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解放社版《列寧選集》初考

抗日戰爭時期，延安解放社曾經出版了著名的“兩大叢書”和“兩大選集”。“兩大叢書”指的是“馬克思恩格斯叢書”和“抗日戰爭參考叢書”﹔“兩大選集”指的是《列寧選集》和《斯大林選集》。現在人們談到漢文版的《列寧選集》和《斯大林選集》時，往往隻提新中國建立后出版的三個版本的《列寧選集》(1960年、1972年和1995年版)和一個版本的《斯大林選集》(1979年版)，實際上，最早的漢文版《列寧選集》和《斯大林選集》，都是在新中國建立前出版的。

本文將對當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的《列寧選集》進行若干考証。目前不少介紹該選集的材料，對其基本情況(也就是涉及版本記錄的某些基本數據，特別是編譯時所依母本和實際出版的卷數)，往往說法各異。

一、關於延安解放社版《列寧選集》的諸種說法

關於延安解放社版《列寧選集》的基本情況，目前存在的說法主要有：

1．人民出版社馬列著作編輯室的說法

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中文本書目、版本、簡介》一書在介紹該社1953年12月至1954年10月出版的《列寧文集》(共7冊)時說：“這套文集是根據解放社版《列寧選集》(系根據《列寧選集》英文版12卷本譯出)重新編印的。”^{﹝1﹞(P108)}

2．胡孝文的說法：“張仲實、茅盾到達蘭州后，通過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的謝覺哉和伍修權的幫助到達西安。此后又到了延安，見到了毛澤東。張仲實被安排到馬列學院任編譯部主任。馬列學院編譯部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專門編譯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的機構，張仲實負責校訂從英文譯出的《列寧選集》20卷本的譯稿。”^﹝2﹞(P45)

3．丁世俊的說法：“抗日戰爭中，馬列著作的翻譯、出版轉移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在當時，大型列寧著作匯編《列寧選集》的刊印堪稱盛事。這部漢文版選集共12卷，由蘇聯外國工人出版局編譯，1930年問世。前幾卷在莫斯科出版。從1938年開始，延安重印了前幾卷，並自行編譯后幾卷，原定把整部選集分印成20冊，實際上隻出到第18冊。”^{﹝3﹞(P67－68)}

丁世俊還對蘇聯外國工人出版局作了簡要的介紹：蘇聯外國工人出版局后來稱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國共產黨人參加了該局的工作，原中共領導人李立三於1930年去蘇聯后任該局中文翻譯部主任。^{﹝3﹞(P67－68)}

4．何錫麟的說法：“1938年5月5日，在馬克思誕生120周年紀念日，延安成立了馬列學院。馬列學院機構小而精，卻設了編譯部，它的主要任務就是編譯‘馬恩叢書’和《列寧選集》。……當時翻譯出版的‘馬恩叢書’共10本。《列寧選集》可能是20本，蘇聯出版的是12本，每一本的篇幅太大，我們把它分成了20本。”^{﹝4﹞(P127－129)}

5．陳有進的說法：“在抗日戰爭八年間，延安除了出版過一大批列寧著作中譯文圖書之外，還出版過著名的多卷本“兩大選集”(《馬恩選集》和《列寧選集》)。其中《列寧選集》原計劃出版20卷，后來實際出版了16卷，這是我國最早出版的列寧著作多卷集。”(該文中“《馬恩選集》”之說有誤，應為“馬克思恩格斯叢書”——引者注)^﹝5﹞(P22)

6．《延安時期圖書簡目(1937－1948)》中提供的材料^{﹝6﹞(P737－768)}：該簡目中有關這個時期解放社出版《列寧選集》的具體情況如下：

7．《社會主義大辭典》的說法：“本世紀(指20世紀，筆者注)30年代，中央蘇區曾經重印過莫斯科外國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列寧選集》中文本第3、7、8、9、10、12、13卷(這幾卷中文本后由延安解放社再次重印過)。40年代初，延安解放社曾出版過由何錫麟、王實味等人根據蘇聯馬恩列學院出版的6卷本《列寧選集》(俄文版)翻譯的中譯本。這個中譯本原計劃分20卷出版，實際隻出了18卷。解放戰爭時期曾由山東新華書店等翻印過，流傳相當廣。”^{﹝7﹞(P556)}

8．新中國建立后各版《辭海》的說法：“在抗日戰爭時期，延安解放社也曾經出版過一種《列寧選集》。這是根據俄文版翻譯的，分為20卷，曾出版18卷。這是中國第一次用文集形式出版列寧的著作。”^[15]

從上列8種材料中不難發現，關於延安解放社版的《列寧選集》，不同材料有不同的說法。分歧主要有兩個：一是翻譯和編輯漢文版《列寧選集》所依據的母本﹔二是原計劃出版的20卷和最后實際出版的卷數。

關於翻譯和編輯《列寧選集》所依據的母本問題，概括上列8種材料，實際上有“三說”，即：“英文版說”、“俄文版說”和“蘇聯的漢文版說”。

第1和2兩個材料都說是英文版《列寧選集》﹔不過，關於英文版的卷數，第1個材料明確說是12卷，第2個材料說得很含糊，但很容易讓讀者理解成是20卷。

第3個材料給讀者留下的印象是，解放社的《列寧選集》是從20世紀30年代蘇聯莫斯科外國工人出版局(社)出版的“12卷本”漢文版《列寧選集》發展來的——也就是說，它的前身是蘇聯當年出版的漢文版﹔解放社原計劃出版的20卷，起初的一部分是重印了莫斯科的漢文版，后來的一部分則是自行編譯的。但后來為什麼要“自行編譯”，莫斯科的“12卷本”究竟出齊沒有，延安“自行編譯”時所依據的母本又是什麼，作者都沒有交代。

雖然第3個材料沒有交代清楚某些問題，但再參考第6、7兩個材料中的有關介紹，在考察和研究漢文版《列寧選集》的版本時，我們倒可以明確這麼一個事實：最早的漢文版《列寧選集》並不是由延安解放社出版的;而且，它也不是在中國出版的，而是由蘇聯的莫斯科外國工人出版局(社)出版的;中央蘇區時的《列寧選集》，一部分是從蘇聯直接運來的，另一部分則是根據蘇聯的漢文版翻印的。

從第4個材料中，讀者無法判斷解放社版《列寧選集》在編譯時所依據的版本。該材料提到了蘇聯出版的12本的《列寧選集》，至於它是漢文版的、俄文版的或是英文版的，作者都沒有交代。按照常識，讀者一般隻能理解成是俄文版的。

第7、8兩個材料都明確指出，解放社翻譯和編輯《列寧選集》所依據的母本是俄文版的《列寧選集》﹔第7個材料還具體提到，俄文版的《列寧選集》是6卷本。

關於解放社計劃出版的20卷的《列寧選集》漢文版最后實際出版了多少卷的問題，概括上列8種材料，有“兩說”，即“16卷說”和“18卷說”。其中，第5個材料的說法很明確，是“實際出版了16卷”﹔根據第6個材料提供的數據，也是16卷(17冊)。第7、8兩個材料則明確說是實際出了18卷。第3個材料說“隻出到第18冊”，實際上是一種含糊的說法，因為當時的出版並不是完全按照卷次順序出版的(這種出版方式並不少見，比如現行三卷本的《鄧小平文選》、漢文第一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漢文第一、二版的《列寧全集》以及正在陸續出版的漢文第二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都不是按照卷次順序出版的)，因此，說“隻出到第18冊”，是不能理解成實際出版了18冊的，當然也無法由此判斷實際上究竟出了多少卷(冊)。至於第1、2、4三個材料，都沒有明確提到實際出版的卷(冊)數。

上列8種材料，有的是個人回憶，有的是工具書中的介紹﹔不同作者、編者在回憶時，或者由於年代較遠，或者由於掌握的材料各不相同等原因，出現不同說法是正常的，這就需要我們通過比較，尤其是進一步找尋和挖掘更權威的材料，作出一個符合事實的准確結論。

二、延安解放社版《列寧選集》的母本和實際出版卷數考

搞清楚延安解放社漢文版《列寧選集》的基本情況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下述3種材料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說具有權威性。

一種是東北書店1949年4月再版的《列寧選集》第一卷。它是延安解放社《列寧選集》第一卷的再版，應該說是一部比較珍貴的革命文物。該書的《序言》，寫於1940年11月7日(即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23周年紀念日)，就是計劃中的20卷《列寧選集》漢文版的《序言》，其中有對編譯《列寧選集》漢文版的基本情況的說明：

9．“中文版《列寧選集》是根據莫斯科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所編的俄文版六卷本《列寧選集》譯來的。”^﹝8﹞(P1)“至於中文版底編排，因譯成漢文字數較多之故，特編為20卷(英文版編為12卷)。”^﹝8﹞(P4)

該序言還轉引俄文版編委會的序言，交代了該《選集》的編輯意圖和取材范圍：“六卷本《列寧選集》是奉聯共(布)中央底委托而出版的。其目的是在於盡可能幫助比較廣泛的黨的、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及非黨的工人和農民(特別是集體農場的農民)積極分子根據列寧本人底基本著作去掌握列寧的學說。……編委會是從巨量的列寧遺產(第二和第三兩版的二十七卷《列寧全集》還沒有包括盡淨)中為六卷選集汲取材料的。”^﹝8﹞(P1)

第二種是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的《張仲實文集》。文集的作者張仲實先生不僅是我國著名的馬列著作翻譯家，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當年直接負責過延安解放社版《列寧選集》的編譯出版工作﹔新中國建立后，他曾經擔任過中共中央馬列著作編譯局的副局長。見於《張仲實文集》中的有關解放社版《列寧選集》的材料主要有：

10．“現在中國因種種關系，尤其因人力和物力關系，還沒有翻譯和出版《列寧全集》的可能。這是中國學術界和中國革命的莫大缺陷!惟近年來，延安解放社為了減少這一缺陷起見，乃從事《列寧選集》的編譯與出版。此選集系以蘇聯馬恩列研究院所編的俄文6卷本《列寧選集》為基礎的。”^{﹝9﹞(P617－618)}“……中文版因篇幅的關系，編寫20冊，其中第2、3、5、7、8、9、10、12、13諸卷，業已出版，其余11卷，都已譯好，正在排印或校閱之中，預計在最近一年半內，即可全部出齊。”^{﹝9﹞(P618)}

11．“我來到革命聖地后開始在馬列學院搞翻譯工作，主要是根據俄文校訂《列寧選集》的譯稿，因為有些譯稿是從英文譯出的。”^{﹝9﹞(P469)}

第三種是《列寧著作在中國》。該書的權威性在於，它是由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編輯的，其根據是國家圖書館以及包括中共中央宣傳部圖書館、中共中央馬列著作編譯局圖書館、中央檔案館、中國革命博物館、版本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等在內的國內二十多家圖書館的館藏，是編者經過長期的調查、核對后，整理出版的。該書書名還有一個副標題，就是“1919－1992年文獻調研報告”。因此，該書中提供的資料和數據，雖然不能說就是完全准確無誤的，但其權威性肯定超過一般作者的文章，特別是一般作者的回憶材料。該書從整體上介紹了解放社版《列寧選集》的基本情況：

12．“《列寧選集》(16卷)：根據聯共(布)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院編的《列寧選集》俄文版6卷集編譯，原計劃編20卷，於1931年∼1934年在莫斯科由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分。解放社的版本，一部分是根據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的版本重印的，一部分是由何錫麟、柯柏年、王實味、吳亮平、林仲等人翻譯的，實際出版16卷，第14、15、19、20卷沒有出版。第4、11(下)、16、17卷由英譯本轉譯，第18卷由德譯本轉譯，其余都是由俄文版翻譯的。除第11(下)、16∼18卷外，其余各卷書后都有注釋。”^{﹝10﹞(P291)}

這三種圖書中的后兩種，雖然早已出版，但由於印數極少(《張仲實文集》沒有標明印數，《列寧著作在中國》僅印1100冊)，因此容易被人忽視。

根據這三種圖書中的有關材料，對於解放社版《列寧選集》所依據的母本問題，我們可以明確作如下判斷：

第一，延安解放社編譯和出版漢文版《列寧選集》，是要繼續完成當年莫斯科外國工人出版局(社)的出版計劃，兩個出版社先后出版的《列寧選集》，具有歷史延續性﹔不管是當年莫斯科外國工人出版局(社)編譯出版的某些卷次的漢文版《列寧選集》，還是后來解放社新編譯的某些卷次的漢文版《列寧選集》，其母本都是6卷本的俄文版《列寧選集》。本文第一部分所列8種材料中，隻有第7、8兩個材料的說法與此完全一致。

需要說明的是，蘇聯當年曾經出版過多種版本的《列寧選集》，比如在列寧逝世10周年時，就出版了“以列寧最重要的著作為內容的”兩卷本的《列寧選集》，而莫斯科外國工人出版局(社)和延安解放社的漢文版《列寧選集》所依據的母本，則是列寧逝世不久，聯共(布)中央1928年決定出版的俄文6卷本《列寧選集》。“1928年12月，聯共(布)中央作出了關於編輯供廣大勞動群眾使用的列寧著作科學普及版的決定。按照這項決定，研究院編輯了6卷本的《列寧選集》。這些選集收入列寧的主要著作，是供工人、農民和共青團的積極分子使用的。”^{﹝11﹞(P189)}

第二，解放社版《列寧選集》同英文版有關系，但只是其中的少數幾卷即第4、11(下)、16、17卷是從英譯本轉譯的，而且在出版前依據俄文版進行了校訂。本文第一部分所列的前五種材料中，所謂“英文版說”是錯誤的，有的說法則是含糊不清的。第3個材料中提到的“12卷”漢文版，第4個材料中提到的“12本”，其實都是英文版。

第三，本文第一部分所列材料2，可能來自《張仲實文集》中的《張仲實傳》，但其說法是錯誤的。《張仲實文集》中的《張仲實傳》，有關文字如下：

13．張仲實來到延安后，“當時，張聞天兼馬列學院院長，他安排張仲實到馬列學院編譯部任主任，並兼陝北公學領導成員。馬列學院編譯部是中共歷史上第一個編譯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的專門機構，張仲實負責校訂從英文譯出的《列寧選集》20卷本的譯稿。”﹝12﹞(P1267)

這段話中的有關內容與第11個材料的說明(即根據俄文版校訂某些從英文譯出的稿子)是相抵觸的，而第11個材料的作者則是張仲實本人。

對於解放社的《列寧選集》實際出版了多少卷這一問題，筆者傾向於認為是16卷(共17冊，其中第11卷分上下兩冊)，其主要依據是《列寧著作在中國一書》，因為該書明確列舉了沒有出版的4卷的卷次(即第14、15、19、20卷)。本文第一部分所列的8種材料中，隻有第5、6兩個材料的說法與此一致。

三、延安解放社版《列寧選集》實際出版卷數值得進一步考証

以上考証，隻能說還是初步的。如果說，在斷定延安解放社版《列寧選集》所依據的母本問題上，筆者還比較有把握的話，那麼，對於延安解放社當年計劃出版的20卷的《列寧選集》漢文版究竟實際出版了多少卷這一問題，仍然沒有較大的把握。16卷(17冊)的說法，恐怕還隻能是暫時的。

最近，也就是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寧專題文集》出版之際，有關領導人和專家在談及當年延安解放社版《列寧選集》實際出版的卷數時，仍然存在不同說法：

14．“我們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把馬克思主義寫在自己的旗幟上，並開始有組織、有計劃地編譯出版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早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就明確提出要組織編譯出版一大批馬列主義著作。1942年，毛澤東同志要求高度重視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編譯研究，提出黨內要有一批同志‘學個唐三藏’，搞好這項工作。新中國成立前，在條件十分困難的情況下，我們黨所屬的出版機構相繼推出《資本論》、《馬克思恩格斯叢書》10種、《列寧選集》18卷以及許多單行本。”^﹝13﹞

15．“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延安成為馬列著作編譯出版的中心。……相繼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叢書》10種、《列寧選集》16卷和《斯大林選集》5卷。”^{﹝14﹞(P34)}對最近仍然出現的這兩種不同說法，究竟應該如何看待?作為附錄收入《張仲實文集》中的《張仲實著譯年譜》有這麼一段記載，也許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16．“1940年7月：到中央宣傳部工作，主管馬列經典著作的編譯出版，兼任馬列學院編譯部主任。先在延安馬列學院校訂《列寧選集》第19、20卷譯本。譯本曾付排並打好了字型(似應為“紙型”——引者注)，1947年11月胡宗南進攻延安時埋在瓦窯堡附近，后被胡匪挖出毀掉。”^{﹝12﹞(P1200)}

這個材料表明，計劃出版的20卷《列寧選集》中的后兩卷，即第19、20卷，的確沒有出版。《列寧著作在中國》一書中，雖然明確指出沒有出版的，除這兩卷外，還有第14、15兩卷，但並沒有具體的証據。能証明這兩卷出版或沒有出版的可靠的証據，在國內也許存在，在此也還隻能是存疑了。希望方家能對此繼續給以進一步的考証和說明。

參考文獻：

﹝1﹞人民出版社馬列著作編輯室．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中文本書目、版本、簡介(1950－198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胡孝文．一本雜志的抗戰：烽火中的風流人物，張仲實——在盛世才的魔爪下﹝J﹞．世界知識，2007(15)．

﹝3﹞丁世俊．列寧著作在中國的出版和傳播﹝A﹞．中共中央編譯局．傳播真理，奮斗不息——中共中央編譯局成立50周年紀念文集(1953－2003)：上卷﹝C﹞．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

﹝4﹞何錫麟．回憶在延安翻譯馬列經典著作的情況﹝A﹞．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馬恩室．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國的傳播——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5﹞陳有進．列寧著作在中國90年﹝J﹞．中共雲南省委黨校學報，2007(5)．

﹝6﹞周文熙．延安時期圖書簡目(1937－1948)﹝A﹞．宋原放．中國出版史料(現代部分·補卷·中冊)﹝C﹞．濟南、武漢：山東教育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7﹞高放．社會主義大詞典﹝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8﹞列寧選集·序言．列寧選集(Ⅰ)﹝M﹞．大連：東北書店，1949．

﹝9﹞張仲實文集：上﹝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3．

﹝10﹞北京圖書館．列寧著作在中國(1919－1992年文獻調研報告)﹝M﹞．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5．

﹝11﹞﹝蘇﹞奧比奇金等．蘇共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概況﹝A﹞．馬列著作編譯資料：第4輯﹝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2﹞張仲實文集：下﹝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3．

﹝13﹞李長春．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寧專題文集》出版座談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09－12－31．

﹝14﹞顧錦屏、陳聰．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編譯工作60年﹝A﹞．俞可平，等．馬克思主義在中國60年﹝C﹞．重慶：重慶出版社，2010．

注釋：

[15] 該處引文見《辭海》(未定稿)，中華書局辭海編輯所1965年4月1版1次，第2555頁。另可見《辭海》1979年版縮印本(部首版)，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年1月1版1次，第1335頁﹔《辭海》1989年版縮印本(部首版)，上海辭書出版社1990年12月1版1次，第1506頁﹔《辭海》1999年版縮印本(部首版)，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年1月1版1次，第1613頁﹔《辭海》2009年版縮印本(音序版)，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4月1版1次，第1155頁。

(作者單位：陝西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