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唯物史觀的“經典表述”問題
一
長期以來我們一直認為,馬克思恩格斯對他們創立的唯物史觀有一個“經典表述”,這就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一段話。但事實上這是對馬克思本意的誤解。
這段話是這樣的:“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他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生產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隻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隻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隻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做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
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后一個對抗形式,這裡所說的對抗,不是指個人的對抗,而是指從個人的社會生活條件中生長出來的對抗;但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胎胞裡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著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因此,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
為什麼這段話不是馬克思對哲學唯物史觀思想的“經典表述”?
第一,馬克思的本意不是要通過這段話全面表述自己的歷史觀,而是要說明國家和法與市民社會的關系。以上論述本身就說明了這一點,不過我們還可以依據馬克思當時的思想演化邏輯對此作進一步的分析。
在“經典表述”的前面,馬克思說:我對黑格爾法哲學的研究,“得出這樣一個結果: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於物質的生活關系,這種物質生活關系的總和,黑格爾按照18世紀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概括為‘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我在巴黎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后來因基佐先生下令驅逐移居布魯塞爾,在那裡繼續進行研究。我所得到的、並且一經得到就用於指導我的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可以簡要地表述如下”。
接下來就是上面所說的“經典表述”。
可見“經典表述”是馬克思在研究國家和法與市民社會的關系時得出的結論。但是,馬克思為什麼要研究國家和法與市民社會的關系?這是因為馬克思在當時的思想發展階段上遇到了一個問題,這個問題令他苦惱。在前面引用的“得出這樣一個結果⋯⋯”這段話之前,馬克思曾經說:“我學的專業本來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學和歷史之次當做輔助學科來研究。1842—1843 年間,我作為《萊茵報》的編輯,第一次遇到要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3〕這件難事令馬克思苦惱。
因為,馬克思在大學期間接受了黑格爾哲學,按照黑格爾的哲學理論,市民社會,即社會日常的經濟生活,是由國家和法來制約、規范、決定的,而國家和法又是絕對觀念及其演化過程的外化。簡言之,國家和法決定市民社會。黑格爾哲學的相應理論與生活中的事實相矛盾———在現實生活中,在經濟利益面前,國家和法總是蒼白無力的,顯然它們不可能是市民社會的決定因素。
這一認識促使馬克思開始研究經濟問題,但是一時間他還找不到對經濟與國家和法的關系的合理解釋。“為了解決使我苦惱的疑問,我寫的第一部著作是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性的分析,這部著作的導言曾發表在1844 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鑒》上。我的研究得出這樣一個結果: ⋯⋯”這裡所說的研究得出的結果,即本文第二、第一兩條引文的內容。
以上論述勾畫出了馬克思當時思想轉變的一個完整的邏輯鏈條,即他在大學時接受了黑格爾哲學,認為國家和法決定市民社會;《萊茵報》時期他發現現實生活與黑格爾哲學相矛盾,似乎經濟利益比國家和法的觀念更重要,於是他退回書房研究經濟學,研究國家和法與市民社會究竟是什麼關系,得出的結論就是所謂的“經典表述”。從上述邏輯中可以看出,當時馬克思的理論興奮點始終是國家和法與市民社會的關系,這是他研究工作的中心,所謂“經典表述”只是他就這一關系得出的結論。
結論是什麼,概括地講,就是“不是國家和法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決定國家和法”。在“經典表述”中這一結論體現在從“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開始”到“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現實沖突中去解釋”這一部分的論述中。
具體而言,就是關於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論述。這些論述講了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或者說政治和法律以及市民社會等等社會組成部分之間的關系,揭示了某一種社會形態變化發展的動力與機制。接下來從“無論哪一種社會形態, ⋯⋯”開始直到結束講了社會形態的更迭與趨勢。
這表明,“經典表述”只是馬克思對“市民社會與法”的關系研究結果的表述,不是在論述一種哲學歷史觀。順便指出,在那段“經典表述”之前與之后,馬克思都明確指出,包括“經典表述”在內的那些內容,是在敘述“自己在政治經濟學領域進行研究的經過”,不是在探討哲學問題。
第二,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經典表述”不屬於哲學,它所說的是關於社會的科學。
恩格斯曾經明確提出,“經典表述”所闡述的唯物史觀是科學,而不是哲學。例如他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的最后一章,在全面闡述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等馬克思歷史觀的基本原理之后,
說:“上面的敘述隻能是對馬克思的歷史觀的一個概述,至多還加了一些例証。⋯⋯但是,這種歷史觀結束了歷史領域內的哲學,正如辯証的自然觀使一切自然哲學都成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樣。
現在無論在哪一個領域,都不再要從頭腦中想出聯系,而要從事實中發現聯系了。”這部著作寫於1888年,是恩格斯晚年十分成熟的作品,它對馬克思的歷史觀,實際上只是“經典表述”中講的歷史觀,非常肯定地說它不是、也不可能是哲學。這種歷史觀應該屬於社會學,是科學的社會學歷史觀,是對歷史哲學的終結。它與哲學的區別何在?恩格斯說在於哲學是從頭腦中想出事物的聯系,而科學則是從事實中發現這種聯系。從這樣的標准看,“經典表述”所說的歷史觀強調社會發展的客觀必然性,具有很強的科學性,是社會科學,不能歸入哲學。
第三,為什麼“經典表述”講的是社會科學而不是哲學歷史觀? 因為它對問題的思考還不徹底,在理論邏輯上有缺環。
這一表述把全部社會生活的變化歸結於物質生產力的發展,但是沒有回答生產力又是怎樣發展的,其動力從何而來,因而在邏輯上不完整。這個邏輯缺環事關重大。
首先,缺少了對生產力發展機制的說明,這種“殘缺”的歷史觀就達不到哲學的深度。按照恩格斯的標准,科學的特點是實証,哲學的特點是思辨。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以及社會形態的更替,是對經驗事實的總結概括,是客觀規律,當然屬於科學。
然而一旦提出生產力的發展機制問題,我們便無法在經驗事實中找到現成答案,而必須借助思辨的力量尋找唯物主義的解答並對各種唯心史觀展開批判,從而步入哲學的領域。其次,缺少了對生產力發展機制的說明,這種“殘缺”的歷史觀就不一定是唯物主義的。列寧說:“隻有把社會關系歸結於生產關系,把生產關系歸結於生產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據把社會形態的發展看做自然歷史過程。”實際上並非如此。生產力的主要代表是工具,制造工具取決於人們的需要和各種精神性因素———科技知識與審美觀念等等,這是無法否認的客觀事實。因此,是不是唯物史觀,最終要看是不是對制造工具的能力、對人們的思想和認識做出了唯物主義的解釋。承認生產力在社會生活中的決定作用的人,如果他認為是人的思想認識決定工具的發展,那麼按照“經典表述”的邏輯,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總之全部的社會生活及其歷史發展,最終都取決於天才人物的思想認識,這樣的理論毫無疑問最終仍然屬於歷史唯心主義的范疇。事實上,在現實生活中沿著這樣的道路走向歷史唯心主義的不乏其人。
可見,把《〈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的那段話當做哲學唯物史觀的“經典表述”是不妥當的。
二
以上分析表明,完整的哲學唯物史觀必須建立在對生產力發展機制的唯物主義解釋之上。
真正唯物主義地解釋了生產力的發展從而成為馬克思唯物史觀“唯物性”基礎的,是馬克思的勞動實踐思想。普列漢諾夫在《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一書中對唯物史觀的形成從哲學史上做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按照他的說法, 18世紀的法國唯物主義者、復辟時期的法國歷史學家,都認識到:社會制度是由人制定的,社會制度的制定取決於人的智慧、人的天性,而人的智慧、天性又是社會環境的產物。他們因此陷入一種循環:“環境創造人,人創造環境。實際上這樣一來,一方面,人類的智慧發展,換言之,人的天性的發展以社會的需要來解釋;而另一方面則社會需要的發展以人的天性的發展來解釋。”哲學史上最接近唯物史觀的思想家是聖西門。聖西門已經認識到財產關系、階級斗爭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而且意識到了生產工具在財產關系的性質與變化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這些思想已經與唯物史觀十分接近,但是人制造生產工具的能力又是由什麼決定的? 在解決這一問題時,聖西門也求助於人的天性。他提出,社會是由個人組成的,因此,社會理性的發展隻能是個人理性發展在大范圍中的再現。人的天性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系統發展與它在某一個人身上的個體發展遵循同樣的規律,它的發展是無需解釋也無法解釋的自然過程,與人自身無關。這樣的回答使得聖西門的思想最終不僅不是唯物主義的,而且表現出某種神秘主義。普列漢諾夫認為,馬克思唯物史觀思想的形成,最關鍵的一步是馬克思用人的勞動科學地解釋了人的天性從而解釋了人的制造工具能力的發展。他說:“馬克思的偉大的科學功績就在於,他完全從相反的方面去接近問題,他把人的天性看做是歷史運動的永遠地改變著的結果,而歷史運動的原因在人之外。為了生存,人應該維持自己的肌體,從他的周圍的外向自然中攝取他所必需的物質。這種攝取需要人對這個外向自然的一定的作用。可是‘在作用於外向自然時,人改變了自己本身的天性’。在這幾句話中包括著馬克思的歷史理論的全部本質。”
普列漢諾夫的看法是深刻、正確的。他進一步說:“辯証唯物主義②說:人的理性不能是歷史的動力,因為它本身是歷史的產物。可是一旦出現了這個產物,它不應該而且按其天性說亦不能服從以前的歷史所遺留下來的現實;它必然地要依照自己的式樣和類型來改造現實,使它更合理。
辯証唯物主義正如歌德的浮士德一樣,說: Im Anfang war die That! (行動在先! )
行動(人們在社會生產過程中的合規律的活動)向辯証唯物主義者說明社會人的理性的歷史發展。它的全部實踐哲學歸結為行動。辯証唯物主義是行動的哲學。”
按他的說法,“行動的哲學”是對馬克思哲學思想的最好概括。他把馬克思的哲學思想確定為行動的哲學、實踐哲學,並認為這樣的哲學對人制造工具能力的提高從而對物質生產力的發展,做了唯物主義的、合理的哲學解釋。這一解釋彌補了“經典表述”的邏輯缺環,把它與“經典表述”加以整合,才是真正的唯物主義的歷史觀。
上述的“補充”或者“整合”是普列漢諾夫提出來的,但是這是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嗎? 實際上,它們正是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思想,只是我們以往滿足、拘泥於“經典表述”,對馬克思恩格斯的相關論述視而不見。
關於自己的唯物主義歷史觀,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有這樣一段話:“這種歷史觀就在於: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闡述現實的生產過程,把同這種生產方式相聯系的、它所產生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歷史的基礎,從市民社會作為國家的活動描述市民社會,同時從市民社會出發闡明意識的所有各種不同理論的產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學、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們產生的過程。⋯⋯這種歷史觀和唯心主義歷史觀不同,它不是在每個時代中尋找某種范疇,而是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形態,由此還可得出下述結論:意識的一切形式和產物不是可以通過精神的批判來消滅的,不是可以通過把它們消融在‘自我意識’中或化為‘怪影’、‘幽靈’、‘怪想’等等來消滅的,而隻有通過實際地推翻這一切唯心主義謬論所由產生的現實的社會關系,才能把它們消滅;歷史的動力以及宗教、哲學和任何其他理論的動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
這種觀點表明:歷史不是作為‘源於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識’中而告終的,而是歷史的每一階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質結果,一定的生產力總和,人對自然以及個人之間歷史地形成的關系,都遇到有前一代傳給后一代的大量生產力、資金和環境,盡管一方面這些生產力、資金和環境為新的一代所改變,但另一方面,它們也預先規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條件,使它得到一定的發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質。由此可見,這種觀點表明:人創造環境,同樣,環境也創造人。”
把這一表述與“經典表述”略加比較可以看出,它包含了“經典表述”的全部內容,只是用語還不如后者成熟。但是它們有兩點不同:其一,這裡幾次使用了“這種歷史觀就在於”及類似說法,說明作者是在著意表述一種與“唯心主義歷史觀”不同的唯物史觀。其二,這一表述強調他們的歷史觀“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闡述現實的生產過程”,進而用生產方式解釋市民社會和全部社會意識。它與唯心史觀的區別在於“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形態”。他們把實踐作為自己整個歷史觀的基礎,並明確指出生產力規定人的生活條件,但也“為新的一代所改變”,實際上是用“物質生產”即“物質實踐”活動解釋了生產力的發展。這兩點重要不同告訴我們,雖然《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這一表述因為寫於思想形成時期而不夠簡練和准確,稱不上“經典”,但它才是馬克思恩格斯對自己心目中唯物史觀思想的自覺、全面的表述,所表述的才是一種完整的唯物主義哲學歷史觀。
《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這段論述不是孤立、偶然的,它是馬克思在此之前初步形成的唯物史觀思想的集中體現。在《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已經初步形成了用勞動實踐解釋歷史的思想。他說:“無論是勞動的材料還是作為主體的人,都既是運動的結果,又是運動的出發點(並且二者必須是這個出發點,私有財產的歷史必然性就在於此) 。”“運動”是指生產運動,勞動材料應該包括生產工具。這實際上是說,生產工具和勞動者本身是生產勞動實踐的產物。他還說:“異化借以實現的手段本身就是實踐的。因此,通過異化勞動,人不僅生產出他對作為異己的、敵對的力量的生產對象和生產行為的關系,而且還生產出他人對他的生產和他的產品的關系,以及他對這些他人的關系。”很顯然,這裡是說生產關系是生產勞動實踐的產物。關於上層建筑,馬克思說:“宗教、家庭、國家、法、道德、科學、藝術等等,都不過是生產的一些特殊的方式, 並且受生產的普遍規律支配。”這就是說上層建筑,本質上是由生產決定的。按照馬克思的思想,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都是生產勞動實踐的產物。最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的這樣一句話:“對社會主義的人來說,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來說的生成過程。”這句話實際上是馬克思對自己上述歷史觀思想的概括,他強調,整個歷史———人類的社會歷史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都是以人的勞動實踐活動為基礎的。
這也是恩格斯的思想。恩格斯直到晚年都一直強調生產實踐活動在唯物史觀中的核心地位。
在寫於1890年的一封信裡恩格斯說:“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不僅如此,著名的《勞動在從猿到人的轉變中的作用》一文,就是恩格斯用基於勞動實踐的唯物史觀解釋人類起源的光輝事例。
綜上所述,馬克思恩格斯的哲學歷史觀是建立在生產勞動實踐的基礎之上的。本文質疑“經典表述”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沒有反映這個特點。
《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那段話雖然比“經典表述”更全面,更符合馬克思恩格斯哲學唯物史觀的本意,然而它同樣不能被稱做“經典表述”,因為其中還缺少唯物史觀特有的概念,思想表述的還不夠充分、准確。哲學唯物史觀的經典表述,是有待完成的任務。
三
本文不同意把《〈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那段話視為馬克思對唯物史觀的經典表述,還有一個理由,這就是,如果在更大的歷史背景中看,它未能反映馬克思所完成的哲學革命。勞動實踐不僅僅是馬克思哲學的一個概念,它是馬克思以及恩格斯所完成的哲學革命的實質所在。“經典表述”沒有建立在勞動實踐的基礎上,不符合馬克思哲學思想的基本特征、基本精神。
馬克思恩格斯完成的哲學革命,集中反映在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的第一條:“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做感性的人的活動,當做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義相反,能動的方面卻被唯心主義抽象地發展了,當然,唯心主義是不知道現實的、感性的活動本身的。”
這段話講得再清楚不過了。馬克思的哲學思想和其他唯物主義理論的根本區別隻有一點,即面對客觀世界,舊唯物主義從物、客體出發,新唯物主義從人、人的主體性、人的活動、人的實踐出發。馬克思改變的不是某個具體觀點,而是觀察與理解一切事物的根本立足點。顯然,一種唯物主義理論,如果體現不出這種立足點的改變,不是從人、人的主體性、人的實踐活動出發解釋世界的話,它就不符合馬克思哲學思想的基本精神,就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
在“經典表述”中我們看不到人、人的主體性和實踐活動的作用,它所描述的社會歷史發展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其規律外在於人,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人隻能認識並服從它。在這裡看不到人的主觀因素、主體性、實踐活動的作用,看不到馬克思的哲學革命,看不到他的思想與舊唯物主義的區別。
“經典表述”沒有反映馬克思恩格斯完成的哲學革命,但它為何100 多年來還被人們奉為“經典”? 這與恩格斯直接相關。人所共知恩格斯多次使用“唯物主義歷史觀”這一概念,而他對這一概念的解釋,就是“經典表述”所說的內容。問題在於,我們沒有注意到恩格斯認為自己所說的“唯物主義歷史觀”並不是哲學,而是科學,是體現了唯物主義哲學精神的關於社會歷史的科學。
恩格斯對各門自然科學的成就加以概括總結,研究自然界本身的辯証法,形成了與黑格爾的唯心主義辯証法相對立的唯物辯証法———唯物辯証的哲學世界觀。從這樣的哲學世界觀出發,他對當時的以“三大發現”為代表的自然科學成就和馬克思“經典表述”關於社會生活各方面相互關系的理論,做了唯物的、辯証的解釋。前者是他的“自然辯証法”,后者就是他一再說的“唯物史觀”。但是,作為出發點的唯物辯証的世界觀是哲學,由此得出的“自然辯証法”和“唯物史觀”,恩格斯卻反復強調不是哲學,是科學。他說:“物理學,當心形而上學啊! 這是完全正確的,不過,是在另一種意義上。自然研究家由於靠舊的形而上學的殘渣還能過日子,就使得哲學尚能苟延殘喘。隻有當自然科學和歷史科學本身接受了辯証法的時候,一切哲學廢物———除了純粹的關於思維的理論以外———才會成為多余的東西,在實証科學中消失掉。”
他指出:“當人們對自然研究的結果隻要辯証地即從它們自身的聯系進行考察,就可以制成一個在我們這個時代是令人滿意的‘自然體系’的時候,當這種聯系的辯証性質,甚至違背自然研究者的意志,使他們受過形而上學訓練的頭腦不得不承認的時候,自然哲學就最終被廢除了。任何使它復活的企圖不僅是多余的,而且是倒退。⋯⋯而適用於自然界的,同樣適用於社會歷史的一切部門和研究人類的(和神的)事物的一切科學。⋯⋯在這裡也完全像在自然領域裡一樣,應該通過發現現實的聯系來清除這種臆造的人為的聯系;這一任務,歸根到底,就是要發現那些作為支配規律在人類社會的歷史上起作用的一般運動規律。”
正因為如此,他才認為: 唯物史觀“結束了歷史領域內的哲學,正如辯証的自然觀使一切自然哲學都成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樣”。
可見,恩格斯認為馬克思在“經典表述”中的論述,不是建立了一種歷史領域內的哲學,恰恰相反,它使歷史領域內的一切哲學“都成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了。
盡管如此,恩格斯仍然把“經典表述”中的理論稱做唯物史觀,這是因為他認為盡管這種歷史觀本身不是哲學,是科學,但它體現了哲學唯物主義———它主張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而不是相反。除此而外,恩格斯認為哲學唯物主義為社會歷史研究也即唯物史觀的產生,提供了一種方法論意義上的指導。
可見“經典表述”是作為方法論的唯物主義哲學的體現。隻有當提出並著手解答生產力的發展動力問題時,作為社會科學的唯物史觀才超出科學的領域,上升到(或者說回到)思辨的層面,成為哲學唯物史觀。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中晚期著作中反復闡述《〈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唯物史觀,很少從哲學的層面以勞動實踐解釋人類歷史,這是人們對“經典表述”產生誤解的又一個重要原因。他們這樣做的直接原因在於集中反映其以勞動實踐為基礎的哲學唯物史觀的著作如《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在他們生前一直未能出版,此外還因為他們在創立唯物史觀和宣傳唯物史觀時面臨的任務是不同的。
馬克思恩格斯哲學革命的矛頭所指不是唯心主義,而是舊唯物主義,這一點決定了他們必然一再強調人的主體性、主觀因素、實踐活動的重要意義。人是環境(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產物,這是18世紀法國唯物主義的觀點。馬克思恩格斯對這一思想的革命性改造在於,他們指出環境又是人的實踐活動的產物,人改變環境,被改變了的環境又反過來改變人。正是由於這一改造,他們才超越舊唯物主義最終創立了唯物主義歷史觀。但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問世之后,它所遇到的懷疑和攻擊卻主要不是來自舊唯物主義,而是來自唯心主義。尤其在歷史觀問題上,流行幾千年的唯心史觀根深蒂固,是唯物史觀的主要障礙與對手。這就決定了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任務是批判夸大人的主觀因素作用的唯心主義,因而他們一再強調的是與唯心主義相對立的“唯物主義”,而不是與舊唯物主義相區別的“實踐”唯物主義。恩格斯在晚年曾說:“青年們有時過分看重經濟方面,這有一部分是馬克思和我應當負責的。我們在反駁我們的論敵時,常常不得不強調被他們否認的主要原則,並且不是始終都有時間、地點和機會來給其他參與相互作用的因素以應有的重視。”這段話也可以用於說明馬克思恩格斯何以在中后期很少在歷史領域提到“實踐”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從反駁唯心史觀強調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而不是相反這一目的來看,“經典表述”的意義是不容置疑的,馬克思恩格斯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大講其實踐唯物主義哲學。
對唯物史觀表述形式的認識,實質上涉及的是對唯物史觀本身的理解問題。馬克思恩格斯的哲學唯物史觀是實踐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那段話所說的根本不是哲學唯物史觀,它只是一種科學的社會學理論;《德意志意識形態》的論述講的是哲學唯物史觀,但表述不夠完善,也稱不上“經典”。現有的所謂唯物史觀“經典表述”,不符合馬克思恩格斯完成的哲學革命的基本精神,極大地影響、誤導了人們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解。研究並建立唯物史觀的經典表述,是一項有待完成的任務。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本網編輯刪除了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