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中的經典———《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MEGA)的歷史、編輯語文學基礎與視角
通過價廉物美的版本將詩人和有影響的思想家的文學遺產傳給后世是德意志文化和人文科學的一個特點。而應用於這些工作的科學的方法也同樣如此, 以卡爾·拉赫曼為起點, 在馬丁·路德的文章的Weimerana、歌德作品的索菲版本、還有百士納( Friedrich Beiβners) 編輯荷爾德林所作的努力等諸如此類著名版本的出版期間, 這種程序經由幾代學者而成形, 在今天作為出版學或文本學（ Editionswissenschaft oder Textologie ) 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
不過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作品出版這件事分別有著不同看法: 盡管馬克思本人晚年於1866年2月20號在曼徹斯特指出, 《資本論》不應當看作政治檄文, 而是應當視為“德意志科學界的勝利”, 但是恩格斯最終將他們的作品的出版看作是黨派事務, 並將這筆文學遺產(一共十萬多冊) 委托給兩個友好正直的黨派政治家, 即奧古斯特·倍倍爾和愛德華·伯恩斯坦。
因此, 讓馬克思的文字學脫離政治利益局勢, 並駛入學院港灣, 這花了足足一個世紀的時間。
俄國學者梁贊諾夫朝著馬克思哲學的學院式理解跨出了第一步。而他個人的悲慘命運一直到前蘇聯結束都無人知曉。我們現在知道, 梁贊諾夫, 列寧的這個無禮的孟什維主義的同齡同志,一再地挑舋過斯大林的人, 於1938年1月21號在蘇聯最高法官的軍事委員會前方的一個15分鐘訴訟后被判處死刑。
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與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於1975年開始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 盡管有意識形態的壓力並為政治所利用, 這個項目仍然是通往學術性馬克思版本道路上的一個裡程碑。
隻有在劃時代的1989之后, 這個計劃才可能有最終的突破, 實現高學術標准和國際化。MEGA項目的重建(或非意識形態化、非政治化、高學術標准以及國際化) 是復雜、痛苦的過程, 但同時又是非凡的解放過程。這個過程經歷了許多步驟, 在出版方法論的層面上經歷了:
———出版語文學規范的修正;
———出版過程從一切政治附帶條件中的解放;
———從164變為114卷工程的重新編排;
以及新方法的嘗試, 即通過電子技術將出版研究工作與排版印刷技術相結合。
從機構和人員的角度來說經歷了:
———向穩定的學術組織的逐步安頓;
———MEGA項目與聯邦德國的長期研究經費的整合;
———從一個黨派性出版社向一個享有盛譽的學院出版社的轉移;
以及最重要的一步即工作組(出版團隊)的人員更新。
由三個洲的工作組組成的平等的國際性研究網絡取代了外在於學術的等級森嚴的黨派文化,該研究網絡的核心, 同時也是研究院計劃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的會議中心, 在柏林—勃蘭登堡科學院。
如果你們允許, 現在我想插入說明一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MEGA) 的出版語文學基礎, 對已談到的論題做一個補充。這個基礎是由幾代學者在理論討論和出版實踐中構筑起來的。一開始是梁贊諾夫豎起了獨石柱。他提出了重要的歷史—語文學的原則, 並以此建立了(如開頭提到的) 馬克思恩格斯出版的學院傳統。由於希特勒獨裁和20世紀30年代惡化的斯大林主義恐怖統治, 除梁贊諾夫外還有許多俄國和德國的編輯受害, MEGA第一版先在柏林后於1933年后在莫斯科出版12卷, 一直是未完成作品。盡管如此, 它仍然是第一個學院式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版本。這個版本除了將稿本完整印刷外(按照最后手跡原則) , 也標示了源於手稿和當時的出版技術設備所出的版本中的不同文本,以期進一步的文本起源分析。混合禁令在那個時候已然存在: 所有文本要在確定的文本証據的基礎上以原來的語言呈現, 在這個過程中, 正字法和標點法被現代化和規范化, 這不同於現今的出版實踐。梁贊諾夫的國際化的出版團隊在謄寫復雜手稿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在對匿名或假名發表的作品進行作者身份確認以及對個別信件、手稿和摘錄進行精確的日期標注的工作上, 他們也做 得很好。
盡管在斯大林在莫斯科去世之后的所謂政治緩和時期, 梁贊諾夫的出版項目重啟灶爐, 但出版新的“第二版”MEGA的想法是經過激烈的辯論於二十年后也就是20世紀60年代和70 年代才得以實施。為了新的歷史的批判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在柏林和莫斯科的被委以起草出版語文學規范重任的那些學者(討論的意義就在此) 對現代歌德和布萊希特語文學的文本學創新進行改造。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 新日耳曼學的出版理論及其實踐已有巨大的進步。其中的關鍵點即古典語文學的出版范例的顛倒, 就是如下文本起源學原則: 最高的要求不再是形成一個盡可能接近作者原意的文本, 而是記錄這個文本從最開始的草稿到最后的文本的形成。正是在這樣的觀念的引導下, 逐漸形成了用新的MEGA “第二版”來呈現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學遺產的構想。我們有充分的理由作出如下的完美假設: 隻有將全部文學遺產, 即所有手稿和出版物、摘錄和筆記以及通信第三人寫給馬克思恩格斯的信件, 完整地再現出來, 才能杜絕似乎總是合乎情理的有傾向性的選擇。因此, MEGA將首次呈現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文學遺產———隻要是流傳下來的並能進入科學研究領域的。除了那些已然為人所知的文章、論文和信件中, 一系列至今未發表的或新發現的作品被添加進來, 包括第三者寫給他們的書信。而且, 通過對作者身份的分析,証實或証偽了馬克思或恩格斯之於大量文本的作者身份。
所有文本都嚴格按照時間順序編排, 並且根據作為基礎的文本証據且保留原來的正字法和標點法而忠實地呈現出來。這構成研究馬克思恩格斯的詞匯和概念系統的語文學基礎。未完成的手稿將在作者將它們遺留下來的那個工作時期段中呈現。通過運用現代出版方法, 從動筆寫下第一個想法一直進行到最后寫出的稿本的工作方式被呈現出來。像樂譜似的不同文本標識直觀地說明得到許可的從手稿到刊印稿的文本發展。這些標識使得既可以對一個作品的每一單個文本進行分析, 又可以從整體上對文本的發展進行分析。這樣就有可能了解至今仍不清楚的作者的工作方式。
年輕的中國學者魯路教授在我們研究所訪學期間已就這個方面做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MEGA “第二版”在結構上接受了梁贊諾夫關於作品種類的基本劃分, 然而, 它還通過一個包含摘錄、筆記本和旁注的獨特的第四部分對它進行補充。
盡管人們肯定這個創新的文本學原則, 人們對於整個MEGA項目的看法在許多年裡卻是矛盾的。一方面, 在柏林和莫斯科,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科學院裡以及許多大學和高校裡在一絲不苟地進行著的語文學的研究工作, 學術界對此很敬重。另一方面, MEGA “第二版”曾被認為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國際攻勢的展開”的框架之內(如我們今天超現實地感受到的在那些年裡的宣傳鼓動的斷奏那樣) , 有著一種政治功能,這不是什麼秘密。按照一位主要活動家在回顧時所作的評價, 從這之中產生“馬列主義信條與科學要求之間以及出版者的小心謹慎和合法性目標之間的”緊張關系。我也有這樣的感覺。這種每個編輯在其內心長期經歷的沖突在1989這個重要年份之后才能首次得到解決。
1989和1990年間的極端政治變革再一次損害了這個項目, 但這同時也開啟了新的、至今仍不甚明了的機會, 即我在開頭用高學術標准和國際化的概念加以界定的機會。然而, MEGA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和蘇聯結束之后是否能夠且應當繼續下去, 這個問題在科學上和政治上都還有爭議。
有3個選擇存在: 中止、重新開始或者在對業已完成的手頭幾卷和准備工作進行全面修正和重建之后將項目繼續下去。
東西方的學者成功地重整和劃分這個以前旨在為兩個不成功的共產主義執政黨贏得聲望的項目, 並將其導入柏林—勃蘭登堡科學院這一學術港灣, 這幾乎是一個奇跡。
1990年10月, 荷蘭皇家科學院的國際社會史研究院和弗裡德裡希·艾伯特基金會管理下的馬克思故居以及阿姆斯特丹的兩家一直負責馬恩著作出版的出版機構共同發起成立了國際馬克思恩格斯基金會。國際馬克思恩格斯基金會( IMES) 的創立者們依靠科學共同體的團結而立足, 並因日本學者的史無前例的支援行動而如虎添翼。當蘇聯政治體系崩潰、一切尚待安置時,跟當時的時代精神相左, 各界科學家們主張將歷史上的馬克思從國家社會主義流傳的廢墟中搶救出來, 並重新衡量他的科學價值。
國際馬克思恩格斯基金會擁有發行權, 此后將MEGA作為學術版以國際合作的方式繼續進行下去。
根據哲學家迪特爾·亨利希1993年主持的一個國際性評估, 德意志聯 邦共和國的科學顧問推薦將MEGA項目納入學術計劃。馬克思語文學(Marxphiliologie) 在其多變的歷史中第一次爭取到學術家園。在長期談判之后, 在1998年11月, 學院出版社終於從卡爾·迪茨出版社接管了MEGA出版工作。副刊注意到這個出版社變更並作如此評論: 與MEGA工作進程聯系在一起的三個願望就是“去政治化、國際化和高學術標准”, 烏爾裡希·勞爾夫(Ulrich Raulff) 在1998年10月7日的《法蘭克福匯報》上做了如此總結, “離開迪茨出版社使得第一條得以實現: 語文學中最后的黨派的毒牙被拔出了。第三條的實現保証了項目在學院出版社的安置。藍色的各卷並列於亞裡士多德、萊布尼茨、維蘭德、福斯特爾和AbyWarburg的巨卷之中,是經典中的經典。”
我將繼續進行版本歷史的題外討論, 直到我們對MEGA的引導原則、對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歷史定位和智力語境有了一個概觀。前者更多的是在經驗方面意指盡可能全面地重建當時的討論語境, 而智力語境則關注思想史路線, 它尤其聯系馬克思思想, 全面地闡明馬克思想, 而不再像以前一樣使其適應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從科學史的觀點來看, 那些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正統中作為代表作而聞名的文本卷如《德意志意識形態》或《資本論》與同時代的研究和討論聯系有著未了的爭論, 需要恢復原貌。MEGA與其他經典社會科學家和哲學家如馬克思·韋伯或尼採的文集版本一樣都面臨這種狀況。Gustav Seibt在一個知名的段落將這個狀況描述如下: “馬克思的抽象提升[ ⋯⋯ ] 所依賴的經驗的、統計學的和科學史的基礎變得明顯, 尤其是其與一個不復存在的物質‘基礎’或一個無法重復的歷史的聯系變得清晰可見。”
請允許我用我在過去幾年所編輯的幾卷中的幾個例子來說明這個新的定位: 首先我想請你們注意卷I/14。卷I/14是一些在馬克思恩格斯作品的研究和接受中受到冷遇的材料———他們在1855年《紐約每日論壇報》和布雷斯勞的《新奧得報》的記者工作期間的共200 篇文章和草稿, 其中33篇是第一次在他們作品的出版物發表。此外, 還主要涉及《紐約每日論壇報》上匿名發表的文章, 這些文章被証明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寫。從1815年到美國內戰爆發的十多年中, 馬克思和恩格斯是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最有影響的報紙之一的報紙的社論作者。馬克思和恩格斯這兩個記者為《紐約論壇報》撰寫的雜文和評論中有將近一半是匿名社論發表。這些文章的真實作者在遙遠的曼徹斯特作為一個中小型紡織企業的經理而積極活動著, 並且叫做弗裡德裡希·恩格斯, 這在當時隻有少數人知道, 而這對於一個半世紀后的出版和研究也成了謎一樣的東西。
因此, 本卷的出版語文學的核心問題就是作者身份確認和真實性審查, 這個過程使得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不斷獲得新的輪廓。
考慮到莎士比亞的、尼採的或卡夫卡的語文學的糾結道路, 我們認為, 除了識別文學偽造品以及辨認以匿名或假名發表的出版物的作者之外, 確定每個文本結構的可靠性也是出版者編輯的主要任務。出版者像偵探一樣尋求“蹤跡”獲取“証據”, 即確定“事實”, 借助這些事實充分地証實或排除作者身份。在馬克思恩格斯在《紐約論壇報》共事的例子中, 有3種蹤跡: 首先是書信往來、筆記本以及馬克思恩格斯早期和晚期的文本中的相對應的地方; 第二, 與此同時《紐約每日論壇報》上的未注明姓名的社論中相同的文本章節; 第三, 當時作者和編輯的交流還不是通過電子郵件或傳真進行, 橫跨大西洋的郵件航運的重構。因此, 在第二步基於文本上一致的對應之處開始進行真正的真實性審查之前, 出版者首先要使所有証明作者身份的形式証據在一個相互不矛盾的証明鏈條中於時間上取得一致。
研究卷I/14 帶來的收獲是不尋常的, 在幾代出版人已研究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部作品之上,十幾個“新的”文本補充進來。本卷的各種主題包括許多歐洲政治和外交、經濟形勢觀察和議會報導等大問題, 以及戰爭藝術和軍事歷史。借助受益於Moltkers的Helmuth和Zastrows的Adolf的作品的分析學, 恩格斯評論了克裡木戰爭的戰斗、屠殺、圍攻行動。恩格斯在此中如何運用文字游戲和言外之意巧妙地進行工作, 這可以從一頁紙上看出來, 這頁紙上有關於俄國陸軍的調遣的記錄, 還有一個令人困惑的俄- 法語言游戲”“ (“在這個領域中, 他是第一人”———譯者注) ( 976頁) 82。
讀者望著兩個記者的寫作工作室, 他們同時為合眾國的百萬讀者和受審查制約的普魯士地方性報紙寫稿, 沒有為了讀者而不用匿名。
與馬克思·韋伯、熊彼特( Joseph A.Schumpeter) 和經濟學以及社會科學其他經典作家一樣, 馬克思沒能將他的經濟學代表作完成,而是僅僅發表了《資本論》第一卷的修改稿。
第二卷和第三卷是由恩格斯將遺留下來的大量手稿材料編排在一起並出版的, 所以《資本論》的可靠性直到今天仍是有爭議的。在MEGA的第二部分, 所有的文本和手稿稿本第一次得到歷史性、批評性地重構。我的同事雷金娜·羅特(Regina Roth) 將向你們說明迄今為止在這方面究竟獲得了哪些新的認識。
請稍微注意MEGA 的書信部分: 在將近60年的時間內, 馬克思和恩格斯與幾乎所有歐洲國家及美國的2000 多人有通信往來。其中, 1848和1849年革命失敗之后的政治流亡者的書信網絡更是一個主要的、但僅得到少許研究的與市民階層傳統書信文化並存的交往媒介。馬克思恩格斯流傳下來的通信包括14400 封信, 它們將在MEGA第三部分用35卷出版。自出版社變更以來出版的第三部分新的4卷中, 寫給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件將不再另外放在附錄中, 而是將所有寫出和收到的信件都按照時間順序編排出版。通過將所有通信人的信件按照時間順序同等地印刷, 書信往來中對話式的人物角色會顯露出來。
這種做法為讀者帶來很多好處。因為現在比如說可以比較容易地重構最終導致馬克思與他的詩人朋友弗賴利格拉特( Ferdinand Freiligrath) 關系破裂的關於黨紀和藝術自治之間的緊張關系的爭論: “對我和每個詩人的本質而言”, 賴利格拉特( Freiligrath) 爭論道, “自由都是必要的! 政黨也是一個鳥籠, 它不會歌唱, 即使對於政黨自身, 退出也比加入更好。”
通過我們出版的第四部分幾卷中他們的摘錄和筆記, 馬克思恩格斯作品的全新方面就很清楚了。第一次在卷IV /12呈現出來的對西班牙歷史的研究就是這樣一個例子。馬克思的興趣涉及知名學者, 但也包括在科學史的記載中僅僅隻留下了少量蹤跡現今至多隻有專家才了解其真實性的學者。一位批判性的同行因此將MEGA第四部分評價為觀念史的世紀之鏡。
馬克思從多種渠道獲取對西班牙現代歷史的事實認知: 英國探索者的報道與法國和西班牙政治家和歷史學家的著作, 更多的是一個人的時代見証和編年史作者。
與從前的偉大光輝相比較, 波旁王朝的西班牙對於馬克思同時代人來說像是墮落和衰亡的庇護所。在那裡, 現代市民社會伴隨沖突動亂和暴力升級而展開, 歐洲無處與之相似。以五個摘錄筆記本中記下的資料為基礎, 馬克思將西班牙從19世紀初的獨立戰爭到20世紀的內戰之間的一個世紀中宣告了100多個政府成立的軍事起義和宮廷政變、革命與反革命以及改革與復辟相繼發生的令人困惑的圖景解釋為“革命的循環”, 期間市民社會雖然在痛苦地慢慢倒退, 並由於政治運動的延緩而一再倒退, 但還是中斷了不可阻擋的道路。
雖然現代的歷史編纂學闡述了馬克思從不同的學者的作品中吸收的或受這些前人啟發而得到的一些洞見和知識, 並在細節上或全方位地對之重新強調和修改, 但是這今天還有人對這些工作進行研究。
比如說, 馬克思對Chateaubriands陪審團評判的抗議就是這樣的, 這種評判認為1820 到1823間的自由派三年執政只是身著卡斯蒂利亞( kastilischen) 戲裝效仿法國大革命在馬德裡登台表演的滑稽劇: 馬克思反對這種評判, 他認為, 不同民族為走出社會的封建主義狀態並走向市民秩序的斗爭通過產生於種族、國籍、語言以及習俗和習慣的狀況的特殊色彩而區分, 除此以外不能期待它們以別的方式區分。
許多摘錄表明, 馬克思對1812年3月19日在卡迪茲(Cádiz) 通過的憲法的形成和作用非常關注, 與此相結合, 他還從一個比較的視角出發進行了一個憲法史的研究。這部憲法可算作歐洲自由主義的出生証, 並影響了更多國家的憲法的發展, 它的起草、採用和抑制在當時的人看來是很稀奇的。古老政體(Ancien Régime) 的擁護者認為這過於接近法國革命的憲法理論和實踐, 而在自由和民主的批評家看來, 這個回歸相對於西班牙本地的法律傳統走得太遠了。為了應付指責, 他們的法律體系效仿戰爭敵人法國的憲法, 卡迪茲(Caditaner) 憲法的創立者們很重視喚醒中世紀的地方憲章( Fueros) 和議會的新生, 使之適應時代的條件。馬克思注意到這些,他探討了關於原創性的有爭議的問題, 后來還通過根本性的思考擴展了對個別情況的分析。憲法的適合與否一般是通過各自的歷史語境確定的,而不是通過憲法的抽象的規范性內容確定:“1812年憲法”, 在一篇在我們的出版工作中才被確定的為《紐約論壇報》撰寫的文章中他論述道, “很顯然同樣具有不可行性的特征, 這個特征刻畫了所有在憲法變革時代的現代國家都曾起草的基本法的特征。這些基本法在使其得以產生的革命時代之不可行並非由於這個或那個章節, 而僅僅因為其憲法特性。它們在憲法時代之不合適是因為它們充滿了慷慨的裝飾, 這些裝飾與社會改革的黎明密不可分。”
在他對較新和最新的西班牙歷史的研究中,馬克思還注意到了現在稱為不對稱作戰的那種現象。使人驚奇的是, 認真讀過恩格斯在其黨派理論語境中從德法戰爭得出的這方面的看法的卡爾·施密特在這方面的思想並不豐富。
請容許我大膽作出一個暫時的結論: 盡管這個版本的結構調整和重新計算以及透明的出版方式取得了成功, 然而, 由於出版材料和國際數據鏈接的復雜性以及財政和人員的限制, 未來的規劃仍然是困難的。在計劃內的114 卷中有55卷已經印刷。如果能夠如我所願, 這一年裡還能完成更龐大的2卷( I/21 和I/32) , 那就完成了一半。在柏林、哥本哈根、馬爾堡、莫斯科、紐約、巴黎、仙台、東京和圖盧茲另有大約20 卷正在被編輯。你們可以在一個小冊子中找到所有詳細內容, 幸運的是, 在我的尊敬的同事李文潮的努力下, 這個小冊子也有了中文本。
我們預計將在2010年完成“資本論”部分。隨之, 這個項目的一個重要部分也就完成了。正如雷金娜·羅特能說明的, 所有現在完整出版的“資本論”手稿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出版的作品的數字文本、研究資料積累和索引累積應當通過精心調研選擇而豐富和補充經典的出版。
這之后應該優先完成的是第一部分, 即“著作”部分。我們在這方面特別關注早期作品中還未完成的幾卷, 也就是包括《神聖家族》、《英國工人階級的現狀》、《德意志意識形態》、《哲學的貧困》和《共產主義宣言》在內的卷I/4、I/5和I/6。
與之平行的是保障信件部分連續的、盡可能按照時間順序編排的更多的幾卷的出版。
在第四部分(摘錄、筆記和旁注) 中, 通過首次出版在科學史上和主題上特別令人感興趣的文本和材料而向公眾呈現馬克思作品的新的方面, 這條一直得到認可的道路應該繼續下去。
請允許我在此結束: 誰想要尋求真實的馬克思和真實的恩格斯, 我們建議選擇我們這個版本。在這裡還可以找到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悲哀時期(Tristesse) 未被注意到的文本或者在審查中被擱置的文本。讀者將遭遇這樣一位思想家:他為法制國家關系辯護———“法典是一個民族的自由聖經”; 他憎惡每一個意向司法機構 ———“不把行為當作行為而是把行為者的意向( Gesinnung) 視為主要標准的法 律只是對不法的積極懲罰”; 而且他終生為新聞自由而斗爭———我們在這個版本的第一卷的146頁可以讀到: “自由新聞的本質是自由的有特點的、合乎理性、合乎倫理的本質, 審查過的報刊的特點是不自由的無個性的胡作非為, 它是開化了的怪獸, 是噴了香水的怪胎。”
我還要感謝我們的親切的東道主, 並向你們這裡的精神(Genius loci) 致敬: 盡管馬克思有著豐富的想象力, 他也不能想象有朝一日他和他朋友的作品會以蔚為壯觀的多卷本在北京出版。
我———同時還以我的柏林同事的名義———感謝你們的聆聽和耐心, 也很高興聽到你們的提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