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關於俄國社會發展道路的理論（上）
馬克思恩格斯關於俄國社會發展道路的思想，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學術理論界研究和討論的一大熱點，出版了一批著作，發表了很多篇論文。爭論頗多，分歧極大。不少論者對馬克思恩格斯思想作了很好的解釋和發揮。但也有些研究者對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有不少誤解或誤讀。本文不擬一般地、面面俱到地論述馬克思恩格斯的這一思想，僅就我認為存在的某些誤解或誤讀談一些商榷意見，向理論界同仁請教。由於篇幅所限，本文主要論述恩格斯的有關思想，並對在這個問題上恩格斯與馬克思的差別及本質上的一致性作些說明，以澄清我國理論界對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一些誤解。我認為，正確理解馬克思恩格斯這一思想的關鍵，在於要根據他們自己思考這個問題的歷史背景和內在邏輯去解讀，而不要根據現在已經變化了的歷史背景去解讀他們的思想，也不要把后來列寧等繼承人的思想加在他們的頭上，更不要用前蘇聯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去注解他們的思想，因為這些實踐在當時根本沒有進入馬克思恩格斯思考的視閾和范圍。
一、“俄國革命”的性質
1861年3月1日，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頒布廢除農奴制的法令。根據該法令的規定，所有農奴都被宣布為是自由的，農奴耕種的土地在農奴和貴族地主之間進行分配。貴族地主因土地分配給農民而得到政府付給的長期國庫券。作為回報，農民必須繳納49年的熟地費以償還政府。這次改革是俄國歷史上的一次重大轉折點，對俄國社會以及俄國農村公社產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
自從1861年農奴制改革以來，俄國農村公社處於十分危險的境地。國家（沙皇政府）使公社處在極為不正常的經濟條件之下，借助於集中在它手中的各種社會力量不斷地壓迫公社，公社成了商人、地主、高利貸者剝削的對象，公社內部各種利益的斗爭也日益尖銳，各種瓦解因素迅速發展。國家的壓迫與正在產生和發展的資產階級剝削，把俄國公社推向了滅亡的邊緣。馬克思恩格斯認為，要使俄國公社能夠“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就必須首先挽救俄國公社，使其處在正常的條件之下，並能得到自由的發展。而要挽救俄國公社，就必須有俄國革命。
馬克思在1881年《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草稿——初稿》中說：“要挽救俄國公社，就必須有俄國革命。”“如果革命在適當的時刻發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來以保証農村公社的自由發展，那末，農村公社就會很快地變為俄國社會復興的因素，變為使俄國比其他還處在資本主義制度壓迫下的國家優越的因素。”[1]馬克思恩格斯在1882年合寫的《共產黨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首先提出問題：“俄國公社這一固然已經大遭破壞的原始土地公共佔有制形式，是能夠直接過渡到高級的共產主義的公共佔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還須先經歷西方的歷史發展所經歷的那個瓦解過程呢？”接著他們用經過深思熟慮的語言，十分謹慎地作了答復：“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末現今的俄國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2]
這裡需要弄清楚的是，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俄國革命”究竟指的是什麼樣的革命？對於這個問題，我國有不少研究者沒有認真思考，甚至沒有明確意識到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有的研究者則對它作了錯誤的理解。
有些研究者認為，這裡的“俄國革命”是指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例如，《走向歷史深處——馬克思歷史觀研究》一書的作者寫道：“馬克思並不否認俄國非資本主義道路的可能性，條件是無產階級革命。”[3]顯然，作者是把“俄國革命”理解成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了。又如，《現代唯物主義導引》一書的作者在談到這個問題時說：“馬克思指出，如果俄國吸收西方資本主義的一切肯定的成果，就有可能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而獲得新生。”“並認為，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將作為西歐無產階級革命的先聲而與西歐無產階級革命對接。”[4]這裡明確斷定“俄國革命”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而且先於西歐的無產階級革命而發生。再如，《馬克思主義史》（四卷本）的作者在講這個問題時寫道：“馬克思恩格斯希望俄國這個典型的東方國家，尚保存著完整結構的半亞細亞國家，率先開辟不同於西方的道路，實現社會變革，推翻資本主義，成為在社會結構、經濟政治制度、社會發展的動力和社會演變趨勢諸方面與西方迥異的東方社會的榜樣，使之以俄國有可能具有的發展前途為參照系，探討到東方社會發展道路。”[5]這裡雖未明確斷定“俄國革命”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但這種比西方率先“推翻資本主義”的革命，除去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不可能是別的性質的革命。《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八卷本）的作者認為：“從馬克思給查蘇利奇的復信中，包括三封草稿（實際上是四封草稿，只是第四封草稿與正文基本相同。——引者注），看不出他所說的俄國革命是什麼類型的革命。”1882年1月，馬克思恩格斯合寫的《共產黨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則指明“俄國革命”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並且認為它將先於西歐的無產階級革命而發生。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証明了馬克思恩格斯預測的正確性。[6]
把馬克思恩格斯當時講的“俄國革命”理解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是不正確的。首先，這種理解不符合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這一點我們留在后面加以說明。其次，這種理解不合邏輯。因為承認俄國農村公社有可能“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的前提，是俄國為前資本主義國家，還沒有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而社會主義革命隻有在資本主義國家（至少是在資本主義已有相當程度發展的國家）才能發生。一方面說俄國農村公社有可能“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另一方面又說要通過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來實現這種“跨越”，甚至是通過“推翻資本主義”來實現這種“跨越”，這不是明顯的自相矛盾嗎？再次，馬克思恩格斯一向認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將首先在英國、法國、德國、美國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並取得勝利，直到晚年也沒有改變這種看法。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將首先在一國或幾國、並且是在資本主義的薄弱環節發生的思想，是列寧在1915年《論歐洲聯邦口號》和1916年《論無產階級革命的軍事綱領》兩篇文章中提出來的。不能把列寧的思想提前30多年加到馬克思恩格斯的頭上。
還有的研究者認為，這裡的“俄國革命”指的是新民主主義革命。例如，《東方社會之路》一書的作者在論及這個問題時說：“馬克思認為俄國革命的性質不是社會主義革命（1875年恩格斯批判特卡喬夫時就談到了這一點），也不是舊式的、17—18世紀的西歐資產階級革命，而是新形式的、以向社會主義過渡為目標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盡管馬克思沒有做過直接的表述，根據他對俄國革命性質的認識和分析，是可以看出他關於俄國革命性質的思想的。”[7]明確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俄國革命”既不是社會主義革命，也不是舊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是對的。但是，說它是“新形式的、以向社會主義過渡為目標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就值得商榷了。首先，根據列寧和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新民主主義革命必須以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為領導，而馬克思恩格斯講這番話的19世紀80年代初，俄國的無產階級尚未成熟到領導這種革命的程度，更沒有形成能夠領導這種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俄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團體——勞動解放社，是在1883年9月才成立的，列寧領導的俄國社會民主黨成立的比這還要晚）。馬克思恩格斯不僅從來沒有講過他們所說的“俄國革命”是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領導的革命，而且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對俄國革命性質的認識和分析，也根本看不出他們認為“俄國革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思想。其次，凡是了解俄國革命的歷史和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的人都知道，列寧領導的俄國無產階級政黨——社會民主黨，參與並領導了俄國的1905年革命和1917年的二月革命，這兩次革命是具有新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我們不能把這種性質的革命提前到19世紀80年代初。
那麼，馬克思恩格斯講的“俄國革命”到底是什麼性質的革命呢？對於這個問題，恩格斯有過十分清楚的說明。他在1894年寫的《〈論俄國的社會問題〉跋》中，首先引証馬克思1877年《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中關於俄國社會發展道路問題的一段論述：“那末，我的批評者可以把這個歷史概述中的哪些東西用到俄國去呢〈談的是資本的原始積累〉？隻有這些：假如俄國想要遵照西歐各國的先例成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它最近幾年已經在這方面費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農民變成無產者就達不到這個目的﹔而它一旦走進資本主義制度的懷抱以后，它就會和塵世間的其他民族一樣地受這個制度的鐵面無情的規律的支配。事情就是這樣。”恩格斯在引完這段話以后說：“馬克思在1877年就是這樣寫的。那時候俄國有兩個政府：沙皇政府和恐怖主義密謀家的秘密的執行委員會的政府。這第二個即秘密的政府的權力日益壯大，推翻沙皇制度似乎指日可待﹔俄國的革命一定會使歐洲的一切反動勢力失去它的最有力的堡壘，失去它的強大的后備軍，從而也一定會給西方的政治運動一個新的有力的推動，並且為它創造無比順利的斗爭條件。馬克思在他的信裡勸告俄國人不必急急忙忙地跳進資本主義，是不奇怪的。”但是，“俄國的革命沒有發生。沙皇制度戰勝了恐怖主義，后者在當時甚至把一切‘喜歡秩序’的有產階級都推到了沙皇制度的懷抱裡。在馬克思寫了那封信以后的17年間，俄國無論是資本主義的發展還是農民公社的崩潰都邁出很遠了。”[8]恩格斯的這些論述告訴我們，由於從1877年到1894年這17年間，俄國社會狀況和革命形勢的變化，使俄國農村公社“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的可能性大大減弱以至喪失。從這段論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馬克思恩格斯所講的“俄國革命”，既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也不是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是“恐怖主義密謀家的秘密的執行委員會的政府”領導的推翻沙皇專制制度的革命，即民粹派和民意黨人推翻沙皇政府的革命。
弄清了“俄國革命”的性質，也就容易理解“俄國革命”與“西方無產階級革命”之間的關系了。馬克思恩格斯在1882年合寫的《共產黨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講的“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這句話的具體含義，1894年恩格斯在《〈論俄國的社會問題〉跋》中作了說明。他指出：“我不敢判斷目前這種公社是否還保存得這樣完整，以致在需要的時刻，像馬克思和我在1882年所希望的那樣，它能夠在同西歐的大轉變相結合的情況下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但是有一點是勿庸置疑的：要想從這種公社保全點什麼東西下來，就必須首先推翻沙皇專制制度，必須在俄國進行革命。俄國的革命不僅會把民族的大部分即農民從構成他們的世界、他們的宇宙的農村的隔絕狀態中解脫出來，不僅會把農民引到一個廣闊的天地，使他們認識外部世界，同時也認識自己，了解自己的處境和擺脫目前貧困的方法，——俄國的革命還會給西方的工人運動以新的推動，為它創造新的更好的斗爭條件，從而加速現代工業無產階級的勝利﹔沒有這種勝利，目前的俄國無論是在公社的基礎上還是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都不可能達到對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9]這就是說，一方面，假如民粹派和民意黨人推翻沙皇政府的革命取得勝利，會給西方的工人運動以新的推動，為西方的工人運動創造更加良好的斗爭條件，從而加速西歐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因為沙皇政府是歐洲一切反動勢力最有力的堡壘和強大的后備軍，隻要在西歐近旁存在著這個反動堡壘，一切革命都會被鎮壓下去。另一方面，西歐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后，又會利用西歐資本主義所取得的一切積極成果，支持俄國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從而使“現今的俄國土地公社所有制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
正因為“俄國革命”不僅對俄國社會自身的發展、而且對西歐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發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所以馬克思恩格斯對“俄國革命”的狀況十分關注，迫切希望這個革命早日發生，並多次論述“俄國革命”將產生的重大影響和深遠意義。
恩格斯在1875年寫的《論俄國的社會問題》中滿懷豪情地指出：“俄國無疑是處在革命的前夜”，“這裡，革命的一切條件都結合在一起﹔這次革命將由首都的上等階級，甚至可能由政府自己開始進行，但是農民將把它推向前進，很快就會使它超出最初的立憲階段的范圍﹔這個革命單指由於如下一點就對全歐洲具有極偉大的意義，就是它會一舉消滅歐洲整個反動勢力的迄今一直未被觸動的最后的后備力量”[10]這就是說，恩格斯認為，把“俄國革命”推向前進的主要社會力量是農民，而不是也不可能是無產階級，因而這個革命不可能是指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
恩格斯在1878年2—3月間寫的《一八七七年的歐洲工人》一文中指出：“俄國革命意味著不只是在俄國國內單純換個政府而已。它意味著從法國革命以來一直是歐洲聯合的專制制度的柱石的一個龐大的、雖然也是笨拙的軍事強國的消失。它意味著德意志從普魯士統治下解放出來，因為普魯士一直受俄國庇護並且只是依靠俄國而存在的。它意味著波蘭得到解放。它意味著東歐弱小的斯拉夫民族從現在的俄國政府在它們中間培植的泛斯拉夫主義的幻想中覺醒過來。它還意味著俄國人民本身積極的民族生活的開始，同時還意味著俄國真正的工人運動的產生。總之，它意味著歐洲整個形勢發生變化，這種變化一定會受到各國工人興高採烈的歡迎，把它看作是向他們的共同目標——勞動的普遍解放大大邁進了一步。”[11]這段論述深刻而具體地說明了俄國民粹派和民意黨人推翻沙皇政府的革命的重大意義。它的勝利，不僅意味著俄國人民本身積極的民族生活的開始和俄國真正的工人運動的產生，而且意味著歐洲整個形勢發生了變化，它將激發起西歐的無產階級革命，促進無產階級解放的實現。這就是馬克思恩格斯為什麼如此關注俄國民粹派和民意黨人推翻沙皇政府的革命的真正原因。
二、俄國公社實現“跨越”的先決條件
我國理論界有人認為，馬克思恩格斯在早年寄希望於西歐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晚年由於“西歐革命陷入僵局”感到“困惑”，對西歐革命喪失信心，因而把關注的重心轉移到東方落后國家的革命上來，並認為東方落后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可以首先取得勝利，先於西歐進入社會主義社會。
這種看法是膚淺的、片面的，沒有透視到馬克思恩格斯思想深處的內在邏輯。在馬克思的頭腦中，有兩種思想同時存在並起著作用。一種思想是他對資本主義的壽命估計過短，把資本主義初期由於資本主義制度的不完善而暴露出來的種種弊端和產生出來的激烈對抗與沖突，看成是資本主義制度將要徹底滅亡的表現，因而對西歐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始終抱樂觀態度。盡管他不斷總結西歐革命挫折和失敗的教訓，卻總是把希望寄托在西歐無產階級革命很快取得勝利上。歐洲1848年革命以后，英、法等國的工商業普遍繁榮。鑒於這種情況，他在總結1848年歐洲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時確實曾經指出：“在這種普遍繁榮的情況下，即在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力正以在整個資產階級關系范圍內所能達到的速度蓬勃發展的時候，也就談不到什麼真正的革命。隻有在現代生產力和資產階級生產方式這兩個要素互相矛盾的時候，這種革命才有可能。”[12]在1859年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還把這個經驗教訓上升到更加一般的理論高度，成為一條對我們今天的現實來說也仍然具有指導意義的極為重要的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他指出：“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13]但是馬克思並沒有因此對西歐的無產階級革命喪失信心。他堅信，由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固有矛盾，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一定會再次爆發，並引發新的革命。他滿懷豪情地指出：“新的革命，隻有在新的危機之后才可能發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機一樣肯定會來臨。”[14]馬克思在1858年2月致裴迪南·拉薩爾的信中講述寫作《資本論》的進展情況時說：“我預感到，在我進行了十五年研究工作以后的今天，當我能夠動筆的時候，也許會受到外部暴風雨般的運動的妨礙。這沒有關系。如果我完成得太晚，以致世界不再關心這類東西，那顯然是我自己的過錯。”[15]這就是說，當時馬克思認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風暴即將來臨，很可能在他沒有寫完《資本論》這部著作以前，資本主義制度就被埋葬了，因而人們也就不再關心研究和批判資本主義制度的著作了。恩格斯同樣對西歐的無產階級革命寄於厚望，並對它抱樂觀態度。他在《一八七七的歐洲工人》一文中滿環喜悅地指出：“在歐洲各地，不論什麼地方，工人運動都不僅在順利地發展，而且在迅速的發展，而更重要的是，處處的精神都是同樣的。完全的思想一致恢復了，而同時，在各國工人之間通過這種或那種方式進行的經常的和定期的聯系正在建立起來。”“現在這些人可以驕傲地高呼：‘國際完成了自己的任務﹔它完全達到了自己的偉大目的——聯合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反對其壓迫者而斗爭。’”[16]馬克思特別是恩格斯，雖然在晚年認識到資本主義還有生命力，自我調節功能不斷增強，暫時還不會滅亡，恩格斯甚至公開承認1848年和1871年企圖通過一次簡單的突然襲擊就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是“錯了”，是一種“迷霧”，是“一個幻想”，是“不對的”，是“沒有什麼成果的”。[17]但由於歷史的局限，馬克思恩格斯還沒有認識到在他們逝世100多年以后的今天，資本主義尚未有在短期內滅亡的跡象。因此，他們當時並沒有對西歐革命的勝利喪失信心。
既然如此，馬克思為什麼還那麼關心俄國民粹派和民意黨人推翻沙皇政府的革命並希望它盡快取得勝利呢？這是因為，在馬克思的頭腦中還有另一種思想，即資本主義的擴張會在前資本主義民族中促進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資本主義在西歐已經腐朽，但它如果在西歐以外的地區產生和發展起來，則是新生的，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如果出現這種情況，西歐的無產階級革命即使取得了勝利，也只是一個小小的角落，必然會被剛剛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多數國家鎮壓下去。馬克思在1858年10月至恩格斯的信中指出：“不能否認，資產階級社會已經第二次經歷了它的16世紀，我希望這個16世紀把它送進墳墓，正像第一個16世紀給它帶來了生命一樣。資產階級社會的真實任務是建立世界市場（至少是一個輪廓）和以這種市場為基礎的生產。因為地球是圓的，所以隨著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的殖民地化，隨著中國和日本的門戶開放，這個過程看來已完成了。對我們來說，困難的問題是：大陸上革命已經迫於眉睫，並將立即具有社會主義的性質。但是，由於在極為廣闊的領域內資產階級社會還在走上坡路，革命在這個小小的角落裡不會必然被鎮壓嗎？”[18]馬克思的這個思想一直保持下來，並且正是基於這種思想，他在晚年“勸告俄國人不必急急忙忙地跳進資本主義”[19]，希望俄國公社能夠“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
至於有人說，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東方落后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可以首先取得勝利，先於西歐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前面已經講過，這是把列寧的思想加到馬克思恩格斯的頭上了。現在要著重說明的是，馬克思恩格斯不僅從來沒有認為東方落后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可以先於西歐發生並取得勝利，而且尖銳地批評了這種思想，反復說明西歐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勝利，是東方落后國家“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的先決條件。
首先，恩格斯認為，隻有西歐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后，東方落后國家才能取得對社會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物質技術基礎。東方落后國家自身缺乏對社會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物質技術基礎，這種物質技術基礎隻能來自西方工業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由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是根本對立的社會制度，西歐佔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決不會把資本主義大工業創造的物質技術基礎拱手讓給東方落后國家去搞社會主義，因為這樣做就意味著自掘墳墓、自取滅亡。所以，隻有在西歐通過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以后，東方落后國家才能利用西歐資本主義制度創造的一切積極成果，對社會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恩格斯在1893年2月24日致俄國民粹派理論家尼·弗·丹尼爾遜的信中指出：“毫無疑問，公社，在某種程度上還有勞動組合，都包含了某些萌芽，它們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發展起來，使俄國不必經過資本主義制度的苦難。”但是，“實現這一點的第一個條件，是外部的推動，即西歐經濟制度的變革，資本主義在最先產生它的那些國家中被消滅。”又說：“如果……我們在自己的經濟發展中走得更快些，如果我們在10年或20年以前能夠推翻資本主義制度，那麼，俄國也許還來得及避開他自己向資本主義發展的趨勢。”在這期間，英國、法國、德國、美國等國家的資本主義經濟獲得了長足的發展，而“你們那裡的公社卻在衰敗，我們隻能希望我們這裡（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引者注）向更好的制度的過渡盡快發生，以挽救，至少是在你們國家一些較邊遠的地區，挽救那些在這種情況下負有使命實現偉大未來的制度。但事實終究是事實，我們不應當忘記，這種機會正在逐年減少。”[20]1894年恩格斯在《〈論俄國的社會問題〉跋》中講得更加清楚。他指出：“西歐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勝利以及與之俱來的以公共管理的生產代替資本主義生產，這就是俄國公社上升到同樣的發展階段所必需的先決條件。”恩格斯強調指出：沒有西歐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目前的俄國無論是在公社的基礎上還是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都不可能達到對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21]。這就是說，在恩格斯看來，不僅俄國在農村公社的基礎上不能先於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即使俄國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以后，由於它的經濟文化落后，同樣不可能先於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
其次，恩格斯認為，隻有西歐的無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為東方落后國家做出對社會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榜樣的時候，東方落后國家才能仿效這種榜樣，對本國的社會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恩格斯在致尼·弗·丹尼爾遜的信和《〈論俄國的社會問題〉跋》中，對這一點講得十分透徹。他指出，落后國家“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谷的“必不可少的條件是：由目前還是資本主義的西方做出榜樣和積極支持。隻有當資本主義經濟在自己故鄉和在它達到繁榮昌盛的國家裡被戰勝的時候，隻有當落后國家從這個實例中看到‘這是怎麼回事’，看到怎樣把現代工業的生產力作為社會財產來為整個社會服務的時候——隻有到那個時候，這些落后國家才能走上這種縮短的發展過程的道路。然而那時它們的成功則是有保証的”。恩格斯還特別強調這個過程的先后順序具有普遍性。他指出：“這不僅適用於俄國，而且適用於處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發展階段的一切國家。”[22]恩格斯這段話有兩點值得關注：第一，馬克思恩格斯關於“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的思想具有一定的普遍意義，這就是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后，一切前資本主義國家都有可能（甚至可以說都必然會）“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第二，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如果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率先開始了社會主義建設，由於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沒有為它做出“榜樣”，它會比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以后所從事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困難要多得多，遭受的挫折要多得多，經歷的時間要長得多，甚至有可能遭到失敗。20世紀末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和中國在改革開放前所走的曲折道路以及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所遇到的種種困難，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由此可見，馬克思恩格斯晚年認為落后國家有可能“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的思想，不僅絲毫不意味著他們認為“西歐革命陷入僵局”，對西歐革命喪失信心，感到“困惑”、失望和沮喪，反而証明他們堅信西歐無產階級革命會在不久的將來爆發並取得勝利。因為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邏輯，沒有西歐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落后國家是根本無法“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的。在馬克思恩格斯那裡，承認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有可能“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與相信西歐無產階級革命必定會在這之前取得勝利，這本來是一回事。把西歐無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與落后國家“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看成是互相對立、非此即彼的兩個完全不同的發展過程，是對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嚴重誤解。
注釋：
[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9卷第441頁。
[2] 同上書，第326頁。
[3] 陳先達：《走向歷史深處——馬克思歷史觀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6頁。
[4] 陳晏清：《現代唯物主義導引》，南開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21頁。
[5] 庄福齡主編：《馬克思主義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55頁。
[6] 黃楠森等主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第３卷，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348—350頁。
[7] 謝霖：《東方社會之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50頁。
[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2卷第506—507頁。
[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2卷第510頁。
[10]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3卷第284、285頁。
[1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9卷第158頁。
[1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1卷第470—471頁。
[1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2卷第33頁。
[1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1卷第471頁。
[1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9卷第531—532頁。
[1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9卷第149頁。
[17] 參見上書，第585、597—598、600頁。
[1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9卷第348頁。
[1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2卷第506頁。
[20]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4卷第724頁。
[21] 同上書，第500、510頁。
[2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2卷第502—503頁。
（作者：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