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恩全集》歷史考証版（MEGA）第一版在列寧時期的興盛和斯大林時期的衰敗
（本文為羅爾夫·黑克爾教授在中央編譯局舉辦的題為“馬克思恩格斯遺著：歷史、出版和接受”系列講座的第三講。）
按語
我們已經探討了馬克思恩格斯遺著的流傳史和馬恩全集從開始到“二戰”爆發的編輯原則這個有些枯燥的話題，下面我想談談第一個嘗試編輯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系統、完整、類似歷史考証性的版本的機構。我已經多次提到過莫斯科的研究院。我本來應當在論述MEGA第一版的編輯原則之前，也談談它的工作，但是關於編輯問題的敘述是不能零零碎碎的。因此現在我們就來談談莫斯科馬恩研究院（1931年起改為馬恩列研究院），並談談它的歷史和它的主要活動家與共產國際和蘇聯共產黨的發展之間的聯系。
達維德·梁贊諾夫與莫斯科馬恩研究院的結構
我們知道，MEGA第一版的關鍵人物是達維德·波裡索維奇·梁贊諾夫，他原來的姓氏叫作戈爾登達赫。用他自己的話說，他“論出身是猶太人，論國籍是俄國人”。隻要我們認真讀讀他的傳記，就會發現隻有他才真的是“人得其位，位得其人”。他1870年出生，與列寧是同齡人。據說，他在十歲的時候就已經讀過弗·克·施洛塞爾的《供德國人民閱讀的世界史》。梁贊諾夫多年以后發現，馬克思對這本著作作了詳細的摘錄。梁贊諾夫早年被開除出敖德薩文科中學，正式原因是“他學不會希臘語”。但是，他在19世紀80年代中期就已經參加革命青年團體的活動。1889年，他參加了第二國際的成立大會，不過並不是因為他是大會代表，而是因為他於同年年初起就讀巴黎索邦大學，學校臨近會址，所以就順便過去看看。他回到俄國后就遭到逮捕。在彼得堡監獄，他讀了《資本論》和其他經典作家的著作。
1900—1917年，梁贊諾夫滯留西歐（1905—1907年革命時期有間斷），首先住在巴黎，后來住在德國的柏林，也在維也納住過，1915年后還去過瑞士（上阿格利、蘇黎世）。
從1907年起，梁贊諾夫潛心研究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從而能夠在《新時代》和維也納的《斗爭》雜志上定期發表文章。1909年，他受安東-門格爾圖書館基金會的委托，搜集並編輯出版國際工人協會的文件和會議記錄，他本人稱之為“國際文獻集”。為了完成這項任務，他曾到倫敦、巴黎、羅馬、佛羅倫薩以及德國和瑞士的圖書館查閱資料。1914年付印了第一卷，然而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沒有出版。
我在上一講中已經談到，在這段時間梁贊諾夫成功地同歐洲社會民主黨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卡·考茨基、奧·倍倍爾、維·阿德勒、奧·鮑威爾、愛·伯恩施坦、卡·倫納和克·蔡特金，建立了友好的聯系。他得以進入柏林德國社會民主黨檔案館進行研究，在檔案館中，他“第一個整理了館藏馬克思文獻”。他編制了馬克思恩格斯遺著目錄，並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藏書進行了分類，編入綜合類藏書。對梁贊諾夫來說，特別重要的是能在維也納的卡爾·格律恩貝格身邊進行研究，並參與后者主編的《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史文庫》的工作。
1910年夏，梁贊諾夫在德拉伐伊爾·拉法格夫婦的寓所工作了幾個星期，1898年愛琳娜·馬克思-艾威林去世后，馬克思遺著中的家庭藏書都收藏在那裡。1911年11月，拉法格夫婦自殺身亡。1912年底，梁贊諾夫受德國社會民主黨執行委員會的委托，將這部分遺著運往柏林。在此之前，即在1910—1911年的交替之際，梁贊諾夫參與制定了出版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的“維也納計劃”，以紀念臨近的馬克思逝世30周年。
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編譯與研究
據弗·布魯普巴赫（瑞士醫生和社會主義者，后為共產黨員）回憶，梁贊諾夫會“為了考証馬克思手稿中的一個逗號而乘坐沒有供暖設備的四等車廂，連夜從維也納趕往倫敦”①。除整理國際工人協會的文件這項工作外，梁贊諾夫還收集和甄別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表在《紐約每日論壇報》、《人民報》和《新奧得報》上的通訊。1917年，他將這些文章結集分兩卷出版，書名為《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1852—1862年》。到1917年，梁贊諾夫發表了130篇文章、書評和著作，其中許多是他進行馬恩研究的成果。於是，在這幾年中他獲得了“書呆子”和“書虫”的綽號，其他人在相互通信時就曾經用它們來指代梁贊諾夫。
1917年二月革命后梁贊諾夫回到俄國，先是回到彼得格勒。他積極參加工會的工作。如同他在畢生的政治活動中一樣，他在工會裡也始終保持獨立的態度，他在黨的七大到十一大上的發言稿也體現了這一點。在會上，他尖銳地批評俄共（布）中央在工作中表現出的反民主的極權主義的傾向和政府的暴力行動。他反對黨的“一手遮天”，干涉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干涉經濟、文學和藝術，反對迫害反對派，主張工會獨立。1921年5月，中央委員會作出決定，永遠停止梁贊諾夫在工會的工作。
1918—1920年，梁贊諾夫是搭建蘇俄新型科學結構的組織者之一。他先是擔任人民教育委員會科學和檔案管理處處長。1920年12月7日，俄共（布）中央通過創辦馬克思主義博物館的決議，責成梁贊諾夫做成立籌備工作。僅僅一個月以后，即1921年1月11日，這項決議被修改，博物館的名稱改為社會主義科學院所屬的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不久之后，即1921年2月，列寧致信梁贊諾夫，委托他搜集並在可能的條件下購買所有現存的馬克思恩格斯文獻，包括德國社會民主黨收藏的馬克思恩格斯文獻。②1922年7月，中央又進行了一次組織調整，將現有的馬克思恩格斯博物館改造成俄羅斯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科學研究院，並任命梁贊諾夫為院長。由此，一方面該研究院屬於國家機構，地位合適，另一方面黨的決議已確定其工作任務，而梁贊諾夫可以動用國家的財政完成這些任務。1923年6月1日，黨中央組織部作出決定，由馬恩研究院負責編輯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一年后，聯共（布）十三大重申了這項決議。具有深遠意義的是，1924年7月7日，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通過決議，編輯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和普及版。梁贊諾夫在這次共產國際代表大會上提出並得到一致通過的決議中寫道，隻有“收錄了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書信的完整版本並附上歷史考証性評注……才能稱為科學共產主義奠基人當之無愧的紀念碑，才能成為大家全面學習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和實踐的基礎”。於是，共產國際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呼吁各國共產黨協助“搜集有關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和活動的材料”③。與此有關的是，不久以后國家作出決定，搜集蘇聯境內所存有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文獻並存檔。這項規定在蘇聯1991年解體以前一直有效。
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隨后作出的一系列決議都是旨在加強研究院的實力，在物力和人力上提供保障。同時產生了“革命的急躁情緒”，梁贊諾夫遭到批評，被指責編輯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工作進展不夠快。然而，梁贊諾夫在60周歲壽辰之際仍然榮獲了紅旗勞動獎章——這在蘇聯是很高的獎賞，並收到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賀信賀電。
說到這裡，我想談談梁贊諾夫同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列寧和斯大林的關系。關於梁贊諾夫同列寧以及同斯大林的關系都有幾段小插曲，一會兒我分別跟大家講一下。我想先簡要地談談他們相互結識的過程。我在前面已經提到，梁贊諾夫多年間一直客居國外﹔而列寧在1900年也不得不離開俄國開始流亡生活。當時，有人打算出一份名為《黎明》的期刊和一份名為《火星報》的報紙，作為俄國社會民主黨流亡者的聚集平台。因此，梁贊諾夫和列寧第一次走到了一起，而且很快表明，兩個人的合作不會很簡單。列寧對梁贊諾夫就“勞工問題”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即作了刪改，因而遭到梁贊諾夫極為強烈的抗議。列寧辯稱自己的刪改完全是“技術性”的。這裡已經表明，他們二人的處事方式是不同的，而這種不同的處事方式在隨后為籌備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進行的綱領討論中就產生了影響，大會於1903年以“日內瓦大會”為名在倫敦召開。梁贊諾夫從西歐的社會民主黨尤其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經驗出發，建議召集黨內的各種派別，在民主選舉的黨代表大會上確定黨的方針。而列寧則迫切要求建立一個時刻准備點燃革命之火的革命者的政黨。1901年5月23日，梁贊諾夫和列寧在慕尼黑第一次會面。1924年，梁贊諾夫曾回憶到，這次會面是在緊張的氣氛中進行的。大家知道，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並不是以黨的重新創立，而是以黨的分裂而告結束的，而梁贊諾夫站在列寧的對立面。這種情況原則上不可能再改變，雖然列寧還以某種方式支持梁贊諾夫的馬克思研究，有時還向他具體咨詢。上面已經提到，1921年，列寧請梁贊諾夫盡可能多地搜集馬恩文獻，甚至可以向“謝德曼之流”（德國社會民主黨）購買。
至於梁贊諾夫同斯大林第一次結識是在什麼時候，已經很難明確斷定，但最晚於1919年3月，也就是斯大林任蘇維埃政府內務管理局成員之后。1922年底列寧退出政壇，圍繞他的接班人問題的權力斗爭爆發以后，列寧兩次致信第十二次黨代表大會，談及斯大林的性格，說他“粗暴”。斯大林對待科學的態度也是如此，他雖然是職業革命家，但是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有一張照片是梁贊諾夫同列寧和斯大林的合影：這張合影拍攝於1920年4月，當時梁贊諾夫是俄共（布）九大的代表。可以說，梁贊諾夫同斯大林之間的關系始終是冷淡和懷有敵意的。十月革命后，梁贊諾夫主要負責工會的工作。但是斯大林不滿意，在1921年5月工會代表大會期間，經過一場圍繞一項決議的激烈爭論以后，梁贊諾夫在工會的活動被禁止。梁贊諾夫毫不掩飾自己對斯大林的理論素養和文化水平的懷疑。當斯大林試圖干涉馬恩研究院的工作時，梁贊諾夫公開表示：“柯巴﹝斯大林作為革命者的綽號﹞，你對此一竅不通哪！”斯大林對這件事一直耿耿於懷，於是兩人盡量避免見面。我還可以舉出其他例子。比如，1928年，當梁贊諾夫建議讓已經被開除出黨的托洛茨基參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的編譯工作時，他徹底激怒了斯大林。1931年，清算的日子到了。2月12日晚上，梁贊諾夫被叫到斯大林辦公室，后者指責他在馬恩研究院進行孟什維克主義活動。盡管梁贊諾夫進行了辯解並駁回了指責，但他仍然遭到逮捕和審前羈押。這樣一來，斯大林就封住了梁贊諾夫的嘴巴。
馬恩研究院在編輯MEGA第一版過程中的國際合作
梁贊諾夫憑借MEGA第一版取得了當時獨一無二的編輯業績。從以往發表馬克思恩格斯文獻的經驗來看，站在世紀之交以來圍繞馬恩文獻展開的各種各樣的討論的角度，1927年起陸續出版的MEGA開頭幾卷反映了編輯工作的新水平，這一點我在前面已經講過。那麼，編輯一個歷史考証版的前提是什麼呢？這些前提包括：
1.國內和國際的合作。一方面共產國際對這一項目給予支持，另一方面，與德國社會民主黨執行委員會和檔案館、新成立的卡爾·格律恩貝格領導下的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進行合作。
2.組建一個在特殊專業領域（歷史、語言）掌握必要知識的內行的工作小組﹔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為物色相應的工作人員提供了大力支持。
3.物質條件包括：將馬恩研究院安置在莫斯科的多爾戈魯基王宮，並進行必要的擴建，創辦圖書館，特別是蘇維埃政府撥出一筆數額足夠的金盧布，用於外國通訊員的工作，購置必要的復印設備以及從國外購買書籍和檔案資料。
4.成立專業的資料室和學術咨詢處，負責編輯有關的傳記材料，編制文獻的目錄和相應的索引。
5.梁贊諾夫還特別在“他的”研究院內制定了嚴格的工作人員紀律和制度。
我不可能談得面面俱到，不過我想詳細地談談以下幾點：成立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的意義﹔組建內行的國際工作小組的意義和通訊員網絡的搭建。
1922年和1923年春，年輕的社會主義知識分子在圖林根齊聚一堂，參加“馬克思主義研討周”活動。在活動期間，大家討論了創建一個獨立於政黨之外、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學術研究機構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創建這樣一個學術研究機構不僅具備了有利的政治條件，也具備有利的物質條件，因為一位成功的商人和百萬富翁願意資助創辦這樣的研究機構﹔當然，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大學的大額資助也起了很大作用。當時有一個左派科學家小組願意參加合作。一切組織上的准備工作——包括該所與法蘭克福大學的挂靠事宜——完成之后，還要物色一位有威望的人物擔任所長。
要實現這一計劃需要一批非常具有創新意識的人。因此，這裡介紹如下幾位發起者：費利克斯·魏爾是上述那位商人的兒子和活動能力很強的股東﹔卡爾·科爾施一度是德國共產黨黨員、圖林根州政府的部長和日益脫離德國共產黨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然而當時由於被認為太“赤色”而不能擔任研究所所長﹔同樣沒有當選的還有格奧爾格·盧卡奇和貝拉·福格萊西兩人，他們是1919年匈牙利蘇維埃革命者和上述“馬克思主義研討周”的參加者﹔弗裡德裡希·波洛克后來任研究所秘書長。最終當選所長的是維也納大學教授卡爾·格律恩貝格。梁贊諾夫又非常贊同這一決定，不僅因為他於1905年以前在格律恩貝格身邊進行研究工作，曾多次拜訪過他，1921年還為馬恩研究院購買了他的私人藏書，而且還因為他於1922年在德國療養的時候又見過格律恩貝格，1923年在維也納又再次拜訪過他。因此，梁贊諾夫是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在政治上可以信賴的人，又是所長的朋友。這是雙方在隨后幾年中進行卓有成效的合作的重要前提。
1924年6月，卡爾·格律恩貝格在研究所成立典禮上說：“首先我無須重申，我在這裡講到馬克思主義的時候，不是在政黨政治的意義上，而是在純學術的意義上來理解的。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完整的經濟學體系、一種特定的世界觀和一個清晰的研究方法。”
一個月后，梁贊諾夫抵達法蘭克福，行李中裝著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關於編輯出版MEGA的決議。對他來說，必須著手進行國際合作。早在8月份就簽訂了一份相關的協議，首先規定共同成立一家馬克思恩格斯文獻出版公司，9月在法蘭克福注冊。
其次，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同德國社會民主黨執行委員會簽訂了一份在法蘭克福影印馬克思恩格斯遺著的合作協議，也就是說全部遺著，即所有的手稿、摘錄、筆記和書信都要從柏林運到法蘭克福，在那裡採用最現代化的影印技術進行影印，購買設備的資金由莫斯科馬恩研究院提供。影印完成后，一份寄往莫斯科，另一份在德國社會民主黨檔案館存檔。
為了完成這一任務，需要物色一位梁贊諾夫和法蘭克福研究所以及社會民主黨執行委員會都熟悉並信得過的人。1924年12月1日，波裡斯·伊萬諾維奇·尼古拉耶夫斯基任莫斯科馬恩研究院駐柏林通訊員。除梁贊諾夫外，他是最熟悉馬克思恩格斯遺著的人之一。我想簡要介紹他的個人情況：他生於1887年，早年參加孟什維克青年團體的活動並被流放。1917年后，他是一家雜志的編輯，后來被梁贊諾夫調到中央檔案管理處。1919—1921年，他任莫斯科革命史檔案館館長。1922年初，他因擔任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孟什維克）委員而被驅逐出蘇俄。
1924—1931年，尼古拉耶夫斯基是馬恩研究院駐柏林通訊員，1933年，他被迫離開柏林前往巴黎，1936—1940年，他在那裡任國際社會史研究所分所的所長，1940年，他被迫流亡美國。起初，他沒找到工作，設法領到了“洛克菲勒基金會”發放的救濟金﹔后來他在“美國之音”和“自由歐洲”這兩家廣播電台任技術顧問，在哥倫比亞大學任蘇聯歷史研究特別委員會委員，50年代末任紐約美國工黨檔案研究所所長。尼古拉耶夫斯基在1966年去世之前一直是他1963年轉交給胡佛研究所的收藏品的監管人。因此直到今天，在這些收藏品中仍然包括馬克思恩格斯遺著中若干文獻的副本，這些文獻的原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遺失了。
尼古拉耶夫斯基在六年的通訊工作中是一位不可或缺的合作者。他同參與馬恩遺著影印工作的所有機構和個人都保持著聯系，因此得以將馬恩文獻全部匯集到一起﹔他個人負責將馬恩文獻從柏林運到法蘭克福去影印。但這僅僅是他的工作的一部分。他還走訪德國的各個檔案館搜尋有關19世紀工人運動發展的材料。此外，他還光顧舊書店及書籍和手稿拍賣會，為莫斯科馬恩研究院購買必需的書籍和文獻。他從德國社會民主黨圖書館的藏書裡找到並甄別了1000多部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過的書籍，這同樣是一項精細縝密的工作。
格律恩貝格和梁贊諾夫都明白，隻有有了一支高素質的工作人員隊伍才能編輯出一套科學的歷史考証版。梁贊諾夫認為組建這支隊伍有兩種途徑：一是向共產國際德國人支部求助，根據決議，德國人支部應當對《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編輯工作給予支持﹔二是請求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提供幫助。他決定同格律恩貝格和波洛克一起在德國為MEGA的編輯物色合適的青年學者。
自1925年起，他們集中精力尋找合適的學者，不僅尋找社會科學家，同時也尋找自然科學家。當年年底，第一批未來的工作人員按時報到。他們的年齡在26—31歲之間（隻有一位女同志年齡超過了40歲）。這批學者在歷史學、哲學和政治學等領域都有較深的造詣，而且大都掌握一門外語（英語或法語）。我在這裡不想一一列舉這十來個德國人的名字，隻打算介紹一下歷史學家漢斯·施泰因博士。他在科隆大學通過了題為《1848—1849年的科隆工人協會》的博士論文答辯。起初，他沒有得到科隆大學的聘任。所以說，MEGA的工作給了他一次很好的機會，他參與了第一卷的編輯工作。后來他雖然由於健康方面的原因不得不回到德國，但是直到1920年底一直擔任馬恩研究院駐科隆和比利時的通訊員。最后，我要說的是，MEGA的編輯工作的啟動應當感謝這些熱心人。遺憾的是，他們當中有幾人后來在蘇聯受到迫害甚至被槍決。
1931年馬恩研究院的“大清洗”與1941年前馬恩著作在弗·阿多拉茨基領導下的編輯出版
首先回頭再談談梁贊諾夫的生平。1931年2月15—16日的夜裡，梁贊諾夫被捕，他在研究院院內的花園寓所遭到搜查。1931年3月 1— 9日，在莫斯科審理“孟什維克反革命組織”一案。最終，梁贊諾夫被政治隔離，關進蘇茲達裡監獄。4月初，他在監獄收到《布爾什維克》雜志第5期，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在新任院長阿多拉茨基領導下在這一期上發表了馬克思1881年4月11日給他的女兒燕妮的信。④編者指責梁贊諾夫說，他當初隱瞞了這封信，是因為信中對考茨基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1931年4月10日，梁贊諾夫致信編輯部解釋說，他是從馬爾托夫的妹妹那裡得到馬克思的這封信的，當時曾用名譽擔保暫不發表。但是，他已經不能再對編輯實踐施加影響了。
馬恩研究院的“大清洗”及其同列寧研究院的合並，結果組建了一個隸屬於共產黨、獨立性大大受到限制的機構。前面已經提到，主要問題是貫徹斯大林特色的意識形態教條。與此相關的是人事變動，也就是說，聘用了黨務工作者，其中包括德國和奧地利人。對研究院內部的組織結構重新作了安排，各部門的分量也有所側重（蘇共研究處居首位）。國際關系也得到重新調整：斷絕同社會民主黨的一切聯系，解聘國際通訊員，一直維持到1933年的柏林馬克思恩格斯出版社不得不關門停業（幸好MEGA各卷次的紙樣和其他財產逃脫了納粹的魔爪，被送到了列寧格勒）。1931年，公布了研究院的這個“新方針”，當然在籌備1933年的“卡爾·馬克思年”期間，“新方針”也為公眾獲悉。共產國際關於馬克思年的整個活動的口號是“馬克思屬於我們！”。為此撰寫的35篇論文一版就發行了20萬冊。
接著，研究院的常規工作又無法持續進行了，因為在1937年，“大清洗”的浪潮再次席卷馬恩列研究院，結果又發生了人事和組織結構的變動。幾乎所有的外籍工作人員都遭到逮捕，很多人根據判決被槍決了。梁贊諾夫也於1937年7月22日在流放地薩拉托夫被捕。1938年1月21日，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外事委員會進行了不公開審理。15分鐘后宣判：執行槍決，沒收個人財產。當天，梁贊諾夫在薩拉托夫被處決。
在這裡，我想再詳細地介紹一下梁贊諾夫的繼任者弗·維·阿多拉茨基。阿多拉茨基出身貴族家庭，1897年起就讀喀山大學，先在物理數學系，后來轉讀法學系，1903年畢業。之后，他留校任教，教授俄羅斯公法，同時了解馬克思主義史。他1900年參加革命運動，1904年任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喀山黨支部書記兼宣傳員，並撰寫了一份調研材料《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在此期間，他潛心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問題，研讀黑格爾、費爾巴哈的著作和自然科學，調查俄國和西歐的經濟情況，研究法國大革命以來的社會主義運動史。阿多拉茨基還試圖回答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的規律性這個問題。
1903年12月—1904年5月，阿多拉茨基第一次正式為學術目的訪問柏林和日內瓦，然而也試圖與黨的中心和歐洲社會民主黨建立聯系。在此期間，他第一次同卡爾·考茨基建立通信聯系，后者建議他研讀馬克思主義文獻。1905年2—3月，阿多拉茨基再度訪問日內瓦並結識列寧，這非常有助於他追隨列寧的觀點。
1905年12月13日，阿多拉茨基在喀山被捕，1906年3月被釋放。之后，他被流放到阿斯特拉罕州，刑期為三年。根據他本人的願望和夫人的請求，他獲准到國外滯留兩年醫治腎病。他同家人一起在瑞士的蘇黎世和日內瓦住到1908年5月。1908—1910年底，阿多拉茨基再次住在喀山。1911年1月初，他前往柏林，在那裡拜訪了考茨基，接著又去了倫敦。1911年秋至1912年春，他再度滯留柏林。從1914年夏起，阿多拉茨基再次前往德國（賴興哈爾、慕尼黑）。世界大戰爆發時，他被拘留。
1918年9月，阿多拉茨基才重返俄國，先是擔任人民委員會羅曼諾夫（末代沙皇家族）新檔案館館長。1919—1920年，他在喀山黨校任教。1920年秋起，他任人民委員會中央檔案館副館長﹔他還是社會主義學院以及1921年3月由俄共（布）中央為紅色教職研究所——黨的最高教育機構——開課而成立的委員會的創始成員，他在該研究所的哲學系和經濟學系任教。
1928年秋至1931年5月，阿多拉茨基任列寧研究院副院長，參與了列寧傳記的編寫和《列寧全集》的編輯工作。1928年9月，他是柏林蘇維埃歷史學家周和奧斯陸歷史學家代表大會的參加者。
梁贊諾夫被撤職后，1931年2月20日政治局通過決議，委任阿多拉茨基為兩院合並后的、同時直屬聯共（布）中央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院長（至1938年止）。此外，1931—1936年，他還兼任共產主義學院哲學研究所所長。
1938—1941年和1944—1945年，阿多拉茨基擔任馬恩列研究院主編，主要參與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著作的編輯工作。他是《德意志意識形態》、《資本論》、《反杜林論》、《自然辯証法》、《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以及《哲學手稿》這些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著作的編者和注者。他於1945年6月5日去世。
應當強調，阿多拉茨基的工作的兩個方面對馬恩研究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一是他千方百計地購買馬克思恩格斯遺著或其中的一部分。1935年，他是在巴黎就購買合同與社會黨國際的代表進行談判的代表團成員，這一點我在第一個講座中已經講過。這次談判雖然失敗，但最終通過其他途徑為馬恩列研究院買到了經濟學手稿。
阿多拉茨基是在艱難的政治時期主持馬恩列研究院的工作的。編輯出版MEGA的整體條件越來越差，最終正常卷次的出版也不得不停止﹔1935年，出版了最后一卷即第1部分第7卷。其實，1935年還出了一卷，即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及其《自然辯証法》手稿，原計劃這是第1部分第15卷，后改為“紀念恩格斯逝世40周年專卷”出版。這裡還要提一下分兩冊出版的另一卷，即馬克思的《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這一卷是由在馬恩研究院和馬恩列研究院工作多年的俄籍德國人保爾·維勒作了幾年准備才分別於1931年和1941年出版的。盡管該卷與其他卷次一樣，扉頁上沒有署上阿多拉茨基作為編者的名字，然而他操了很多心才使維勒得以完成這一卷的編輯工作。維勒為辨認、編排馬克思的摘錄手稿作了大量努力。他的名字用金色字母鐫刻在莫斯科馬列主義研究院前廳的牌匾上——因為德國侵略蘇聯的戰爭剛剛爆發，他就在反抗法西斯侵略者的斗爭中獻出了自己的生命。然而，《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的編輯為他豎立了一座真正的豐碑。
我上次已經以馬恩列研究院編輯出版《資本論》普及版為例，說明20世紀30年代的編輯實踐發生的變化。而這在某種意義上也是阿多拉茨基作為馬恩列研究院院長生平的一部分。下面我想再舉一個例子，說明誰為馬克思於1875年寫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哥達代表大會上討論的綱領草案“批注”加了《哥達綱領批判》這個標題。
大家知道，馬克思在給社會民主工黨發言人威廉·白拉克的一封書信（1875年5月5日）裡曾附上了他所說的哥達綱領草案“批注”。在這份手稿中，馬克思對綱領草案的內容進行了批判，首先與當時尚存的拉薩爾主義思想觀點劃清界限並駁斥了所謂的共產主義要求。同時，他提出幾個論點闡明將以不同的分配原則為特點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和“高級階段”（《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34—436頁）。這兩個階段的劃分取決於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展狀況。“第一階段”在這裡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社會之間的過渡階段，是一個革命轉變時期。與此相適應的是一個政治上的過渡形式，“這個時期的國家隻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同上，第445頁）。在“高級階段”，社會才適用“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同上，第436頁）的原則。
1891年，恩格斯在愛森納赫代表大會籌備期間在卡爾·考茨基任編輯的《新時代》上發表了“批注”，他用的標題是《哥達綱領批注》。本次代表大會通過了“反社會黨人非常法”廢除以后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下一個黨綱。恩格斯認為，馬克思表達的思想不僅對於德國社會民主黨，而且對於國際工人運動都具有重要意義。這份“批注”發表之后，就馬克思闡述的思想內容是否有效的問題展開了一場討論。恩格斯則維護這份“批注”的發表，因為它體現了“唯一正確的政策”⑤。
馬克思的這部著作單獨發表以后長期無人問津，直到上個世紀20年代，與共產主義運動中的綱領討論有關的討論才重新活躍起來。
1933年出版“馬列主義叢書”，其中發表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重要著作，而《哥達綱領批判》是首次以這個標題出版。這一版本除“批注”之外，還收錄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哥達綱領的書信、在哥達現存的綱領草案及所作的修改，同時還作了真正的創新，收入了一篇題為《列寧論〈哥達綱領批判〉》的文章，這篇文章的內容是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寫於1917年）的摘錄。編輯新加《哥達綱領批判》這個標題所依據的是列寧的一份摘錄，這份摘錄的俄語標題為“Kritika Gotskoj Programmy”（《哥達綱領批判》）。《馬列主義叢書》的出版時間是列寧作為除馬克思和恩格斯之外的經典著作家的“誕生時刻”。
這個新標題是經得住考驗的。到1941年，1933年出版的叢書又收入了另一篇文章，標題是《斯大林論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以及國家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制度下的發展道路》。這篇文章在全書156頁中佔49頁，也就是說佔到三分之一！同時，在封面上出現了第四位“經典著作家”——斯大林。斯大林的文章雖然在1955年之后被刪去，但是馬克思的綱領批判至今沿用《哥達綱領批判》這個標題，盡管不是馬克思本人或恩格斯加的。同時綱領批判依然保留了1941年版的舊注釋，這些注釋是根據斯大林批准印發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來反映黨對馬列主義路線的闡釋的。
斯大林與MEGA第一版的糾結
人們往往提出這樣的問題：MEGA究竟在什麼時候夭折的？為什麼會夭折？至於在什麼時候夭折，現在已不能說出具體的日期，雖然在1935—1936年蘇聯發生了一些對MEGA的夭折具有決定意義的事件。然而，我們不應當僅僅從馬恩列研究院作出的決定中尋找原因，而應當首先從斯大林推行的與“意識形態陣地的斗爭”“同步”（或對斯大林提出的馬列主義教條頂禮膜拜）的學術政策中去尋找MEGA停止出版的原因。政治及意識形態的異己力量日益遭到鎮壓，並在20世紀30年代后半期的“公開審判”中達到了頂點。
上面已經提到，MEGA終結的原因也在於，納粹掌權以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已無法在德國傳播﹔共產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遭到迫害﹔而接受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會有生命危險。
於是，在MEGA的精神領袖被逮捕和政治上受排擠以及“不受歡迎的”“機會主義者、布蘭德勒爾派、調和派”在馬恩列研究院遭到“大清洗”之后，MEGA的編輯工作在政治和學術上舉步維艱。研究院的領導層和工作人員日益被卷入揭發檢舉、污蔑誹謗和陰謀詭計的漩渦，人人自危，不能持續進行MEGA的編輯工作。學術、編輯和意識形態宣傳工作凸顯出其他重點：編輯“清洗過的”列寧著作的版本、《斯大林全集》、聯共（布）和共產國際的歷史、馬克思與恩格斯的“通俗”著作、《資本論》“普及版”和“淨化”了梁贊諾夫撰寫的說明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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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達維德·波裡索維奇·梁贊諾夫與MEGA第一版》1997年漢堡版（《馬克思恩格斯研究論叢·新輯》）專卷第1卷。
《達維德·梁贊諾夫——馬克思恩格斯研究者、人文主義者和持不同政見者》，福爾克爾·屈洛夫和安德烈·雅羅斯拉夫斯基編並附梁贊諾夫小傳，1993年柏林版。
《卓有成效的合作：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和莫斯科馬恩研究院。1924—1928年》2000年漢堡版（《馬克思恩格斯研究論叢·新輯》）專卷第2卷。
弗·加·莫索洛夫：《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黨內正統派的堡壘：蘇共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的歷史。1921—1956年》2010年莫斯科版。
格·蘭考：《對哥達綱領的批判？——從編輯學的角度看關於意識形態轉軌的長遠影響的目錄學思考》，載於《弗裡德裡希·恩格斯的晚期著作。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的編輯》，卡-埃·福爾格拉夫、理·施佩爾和羅·黑克爾編，2008年漢堡版（《馬克思恩格斯研究論叢·新輯》）第60—93頁。
V.V.科魯洛夫：《達·波·梁贊諾夫與波·伊·尼古拉耶夫斯基》，載於《達維德·波裡索維奇·梁贊諾夫與MEGA第一版》1997年漢堡版（《馬克思恩格斯研究論叢·新輯》）專卷第1卷，第49—53頁。
羅·黑克爾：《梁贊諾夫編輯MEGA和/或對待馬列主義》，載於《自我異化和重新發現的馬克思》，赫·萊塞恩等編，2010年慕尼黑版，第131—141頁。
《斯大林主義與MEGA第一版的終結。1931—1941年》2001年漢堡版（《馬克思恩格斯研究論叢·新輯》）專卷第3卷。
注釋
①弗·布魯普巴赫：《“我盡量不說謊話”。60年的“異端”。自傳》，1973年蘇黎世版，第183頁。
②列寧1921年2月2日給達·波·梁贊諾夫的信，見《列寧全集》第50卷第107頁。
③關於馬恩研究院出版任務的決議，載於《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議題和決議》，1924年漢堡版，第189頁。
④馬克思1881年4月11日給燕妮·龍格的信，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5卷，第170—175頁。
⑤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610頁。
（譯者單位：中央編譯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