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執信對馬克思主義著述的翻譯和傳播

朱執信(1885—1920)，原名大符，生於廣東番禺今（廣州)。1906年1月、4月，朱執信以筆名“蟄伸”在《民報》第2、3號上連載了《德意志革命家小傳》、《德意志革命家列傳》，其中介紹了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生平、《共產黨宣言》的主要內容、《資本論》關於剩余價值的學說以及拉薩爾、倍倍爾的活動。這是我國近現代史上首次比較全面介紹馬克思主義著述的文章。毛澤東曾經這樣評價，“朱執信是國民黨員。這樣看來，講馬克思主義倒還是國民黨在先。”

一、對馬克思的生平介紹

在《德意志革命家小傳》（第3號上改為《德意志革命家列傳》）中，朱執信翻譯了《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對馬克思的生平事跡進行了介紹，同時就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資本和剩余價值理論進行了論述。

《德意志革命家小傳》緒言部分介紹了譯介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列傳的初衷。朱執信指出，在德意志“社會主義學者於德獨昌，於政治上有大勢力，而他政黨乃卻顧失勢仰其援焉。”^[2-1]大量社會問題的存在，是馬克思主義學說創立的時代背景。在這一時期，社會黨在德國的發展非常迅速，“於德意志自一八七八年至一八九零年之間，社會黨壓抑之令盛行，然而社會黨乃潛滋暗長，比較於前后，社會黨之發達為最速之日。”^[2-1]朱執信對社會黨在德國革命發展所起重要作用是持贊賞態度的，他提出，“社會的運動，以德意志為最，其成敗之跡足為鑒者多。而其功，實馬爾克、拉薩爾、必卑爾（倍倍爾）為尸之。故不揣顓蒙，欲紹介之於我同胞。”

“甲馬爾克（Marx）”譯介了馬克思的生平和思想傾向，馬克思與恩格斯、盧格等人的友誼。盧梭在馬克思的思想形成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馬克思雖然學習法律專業，但是對歷史和哲學具有濃厚的興趣。馬克思博士畢業后，“從事日報之業，是一八四二年，馬爾克既為主筆，始讀社會主義之書而悅之。其所為文，風動一時，當世人士以不知馬爾克之名為恥。”^[2-2]馬克思研究了各類社會主義思想，並且寫作了一系列社會主義傾向的文章，用朱執信的話來說，馬克思的思想“轟動一時”、“無人不知”。

　　萊茵報時期，馬克思與盧格相識，組建了《德法年鑒》這一刊物，兩人成為並肩戰斗的戰友。馬克思也正是在這一時期與恩格斯相遇相識，馬克思與恩格斯的交往，奠定了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的伙伴關系。“馬爾克(馬克思)既去法，嫣及爾(恩格斯)亦從之北游，因相與播其學說於比律悉(比利時)之日報間，言共產主義者群宗之。萬國共產同盟會(共產主義者同盟)遂使草檄，布諸世，是為《共產主義宣言》(即《共產黨宣言》)。”^[2-3]朱執信介紹了《共產黨宣言》第一、二、四章的基本內容。他認為，《共產黨宣言》的發表，標志著科學社會主義的誕生，它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指明了方向。

二、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社會主義

朱執信在《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中，為各社會黨的社會主義傾向作解釋，“學說既衍而漸廣，徒黨亦日盛，則欲為不利焉者愈多，勢不能不有所倚恃。30年來，社會革命家時有干謁卿相，與堅相接納者，是非誠心與之，其策略有不得不然者。”^[2-4]但他認為，以《共產黨宣言》為標志的馬克思主義與以往的各種社會主義存在著明顯區別，“前乎馬爾克言社會主義而攻擊資本者，亦大有人，然能言其毒害之所由來，與謀所以去之之道何自者，蓋未有聞也。”^[2-3]以往的各種所謂的社會主義以及后來出現的形形色色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病都進行過抨擊，但是對於怎樣改變這種狀況，卻沒有找到一條可行的途徑。朱執信指出，“固空言無所裨。其既也，資本家因訕笑之，以為烏托邦固空想。未可得蘄至也。是亦社會革命家自為計未審之過也。夫馬爾克之為《共產主義宣言》也，異於是。”

《共產黨宣言》是對以往各種社會主義的超越，它並不是“空想”、“烏托邦”式的，而有著實實在在的實施綱領和實現途徑。《共產黨宣言》出版后在世界引起了不同尋常的反響，《共產黨宣言》“既頒布，家戶誦之，而其所惠於法國者尤深，時際法國革命”^[2-5]。朱執信強調，《共產黨宣言》受到一切無產者的擁護和尊從，共產主義者同盟把《共產黨宣言》“奉以金科玉律”，“故頌美馬爾克（馬克思）”^[2-5]。《共產黨宣言》的誕生，推動了共產主義運動風起雲涌的發展。《論社會革命當與政治革命並行》一文中，朱執信進一步指出，“自馬爾克以來，學說皆變，漸趨實行，世稱科學的社會主義（Scientific Socialism），學者大率無致絕對非難，論者獨未之知耳。”^[2-6]朱執信首次在中國提出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概念，他把馬克思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聯系起來，進一步將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與空想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以及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區別開來，為正確區分馬克思主義與其他各種社會主義流派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3]。

三、階級和階級斗爭

朱執信對《共產黨宣言》的翻譯，一個重要的內容是對階級和階級斗爭的理解。朱執信認為，階級和階級斗爭是客觀存在的，階級斗爭是推動人類社會向前發展的歷史動力。“關於馬爾克之意，以為階級爭斗，自歷史來，其勝若敗，必有所基。……故其宣言曰：‘自草昧混沌而降，至於吾今有生，所謂史者，何一非階級爭斗之陳跡乎？”^[2-3]這一點，與《宣言》中所說的“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是完全一致的，正是階級、階級斗爭推動了社會、歷史的變更和發展。具體到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和階級斗爭，朱執信提出，其根源在於資本和資本家的實質—即建立於對勞動者的剝削之上，“馬爾克以為：資本家者，掠奪者也。其行，盜賊也。其所得者，一出於浚削勞動者以自肥爾”^[2-7]，社會財富源於勞動者的勞動，資本家則通過掠奪勞動來獲得財富和資本。隻有勞動才能創造價值，隻有勞動者才有享有世間財產之權利。資產階級是依靠剝削勞動者致富的，資本主義社會的雇佣制度和剝削，導致了勞動階級的貧困化。

朱執信指出，《資本論》是馬克思主義的集大成，“而其學理上之論議尤為世所宗者，則《資本史》及《資本論》也。”^[2-7]他通過譯介《資本論》關於雇佣勞動的一個例子來說明資本主義社會剩余價值的實質，“譬有人日勤十二小時，而其六小時之勞動已足以增物之價，如其所受之佣錢，余六小時者直無報而程功者也。反而觀之，則資本家僅以結果所增價之一部還與勞動者，而干沒其余，標之曰利潤，株主(即股東)輩分有之，是非實自勞動者所有中掠奪得之者耶”^[2-8]？通過經濟學的簡單計算，資本主義社會的雇佣勞動和剩余價值理論躍然紙上，這也正是資本主義社會階級斗爭尖銳性的矛盾症結所在。正因為此，“馬爾克此論，為社會學者所共尊，至今不衰”^[2-8]。

《共產黨宣言》關於經濟、社會的十條具體措施，旨在通過改變資本主義社會的所有制形式來解決階級和階級沖突，這反映了朱執信認同馬克思所說的變革生產關系是從根源上解決階級斗爭的關鍵。正如朱執信在《恢復秩序與創造秩序》一文所說，“現在這個階級戰爭的狀況，資本制度也不能長久了，還有別種秩序要起來了。”^[4-1]通過分析階級斗爭產生、發展的原因、內容和形式，朱執信提出，階級斗爭是改變社會制度的手段，應該通過革命的方式來實現所有制基礎的改變。

四、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

怎樣消除階級和階級斗爭，在馬克思那裡是通過革命來獲得社會和人民的解放。朱執信認為，中國社會必須通過資產階級革命，推翻封建社會，建立民主共和國。朱執信非常重視革命武裝的作用，他公開宣稱被壓迫階級應該通過斗爭去奪取政權，並認為革命必須要有自己的武裝。“馬爾克又以為當時學者畏葸退縮，且前且卻，遂駕空論而遠實行，宜其目的之無從達也。苟悉力以從事焉，則共產之事易易耳。”^[2-9]正如《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那樣，“共產黨人是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隻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在朱執信那裡，這句話被譯為“故其宣言又曰：‘凡共產主義學者，知隱其目的與意思之爭，為不衷而可恥。公言其去社會上一切不平組織而更新之行為，則其目的，自不久達。”^[2-9]朱執信對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革命的思想是非常認同的，他認為應該通過革命打破社會中的階級對立，消除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

朱執信對革命的具體形式進行了分類。他提出，中國的革命應分為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兩類，其中“社會革命者，於廣義則凡社會上組織為急激生大變動皆可言之。故政治革命，亦可謂社會革命之一種。今所言者，社會經濟組織上之革命而已，故可謂之狹義的社會革命。”^[2-10]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概念上是一致的，兩者應該並行，這也是朱執信在《德意志革命家小傳》中批評德國社會黨的緣由所在。朱執信指出，掌握國家政權是從事“社會革命”的前提條件，他主張“政治革命”成功后緊接著從事“社會革命”。他說道:“然決不能無為政治革命而徑行之(即‘社會革命’)。何則？行之必借政治上權力，而非有政治革命，平民不能握此權。然則言社會革命，當與政治革命並行。當然者也。”^[2-11]中國應先進行“政治革命”，然后憑借政權緊接著從事“社會革命”。朱執信對中國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形成的原因、形式，兩者並行的效果都進行了詳盡分析，這為中國革命運動的蓬勃發展提供了理論支持。

五、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力量

中國的革命運動依靠誰？朱執信認為，必須依靠人民群眾，特別是依靠工農，才能取得革命的勝利。人民群眾的力量是最強大的，他通過古今中外國家、地區力量的對比得出，“如何是實力？今之所謂實力者，不過佣兵據地之謂。……國家之中最有力者為人民。人民所歸向者，始謂之實力。若今之所謂有實力者，皆前人所指，無疾將死者也，何實力之足言。”^[4-2]俄國的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取得成功,“非武力，亦非金錢，乃有主義之人民意志也，即所謂民意也。”^[2-12]金錢和武力雖然可畏，但最終決定戰爭、革命勝負的還是在於民意。

　　與社會革命、政治革命的區分相對應，朱執信把革命的主體分別稱為“細民”、“平民”。“凡政治革命之主體為平民，其客體為政府（廣義）﹔社會革命之主體為細民，其客體為豪右。平民、政府之義，今既為眾所喻，而豪右、細民者，則以譯歐文Bourgeois，Prole-tarians之二字，其用間有與中國文義殊者，不可不知也。”^[2-13]朱執信指出，“細民”在日本被譯為平民，或是勞動階級。在中國，“細民”古義稱為力役自養之人。從朱執信所翻譯的Proletarian一詞來看，其實就是我們通常意義上所說的無產階級或是勞動階級。革命離不開人民大眾，政治革命的主體是“平民”，社會革命的主體是“細民”，他們才是革命運動的“力之本體”，而革命家只是革命的“鼓吹者，不過興發其力，而非力之本體。”“革命是平民推翻政府的戰爭，今后革命，固不純恃會黨，顧其力亦必不出於豪右，而出於細民，可予言者也。”

朱執信進而指出，革命不能僅僅是群眾的自發行為，隻有當人民群眾認識到革命的重要性，並使革命內化為自覺行為，革命才能繼續，才能取得成功。“政治之改良，實恃人民之認政治為一己之事，乃能進而不止，非吾人之力能使然也。”^[2-15]因而，作為革命的指導者，當務之急應是致力於促進人民的覺醒，讓人民認識到革命是“一己之事”，促使其形成共同的國民心理和責任感。五四運動后，朱執信看到人民群眾在革命中的巨大力量，他認為，中國革命中工人的力量是一天天增加，離開了農工的幫助，是形不成真正的力量。人民反對北洋軍閥政府的斗爭、反帝愛國運動、勞動階級反對資本家的斗爭等一系列革命運動，不是任何革命家所左右的，革命家沒有那麼大的力量。對於革命黨人來說，必須重視人民群眾的歷史力量，和人民並肩戰斗。

六、對列寧和十月革命的認識

在中國共產黨誕生以前，朱執信是資產階級革命派中對蘇俄了解較多的研究者。他向往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和新生的蘇維埃國家，贊揚列寧的“布爾什維克精神”是“為社會主義犧牲的精神”，認為必須有這種精神，“才可以做一個革命事業”^[4-3]。為了更好地研究蘇維埃和共產主義，根據孫中山的指示，他還准備到蘇俄去學習。

圍繞怎樣使中國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這一問題，朱執信提出了“理想地區”、“理想軍隊”的改造方案。他特別考察了蘇聯的軍隊建設，提出要建立一種新型的勞動軍。他深切地感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對蘇俄軍隊的指導作用，他從十月革命中得出“主義”能所產生的無比力量。“沒有主義的兵，和有主義的兵戰斗的力量，相差得太遠。”^[4-4]蘇俄軍隊之所以能夠戰無不勝，在於訓練時，“主義”的訓練和軍事知識是並重的。朱執信認為，一定要從兵隊的日常生活出發，讓“主義”成為軍隊自己的覺悟，這樣的“主義”才是最能讓人動心的。

朱執信十分重視俄國革命的經驗，他把既是“防衛主義的武裝”，又是“共同經濟建設的先鋒”的“赤衛隊”，看作可供效法的楷模。他指出，這種新型的軍隊在主義的指導下，必須軍工結合、寓兵於工。“我以為隻有把寓兵於匪的制度，改做寓兵於工，就是創造一種勞動軍。這個勞動軍，就是俄國最新的勞動軍一樣，拿戰時殺人的軍隊，變做平時生產的大力量。”^[4-5]這種軍隊，一面是防衛的武力，一面是經濟建設的先鋒、生活的保障，可戰可工，有利於兵士戰時、平時身份的轉換。更可貴的是，朱執信把蘇聯年6月、8月發表於《建設》雜志上的勞動軍法典翻譯出來，並以此為對照，証實其所構想的以“寓兵於工”的理想軍隊是切實可行的，而不是空想。

雖然朱執信在譯介、傳播馬克思主義過程中，存在著階級局限和不足之處，但從當時的時代背景來看，他比同時期的革命黨人或是共產黨人了解、傳播馬克思主義要全面和先進得多。他對農工力量的重視、對蘇聯的認同和借鑒，為后來國民黨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政策作了思想和理論上的准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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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中共廣東省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