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稿的材料性在學術文本編輯中的認識價值和認識界線
——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為例
雖然對流傳下來的文稿的材料特征進行分析和描述早就成為編輯工作的一部分，但是，例如，在涉及對文本的寫作過程的考究時，這項工作主要屬於編輯語言學思考的范圍。而對這個問題的根本的理論概括研究還很少。因此，本文分為一個具有較多理論性的部分和一個實踐的部分，也就是說，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MEGA）中是如何具體地處理編輯學這一分支問題的。此外，理論問題的探究隻涉及19世紀的手稿和刊印稿，而其中又隻涉及至今幾乎沒有人關注的學術文獻和傳播學術的文獻。對古代或中世紀的稿本，更確切地說，對詩歌和藝術作品稿本的研究要更為詳細，它們在這方面的表現力也具有重要得多的編輯意義，與近代的作品有根本的不同。
無論一個版本與作品有多接近，它都必須脫離它所依據的稿本的材料性。每一個版本都形成一個與底稿有區別的自己的事實。通過建構文本的寫作過程，它寫作的那段時光不可能重現，同樣，通過一個歷史考証版，質料上獨一無二的“原稿”本身也不可能獲得。直接接觸原始材料是編者優於版本的使用者的地方。編者個人的處理方式體現了他的行為方式，也決定了他的勞動成果的質量和有用性。
這些自然首先適用於像MEGA這樣以原文為基礎的歷史考証版，像中文版這樣的翻譯版可以以歷史考証版為基礎，不需要照搬這種做法。不過，我的話可以促使大家思考，你們在多大程度上以及以何種方式也能參與進去。對此無疑有幫助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手稿和刊印稿，這樣編者就能經常獲得直接的印象和認識。
一、問題的出發點以及它在編輯中的作用是什麼？
文獻著作產生於作者的大腦。但是，當人們把思想說出來時，它就立刻發生了一些改變。而當它被寫下來時，它的改變就更大。我們大家從自己的工作中都認識到了這一點。不過，設想出來的和想到的東西隻有記錄下來（手稿、刊印稿、打字稿、音像制品和數字制品）才能成為物質的事實，也隻有這樣才能繼續存在，被人們認識和佔有。沒有這些就沒有我們的工作。如果以語言為存在方式的思維過程及其結果沒有記錄下來，或者說它的物化形式沒有流傳下來，編輯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這是編輯學的共識。
因此，人們可能會問，編輯中的材料性為什麼近來成為學術會議和出版物的熱門話題？一個原因可能是，在某些版本中，對材料的收入至今還不夠，也就是說，還沒有把它們的一切認識可能性發掘出來。另一個原因是，雖然它們是編者工作的最重要基礎，但是有關這些材料的信息沒有充分地傳遞給版本的使用者——也許是因為編者小瞧了自己的作用。不過，最重要的原因應該是歷史方面的，即在文字記錄的形式和可能性方面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當前正在繼續迅速發生變化——產生了新的問題需要回答。
數百年來，手稿一直是唯一的記錄方式，后來出現了刊印稿，但是手稿作為個人的記錄方式和刊印稿的草稿繼續具有重要性。19世紀是手稿佔據明顯優勢地位的最后一個世紀。19世紀末期出現了打字機。文學批評家埃德蒙·威爾遜認為，用機器書寫給英國文學造成的損害比其他任何東西都大。也許情況還不至於如此糟糕。但是，手稿和刊印稿之間的根本區別明顯消失了。在作者和他的思想記錄之間出現了一部機器，文字符號的形狀不再具有他個人的特點，個人的筆跡變成了標准化的字頭。把文本加工成音像制品的方法也進一步得到發展，從唱片一直發展到有聲讀物。而更為深刻的變化是計算機、數字錄入方式、資料庫、光盤、數據庫、互聯網、多媒體等帶來的，人們幾乎總是把這種變化與印刷術的發明相提並論。電子媒體技術幾乎無所不能。數字化現象確實是一個根本的變化，但是還不能把它們與文字產生所帶來的進步相提並論。文字一如既往還是基礎。改變了的材料形式，其各種各樣至今還無法預料的新的可能性以及隨之而來的損失，或者說必然的刪減，對編輯的理論和實踐來說，實際上還需要徹底的思考和總結。
有形記錄被稱為文稿不是出於偶然，而是非常貼切的。編者能夠從文稿中得到的基本的東西，就是在其中記錄下來的文本。此外，編者還能夠並且應該從這些材料中取得更多的信息和認識，但它們始終都應該服務於編輯學的主要任務——文本的發掘、考証和介紹，必須是對它們的補充，無論如何都不能與它們相脫離。[1]也就是說，這裡涉及的是對材料的物質特征進行詳細分析，目的是獲得有關文本的寫作時間和寫作情況、寫作條件、文本的寫作過程、各個寫作階段、不同記錄之間的聯系或順序、與他人的合作和他人的影響、出版過程和流傳過程等方面的新信息，深化或証實已有的認識。在此過程中獲得的認識也許是相當有價值的，但是也有局限性，有時是模糊的，光考慮它們本身，例如，不充分思考文本的內容及歷史背景，完全有可能得出錯誤的結論。因此，外部物質特征對編輯的重要性無論如何都不應低估，但也不應高估甚至孤立地看待。
材料的獨特性和表現力也一直都在發生歷史的改變。手稿普遍所具有的個性，使中世紀和近代早期的刊印稿如此引人入勝、能夠提供如此豐富的信息的東西，隨著打字機、現代印刷術以及數字技術的出現而越來越形式化和標准化。如果一個本世紀末的出版者想出版一位當代作家的作品，而這位當代作家完全用計算機寫作，其交流主要通過電話、手機或電子郵件進行，那麼這位出版者還能從材料中找到什麼呢？有一點應該是可以肯定的：那些對寫作過程的具體認識，那些能夠証實獨特見解的信件，這些在18世紀和19世紀作者那裡存在的東西，他是再也無法利用了。我們作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編撰者，盡管工作非常辛苦，但無論如何都應該感到幸運的是，我們的作者屬於19世紀這個最后的偉大的手稿世紀。手稿所具有的物質上的真實性和獨一無二性是其他任何文稿所無法比擬的，這是一種越來越具歷史文化震撼力的歷史資料。
在當前的討論中，人們的關注點更多地放在刊印稿上，其中涉及作者對自己著作的刊印稿的外觀的大量看法。[2]刊印稿的裝幀在藝術領域的地位——所引用的例子全部來自這一領域——比在學術文獻和一般“參考書”中的地位要重要得多，在學術文獻和一般“參考書”中，裝幀大都非常簡單。詩人顯然想對自己作品的印刷形式和全部裝幀施加更加深入的影響，也常常頗有收獲，因此這樣的裝幀對編輯來說也是有意義的，而這一切在學術領域和新聞出版領域很少見，可以說成了一個例外。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那裡這一切幾乎完全不存在，這是為什麼？
1.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隻以手稿形式保存下來的部分，也就是說，他們生前沒有付印的部分，比例非常大。能找到一個願意接受自己著作的出版者，或者一個可以支付得起的印刷工，他們就十分高興了，哪還會對印刷工藝、版面設計、封皮甚至插圖提特殊的要求呢。他們對刊印稿所發表的意見很少，針對的幾乎都不是自己已出版著作的外觀，而幾乎全是排印的質量。如果其中存在毫無根據的文字竄改或嚴重的印刷錯誤，他們就會非常惱怒。參與其中的除了出版者之外，還有編輯、排字工、校對工，甚至審查官。[3]他們生前出版的著作的少數幾個單行本通常都沒有引人注目的裝幀。一個少有的例外就是《資本論》的法文版，這個版本全部都有昂貴而精美的裝幀。雖然無法直接証明作者也對這樣的裝幀施加了影響，但MEGA還是對此進行了相應的說明，附了插圖。[4]
我們可以斷定，一般來說，版本本身沒有同一版本中作者所擁有的那些樣書透露的信息多。在這些樣書中有很多與寫作過程有關的修改或補充，就像從《資本論》第1卷法文版中拍攝下來的那幾頁所表明的那樣。在這部著作的德文第二版的一本樣書中，同樣有很多頁記有為第三版而做的札記。[5]《哲學的貧困》第一版的一本樣書中也有同樣的記錄。我們的日本同事用在日本保存的贈書出版了一個精美的彩色影印本。
在作者利用過的原始資料及作者的研究過程方面，馬克思的藏書中大量其他作者的著作也很有意義，他在這些著作中做了大量的邊注。[6]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亨利·歐文的《印度花園》一書。馬克思在這本書裡用六種不同顏色的鉛筆做了大量的旁注和勾畫。
2.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論文章大都在報刊雜志上發表過，其中包括發表在12個國家的130多個期刊上的2000多篇文章。[7]在版式方面，每個機構都有自己的固定標准，沒有為作者個人的願望留有余地。換言之，當作者本人就是一個出版機構的出版人時，就可以因此自己制訂該機構的條條框框。在馬克思那裡，主要是1848和1849這兩個革命年代出版的《新萊茵報》屬這種情況。但是，即使是在這裡，也可以斷定，沒有落入時代俗套的是其內容，而不是其外觀。審美實驗沒有任何空間，因為手段和可能性都很少，每天都必須出版一號來報導最新的消息。盡管如此，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正在編輯的那幾卷裡也會介紹該報外觀上的重要特點。不過，對於MEGA的一個特別復雜的問題，即考証在該報刊印的文章中，哪些出自馬克思的手筆，哪些出自恩格斯的手筆，哪些出自二人共同的手筆，這些外觀特征幾乎不能提供更多幫助。至於在少數幾號裡表現出的特殊氛圍，將用插圖來介紹，如該報被查封后出版的、全部用紅字印刷的、刊有斐迪南·弗萊裡格拉特那篇著名的告別語的最后一號。
3. 刊印稿的外觀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意義不大，也與他們著作的創作年代書報業的普遍發展狀況有關。[8]高速印刷機和新的造紙術的發明使書籍成為一種廉價的大眾商品。但是，與18世紀和19世紀之交的裝幀文化及精美出版物相比，這時書籍的外觀已大為遜色。不過，這種發展特別契合我們的作者要求快速、大量、有效地傳播自己的政治著作的意圖和願望。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印刷質量甚至在一般水平之下，因為最低印刷成本一直起決定作用，工人組織所使用的印刷所的技術和印刷設備很不盡如人意。人們隻需想象一下設備簡陋的倫敦流亡者印刷所，《共產黨宣言》就是在那裡問世的。甚至到了晚年，他們著作的出版在印刷工藝和裝幀方面也是極其朴素實用的。盡管如此，仍然可以說，書籍是語言、圖畫、圖表和物質要素組成的成分復雜的總體。印刷工藝和裝幀藝術的發展在文獻史中是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印刷業是文獻的重要支撐，對此我們應該予以關注，不應該遺忘。
二、MEGA是如何利用文稿所提供的素材的？
編者通過直接深入地接觸原稿所獲得的信息和認識，是他們從某種代用媒介或原稿的某種編輯轉化版中得不到或再也得不到的。這對MEGA的編者來說意義尤其重大，因為過去所有的大型版本，不管是20世紀20年代沒有出全的MEGA第一版，還是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40卷的德文版（MEW），全都是依據手稿的復制件編纂而成。[9]而現在通過直接接觸保存下來的手寫的原稿，我們的文本考証工作有了一個無與倫比的全新基礎，其成果也具有了過去所達不到的准確性。馬恩著作在過去那個世紀裡的傳播及作用是多種多樣的、廣泛的、性質不同的，對文本的處理是矛盾的，在經歷了這一切之后，隻有歷史考証性的編輯方法才有可能讓它重獲可靠的基礎。因此，審慎地處理原稿，嚴格地依據原稿，讓讀者全面地了解這些原始的認識資料和取舍的根據，過去是、今后也仍將是一種長期的責任。所採取的方式很多：
1. 在題注也就是所發表文章的寫作和流傳情況說明中，詳細介紹文稿的狀態和特征，主要涉及作者、寫作時間、寫作過程等問題，如果是出版物，還要說明出版社和編輯的影響，出版過程以及作者生前的傳播情況和接受情況。這樣，編者通過與原始資料的親密接觸而做出的取舍和得出的結論就是有根據的、可以理解的。
2. 詳細的文稿描述是每一篇題注的固定組成部分，常常多達幾頁的篇幅。由於前述理由，對刊印稿的描述基本上都比較簡短，通常隻介紹與編輯有關的情況。隻要刊印稿的外觀受到作者的影響或作者對此有評價，與某些著作的流傳史有關或在作者生前對公眾的反應產生了明顯的影響，就應該也包括進來。馬克思恩格斯身后被接受的情況，主要在該版本的研究性附刊，如《馬克思恩格斯年鑒》或《馬克思恩格斯研究文集》中加以探討。
3. 為了使讀者了解文稿的詳細情況，將在注釋中對此進行介紹。甚至在作者異文表和編者校勘表中，也不缺乏相應的說明，如關於作者修改正文的方式或位置，無法辨認或難以破解的段落，稿紙破損而造成的文本缺失。
4. 即使是最認真仔細和清楚明白的描述也不能和親眼目睹對象相提並論，因此MEGA各卷都插入了大量的圖片，主要是關於手稿頁面的圖片，不過也有關於報紙頁面以及作者審閱過的刊印稿的扉頁等等的圖片。隨著出版工作的向前推進，插圖越來越被人們認為是必要的和有用的。現在每一卷一般都有30—40幅插圖。如果整部手稿有特殊的標志，通過翻印不能完全再現出來，那麼就將手稿全部影印。如《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0]中分為三欄的那部分手稿。又如，為《資本論》第1卷德文第二版所寫的《價值形式》手稿，54頁的正文有300頁的異文。[11]
對於MEGA即將出版的馬恩生前沒有付印的未完成著作《德意志意識形態》，本來還想採取一個舉措，即對於所發表的費爾巴哈那一章的正文及其展示性的異文資料，將附上一張我們的日本同事制作的光盤，裡面是對相關手稿的復制及描述性解釋，感興趣的使用者可以查証和一步一步地了解異文表對文本寫作過程的展示。此外，本來還想不附加符號，隻用顏色的突現來表示刪減或添加的文字。[12]這一數字版還可以通過鏈接與已發表的正文相聯。遺憾的是，我們的日本同事所提供的結果並不符合上述約定，因此不可能以這種形式收入MEGA第一部分第5卷。
在這一馬克思恩格斯共同著作的手稿中，特別重要的是，手稿中一頁一頁精確地記錄著這兩位作者各自的文字。我們在左欄讀到的是恩格斯所寫的文字，在右欄——不過不僅僅在右欄——是馬克思的補充和修改，然后是恩格斯在語言上所作的部分調整。有的地方出現第三人的手筆（如約瑟夫·魏德邁），因此這些地方也應該列入異文表，並用作者的縮寫符號標示。
講到這裡還應該提到的是，MEGA在1990年之后出版的所有卷次都有數字版，在此之前出版的卷次同樣將逐漸補上數字版，從第二部分各卷——《資本論》及其手稿——開始。同時，重要著作在出版的同時也將放上互聯網。各方都在努力讓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同樣可以在網絡上使用，這是值得歡迎的，但是這項工作應該時時刻刻認真負責、小心謹慎地進行，這方面的遺憾並不少見，如，有時以已經過時的版本為依據，沒有對掃描的文本進行徹底的校對，出現的刪減或錯合就相當於對文本的竄改。這方面的一個可怕的例子就是谷歌的書籍搜索引擎所提供的馬克思《資本論》的英文版。
三、關於學術文本編輯工作的幾點思考
最后，我還想從上述關於一個具體版本的論述中引申出幾點一般性的思考：
1. 手稿就像印刷品一樣在編輯工作中應該佔據一個特殊的地位，對此無疑已有共識。非常詳細的考察常常是值得的。但是，隨著新的手稿翻印技術的出現，我們可以把它說成是一個新時代的開端嗎？編輯學在從事自己最本真的工作，即對有待發掘的文本的歷史表現形式進行匯編時，完全可以為鄰近學科，如文化學、裝幀學或傳媒學，提供有價值的材料，但是，決不能因此而額外承擔其他領域的任務。突破學科界限，深化交流，同時以明確劃分各自的任務范圍和研究目標為前提。在更多地收納刊印稿的表現形式方面應該做到，編輯的重點始終是那些可能受到作者影響的刊印稿的外觀。
2. 考証版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學術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礎。盡管如此，我們發現，近來研究機構和出版社對於規模大、花銷大的出版計劃，無論是有待啟動的新版本還是已接近出版尾聲的版本，所存疑慮都越來越大，成本和時間的因素越來越突出。但重要的是，應在學術完整性與高效性即以最佳方式對必不可少的質量參數予以充分重視的努力之間保持一個穩定的平衡。因此不是要把標杆設得越來越高，把越來越多新的題外話包括進來，而是要把精力放在一個版本所需要的和實際有用的東西上。文本的質量水平作為一個版本的“后勁”必須保持不變，而對於資料卷，則應該注意通過嚴格分類來給它瘦身而不是讓它增肥。即使在MEGA中，包括索引在內的注釋近年來也增加到差不多是正文的兩倍。這一點無疑也與數字媒體所帶來的研究可能性有關，每個編者都太想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包括進來了。結論反而應該是：因為有那麼多的東西隨時隨地都可以快速而方便地獲得，所以對於好些過去編入資料卷的資料將來最好放棄。編輯和注釋的深度原則上應該取決於主題、語篇類型以及目標受眾。此外，每個版本都應該體現出自己的特色。
3. 編輯是提供服務。編輯首先必須考慮使用者——常常只是潛在的——的需要，而要較少考慮編者自己的需要。兩者之間顯然存在著某種差距，而出版者常常把它歸咎於“讀者在使用歷史考証版這種表現形式時的無知和不熟練”[13]。但是，編者也必須捫心自問，他們對文本及其寫作過程的介紹在多大程度上對大多數使用者來說是有用的、易懂的、清楚明白的，是否不恰當地加重了他們的負擔。[14]因此對於時髦的影印版也應該批判地看待。據說它們代表了新的標准，並宣告存在至今的編輯方式，即對經過徹底考証的、為方便使用者而整理的文本進行取舍，是落后的和過時的。編者們一代又一代終其一生為文本考証、取舍和展示寫作過程的方法而殫精竭慮，現在終於發現了點金石——影印。影印品讓作者的艱苦工作變得清晰可見，據說能讓使用者了解作者的思維過程，了解文本的思想內容，但實際上是阻礙了這一目標的實現。把編輯局限於純粹的文獻資料匯編，意味著放棄了編者創造性的介紹和發掘文本的作用，把他們以專業知識和專業經驗為前提的工作轉加給准備和訓練都不足的讀者。一個例子是：《資本論》第2卷和第3卷都是恩格斯對馬克思留下的工作稿和草稿進行編輯整理后出版的，過去也隻有以這種形式為人所知。但是人們越來越希望能夠研究馬克思本人的手稿。MEGA首次發表了這些手稿[15]，以滿足人們的願望。但是這幾卷的正文超過2000頁，此外還收錄了數百頁多層次的、在手稿裡彼此重疊糾纏的異文，這一切都經過了多年非常艱苦的編輯整理。人們可以隻看影印稿，從簡單的轉錄中獲取更多的材料，但是這樣的版本對每一個沒有能力也不應指望其有這種能力的使用者來說就成為挑戰。手稿的影印版作為書籍版的補充和豐富無疑在某些感興趣的人那裡是大受歡迎的，但是它們永遠也不可能取代已証明是有效的文本考証的編輯方式，也不可能讓這種編輯方式成為多余。
因此可以得出的結論是：久經考驗的、扎實的學術考証性編輯工作可以也應該充分利用現代技術。兩者相結合，使工作方法更有效，成果質量更高。但是，使用現代技術不應上升為目的本身，也不應被視為靈丹妙藥，因為無論是印刷版、影印版還是數字版，光從其本身來說，並不能使成果具備應有的和公認的質量，也不能使它更加實用。[16]同時這意味著，傳統的書本將繼續存在，影印版和數字化編輯方式不會取而代之，在一些重要的情況下，它們是對書本的補充和豐富。這樣說來，可以看到，編輯學以及MEGA的繼續出版前景十分樂觀。
注釋：
[1] Vgl. Rüdiger Nutt-Kofoth:Editionsphilologie als Mediengeschichte. In:editio 20/2006,S.23.
[2] Vgl. Bodo Plachta: mehr als Buchgestaltung-editorische Anmerkungen zu Ausstattungselementen des Buches. In:editio 21/2007,S.139.
[3] 單行本，如《神聖家族》（1845）值得提一下，為了逃避預審，這部著作通過對正文使用大號字和稀鬆的版面設計而增大到超過20個印張。可見，書籍的外觀也有利於進步思想的傳播。參見上面提到的普拉赫塔的那篇文章第144—146頁。
[4] 參看MEGA第2版第二部分第7卷第3、5、17、273、489、701、737—755頁。
[5] 參看MEGA第2版第二部分第8卷第39、47、59、65—67、421、551、581、671頁。
[6] Siehe Die Bibliotheken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Annotiertes Verzeichnis des ermittelten Bestandes (MEGA2 IV/32). -Richard Sperl: Die Marginalien in den Büchern aus dem persnlichen Bibliotheken
von Marx und Engels: ihr Stellenwert für biographische und wissenschaftsgeschichtliche Forschungen-Mglichkeiten und Grenzen ihrer Edition. In:editio 9/1995,S.141-168.
[7] Siehe Richard Sperl: Probleme der Autorschaft，Autorisation und Authentizitt bei der historisch-kritischen Edition der publizistische Texte von Marx und Engels. In:editio 16/2002,S. 86-104，hier S.86，87.
[8] Vgl. Plachta (Anm. 2), S. 136, 137.
[9] Siehe Richard Sperl: Marx-Engels-Editionen. In: Editionen zu deutschsprachigen Autoren als Spiegel der Editionsgeschichte. Tübingen 2005, S. 329-360. (Bausteine zur Geschichte der Edition. Bd. 2.)
[10] 參看MEGA第2版第1部分第2卷第711—739頁。
[11] 參看MEGA第2版第2部分第6卷，正文，第1—54頁﹔異文表，第795—1098頁﹔影印，第753—788頁。
[12] 文本的修改（補充、刪減、替代、換位）原則上可以簡化為兩種基本形式——文本要素的“淡出”或“淡入”。
[13] Bodo Plachta: Zensur und Textgenese. In:editio 13/1999，S.44.
[14] Siehe Rüdiger Nutt-Kofoth: Schreiben und Lesen. Für eine produktions- und rezeptionsorientierte Prsentation des Werktextes in der Edition. In: Texte und Edition. Positionen und Perspektiven.Berlin 2000，
S.165-202.
[15] 參看MEGA第2版第二部分第11、12、14卷以及第4卷第3分冊（將於2012年出版）。
[16] 對《萊奧波德·馮·蘭克書信全集》第1卷影印版或尼採著作影印版的批判性反應証實了這一點。
（作者:德國著名編輯學家，國際馬克思恩格斯基金會編委會和學術鑒定委員會成員﹔譯者單位：中央編譯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