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的歷史和編輯語言學基礎
德國文化和人文科學的一個特點，是將有影響力的詩人和偉大的思想家的文獻遺產編輯成高質量的版本留給后世。與此同時，其中所應用的科學編輯方法也同樣留給了我們。這種科學編輯方法是由卡爾·拉赫曼（Karl Lachmann）創立的，並經歷了以下著名版本的編輯而最終形成自己的體系：魏默拉納（Weimerana）版的馬丁·路德著作，索菲（Sophie）版的歌德著作，以及弗裡德裡希·白士納（Friedrich Beissner）創新版的弗裡德裡希·荷爾德林（Friedrich Hlderlin）著作。今天，這些版本中蘊含的科學方法作為編輯學或文本學獲得了國際上的認同。
不過，與上面提到的那些偉大作家及其著作相比，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編輯情況則較為復雜：馬克思曾於1866年2月20日給曼徹斯特的恩格斯寫信說，不應該把《資本論》看作政治檄文，而應該看作是“德國科學的輝煌成就”[1]﹔但恩格斯最終還是將他們著作的出版看作是黨的事務，從而將總共10萬多冊的文獻遺產托付給了自己的兩位好友，即正直的黨派政治家奧古斯特·倍倍爾（August Bebel）和愛德華·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
在經歷了漫長的一個世紀之后，馬克思著作的編輯才從政治利益格局中擺脫出來，駛向學術的港灣。朝這個學術方向跨出第一步的是俄國學者梁贊諾夫（David Rjasanov），他的悲慘命運直到蘇聯解體之后才為人們所知。正如今天我們所知道的，梁贊諾夫於1938年1月21日在蘇聯最高軍事法庭僅僅15分鐘的訴訟審判后就被槍決了。
1975年，莫斯科蘇共中央馬列研究院和柏林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馬列研究院開始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MEGA）。盡管這項計劃背負著意識形態的包袱並為政治所利用，但它仍然是馬恩著作編輯走向學術道路的一個裡程碑。
不過，這項編輯計劃在1989年之后才獲得學術化和國際化方面的突破，並實行了以下改革：去意識形態化、去政治化、學術化和國際化。這是一個艱難、痛苦同時也是使MEGA獲得解放的過程。這項改革分多個步驟進行，在編輯方法層面上有：修訂編輯准則﹔擺脫政治管束﹔將這項計劃的規模由164卷縮減到114卷，並且進行數字化創新，將編者的研究工作與排版和印刷技術進行數字化聯接。
在機構和人員方面實行以下重要措施：逐步建立穩固的學術機構﹔將MEGA計劃納入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對科研的長期資助項目中﹔將出版工作由黨的出版社轉交給一家享有盛譽的科學出版社﹔編輯隊伍人員的調整，跨越三大洲的編輯隊伍組成了一個平等合作的國際研究網絡，它取代了不懂學術、等級森嚴的黨組織機構。這個國際研究網絡的核心和協調中心便是柏林—勃蘭登堡科學院的MEGA編輯組。
一、MEGA的編輯語言學基礎
MEGA的編輯語言學基礎是幾代研究者經過理論討論和編輯實踐確立的，其中梁贊諾夫猶如一塊磐石一樣屹立在前面。他起草了具有歷史意義的重要編輯學原則，並由此——正像開始提到的那樣——奠定了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學術編輯傳統。由於希特勒獨裁和20世紀30年代斯大林暴政的加劇，MEGA第一版沒能完成﹔先是在柏林，1933年后在莫斯科一共出版了12卷。盡管如此，它仍然算得上馬恩著作的第一個學術版本。除了對每一個稿本予以完整收錄外——一般以最后一稿為准，還採用當時的編輯技術對手稿和刊印稿中的異文予以列表，並描述文本的成文過程。文本混雜已被禁止：所有文本都遵照原稿以原著語言文字發表，另外對正字法和標點符號也按當時的標准進行通用處理，只是不同於今天的現行標准。梁贊諾夫領導的國際編輯隊伍為編輯馬恩著作做出了出色的貢獻：他們對難以識別的手稿進行了編錄，對匿名或以假名發表的文章進行了作者身份的確認，對個別書信、手稿和摘錄的寫作日期也進行了准確的辨認。
在斯大林死后迎來了一段所謂的政治解凍時期，盡管莫斯科和柏林又重新開始著手梁贊諾夫的編輯計劃，但經過了20年，即經過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各種論爭后，一個新的MEGA即第二版的出版方案才得以實施。柏林和莫斯科的學者受委托制訂MEGA的編輯原則，他們吸納了歌德和布萊希特現代版本中採用的編輯考証方法，並進行了文本學創新，使之為新的MEGA所利用，這也成為一個爭論的焦點。有關文本形成的原則是其中的關鍵：不能再像以前總編輯原則所規定的那樣，人為地去生成一個自以為接近作者意願的文本，而是要對文本的最初草稿到最后定稿這一整個文本形成過程予以刊登。受上述思想原則的指導，MEGA新版即第二版有關馬恩著作的編輯原則便逐漸形成了。它要求完整地收錄馬恩的文稿，其充分理由是：隻有完整地收錄馬恩留下的全部遺著，即他們留下的所有手稿、刊印稿、摘錄和筆記以及第三者寫給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書信，才能避免對馬恩文稿有目的性和傾向性的選擇。因此，MEGA也是第一個完整收錄馬恩遺著的版本——就所留傳下來的和科學上可供利用的而言。這樣除了已知的著作、文章和書信（第一次收錄了第三者給他們的書信），又新收了一系列以前未發表過或者新發現的文章。此外，通過對作者身份的分析，馬克思或恩格斯大量作品的作者身份得以証實或証偽。
MEGA第二版在結構上沿襲了梁贊諾夫按著作類型劃分部類的方法，不過，還特地增加了一個第四部分，以收錄馬恩的摘錄、筆記和旁注。
第二版所有文本都嚴格按照時間順序編排，並按原著語言和原著形式刊登，只是保留了正字法和標點符號﹔這就為研究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語言寶藏、概念世界提供了語言學基礎。未完成的手稿則按照作者留下來的寫作狀態刊登。利用現代編輯方法（理查德·施佩爾在其中起著關鍵作用），對作品最初的思考提綱到最后定稿的全部形成過程予以呈現。在MEGA資料卷中，類似作曲家樂譜的異文表能使人對手稿到刊印稿這一整個作者親歷的文本形成過程產生形象的認識。異文表不僅使我們可以對作品的每一單個稿本進行分析，還可以對文本的整個形成過程進行分析。由此，我們就可能了解到從前所不知道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寫作方式。
在這些創新型的文本學原則得到各方認可的同時，MEGA作為整體工程多年來卻一直飽受爭議。一方面，學術界對柏林、莫斯科、前民主德國科學院和各高校所承擔的出色的編輯考証工作充滿敬意﹔另一方面，如大家所知，MEGA第二版在“展開馬克思列寧主義國際攻勢”這個框架范圍內被賦予了政治功能——今天還能超現實地感受到的那些年裡的宣傳陣勢。一位主要當事人在回顧時評論道，從中產生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信條同科學要求、編輯責任和合理性目的之間的緊張關系”。這段評論也道出了我的感受。每個編者長期承受的這種內心沖突直到1989年之后才得以化解。
1989年和1990年的重大政治變動再次危及到這項計劃，但它同時也開啟了以往未曾認識到的新機遇——這可以用我在開頭提到的概念“學術化”和“國際化”來表述。在學術上和政治上首先爭議的問題是：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和蘇聯終結之后，MEGA工作還能否繼續進行以及是否有必要繼續進行。這裡，存在著三種選擇：中止其事、另起爐灶或者在對已出版各卷和待版各卷進行全面修改和重整之后再將項目繼續下去。
東西歐的學者對兩個失敗的共產主義執政黨過去的這一形象工程實行了全面改革，並且引導它駛向學術港灣，即柏林—勃蘭登堡科學院，這種轉向被許多學者稱作奇跡。
1990年10月，荷蘭皇家科學院國際社會史研究所、弗裡德裡希·艾伯特基金會旗下的馬克思故居與先前的兩個主要出版單位共同發起，在阿姆斯特丹成立了國際馬克思恩格斯基金會。國際馬恩基金會的創辦者立足於科學共同體的團結，由於獲得日本學者史無前例的資助而如虎添翼。國際馬恩基金會擁有MEGA的發行權，自此便以國際合作的方式繼續從事MEGA這一學術版本的編輯出版。
1993年，在哲學家迪特爾·亨利希（Dieter Henrich）的主持下，MEGA接受了一次國際評估，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科學委員會根據學術評估的結果，建議將MEGA編輯計劃納入學院項目。這樣，馬克思著作的考証編輯在它動蕩不安的歷史中第一次找到了自己的學術家園。經過漫長的協商過程，學院出版社終於在1998年11月從卡爾·迪茨出版社手中接過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的出版工作。
1990年國際馬恩基金會成立之際，MEGA已出版了34卷，此后基金會又接著出了24卷。我們在出版數量上定下的目標是：每年至少出版一卷，可能的話出版兩卷，還要通過再版來保障已出卷次的供應。按照這個標准，我們在1998年之后總共新出版了18卷，並對已出的三卷進行了重印，此外，2003—2008年還出版了六卷《馬克思恩格斯年鑒》。
正如馬克斯·韋伯、約瑟夫·熊彼特以及其他經濟學和社會學的經典著作家一樣，馬克思也未能完成自己的經濟學巨著，而只是出版了《資本論》第1卷的幾個版本。《資本論》第2卷和第3卷是由恩格斯從馬克思遺留下來的大量手稿材料中整理編輯出版的，因此《資本論》的真實性至今仍然備受爭議。鑒於這種情況，國際馬恩基金會制訂了以下研究策略和出版戰略：首先完成第二部分（《資本論》及其手稿）的工作。自1998年起，卡爾-埃裡希·福爾格拉夫、雷吉娜·羅特，有時還與日本和俄羅斯的同仁——其中主要有大谷禎之介（東京法政大學）、大村泉（仙台東北大學）和柳德米拉·瓦西娜（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合作，共編輯了五卷（第二部分第11、12、13、14和15卷），這樣第二部分（第4卷第3分冊除外）就基本完成了。莫斯科同事拉裡莎·米斯凱維奇去世后，未編完的這個第4卷第3分冊隻能暫時擱置，這一冊將收錄馬克思為《資本論》第2卷和第3卷撰寫的、以前未發表過的15個手稿，它們將在今年年底與明年年初與讀者見面。有一點往往強調得不夠，那就是MEGA第一次完整地發表了所有馬克思撰寫的手稿和恩格斯的編輯稿以及保存下來的全部刊印稿。第二部分收錄的大部分是首次發表的手稿，主要收錄在第11、12和14卷。保存下來的與《資本論》有關的文稿篇幅龐大，產生於各個不同時期，就篇幅和作用而言也各不相同：除少數為《資本論》多個篇章寫的總手稿和草稿之外，第2冊和第3冊的開頭部分也有多個稿本，還有作者就單個主題寫的手稿以及在收集資料時所做的札記，它們產生於1863—1881年。此外還有編者恩格斯於1883—1894年完成的編輯文稿，也就是為第2冊做的編輯稿以及為第3冊做的幾個不同類型的編輯稿。恩格斯在1885年和1894年出版的第2冊和第3冊的刊印稿分別收錄在 MEGA第二部分第13、15卷。該部分第12卷首次發表了由恩格斯編輯的編輯稿，它在刊印稿與馬克思寫的第2冊手稿之間起著橋梁的作用，是恩格斯經過多重挑選和復雜加工才完成的。第二部分第12、13和15卷的資料部分提供了以前未曾有過的這些文稿與作為該文稿基礎的馬克思原手稿（被編在第二部分第4卷第2和第3分冊以及第二部分第11、14卷中）之間的相互聯系：“文稿出處索引”標明恩格斯為編輯刊印稿所採用的段落取自馬克思的哪個手稿﹔另一個索引匯集了恩格斯重要的內容補充（第二部分第15卷），還有一個索引標明了作為刊印稿藍本的恩格斯的編輯稿與馬克思原手稿之間存在的文本差異（第二部分第12卷），最后，“章節劃分比較”則介紹了各個版本在結構方面的變化。
正如各個卷次的編者以編輯人員特有的字斟句酌的謹慎態度在其評注和相應研究報告中指出的，這些做法為重構《資本論》的成文過程提供了新的可能和渠道。馬克思留下的未完成的著作第一次可以脫離它們的第一闡釋者恩格斯而加以研究，而這一點也許就是關鍵。有關問題諸如馬克思的研究過程是具有連續性還是非連續性，他作品留下的空間是具有開放性還是人們所臆想的完整性，這些都可以作為新的議題。上述新出卷次中編輯考証方面的論據可能會使並最終將使那些竭力想為馬克思尚未終結的研究做一個公正闡釋的嘗試有一個結果。由於這樣的文稿片斷大多數沒有被恩格斯收入刊印稿，而今在MEGA中首次發表了，所以可以進行分析研究了。同時人們還能依據清晰的文本線索從總體上分析恩格斯對文本解讀的影響並借此回答那個爭論了幾十年的問題：恩格斯的刊印稿是否正確地再現了馬克思的思路。
不用事先研究就可以斷言，馬克思的手稿稿本與恩格斯編輯出版的版本之間存在顯著差異。我們的編輯同事指出，馬克思的手稿與恩格斯的表述重心有區別，例如在探討利潤率下降趨勢以及它對資本主義長期發展的影響時，馬克思手稿中的各個算式表明，馬克思在這方面的研究還未最后成形，而恩格斯的刊印稿則對人們起著引導作用並對解讀過程形成強烈干預。恩格斯對計算錯誤的糾正也影響到人們的解讀，這樣，再生產模式不再以馬克思原來的探求方式而是通過恩格斯修訂后的表述方式把擴大再生產視作均衡增長。現在，通過手稿與刊印稿的對比終於可以清晰地看到，《資本論》第3卷中有關資本主義制度崩潰的思想是怎樣通過恩格斯的編輯安排而得到了強化。
上述這幾個例子已經表明，隨著MEGA第二部分的完成（上述未編完的第二部分第4卷第3分冊除外），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研究將獲得一個新的基礎。由於這些卷次的出版，人們展開了對馬克思經濟學重新評價的討論，德語區有諸如米夏埃爾·亨利希（Mechael Heinrich）這樣的闡釋者，在國際上亦是如此，新近出版的《再讀馬克思。考証版帶來的新視角》都傳遞出這方面的信號。
我們在把重點放在完成MEGA《資本論》部分的同時，也加快了編輯第一部分卷次的步伐。隨著我們的同事於爾根·海勒斯（Jürgen Herres）及其忠實協助者理查德·施佩爾（Richard Sperl）、羅斯瑪麗·吉澤（Rosemarie Giese）和德特勒夫·馬爾斯（Detlev Mares）編輯的第一部分第21卷的問世，一項十分艱巨且耗費精力的工作終於圓滿結束。MEGA第一部分第21卷反映了馬克思從1867年9月至1871年3月這段時間在國際工人協會（IAA）中的活動。為了反映這段史實，我們不但發表了馬克思本人的文章以及對它們的當代評述，而且刊載了總委員會的168份會議記錄。馬克思政治上最為活躍的時期除1848—1849年革命外，就當屬國際工人協會（1864—1872年）這段時間了，它被視作馬克思政治生涯的高峰期。19世紀被人描繪成全球化形成的時代，鑒於此，我們理當去關注國際工人協會以及馬克思在國際工人協會中的活動。第21卷的編輯人員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述、文章、發言稿以及草稿置於歐洲反對派運動這一背景之下，從而使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活動與政論活動成為這場運動中交流協商過程和反思過程所固有的組成部分。
我們特別要提到的是，由於蕾娜特·默克爾-梅利斯（Renate Merkel-Melis）（第一部分第30、31卷）和佩爾·柯斯林（Peer Ksling）（第一部分第32卷）這兩位同事對編輯工作的積極參與，第一部分后面幾卷的工作即恩格斯1886年10月—1895年8月的晚期著作才得以編輯出版。我們在工作中一致努力的方向是：一方面厘清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晚期創作階段的著作、發言稿以及他們為再版著作寫的序言和跋的時代背景，另一方面則從今天的認知水平出發，為諸如《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第一部分第30卷）這樣的經典著作撰寫准確、客觀的評注，使其不再受政黨語義的束縛，克勞迪婭·賴歇爾（Claudia Reichel）、 漢諾·斯特勞斯（Hanno Strau）和 克裡斯蒂娜·魏克韋爾特（Christine Wekwerth）幾位同事對這部分的工作做出了重要貢獻。
二、對MEGA書信部分的幾點看法
請允許我對MEGA書信部分談幾點看法：在手寫書信已被互聯網和手機取代的年代，如果還要費盡心思地去進行書信的編輯出版似乎顯得不合時宜。但出版社的清單和報紙上的討論所提供的事實恰恰相反：編者們耗費心力出版的書信的發行量十分巨大，由於受讀者歡迎而一直銷量可觀。我可以舉幾個例子：幾年前祖爾坎普出版社編輯出版了六卷本的瓦爾特·本雅明書信集，與此同時，費舍爾出版社出版了弗蘭茨·卡夫卡1900—1912年的書信。尼採與奧弗爾貝克夫婦之間的通信往來能與讀者見面則要感謝梅茨勒出版社。在魏瑪，赫爾曼·伯勞斯繼任者出版社發表了萊辛寫給新娘埃娃·柯尼希的情書。但值得書信出版業界特別關注的應該是漢勒出版社出版的八卷本的路德維希·凡·貝多芬的通信資料：這部通信集完全根據今天的編輯學標准按原著文形式發表。這種做法在某些方面不一定會讓讀者感到愉快，因為這部通信集無情地暴露了貝多芬在正字法和標點符號方面存在的問題。貝多芬的書寫令今天的讀者覺得不可思議，貝多芬對概念和名稱的寫法很不規范，甚至把自己的名字也寫錯，貝多芬《不朽的情人》中的一段文字便是很好的例証。
最近在書信編輯方面還有一項重大成就，這就是我要向大家推薦的、由柏林建設出版社出版的特奧爾多·馮塔納與妻子埃米莉之間的通信集。從他們的通信中，我們可以欣賞到一幅不同尋常的時代風俗畫，其中有編者所熟知的一個歷史文化細節：為了防止偷盜，馮塔納像恩格斯一樣把一個英鎊券分成兩截，等上半截安全到達之后，他才寄出下半截。我們還可以看到，當時普魯士使館的郵差怎樣走私酸黃瓜，大衣、羊毛和李子醬的售價是多少，以及巧克力面餅是怎樣制作的。尤其令人驚訝的是，在150年前，從柏林發出的郵件不到兩天便可抵達倫敦。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到60年的時間裡與歐洲幾乎所有國家以及美國的2000多人有過通信往來。馬克思和恩格斯流傳下來的通信有14400封，它們在MEGA第三部分中被編輯成35卷。更換出版社之后，主要由莫斯科同事編纂的第三部分共四卷不再把第三者寫給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書信作為特殊部分放在附錄中發表，而是把馬恩寫的書信以及第三者寫給他們的所有信件一起按年代編排。通過把所有通信者的信件按年代順序同等刊載，書信交往的對話性特征才顯現出來。這種編輯方法為讀者提供了許多方便。因為事情從現在起簡單多了，例如可以由此弄清馬克思和他的詩人朋友斐迪南·弗萊裡格拉特有關黨的原則與藝術自治之間緊張關系的整個爭論過程，這場爭論最終導致兩人決裂。[2]
斯蒂芬·茨威格在告別人世之前留下了一封珍貴的書信，這封信在控訴這個苦澀世界的同時，也透露出作者高尚的人格，這是一封充滿藝術氣息的書信。書信這門藝術在茨威格看來似乎走到了盡頭，茨威格認為，報紙、打字機和電話正危及書信這門藝術﹔那麼他將怎樣看待當今的電腦和互聯網呢。我們隻要回顧一下就可以看到，一種媒體不會簡單取代另一種媒體：電視不能消滅電影院，錄音帶無法取代音樂會，而攝影更不會使繪畫遜色，文本和圖像的數據傳輸就更不會讓書籍消失了。就像以前人類通常所經歷的那樣，我們總會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不會因為做一件事就放棄另外一件事，即總會在新的媒介與傳統交流形式之間找到折衷辦法。我之所以抱著這種天真的樂觀態度，是因為從他人的書信中總會窺見一些不為人知的事：就像一個人戴著隱身帽坐在一個陌生的房間裡聆聽房間裡的人在說些什麼﹔談話的人如果知道另有他人在場是決不會說這些話的。因此，我認為沒有人會放棄欣賞書信的興趣。
三、小 結
我們在MEGA第四部分各卷次中發表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摘錄與筆記，以展現他們著作各個新的側面。激發馬克思科學興趣的有著名的學者，但也包括在科學編年史中鮮有記載的作者——這些著作家的原著在今天隻有少數專業人士知道。第四部分第12卷的評論者在《新蘇黎士報》上著文提請人們深思，他認為可以把MEGA第四部分“理解為思想史的一面世紀鏡像。單是那些思想著作以及各類背景的作者就像展示廊一樣給人以豐富的啟迪，而馬克思的求知欲則令人印象深刻。如果考慮到已經出版和正在出版的收錄了馬克思經濟學、哲學、數學、生理學和其他自然科學札記的卷次，便可度量出馬克思在總體思想過程中所做的巨大努力﹔其結果是看到一個以前閱讀中未曾見過的馬克思形象：他是最后一個廣博的學者——這樣的馬克思作為單獨的個體必然受挫於汗牛充棟的材料中”。我們為此出版的第四部分第26卷通過馬克思在地質學、礦物學、農業化學方面的研究將為上述觀點提供新論據。
我現在做一個總結：我們計劃中的114卷現已出版了58卷。預計2011年將完成《資本論》部分，這樣一來，這個項目的重要部分就算完成了。接下來我們首先要完成第一部分即“著作”部分，而這部分的工作重點是那些收錄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著作的未編完的卷次，未來幾年主要編輯第一部分第5卷（《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部分第7卷（大部分是《新萊茵報》時期有關1848年革命的政論文章）、第一部分第16卷（《紐約論壇報》和《美國新百科全書》上發表的政論文章和百科條目）。與此同時，我們還將與莫斯科的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以及哥本哈根、維也納和不來梅的同仁合作，完成書信部分其他卷次的編輯工作。而對於第四部分（摘錄、筆記和旁注）我們將繼續沿用以前的方法：首次發表那些在科學史以及專題方面有著特殊意義的文稿和材料，向讀者展現馬克思著作的各個新的側面。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6頁。
[2] 參見費迪南·弗萊裡格拉特1860年2月28日給馬克思的信，載MEGA第三部分第10卷第320頁。
（作者:德國著名歷史學家，國際馬克思恩格斯基金會秘書長﹔譯校者單位：中央編譯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