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恩格斯生平遺著流傳史
2010年8月-9月，國際著名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編輯學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第二版（MEGA）編輯促進會主席、MEGA第二部分（《資本論》及其准備著作）的主要編者、《馬克思恩格斯研究論叢·新輯》主編、中央編譯局德籍專家羅爾夫·黑克爾（Rolf Hecher）教授在我局舉辦題為“馬克思恩格斯遺著：歷史、出版和接受”的系列講座，集中講授馬恩逝世以來馬恩遺著的流傳情況和馬恩著作的出版情況以及在編纂馬恩著作的過程中許多鮮為人知的細節和最新的研究成果。本刊將獨家刊發全部六講的主要內容，以饗讀者。本期刊發第一講：“關於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馬恩遺著流傳史的傳記材料”。
馬克思和恩格斯傳記的幾個新視角
卡爾·馬克思於1818年出生於特裡爾，一座經歷了古羅馬、法蘭西和德意志歷史的走過了兩千年的古城。1801年特裡爾的市民獲得了法國國籍，法國民法典的民主的、拿破侖式的民主裁判權開始生效。在所謂的解放戰爭過程中，特裡爾於1814年被普魯士軍隊佔領。信仰天主教的市民對新教持反對立場。當時這座城市有一萬居民，現在超過了十萬。
馬克思出生於一個拉比家庭，也就是一個信仰猶太教的家庭。特裡爾的統治者的更迭對他的童年有直接影響。他的父親亨利希·馬克思在拿破侖統治之下成為一名司法顧問，而在普魯士統治下他要想保住這個職位就隻能從信仰猶太教轉變為信仰新教。他於1816年皈依了新教。卡爾·馬克思和家裡的其他孩子在1824年皈依了新教。然而馬克思很早就與宗教脫離了關系，他稱宗教為“人民的鴉片”（《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頁）。
每年也有幾萬人到摩澤爾河畔這座著名的德國城市特裡爾朝聖，其中約1萬人來自中國，許多人還在馬克思誕生的房屋（不要將它和黑門附近馬克思家的住宅混淆）前拍照留念。特裡爾的卡爾·馬克思故居（在莫斯科的馬克思博物館於1991年關閉之后，它是全世界唯一專門紀念馬克思的博物館）2005年以新設計的展覽重新開館。在這裡須做一簡要回顧。1928年，德國社會民主黨購得這座建筑，本應於1933年開始舉辦展覽。但納粹佔領了這座房子，直到“二戰”結束后的1947年，它才向公眾舉辦了第一次展覽。1968年和1983年分別舉行了新的馬克思生平和著作展覽。在最近一次展覽落成典禮上，當時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席弗蘭茨·明特費林（Franz Müntefering，這是他第一次在這座房子逗留）說，他是聯邦共和國長大的，因此對他來說“馬克思不是導師”。他還說：“在卡爾·馬克思和德國社會民主黨之間如今存在著哥德斯堡綱領和142年的政治實踐。這個政黨和這位過去的工人運動的思想領袖之間的關系一直很棘手，也很鼓舞人心，但不具有決定性影響。”
許多德國城市都有以馬克思命名的街道，這裡或那裡也能時不時看到紀念像，比如著名的開姆尼茨馬克思頭像和德國首都市中心的馬克思恩格斯廣場。幾年前電視觀眾在回答誰是最偉大的德國人這個問題時，馬克思當選第三名。
馬克思和他的朋友恩格斯的生活歷程被人們研究得很透徹。德國社會民主黨一位領導人弗蘭茨·梅林在“一戰”剛結束時就出版了一本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傳記。從那以后出版了大量描述其生平和事跡的材料。幾十年來，馬克思的敵人也沒有改變自己的立場，他們咒罵他的學說，一再宣稱馬克思主義已經死亡。在合適的地方我還會談到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評和他對未來無剝削社會的預言。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MEGA）的出版始於1975年，至今計劃中的114卷已出版一半，這極大地促進了對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在講座中我將逐步表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獻遺產在其流傳史中是如何被對待和接受的。盡管即使到了馬克思誕辰200周年也肯定不能出齊所有卷次（要完成這個版本也許要靠第三代人了），然而在已出版的各卷中有不計其數的有關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文章、摘錄筆記本、筆記本和信件的新研究成果。同時這個版本還有一個重要的貢獻，它使得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過或引用過（有時甚至是間接引用）的作者擺脫了“被遺忘”狀態，使他們的著作和傳記再次引起注意。而這個版本也使得馬克思恩格斯的傳記本身獲得了新的重點，這些重點本文獻中有時接受起來非常遲緩。因此我們柏林MEGA協會給自己提出一個任務，到2018年馬克思誕辰紀念日時重新編制馬克思的生平年表。
最近在國際上很出名的一部馬克思傳記的作者是英國記者弗朗西斯·惠恩（Francis Wheen，德文版出版於2001年）。該書對德國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上述成果的無知顯得很“英國”。這尤其涉及馬克思反映在摘錄筆記中的研究，這些研究不僅為主要著作《資本論》，也為報刊文章、論文和綱領文件理出了思想線索。問題還涉及純粹的私人細節。
我有幸於2005年和一名俄羅斯同事及兩名日本同事共同出版了一本名為《馬克思的家庭私事》的書。這本書不僅完整出版了馬克思女兒勞拉的相冊中的照片，而且第一次完整地將女兒燕妮相冊中的“自白”問答公布於眾，這使我們對馬克思家同他的兩個大女兒的朋友之間的關系有了新的認識。《法蘭克福評論》上有一篇評論表揚了這本書，說它“是一件善事，讀起來很有趣，提供了很多信息，甚至對研究馬克思的專家也是一個寶庫”﹔而《新蘇黎士報》上一位女評論家則將這本書放到政治背景中評論：“迄今為止的馬克思研究都批評說，幾乎沒有關於《資本論》作者的個人信息。事實上並非如此。隻不過一個完全按照資產階級方式生活、穿著燕尾服的大胡子男人怎麼看不也像一個無產階級的英雄。因此很明顯，這兩本具有獨特個人美學的相冊對后來的研究者來說就像來自長毛絨布和塞夫勒瓷器時代的古董，他們不適合當作馬克思主義個人崇拜的招牌”。從出版者的角度出發，我們既不想用這本書來描述馬克思的“理想形象”，縱容馬克思主義的個人崇拜，也不想將馬克思貶低為“資產者”。對我們來說，重要的是在歷史環境和各種私人事務中展示馬克思的家庭。我們在書中首次向公眾展示了馬克思女兒的許多朋友。還有，我們小心地核對了所有照片及攝影師，並有一些驚人的發現。
在開篇時我已經提到了英國哲學家格雷林和他在《法蘭克福星期日匯報》上的報道。他在文中還提到了一張大家熟悉的馬克思和他的夫人燕妮·馮·威斯特法倫的照片，照片中燕妮站在馬克思右邊，將手放在他的肩膀上。“這張照片顯示了和海格特紀念碑上相同的馬克思：濃密的胡子，后退的發際和深邃的目光。這張照片肯定出自馬克思住在倫敦櫻草丘的時期，因為它將馬克思表現為一個被人們紀念的人。”這位作者甚至懶得去查對一下盡人皆知的東西，即這張照片上是馬克思和他的女兒燕妮。她戴著波蘭十字紀念章。這張照片是由格爾曼·費倫巴赫於1869年拍攝於哈佛斯托克小山，它並不是新發現的，但有兩個版本，其中一張馬克思目光朝向照相機后面，另一張他直接注視照相機。
但注意照片！首先必須對流傳下來的馬克思家庭的照片抱著懷疑精神進行整理。總是有一些據說描繪馬克思夫人和女兒燕妮的照片被人們翻印。這些照片卻拍攝於她們從未去過的漢諾威。這兩個人其實是格特魯德·庫格曼和她的女兒弗蘭齊斯卡。照片原件自1963年起保存於莫斯科，但卻沒有人注意到拍照者弗裡德裡希·文德爾居住在漢諾威。1990年這個錯誤幾乎不為人注意地糾正了。當我們掃描勞拉相冊中所有的照片時，才發現一張被認為是海倫·德穆特的照片上面根本不是她，而是后來和羅舍（Rosher）結婚的恩格斯的內侄女瑪麗·艾倫·白恩士。馬克思的女管家從未到過這張照片的拍攝地海德堡，尤其是根本沒有19世紀50年代馬克思家的任何照片。
除了照片的事情，還有一系列馬克思生平的其他重要細節自1990年以來得到了仔細研究，或者確切地說，發現了新的細節。應提到的是馬克思的家庭關系的細節研究，馬克思波恩學習時代的細節研究，或者涉及他1858—1860/1861年同柏林的聯系的細節研究。特別是后一種研究顯示出MEGA書信部分的巨大意義，而通過出版通信雙方的往來信件，也開辟了新的研究領域。
我們總是會發現一些有關馬克思的材料，盡管這裡也會涉及恩格斯。比如馬爾庫斯·比爾吉最近報道了新發現的涉及恩格斯和他的蘇黎世的親戚博伊斯特的書信和材料。不久前（2008年），柏林一家舊書店以52萬歐元的價格拍賣了馬克思1864年10月16日給索菲婭·馮·哈茨費爾特的一封信（迄今人們隻見到過這封信四分之一的內容，見MEGA第Ⅲ部分第13卷第16頁）。馬克思在信中贊揚了死於一次決斗的全德工人聯合會的創建人斐迪南·拉薩爾。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獻遺產
現在我們來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獻遺產。在談到事實之前，讓我們先回顧一下遺囑方面的內容。馬克思1883年3月14日去世，他沒有對他的文獻遺作作出明確規定。他的自然繼承人是在巴黎附近生活的勞拉·拉法格和倫敦的愛琳娜·馬克思。在恩格斯的詢問下，愛琳娜（也稱杜西）在馬克思去世不久告訴他，她的父親“對她說，要她和我處理他的全部文稿，並關心出版那些應該出版的東西”（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6卷第42頁）。幾個月后恩格斯在給勞拉的信中就是這樣寫的。恩格斯和女管家海倫·德穆特一起翻閱了馬克思的遺著。他迫切需要找到《資本論》（第一卷在1883年要准備出版第三版）的后續手稿。這是因為，正如他向拉甫羅夫寫道的，馬克思“總是瞞著我們不講他的工作情況”（見同上第3頁）。因此當他在朋友的遺著中找到這部著作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手稿時非常高興。他鬆了一口氣，宣布說：“今天尼姆﹝海倫·德穆特﹞在摩爾的手稿裡找到了一個大包，裡面是《資本論》第二卷，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共有500多頁對開紙”。（參見恩格斯1883年3月25日給勞拉·拉法格的信，MEW 35，465﹔中譯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5卷第463頁）他和拉甫羅夫說的是“1000多頁對開紙”。由此他清楚地意識到，他可以從這一大捆手稿中搜集材料編輯剩余的兩卷《資本論》﹔它們分別出版於1885年和1894年。
全部手寫材料都被搬到了恩格斯的住處。書信的情況則有所不同。自然他保留了自己寫給馬克思的書信，除了那些馬克思又將其寄給朋友和戰友的信。他自己請求馬克思的幾個熟識的朋友和通信人將馬克思寫的信寄回來。而所有的家庭書信在瀏覽后他都移交給了馬克思的兩個女兒。一些特殊的私人信件在當時和后來被分檢出來銷毀掉了。因此書信往來只是有選擇地流傳了下來。
當馬克思逝世的時候，恩格斯沒有能力接收他這位朋友的全部藏書。在征得杜西同意后，他處理了圖書館藏書（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6卷第104—105頁）。據此，一部分書籍寄給了保爾·拉法格，俄語書籍給了拉甫羅夫（后來歸屬於俄國社會革命黨圖書館，到1939年又和MR郭茨及EE拉扎列夫的藏書一起賣給了阿姆斯特丹的國際社會史研究所），復本書籍寄往蘇黎世的德國社會民主黨檔案館，許多所謂的通俗書籍移交給了倫敦工人教育協會。很自然恩格斯留下了所有那些對計劃出版的《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必不可少的書籍。
恩格斯自然對自己的去逝做了更充分的准備。他1895年8月5日去世時，留下了如下的遺囑規定：1893年7月29日的一份遺囑，1894年11月14日給他的遺囑執行人的一份指示，還有1895年7月26日的一份遺囑的補充規定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9卷第483—489頁）。這裡我們隻對涉及文獻遺著的規定感興趣。規定很明確：所有文獻手稿和所有馬克思寫的或寄給馬克思的家庭通信都應該移交給愛琳娜·馬克思—艾威林﹔所有書籍都交給了作為德國社會民主黨代表的奧古斯特·倍倍爾和保爾·辛格爾﹔家裡所有其他手稿和書信（上述提到的除外）應該移交給奧古斯特·倍倍爾和愛德華·伯恩施坦。在給遺囑執行人的指示中，恩格斯進一步明確：他的家族成員的來信以及馬克思女兒們的來信均歸還給寫信人。在對遺囑的補充中恩格斯取消了關於馬克思的家庭通信的規定，將其擴展到馬克思所寫或所收到的書信，除了恩格斯收到的信，規定這些書信應該歸還給各自的寫信人。
總的情況如下：
1.筆記本和日歷本
馬克思大約有250本筆記本摘錄本和日歷本流傳下來，出版它們需要MEGA第四部分引卷的篇幅，每卷約40個印張。其中的筆記本、日歷本在幾十年裡一直屬於龍格的后人所有，后來一部分逐漸移交給了莫斯科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后來是馬列主義研究院，如今保存於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RGASPI）。當然國際社會史研究所也擁有個別這種筆記本。
2.手稿和摘錄筆記本
所有的文獻手稿都交給了愛琳娜·馬克思—艾威林，在她於1898年自殺后這些手稿又交給了住在德拉韋依的勞拉·拉法格和保爾·拉法格。其中有直接是《資本論》的准備著作的幾大捆手稿，還有不是直接為出版而寫的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巴黎筆記》或《數學手稿》），以及大約20個摘錄筆記本。
手稿和摘錄筆記本的大部分（約三分之二）如今保存於阿姆斯特丹的國際社會史研究所，例外情況是《資本論》手稿和一些被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RGASPI）收藏的摘錄筆記本（約佔三分之一）。
3.書信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書信往來現在包括約4200封他們所寫的信和約10000封他們收到的信。到目前為止MEGA書信部分已經進展到1865年（第1—11卷，第13卷﹔還有20多卷需要編輯）。
4.書籍
馬克思是一個狂熱的讀書人，他自己說“啃書”是他最喜歡的活動。他是倫敦大英博物館圖書館的常客。他不僅讀德文書籍，同樣也閱讀法文和英文書籍，后來也讀過俄文書籍。他的私人藏書至少收集了2100種3200冊書籍（MEGA第Ⅳ部分第32卷第23頁），其中1450冊流傳了下來。這些書籍現在有693冊在柏林，617冊在莫斯科，81冊在阿姆斯特丹，世界上其他地方有59冊。馬克思如飢似渴地搜尋每一本自己可以找到的書﹔他在許多書上面都寫下了邊注。
截至1945年的馬克思恩格斯遺留書籍和著作的流傳史
正如已經提到的，馬克思恩格斯的一部分遺留下來的藏書在1895年直接被寄往柏林德國社會民主黨黨部。10月底寄給兩位黨主席的27個箱子抵達柏林。然而黨的辦公場所具有很大的臨時性，地方還不夠大。因此執委會很高興看到他們總計約4000冊藏書能被一家公共圖書館單獨保存。直到1901年第一個全部藏書目錄才被編制出來，它包括大約8000種書籍（原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藏書被編入其中）。
但那些手寫遺著情況如何？上面已經提到，它們根據恩格斯的遺囑規定寄給了勞拉·拉法格，但不是全部。愛德華·伯恩施坦是三個遺囑執行人之一，他當時住在倫敦。他非常仔細地通讀了遺著，肯定也為自己后來的出版工作保留了這部或那部手稿。除此之外，奧古斯特·倍倍爾、弗蘭茨·梅林和卡爾·考茨基也都能接觸到文獻遺著。這也是最初考慮出版馬恩著作集的社會民主黨人的圈子。
俄國人達維德·梁贊諾夫在馬克思恩格斯遺著的流傳史中起了重要作用，我會在第三講開始時較為詳細地介紹他的生平。梁贊諾夫從1907年到1917年在西歐生活，和社會民主黨人有各種接觸。他在1910年有機會在巴黎拉法格夫婦處“通讀了所有材料，編制了一份清單”。他不僅將馬克思給丹尼爾遜的信收集起來，而且還將馬克思給他的夫人和女兒的一些信集中了起來，這些信“為馬克思的傳記特別是1881年和1882年這段時間提供了令人感興趣的內容”。這些是梁贊諾夫向卡爾·考茨基介紹的情況。1911年，保爾·拉法格和勞拉·拉法格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受德國社會民主黨執委會委托，梁贊諾夫赴巴黎的德拉韋依取回馬克思恩格斯遺著並帶回柏林。這樣一來雖然計劃出版著作集的條件有了改善，但要在“一戰”之前實現這個計劃仍然面臨其他問題。下一講將介紹有關情況。
於是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馬恩遺著的主要部分就保存於柏林的黨檔案館。當然馬克思女兒和她的丈夫沙爾·龍格的大兒子讓·龍格佔有一部分私人遺著（拉法格的孩子在他們夫妻在世時就夭折了）。與此同時，20世紀20年代初期形勢發生了變化：1911年的各項出版計劃擱淺了，而且變化了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不再可能考慮出版馬恩著作集。此外工人運動發生了分裂：在德國社會民主黨之外成立了共產黨。國際形勢也發生了變化：隨著“一戰”結束，俄國革命取得了勝利，建立了新的蘇維埃政府。1921年俄國革命領袖列寧委托梁贊諾夫建立馬克思恩格斯博物館，搜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材料。梁贊諾夫和列寧在瑞士流亡時期就已經認識。
實際上到1922年梁贊諾夫才開始擔任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領導職務。俄國政府賦予他合法地位，提供資金支持，以便創造出所有前提條件，實現出版一部大型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的計劃。最重要的前提條件是搜集馬恩遺著的復制件或原件，招募勝任工作的人員。梁贊諾夫打算和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聯手創造這些前提。當維也納的教授卡爾·格律恩貝格被任命為社會研究所的所長時，梁贊諾夫發現他有了一位內行的商談對象，他在世紀初1905年革命前第一次流亡時跟隨格律恩貝格學習過。
莫斯科研究院和法蘭克福研究所之間、法蘭克福研究所和德國社會民主黨執委會之間簽訂了有關協議，這使得復制全部馬恩遺著成為可能。於是從1924年到1928年，對現有材料的整理和復制工作得以系統展開。俄國流亡者鮑裡斯·尼古拉耶夫斯基作為莫斯科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柏林通信員開展工作。
此外梁贊諾夫還建立了一個國際通信員網絡。在科隆、特裡爾、巴黎、布魯塞爾和倫敦，都有專業人員在收集國際工人運動的文件和材料。他們成功地在各個檔案館和圖書館中購得或復制大量這類材料。另外他們還參加各種書籍和手稿的拍賣會，以收購其他材料。而且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發生急劇通貨膨脹的情況下，有些德國工人運動史文獻的收藏者被迫出售他們的藏品以換得金盧布。格律恩貝格就是其中的一位。這樣一來，梁贊諾夫就能夠為在莫斯科建立一座獨特的大型圖書館奠定基礎。
梁贊諾夫自己也再度和住在巴黎的讓·龍格進行接觸，從他那裡獲得了若干私人材料。讓以個人理由拒絕了訪問莫斯科的邀請，他以狐疑的態度關注著俄國的政治進程。
弗蘭茨·席勒是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檔案館的負責人，他在有關該院的一篇文章中總結了研究院在國外的通信員的調查研究和復制工作，這篇文章同時也是梁贊諾夫60歲生日之際對梁贊諾夫工作的一種肯定。文章寫道：“如今檔案館擁有15000份原始手稿和175000份照像復制件，它們被分為五個部分：1.馬克思和恩格斯﹔2.關於第一國際和第二國際的歷史﹔3.有關日耳曼國家的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的歷史﹔4.有關羅馬國家的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的歷史﹔5.有關斯拉夫國家的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的歷史。……馬克思和恩格斯部分集中了二人的全部遺著（復制件），有55000張照片。”
我們回到德國社會民主黨檔案館這個馬恩遺著的寶藏。目錄編制和照相復制的工作帶來的結果是，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私人收藏的材料也被收入檔案館。此外尼古拉耶夫斯基還負責的事情是，將原馬恩藏書中的書籍，特別是帶有邊注的，再從普通館藏中挑選出來（找到了1130種）。當然不能不注意到，檔案館負責人有時對自己的館藏是相當慷慨的。流傳下來的查閱者登記冊記錄了哪些國際友人探訪了檔案館，其中還有幾個日本教授。他們當中還有人得到了有馬克思題詞和邊注的書籍。因此毫不奇怪，一些日本大學如今也擁有這樣的珍品。
此外還要提到，莫斯科研究院的復制工作中斷以后（這裡由於時間關系我不能分析原因），還有其他人為出版若干手稿而使用檔案館。編目工作也在繼續。據說波蘭籍歷史學家馬雷克·克裡格（Marek Kriger）在從事這種工作過程中獲得了馬克思的一些手稿筆記本作為“報酬”。
1933年國家社會主義者在德國掌權后，這就需要保護手稿免於落入他們之手。人們果斷地將馬恩遺著裝進兩個箱子，暫時存放到一位社會民主黨負責人那裡，后來他的兒子伺機將箱子偷運過邊境，運往丹麥。到那以后在丹麥社會民主黨人的幫助下箱子被存進銀行保險庫。在柏林，納粹分子1933年6月（在德國社會民主黨被禁之后）查封了該黨的圖書館，將其轉移到柏林的普魯士國家秘密檔案館和其他圖書館。自然后來也查明了，馬恩遺著不見了，於是納粹分子開始對馬恩遺著專門進行追查。
20世紀30年代中期，德國社會民主黨面臨資金嚴重不足的問題。許多黨員被關押在德國的集中營中，或者流亡國外。設在布拉格的流亡執委會在國家社會主義者統治下掌握著黨的命運。在這種困境之下，執委會決定出售馬恩遺著。為此巴黎的一個專門工作小組和莫斯科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進行了談判。1935年談判啟動，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方面參與談判的除了院長弗·維·阿多拉茨基，還有黨的領導人尼·伊·布哈林。在此次行程中，代表團還借機在哥本哈根對遺著進行了鑒定，發現缺少經濟學手稿的筆記本。談判最終在1936年破裂，原因不僅是德國社民黨開價過高、斯大林沒有批准這個數額，而且還因為社會民主黨的代表鑒於莫斯科的政治決定（公審）而不再相信自己是在和恰當的伙伴在談判。比如1938年對布哈林的公審這樣描述他直接受斯大林委托的巴黎之行：似乎他和孟什維克/托洛茨基分子一起編織了一個反對斯大林的國際陰謀網絡。
不過1936年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的一個行動還是大有收獲，幾十年來人們對此一直諱莫如深。早在1935年，上面提到的馬雷克·克裡格就從維也納通過蘇聯使館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取得聯系。他承認自己擁有馬克思的手稿，願意將其賣給莫斯科的研究院。作為“証明”，他附上了德國社會民主黨檔案館管理人員出具的1933年12月的“事后証明”。他以18萬美元（他開價2萬美元）的價格將一小一大兩部經濟學手稿（1857/1857，1861—1863）以及幾部篇幅較小的手稿轉讓給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該研究院的負責人對此肯定是非常滿意，因為他們現在擁有了兩部著名手稿的原件。當然他們有全部遺著的復本。
在和馬恩列研究院的談判中止以后，德國社民黨執委會把目光轉向了1935年成立的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史研究所，有意向其出售德國社民黨檔案館的馬恩遺著和其他材料（不過售價遠低於向馬恩列研究院提出的價格）。1938年5月，在有一家荷蘭銀行參與的情況下，出售合同得以簽訂，此后不久檔案館的藏品被運抵阿姆斯特丹。工作人員對收到的材料和書籍進行了編目和分類。
但到1940年夏天，遺著再次面臨危險。德國佔領荷蘭以后，納粹一支專門的行動隊搜查了研究所大樓。不過他們沒有找到馬恩遺著。遺著已經再次及時地被運往英國，受牛津一位歷史學家保護。接著“二戰”開始了。
1945年以后馬恩遺著的保護和利用
在經歷德國納粹專政時期拯救馬恩遺著的驚心動魄的歷史和將它賣給阿姆斯特丹的社會史研究所以后，戰后時期位於兩個不同政治陣營中的研究機構對馬恩遺著的保存、保護和利用產生了影響：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史研究所（IISG）和莫斯科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后來改稱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研究院，然后又改稱蘇共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
我們先簡單了解一下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史研究所。1945年之后該研究所重新獲得阿姆斯特丹老城區的辦公場所，轉移他處的包括馬恩遺著在內的收藏資料被運回。1946年春天，收藏多達16萬冊書籍的圖書館的大部分圖書和其他東西在溫德海姆（明登以北）附近威悉河（一條小河，在不來梅港附近注入北海）上的兩隻駁船上被人們發現。收集和重新編目進行了十余年。研究所作為私人機構無法獲得大筆資金支持，工作人員也很少。直到1979年，研究所才隸屬於荷蘭皇家科學院。
西歐的馬克思恩格斯研究者，大部分是作為個人，可以使用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史研究所的藏書。他們為出版各種材料，特別是為出版歐洲工人運動代表人物的書信進行准備工作。東歐學者直到MEGA第二版開始准備工作時才可能利用這些藏書。最開始全部是莫斯科的工作人員在阿姆斯特丹開展工作，兩家研究機構達成協議交換馬恩遺著的復制件。直到莫斯科和柏林的作為出版者的研究院同社會史研究所為支持出版新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訂立協議（1970年），以及荷蘭在外交上承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1972—1973年），民主德國的學者才獲得了使用權。這一點對於能夠就原件基礎進行文本比較和証人描述尤其是必不可少的。在20世紀70年代和20世紀80年代，柏林的馬恩室的許多工作人員都得以前往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史研究所如今是一家受人尊敬的學術機構，是全世界歷史學家和社會科學研究人員的天堂。這家研究所出版了或大或小各種版本的著作集、書籍，還出版一本雜志。如今的研究所位於阿姆斯特丹港東部一個昔日的倉庫裡，它的工作條件非常好。目錄索引目前已經數字化，可以在互聯網上進行檢索。
“二戰”后莫斯科研究院也很難重新開始工作。戰爭期間被轉移到烏法的藏書從1944年中起又被運回莫斯科。在這裡也是過了一段時間，甚至是過了幾年以后，才可以考慮開展連續的編輯工作。
1945—1946年，馬恩列研究院利用蘇聯佔領東歐（包括東德）的機會，沒收檔案館和圖書館的藏書。研究院委派了一名代表前往柏林，讓他和蘇聯軍管會的文化官員專門搜尋同德國工人運動史有關的藏書。於是原德國社會民主黨圖書館有超過1000本書（其中243冊蓋有“特裡爾卡爾·馬克思故居”印章），還有一些文獻資料比如拉薩爾的遺物，都被運往莫斯科。此外他們還在英國佔領區內找到了恩格斯家的一名后代，並從他那裡獲得了一捆恩格斯的文獻資料。
從20世紀50年代初期開始，新成立的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馬列主義研究院開始在柏林專門搜尋原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藏書。有出自德國社民黨圖書館的另外600種圖書被找到，根據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的決議，這些書籍分別在1953年和1961年作為禮物被運往莫斯科的黨檔案館。后來柏林的研究院圖書館增添了另外300冊圖書，其中122種出自恩格斯收藏的軍事圖書。
此外20世紀40年代末期，莫斯科的研究院又與在法國的龍格家取得了聯系。我已經談到過的讓·龍格逝世於1938年。他的弟弟埃德加·龍格步其后塵，在1948年就已經移交了家庭遺著中的其他材料，龍格家的下一代又交出了其他文獻材料：1960年馬塞爾·沙爾（Marcel Charles）和1963年弗雷德裡克·龍格（Frederic Longuet）分別在訪問莫斯科時也移交了文獻材料。莫斯科檔案館的工作人員到巴黎拜訪龍格一家，並瀏覽了尚存的材料。迄今還有22本原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藏書保存在西蒙·龍格的手裡。所有其他材料，書信（包括馬克思和威廉·李卜克內西的通信）、筆記本和日歷本都在這期間交給了莫斯科方面。
所有的馬克思恩格斯文獻資料都保存在如今的俄羅斯國家社會和政治史檔案館的1號全宗中。它包括超過8000個架號。自然馬恩著作編輯工作的原始文獻資料佔基礎地位。不過國外學者使用這些館藏並不總是很容易。甚至柏林的“兄弟研究院”也得不到編目的副本，結果來自柏林的同志們隻能費力地編寫了手工目錄。甚至《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MEW）也隻能“一點一點地”使用那些必要的文獻資料的副本。直到開始編輯MEGA，使用館藏材料才“比較自由了”，也就是說，不僅是柏林中心的同志們拿到了原件，而且民主德國大學中的合作者也能看到他們編輯MEGA各卷必要的原件。現在由於日本方面的一個建議，全部馬克思恩格斯藏品都進行了數字化處理，莫斯科的同事們還制作了一個書信數據庫。
這樣我就結束了第一講，下一次我將仔細考察編輯原則的演變。
（譯者單位：中央編譯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