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列經典是怎樣被誤讀的？——學習《馬克思恩格斯文集》札記

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完整、科學、嚴密的思想體系。要真正理解、領會和把握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首先必須扎扎實實地閱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過去，尤其是在“文革”中，對於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我們這裡曾經出現過嚴重的斷章取義的惡劣現象，給黨的指導思想造成了極大的混亂，給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帶來了極大的危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思想界、理論界的面貌煥然一新，像“文革”中那樣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採取斷章取義的現象越來越少了。但現在看來，由於種種原因，這種現象還不可能一下子絕跡。而近些年來，這種現象似乎還有所抬頭。

先看以下幾個例子。

之一：有人提出，“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才是《共產黨宣言》的“核心思想”﹔如果現在還有誰把“一個消滅，兩個決裂”當作《宣言》的核心思想，那就表明，“左”的思想流毒在他那裡還沒有完全清除掉，等等。

所謂“每個人的自由發展”和“一個消滅，兩個決裂”，是對《共產黨宣言》第二章中幾段話的概括。按照在《宣言》中出現的先后順序，這幾段話依次為：

“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此即“一個消滅”。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 卷第45 頁）“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此即“兩個決裂”，同上，第52 頁）“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此即“每個人的自由發展”） （同上，第頁）《宣言》第二章的基本內容是闡述共產黨的性質和宗旨的﹔這三段話，互相聯系，並不是互相沖突的。熟悉《宣言》的讀者也都知道，對於《宣言》的“基本思想”或“核心的基本思想”，恩格斯曾多次論述過，這就是唯物史觀的基本要點（見恩格斯為《宣言》1883 年德文版、年英文版所作的序等），它是“貫穿”於整個《宣言》的，並不是專指第二章，更不是專指這三段話中的任何一段（盡管這三段話都體現了唯物史觀）。因此，硬要在這三段話中找出一段來作為《宣言》的“核心思想”，在邏輯上顯然是站不住腳的。當然，論者提出這樣的觀點，也可能是為了強調“每個人的自由發展”在馬克思主義原理中的重要性，但這與把“一個消滅，兩個決裂”作為《宣言》的“核心思想”的論者，在方法論上或表述方式上，又有什麼區別呢？這樣看來，說后者“還沒有完全清除掉”“‘左’的思想流毒”，也是欠考慮的。

提出“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才是《宣言》的“核心思想”的論者還有一個“根據”：1894 年1 月日，恩格斯在應邀為新創辦的《新紀元》周刊題詞時，選取了那段話，而且還在給邀請他題辭的卡內帕先生的回信中說，除了這段話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適的了。”（恩格斯：《致朱澤培·卡內帕》，《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 卷第666 頁）其實，恩格斯當時之所以選用那段話，並認為除此以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適的了”——其答案非常簡單，因為卡內帕先生給恩格斯提出的要求是：“找一段題詞，用簡短的字句來表述未來的社會主義紀元的基本思想，以別於但丁曾說的‘一些人統治，另一些人受苦難’的舊紀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 卷第827~828 頁注611）這就不難看出，恩格斯之所以選用那段話，主要是為了與但丁的話在內容與表述風格上相對應。

之二：有人說，俄國、中國等東方經濟落后國家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是對馬克思、恩格斯“跨越卡夫丁峽谷”思想的驗証。

是的，晚年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對俄國的農村公社表示過極大的興趣，並由此對以俄國為代表的東方落后國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給予了較多的關注﹔他們也的確設想過，俄國有可能不經過資本主義，直接進入社會主義，此即馬克思所說的“跨越卡夫丁峽谷”。但是，論者往往忽略了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這一可能出現的特殊情況應具備的條件：

“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麼現今的俄國土地公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82 年俄文版序言》，《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 卷第8 頁）“對俄國的公社的這樣一種可能的改造的首創因素隻能來自西方的工業無產階級，而不是來自公社本身。西歐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勝利以及與之俱來的以社會管理的生產代替資本主義生產，這就是俄國公社上升到同樣的階段所必需的先決條件。”（恩格斯：《〈論俄國的社會問題〉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 卷第457 頁）……眾所周知，俄國、中國等東方落后國家后來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勝利、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並不是以西方國家發生無產階級革命並取得勝利為條件的，而是在世界資本主義進入到帝國主義時代的條件下，以列寧、毛澤東分別為代表的俄國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各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結果。上述論者的觀點，看似肯定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但實際上則是把馬克思主義當成了教條﹔這種觀點是典型的牽強附會，其結果，反倒是貶低了與馬克思主義一脈相承的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意義﹔持這種觀點的不少同志，雖然也經常高喊“與時俱進，理論創新”，但卻意識不到，俄、中兩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勝利，正是列寧、毛澤東分別為代表的俄國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創新，是被實踐檢驗已經証明了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創新。

之三：近年來，一些同志突然“發現”，早在1887 年，恩格斯就對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提出了“必須成為徹底美國化的黨”的任務，以為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民族化’”命題的“來源”。

但仔細研究一下恩格斯的《美國工人運動——〈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美國版序言》一文，就可以知道，恩格斯之所以要求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必須成為徹底美國化的黨”，是因為這個黨“徒有虛名”，其成員“幾乎全是使用本國語言的德國移民，大多數人都不太懂當地通用的語言”，因此，雖然它“具備了歐洲多年來階級斗爭所取得的經驗，具備對工人階級解放的一般條件的理解，遠遠超過美國工人迄今所達到的理解水平”，但它要“在運動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就“必須完全脫下它的外國服裝，必須成為徹底美國化的黨。它不能期待美國人向自己靠攏。

它是少數，又是移民，因此，應當向絕大多數本地的美國人靠攏。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必須學習英語。”（恩格斯：《美國工人運動——〈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美國版序言》，《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 卷第322~333 頁）很顯然，恩格斯這裡所說的“徹底美國化”，是針對當時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成員是外來的、甚至幾乎都不太懂當地語言的德國移民這一狀況而言的。也就是說，所謂“徹底美國化”，其內容，主要是生活方面的。事實上，恩格斯此文非但沒有關於馬克思主義理論“民族化”的任何論述，而且，他強調的恰恰是歐美工人運動的共同性：

“造成工人階級和資本家階級之間的鴻溝的原因，在美國和在歐洲都是一樣的﹔填平這種鴻溝的手段也到處都相同。”（同上，第318 頁）“毫無疑問，美國工人階級的最終綱領，應該而且一定會基本上同整個戰斗的歐洲工人階級現在所採用的綱領一樣，同德美社會主義工人黨的綱領一樣。”（同上，第322~323 頁）也許，在抽象地強調恩格斯關於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必須成為徹底美國化的黨”這一觀點的論者看來，似乎有了恩格斯的這一說法，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就“合法”了，但殊不知，這就不僅誤讀了恩格斯，而且也誤讀了中國共產黨。

在筆者看來，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演繹（或抽象）出來的“馬克思主義民族化”這一命題，其本質就是馬克思主義同各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相結合”是馬克思主義的題中本有之意，而抽象地、片面地強調“民族化”，不論是從歷史上看，還是從邏輯上看，則很容易導致架空和偏離馬克思主義，而離開馬克思主義，特別是離開馬克思主義是什麼、要干什麼這樣的根本問題來講“馬克思主義民族化”，那這樣的命題無疑就是偽命題！

之四：還有人說，恩格斯晚年放棄了共產主義的理想和目標，其“根據”是：1893 年5 月日，73 歲的恩格斯在對法國《費加羅報》記者發表的談話中說：

“我們沒有最終目標。我們是不斷發展論者，我們不打算把什麼最終規律強加給人類。關於未來社會組織方面的詳細情況的預定看法嗎？您在我們這裡連它們的影子也找不到。”（《弗·恩格斯對法國〈費加羅報〉記者的談話》，《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 卷第561~562 頁）但論者故意隻引述了恩格斯的一部分談話，而沒有引述緊接著的另一部分：“當我們把生產資料轉交到整個社會的手裡時，我們就會心滿意足了，但我們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聯邦制政府的統治下，這是不可能的。”（同上，第562 頁）請問，如果恩格斯放棄了共產主義的理想和目標的話，他還會說“把生產資料轉交到整個社會的手裡”嗎？

論者更沒有告訴讀者，恩格斯是在什麼情況下說的這段話。原來，這是恩格斯對記者提出的“關於德國社會黨人在即將舉行的選舉中成功的可能性問題”及“你們德國社會黨人給自己提出什麼樣的最終目標”的回答。還要說明的是，上引恩格斯的談話，嚴格說來，也算不上恩格斯的著作，它是記者整理的，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最近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文集》（漢文版）中，都只是作為“附錄”出現的。至於恩格斯對這份訪談錄的看法，他在1893 年5 月17 日給弗·阿·左爾格的信中，雖然一方面認為“總的意思是表達得正確的”，但另一方面又指出，“像任何訪問記一樣，一些說法轉述得有些走樣，整個敘述有缺陷”。（見《恩格斯致弗裡德裡希·阿道夫·左爾格》（1893 年5 月17 日），《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 卷第653 頁﹔或《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 卷第660 頁注387）對列寧著作的斷章取義，例子也很多，這裡隻舉一例。

之五：有人以列寧晚年曾經多次說過“在蘇俄這樣一個經濟文化相當落后的小農國家裡，是不可能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又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等場合“宣布”過蘇俄已經是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為“根據”，便得出了列寧晚年思想“自相矛盾”的結論。

但論者可能不知道，列寧不只是在他的晚年，而是從十月革命剛剛勝利不久起，就一方面說蘇俄還沒有達到社會主義的標准，而另一方面同時又說蘇俄是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了。比如，早在1918 年1 月，列寧就說過：

“我們甚至遠沒有結束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我們知道，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這條道路，是多麼艱難，但是我們必須說，我們的蘇維埃共和國是社會主義的共和國，因為我們已經走上了這條道路，而這些話決不是空話。”（列寧：《全俄工兵農代表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文獻·人民委員會的工作報告》，《列寧選集》第3 版第3 卷第409 頁）原來，列寧早就從“走上社會主義這條道路”的意義上肯定蘇俄是“社會主義共和國”了。而這一論述，對判斷和確認后來更多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顯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國內思想界、理論界近年來出現的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斷章取義的例子，決不限於以上幾例。其它諸如在對馬克思的“重建個人所有制”、恩格斯晚年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策略的思考、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在有關股份制等問題的討論中，以及在對經典著作中的某些術語、論斷的翻譯問題的討論中（比如近年來關於是“消滅”還是“揚棄”私有制、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還是“所有國家的勞動者，聯合起來！”等爭論），在個別論者那裡，都或多或少、程度不同地存在著這種現象，都是值得我們高度重視的。

這種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採取斷章取義的現象，其產生的原因，是各種各樣的。應該說，像本文第四例那樣，肆意地對經典著作掐頭去尾，別有用心地散布某些蠱惑人心的言論的例子，相對來說，並不是太多的。更多的，或者只是為了強調自己的某一學術觀點，就在特定場合，隻及一點，不及其余（如第一例）﹔或者原本出於善良的願望，卻導致了牽強附會（如第二、三例）﹔亦或者，在個別同志那裡，由於沒有全面地閱讀甚至干脆就沒有閱讀過經典著作的原著，而只是通過其它渠道，就望文生義，輕易地得出了某些缺乏起碼根據的結論（如第五例），等等。

但不論原因如何，其后果都是嚴重的，都程度不同地損害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和完整性，從而歪曲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和基本觀點。這種現象的產生，說到底，還是一個學風問題。

習近平同志在最近的講話中，多次提到學風問題、文風問題的極端重要性，認為學風、文風與黨風和社會風氣是緊密相連的，學風問題、文風問題是關系到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我們不能不指出，近年來，在一些同志那裡，在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方面，對樹立馬克思主義的學風，意識的確有所淡漠，他們往往浮夸急噪，急功近利，甚至是實用主義地對待馬克思主義。這，的確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可喜的是，在黨中央的高度重視和直接領導下，由中共中央編譯局專家們精心編選和重新校譯的10 卷本《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5 卷本《列寧專題文集》最近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這兩部文集作為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的重大成果出版，是黨的思想理論建設的一件大事，對於我們更加全面、准確、科學地認識和對待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對於推進學習型政黨建設，推動用一脈相傳和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具有重要意義。是的，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浩如煙海﹔在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分析和解決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的過程中，無疑會碰到很多困難。但無論如何，對於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我們都不應該採取斷章取義的做法，而應該全面理解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科學含義。

在我國的馬列著作編譯出版史上，新出版的兩部《文集》的選材更精當、譯文更准確、編排更合理、資料更翔實，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廣大干部群眾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優秀讀本，本文只是筆者聯系自己近年來遇到的一些理論問題，在初步研讀《馬克思恩格斯文集》基礎上產生的點滴的不成熟的札記，拋磚引玉，是所至願！

（作者單位：陝西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