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編輯出版工程的重要鋪墊
——梁贊諾夫的前MEGA1時期
眾所周知，梁贊諾夫畢生從事的最偉大的事業就是組織、領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簡稱MEGA1）的編輯出版工程。提到梁贊諾夫，人們就會情不自禁地聯想起他所主持的MEGA1工程﹔而提到MEGA1工程，人們也會自然而然地想到它背后的靈魂人物——梁贊諾夫。正是由於梁贊諾夫領導MEGA1編輯出版工程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學界把主要的關注目光都投向了梁贊諾夫的MEGA1時期，並且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但是，梁贊諾夫的前MEGA1時期卻備受冷落，相關研究寥寥無幾。[1]那麼，梁贊諾夫在前MEGA1時期究竟從事過哪些研究活動？這些活動與他后來的MEGA1編輯出版工程是否存在某種聯系？梁贊諾夫編輯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學術理想是否可以追溯到前MEGA1時期？要回答這些疑問，就必須對梁贊諾夫的前MEGA1時期進行獨立的深入分析。
“前MEGA1時期”是一個特殊的專有名詞。它的特殊性在於，它不是一個普遍的、一般的時間概念，而是專門針對梁贊諾夫本人而言的。因此，它的個人色彩特別濃厚。這亦如我們談到“前批判時期”這個概念時通常只是針對康德一樣。要具體地限定“前MEGA1時期”這一歷史階段，首先需要限定“MEGA1時期”。MEGA1編輯出版工程真正作為一項決議而被共產國際和蘇聯共產黨通過是在1924年，但是如果追根溯源的話，不論是1921年初莫斯科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以下簡稱馬恩研究院）的成立，還是梁贊諾夫全面展開的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的搜集、編輯和出版活動，都得益於一個新興時代的到來，得益於一場偉大的革命——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因此我們以1917年為界：從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至1931年梁贊諾夫被罷黜研究院院長之職、流放薩拉托夫，這段時間稱為梁贊諾夫的“MEGA1時期”。相應地，從1900年梁贊諾夫離開俄國、流亡歐洲直至1917年徹底返回俄國，這段時間稱為梁贊諾夫的“前MEGA1時期”。在這裡，1917年既是“MEGA1時期”的邏輯起點，又是“前MEGA1時期”的歷史終點。因為正是由於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爆發，梁贊諾夫才徹底放棄了尚未完成的“東方問題”和“第一國際資料卷”的編輯出版項目，重新返回祖國參加革命，從而最終迎來了歷史新紀元的曙光。
一、《東方問題》：從譯介到重編
1900年，在結束了四年的牢獄生活以及隨之而來的三年流放生活之后，梁贊諾夫離開俄國，流亡歐洲。在這個時期，梁贊諾夫多次往返於柏林、巴黎、慕尼黑等地，從事秘密的革命活動。一方面，由於身處歐洲，梁贊諾夫不僅有機會親身了解歐洲大陸的革命斗爭形勢，而且與巴黎、尤其是柏林的革命知識分子、社會民主黨人展開了密切的交往﹔另一方面，身在異國的梁贊諾夫也一直關心著祖國革命斗爭的發展。1905年俄國革命爆發后，梁贊諾夫馬上返回俄國參加革命。遺憾的是，革命很快就失敗了。1907年，梁贊諾夫再次離開俄國，重返歐洲。革命低潮的到來使得梁贊諾夫全面地轉入到理論研究和學術活動之中。他所著手開展的第一項馬克思恩格斯文獻研究工程就是《東方問題》譯介項目。
《東方問題》是愛琳娜·艾威林與愛德華·艾威林夫婦在1897年出版的一部馬克思文集。這部著作是“卡爾·馬克思的一些書信和文章的再版，它涉及到在‘50年代’表現出來的東方問題、導致克裡木戰爭爆發的特定事件以及戰爭本身”[2]。由於這些文章和書信最初都發表於《紐約每日論壇報》，因此不言而喻，《東方問題》是一部馬克思英文報刊文章集。梁贊諾夫要做的工作就是把它編譯為德文著作。
歷史地來看，梁贊諾夫主持《東方問題》譯介項目的端倪最早顯現在《馬克思論俄國在歐洲統治地位的起源》一文中。其間，梁贊諾夫在談到帕麥斯頓勛爵時寫道：“馬克思在1853—1856年《紐約每日論壇報》中撰寫的大量關於東方問題和克裡木戰爭的文章與他的那些論帕麥斯頓的文章密切相關，這些文章被愛琳娜·艾威林收集並以《東方問題》為題出版。”[3]在相應的注釋中，梁贊諾夫向我們透露了如下訊息：“我們必須在其他地方更加深入地研究這些文章——它們的德文版將會准備好。那時我們也將結合東方問題和克裡木戰爭時英國的政策來更為詳細地研究馬克思對帕麥斯頓的政策所持的觀點。”[4]考慮到這篇文章是在1909年3月初發表的，因此我們可以推斷，最晚在1909年3月，梁贊諾夫就已經開始著手《東方問題》的譯介工作了。
為了更好地進行譯介工作，梁贊諾夫邀請了考茨基的妻子路易莎·考茨基（Luise Kautsky，考茨基的第二任妻子）擔任譯者。如果按照通常的譯介要求進行《東方問題》的編譯工作，那麼這項任務的完成應指日可待，它完全可以按照預先的設想在1909年7月結稿出版。[5]然而，梁贊諾夫的學術嚴謹性和研究熱情把這個項目徹底拖入了漫漫無期中。
原來，在接手《東方問題》譯介項目后，梁贊諾夫並沒有打算直接以該書為基礎進行編譯。他認為，要想確保德譯本的准確性與可靠性，必須首先對《東方問題》收錄的馬克思書信和報刊文章進行全面的核查。客觀地講，梁贊諾夫的這一想法絕非多余，因為就連《東方問題》的編者艾威林夫婦也多次提到，他們在文章篩選方面遇到了很大的困難。在《東方問題》的序言中，艾威林夫婦開門見山地指出：“關於那些署名文章，鑒別起來當然沒什麼困難。但是那些未署名的書信和社論就需要進行仔細的研究，慎重對待了。”[6]艾威林夫婦列出了他們的幾點編輯依據：首先，在文章的篩選過程中，海爾曼·邁耶爾作的《紐約每日論壇報》摘錄集對他們起到了很大的幫助和指導作用，這構成了《東方問題》的原始基礎。其次，《紐約每日論壇報》編輯德納於1860年3月8日致馬克思的一封信提供了有關馬克思與該報合作關系的重要信息。信中談到，“大約在九年前，我邀請您為《紐約論壇報》撰稿，從那時起這種撰稿工作就沒有間斷。就我記憶所及，您經常為我們寫稿，從沒有一星期間斷。”[7]再次，一位美國友人在1853年3月致馬克思的信中提到了《紐約每日論壇報》經常借用馬克思的文章作為社論的行為。信中說：“你看到了，《紐約每日論壇報》又盜用了一篇社論﹔這是相當正確的，因為如果把卡爾·馬克思的名字印在下面，那會招來特別的關注。我也相信，如果不違反他們的規矩和習慣，他們會這麼做的。畢竟，它也不會對你有太大的壞處，因為認真的讀者能夠看出，它不是編輯人員寫的。”[8]這就表明，在《紐約每日論壇報》的社論中，還有大量馬克思的文章需要發掘、鑒別。最后的依據則是艾威林夫婦個人對相關事實的了解，當然首先是馬克思本人的說明。
根據這些線索，一方面我們可以確定，從1851年起便與《紐約每日論壇報》確立固定合作關系的馬克思在十多年的時間裡必定為之撰寫了大量文章，因此《紐約每日論壇報》必定是一座包含著馬克思主要報刊文章的巨大寶庫﹔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想象，由於馬克思的文章經過了《紐約每日論壇報》編輯的處理加工，再加上許多文章被用作社論匿名發表，因此文章的篩選、鑒別工作必將異常困難。在這種情形下，《東方問題》中的113篇文章確實會使人產生些許疑惑之情，它們百分百是由馬克思所寫嗎？
正是抱著同樣的懷疑並且試圖徹底予以確証的心理，1909年5月初梁贊諾夫起程前往布魯塞爾、巴黎以及拉法格夫婦所在的小城德拉維爾。5月中旬，他抵達了倫敦大英博物館。他此行的目的不是別的，就是要結合原文全面地核對《東方問題》中的各篇文章。事實表明，梁贊諾夫此行不虛。首先，在德拉維爾的拉法格夫婦那裡，梁贊諾夫找到了作為艾威林夫婦編輯《東方問題》最重要依據的海爾曼·邁耶爾的摘錄集。通過對它的細致考察，梁贊諾夫得出結論，這個摘錄集完全是“無批判地、草率地拼湊起來的”。由此，《東方問題》的可靠性從根本上受到了質疑。接下來，通過在大英博物館對《紐約每日論壇報》的初步考察，梁贊諾夫更加確定：艾威林夫婦的版本“毫無價值”可言。[9]在1917年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1852—1862》編者前言中，梁贊諾夫闡述了他對《東方問題》一書的總體評價：“通過對這一版本批判的考察，我確信，它有許多錯誤和缺漏，而且，它還收錄了既非馬克思又非恩格斯撰寫的文章。兩遍詳細地檢查1852—1862年的《紐約每日論壇報》使我有可能確定：首先，那一版本也漏掉了幾篇寫於1853—1855年的重要文章﹔其次，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份美國報紙中發表文章的數量和意義遠遠超出了所有的預期。”[10]
通過實地的核查與研究，梁贊諾夫對《東方問題》的理論價值有了全面的認識與把握。在這種情況下，單純地譯介“毫無價值”可言的《東方問題》顯然已經沒有任何意義。於是，《東方問題》譯介項目何去何從，這成為梁贊諾夫亟待解決的問題。另外，通過在大英博物館對《紐約每日論壇報》的全方位考察，梁贊諾夫又為馬克思的報刊文章所深深折服，對之贊嘆不已。在到達倫敦后不久寫給考茨基的信中，梁贊諾夫談到：“我必須告訴您，這些出自《紐約每日論壇報》的文章迄今沒有出版，真是一種恥辱。這些關於薩瑟蘭公爵夫人、十小時法令史、移民、直接稅和間接稅以及關於歐洲反動派等等的通訊，是多麼漂亮的文章。我才剛剛開始。”[11]由於在大英博物館的文章審核工作才剛剛起步，而梁贊諾夫也明白，這項工作浩大而繁雜，可能耗時數月。因此，他決定：路易莎·考茨基暫時中止翻譯，而他本人則繼續呆在倫敦，盡可能全面地核查《紐約每日論壇報》。
隨著研究審核工作的不斷深入，梁贊諾夫逐漸陷入到“又憂又喜”、“喜憂參半”的境地。之所以“憂”，是因為他日益感到，審核工作的難度越來越大。正如他所說，從1853年起，馬克思的文章就開始作為社論匿名出版了﹔從1855年起，馬克思的名字甚至完全從《紐約每日論壇報》的各欄中消失。因此，要找出所有這些文章並考証其作者，絕非易事。另外，我們還不能忽略一個重要因素——大英博物館收藏的《紐約每日論壇報》並不完整。[12]之所以“喜”，是因為梁贊諾夫在學術研究上的“竭澤而漁”使得他在全面核查《紐約每日論壇報》的同時，又把研究觸角伸向了馬克思恩格斯同期合作過的其他歐美報刊，進而取得了重大收獲：“如果我們把1852—1862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過的雜志概括一下，那麼英文的有《紐約每日論壇報》、《人民報》、《普特南氏月刊》、《自由新聞》、《美國新百科全書》和《郎卡郡和柴郡志願兵雜志》﹔德文的有《改革報》、《新奧得報》、《人民報》、《新聞報》。如此一來，確定無疑出自馬克思或恩格斯之手的文章共計幾百篇。”[13]
由此，一方面是業已停頓、不知何去何從的《東方問題》譯介項目，另一方面是大量新發現的馬克思恩格斯報刊文章。在這種情況下，梁贊諾夫萌生了新的設想：不是基於艾威林夫婦編輯的《東方問題》，而是基於50、60年代《紐約每日論壇報》的文章以及梁贊諾夫本人新發現的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報刊文章，重新編譯一套內容更為豐富、來源更為可靠的馬克思恩格斯報刊文章集。梁贊諾夫的想法很快得到了考茨基的贊同，黨的出版人狄茨也表示了認可。在1909年10月31日致考茨基的信中，狄茨寫道：“由於馬克思的全集總有一天必定會出版，而他的報刊文章、通訊亦是這套全集的一部分，因此我認為，充分考慮戈爾登達赫（即梁贊諾夫——作者注）和您的想法是合適的。如果我能夠作為出版人為這一出版物奉獻綿薄之力，我將非常高興。”[14]於是，經過慎重的考慮以及同各方面的協調，梁贊諾夫終於可以擺脫譯介《東方問題》的束縛，以自己在馬克思恩格斯文獻研究方面的新發現為基礎，全面開展馬克思恩格斯報刊文章的搜集、譯介、編輯和出版活動。由此，未來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1852—1862》初顯雛形。
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出版方案的首次正式提出——維也納計劃
就在1909年初梁贊諾夫著手准備譯介《東方問題》的時候，另外一項重要的編輯任務也悄然降臨到他的身上，這就是《第一國際資料卷》編輯項目。
關於《第一國際資料卷》編輯項目的源起，可以追溯到1908年4月28日阿道夫·布勞恩致考茨基的一封信。在這封信中，布勞恩談到，他和盧多·哈特曼（Ludo Hartmann）打算出版國際工人協會的記錄集，希望考茨基這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能夠出面主持這個項目。遺憾的是，事務繁多的考茨基婉言拒絕了布勞恩的邀請。不過，他向布勞恩推薦了一位人選——《新時代》的撰稿人狄奧多·羅特施坦（Theodor Rotstein）。然而，后者也沒有對布勞恩拋來的橄欖枝予以肯定的答復。於是，在耽擱了近一年后，考茨基在1909年3月再次推薦了新的人選——梁贊諾夫。[15]
1909年6月24日，考茨基致信梁贊諾夫，建議他主持這項關於《第一國際資料卷》的編輯項目。“當我初步了解您所從事的有關馬克思的工作之后，我馬上想到，您是這項工作的不二人選：馬克思主義專家、工會運動專家、熟絡的國際聯系，沒有人比您對我們的文獻更熟悉。您……能夠為國際完成一套關於國際的典范作品。”[16]此時的梁贊諾夫正身處倫敦大英博物館，埋頭鑽研馬克思恩格斯的報刊文章。盡管《東方問題》譯介項目剛剛起步，而且頭緒繁雜，但是面對這樣一項富有吸引力的馬克思主義文獻學編輯工程，梁贊諾夫還是點頭應允了。他認為，關於《第一國際資料卷》的編輯項目可以使他“再次全面地研究1864—1878年這一時期”。更重要的是，梁贊諾夫發現，《東方問題》譯介項目與《第一國際資料卷》編輯項目正好在時間、內容上前后一貫、首尾相續。如此一來，馬克思在19世紀50年代發表的報刊文章就能夠為“[第一]國際在英國的准備時期提供許多新的說明”[17]。
隨著從1909年開始主持《東方問題》譯介項目和《第一國際資料卷》編輯項目，梁贊諾夫在日益廣泛地搜集、研究馬克思恩格斯的報刊文章、文獻遺產的過程中，逐漸萌生了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願想。早在1909年5月於倫敦大英博物館發現大量不為人知的馬克思報刊文章之后，梁贊諾夫就急切地給考茨基寫信說：“人們現在就可以為未來的馬克思‘全集’全面地搜集這些文章了。”[18]另外，在1910年10月致路易莎·考茨基的信中，梁贊諾夫在提及馬克思恩格斯通信時也談到：“超過一半的通信可以靜靜地躺在那裡，直至偉大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出版。”[19]一方面是梁贊諾夫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熱切渴望，另一方面則是日益緊迫的客觀形勢。眾所周知，1913年是馬克思逝世30周年。按照德國的著作版權法，馬克思著作的版權保護將在這一年的3月份徹底失效。屆時，馬克思的著作隨時可能為形形色色的出版社、出版商肆意地瓜分利用、任意地出版發行。在這種情況下，社會民主黨人必須採取措施，力保馬克思著作的純潔性。於是，1910年底，一次規模雖小但意義重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會議在維也納悄然舉行，作為此次會議的成果——“維也納計劃”被正式推出。
1910年12月27日，考茨基的代理人古斯塔夫·艾克施坦（Gustav Eckstein）在致考茨基的信中寫道：“我被邀請參加這周五晚上的‘馬克思主義者會議’，這次會議將討論馬克思著作版權失效后出現的情況。布勞恩告訴我說，他們計劃或者採取國際性行動，或者至少由德國馬克思主義者採取行動，重新出版馬克思的著作……正如布勞恩對我說的，他打算問問您，由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委員會給您寫一封公開信，倡議重新出版馬克思的著作，是否合適。”[20]艾克施坦這裡提到的“周五晚上的‘馬克思主義者會議’”是在1910年12月30日舉行的。遺憾的是，由於艾克施坦生病，他沒有能夠參加此次會議。因此，參加會議的人員由原定的七人變成了六人，即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斯·阿德勒（Max Adler）、奧托·鮑威爾（Otto Bauer）、阿道夫·布勞恩（Adolf Braun）、魯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卡爾·雷納（Karl Renner）以及當時住在維也納的馬克思主義文獻學專家梁贊諾夫。在這次會議上，由梁贊諾夫執筆，草擬了一份有關馬克思全集的出版方案。1911年1月1日，這份方案被上述六人聯名提交給德國社會民主黨黨委會，這就是著名的“維也納計劃”。
“維也納計劃”的主要內容是：“（1）主辦一套符合一切科學要求的、絕對完整的、系統編排的、可以與手稿以及馬克思著作的各個不同版本相對照的、附有導言和內容豐富的索引的馬克思著作全集。（2）出版一部符合一切科學要求的馬克思傳記，它或許也可以列入馬克思著作全集之中。（3）要斟酌，是否不必因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在個人、黨史以及科學等方面的密切關系而把它們一並出版。在部分著作那裡，還存在著是否把馬克思、恩格斯或者這二人都視為作者的疑惑。”[21]
在強調從科學層面出版馬克思全集的同時，“維也納計劃”也沒有忽視廣大人民群眾尤其是工人階級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要求。它特別強調：“人們會渴望《資本論》第一卷的普及本。在這一版本中，所有的外文標記與引文都要進行翻譯。而在注釋中，馬克思的論斷，例如有關工人保護的論斷將得到深入的闡述。這一版本應該附有索引、傳記性的導言以及學習《資本論》第一卷的說明。”[22]
就這次維也納馬克思主義者會議的發起和組織來說，阿道夫·布勞恩可謂功不可沒。正是由於一位出版商向他請教，在馬克思著作版權保護失效后該如何採取行動，他才警覺到馬克思著作已經受到嚴重的威脅，從而緊急召開這次會議的。[23]不過，就“維也納計劃”的全部內容而言，梁贊諾夫無疑是這一方案真正的制定者，是它背后的靈魂人物。隻要看看這份計劃中提到的“絕對完整”、“系統編排”、“附有導言和……索引”等具體要求與實施細則，看看其中談到的有關“馬克思全集”的設想和馬克思與恩格斯著作的作者認定問題等等，我們就會意識到，隻有具有深厚的馬克思主義學養，具有豐富的馬克思主義文獻編輯經驗，才會提出如此細致的編輯原則和如此重大的學術課題。事實上，布勞恩之所以邀請梁贊諾夫出席此次以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為主體的會議，就是考慮到梁贊諾夫在馬克思主義文獻學方面所具有的廣博知識以及他所享有的崇高理論聲望。
盡管“維也納計劃”由當時頗具影響力的六位馬克思主義者聯合起來重磅推出，然而它並沒有在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層那裡得到應有的重視，更確切地說，它徹底被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人以不予理睬或漠視淡然的態度“冷處理”了。我們不妨先看看艾克施坦在1911年1月6日寫給考茨基的信：“這份計劃……可能不僅需要大量的資金（在我看來，黨委會是否願意或者能夠在數年的時間裡為之所約束，還是很成問題的），而且也需要幾位最優秀的理論能手多年致力於一項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追逐粉飾性目的的任務。一套科學編制的馬克思著作全集一定會非常好……但它對黨而言是否就是一種如此絕對的必然性，在我看來還是有待商榷的。”[24]
艾克施坦對“維也納計劃”所持的懷疑態度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人的觀點。不言而喻，編輯出版“馬克思全集”將是一項既耗時耗力又耗費大量資金的工程。德國社會民主黨是否有意願、有能力、有條件集結大量的人力物力來進行這樣一項工作，確實令人懷疑。更重要的是，在思想層面上，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其實並沒有把出版“馬克思全集”看作是一項迫切的任務。1911年1月16日，考茨基在致梁贊諾夫的信中就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就黨的有限資金和人力來說，要想實現“馬克思全集”，就必須忽略當前更為重要的任務。[25]這顯然意味著，出版“馬克思全集”遠遠不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眼前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務。德國社會民主黨之所以對“維也納計劃”採取漠然態度，除了人力、物力、財力上的考慮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資本論》第一卷普及本的編輯出版項目已經啟動。正如狄茨在1月12日致考茨基的信中談到的：“我們黨的領導人已經在原則上決定，到1913年底出版馬克思的《資本論》。狄茨受委托進行准備工作，他聘請考茨基來擔任主編，這也同樣得到了黨的領導人的贊同。由此，您也可以從中看出，我已經有任務在身而不能與未料及的維也納項目為伍了。”[26]梅林在2月16日致考茨基的信中也表明了同樣的立場：“對於隨信再次附上的維也納同志的備忘錄，我之前並不清楚。但自從我從狄茨那裡得知，黨委已經把《資本論》第一卷的普及版委托給您之后，我就對這件事情比先前更加拒斥。因為最緊要的事情已經在進行了。在我看來，維也納同志們的其他方案在可以預見的時間內是不可實行的。”[27]
面對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人的一致拒斥，作為“維也納計劃”真正制定者的梁贊諾夫並沒有積極奔走，而是採取了冷眼旁觀的態度。事實上，早在初步了解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態度之后，梁贊諾夫就已經意識到：“維也納計劃”將注定不能實行。雖然梁贊諾夫不贊成考茨基所謂的“馬克思全集將忽略其他更重要的任務”的論斷，但他非常清楚，提出“維也納計劃”的時機並不合宜，正如他在1911年1月20日致考茨基的信中寫到的：“我們所挑選的力圖給黨委會施加影響的時機不太有利，或許在大選之后，如果黨在國會中贏得120個席位或者400萬張選票……我們也許還能使凡庫和、費舍爾以及其他人真正地把這一版本看作是關乎黨之聲名的大事。”[28]於是，梁贊諾夫聲明，他將不再對“維也納計劃”進行討論。由此，“維也納計劃”也就漸漸地不了了之了。
歷史地來看，“維也納計劃”是梁贊諾夫后來所致力於的MEGA1編輯出版工程的最早方案，它不但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全面系統地出版“馬克思全集”的歷史使命，而且也提出了后來在MEGA1編輯過程中真正遇到的一些挑戰與抉擇，例如，是否應當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分開出版，是否應獨立出版馬克思的傳記，等等。當然，“維也納計劃”還只是一份倡議書或一個提案，這使得它在很大程度上還只是一個框架、一種構想，缺乏具體的、系統的編輯說明與編輯規劃。更為致命的是，“維也納計劃”沒有得到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重視，最終成為了一紙“空想”。盡管如此，這一計劃在MEGA出版史上依然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尤其是當我們考慮到它與MEGA1的靈魂人物梁贊諾夫的密切聯系時，這份計劃的價值更加顯得不言而喻。
三、前MEGA1時期的唯一碩果：《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1852—1862》
經歷了“維也納計劃”的挫折之后，梁贊諾夫重新把精力投入到了《東方問題》和《第一國際資料卷》的編輯活動中。值得一提的是，在接下來的工作中，梁贊諾夫得到了倍倍爾的大力支持。在1913年5月初寫給考茨基的信中，梁贊諾夫談到，正是由於倍倍爾的推薦，黨委會才同意轉交給他榮格（Jung）、貝克爾（Becker）和莫特勒（Motteler）的所有遺作。而且，在倍倍爾的支持下，黨委會不僅讓梁贊諾夫自由地使用檔案館中的所有資料而不寫收據、不列清單，甚至還迫使伯恩施坦提供恩格斯遺產中的其他資料以及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以便於梁贊諾夫使用。[29]盡管梁贊諾夫一心希望盡快完成這兩項編輯任務，但是由於個人以及歷史的種種原因，這兩個項目一拖再拖，始終難以完成。1917年，在經過8年的坎坷編輯歷程后，作為《東方問題》項目的部分成果——《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1852—1862》第一、二卷終於出版了。
在編者前言中，梁贊諾夫提出了對整套文集的編纂設想。該文集計劃出版四卷，已經出版的第一、二卷涉及1852—1856年間馬克思恩格斯的報刊文章。具體來說，第一卷收錄了1852—1854年《紐約每日論壇報》和《人民報》（英文）中的文章，其中包括關於英國、東方問題、帕麥斯頓勛爵以及1853—1854年俄土戰爭的書信﹔第二卷收錄了來自《紐約每日論壇報》、《人民報》（英文）和《新奧得報》的文章，它探討了克裡木戰爭的進一步發展，直至卡爾斯陷落。其中也有一些篇幅較長的文章，例如論西班牙革命、泛斯拉夫主義、羅素勛爵以及卡爾斯陷落這樣的系列文章。第一、二卷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完整的統一體。關於尚未出版的第三、四卷，梁贊諾夫也介紹了它們的內容。第三卷將收錄1856—1858年來自《紐約每日論壇報》和《人民報》（英文）的文章，其中有論英、法、普魯士、奧地利、西班牙、撒丁島的文章，關於動產信用公司的系列文章，俄英聯盟史，關於1857—1858年英國的文章，英國在印度的統治以及印度起義的文章，以及1857年商業危機的文章。第四卷將收錄《紐約每日論壇報》和《人民報》（德文）中關於1859年歐洲危機、意大利戰爭的文章，還包括《福格特先生》、《美國新百科全書》中最重要的文章，以及來自《紐約每日論壇報》和維也納《新聞報》的論英國（1861—1862）和北美內戰的文章。[30]
有趣的是，對於這兩卷來之不易的編輯成果，梁贊諾夫並沒有表現出多大的成就感。恰恰相反，他那“批判的眼睛”始終都在尋找著其中的問題與不足。在1917年1月寫給路易莎的信中，梁贊諾夫談到：“這兩卷書確實很宏偉。但我對它們還遠遠不滿意。第一卷稍好些，第二卷帶有過於倉促的痕跡，善良的叔叔（即狄茨——作者注）像狂熱的復仇女神一樣拿這些倉促驅趕著我。對於當前變得愈發緊迫的全集來說，它勉強算得上是准備性的工作。”[31]梁贊諾夫精益求精的學術態度令他沒有對前兩卷做出很高的評價，他希望在未來的第三、四卷中能夠避免上述問題，向讀者奉獻質量更為精良的馬克思恩格斯的報刊文章集。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梁贊諾夫埋頭於《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各卷的出版工作，但他並沒有忽略作為《著作集》之並蒂花的《第一國際資料卷》。直至此時，梁贊諾夫仍然懷有出版《第一國際資料卷》的計劃。在《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1852—1862》的編者前言中，梁贊諾夫在一處注釋中談到：“1864—1876年間馬克思恩格斯寫的那些與他們在國際工人協會中的活動相聯系的聲明，將在我所准備的《第一國際資料卷》中發表。它的第一卷即將出版。”[32]
然而，就在梁贊諾夫緊鑼密鼓地進行著《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剩余兩卷以及《第一國際資料卷》的出版准備工作時，一個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事件發生了，1917年2月俄國革命爆發了。於是，梁贊諾夫的工作計劃被完全改變了。3月25日，梁贊諾夫激動地致信考茨基：“在這個時刻，我絕不可能再寫什麼檔案材料性的東西。在現在這一各種事件時時刻刻都在大聲呼喚馬克思的時候，拿出馬克思的名言會十分無聊。我們迄今所獲悉的一切都表明，1905—1907年所完成的工作並不是徒勞的，數十萬冊的《愛爾福特綱領》和《共產黨宣言》並沒有全部留在警察那裡。”[33]不言而喻，梁贊諾夫的革命熱情已經點燃，他再也無心守在書齋中從事他的理論研究工作了。1917年5月，考茨基夫婦收到了梁贊諾夫在前MEGA1時期寫給他的最后一封信：“親愛的朋友們！健康地活著！我又一次踏上了旅程。……馬克思和科學現在必須以另外一種方式成為現實。”[34]至此，梁贊諾夫結束長達10年的歐洲流亡生涯，也結束了他的前MEGA1時期，重返俄國。
梁贊諾夫的離去使得《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1852—1862》和《第一國際資料卷》最終成為未竟的事業。前者隻出版了兩卷，截止於1856年。因此，這套文集標題上的“1852—1862”也就成為永遠不能實現的夢想。至於《第一國際資料卷》，梁贊諾夫也僅僅完成了作為資料部分的第一卷，計劃的導言和德譯文都沒有完成。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返回俄國擔任馬恩研究院院長之后，梁贊諾夫還是沒有忘記這一曾經陪伴他8年的編輯項目，他仍然打算根據大量新發現的材料再次把《第一國際資料卷》提上出版日程。在1930年6月5日致古斯塔夫·邁爾（Gustav Mayer）的信中，梁贊諾夫談到：“第一卷可能早在戰前就已經排好版了，我有它的一份校樣。那時我還在遠為狹隘的基礎上工作著。盡管主要文獻依然保持原貌，但是闡釋性的、相關的材料得到了很大的擴充。另外，我對這一出版物提出的文本批判、編輯技巧的要求也提高了。”[35]然而，令人遺憾的是，1930年底襲來的政治風暴在吞噬了梁贊諾夫的同時，也最終使《第一國際資料卷》的出版計劃成為泡影。如今，我們隻能通過梁贊諾夫在《新時代》和《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中發表的幾篇關於“第一國際”的文章以及他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這部傳記著作中所作的相關闡述來窺得他當年構想的《第一國際資料卷》的一斑。
歷史地來看，前MEGA1時期可謂是梁贊諾夫MEGA1時期的重要鋪墊。首先，通過主持一系列重大的馬克思主義文獻編輯出版工程，如《東方問題》、《第一國際資料卷》等，梁贊諾夫不僅擴大了馬克思主義學識，增強了對馬克思恩格斯文獻的認識與理解，而且積累了豐富的馬克思恩格斯文獻的編輯經驗，從而成為當時頗具聲望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這是后來列寧獨具慧眼、任命梁贊諾夫擔任馬恩研究院院長的根本原因。其次，通過長年在歐洲大陸、尤其是在德國的流亡生活，梁贊諾夫與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倍倍爾、黨的理論家考茨基、黨的出版人狄茨等結下了深厚的情誼，他也因此得到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信任，有機會親身接觸到社會民主黨檔案館以及伯恩施坦處的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另外，通過對拉法格夫婦的多次拜訪，梁贊諾夫對他們手中的馬克思手稿亦有了總體的把握。正因如此，梁贊諾夫才能夠在MEGA1時期的馬克思恩格斯文獻搜集活動中總是成竹在胸，他知道哪些文獻在哪裡。第三，正是在前MEGA1時期，梁贊諾夫萌生了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構想，而這一構想在他此后的馬克思學研究過程中日益得到深化和加強，最終成為他魂牽夢縈的學術理想。正因如此，梁贊諾夫才把自己畢生獻給了馬克思恩格斯文獻的搜集、編輯和出版活動，獻給了MEGA1的編輯出版工程。
今天，當我們著力研究梁贊諾夫與MEGA1工程的淵源關系、考察梁贊諾夫實施MEGA1工程的具體細節時，更應當追本溯源，首先回歸到梁贊諾夫的前MEGA1時期。隻有把握了梁贊諾夫的前MEGA1時期，才能更好地理解梁贊諾夫在MEGA1時期所從事的研究活動，才能歷史地、全面地理解MEGA1的編輯出版工程。
注釋：
[1] 尤根·羅揚教授以現存於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史研究所的梁贊諾夫與考茨基、狄茨等人的通信為基礎撰寫的《梁贊諾夫在1907—1917年的研究》或許是迄今為止唯一一篇關於梁贊諾夫的前MEGA1時期的長篇論文，其中給出的大量原始文獻為我們今天了解梁贊諾夫當年所從事的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的編輯出版活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參見Jürgen Rojahn，“Rjazanovs Studien in den Jahren 1907-1917”，MEGA Studien，hrsg. von der Internationalen Marx-Engels-Stiftung，1996/1，S. 3-65.
[2][6][8] Karl Marx，The Eastern Question，ed. by Eleanor Marx Aveling and Edward Aveling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London，1897)，Burt Franklin: New York，1968，Introduction，p.v，v，vi.
[3][4] N.Rjasanoff，“Karl Marx über den Ursprung der Vorherschaft Ruβlands in Europa”，Ergnzungshefte zur Neuen Zeit，Nr. 5，S. 8，8(Anm. 2).
[5] Rjazanov an Dietz，[Ende Mai 1909]，Internationaal Instituut voor Sociale Geschiedenis Amsterdam (IISG)，Dossier Marx-Engels-Wechsel. 轉引自Jürgen Rojahn，“Rjazanovs Studien in den Jahren 1907-1917”，MEGA Studien，1996/1，S.15.
[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4卷第748頁。
[9] [11] [17] [18] [19] [29] [31] [33] [34] IISG，Nachla? Kautsky D XIX 282，282，285，282，313，248，213，361，360. 轉引自Jürgen Rojahn，“Rjazanovs Studien in den Jahren 1907-1917”，MEGA Studien，1996/1，S.14，14，19，15，29(Anm. 117)，27，56，57，57.
[10] [12] [13] [30] [32] N.Rjasanoff[Hrsg.]，Gesammelte Schriften von K. Marx und F. Engels 1852-1862，bers. aus dem Engl. von L. Kautsky，“Vorwort des Herausgebers”，Stuttgart: Verlag von J. H. W. Dietz Nachf. G. m. b. H，1920，S. X，X，X-XI，XV-XVI，IX.
[14] [20] [23] [24] [26] [27] [28] Götz Langkau，“Marx-Gesamtausgabe-Dringendes Parteiinteresse oder dekorativer Zweck? Ein Wiener Editionsplan zum 30. Todestag，Briefe und Briefauszüge”，Internatoi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vol. XXVIII，1983，S. 115(Anm. 41)，105，131，129，130，138，137.
[15] 參見Jürgen Rojahn，“Rjazanovs Studien in den Jahren 1907-1917”，MEGA Studien，1996/1，S. 18-19.
[16] [25] Russisches Zentrum für die Aufbewahrung und Erforschung der Dokumente der jüngeren Geschichte Moskau(RC)，213/1/166，213/1/191. 轉引自Jürgen Rojahn，“Rjazanovs Studien in den Jahren 1907-1917”，MEGA Studien，1996/1，S. 19，30.
[21] [22] David Rjasanow，u.a.，“Ein Wiener Editionspaln aus dem Jahr 1911”，David Rjasanow，S. 41-42，42.
[35] RC，71/51/126. 轉引自Volker Külow und André Jaroslawski，“Zu Leben und Werk David Rjasanows”，David Rjasanow，S. 34-35(Anm. 17).
（作者：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