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讀《反杜林論》相關問題略考

《反杜林論》是毛澤東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就反復讀過的重要哲學著作。在長征行軍途中，毛澤東克服重重困難，把這本書一直帶到了陝北，在自己的重要著作《矛盾論》中還引用了該書的兩段原文。1963年，毛澤東提出學習30本馬列著作，其中就包括這本書，並專為印馬列著作大字本問題寫信給周揚，囑咐像《反杜林論》這樣的著作要印成四本或八本，減輕每本的重量，以便於閱讀。所有這些，都說明毛澤東對這本書的高度重視。但是關於毛澤東首讀此書的時間，它是不是毛澤東確定的“干部必讀”等問題，仍舊存在著不同的認識和觀點，現根據相關史料略加考辨。

毛澤東在什麼時間首次讀了《反杜林論》？

現在通行的說法是毛澤東在長征途中讀過《反杜林論》。然而現有証據表明毛澤東在1932年4月就得到了《反杜林論》。據時任漳州中心縣委秘書長且親自陪同毛澤東去找書的曾志回憶：“我同他一同去龍溪中學翻書，在圖書館裡他一邊翻一邊說，這個好，那個好，找了好多書，恐怕有好幾擔書，是用汽車運回中央蘇區的。他很可能就是在這裡找到《資本論》、《兩種策略》、《“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論》等書和經濟之類書的。”

逄先知在《毛澤東讀馬列著作》的文章中對這件事情是這樣寫的：一九三二年四月，紅軍打下當時福建的第二大城市漳州，沒收了一批軍事、政治、科學方面的書送到總政治部，其中有一些馬列著作。根據彭德懷和吳黎平（即吳亮平）的回憶，其中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列寧的《兩個策略》（即《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左派”幼稚病》（即《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同樣也認為在打漳州時確實得到了《反杜林論》的中譯本。

既然1932年就得到了《反杜林論》，為什麼直到長征途中才閱讀該書，這與毛澤東寧可不吃飯也要讀書的性格有些不相符合。仔細查找相關史料可以看到，實際上毛澤東在得到《反杜林論》之后到1932年11月之間，不到幾個月的時間，就讀了好幾遍。根據《反杜林論》的譯者吳黎平的回憶文章：他於1932年11月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毛澤東看一看我就說：‘你是吳亮平，《反杜林論》不就是你翻譯的嗎？’我說，是。他說：‘這本書我看過好幾遍了。今天碰到你，很高興。’然后，他又講了《反杜林論》是怎麼樣怎麼樣的一本書。這說明毛澤東念了很多書的。紅軍打下漳州時，毛澤東看到了一些書籍，其中就有《反杜林論》。”這個回憶說明毛澤東在打漳州得到《反杜林論》之后，馬上就“看過好幾遍”。

1957年毛澤東曾感慨地同曾志談起：“一九三二年（秋）開始，我沒有工作，就從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的書籍中，把有關馬恩列斯的書通通找了出來，不全不夠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是埋頭讀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讀了這本，又看那本，有時還交替著看，扎扎實實下功夫，硬是讀了兩年書。”這裡雖沒有提起具體書名，但由於是與當年一起到漳州找書的曾志談話，所提“馬恩列斯的書”完全可能包括《反杜林論》在內。

有學者曾提出毛澤東既然在1932年就看過《反杜林論》，那麼，他為什麼在1933年給彭德懷薦書的時候沒有推薦這本書呢？我覺得這實際上與毛澤東學以致用的讀書習慣有關。毛澤東讀馬列，總是結合中國革命的實際來讀。正如逄先知先生所概括的：“他讀馬列著作的特點是，有重點地讀，認真地反復地讀，密切聯系中國實際來讀。”當時毛澤東正在集中思考“左”傾錯誤對中國革命的危害問題，所以他在給彭德懷推薦《兩個策略》和《“左派”幼稚病》時重在點出“左”與右同樣有危害性，引導彭德懷深刻反思臨時中央的“左”傾錯誤。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1938年1月，毛澤東將《反杜林論》一書推薦給梁漱溟讀。主要是因為他通過閱讀梁的《鄉村建設理論》，看到梁在改造和建設中國方面走的是改良的道路而不是革命的道路，在與梁的多次談話中發現他太看重中國的特殊性，而忽略了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的共同性，片面地強調“倫理本位”和“職業分途”，卻不承認階級和階級斗爭的重要作用。為此他推薦《反杜林論》一書，目的在於引導梁在做中西社會對比時採用科學的方法。由此可見，毛澤東向別人薦書並不止是考慮書是什麼樣的書，而且還注重把合適的書推薦給需要的人，以此來解決實際問題。

毛澤東在長征途中究竟是否讀過《反杜林論》？

根據毛澤東長征途中的警衛員陳昌奉的相關回憶。毛澤東在長征途中的行裝有“一個灰色的九個口袋的公文包。主席用的地圖、文件、書籍把這個公文包裝得滿滿的。”“主席晚上很少睡覺。吃過晚飯就點上小燈，打開那個九個口袋的公文包，拿出地圖、文件、紙、筆就開始工作。主席看書、寫字，我就在旁邊坐著。”但是由於他“參加革命的時候一個字也不識”，所以，他能夠記起的隻能是毛澤東的公文包裡裝滿了書，通宵達旦地看書，但是具體看了什麼書在回憶中卻沒有記載。

張聞天夫人劉英曾回憶說：“毛主席在長征路上讀馬列書很起勁。看書的時候，別人不能打擾他，他不說話，專心閱讀，還不停地在書上打杠杠。有時通宵地讀。紅軍到了毛兒蓋，沒有東西吃，餓肚子，但他讀馬列書仍不間斷，有《兩個策略》、《“左派”幼稚病》、《國家與革命》等。”這裡也沒有提到《反杜林論》。是當時沒有看到還是在回憶時省略了？不得而知。劉英是在1935年4月到8月期間作為中央隊秘書長與毛澤東、張聞天等一起行軍的，此前和此后毛澤東在行軍中的細節她或許也並不太熟悉。

逄先知在《毛澤東讀馬列著作》一文中寫道：“另據吳黎平回憶，毛澤東在長征途中讀過《反杜林論》。”這是依據吳黎平《〈反杜林論〉中譯本五十年》的回憶：“毛主席對這些馬列著作譯本非常珍視，在長征行軍中，毛主席丟棄了好些衣物，但馬列著作譯本卻一直帶在身邊。記得在長征勝利結束到達陝北后，毛主席有一次對我說，‘你看，我把這本書(指《反杜林論》)帶過來了。’”

這些記載可以確証毛澤東在長征途中一直“帶著”《反杜林論》，到目前為止，這是確証毛澤東在長征途中讀過《反杜林論》的主要証據。當然“帶著”就等於“讀過”嗎？這隻能從當時的情況來作出推理：當時毛澤東手頭的馬列著作並不多，因此“帶著”按照常理是應該“讀過”的。

《反杜林論》是“干部必讀”嗎？

毛澤東在中共七大提出的5本和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的12本馬列著作中，都有《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這部著作。因為這部著作是1880年恩格斯應保·拉法格的請求，根據《反杜林論》中的三章內容（《引論》的第一章、第三篇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改編而成，有學者據此說《反杜林論》被列入了“干部必讀”，實際上這是不准確的。

恩格斯在改編時對《反杜林論》中的相關內容進行了多達28處補充和修改，而且《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在國外和國內都出版了單行本，顯然是一本獨立的著作，而不是《反杜林論》一書相關章節的簡單匯編。況且列入“干部必讀”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是由博古在1943年重新校譯的，而不是由吳亮平翻譯的1938年列入“馬恩叢書”第三種的那個版本。由此不能簡單說《反杜林論》被列入了“干部必讀”。實際上，直到1963年，毛澤東提出學習30本馬列著作的意見時，才把《反杜林論》包括進來，而且特意附上了《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英文版導言。

為什麼《反杜林論》沒有被列入“干部必讀”呢？我想主要有兩條原因。第一，毛澤東向全黨薦書在用不在深，在精不在多。《反杜林論》是一部很專業的哲學著作，被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百科全書”，將近30萬字，並不適合在戰爭時期推薦給黨的干部來讀﹔第二，《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被馬克思稱為“科學社會主義的入門”，列寧也認為這部書同《共產黨宣言》一樣，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經典著作，是“每個有覺悟的工人必讀的書籍”。並且讀這本書不用花很長時間，所以在確定“干部必讀”的時候，選擇與《反杜林論》有著深厚“血緣關系”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而不是它本身，也在情理之中。而在解放社公開出版的“干部必讀”中，還將《共產黨宣言》與《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合印為一本書，充分顯示出后者的重要地位。

（作者單位：東北師范大學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