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普列漢諾夫序言風波

　　“中共中央的編譯局，還是蘇共中央的編譯局？”

1970年3、4月間，中央文革給中央編譯局發來文件，說由中央編譯局翻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恩格斯《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單行本收入叛徒普列漢諾夫寫的序言和注釋，這是不能容忍的，必須立即刪去，並檢查是否還存在類似情況。

問題的起因是，1970年初胡喬木給中央文革寫了一封信，揭發和批評《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以下簡稱《費爾巴哈》）收入了“叛徒”普列漢諾夫所寫的序言，這是不能容忍的。胡喬木嚴詞質問：“編譯局是中共中央的編譯局，還是蘇共中央的編譯局？”

1970年3月23日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在胡喬木的信上批示：“請宣傳聯絡員負責通知人民出版社完全刪去普列漢諾夫的序言和注釋。並查看馬恩列斯著作的單行本是否還有這類的事。在中國出版社和編譯局出現這樣的事，是不可容忍的。”

問題提得非常尖銳。遵照陳伯達的指示，編譯局對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的各種單行本進行了認真的檢查，好在除了《費爾巴哈》一書再沒有發現類似現象。

張仲實和他翻譯的《費爾巴哈》

此書的譯者張仲實是中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著作的翻譯家、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他早年曾於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在張聞天領導的翻譯班從事馬列主義教材的翻譯工作。回國后一直從事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的翻譯。1954年任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副局長，參與翻譯出版三大全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列寧全集》（中文第1版）和《斯大林全集》的組織領導和審稿工作。張仲實歷來主張翻譯與研究相結合，認為隻有通過研究理解經典著作的內容和精神，才能翻譯好原著而不走形。他常對編譯局的同志說，毛澤東主張出版經典著作要寫聯系中國實際的序言，甚至說沒有序言不准出版。不過，在中國確實沒有人有能力、有膽量為經典著作作序。有關領導也都怕“佛頭著糞”。

這裡說的當然是真正有內容、有思想見解、能夠聯系中國實際的序言，至於我們看到的《馬恩全集》、《列寧全集》上的前言，多半是一種主要內容的說明介紹和編輯工作的交代。

張仲實早在1930年代即已翻譯出版了恩格斯的《費爾巴哈論》、《家庭、私有制及國家的起源》等著作。1949年9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翻譯的《費爾巴哈》第1版，這一版僅收恩格斯的著作。1960年代，張仲實找了幾位年輕同志做助手，根據德文原文做了校訂。或許是由於上述原因，鑒於自己寫不了序言，就在書后附上普列漢諾夫寫的序和注釋，為研究提供一份珍貴資料。人民出版社於1964年 12月出了附有普列漢諾夫序言和注釋的第4版。這時候我國正在翻譯出版5卷本的《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還沒有人認為這是修正主義著作。

普列漢諾夫何許人也

普列漢諾夫何許人也？現在的中青年已經很不熟悉，但老一代中國人特別是革命家，對普列漢諾夫是非常熟悉的。

普列漢諾夫是俄國的馬克思主義大哲學家、理論家，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創始人之一，對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傳播作出過杰出的貢獻。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普列漢諾夫主張保衛祖國，俄國二月革命后他反對列寧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方針，因而同列寧及其領導下的布爾什維克黨發生嚴重分歧，1918年因病去世。盡管如此，列寧對普列漢諾夫的評價甚高，尤其是他的哲學觀點。

列寧同普列漢諾夫在革命策略和方針上確實有過分歧，但是列寧始終高度評價普列漢諾夫的哲學著作，認為這是必讀的共產主義教科書。列寧尤其高度評價普列漢諾夫在反對機會主義、修正主義中的作用。1914年6月，列寧在給《勞動真理報》編輯部的信中說，普列漢諾夫“是一位在同機會主義、伯恩斯坦、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們的斗爭中做過巨大貢獻的大理論家”。（《列寧全集》第2版第46卷）1918年春普列漢諾夫逝世前夕，列寧在審閱戰前寫的《卡爾•馬克思》一文新版的排樣時，在文章的最后部分，重新列出了馬克思主義的書目，其中有不少是普列漢諾夫的著作。

1921年1月25日，列寧在一篇文章中強調了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的重要意義：

我覺得在這裡應當附帶向年輕的黨員指出一點：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漢諾夫所寫的全部哲學著作，就不能成為一個自覺的、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因為這些著作是整個國際馬克思主義文獻中的優秀作品。

在蘇共中央黨務檔案館保存的1922年 4月27日政治局會議議程表上，列寧在19項議程之后親筆增加一項議程：“普列漢諾夫文集”。這次會議上，列寧起草了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關於出版普列漢諾夫文集的決定：“委托加米涅夫同志同捷爾任斯基同志商談一下，將普列漢諾夫的革命著作編成一本文集出版。”足見列寧對他的重視。

需要指出的是，普列漢諾夫為《費爾巴哈》寫序言的時間是1892年（俄譯本第1版）和1905年（俄譯本第2版），普列漢諾夫這個時期的哲學著作毫無疑問是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尤其是第2版序，普列漢諾夫在這裡批判了新康德主義和馬赫、阿芬那留斯等人的哲學觀點，堅持了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和辯証法。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是1908年問世的，可以認為，普列漢諾夫的序言是其先聲。

列寧逝世后，普列漢諾夫在蘇聯的命運惡化。1930年12月9日，斯大林接見紅色教授學院黨支部委員會並發表講話，認為在哲學和社會科學等領域“重要的任務是開展全面的批判”，他開出的批判名單中有恩格斯、普列漢諾夫、布哈林、德波林等。提出要“挖出和攤開哲學和自然科學積攢的糞便”，“不僅可以，而且必須”把理論上的斗爭同政治傾向聯系起來。“主要的問題就是打擊。應當全方位打擊，打擊沒有打擊過的地方。黑格爾是德波林分子的聖像。應當揭露普列漢諾夫，他總是傲視列寧。連恩格斯也不全是正確的。他關於愛爾福特綱領的意見中有的地方存在（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東西。布哈林曾企圖利用這一點。如果在自己著作的什麼地方觸及恩格斯，那也不是壞事”。這樣，恩格斯和普列漢諾夫都成了批判的對象。在1930∼1940年代，蘇聯出現一種全盤否定普列漢諾夫的傾向，在普列漢諾夫的著作中尋找“修正主義”和“形而上學”，否定他的著作在唯物主義史上的作用。

接力棒傳到中國

很長時間裡，普列漢諾夫在中國是正面人物。在上世紀20、30年代，他的哲學和美學著作曾經在中國大量翻譯出版，對中國的文藝理論產生過良好的影響。但是上世紀60年代展開的中蘇論戰，也殃及了普列漢諾夫。那時為了尋找反面教員，在國際共運史中尋找“新老修正主義分子”，曾經同列寧有過分歧的普列漢諾夫就被打入“老修正主義分子”的行列。

在否定一切的“文革”中，蘇聯否定普列漢諾夫的接力棒傳到了中國。胡喬木給中央文革寫信的時候處於靠邊站的狀態，也許是出於對馬克思主義純潔性的關懷，也許是想在“文化革命”中“立新功”，也許是想踩著普列漢諾夫以求復出——對於他的動機我們無從揣測，我們知道的只是他給中央文革寫了一封揭發信，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作了批示。這兩位最大的理論家一唱一和就此掀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普列漢諾夫序言風波。中國兩位大理論家不知道列寧對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的肯定評價嗎？那也未免太低估他們了！

“文革”是一個禁書焚書的時代，多少學術名著被查禁、遭焚毀，所以刪除一個什麼“修正主義分子”的序言和注釋根本算不了什麼大事，陳伯達和胡喬木也未必從中得到什麼。風波最后不了了之——經清查，除了普列漢諾夫的序言和注釋，其他經典著作單行本中並沒有再見到他人（無論是馬克思主義者，還是修正主義者）寫的序言和注釋，想來除了普列漢諾夫，也沒有人有能力或者敢於給經典著作寫序作注。只是對中央編譯局和人民出版社來說，這倒確實是件大事，一時搞得人心惶惶，所謂“蘇共中央編譯局”雲雲，更給編譯局的編譯人員頭上懸了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經歷此事的人員至今難以釋懷。

（作者：中央編譯局研究員、俄羅斯研究中心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