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馬列著作翻譯的特點

抗日戰爭時期，面對新的、復雜的情況，中國共產黨也需要新的理論來指導新的實踐，因此，這一時期翻譯了大量的馬列的著作，從中汲取對中國革命有益的內容，結合中國的實際國情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終贏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本文試從這一時期馬列著作翻譯的特點著手從側面去探討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艱辛過程。

抗戰時期馬列著作翻譯較以往翻譯更為系統和完整

　　抗日戰爭前翻譯馬列著作大都是處於一種自發的狀態，所以翻譯的比較雜亂，但是，抗戰時期的翻譯，由於大部份尤其是解放區的翻譯，大都是在我們黨的領導下翻譯的，所以，較之以往的翻譯，這個時期明顯的較以往的翻譯表現的更為系統。這一時期，從一九三八年開始，許多翻譯家就開始翻譯《馬克思恩格斯叢書》、《列寧選集》、《斯大林選集》等一系列的著作。從這些著作中，我們可以基本上了解到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一生的主要著述及馬列主義學說的基本面貌。在這個時期，《法蘭西內戰》、《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資本論提綱》、《列寧選集》等陸續被翻譯出來，更為全面和系統的將馬列著作介紹到了中國。為使干部和群眾深入系統地學習馬列著作，黨刊黨報還發表了很多闡述和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如《解放周刊》譯載了恩格斯的《卡爾·馬克思》、《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列寧的《馬克思學說的命運》、《紀念恩格斯》等。這些翻譯對宣傳和普及馬克思主義起了很大作用。

抗戰時期馬列著作翻譯較以往翻譯質量更好

　　由於抗戰時期馬列著作的翻譯是在黨的領導下有組織的進行的，所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所翻譯出來的文章的質量也較以往更好。首先就是翻譯的方法科學得當。過去由於各種條件的制約和限制，在馬列著作的翻譯上往往是翻譯者個人單槍匹馬地搞，所以譯文質量等得不到應有的保証。但是在延安時期，翻譯馬列著作是有組織地進行的，例如《馬恩叢書》的編譯工作，就是由解放社組織幾位同志集體翻譯出來的。每位同志的翻譯文字，都經過專人校對。再比如《馬恩叢書》中的《拿破侖第三政變記》一書，就先由柯伯年同志按英文本並對照德文本譯出，再由吳黎平同志按俄文本、英文本並參照德文本校對的，這就大大保証了譯文的質量。其次，翻譯出的著作附有學習參考資料，便於理解與學習，為了使同志們多學到一些東西，書后都附有一些學習參考資料。如：《拿破侖第三政變記》，書后附有《1848-1852年法國大事年分表》，恩格斯的《資本論提綱》，書后附有人名索引。為了幫助讀者學習理解《列寧讀戰爭論筆記》，還翻譯出版了克勞塞茨克的《戰爭論》，書內並附有學習參考資料，這也是延安翻譯出版馬列著作的一大特點。所以在延安翻譯出版的馬列著作是當時最好的中譯本，譯文水平高，書中參考資料多，校對質量好，錯字少，因而影響很大。

抗戰時期馬列著作翻譯的主體在延安，並且是在黨的領導下組織翻譯的

　 黨中央一貫重視馬列主義理論的宣傳和教育工作，1937年七七事變后，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全面爆發了，中國革命的領導中心轉移到了延安，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的翻譯出版中心也隨之移至延安。當時，延安的物質條件十分艱苦，但是黨的出版機構《解放社》等單位，在黨的領導下，仍然翻譯出版了大量的馬列著作，不僅其數量與建國前各個時期相比，更為完整、系統，質量也更好，並且這些馬列著作被多次翻印和再版，大大促進了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影響。抗戰時期，馬列著作翻譯的最重要的特點，就是黨成立專門的研究機構，在黨的領導下，有組織、有系統地開展了翻譯工作。1938年5月5日，在馬克思誕生120周年紀念日，延安成立了馬列學院。馬列學院機構小而精，卻設了編譯部，它的主要任務就是編譯“馬恩叢書”和《列寧選集》。當時黨翻譯的本子主要來自蘇聯，有俄文、英文、德文、法文、日文等版本。1942年毛澤東同志提出要有組織、有計劃並較大規模地翻譯馬列主義經典著作意見。並且在1942年的時候，毛澤東同志就要求具有理論研究能力的同志搞好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編譯、研究工作。這些都促進了馬列著作在當時的翻譯。隨后，在1943年作出了重新校閱當時的馬恩列斯著作的中譯本，提高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的譯文質量的決定，決定還指定了一個翻譯校閱委員會。但因某些事態的發展變化，未能貫徹執行。

抗戰時期馬列著作的翻譯密切聯系中國實際

　　密切聯系中國實際，為解決中國革命中的實際問題而研讀馬列著作，是毛澤東學習研究的基本出發點和根本方法，也是其一大特點。所以當時對馬列著作的選擇翻譯上，也是和當時的革命形勢息息相關的。如當時優先翻譯密切結合當時中國革命斗爭任務的馬列著作。當時，中國正處於抗日戰爭時期，所以首先翻譯出版了馬恩列斯論述殖民地、半殖民地問題及直接論述中國革命問題的著作。例如為了用馬列主義的軍事理論武裝廣大黨員和干部，以便早日奪取抗戰勝利，很注意翻譯和出版革命導師關軍事理論的著述。八路軍抗日戰爭研究會就編譯了一套《抗日戰爭參考叢書》，其中有《馬克思列寧論戰爭與軍隊》、《恩格斯軍事論文選集》和恩格斯的《暴力在歷史上的作用》、《普法戰爭》及《列寧讀戰爭論筆記》等。在這些著作中，闡明了馬克思主義者對戰爭應持的態度及策略等問題。同時延安解放社翻譯並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列寧斯大林第三國際論中國》、《斯大林論中國》及專題文集《論弱小民族》等。這樣完整地編譯革命導師論述中國革命的理論，在我國還是第一次。與此同時，黨的刊物和報紙也翻譯了馬恩列斯論戰爭的著述，如《八路軍軍政雜志》譯載了恩格斯的《論軍隊》、《沖鋒》及列寧的《大家都去同鄧尼金作斗爭》﹔《解放周刊》譯載了列寧的《對開赴前線的斯維爾德洛夫大學學員的演說》等。以上的這些的著作，對我黨的抗戰戰略、策略與方針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武器，具有極大的指導作用，也提高了戰士和群眾的覺悟，鼓舞了他們的斗志，為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后的勝利，乃至中國革命的勝利，都起了很大作用。

抗日戰爭時期馬列著作翻譯中存在的問題

　　盡管抗戰時期的翻譯的質量比以往翻譯的質量更好，但是，限於當時的情況，沒有力量將所有的馬列著作全部翻譯，於是經常存在在翻譯的過程中刪節的情況，導致質量上的一些欠缺。主要原因如下：首先是在刪節的時候造成了翻譯錯誤。馬克思和列寧的很多原文，隻出節本，就需要把刪節之處向讀者交代清楚。但是如果譯者在翻譯馬列著作的時候加以刪節而卻沒有做好具體的聲明，這樣會造成讀者在閱讀的時候出現一些誤會，造成譯文在質量上的欠缺。其次是，在翻譯馬列著作的過程中，摘譯或叫做節譯，即有選擇地譯出一段、一節、一章以應急需。盡管章節、段落譯的比較完全、細致，但卻不能使讀者理解全貌和掌握全文的精神，領會文章的內涵和實質。第三種譯法叫做轉述，這種依法是依據譯者本人的看法、理解程度和自認為“有用”或“無用”，“重要”或“不重要”而用自己的話介紹原文的大意。所以在翻譯馬列著作的時候自然也是斷章取義，更以辭害意。這些翻譯方法都是有許多缺憾的，但是在當年，那些譯文也確曾產生過相當的影響，起過一定的作用，這是不應否認的。

在我們黨內，由於黨的理論水平比較低以及受到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教條主義影響，所以在黨內一直存在著比較嚴重的教條主義現象，單純的強調研究馬克思、恩格斯的具體文章和著作，要求熟練掌握和能夠背誦馬克思主義的結論和詞句。例如：延安時期王明就在報告中多次講過，要熟練地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經典名句，最好背會，到時就可以隨心所欲地應用。熟練掌握馬克思主義，做到精通的程度，這是沒有錯的，但是，如果把這一點強調到過分的地步，忽視理論的立場和方法，這就變成教條主義、假馬克思主義、口頭上的馬克思主義。也就偶爾的出現了一些翻譯的學者在翻譯的過程中不遵照原文，而加入自己感想的現象，從而影響了譯文的質量。

參考文獻：

　 ﹝1﹞林茂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M].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4.

　 ﹝2﹞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1994.

　 ﹝3﹞張積玉，王鉅春.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翻譯家張仲實[M].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作者單位：北方民族大學思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