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鮑姆談馬克思的《大綱》 誕生150年及其現實意義
一、前言
《大綱》（Grundrisse）出版的漫長歷程
從多方面看，在卡爾·馬克思的全部作品中，《大綱》的地位及其命運都是獨特的。首先，《大綱》作為馬克思成熟時期作品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由於實際的原因而在馬克思去世后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完全不為馬克思主義者所知，這一點是獨一無二的;而且，它們實際上幾乎是完全得不到的，直到這些手稿寫成后近一個世紀，它們才被冠以《大綱》這樣的名字編輯出版。無論對其意義有何爭議，1857—1858年手稿顯然是為《資本論》所做的理論努力的一部分，特別是作為一位經濟學家的馬克思成熟時期的代表作。這一點將《大綱》與其他寫作年代更早一些而同樣在馬克思去世后出版並添加到馬克思全集中的著作，即1932年出版的《早期著作》（Frühschriften），區別開來。圍繞這些寫於19世紀40年代早期的作品在馬克思的理論發展中所佔的確切位置，發生了許多或對或錯的爭論，但對於1857—1858年手稿的成熟地位，則不會有多大爭議。
其次，有點令人意外的是，正是在可以確切認為最不利於對馬克思研究和馬克思主義思想進行任何原創性發展的條件下，即在正處於斯大林時代高峰期的蘇聯和民主德國，《大綱》得以全部出版。要知道，即使是后來，出版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這樣的事情仍需要得到政府當局的許可。這一點，從事他們的著作的外文版工作的編者有理由可以証明，至今仍不清楚，當時是如何克服這些出版障礙的，包括對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清洗和對該學院創建者及院長達維德·梁贊諾夫的清除乃至謀殺，或者從1925年到1939年間負責手稿工作的帕維爾·韋勒（Pavel Veller）是如何度過1936—1938年的恐怖而完成工作的。有一點可能是有利的，即當局並不確切知道怎麼處理這份龐大的棘手的文稿。但是，他們顯然對於這份文稿的准確地位有所懷疑，因為畢竟斯大林認為三卷《資本論》反映了馬克思的成熟立場和觀點，而這些帶有草稿性質的手稿並不像《資本論》那麼重要。事實上，《大綱》的俄文譯本直到1968—1969年才全部出版，而且，無論是1939—1941年的德文原版（出版於莫斯科）還是1953年的重印本（柏林），都不是作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MEGA）的組成部分（而僅僅是“以MEGA的編排方式”），或作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MEW）的組成部分而出版的。然而，與最初載於MEGA（1932年版）、后來由官方出版的馬克思全集中未予刊載的1844年的《早期著作》不同，它們實際上出版於斯大林時代的高峰期。
第三個特點是關於1857—1858年手稿的地位的長期不確定性，這反映在20世紀30年代，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關於這些手稿的名稱不斷變化，一直到交付打印前不久才確定下《大綱》這一名稱。實際上，它們與由馬克思出版和由弗裡德裡希·恩格斯編輯的三卷《資本論》、由考茨基從1861—1863年手稿中編輯的所謂第四卷（《剩余價值理論》）之間關系的真正性質，仍是有爭議的。曾通讀過這些手稿的考茨基似乎並不知道如何處理它們。他除了在其雜志《新時代》（Die Neue Zeit）上出版了這些手稿中的兩篇摘錄外，再沒做什麼工作。這兩篇摘錄分別是幾乎沒有什麼影響的簡短的《巴師夏和凱裡》（1904）以及所謂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導言》（1903），《導言》從未完成，因而也未在1859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中發表。它后來成為那些希望將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拓展到流行的正統觀點特別是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之上的人的早期依據。迄今為止，《導言》可能是《大綱》中受到最廣泛討論的部分，雖然本書援引的一些評論者質疑它是否屬於《大綱》的組成部分。當時，手稿的其他部分仍未出版，實際上也一直不為評論者們所知，直到梁贊諾夫及其在莫斯科的合作者於1923年獲得了這些手稿的照相拷貝，將它們按順序整理並計劃在MEGA中將它們出版。猜想一下這樣一個問題是很有意思的，即如果它們按最初計劃的那樣在1931年出版，將會造成什麼影響。它們實際的出版日期——1939年末和1941年希特勒入侵蘇聯后一個星期——意味著它們幾乎仍然完全不為西方所知，直到1953年東柏林的重印本發行。雖然鮮有幾本到達美國，但從1948年以來，這部作品就得到偉大的先驅式的《大綱》闡釋者羅曼·羅斯多爾斯基（Roman Rosdolsky）的分析，當時他經由奧斯威辛和其他各種集中營剛剛到達美國。很難相信，這部大部頭的德文原版著作“被寄到前線作為反對德國士兵的宣傳鼓動材料，后來又被寄到戰俘營作為戰俘的學習材料”，從而達到了其理論或實際目的。
1939—1941年版的全文重印本成為國際上接受《大綱》的第一個版本，它於1953年在東德重印，比《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的出版提前了幾年，但有意割斷了與這些著作的聯系。除了一處例外，這部作品直到20世紀60年代才開始產生重要影響。這裡例外的就是《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這一節，它於1939年用俄文首次單獨出版（正如稍微早些時候出版的《貨幣章》的情況）。它於1947—1948年被譯成日文，1952年用德文再版，而后又被譯成匈牙利文（1953）和意大利文（1954），當然也在英語世界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者中得到了討論。帶有一篇解釋性導言的英譯本不久就以西班牙文在阿根廷（1966）和佛朗哥的西班牙（1966）出版。可能由於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者和社會人類學者對它的特殊興趣，以及它與爭議頗大的對第三世界社會的馬克思主義分析的特定相關性，這一文本在人們可以得到全文《大綱》之前得到了廣泛的發行。這一文本為西方因卡爾·奧古斯特·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的《東方專制主義——集權的比較研究》（Oriental Despotism：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這樣的著作極具爭議地重新恢復關於“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辯論提供了線索。
關於《大綱》的接受史
1857—1858年手稿的接受史實際上開始於1956年危機之后，當時，在不再是鐵板一塊的各國共產黨之內與之外，大家主要致力於將馬克思主義從蘇聯正統的緊身衣中解放出來。無論是1844年手稿，還是1857—1858年手稿，既然它們不屬於“經典著作”的正式全集，但無疑又是馬克思所寫的，那麼，正如本書第三部分有幾章所表明的那樣，它們都可以被視為為合法突破共產黨內一貫封閉的立場奠定了基礎。幾乎同一時間，國際上對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作品的發現——這些著作在蘇聯第一次出版的時間是1957—1959年——起到了類似的作用。相信《大綱》具有異端傾向，表現為此時出現了非官方的自由作家的譯本，如法國人文科學出版社（the French Editions Anthropos）出版的改良主義者的譯本（1967—1968）和《新左派評論》（the New Left Review）支持的馬丁·尼古勞斯（Martin Nicolaus）的譯本。在共產黨之外，《大綱》起到了証明一種雖非共產主義的但無疑仍是馬克思主義的合理性的作用。但是直到20世紀60年代的學生造反時代，這一點才開始在政治上具有重大意義，當然，在20世紀50年代，它們的重大意義就已經被接近法蘭克福學派傳統的學問精深的德國人如喬治·李希特海姆（George Lichtheim）和年輕的於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所認可，只是這種認可並不具有政治行動主義的背景。在快速擴張的大學中，學生日益激進，這也為像這樣極端難懂的文本提供了以往未曾料到的更大規模的讀者。要不是因為這一點，像企鵝圖書（Penguin Books）這樣的商業性出版公司肯定不會願意出版《大綱》，即使是作為“塘鵝馬克思文庫”（“Pelican Marx Library”）的一部分。同時，這一文本在蘇聯也或多或少有些勉強地被接受為馬克思著作全集的內在組成部分，在1968—1969年被收入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盡管是以一種小於《資本論》的開本的形式。隨后不久，它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也出版了。
因此，將有關《大綱》的爭論與其政治背景分開是不容易的，而且是政治背景激發了這些爭論。在爭論最激烈的20世紀70年代，它們也遭受了代際或文化障礙，即大多數（主要是中東歐的）極富獻身精神且學識淵博的先驅派馬克思文本學者如梁贊諾夫和羅斯多爾斯基等陸續辭世。一些嚴肅的努力實際上是由較年輕的托洛茨基主義知識分子做出的。他們嘗試著對1857—1858年手稿在馬克思思想的發展中，更具體地說，在成為《資本論》軀干的總體計劃中所佔的位置進行了較早的分析。然而，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論戰則是由像法國的路易·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和意大利的安東尼奧·內格裡（Antonio Negri）這樣的、對馬克思的文獻坦率說並不十分了解的理論家發起的。這些論戰被年輕的男男女女們所接受，這些年輕人可能當時還十分缺乏對這些文本的了解，或者說也缺乏能力判斷過去有關它們的爭論，但願是由於語言的原因。一點也不奇怪，像本書中有關意大利那一章所說的那樣，“《大綱》……的接受頗具獨特性”，這不隻適用於一個國家。
總的看法
眼下的這本論文集出版於目前這樣一個時代，此時，馬克思主義政黨和運動在全球舞台上僅僅是不太重要的角色。然而，此時世界呈現出的狀況也証明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運行方式所做的分析獨具慧眼。也許這是一個恰當的返回對《大綱》研究的時機，這時候的研究將不那麼受從尼基塔·赫魯曉夫公開譴責斯大林到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垮台這一時期左翼政治短時考慮的妨害。從任何方面說，《大綱》都是一部非常難懂的文獻，但也是一部非常值得讀的文獻。這是因為它不僅提供了有關那部連《資本論》也僅僅是其中一部分的專著的唯一全方位指南，還提供了對於成熟馬克思的方法論的獨特介紹。它包含了能使得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分析適用於遠遠大於19世紀的范圍的分析和洞見，它們可以用來分析制造不再倚重人工的社會的時代，自動化的時代，閑暇的潛力，以及異化在這些情景中的變化。比如說他對科技的看法，就有這樣的力量。它是唯一一部在某種程度上超越了馬克思本人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對未來共產主義所做的提示的文本。總之，《大綱》的確體現了最為豐富的馬克思思想。
本論文集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由八章組成，即由閱讀《大綱》而產生的對其主要主題（方法、價值、異化、剩余價值、歷史唯物主義、生態矛盾、社會主義，以及《大綱》和《資本論》的對比）的闡釋。第二部分重現了《大綱》作者在1857年至1858年的思想傳記。第三部分，即最后一部分，則對馬克思的這一著作在全世界的傳播和接受提供了一個全面而生動的說明。
總之，在展現《大綱》一些豐富寶藏方面，在國際背景下確定其原創的思想財富方面，本書進行了一次成功的嘗試。
二、對話
馬克思的當代意義：《大綱》創作150年
——與艾瑞克·霍布斯鮑姆的對話
馬塞羅·默斯托（以下簡稱“默”）：霍布斯鮑姆教授，1989年，卡爾·馬克思曾被匆匆遺忘，20年后，他又回到了聚光燈下。在過去的幾年中，他不僅通過新出版的著作而獲得了知識界的關注，而且他也成為更廣泛領域關注的焦點。實際上，2003年法國《新觀察家》雜志（Nouvel Observateur）出版了一期卡爾·馬克思專刊——《卡爾·馬克思——第三個千年的思想家?》（Karl Marx—le penseur du troisième millénaire?）。一年后在德國，一次由電視公司德國電視二台（ZDF）發起的有關誰是所有時代最有影響的德國人的民意調查中，超過50萬的受訪者投票給馬克思﹔他位居綜合類第三，“當前影響”類第一。而后，2005年，《鏡報》（Der Spiegel）周刊將他作為封面人物，並冠以“一個幽靈又回來了”（Ein Gespenst kehrt zurück）的標題，同時，英國廣播公司（BBC）第四套節目“在我們的時代”（In Our Time）欄目的聽眾投票公認馬克思是最偉大的哲學家。
在最近一次與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的公開對話中，您曾說過，自相矛盾的是，“正是資本家而不是其他人重新發現了馬克思”，您提到，當企業家和自由主義政治家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對您說“我剛才在讀馬克思的著作，他說的話裡有極多東西”時，您很震驚。這次復興雖然微弱並相當含糊，但其原因是什麼?是否可能因為他的著作是被作為永遠也不應當忘記的現代思想的偉大經典而進入了大學課程中，所以僅僅是一些專家和知識分子對其作品感興趣?或者從政治方面可能一種新的“對馬克思的需求”也即將來臨?
霍布斯鮑姆（以下簡稱霍）：早在150年前，馬克思就根據自己對“資產階級社會”的分析，預言了21世紀初期世界經濟的本質。聰明的資本家，特別是那些在全球化金融部門工作的資本家，對馬克思印象很深是毫不奇怪的，因為他們比其他任何人都必定更了解他們在其中運作的資本主義經濟的不穩定性質。面對20世紀80年代大多數北大西洋國家社會—民主方案的垮台，許多國家政府向自由市場意識形態的轉變，以及那些宣稱受馬克思和列寧激發而建立的政治經濟制度的坍塌，左翼意氣消沉。像女權主義這樣的所謂“新社會運動”（new social movements），要麼與反資本主義沒有合乎邏輯的關聯（雖然其成員作為個人也許與之相關），要麼已經不再相信人類對自然能夠不斷加強控制，而這一點是資本主義和傳統社會主義都相信的。同時，“無產階級”由於分化和減少了，已經不再被相信是馬克思所說的社會變革的歷史主體。而且，自1968年以來，最著名的激進運動都傾向於直接行動，而這樣的行動並不必然是基於很多閱讀和理論分析的。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馬克思不再被認為是一個偉大的和經典的思想家，雖然從政治角度來說，特別是在法國和意大利這樣一度擁有強大的共產黨的國家，曾經出現過一次針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分析的過激的思想攻擊，並可能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達致頂峰。但有跡象表明，這種攻擊現在已經銷聲匿跡。
默：馬克思終其一生都是一個機敏而又不知疲倦的研究者，他比其同時代的其他任何人都更好地感知並分析了資本主義在世界范圍的發展。他認識到，全球化國際經濟的產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固有的，他預言這一過程不僅將促成自由派理論家和政客所吹噓的增長和繁榮，同時也將導致暴力沖突、經濟危機和廣泛的社會不公。在過去的10年中，我們經歷了開始於1997年夏的東亞經濟危機，1999—2002年間的阿根廷經濟危機，尤為重要的是開始於2006年的美國次貸危機，這次危機已經成為“二戰”后最大的金融危機。因此，是否可以說重新對馬克思感興趣也是基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和馬克思對於解釋當今世界的深刻矛盾的持久能力?
霍：將來的左翼政治是否會像過去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那樣，再次受到馬克思分析的激勵，將有賴於世界資本主義的演變。但是，這一點不僅適用於馬克思，也適用於作為一個連貫的政治意識形態和事業的左翼。你說得對，既然對馬克思興趣的恢復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我看來主要是——基於當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那麼，前景要比20世紀90年代更為樂觀。當前的世界金融危機，在美國很可能會變成一次嚴重的經濟衰退，將使不受控制的全球自由市場神話的失敗更加戲劇化，甚至會迫使美國政府考慮採取20世紀30年代以來業已忘記的公共行為。政治壓力已經在削弱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政府對不受控制的、不受限制的和不受管制的全球化的承諾。在一些場合（例如中國），由向自由市場經濟的整體轉軌導致的巨大不公平和不公正，已經引發了影響社會穩定的主要問題，甚至引發了政府高層的質疑。
很顯然，“回到馬克思”（return to Marx）必定是回到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及其在人類歷史進程中位置的分析——首先包括他對資本主義發展的主要的不穩定性的分析，也就是資本主義是在一系列自身引發的伴隨著政治和社會方面的周期性經濟危機中發展的。1989年，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家曾聲稱自由資本主義會永世長存，歷史已經終結，馬克思主義者則從不這麼認為，他們從不相信任何關於人的關系的制度可能是最終的和決定性的。
默：國際左翼向自己提出社會主義在新世紀的問題，您不認為如果國際左翼的政治和知識力量放棄馬克思的思想，他們就會失去一個審視和變革當今現實的基本指南嗎?
霍：沒有一個社會主義者會放棄馬克思的思想，隻要他不是基於希望或意願，而是基於對歷史發展特別是對資本主義時代的歷史發展的認真分析，而相信資本主義必定為另一種社會形式所取代。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將被一個社會性的管理或計劃的制度所取代的實際預言看起來仍然合理，盡管他顯然低估了會在任何后資本主義制度中存在的市場因素。既然他有意避免對未來的猜想，就不能讓他來對“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下組織起來的“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特定方式負責。關於社會主義目標，馬克思並不是唯一一個想要一個沒有剝削和異化的社會的思想家，在其中人類能充分實現其潛能，但是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力地表達了這種渴望，他的話至今仍保留了鼓舞人心的力量。
然而，大家必須理解，馬克思的著述不應當被當成政治綱領，不管是否權威，也不應當被當成對當今世界資本主義實際情況的描述，而應當被當成怎樣理解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發展本質的分析指南。否則馬克思就不會作為一種政治靈感回歸左翼。我們也不能且也不應該忘記，他沒有能夠完整地連貫地表述他的觀點，雖然恩格斯和其他人嘗試著從馬克思的手稿中整理出《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正如《大綱》所表明的，即使是完整的一部《資本論》，也隻不過是馬克思自己的、也許過分龐大的最初構想的一部分而已。
另一方面，除非激進活動家中風行的一種傾向——把反資本主義變成反全球化的傾向——停止，否則馬克思不會回歸左翼。全球化存在著，如果人類社會不崩潰，它是不可逆轉的。事實上，馬克思把全球化看成一種事實，而且，作為一個國際主義者，他原則上是歡迎它的。他所批評的，也就是我們所必須批評的，是資本主義導致的那種全球化。
默：《大綱》是馬克思著述中引起新讀者和評論者最大興趣的作品之一。它寫於1857—1858年，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第一個草稿，因此也是寫作《資本論》之前的最初的准備工作﹔它包括了很多馬克思在他沒有完成的畢生之作的其他地方未加以展開的話題。在您看來，為什麼雖然這些手稿只是馬克思為了總結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綱要而寫的，但卻持續地比他的其他任何著作引發了更多的爭論呢?為什麼它們能這樣持久地引發人們的興趣呢?
霍：在我看來，《大綱》對國際馬克思主義知識界產生如此巨大影響的原因有兩個，它們是互相聯系的：第一，20世紀50年代以前，這些手稿實際上並沒有出版，正如你說的，它們包含了大量馬克思在別的著作中未加以展開的問題的反思。它們不是蘇聯社會主義世界中已經很大程度上被教條化的正統馬克思主義的全集的一部分，但蘇聯社會主義無法簡單地取消它們。那些想要批評正統馬克思主義或者拓寬馬克思主義分析范圍的人，如果不想把他們的出發點建立在可能會被指責為異端或反馬克思主義的文本上，就可以利用這些草稿。因此，20世紀70年代和20世紀80年代（遠早於柏林牆的倒塌）的版本繼續在引發爭論，這很大程度是因為馬克思在這些手稿中提出的重要問題在《資本論》中沒有得到考察，比如說那些在我為您主編的書所寫的前言中提到的問題。
默：作為結束，我提最后一個問題：為什麼今天閱讀馬克思還是很重要?
霍：閱讀馬克思很重要，因為如果離開這個人的著作對20世紀所產生的影響，我們就無法理解生活於其中的當今世界。最后一點，應該讀他的原因在於，正如他本人所寫的，隻有理解了這個世界才能有效地改變它——馬克思仍然是理解這個世界和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的最佳指南。
（孫壽濤：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教育學院 閆月梅：中共中央編譯局馬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