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宣言》的創作史從何時開始——兼論《共產黨宣言》的“草稿”問題

《共產黨宣言》 ( 以下簡稱《宣言》) 無疑是馬克思主義著作中發行量最大、傳播范圍最廣、影響時間最長的一部傳世經典。但是, 直至現今我們對《宣言》的創作史、傳播史、文本結構研究還不夠全面和深入。 尤其是其創作史, 涉及到了青年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發展、成長及進化, 馬克思主義最初創立的整個過程和環節, 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實踐活動以及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淵源、理論基礎、實踐依據等等問題, 因此, 對它的研究就顯得更為重要。

一、問題的由來

《宣言》寫於1847 年12 月至1848 年1 月間, 由馬克思一人在布魯塞爾寫作和完成。這個史實曾經給人們留下這樣的印象: 《宣言》的創作隻不過是一個很短暫的過程, 從開始動筆到定稿, 中間僅僅經歷了一個月左右的時間。那麼,這一段歷史是不是就可以當作《宣言》的“創作史”呢?

如果“就事論事”, 這麼說乍看上去沒有什麼致命的缺陷, 因為在1847 年11 月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 馬克思和恩格斯受到了工人們的“委托”[2] 去寫作這份工人運動的綱領性文件, 之后, 馬克思在第二年( 1848 年) 的1 月就向同盟交出了《宣言》的手稿。很明顯, 在這一個月內,馬克思主要的工作就是寫《宣言》, 也的確, 在此期間, 馬克思沒有更多其它的著作和手稿為后人所發現。

然而, 《宣言》的誕生遠非它的實際寫作過程這麼“清晰明朗”。《宣言》中的思想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經過長期的哲學創新、理論斗爭和實踐探索、經驗總結所逐漸形成的, 這也就說明了《宣言》為什麼標志著馬克思主義的誕生, 為什麼具有非同凡響的理論價值和實踐價值。在同盟的二次代表大會召開之前, 《宣言》中的基本觀點和根本立場、精神實質就已經“完成” 了, 只是歷史將這次會議定格在了1847 年11 月, 於是, 《宣言》本身的寫作也就放在了1847 年12 月到1848年1 月。假如同盟開會的日期推遲幾個月, 那麼, 《宣言》的“創作史” 就會延至1848 年的其它幾個月。顯然, 把《宣言》的創作史認定為“一個月”的推論是不嚴謹和草率的, 《宣言》的重要歷史地位使得人們對它的創作史的理解不能局限於文本本身, 而是要放到整個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場景中去考察《宣言》的思想是如何“逐步形成”的。

熟知馬克思主義學科史的人都知道, 關於《宣言》創作史的論述可謂汗牛充棟、俯拾即是。特別是蘇聯和東德的學者, 他們對《宣言》的興趣絕不只是在於《宣言》這部著作本身, 而是更願意去探討創作過程中馬克思恩格斯和正義者同盟、青年黑格爾派、各種空想社會主義思潮之間的關系問題, 以此解釋清楚《宣言》創作史中的細枝末節, 並確証馬克思恩格斯對社會科學理論所作出的突出變革貢獻以及馬克思主義在人類歷史中的光輝形象和至高地位。總的來說, 蘇聯、東德的學者把《宣言》的創作史看作由三個大的研究對象所組成:一是《宣言》自身。即: 《宣言》是怎樣一步步演變成的? 換句話說, 作為科學共產主義的“出生証書”, 《宣言》的內容組成、篇章結構、核心思想、基本原則從雛形、完善到完成之間究竟經歷了一個什麼樣的變動過程和發展階段? 講得更明白一些, 《宣言》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有了它的“第一份草稿”, 並在此基礎上最終實現“橫空出世”的? 二是《宣言》的作者。馬克思和恩格斯作為《宣言》的作者, 他們究竟憑借什麼樣的天賦、資質和能力優勢來承擔這個偉大的工人運動綱領的寫作工程? 同盟為何要選定馬克思和恩格斯? 馬克思恩格斯的科學共產主義思想和主張的確是最適合革命形勢、歷史要求和同盟情況的, 那麼, 馬克思和恩格斯這樣的思想和主張是怎樣產生、發展和成熟的? 他們是如何將自己的理論和同盟的實踐作出漸進的靠近和結合呢?三是正義者同盟。《宣言》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綱領, 而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前身” 是正義者同盟。按此邏輯, 《宣言》絕不是同盟綱領的“獨苗”, 在它之前同盟曾經有過多個綱領, 只是這些綱領都無一例外地遭到了同盟的遺棄。那麼, 同盟的綱領為何遲遲不能敲定? 正義者同盟在選定自己的綱領過程中經歷了什麼樣的變動和演化? 這些因素對《宣言》的創作又有著什麼樣的影響和作用?

這三個大的研究對象給人們展示了《宣言》創作史的復雜性。不用說, 從中可以引出很多問題, 就拿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思想進程來說, 即便是想要說清楚他們和莫澤斯• 赫斯這類人物在整個《宣言》創作史中的關系, 也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這就難怪為什麼蘇聯、東德的學者已經寫出了如此之多的《宣言》創作史研究成果, 卻仍然為《宣言》創作史中諸多問題的懸而未決而感到遺憾。其中, 有一個前提性的問題到現在還是沒有統一的意見和看法, 那就是《宣言》的創作史究竟要從何時開始算起?

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解答《宣言》創作史內涵的關鍵, 一旦在時間界定方面沒有定論, 那麼,研究《宣言》創作史就失去了“出發點” 和“起跑線”。如前所述, 《宣言》的創作史絕不單指1847年12 月到1848 年1 月這一個月的“成稿”時間,主要涉及三個大的問題( 分別對應於上述“三大研究對象”) : 首先, 第一份能稱得上是《宣言》的“草稿”的文件, 或是說著作究竟是何時所寫? 其次, 作為馬克思恩格斯代表作的《宣言》的思想是如何為它的撰寫人所擁有和掌握的? 最后, 作為同盟綱領的《宣言》究竟有幾份“綱領前身”?在界定《宣言》創作史的開端這個環節上, 第一個問題是可以納入第二和第三的, 不管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 還是“同盟的綱領”, 《宣言》和它的草稿毫無疑問都能躋身其中。這就是說,《宣言》的創作史要麼始源於馬克思恩格斯科學共產主義思想的“萌芽”形成之日, 要麼開始於同盟為制定它的綱領而作出第一個嘗試的日期。

當然, 這兩個日期理論上講完全有“重合” 的可能, 不過根據傳統的解釋,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思想萌芽應該是在1844 年10 月左右, 他們分別憑借《德法年鑒》上的文章而實現了“兩個轉變”。相比正義者同盟在1838 年就指定魏特林制定綱領( 即魏特林的《現實的人類和理想的人類》一書) , 這兩個時間點是不可能重合了。《宣言》創作史開始時期的答案必然要從第二和第三問題出發去探求。

進一步歸納, 可以把《宣言》分別作為“科學社會主義著作”和“同盟綱領”, 以此找出它的創作史的開始日期。其實, 人們也是普遍以此來做界定的努力的。比如, 巴加圖利亞明確地將《宣言》的創作劃分為“創作前史” 和“創作史”, 並把“創作前史”第一個階段的起始時期限定在1842年, 因為他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於那年向共產主義轉變(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2 年是否向“科學共產主義” 轉變目前還有爭議。一般來說, 1842年歷史唯物主義還沒有誕生, 嚴格意義上的“科學共產主義思想” 也就沒有產生, 巴加圖利亞這麼論述也隻能是他的一家之言) , 因此, 《宣言》的創作也就“啟動”了。洪特辨析說, 1845 年, 正義者同盟倫敦討論會取得了顯著的進步, 同盟的立場明顯偏向了馬克思恩格斯的“科學共產主義”, 這很可能得益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同盟所施加的思想影響。“1845 年夏秋, 倫敦討論會的顯著進步, 沒有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響是很難解釋的。”所以, 《宣言》的創作應該是在1845 年開始的, 那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開始試圖將其學說和同盟運動進行結合, 這就為《宣言》的創作拉開了帷幕。顯而易見, 這是根據《宣言》“作為科學社會主義著作”所得出的判斷。而我國學者聶錦芳認為, 《宣言》的創作要從同盟不滿意魏特林的《現實的人類和理想的人類》一書開始。也就是說, 這部工人運動的“聖經”的“創作工程”需從1844 年魏特林寫完那“20 條”后算起, 畢竟“20 條” 也是為同盟的綱領所作, 理應成為《宣言》的“前身” 之一。這種觀點則又是把《宣言》“作為同盟綱領” 所作出的合理推論。那麼,這兩種不同的“方法論” 究竟哪一個更為科學和客觀呢?

　　二、《共產黨宣言》的創作史從1844 年開始

上面兩種界定方法似乎各執一詞, 其實, 它們還是有內在聯系的。正如將《宣言》創作史的研究范圍確定為《宣言》自身、《宣言》的作者、同盟的綱領三大研究對象一樣, 人們無論從其中的哪一個方面出發, 都不得不考慮其它兩個方面。

實際上, 在《宣言》的整個創作史中, 這三個方面的因素始終是交合和重疊在一起的。洪特曾經直言, 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識形態》( 以下簡稱《形態》) 在這部著作中馬克思恩格斯首次系統地闡述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新世界觀和科學共產主義的思想 是針對當時正義者同盟內部思想斗爭, 為爭取制定出一個統一的綱領的一種直接的理論回應。因為當時同盟中有不少人熱衷於研讀費爾巴哈的著作, 這會為“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傳播和蔓延播下種子, 而泛愛的、空洞的道德說教在根本上是有悖於科學共產主義的。因此, 馬克思恩格斯寫作《形態》, 既是他們思想發展的必經階段, 又是他們爭取同盟的現實需要。同樣, 同盟在1845 年倫敦討論會后發生了“不知不覺”的轉變, 越來越傾向於馬克思恩格斯的科學共產主義, 顯然和馬克思恩格斯對其作出的“思想建設” 工作密不可分。雖然按照恩格斯本人的說法, 1845 年同盟思想的進展似乎是無意識產生的, 但早有人估計他和馬克思對同盟的“干預” 和“影響” 是這類事件的真實原因。

洪特甚至還猜測, 同《形態》的“歷史使命” 一樣,諸如《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這樣的著作也不是隻作為恩格斯的“作品”問世的, 它們最重要的作用便是向同盟的領導人傳達馬克思恩格斯的言論和觀點, 並在此環節中實現對同盟“思想上的改組”。“恩格斯自1843 年以來就熟識了沙佩爾、鮑威爾和莫爾, 他大概會將他幾星期前在萊比錫出版的著作《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給他們送上幾本。”

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之所以能在短短的6年間( 1842- 1848) 發生如此之大的進步和轉變,即使不把當時歐洲工人運動的現實因素對他們的啟發和感染考慮在內, 這種理論上的創新和思想上的成長也是不可思議的。恩格斯在1842年、馬克思在1843 年就已經同工人階級親身接觸, 並於1843 年注意到了同盟, 在這個時候, 科學共產主義和同盟運動的融合就出現了實際的可能。而且, 馬克思和恩格斯也的確沿著這條正確的道路走了下去, 這與同盟千辛萬苦尋找綱領的撰寫者的過程不謀而合, 《宣言》的誕生是馬克思恩格斯和同盟一同努力的結果。任何企圖單從同盟角度或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發展的角度去說清楚《宣言》創作史的做法都將是自尋煩惱的,因為離開馬克思恩格斯的科學理論, 《宣言》的創作史是說不通的; 同樣, 離開為同盟制定綱領的真實目的, 說明《宣言》的創作史也必將是一條死胡同。《宣言》創作史的開端就在科學共產主義思想和同盟活動第一次“碰面”的那一時刻。

所以, 巴加圖利亞的“1842 年開端說” 就不能成立了。一方面, 1842 年, 馬克思和恩格斯並沒有參與到同盟的活動中去, 也沒有通過各式各樣的途徑向同盟宣傳和表達他們的思想。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那時還都是各自獨立的工作者, 並深受青年黑格爾派的影響, 還不能算作是“共產主義者”。另一方面, 即便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開始向共產主義轉變了, 但是此時的他們所轉向的也只是所謂的“哲學共產主義”, 是一種依據德國思辨哲學和法國空想社會主義將黑格爾、鮑威爾、施特勞斯、費爾巴哈等人的哲學和法國空想社會主義相“糅合”所得出的一種“理論上的共產主義”。這與科學共產主義有著本質的區別, 最關鍵的一點就是“哲學共產主義”不把無產階級的革命力量和運動潛力看作社會發展的動力, 而是把人類社會的將來訴諸於思辨、邏輯的自我運動, 或者說, 訴諸於精神的自我發展的自然結果。

相較於科學共產主義的哲學基礎是歷史唯物主義, “哲學共產主義”的哲學基礎便是唯心史觀,從根子上講, “哲學共產主義”是不折不扣的德國“空想社會主義”。試想一下, 這種共產主義怎能當作《宣言》創作的一個起點呢? 《宣言》帶給工人階級的是科學共產主義, 因此, 它的創作起點一定是科學共產主義思想在歷史中的首次發端。

巴加圖利亞將1842 年至1846 年稱作“《宣言》創作以前的經過史” , 這種類似於“創作前史”的說法很容易給人一種錯覺: 即在籠統的意義上, 《宣言》的創作開始於1842 年。

《宣言》的創作史從1844 年魏特林寫出“20條”開始的說法也是站不住腳的, 魏特林的“20條”無論如何也稱不上是“科學的共產主義”。魏特林一上來就討論“善惡”的問題, 這就為此后的十幾條討論定下了平均社會主義的基調。共產主義運動的理論基礎不是什麼人的“善惡”, 它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必然結果。很可惜, 魏特林是看不到這一點的。他以為工人階級需要的是“共產主義”, 其實工人階級不是需要“共產主義”, 而是需要“科學的共產主義”( 這裡的論述受到了洪特《<共產黨宣言>是怎樣產生的》一書的極大啟發) 。而科學的共產主義, 在當時隻有馬克思和恩格斯能夠給予。所以說, 《宣言》的創作不能從“20 條”寫出時開始算起, 因為“20 條”和《宣言》在根本性質上是不同的。而且在那個時候, 馬克思和恩格斯有沒有開始對同盟的思想建設作出貢獻還是一個很值得商榷的問題。

但是, 1843 年10 月- 1844 年8 月這段時期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來說, 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時間段, 因為在這將近一年的時間裡, 他們完成了由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革命民主主義向共產主義的轉變, 這就為科學社會主義, 哪怕僅僅是萌芽式的思想的產生開辟了道路。事實表明, 馬克思和恩格斯這時通過獨立的創作已經開始把目光聚集到“無產階級”身上, 並不約而同地得出了革命的進程必將是由無產階級來主導的科學結論。不難理解, 這種視角轉換很大程度上受益於他們和工人階級的緊密來往, 同時, 對B. 鮑威爾等人的“倒戈” 和對其理論的“反思”也使得馬克思恩格斯掌握了唯物主義的哲學武器, 為他們論証無產階級的歷史地位和使命奠定了思想基礎( 有人說馬克思和恩格斯開始關注工人運動和共產主義是根源於施泰因《現代法國的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一書, 這種說法有些牽強。施泰因的書應該會對馬克思和恩格斯造成一些影響, 但施泰因卻在這本著作中深陷於“空想社會主義的迷宮”中, 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3 年就將無產階級看作是決定未來社會前進的根本力量了, 這與施泰因的觀點相差甚遠。施泰因的書並不是馬克思恩格斯歌頌贊揚無產階級和共產主義運動的真正原因, 它對馬克思恩格斯的影響作用被人們有意地夸大了) 。

不過, 論述了無產階級的偉大使命和歷史作用, 就一定能証實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3 年的思想已經具有了科學共產主義的成分嗎? 答案是肯定的。科學共產主義和形形色色的空想共產主義之間最為根本的差異就在於, 革命的主體究竟是誰? 無論是英法的空想社會主義, 還是魏特林的平均社會主義以及德國的“真正的社會主義”, 他們都無視廣大的無產階級的存在, 要麼把他們認定為只是需要別人去憐憫和同情的勞苦大眾, 要麼把他們視為“群氓” 一個不但不能推動歷史反而阻礙歷史進展的群體。隻有馬克思和恩格斯才第一次把人類的未來徹底交給無產階級。這個“被戴上徹底的鎖鏈的階級”“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權利”, 他們是“解放其他一切社會領域”、“宣告迄今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體”的主體。隻有在聲勢浩大、代表世界歷史進程的無產階級革命下, 才能“全面改革社會關系, 消滅私有制, 才能消滅資本和勞動對立這種反常的分離、社會的利益對立、競爭的無政府狀態、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工人階級的貧困以及資本主義的一切罪惡” 。也正因為如此, 共產主義才是“從現代文明社會的一般實際情況所具有的前提中不可避免地得出的必然結論”。

無產階級在理論中的“登上歷史舞台” 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3 年首次完成的, 而共產主義也在此時褪去了其長久以來的“空想外衣”, 第一次享有了“科學”的意蘊和色彩。

既然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3 年就掌握了科學共產主義的理論“武器”, 那麼是不是可以說《宣言》的創作史開始於1843 年呢? 不要忽略了《宣言》是作為同盟的綱領出現的這一因素。科學共產主義思想的誕生並不代表它和同盟的結合, 必須找到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用此思想影響同盟的歷史節點。洪特在《<共產黨宣言>是怎樣產生的》一書中不止一次地強調,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 年同盟“倫敦討論會”的前后極大地用科學共產主義“干涉” 了這個工人組織團體。照此說來, 《宣言》的創作史是要從1845 年開始算起的。可是, 洪特犯了一個不小的錯誤: 他考証出了馬克思早在1844 年就把他在《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所得出的一些結論同同盟巴黎的相關領導人討論過了, 卻仍然堅持“1845 年的劃時代意義”。在《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 馬克思鑽研資本主義的剝削秘密, 揭示資本主義的非人道本性, 並延續他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的主張, 將無產階級指認為剔除“勞動異化”、“回歸人的真正本質”的歷史主體。雖然這些結論帶有較深的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痕跡, 但這的確也包含了科學共產主義的思想。假如這些結論真的為同盟的領導人所聆聽, 那麼馬克思和恩格斯用科學共產主義思想“武裝”同盟, 即􀀁宣言􀀂創作史的開端就是1844 年了。洪特申述1845 年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同盟的影響更大自有他的道理, 畢竟“倫敦討論會”是載入史冊的同盟內部交流會, 但要是根據本文上面的論述, 科學共產主義一旦和同盟思想結合, 《宣言》的創作史就開始了。因此, 《宣言》的創作史“啟動” 於1844 年, 不是1845 年, 更不是1842 年。為了更為充分和全面地論証這個觀點, 現把洪特一書中關於1844 年馬克思同同盟巴黎領導人接觸的陳述專門引証如下:

“無疑, 馬克思在1844 年與巴黎的同盟領導人詳盡地議論了這些問題( 指上述的《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裡的相關結論 本文作者注) ,同樣也同法國社會主義者勒盧、路易∃ 勃朗、蒲魯東以及(法國大多數工人秘密團體的領導人)談了這些問題。從這時起, 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影響著同盟理論和綱領的發展; 在諸如綱領這樣重要的問題上, 馬克思絕不會拘謹觀望。”

　　三、《共產黨宣言》創作史中的“草稿問題”

《宣言》 創作史中的“草稿問題” 指的就是“《宣言》到底有幾份草稿”這個問題。最一般的看法是《宣言》總共有三個稿本: 一是恩格斯於1847 年6 月寫的《共產主義信條草案》 ( 以下簡稱《草案》) , 二是恩格斯寫於同年10 月至11 月的《共產主義原理》( 以下簡稱《原理》) , 三是馬克思定稿的《宣言》。這三個稿本都是為同盟制定綱領而寫作, 《草案》的創作背景是同盟的一大,與會的代表們一致同意同盟需要制定一個綱領的草案, 分發給各地的同盟區部和分部進行討論, 以最終確定同盟的綱領內容。於是, 恩格斯就主筆( 關於恩格斯是否就是《草案》的作者, 學術界大部分人是認可的, 但是也有人質疑, 認為《草案》中過多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殘余証明恩格斯並非是這份文件的作者, 至少不是它的主要作者。雖然說這些觀點有一定的文獻依據和論証材料, 但就《草案》的根本性質來講, “革命的教義問答”還是對其最為准確的定位和判斷。《草案》中的科學共產主義思想在當時的同盟成員中隻有馬克思和恩格斯掌握得最為純熟, 並且也隻有他們能夠將《草案》的科學性質展現出來。《草案》之所以仍然在一些具體的問題和環節上會帶有舊思想的痕跡和性質, 很有可能是恩格斯對當時同盟中的一些成員妥協的結果。因此, 本文認為恩格斯是《草案》的作者, 最起碼是《草案》主　要、核心的作者) 寫作了《草案》。在經過緊張和熱烈的討論之后, 同盟還是無法取得統一的意見和認識, 並且有人還寫出其它的信條之類的作品, 企圖以此取代恩格斯所寫的《草案》。恩格斯為了捍衛《草案》的正當性和科學性, 在同盟的內部會議上嚴厲批駁了諸如莫澤斯∃ 赫斯等人的“絕妙的教義問答修正稿” , 並在會后為了克服《草案》中遺留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殘余, 重新起草了一份更能體現馬克思恩格斯思想原則的同盟綱領草案: 《原理》。

國內外學者對這三份《宣言》的稿本進行了充分的對比研究, 發現這三份文件在內容組成、邏輯結構、章節( 問答) 安排、論述方式等方面存在著“一一對應”的現象, 尤其是《草案》和《原理》之間、《原理》和《宣言》之間, 每一份文件的“前身”幾乎都是為其之后的文件設計好了寫作框架和規定好了論証范圍。為此, 巴加圖利亞還專門制作了一個表格 , 以向人們展示這三個稿本間的內在關聯:

《草案》如上表所現, 《草案》的第7- 12 個問答構成了《原理》的第1 -13 個問答, 同時, 也就是《宣言》第一章的“第一草稿”; 《草案》的第13- 22 個問答, 構成了《原理》的第14 -23 個問答, 同時,也是《宣言》第二章的“第一草稿”; 《原理》加寫的第24 條和第25 條, 到后來被馬克思轉寫和補充成了《宣言》的第三章和第四章。這就解釋清楚為什麼在1968 年《草案》被發現之時人們會欣喜若狂, 因為《草案》有效解開了《原理》中多處“保留原案”的“文獻疑案”, 使得人們能夠找出《宣言》的最初草稿, 為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和國際共運史的研究提供更為充足的文獻資料。

但是, 像巴加圖利亞這樣的學者同時還認為《宣言》的創作史要遠遠早於《草案》的寫作日期。

這裡面還有新的問題: 既然《宣言》的創作史開始於1844 年, 那麼在此之后, 會不會還有《草案》的草稿, 抑或是《宣言》“草稿的草稿”呢? 對此問題的深究曾讓很多學者煞費苦心。比如, 巴加圖利亞等蘇聯學者幾乎是把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開始轉向“共產主義” 之后的全部著作在某種程度上都看作了《宣言》“草稿的草稿”, 因為其中的思想都集中在《宣言》中得到了顯現。“《共產黨宣言》中所闡述的思想在其實際起草前幾年就完全醞釀成熟了。”

如果真是如此, 《宣言》自身的文獻價值就被有意無意地淡化了。先不說《宣言》本就是對馬克思主義“完整地、系統的、至今仍然是最好的闡述”的一部著作, 就單說《宣言》作為同盟歷史上乃至整個無產階級運動史上唯一的一份最為經典、最為原始、最為精辟的活動綱領, 其它的著作就是根本無法替代的。《宣言》獨一無二的特性要求它的“草稿” 選定標准必須是建立在和同盟綱領制定的工作、計劃密切相關的基礎上, 並不是說《宣言》之前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隻要其中包含了科學共產主義的思想, 或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 就可以當作《宣言》的“草稿”, 或是所謂“草稿的草稿”。隻有那些既代表了一定的科學共產主義立場, 又同時是為制定同盟綱領而寫成的著作、文件、文章或是通告才能算作是《宣言》的“草稿”。也就是說, 《宣言》“草稿問題” 的解決一方面要緊扣“科學共產主義”的理論思想因素, 另一方面要抓住同盟的實際活動這個關鍵環節。巴加圖利亞等人所說的《宣言》“創作前史”中的很多文獻和魏特林的“20 條”, 因為都不全部具備上述的“兩個方面”, 所以就都不能算作是《宣言》的“草稿”, 甚至可以說, 連“草稿的草稿”都不是。不管怎樣, 《草案》( 它的“草稿”被稱作是《宣言》“草稿的草稿”) 作為《宣言》第一份完整系統的寫作草案是沒有爭議的。

現在, 回到這個問題的起點, 《宣言》到底有沒有除了《草案》和《原理》之外的“草稿”呢? 難道說在1844 年- 1848 年這段時間內就再也找不出第二份既是“有著科學共產主義思想”, 又是“為同盟制定綱領而寫作”的文件了嗎? 對此疑問的回答初看上去並不困難, 長久以來, 人們都相信同盟1846 年11 月和1847 年2 月分別發出的兩份通告, 也就是著名的“十一月公告”和“二月公告”是《草案》的“草稿”。理由十分充分: 這兩份公告都強調同盟的內部團結問題; 都提醒了同盟成員必須警惕各種各樣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潮, 並要求對其堅決不進行妥協; 都在字裡行間表露出了科學共產主義的一些主張和見解; 都發出了三個問題, 征求同盟各區部、支部的意見, 為制定同盟綱領而做准備。如果要按照上述的“兩個方面”來判斷的話, 這兩份公告無疑算作是《宣言》“草稿的草稿”。

可是, 在此, 本文還是要對這兩份公告的“草稿身份”保留一點意見。這兩份公告並不像傳統的“三個稿本”那樣有著相對一致的章節對照和內容安排, 更別說邏輯線索了。從兩份公告的大致內容上看, 顯然公告的主要目的是為同盟的所有成員提示形勢、作出指導、把握方向、分派任務、提出要求, 其中並無多少理論和行動原則的闡述, 只是這兩份公告中各自提出的“三個問題”或多或少在隨后的“三個稿本”中得到了某種程度上的反映。下面我們就此做一個簡略的分析:

“十一月公告”中的三個問題是: “第一個問題: 無產階級對待大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應該採取什麼態度? 我們接近小資產階級或激進資產階級是否適宜? 如果適宜, 什麼時候, 用什麼方式實現它最容易、最正確? 第二個問題: 無產階級對各宗教派別應採取什麼態度? 無產階級去接近這個或那個派是否有可能? 是否適宜?

如果可能, 什麼時候, 用什麼方式去接近最容易、最正確? 第三個問題: 我們對社會黨派和共產主義黨派的態度是什麼? 同所有的社會黨派實行普遍的聯合是否適宜、是否有可能? 如果可能,什麼時候, 用什麼方式才能最快、最正確地做到這一點?”“二月公告” 中的三個問題是:“( 1) 什麼是共產主義? 共產主義者追求的目標是什麼? ( 2) 什麼是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者追求的目標是什麼? ( 3) 通過什麼途徑才能最迅速、最容易實行共有共享制?”

“十一月公告”中的三個問題確實已經涵蓋了《草案》中所敘述的大部分領域, “二月公告”的三個問題也都是制定綱領這個工作中的要害關節, 尤其是它的第三個問題更是“三個稿本”的論述主題, 但是它們都是隻提出了問題, 而沒有解決問題。因此, 稱它們為《草案》的“草稿”( 或是《宣言》“草稿的草稿”) , 有些勉為其難, 但如果把它們稱作《宣言》 ( 或是《草案》) 寫作的六條“提綱”, 則是非常貼切的。

《宣言》創作史的“開始時間問題”和“草稿問題”是一個大問題的兩個方面, 它們都是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史學視角下考察《宣言》的創作史問題的。雖然說《宣言》創作史的開端不等於《宣言》第一份草稿的誕生, 但結合著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和同盟的實際來研究問題, 則是探討這個領域的一項基本法則。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本網編輯刪除了注釋和圖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