們回顧和整理了中國學術界歷年來對中文譯本所提的意見，並逐條進行了分析和研究。凡是合理的意見，我們都在譯文校訂中認真考慮、積極採納﹔而對一些有爭議的問題，我們則採取十分審慎的態度。
例如，《共產黨宣言》中有一句名言：“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37]原文為：
In diesem Sinne knnen die Kommunisten ihre Theorie in dem einen Ausdruck:
Aufhebung des Privateigentumszusammenfassen.（MEW B.4,S.475）
有些同志認為，“消滅私有制”的譯法不妥，應該改為“揚棄私有制”。他們的主要理由是，原文中的“Aufhebung”雖然在“大眾日常用語”中具有“廢除”、“革除”、“消除”、“消滅”的意思，但馬克思恩格斯在此處所使用的是“黑格爾的哲學術語”，意思是“揚棄”。這些同志認為，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Aufhebung des Privateigentums”，是表明要“發揚私有制中的積極因素，拋棄私有制中的消極因素”，亦即“揚其精華，棄其糟粕”。
恩格斯說過：“《宣言》是作為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綱領發表的”，它“是從西伯利亞到加利福尼亞的千百萬工人公認的共同綱領”。[38]在馬克思恩格斯的心目中，《共產黨宣言》是為千百萬工人撰寫的，目的是為了“爭取歐洲無產階級，首先是爭取德國無產階級擁護我們的信念”。[39]恩格斯在談到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歷史時明確地說過：“我們決不想把新的科學成就寫成厚厚的書，隻向‘學術’界吐露。”[40]因此，如果說馬克思恩格斯在表述《共產黨宣言》的核心思想時，不是使用廣大工人所能領悟的“大眾日常用語”，而是刻意套用隻有“學術界”才懂得的“黑格爾哲學術語”，那是根本違背作者初衷和歷史事實的。
事實上，要理解“Aufhebung”一詞在這裡的確切含義，並不是一件復雜和艱難的事情。隻要平心靜氣地讀一讀《宣言》中與此相關的整段論述，而不是孤立地看待其中的一句話或一個詞，答案就會一目了然。恩格斯曾經告誡我們說，閱讀馬克思的著作，必須注意上下文的聯系﹔如果“把馬克思的話同上下文割裂開來，就必然會造成誤解或把很多東西弄得不大清楚”。[41]現在，就讓我們花一點時間，來看一看“消滅私有制”一語在《共產黨宣言》中的“上下文”：
廢除（Abschaffung）先前存在的所有制關系，並不是共產主義所獨具的特征。
一切所有制關系都經歷了經常的歷史更替、經常的歷史變更。
例如，法國革命廢除了（abschaffen）封建的所有制，代之以資產階級的所有制。
共產主義的特征並不是要廢除（Abschaffung）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Abschaffung）資產階級的所有制。
但是，現代的資產階級私有制是建立在階級對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剝削上面的產品生產和佔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備的表現。
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Aufhebung）私有制。[42]
很清楚，最后一句話是對上文的概括。這句話中的“消滅”（Aufhebung）與前面幾句話中的“廢除”（Abschaffung）是同義語。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產主義的特征就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因此，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從這段話中，我們不可能得出對私有制“應當發揚其中的積極因素、拋棄其中的消極因素”的結論。
在整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弊端和本質進行了透徹的分析，批判了資產階級為私有制辯護的種種論調，而“消滅私有制”正是從這種科學的分析和批判中得出的結論。這個結論從根本上否定了資本主義制度的理論依據和現實基礎。資產階級及其理論家歷來宣揚資本主義私有制“體現著天然合理的永恆法則”，“包含著永不泯滅的理性精華和歷史進步要素”。他們有時也承認這種所有制關系在現實中“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毛病”，但他們堅持認為“瑕不掩瑜”。他們的說法是：對於私有制，可以“補苴罅漏”，可以“去蕪存菁”，可以“揚長棄短”，而萬萬不可以消滅﹔一旦消滅了私有制，“社會大廈就會坍塌”，災難必將接踵而來。所以，資產者對於《宣言》中的旗幟鮮明的論斷是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的。馬克思恩格斯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他們在《宣言》中這樣寫道：
我們要消滅私有制，你們就驚慌起來。但是，在你們的現存社會裡，私有財產對十分之九的成員來說已經被消滅了﹔這種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為私有財產對十分之九的成員來說已經不存在。可見，你們責備我們，是說我們要消滅那種以社會上的絕大多數人沒有財產為必要條件的所有制。[43]
在這段話中，“消滅”一詞共出現三次，均為“aufheben”[44]。如果這個詞的含義不是“消滅”，而是“揚棄”﹔如果這裡表明的不是廢除資本主義私有制，而是發揚其優點、克服其缺點，使之永世長存，並臻於完善，那麼《宣言》作者的立場就同資產階級理論家的主張不謀而合了。那樣一來，全世界的資產者都會對《宣言》表示歡迎，還有什麼必要感到“驚慌”、表示“抗議”呢？
為了進一步弄清問題，我們仔細地查考了與《宣言》直接相關的馬恩著作。1847年，在《宣言》的重要准備著作——《共產主義原理》中，恩格斯曾反復論述“廢除（Abschaffung）私有制”和“消滅（Aufhebung）私有制”的主張。1850年，在《宣言》發表兩年后，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告同盟書》中明確指出：“對我們說來，問題不在於改變私有制，而隻在於消滅（Vernichtung）私有制，不在於掩蓋階級對立，而在於消滅階級，不在於改良現存社會，而在於建立新社會。”[45]請注意，此處的“Vernichtung”隻有一個含義，那就是“消滅”。1882年在《宣言》俄文版序言中，馬克思恩格斯一以貫之地強調共產黨人必須堅持“消滅私有制”的理論與實踐原則，他們旗幟鮮明地指出：“《共產主義宣言》的任務，是宣告現代資產階級所有制必然滅亡。”[46]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發表前后所作的這些重要論述，十分清楚地印証了他們在《宣言》中提出的“消滅私有制”的主張。
應當指出，馬克思恩格斯對於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科學論述，並不僅僅反映在《共產黨宣言》以及與《宣言》直接相關的著作中﹔在《資本論》、《反杜林論》、《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等著作以及許多重要通信、手稿和筆記中，馬克思恩格斯也系統地表述了關於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深刻思想和鮮明立場，並且全面地論述了實現消滅私有制這一目標的條件和途徑。他們明確指出，消滅私有制是未來社會的基本特征﹔生產力的高度發展是私有制徹底消滅的基本條件﹔無產階級“隻能逐步改造現今社會，隻有創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產資料之后，才能廢除私有制”[47]。總之，從《共產黨宣言》到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著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種理論的系統性和邏輯的嚴整性。160多年來，以德語為母語的德國人，無論他們是贊成還是反對馬克思學說，都從未對《共產黨宣言》中“消滅私有制”一語的真實含義提出質疑﹔他們只是從各自的立場出發，對《宣言》提出的這一重要觀點表示不同的態度。這也証明，《宣言》的文字表述是清晰的、明確的，沒有也不可能留下任何誤讀和曲解的空間。
除了對經典文獻進行全面的考証以外，我們還查閱了馬恩生前出版的《共產黨宣言》的重要譯本。《宣言》的英文版和法文版為我們提供了理解和翻譯原文的依據。《宣言》英文版是由賽米爾·穆爾翻譯的，恩格斯親自校訂了譯文並增加了注釋。《宣言》法文版是馬克思的女兒勞拉·拉法格翻譯的，譯文得到了恩格斯的肯定。這兩種版本都是經《宣言》作者認可的權威版本。德文“Aufhebung des Privateigentums”一語，英文版譯為“Abolition of private property”，法文版譯為“abolition de la propriété privée”﹔英文“abolition”和法文“abolition”的含義均為“革除”、“廢止”、“消滅”，這就為中文版裡的“消滅私有制”的譯法提供了有力的佐証。
經過考索和研究，我們決定保留《共產黨宣言》中的原譯文，不作改動。我之所以不憚其煩地介紹上述情況，只是想說明，我們是怎樣審核和修訂經典著作譯文的。有些同志提出的意見盡管沒有被吸收，但由此引起了深入的思考和討論，這對於研究和編譯經典著作大有裨益。為了進一步做好這項工作，我們將一如既往地認真聽取讀者的寶貴意見。
剛才我們提到了《宣言》的英譯本和法譯本。這自然會使我們想起恩格斯對翻譯工作提出的要求。恩格斯高度重視這項工作，他曾親自物色翻譯人才，親自校改別人的譯稿，親自聯系出版事宜，親自動手迻譯馬克思的著述，並對翻譯工作進行了許多精辟的論述。1885年10月，恩格斯撰寫了《不應該這樣翻譯馬克思的著作》一文，強調翻譯馬克思的著作是一項“真正老老實實的科學工作”[48]，他告誡譯者不要望文生義，不要主觀臆測，不要隨心所欲地“詮釋”馬克思的學說。他指出：“像馬克思這樣的人有權要求人們聽到他的原話，讓他的科學發現原原本本地按照他自己的敘述傳給后世。”[49]因此，他要求譯者提供的必須是“一個准確的譯本，而且讀起來要像原著一樣”。[50]近百年來，恩格斯倡導的這種科學精神一直被中國經典著作翻譯者奉為圭臬。恩格斯的教誨是我們在編譯兩部《文集》的過程中始終恪守的原則和時刻銘記的目標。
八、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編譯工作必須與時俱進，不可能一勞永逸。展望未來，我們任重而道遠。
回顧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編譯事業的百年征程，我們眼前呈現出一幅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它使我們受到鼓舞，同時也引起我們的深思。對於這部歷史，我們要進行全面的探討，不僅要研究經典著作編譯事業對於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意義，而且要具體闡明各個歷史時期的經典著作編譯工作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進程中的特征和作用﹔不僅要考察重要的版本、事件和人物，而且要深入探究對於中國思想文化的變遷具有深遠影響的學術問題，例如馬克思主義理論范疇譯名體系形成史，經典著作譯本的比較與分析，經典著作翻譯與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理論建構的相互關系，經典著作譯本對大眾思維方式和現代漢語的影響，經典著作俄文譯本和日文譯本對中文譯述的影響，經典文獻編譯工作在中外文化交流進程中的地位，經典翻譯中的語義辨析和語言哲學問題，經典著作翻譯中的重大疑難問題探析，中國歷史傳統和民族文化心理對馬列著作解讀和接受過程的作用與影響，馬克思主義經典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經典的關系問題，等等。我認為，這些研究一方面將推動編譯工作不斷發展，另一方面將在理論和學術上促使我們擴展視野，開闊思路，獲得嶄新的認識。
在中國歷史上，經典編譯和注疏從來都是清苦和寂寞的事業。汲汲於名利的人不會涉足這個領域，也不可能具備勝任此項工作的才識。隻有立志為民族的思想文化建設獻身的“素心人”，才能長期沉潛於其中而樂此不疲。正因為如此，毛澤東同志才標舉古代的玄奘和現代的魯迅作為這個事業的代表人物，並反復強調這項工作的“無量功德”。是的，為歷史做出貢獻的人，歷史終究不會忘記他們。說到這裡，我想起了清人龔自珍，他曾在著名的《己亥雜詩》中就這個問題抒發過感慨：“荒村有客注虫魚，萬一談經引到渠。終勝秋燐亡姓氏，沙渦門外五尚書。”[51]詩人用冷峻的對比和警策的語言告訴人們，什麼才是真實的、恆久的價值。
今天，馬克思主義經典編譯工作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視。在兩部《文集》出版座談會上，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同志充分肯定了編譯工作者的使命意識和奉獻精神，同時強調指出：“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編譯工作也要與時俱進，不可能一勞永逸。”確實，經典編譯工作必須與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同步推進，這是一個不斷探求和認識真理的過程。目前在經典著作編譯工作中，還有一些重要問題需要深入探討，現有的譯本也需要經受實踐的檢驗和歷史的考驗﹔同時，在理論研究和理論宣傳領域，特別是在經典著作導讀、基本原理闡釋、重要文獻考証、專題文叢編纂和通俗讀本出版等方面，也有大量工作亟需展開。展望未來，經典編譯工作者任重而道遠。我們將牢記黨和人民的信任和期望，繼承和發揚近一個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文獻翻譯和研究工作的光榮傳統，以兩部《文集》的出版為新的起點，繼續為黨的理論事業奮斗不息。
作者附識：在起草本文時，我常常想起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編譯和研究領域的著名學者張仲實、姜椿芳、林基洲、岑鼎山、周亮勛等前輩的風范。我在中央編譯局工作，長期得益於他們的教誨和啟發﹔發表此文，是對他們的一種紀念。在本文修訂過程中，顧錦屏老師提出了寶貴建議，徐洋同志幫助我核對了有關資料，在此一並表示衷心的感謝。2010年11月22日記於北京萬壽書軒。
注釋：
[1]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12頁。
[2] 這個領域迄今為止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數，這就使已經發表的一些專著和論文彌足珍貴。我所見到的重要論著有中央編譯局殷敘彝、李興耕等著《第二國際研究》（第15章《第二國際與中國》），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中央編譯局馬恩室胡永欽、耿睿勤、袁延恆編纂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國的傳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北京圖書館馬列著作研究室曹鶴龍、蘇愛榮、張育平等編纂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譯文綜錄》，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年版﹔中國人民大學庄福齡教授撰寫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傳播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2009年9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東教授、陳有進編審和賈向雲同志合著的《馬列著作在中國出版簡史》，這是中國學者在這個研究領域的最新收獲。目前，從翻譯家的具體實踐來研究和論述經典著作編譯歷程的工作，還有待我們深入進行。
[3] 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93頁。
[4] 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26頁。
[5]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1卷第266、267頁。
[6]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6卷第46頁。
[7] 見《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4卷第1471頁。
[8] 參看《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1頁。
[9] 參看《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8頁。
[10] 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13頁。
[11] 見《孫中山全集》第2卷，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506頁。
[12] 見《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4卷第1471、1470頁。
[13] 見《北京教育》（高教版）2009年第5期。
[14] 參看鄧明以：《〈共產黨宣言〉是怎樣傳播到中國來的》，載中共中央編譯局馬恩室編：《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國的傳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頁。
[15]陳望道：《談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勝利》，載《陳望道文集》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4頁。
[16]《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2頁。
[17] 見中共中央編譯局馬恩室編：《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國的傳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頁。
[18] [美]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31頁。
[19] 恩格斯：《資本論》第1卷英文版序言，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4頁。
[20] 恩格斯：《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書評——為〈民主周報〉》作，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79頁。
[21] 侯外廬：《〈資本論〉譯讀始末》，載中央編譯局馬恩室編：《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國的傳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8—79頁。
[22] 參看中央編譯局馬恩室編：《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國的傳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4頁。
[23] 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49頁。
[24]《沫若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11卷第28—34頁。
[25] 同上書，第50—58頁。
[26] 見《吳晗史學論著選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4—210頁。
[27] 同上書，第186、187頁。
[28]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1分冊，陳啟修譯，昆侖書店1930年版第193—194頁。
[29] 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49—150頁。
[30] 目前這段譯文已經可以說是經過反復錘煉的文字，但即使是這樣，仍然存在爭議。馬克思注文中的“Reichsassignaten”一詞，現譯“官票寶鈔”，這是採納了郭沫若的意見﹔而在吳晗看來，這個譯名不能成立。吳晗在《王茂蔭與咸豐時代的幣制改革》一文中指出：“原文中的‘Reichsassignaten’日本高畠素之譯本第一卷頁九六譯作帝國紙幣，陳啟修譯本作大清帝國紙幣，郭譯作官票寶鈔，都是錯的。前兩個當時根本無此名詞﹔郭譯錯了一半，對了一半。因為官票和寶鈔是兩種東西，Reichsassignaten指寶鈔而言，並非官票。”（見《吳晗史學論著選集》，第186頁）對於吳晗的意見，我們需要繼續深入研討。這也說明，經典著作的翻譯必須以嚴肅認真的研究為前提，這是一個在學術爭鳴中漸臻完善的艱難歷程。
[31]《沫若文集》第11卷，第34頁。
[32] 參看上書，第50頁。
[33]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第129頁。
[34] 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4頁
[35] 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3卷第484頁。
[36] 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48—149頁。
[37] 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5頁。
[38] 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11、13頁。著重號是引者加的。
[39] 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33頁。
[40] 同上。
[41]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6卷第67頁。
[42] 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5頁。德文原文見MEW, B.4, S.475。
[43] 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7頁，著重為引者所加。
[44] 見MEW B.4, S.477。
[45] 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192頁。德文原文見MEW B.7, S.248和MEGA I/10 S.258。
[46] 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8頁。
[47] 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85頁。
[48]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1卷第276頁。
[49] 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1005頁。
[50]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9卷第83頁。
[51] 龔自珍《己亥雜詩》（第二十三）。作者自注：“逆旅夜聞讀書聲，戲贈。沙渦門即廣渠門，門外五裡許有地名‘五尚書墳’。五尚書不知皆何許人也。”
（作者：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經典作家重點著作譯文審核和修訂課題組首席專家，《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寧專題文集》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