韌的追求·艱的探索

侯外廬是我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思想家。從1927年留法始，他窮10年之功翻譯《資本論》，為開創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侯外廬對《資本論》的翻譯是同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研究和創新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我們應該把它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緊密地聯系起來進行思考。

思考之一，文本翻譯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在我看來，侯外廬等人對馬克思的原著進行翻譯，這是中國共產黨人所做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准備。劉少奇曾經坦陳：中國共產黨的自身弱點之一就是“理論准備不足”。“中國黨有一極大的弱點，這個弱點，就是黨在思想上的准備、理論上的修養是不夠的，是比較幼稚的。”（劉少奇認為，主要是“對馬列主義的原理與方法及對於中國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統一把握”。——引者注）“直至現在，缺乏理論這個弱點，仍未完全克服（雖然黨內少數同志特別中央的同志是有了對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統一理解）。因此，現在提倡黨內的理論學習，就成為十分必要。中國黨隻要克服了這個弱點，就能有把握地引導中國革命到完全的勝利。”^[1]顯然，劉少奇的分析是符合歷史實際的。但也不應忽視，為使馬克思主義理論被中國共產黨人接受，黨內知識分子確實做出了一定的准備。需要指出，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由於黨自身的不成熟，以及共產國際代表的誤導，黨的理論准備工作一直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一些特別關注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人（通常有所謂“三李”之稱，即李大釗、李達、李漢俊）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甚至被譏諷為“研究系”。因此，當時看中理論研究，尤其是致力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翻譯工作的人可謂鳳毛麟角。

應該說，在侯外廬之前，有人曾進行過某些翻譯嘗試。例如：1912年5—7月，在上海出版的中國社會黨紹興支部的刊物《新世界》第2期，刊登過朱執信譯述《社會主義大家馬兒克(即馬克思)之學說》，文中簡要地介紹了《共產黨宣言》的十項綱領，還有一節介紹“資本論之概略”。

又如：1919年5月，在李大釗的支持下，《晨報》副刊的“馬克思研究”專欄發表了較多的介紹馬克思主義的著譯和馬克思原著譯文。5月5日，為了紀念馬克思101年誕辰，譯載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日本河上肇著，淵泉譯)一文。同年5月9日起至6月1日，“馬克思研究”專欄又連載了馬克思的重要著作《雇佣勞動與資本》的全譯文，標題譯為《勞動與資本》。據羅章龍回憶，李大釗發起的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也曾組織翻譯《資本論》第1卷，但未譯完。^[2]

再如：1920年8月，陳望道根據《共產黨宣言》的英、日文版譯出了中文全譯本，被上海發起組列為“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第一種”，並用“社會主義研究社”的名義出版。陳望道翻譯此書，是在十分艱苦與危險的環境下進行的。1920年3、4月間，他在故鄉浙江義烏的一間破陋的柴屋裡，在陰暗的油燈下翻譯。為了防備敵人突然搜查，陳望道在小柴屋裡擺設了幾件用具，一塊鋪板和兩條長凳，既當書桌又當床，經過多少個日日夜夜不倦地工作，終於譯成。譯文又經陳獨秀和李漢俊仔細校對，於同年9月經發起組辦的“又新”印刷所印刷出版，第1版僅印了千份，奉送讀者。嗣后許多地方相繼翻印，影響遍及全國。與此同時，李漢俊翻譯出版了介紹馬克思經濟學說的小冊子《馬克思資本論入門》﹔李達在李漢俊的幫助下，翻譯出版了荷蘭郭慕的《唯物史觀解說》。這幾本介紹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譯著，對建黨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起了積極的作用。

通過上述實例，我們一方面看到了早期革命者和共產黨人艱辛的理論探索，另一方面也會很自然地發現問題。這就是在建黨初期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系統翻譯和全面理解還是一片空白，而侯外廬翻譯馬克思的《資本論》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展開的。

思考之二，“理論導師”指導下的翻譯

侯外廬翻譯《資本論》，得益於李大釗的指導。在早期共產黨人中，李大釗是他們的“精神領袖”（即“理論導師”）。眾所周知，李大釗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十分重視對馬克思原著的翻譯和理解，認為必須進行“學理”上的探究。1921年1月，他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及其實行方法的考察》一文中指出，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實現是必然的，但是絕非易事，所以要做認真的研究。“為了使一般人民了解什麼是社會主義，應首先翻譯各國最簡明扼要的關於社會主義的名著，進而深入研究中國與社會主義的關系及其實行的方法。”1922年2月，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組織的第一次公開演講，就是請李大釗講“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李大釗說，“馬克思的學說很深奧”，實在“不敢說對他有什麼研究”。“大家對馬克思的經濟學說都很想研究，但真正能夠研究他的很少。不但真正能夠研究他的很少，甚至於關於他的著述，僅僅隻看過一遍的，這樣的人也不能找出。”他表示：假以時日，“倘若各位能於讀書之余去研究馬克思的學說，使中國將來能夠產出幾位真正能夠了解馬克思學說的，真正能夠在中國放點光彩的，這實在是我最大的希望”。他告訴聽眾，“馬克思的大著作是《資本論》”，須把它“有系統的研究起來”。

李大釗幾次向侯外廬提到《資本論》，抱憾中國還沒有一部較為完整的譯本，他曾反復說過：“拼上半生功夫研究《資本論》，也不一定能得其要領。”1924年，當侯外廬聽從他的教誨，決意翻譯《資本論》，從理論上搞清楚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真義時，他給予了明確而堅定的支持。當時，在北京師范大學求學的侯外廬經同鄉高君宇（北京大學學生，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員，中共二大中央執委）與李大釗相識。同時，為了幫助侯外廬進一步開闊理論視野，李大釗又介紹侯外廬結識了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陳翰笙。他還將自己的西文書籍（如布哈林的《唯物史觀》的英譯本，從中亦可以了解李大釗能直接閱讀英文原著）借給侯外廬。在回憶錄《韌的追求》中，侯外廬對他和李大釗的最后一次會面做了詳細的追述。這是最難忘的一面。當時正值“三·一八”慘案后，李大釗遭北洋政府通緝，已避難於俄國使館的兵營（具體地點是中俄庚款委員會辦公室）。兩人見面的地點約在東交民巷道升洋行。侯外廬回憶，李大釗是登梯子越過一堵矮牆過來的。他向李大釗表示，“很想先在理論上追求真理”。李大釗說：“先從理論下手也好。”同時強調，應從馬克思恩格斯原著入手，並贊同侯外廬的翻譯馬克思德文原著的打算。正是這次會面，用侯外廬晚年在回憶錄中的話說：“決定了我一生的方向和道路。”

這裡還應特別提及的是：在侯外廬翻譯《資本論》的過程中，李大釗的兩位同鄉，河北樂亭人王思華和李樂光，給他以特殊的幫助。前者是他的合作者，從1930年由法歸國后，經陳翰笙先生介紹，侯外廬結識了同是留法學生的王思華，倆人志同道合、相互信賴，共同完成了《資本論》第1卷的翻譯。而李樂光(字白余，侯外廬在其回憶錄中稱李白余)則是當時北平地下黨的負責人，與王思華私交甚佳，幫助侯外廬找回了當年不便帶回國內、留在德國柏林由成仿吾悉心保存的《資本論》第1卷（20章）譯稿。要知道，這位李樂光正是李大釗的族侄。

從這段頗具傳奇色彩的歷史經歷中，我們既感受到幸運之神的眷顧，又感悟到老一輩思想傳播者的艱辛。今天的青年一代應該從中做出更為理性的思考。

思考之三，深入腹地，汲取西方文化之精華：《資本論》德文版的翻譯

應該說，嚴謹的翻譯是需要特殊條件的。在當時動亂的中國，根本不可能獲得通過翻譯掌握西學的基本條件和必要的環境。因此，侯外廬果斷地做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擇：留學法國。1927年夏，侯外廬赴法留學，進入巴黎大學文學院。開始學習德文，試譯《資本論》。1928年，正式動筆翻譯經恩格斯審定的《資本論》德文第4版。同年，經成仿吾介紹，侯外廬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選擇德文版翻譯，就是要尊重馬克思的原著。當時中國人接受西學、接受馬克思主義，從語言上主要是依靠日文和英文。這中間，產生的問題很多，最根本的問題是不能完整、准確地理解學術理論的本義。李大釗當年留日，其實有一個想法，就是要通過深入的文化考察，正本清源，真正認知西方文化的真義。因此，他特別反對時人“群趨於扶桑”、“以和化為榮”、追求“簡便易行”的淺薄之舉。相對於李大釗一輩人，真正深入到西方文化和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腹地，確實給侯外廬的翻譯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他珍惜在巴黎的每一寸光陰，使自己的學術追求變成了“有責任的信仰”（對知識的執著信仰）。也正是由於此，三年的留學生涯中，他甚至沒有得空美美享受西方文明古都的多姿多彩的風貌。這種留學生活更是今天的學生所無法想象的。大體馬克思寫《資本論》時遇到的困境，侯外廬在翻譯時也體驗到了。幾十年以后，侯外廬在回憶錄中曾這樣描述那段難忘的時光：在法國，我每天工作十六七個小時，除了上圖書館，除了為黨做一些必要的工作，幾乎足不出戶。巴黎是西方文化薈萃之地。我在巴黎附近生活了三年，一次不曾參觀盧浮宮、凡爾賽宮之類的名勝，一次沒有進過劇場去欣賞法蘭西的戲劇和音樂。我隻有遠望埃菲爾鐵塔，而從未得閑去登臨其巔。我把在法國享受到的、祖國享受不到的自由，全部獻給了學習和翻譯《資本論》的工作。付出如此代價，換來的成果是，兩年試譯，譯完第1卷20章。不過，侯外廬的思想和精神確實是充實的，60年后，他仍然可以清楚地列出他在巴黎大學所修的課程，尤其是圍繞《資本論》的翻譯在課外獲得的完整的西學知識。“德文、法文之外，還涉及西方古典哲學、哲學史、政治經濟學、經濟史、莎士比亞的戲劇、歌德的詩、數學、機械學等等。”另外，“我精讀了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學說史》，補讀了黑格爾、費爾巴哈、康德、亞當·斯密、薩伊、西斯蒙蒂、李嘉圖等人的著作”。

思考之四，翻譯與歷史考証並舉

赴法留學之始，侯外廬全力翻譯《資本論》（根據德文版），在兩年多的時間中，他譯完第1卷前20章。1930年春回國后，他繼續翻譯。此時，他著重就過去翻譯中存在的疑點進行深入研究。據他本人回憶：“以一個細處為例，第1卷第三章（貨幣與商品流通）的注釋第83，馬克思引用了《帝俄駐北京公使館關於中國的著述》所錄的一位中國官員的奏折。德文版《資本論》所示這位官員的譯名為Wan-Mao-in。我的清史知識不夠，初譯時對這個官員一無所知，在法國時就想查實他的姓名和職務，苦於手頭沒有資料。回國后，查閱過陳豹隱先生的譯本（陳豹隱先生翻譯出版過《資本論》前3章，1932年時，在北平大學法學院與我同事），陳先生是音譯為‘王蒙尹’的。”^[3]

侯外廬特別提到，為了徹底弄清事實的真相，“我和王思華（其合作者。——引者注）請教了研究財政史的崔敬白先生，崔先生願意和我一起查材料，最后才確定，馬克思提到的Wan-Mao-in，是名列《清史稿》列傳的戶部右侍郎王茂蔭。王茂蔭和Wan-Mao-in音同，是否就能斷定無誤呢？我還是放心不下，直到買到一部《王侍郎奏議》，研究了王茂蔭的經濟主張，貨幣改革主張，這才斷定Wan-Mao-in即王茂蔭無疑。在研究王茂蔭貨幣改革主張的同時，通過查核王茂蔭生平經歷，得到過一個意外的收獲。我了解到，王茂蔭曾在清政府血腥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出謀獻策，充當過幫凶”^[4]。

侯外廬還談到與他合作研究的崔敬白先生：“他是一位非常嚴謹的學者，為了核實王茂蔭——這個《資本論》注釋中提到的唯一的中國人，他也是窮追不舍的。他和我曾有許多封討論王茂蔭的通信。可惜，歷盡滄桑，崔先生的來信在我顛沛流離的生活途中失盡。”^[5]

從侯外廬的上述回憶，我們至少可以明了以下五個問題：其一，與閱讀譯本不同，侯外廬首先是從翻譯的角度發現問題的。作為譯者，必須忠實於原著，對原文中涉及的所有人物都要有精確的把握。因此，他把翻譯和人物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其二，早在20世紀20年代末期，侯外廬就嘗試研究王茂蔭，但囿於資料的限制，真正的翻譯研究始自1930年春。他和王思華的譯本於1932年9月以“國際學社”名義正式出版。其三，侯外廬不僅與王思華、崔敬白兩位先生一起考証了王茂蔭其人，而且還研究了他的經濟主張、貨幣改革主張、生平和政治活動。顯然，侯外廬不滿足於對這個人物做一般性的了解。其四，侯外廬的查考，基礎資料較為翔實，涉及《清史稿》、《王侍郎奏議》等。其五，侯外廬的考証和研究，得到了財政史專家崔敬白先生的傾力相助。他痛惜兩人之間有關王茂蔭研究的學術通信的遺失，並引為終生憾事。應該說，這也是中國現代文化史、學術史的憾事。

說到這一考証和研究，還必須提到郭沫若先生，他也清楚地了解侯外廬先生對《資本論》的翻譯和對王茂蔭的考証，並且格外關注此事。在回憶與郭沫若先生1938年在重慶會面的情景時，侯外廬說，當時，“郭老向我披露，他在日本時，確有翻譯《資本論》的心願，只是由於沒有地方出版才作罷的。所以，他一向注意國內《資本論》譯況。郭老說，他1932年在日本，從《世界日報》上知道我和王慎明（即王思華）出版了第1卷上冊譯本。當時，我在該報發表過一篇雜談翻譯過程的文章，其中一段，談及對《資本論》第1卷第3章一條注釋中所提的清代官僚王茂蔭名字的考証過程。連這樣一個細節，郭老都記得一清二楚。他告訴我，讀了我的文章之后，他還曾托人向王茂蔭在安徽的家族做調查，進一步核對我的考証。我對他研究問題的嚴謹、周密，不禁佩服之至”^[6]。

思考之五，翻譯之外：學術的張力與獨創

在我看來，對《資本論》的翻譯使侯外廬的學術研究得以貫通中西，形成自己鮮明的理性特色，從而開創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概括起來，我想有這樣三個相互聯系的方面需要引起重視。首先，對馬克思唯物史觀的深刻理解。他敢於懷疑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曲解。其次，確立了中國社會史研究和中國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起點。再次，對中西文明的差異性的深入認知。

我注意到，今天，有些人把侯外廬視為“教條主義者”。實際的情況正好相反。他努力嘗試把馬克思的理論與中國社會歷史的具體事象（王亞南用語）相聯系，實事求是（他以王國維、章太炎為楷模，繼承朴學傳統），做出自己的判定，以求“自得之學”。

通過10年翻譯《資本論》，侯外廬的學術思維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總結道：“《資本論》是凝結馬克思四十年心血的一部煌煌科學巨著。我從這部巨著中所得到的，不僅在於其理論，而且在於其超群出眾、前無古人的研究方式。《資本論》的理論和《資本論》本身所體現的方法論，是應予同等重視的。我個人在逐字逐句的推敲中苦下了功夫，才得領悟此中意義。翻譯較之一般的閱讀，其益處即在於它更嚴格地要求我們去理解，去重述理論的全部由來，更深入地要求我們去領會理論的闡述過程，乃至理論本身的邏輯構成。在我年輕的時候，想做學問，身為中國人而要擺脫中國傳統思想方式和研究方式的束縛，是非常難的，況且我這個蒙館讀經出身的知識分子。我常自慶幸，十年譯讀《資本論》，是對於我的思維能力、思維方式和研究方式的寶貴訓練。這方面的收獲，決難以任何代價換取。”^[7]有了《資本論》全面的“思想訓練”，直接促使侯外廬在史學研究中顯露出非同一般的學術品格和學術個性。在侯外廬獨特的學術思維框架中，他關注對一般規律的研究，但更注重對特殊性的探討，他的學術興趣始終緊緊圍繞著探究中國社會和中國思想的特殊性，從中發掘出問題，進而在研究中實現研究范式的創造性轉換。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的學術未沾染任何教條主義氣息。相反，他努力與教條主義劃清界限，即使在相當困難的條件下，他也沒有任何退縮。他始終堅持著對生產方式這一馬克思主義基本概念的特殊理解：“特殊的（歷史上一定的）生產資料和特殊的（歷史上一定的）勞動者（力）二者的特殊結合方式。用馬克思《資本論》中的話來表述，就是‘不論生產的社會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離的情況下隻在可能性上是生產的因素。凡要進行生產，就必須使它們結合起來。實行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會結構區分為各個不同的經濟時期’。馬克思接著就據此概括作為特定社會形態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特點。”而當有人指責他的觀點與斯大林的說法相悖，違背馬克思主義時，他則明確表態：“斯大林的說法我不懂。”^[8]在20世紀40年代，這樣做是需要自信和理論勇氣的。事實上，這種對特殊的深刻認知，伴隨了他一生的史學研究實踐。

從學術思維發展的邏輯著眼，認知、整合概念是學術研究中一項最基本的工作，作為受西方文化影響的治思想史者，侯外廬尤為重視此項工作，他的研究總是同厘清概念聯系在一起的。

他的學生何兆武先生回憶道：“侯先生在他的研究過程中，習慣於深入鑽研每一個重要概念的確切涵義﹔每每遇到一個重要概念時，不弄清楚，不肯罷休。”^[9]這種執著，筑造了他不懈的學術追求。

談到概念問題，就不能不聯系侯外廬的《社會史導論》。這是他研究中國社會史的第一篇論文。在這篇確定其研究導向的文章中，他圍繞20世紀30年代“中國經濟性質論戰各方所引用的方法論，做了一個總的批判”^[10]。其中涉及到一個最基本的概念：資本主義。侯外廬一方面提醒人們，“《資本論》裡用資本主義這一范疇甚少見，而做形容詞用的是取Capitalist，如資本家的社會，資本家的生產，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即生產方式。——引者注）的一社會，就是因為資本主義是按一個諸制度並存的構成看待”（絕非所謂“純而又純”——引者注）。“這種嚴明的方法論，實在是認識一社會構成（不是社會制度）的先決條件。”^[11]另一方面，他從對生產方式的認知入手，直率地批評了當時國內外學者對“生產諸力”、“生產方法”以及它們與社會性質的關系的誤讀，為進一步論証中國社會發展的特殊規律提供了理論前提。以此為基礎，侯外廬又進一步做了“理論延長工作”，合乎邏輯地提出並論証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由厘清概念到提出問題，是侯外廬的基本學術理路，他所力圖深入揭示的很多學術疑難大都是由對概念的不同理解所引出的。

在史學思維中構筑起唯物史觀，這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最顯著的特征之一。為了有別於傳統的思想史研究，使唯物史觀在中國思想史研究中得以充分展現，侯外廬提出了一條特殊的認知理路：將社會史研究同思想史研究有機地結合起來。他在反思、總結自己的學術生涯時強調：“我向來認為，社會史與思想史相互一貫，不可或缺，而研究中國思想史，當要以中國社會史為基礎。”^[12]如今，這一理路已成為被學術界認同的侯外廬學派的主要學術特征。

由此，我又聯想到一個問題：今人在評價侯外廬學術貢獻時，尤其看中其思想史研究的成果，那麼對他的作為“基礎”的社會史研究又應該如何評價呢？對這個問題，白壽彝先生有其獨到的看法：“外廬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貢獻主要是在社會史方面而不是思想史方面，他的代表作應該是《中國古代社會史論》。后來，《中國思想通史》寫得那麼大，量那麼多，但寫這書的史學思想是受《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指導的。”^[13]這是非常中肯的評斷。確實，如果從學術史的角度研究侯外廬的學術思想的話，他的社會史研究的價值更值得重新認識。至於其現實意義，似乎更不應予以忽略。

在侯外廬的學術思維取向中，給人留下更為深厚的思維空間的是他在傳統與現實的聯接當中，對“近代思維”的捕捉和闡釋。不可否認，直到今天，我們在認識很多現實問題的時候，往往出於思維的慣性，很自然地會返回到傳統，而不自覺地使思維發生某種層面、某種意義上的斷裂，以至於不能結合近代的思維、理念和概念解析問題，形成不少思維定勢，亦造成思想誤區。

侯外廬在他的中國思想史研究中，出於對異端思維的特殊關懷，總是力圖找尋被傳統所埋沒的異端思想家，努力去聯接已被人為地割裂的近代思想活動。對王船山（王夫之，1619—1692，字而農，湖南衡陽人，晚居衡陽石船山，學者稱船山先生）思想的個案發掘就是其中的有益的嘗試之一。

在侯外廬投入較大精力研究的思想家中，王船山是突出的一位，因為“船山思想昔人專門研究者頗鮮，梁任公先生曾錄述過一些船山的知識論斷片，而后來從事研究者，亦尚淺膚，不論羅列論點與輪廓要旨，都不能表達船山的學問所在”。而事實上，船山“則以一位哲學思想家開啟中國近代的思維活動。他在湖南山洞裡著作有那麼大的成就，我們不能不欽服，他可以和西歐哲學家費爾巴哈孤處鄉村著書立說並輝千秋。他使用頗豐富的形式語言成立他的學說體系，我們又不能不說他和德國近世的理性派東西比美”。^[14]今天，我們在中國思想文化的研究中，對近代思維活動——“新世界觀的萌芽”，應當像侯外廬那樣，進行更為“審慎的發掘”。

思考之六，理論的深化：亞細亞生產方式與中國社會史研究

思想史研究與社會史研究相結合，這是侯外廬的學術思想和實踐的重要特點。他的中國思想史研究是從中國社會史研究起步的，而他的中國社會史（尤其是中國古代社會史）研究又是同“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聯接在一起的。他從事這一研究直接導源於他對《資本論》的翻譯，以及20世紀30年代正在進行的中國社會性質論戰（中國社會史論戰、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

侯外廬回憶說，“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是在三十年代中國社會史大論戰之前，由蘇聯學者提出來的，當時在蘇聯多次進行過討論，爭論得很激烈。在中國、日本歷史學界都跟著或多或少地討論過，但是人們並沒有認為它已經解決。我在翻譯《資本論》時已經接觸到這個問題，因此，當它被人們提出來討論的時候，我就感到它是關系到中國古代社會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如果不懂得生產方式，不弄清亞細亞生產方式究竟是什麼，就不可能科學地判明中國古代社會的性質”^[15]。

為了弄清“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真實含義，侯外廬首先做了全面的（在當時特定歷史條件下盡最大可能的）理論研究，他深研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資本論》、《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草稿）》（馬克思遺稿，由蘇聯漢學家費德林提供俄文譯本，戈寶權翻譯，定名《前資本主義生產形態》）等經典著作。特別是后者，對侯外廬產生了關鍵性的影響。他說：“這是我們能見到的馬克思關於古代社會理論的文獻中，一篇最詳明的珍貴資料。我有幸在國內首先使用它。這份資料更使我增加了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史的理論勇氣。”^[16]

那麼，這份資料究竟給侯外廬怎樣的啟示呢？據他回憶：“第一，這份遺稿對於古代（按：指奴隸社會）的生產形態，即東方的、古典的，是並列地論述的。這種提法，比別的文獻講得都明顯、肯定。由此，表明亞細亞的（或東方的）和古典的生產方式，是古代社會‘構成’的兩種財產起源的路徑，當是無疑的。第二，這篇文章不僅講了亞細亞的和古典的‘古代’的相同之處，也闡述了二者的相異之點。它指出，‘財產的第二種（古典的）形態也正像第一種（東方的），同樣地產生了（它自己的）地方的、歷史的等等本質上的多樣性——是更為有變動、更為具有歷史性生活的產物，是原始部落之命運注定的及其曾經變態的產物。在這裡，各人的財產本身絕不是在第一種形態那樣——是常由自然路徑成熟的。’馬克思把古典的古代，用‘常由自然路徑成熟’這個特征表述出來，正說明這種‘發育正常的’與‘早熟的’東方形態之路徑的區別。第三，文章還通過城市和農村的分裂，私有關系，以及生產過程的佔有關系等，詳細分析了亞細亞的和古典的古代文明的具體路徑的不同，指出了這兩種‘古代’的路徑，都是由氏族公社的解體過程而生長起來的，只是第一種和公社密切結合，而第二種在后來把公社的氏族軀殼完全沖破了。”^[17]

基於這樣的理解，1943年1月，侯外廬寫出了《關於亞細亞生產方式之研究與商榷》一文（該文原題為《我對於“亞細亞生產方法”之答案與世界歷史家商榷》，1945年8月發表於《中華論壇》，收入《侯外廬史學論文選集》），論証了他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和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基本看法。

該文在闡述著者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的特殊認知的基礎上，專門解析了“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起源之差別性”。在他看來，其差別主要來自國家和氏族制度的遺留，表現為財產所有權、公共權力、祖先崇拜，等等。

1942年，侯外廬的《中國古典社會史論》（后為准確起見，更名《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重印）問世，該書前兩章圍繞著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的爭論，明確提出了自己對該理論的看法及其對中國古代社會的基礎認識。在重印本的導讀中，侯外廬的學生張豈之先生特別指出，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作者“沒有直接採取當時已有的某一種現成觀點，而是重新作了追根究底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結論。作者說：‘土地氏族國有的生產資料和家族奴隸的勞動力二者間的結合關系，這個關系支配著中國古代的社會構成，它和古典的古代是同一個歷史階段的不同路徑’。這一結論是作者研究中國古代的理論基石，也是讀者理解本書內容的必要前提”。從准確把握侯外廬的學術思想和學術特點的角度來看，這一解說十分貼切。

注釋：
[1] 劉少奇：《答宋亮同志》，載《劉少奇論黨的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273—274頁。宋亮即孫冶方。

[2] 李大釗：《椿園載記》，載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李大釗研究會編：《李大釗史事綜錄》，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485頁。

[3][4][5][6][7][8][12][15][16][17] 侯外廬：《韌的追求》，三聯書店1985年版第31、32、32、128、91、227—229、221、230、233、234頁。

[9] 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編：《紀念侯外廬文集》，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頁。

[10] 侯外廬：《社會史導論——生產方式研究與商榷》，載《侯外廬史學論文選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頁。

[11] 同上書，第22—23頁。

[13] 白壽彝：《外廬同志的學術成就》，載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編：《紀念侯外廬文集》，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1—22頁。

[14] 侯外廬：《船山學案》，岳麓書社1982年版第1頁。

（作者：北京行政學院教授，北京師范大學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